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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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创意设计与地域经济的相关概述

1.1文化创意设计的含义

文化创意设计，顾名思义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文化设计，它是对文化进行创新的成果。具体来说，文化创意设计主要指的是以文化为基本元素，对不同的多元文化进行融合整理，进而设计出的具有创意性的文化现象。由文化创意设计衍生出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文化创意，是由英国首创的，主要包括三大内容，即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智能产权。之后有很多国家与地区也纷纷提出与之相关的概念，主要包括文化产业、版权产业、体验经济、休闲产业等概念。文化创意设计不是简单意义上对“新技术、重投入”的一种叠加，它需要植根于社会这片肥沃的土壤之上，让技术充当养料促使其茁壮成长。我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业态与形态进行了界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将文化创意产业放在了一定的高度对其进行整体的布局。

1.2地域经济的含义

地域经济隶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它与地理环境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性。具体来说，地域经济又可以称之为地区经济或者区域经济，主要指的是在某一地理环境中不同的经济主体(不仅包括本国人与本地人，还包括外国人和外地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拥有的经济资源以及在一些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随着我国十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征程的开启，地域经济发展在我国呈现出新的令人瞩目的发展动向，将我国地域经济发展引入一个较为活跃的时期。地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辐射作用，它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与提升的作用。因此，促进地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有利于加速实现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发展文化创意设计的必要性

文化创意设计是从20世纪末的发达主义国家开始萌发的，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创意设计更是在世界各个国家掀起了新的浪潮。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之后，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一枝独秀，成为走出危机的先导产业，从而使得我国党和政府对文化创意设计的发展更加的追捧与重视，它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具有其必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推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就是以文化为基本元素，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多元文化进行融合、整理、创新、发展，从而设计出蕴含文化底蕴并具有特色性的文化产品。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促进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文化注射了新鲜的血液，使得我国的文化更具有生机与活力，这对我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推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2.2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提升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它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文化创新能力，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展，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更好地带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2.3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

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它对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并且，全国各个发展较好的大型城市也都随之推出相关的政策来支持与推动我国文化创意设计的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已经将文化创意产业放在文化创新的高度进行了整体布局。所以说，发展文化创意设计是我国政治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

3发展文化创意设计的重要性

文化创意设计在我国有其发展的必要性，因为它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样，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1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很难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新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发展具有其重要的意义。文化创意设计就是以“创新”为核心基础的，它是知识经济时展下的产物，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与创造力。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2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是综合国力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二者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创意设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文化与创新的一种融合，文化创意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来说具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创意文化产业能够将抽象的文化直接转化成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产业形态，它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

3.3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对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不仅是危机帮扶的先导产业，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型战略，而且还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文化创意产业属于一种新型的创新型产业，它依靠人的智慧、天赋与技能，充分发挥高科技的作用对文化资源进行提升与创造，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与开发，产出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具有较高就业潜力与较高财富创造的新型产业，它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与地区在国际竞争中夺取竞争优势的新举措。文化创意产业蕴含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它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对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4探讨文化创意设计对地域经济的发展

4.1文化创意设计是地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文化创意设计是知识经济时展的产物，它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与创造力。文化创意设计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是一个具有较高就业潜力与较高财富创造的新型产业，有利于创造出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是地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地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动力。

4.2文化创意设计能够促使地域形成新的产业链，从而带动地域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

文化创意设计主要以“创造力”为核心基础，它不但可以将地域内现有的文化与创意资源转化成经济成就，从而提升地域产业经济的附加值，形成新的产业链，而且还会通过对地域内的文化资源进行激发、保护以及再利用，从而带动地域内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提升整个地域的经济结构，促进地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4.3文化创意设计对地域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创意设计对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与促进的作用，文化创意设计之所以对地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项新兴的产业类型，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创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逐渐成为促进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一项好的文化创意设计能够瞬间大幅度提升一个企业的知名度，使得产品的附加值与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地增加与扩大，并且能够使得地域内很多传统的产业与产品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4.4文化创意产业为地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高的效益

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产业，它是对地域内传统产业的一种超越，其理念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反映。文化创意产业所推崇的是多样化、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以及充满个性化且丰富多彩的创意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可以看作绿色产业，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艺术性，在作业模式上打破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传统分工体系等，为地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效益。因此，文化创意产业逐渐在地域发展战略中占据了首席之地。

