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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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地自然条件

为了能够更好地探究市区树木生长情况与园林植物多样性的关系，我们相关研究人员利用聊城市市区树木的生长状况以及园林植物物种的多样性进行分析研究。其中聊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处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省界内，毗临河南省以及河北省，同时是华东、华北以及华中三大行政区域的交汇处。市区处于黄河的冲击平原，主要地势情况是西南方向较高，东北方向较低。

聊城市地区暖温带季风的气候区，属于半干燥的大陆性气候，气温在日较差以及年较差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年平均气温才能够达到13.2℃，1月份平均气温只有-6.6℃，极端最低气温-22.7℃，7月份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极端最高气温39.5℃。年的平均降水量可以达到551.5mm，降水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7月或者8月这3个月中，并且年平均相对湿度高达65%。这个地区的气候相对来说比较适宜，光线照耀也比较充分，年光照时间数2463～2741小时之间，无霜期200天左右。

2 调查方法

在聊城市市区内挑选9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广场进行相关的普查工作，其中对于乔木类型树种，主要进行树高、胸径、株数以及树木整体成长情况的调查；对于花灌木类型树木，主要调查株数、树木高度、冠幅以及总体生长情况。结合相关园林树木的保养以及维护的管理标准，将园林树木的整体成长状况进行量化并且赋予相应的分数，具体的情况可以通过表1进行说明。

3 以聊城市市区的树木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试验结果以及相关的分析和研究

3.1 园林树木整体成长情况的量化计算方法

对园林树木的整体成长情况的分级标准对树木的生长情况进行相应的量化，同时给予一定的数值。对于各个树种结合生长情况的分级标准进行赋分之后，通过株数的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各个调查广场内部的园林树木的平均成长情况的数值。其中计算公式可以这样表示：

式中：G：某调查地点园林树木平均生长状况分值；gij：某树种某生长状况分值；nij：某树种某生长状况株数；N：某调查地点园林树木总株数；n：某调查地点园林树种数；s：园林树木生长状状等级。

3.2 园林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分析以及计算的主要公式

3.3 园林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及整体成长情况关系的具体分析

将调查得出的各种数据以及信息进行统计或者相应的整理，通过园林树木株数的方式计算H值。其中通过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利用园林树木以及灌木株数计算之后得出的Shannon-Wiener 指数（H值）与园林树木的整体生长情况的数量化数值（G）间的关系是相关性的关系，其中具体的相关方程是G=2.7799+1.30056H；与此同时，可以计算出相关指数为0.9211，以及标准差是0.1449，根据相关的专业知识计算出估计的可靠性可能达到99.9%，非常接近100%，所以这项研究的主要结果是非常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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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政府间组织对于传统知识的态度就对传统知识的积极利用和消极保护,不同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开展了讨论。由于关注点不同,形成了3个主要方向: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环境与生物,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经济与贸易,以《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社会和权利。

2.1环境与生物主导这一类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系统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这些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普遍将传统知识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工具,因此主张对于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以及惠益分享。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原则22规定:“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的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而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地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原则在被称为“里约三公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toCombatDesertificationinthoseCountriesExperiencingSeriousDroughtand/orDesertification,ParticularlyinAfrica,1994,简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有一定的体现。这也是传统知识首次在国际宣言中得到认可和尊重,而且与之相关的土著与地方社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重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和8(j)中,关键是提出了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以及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问题。因此,在公约框架下的传统知识,是围绕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而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也不应该以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为目的,而是需要以惠益分享作为手段,通过保护和持续利用传统知识,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目标。这必须成为在公约框架内传统知识相关议题的指导原则。《生物多样性公约》2001年10月22至26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会议”上达成《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BonnGuidelinesonAccesstoGeneticResourcesandFairEquitableSharingBenefitsArisingouttheirUtilization,2001),提供了一个透明的框架来促进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并且帮助各缔约方建立保护土著与地方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机制及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andBenefitSharing,ABS)制度。具体来说,《波恩准则》提出了两个关键程序:“事先知情同意”(PriorInformedConsent,PIC)和“共同商定条件”(MutuallyAgreedTerms,MAT)。自2002年4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次缔约国大会通过的《波恩准则》之后,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下,经过旷日持久的国际谈判过程,力图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实现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公平与公正地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薛达元,2007;张丽荣等,2009)。然而,直至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国大会的最后一天,各缔约国仍然无法就惠益分享达成协议,导致谈判破裂,而大会主办方日本的斡旋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薛达元,2011a;Xue,2011b),在规定闭幕日的次日凌晨,终于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theNagoyaProtocolonAccesstoGeneticResourcesandtheFairandEquitableSharingofBenefitsArisingfromtheirUtilizationto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2010),简称《名古屋议定书》(NagoyaProtocol)(薛达元,2011a)。传统知识是《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惠益分享,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说明了惠益分享虽然是《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但是惠益分享的终极目标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进而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从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到2001年的《波恩准则》,最后到2010年的《名古屋议定书》,传统知识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一方面反映出传统知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外一方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框架下,为土著和地方社区争取惠益分享权利的努力成果。《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于1994年6月17日在法国巴黎通过。中国于1994年10月14日签署该公约,并于1997年2月18日交存批准书,公约于1997年5月9日对中国生效。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17、18和19条都有大量与传统知识直接相关的条文。由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主要目标是非洲国家,因此,这个公约中的传统知识议题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实际上,在内容上,此公约内的传统知识议题只是重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内容,但是强调了传统知识在防治荒漠化中的作用和潜力,并且要求采取类似惠益分享的方式回报当地社区。为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在2001年6月25日至30日,世界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在罗马举行的第6次特别会议上,完成了修订《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TreatyonPlantGeneticResourcesforFoodandAgriculture,ITPGRFA)。该条约于2004年6月29日生效。中国目前还没有签署这一国际条约。《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要求的《材料转让协议》(MTA),部分地约束了遗传资源获取者在通过多边途径获得材料而提出知识产权的要求,并且将其作为强制性的惠益分享起点,故此初步解决了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问题(薛达元,2011a)。

2.2经济与贸易主导

第2类是关注经济与贸易,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TheInternationalUnionfortheProtectionofNewVarietiesofPlants,UPOV)缔约国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这些组织被发达国家主导,追求自由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故此要么回避传统知识的权利问题,要么试图将其纳入到既有的知识产权体系或者某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制度,反对把传统知识作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基本权利,担心这些权利成为经济和贸易的壁垒。发达国家利用WTO,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多哈部长宣言》这两个与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有关的WTO文本。TRIPs是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中最重要的多边文书。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协定的是,TRIPs具备有力的执行机制,各签署国都受WTO争议解决机制的约束。在TRIPs中,第27条涉及专利的部分被认为与生物相关,但主要是反对给普通的动植物授予专利权,只授予微生物专利权,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专利或其他特殊制度进行保护。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反对保护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有关。在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多哈部长宣言》第19条中提及:“特别审查TRIPs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的关系、审查对传统知识和民俗的保护以及成员们根据第71.1款提出的其他相关新进展。在进行这一工作时,TRIPs理事会应以TRIPs协定第7条和第8条所列目标和原则为指导,并应充分考虑发展问题”。由此可见,WTO不希望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惠益分享影响既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实际上并不承认传统知识可以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应该受到排他性的保护,并且默许了对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侵占,这对于拥有大量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于1968年8月10日正式生效,主要保护的是现代育种者的权利。以后该公约在总部日内瓦又经过1972年、1978年和1991年3次修改。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正式加入UPOV的1978年文本,是UPOV公约第39个成员国。《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目标在于促进研发植物新品种,因此规定了一种特权,即“育种人豁免”,也就是育种人培育新品种的行为不受限制。实质上,这种特权可能造成对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冒犯,在未经过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基础上,不当地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而效益主要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从事开发者或者投资开发者的利益。因此,这种不要求进行惠益分享的育种者特权违背了公平性和公正性。1998–1999年期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向28个国家派遣了调查团,以了解传统知识持有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需要和期望。召开了两次关于传统知识保护的圆桌会议,而且就“传统知识及其革新和创新”进行了多次调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公布了调查的结果,题为《传统知识持有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需要和期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实况调查团报告(1998–1999)》。2000年9月25日–10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WIPO成员国大会第26次会议(第12次特别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政府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关注3个主题:(1)遗传资源的获得和惠益分享;(2)传统知识的保护,无论是否与这些资源相关联;(3)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3个主题的第一个是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的,也说明WIPO承认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的相关议题,包括惠益分享要求。但是在第二个主题上,WIPO明显涵盖了更广阔的范畴,超出与遗传资源相关的限制,同时也仅以传统知识的保护为目标,并未提及惠益分享的要求。在第三个主题上,WIPO列入了其长期考察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一方面是因为此部分有别于传统知识,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更多地将此主题导向传统的知识产权领域。由于WIPO代表的是工业国家的利益,因此,至今没有出台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以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相关权利不受侵犯。而将传统知识完全纳入到旧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知识产权意识,而持有传统知识者,更是难以通过旧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如专利或者版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3社会与权利主导