5结语

一言以蔽之，文化创意设计是以文化为基本元素，对不同的多元文化进行融合整理，进而设计出的具有创意性的文化现象。文化创意设计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文化创意设计具有其必要性。由文化创意设计衍生出来的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具有较高就业潜力与较高财富价值的新型产业，具有很高的附加值，它对我国地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学峰,王国兵.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的模式——以网游业为例[J].东北亚论坛,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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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易经》；简约化；文化精神；科技影响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05-04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这是为什么呢？国内外许多顶极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发表了题为《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他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他把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归罪于五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国人观念上把技术看作“奇技巧”；四是国人缺乏推演思维；五是天人合一观。而四、五点全是《易经》之过，把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反映在思维领域的缺陷归罪于《易经》在推理方面只注重归纳法而轻视演绎法；把天人视为一体、内外同理，抹杀了自然规律跟人世间规律的区别。

事实上，《易经》文化不仅存有归纳法而且存在演绎法。《周易·系辞上传》记载“易有太极则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讲的就是演绎法。然而《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

一、《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

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

其一，《易经》符号简约化。《易经》仅用阳爻和阴爻二个基本符号，用三个爻的不同组合形成八卦，再由两个八卦的重组得出64卦。不同的卦象均由阳阴两个基本符号在易变中演生而来。比如泰卦，上坤下乾。坤是地，乾为天。古代人迷信，认为地在上天在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天地交通之象。《易经》仅用二种符号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运动规律，而不是采用每一具体的符号对具体事物进行定格；仅用极少的几个符号表达变幻不拘的具体事物的表象。用极其少的质料因来简约一切实际问题，缺乏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性质具体表征。符号简约易于拘泥于简单的符号组合，忽略事物真实的面目。试问人的名子符号能够穷尽作为自然人的思想及个性吗？代表表象的符号不能透视事物内部的规律。运用简约的符号只能便于对事物进行记录和描述，只能从最简明和简易的方面去刻画，至于表象之内的东西，仅靠简约后的几个符号进行提炼是很困难的，必然采取与简约相反的路径去探测。比如用系统化、整体化、有机化比较简约化更复杂更科学的路径去探索，可能要比从表象对事物进行简单的认知更深入、更深刻、更透彻。因此，化繁为简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只能代表着简易和粗浅。古代先民采用简约的符号，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易经》中所表现出的简单性、直观性和象征性。而西方文化在对事物作以区分时，总是以特别明确的符号进行标注，每个意义与事物都非常的确定和清楚。比如“”代表推理的结果；“+”代表数字累加。符号意义非常的确定、唯一和具体。而《易经》64卦象符号是在两个基本符号的易变下赋予不同的表象，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也难以记忆。不仅会给人造成形似、大致、模糊、笼统的错觉，而且使人的思维停留在一种简化、简单、近似的塑化环境中，进而习惯于“掌握表象等同于完成了对事物整体认识”的简约思维。在符号的选择上，《易经》文化走上的是一条看起来非常简单，实质上对事物的描述和表达却不是一件很简约的事。在简约符号的文化积淀下国人的思维和注意力往往放在对事物表述的简单刻画上，忽略了符号背后事物之间的逻辑性、思辨性和实证的思维联系，没有形成追求确定不疑的知识文化精神。而这三者恰恰是西方科学的本质特征。

其二，语言文字简约化。“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育的年代。”[1]在这一过程，中华文明始终贯穿着文字及语言简约的价值取向。因为语言的简约化可以重点表达语言的发音量和文字的表达效果。比如说“爸”和“爸爸”，当喊出声时，前者声量必定有力有声有色，后者则被第二个爸字轻音弱化。中国古文堪称语言文字简约化的代表和典范。为了使字词更简约、更精美、更上口，中国古文往往不遵循现代语法逻辑结构。杨振宁先生认为世界各地的原始语言和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结构，而汉语中的单音是仅有的。如64卦的卦名乾、坤等，读起来声音洪亮底气足，有力有份量，它适宜中国古人对体内过剩能力的发泄需要，因此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元、利、贞、吉、凶、阳、阴等这些单音节字一直被保留下来，足以说明语言文字的简约化是受到《易经》的影响。中国先民为了语言文字的简约化，往往不注意语言的系统性和表达的逻辑性。有时为了力求字词的简约化牺牲了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造成在语言文字运用方面非常的不确定性。象征意、通借字、引申意、扩展意等等从表象来看难以确定，根据不同人的心情和思绪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英语却不同，比如word是单词、言语、消息之意，前头加上the 则变为圣经的意思。英文多以复音出现，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的意义，非常的精准。比如respectable（应受到尊敬的）；respectful（尊敬的人）；respective（各自的）。即使它们是同词性的词，符号表达不同，音节读音不同，意义不同。结构区分相当清楚，意义区别相当明显，不存在词性不清楚，结构不明确，意义混乱和笼统问题。《易经》语言文字以简约化著称，它淡化了人们逻辑一致性和系统性的思维观念。在意义方面某种程度上《易经》带给人们的不是确定性的真理，而是思维的随意性，缺乏理性，主客不分，天人一体的幻境。从中国古文诗辞歌赋中可略知一二。中国诸子百家格言警句多，但之间联系不严密；《道德经》隽语名言多，但缺乏系统性；《论语》言语简明但不规范。既然《易经》文化表达了一种简单和大致能够描述事物表象的价值倾向、一种简练和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缺少精准性、系统性和逻辑推演的科学探究理路，那么要让《易经》文化担当起培植科学发展精神的给养和土壤，恐怕它难负此任。