第3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关注社会与权利,主要是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会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这些政府间组织追求公平和正义,故此不满足于仅仅将传统知识作为知识产权,也不认为传统知识只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工具,而是将传统知识视为土著与地方社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著与部落民族身份构建要素,因而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尽可能在习惯法的范畴内理解传统知识对于土著与地方社区的意义和价值。《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ConventionConcrningIndigenousandTribalPeoplesinIndependentCountries,1989,ILOConvention169)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在1989年6月27日通过的,该公约于1991年9月5日生效,是拉丁美洲国家签署。《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的目标是为了土著和部落民族成员平等享有所在国家的其他成员的权利,以及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促进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这个公约为土著人民争取更多的权利,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等相关权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是一个成立于1964年12月的联合国常设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处理有关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机会,并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在公平的基础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于1972年加入,目前是贸发会议、贸发理事会以及所属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于1999年9月13日至16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第九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个《马拉喀什宣言》(MarrakeshDeclaration),其中第17条声明中包括:“设法建立机制以均衡地保护生物资源,制定保护传统知识的纪律”。自2000年2月12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届大会开始,传统知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其“行动计划”中第147条提及“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目标和条款,研究保护本地和土著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方法,在研究和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相关的技术方面增强合作”。2004年6月13日至18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一届大会。该次大会达成《圣保罗共识》(ConsensusofSaoPaulo),其中第68、88、101和第103条均涉及传统知识议题。2008年4月20日至25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二届大会,有一个“77国集团和中国在贸发十二大召开之际发表的部长宣言”。其中第18、60、86和第105条也涉及传统知识议题。与世界贸易组织相比,联合国贸发会议明显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地方社区的权利。但是贸发会议对于传统知识本身的接纳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直至2008年的大会,才明确提出惠益分享的要求。传统知识的议题并未在贸发会议中有实质性的突破。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于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5年10月20日在第33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28日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6年12月29日批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些公约对传统知识以消极保护为主。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9月13日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中国投票支持该宣言。该宣言共46条,内容涉及土著人民享有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内容全面的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人权文书,其对集体人权的强调在国际人权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该宣言的通过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将致力于保护土著人民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而这些权利与传统知识具有一定关系。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序言中提及“认识到尊重土著知识、文化和传统习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并有助于妥善管理环境”。具体内容在宣言的第11、24、26、27和第31条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个宣言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类似之处在于关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案或者惠益分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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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内涵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或biological diversity）是指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以及其生存环境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包括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物种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和生态系统多样性(ecosystemic diversity)。广义的遗传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所携带的各种遗传信息的总和。狭义的遗传多样性主要是指生物种内基因的变化，包括种内显著不同的种群之间，以及同一种群内的遗传变异。遗传多样性主要包括形态多样性、染色体多样性、蛋白质多样性和DNA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物种多样性既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又直接显示基因多样化。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态学过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栖息地差异和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生命支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中学生物教学中生物多样性教育的必要性

1.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人类的食物如粮食、水果、蔬菜、鱼、肉、蛋、禽等全部来源于生物；人们穿着的棉织品、丝织品、毛纺织品及皮革制品也直接来源于生物；生物还提供了绝大部分的中药材，以及橡胶、紫胶、白蜡、木材、油脂等工业原料。人类的生活环境也依赖于生物，如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生物多样性还为人类的仿生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启迪，使雷达、飞机、照相机、风暴报警仪、红外线跟踪仪、电脑等一系列的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成为现实。［1］据记载，自公元1600年以来，共有724个物种消亡。物种灭绝速度高于自然灭绝速度的3千―4万倍，到20世纪末全球有5―6万种生物受灭绝威胁，1/5的植物受威胁。［2］因此，可以说当今全球人口、粮食、能源、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重大问题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有关。当前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使人类基本需要的选择余地大大缩小，动摇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人类社会要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要保护和恢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