二、《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

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首先，简约化类比方法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爱因斯坦说得好，“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2]《易经》简约化思维在构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联时，不是主要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而是采用与归纳和演绎相比具有简约特征的类比法。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而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一样是或然性的。类比推理看似有归纳的影像，但不是归纳，它偷功省力，不象演绎那样进行的严密和扎实，采用牵强附会的思维达到对另一事物进行推理。“《易经》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不如说是类比；与其说是归纳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犯的错。归纳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式除了不完全归纳外，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而类比思维就不同了，得出的结论只是具有或然性。而且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3]简约化类比即简单类比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法，代表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类比、比喻、象征等思维形式，从本质上看，是同一形态的东西。比喻是类比的表现形式，象征即是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三者都建立在经验的、具象的基础上，都是主体借助一定的物象或原理，以阐明特定的情感意志的一种方法。”[4]简约类比主要表达主体的情感意志，常被用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理解为修辞手法更为恰当，感性的因素多一些。而归纳和演绎，尤其是演绎，它是在大前提下透析一切内涵的有效推理手段和渠道。“类比推理前提不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类比推理所依据的是两事物一部分属性相同，进而推知另外属性也相同，这样，前提不能蕴含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不能保证结论必然正确。”[5]这种方法容易在不同类别的事物之间通过牵强的类比，形成表象的、非本质的、错误的联系，用在科学研究中是不能推出正确的定律和定理来的。《易经》在逻辑方法上这种简约化，使原来可以初见科学的演绎法自然发展下去却被简约的时尚思维环境裹挟在垃圾堆里，只计简便、可行、实用，而不再付出求真、探秘和创新的坚持。后来这种简约化的类比方法被儒学吸取，天与人的关系被类比为合一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时期，《易经》文化中的简约化类比方法被比附歪曲到天人感应的地步。

其次，简约类比方法是一种原始思维方法，缺乏严密的分析和推理。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把握，往往使用更容易表达的想象力。只要有一个类似的点，古人就爱发挥想象和幻想，在似是而非的记忆中，对似同相同的东西复现就会感觉到安全。对于事物出现的原因及结果，在飘渺不定的幻觉下很难实现理性的分析。醉酒人不理智，脑际中晃忽出现曾经发生过的同类事件，比如勾起使他不快乐的往事。这是人类本能就会的原始类比思维起到的作用。这种方法把事物之间的相同假设当成真理，而不去考虑进一步地验证，缺乏科学理性和科学实验，不是促成科学萌芽的根本方法。列维·布留尔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认为简约类比方法容易产生因果不分，“他们把原因与前件混淆起来了”[6]。中国先民富有想象力的类比方法，对一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科学技术，仅靠简约类比的思维方法是不能催生出近代科技的。“《易经》的类比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影响，也阻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研究”[7]，因为易经采用的推理方法是一种原始的类比方法，用玄乎至今没人说清楚的阴阳五行是什么来类比天道、自然和社会，并主观地取象作比，为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在观念上编织了一幅象征感应之网。用卦象的意义把人世和自然界嫁接起来，忽视严密的演绎和归纳推理。沈致远说：“中国传统思想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许多重要发现都停留在孤立而未形成体系，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现实是非常可惜的。”[8]因此可见简约类比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进作用不如严密的推理和实验优越。如果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把科学思维熟掌于心，变成身体技能的一部分，这样才能驾驭科学技术的发展列车。