2.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是落实中学生物教学目标的客观要求。

《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更详细地指出：“学校对生物多样性的教学不足”，“现在在各级学校的课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还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增加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课程，编写教材，制作教具并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所有中学和小学要在自然常识和生物学教材中增加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知识的内容，对中小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利用保护区、点和其它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场进行实地教育”。而我国现今绝大多数学校没有开设保护生物学课程，但新《生物课程标准》已经明确把生物多样性教育作为生物学教学的主题，课程中也涵盖了大量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如生物课本初一(下)增加了“鸟类的多样性”、“哺乳动物的多样性”两节；初二增加了“生物与环境”一章；高中生物课本也设有“生物与环境”一章等。因此在中学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多样性教育是落实生物多样性教学目标的客观要求。

三、中学生物教学中实施生物多样性教育的途径

1.挖掘教材内容，寓生物多样性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初高中生物教材包含了大量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内容。有的比较集中，有的比较分散；有的显现，有的隐含。教师应深入研究、挖掘教学内容的内涵，尽可能从生物多样性所包含的三个方面渗透。

教师可结合初中教材中生物分类知识的教学，展示物种多样性，并强调生物资源虽是可更新资源，但过度开发利用，超过生物负载能力，物种数量会下降甚至崩溃。例如由于过度采伐，我国濒临灭绝的高等植物已达4000-5000种。药用植物中，天麻、人参、黄芪、茜草、沙仁也由于大量挖掘而减少。在讲授初中生物教材第八、九章，高中生物学教材第六、七、八章生物的类群和生物的进化时，我们可以适当穿插物种多样性的介绍，并强调生物的进化是不可逆的，已经灭绝的物种如恐龙等不可能在地球上重现。教师可结合高中教材生态系统一节，介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初中教材第十章，高中教材第七、八章，当讲到生物与环境、环境保护、保护珍稀生物等章节时，我们可以将生态环境的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生态系统多样性联系起来，将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种质资源保存和物种多样性保护联系起来。在中学生物教材中谈到的食物链也是物种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典型实例：在植物植食性昆虫捕食性昆虫食虫鸟类食物链中，各级营养关系都保持着一定的数量，维持着自然的生态平衡。如果人为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此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所谓的“害虫害兽”，也是使学生充分认识每一物种存在价值和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告诉学生进行害虫的综合防治时，保留一定的害虫数量，就可以维持一定数量的捕食性昆虫和鸟类，将害虫控制在较小的数量水平上，危害较小或不造成危害，农作物抗灾害能力才能较强。相反，如果过分地强调消灭害虫，大量喷施农药，虽然能暂时消灭大量害虫，但同时也大量杀死了害虫天敌。部分幸存的害虫，由于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产生了抗药性，短时间内就会迅速蔓延，而害虫天敌则在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到相应的水平，因而使害虫成为灾害。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要保护那些对人类有益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而且要保护害虫天敌，使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多样化，维持稳定合理的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因为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具有一定的地位，且各种生物相互依存，维持相对平衡。生物种类越多，相互关系越复杂，生态系统就越稳定，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维持生物多样性。教师可结合初中生物学教材第七章、高中生物学教材第五章“生物的变异”一节的教学，介绍遗传多样性。总之，生物教学自始至终都要注意引导学生保护自然的真、善、美，爱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使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学生的自觉义务和行为。

2.理论联系实际，寓生物多样性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在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多样性教育，课堂理论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寓生生物多样性教育于实践中，从而开阔其视野，增强其感性认识、提高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同感。

（1）可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兴趣活动。进行野外调查、参加夏令营、知识竞赛、小实验、收看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影像资料、举办主题板报、墙报展览、主题班队会等各类活动是进行生物多样性教育的很好途径。例如，课余可组织学生调查本地区存在的动植物类群或受威胁的生物物种，指导学生针对调查结果进行认真讨论，并学会撰写调查报告，鼓励学生就如何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物种濒危的形势及有效对策、生物种质资源的保存、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综合利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使学生领悟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破坏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组织学生参观保护区、植物园、动物园、标本馆，以及有关的学校和科研机构。

（2）教师可结合每年的一些特殊纪念日，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植树节”、“国际湿地日”、“爱鸟周”、“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组织学生举行一些有益的宣传纪念活动。在街头、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立宣传站或咨询点，或组织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加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学生真正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参与者。

（3）积极营造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如在学校生物实验室悬挂国家保护动、植物名录，陈列标本或模型。有条件的还可设置生物园，让学生自己动手种植一些作物，饲养一些小动物，从而培养他们热爱生命、保护生物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在生物选修课、研究性课程、讲座中开展生物多样性教育。选修课、研究课和讲座这种形式系统的教育，能使青少年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有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通过这些实际活动，学生能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懂得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密切关系，从而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人翁意识。

3.加强学科联系，寓生物多样性教育于融会贯通之中。

虽然在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多样性教育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但作为人类必备的生态文明素质――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培养毕竟不是某一学科所能独立承担的，它更需要多门学科融会贯通。因而，我们还必须注重学科的横向联系和渗透，发挥整体性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物教学的整体效益。在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课程除了生物学之外，还包括地理、物理、化学等。我们可以与其他学科教师积极讨论，把生物多样性教育纳入到其它各种学科中。在这些课程中渗透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可以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认识，从而收到更好的教育普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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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4亿年间，地球上共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发生在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命灭绝事件，造成了超过9070的海洋生物物种消失和大量陆地生物灭亡。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荒芜的精神家园，数不尽的社会矛盾……当今世界已经走在毁灭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什么时候到来?

150多年前，一位印第安酋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经过漫长的生物演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是极为丰富、蓬勃发展。人类诞生于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并且以其他生物的丰富作为诞生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实用和公益价值。生物源的实用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人类从多样的野生和驯化的生物源组分中，得到了生存、发展所需的食品、药物、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远远超过其直接价值的，是人们通常忽略了的生物多样性的间接和潜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关，主要表现在固定太阳能、调节气候、调节水文学过程、防止水土流失、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贮存营养元素并促进养分循环和维持进化过程等方面。归纳起来，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适应当地和全球变化的机会。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人类文化多样性也可以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等人类社会特征的多样性上。正如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如游牧生活和移动耕作)的一些特征表现出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

自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文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早在生物科学发展的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较低级的动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达尔文强调“物竞天择”，同时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达尔文关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恰恰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的观点，却显现出“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也正是这种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生态服务价值分离的价值观，使人类无情、无度地蚕食地球生命系统，引发地球生态危机，从而引发人类自己的生存危机!

生物多样性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生存问题考验着地球上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思考生物与人的新平衡，都在探求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办法和途径。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不可分。人类从早期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开始，到建立原始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衣、食、住、行、治病、娱乐、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动物和植物。不同区域的原住民和居民形成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相应的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对相应区域人的生存生活以及习俗传统有直接的影响。

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哪个人种或民族，动植物的名称都是相当重要的语言组成成分。全世界已知35万种高等植物，每种语言都有35万个以上的植物名称。自然界的动植物不仅丰富了人类语言的内容，而且是人类认识、学习和利用自然求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老师。比如纳西人祖先传下来的经验就告诉当地人：“开白花的植物富含营养可以吃，开绿花的植物有毒不能碰，开红花的植物可以做药治病”。这就是纳西人认识、学习自然的知识。后来，这些知识经发展就成了对食物、毒物和药物的识别和认知。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认识和利用植物的知识的不同，就是生物多样性认知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是用动植物作为某种文化标记和象征。如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在门上悬挂一束新鲜的菖蒲和艾蒿，意为驱邪避恶，保佑平安。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在傣历新年食用的用新鲜芭蕉叶包住蒸熟的糯米饼，其中掺和有不可缺少“糯索花”(云南石梓树的花)。这种树在西双版纳有野生也有被栽在村寨里和房前屋后，也就成了傣族人的文化象征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