三、《易经》简约化价值取

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一方面，《易经》以简约化画像和文字展现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作为古代神秘文化原是用来调适古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不是用来帮助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吴国胜认为“人的先祖，为他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所困扰，……充满了恐惧、愤怒甚至绝望的情绪”[9]。古人不是因为没吃没喝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巨大的能量不知如何释放而恐慌。 “为了调适内在的恐惧心理，必须得做一些文化上的功课。第一步就是制造各式各样的人类符号，制造意义世界。”[10]人类早期的基本活动主要是跳舞、典礼、巫术、图腾等仪式表现。这些仪式都是有意义的简约文化。而“《易经》肇始于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从本原和本质上说是一部预卜算命、推断祸福的经书，是古人占筮后，根据卦象所写的档案性的记录。”[11]因此，《易经》作为一种用简约化的符号，反映先祖渴望战胜内心不安通过简单而玄妙的手段而被保留下来，是人类早期进行物质文化活动基本内容的记忆，跟近代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多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它的简单而实用、奇妙而无科学性的非理性的文明趋向，在人们爱幻想的本能下以及占卜文化的影响下，被国人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另一方面，《易经》中简约类比表达一种简单而实用的价值趋向。其影响根深蒂固地凝集在国人的血液里。如“划繁为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搞这么复杂，简单一些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会到《易经》简约化思维和价值观的存在。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愚民文化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易经》中玄乎糟粕思想也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易经》中归纳、演绎方法因简约化类比方法占据上风而没有得到弘扬。对玄妙不可说清楚的符号人们可以通过类比来预知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人的视野，蒙蔽了国人的理性，削弱了国人的斗志，麻痹了国人的科学精神。简约类比之风胜行，让国人处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人对枯燥无味的实验知识和试验技能乐此不疲。所以中国人可以用简单实用的类比方法去沟通人世间和自然界，使原本不同领域的规律和现象用“通感”的方法联系在一块。简单实用，排斥复杂性和庖丁解牛式深入探究，并拒绝进一步追问知识的真实可信是《易经》简约价值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在源头《易经》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简约价值倾向塑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和中庸的行动取向。“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12]因此，在《易经》简约价值影响下，中国人在演绎推理、试验探究方面缺乏优势；在理性选择、主客二分方面朦朦胧胧；在思维表达方面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而是用臆想笼统、实用简单的价值观去对待人与自然和社会，同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相差甚远。

总之，《易经》简约化文化表达方式、简约化类比方法和简约化价值取向体现着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简约”《易经》精神。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然》2005年第1期。

[2][8]沈致远：《抽象继承——兼论关于〈易经〉的争辩》，《科技文萃》2005年第2期。

[3][7]许外芳：《略论《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4]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5]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逻辑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6][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页。

篇3

1　问题与矛盾

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每年的6月7日设立为“世界文化遗产日”，其意义是明确“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或自然风景不仅属于它所在的国家，也属于全人类”。200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并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并在法律地位上予以明确。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曾经被片面地理解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限制，致使很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片区成为城市发展难以逾越的“门槛”，曾一度影响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工作。这种状况尤其在发展相对缓慢的中西部地区还持续存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起飞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从2005--2008年开始酝酿并初步提出了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空问规划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乡统筹发展，为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更加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对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不得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方面的难题。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是一些中小城市，经济实力薄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对滞后。因此，如何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科学地结合起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中西部地区众多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立足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科学思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要素，从经济、旅游、城市规划等多角度思考，提出一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并以四川省三台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用以分析所述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2　三台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与价值认识

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绵阳市东南部、涪江中上游，为绵阳市辖县，距绵阳市中区57km，距成都市153kin，以县西三台山得名。三台县于199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三台县古为郡县，是古国文化发源地。自公元前201年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自古享有“蜀川重镇、剑南名都”之称。境内沿江平川、浅丘绵延，溪流纵横，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具有山水之利的半山区县，既是人文荟萃的文物之邦，又是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历史上李白、杜甫、薛涛等诗词文人均在此汇聚，并留有名篇佳作。

三台县主要有4个历史文化片区，分别是古城墙南门片区、大佛寺片区、琴泉寺及北塔寺片区、东山公园及东山大佛寺片区。该4个片区大多依山就势，坐落在县城的凤凰山、牛头山、三台山、蟠龙山上，构成了县城“山水城”的城市骨架。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并缺乏及时的保护规划，致使以上历史文化片区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部分山体形态被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建设吞噬，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此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文人名士的关注。作家舒乙认为，三台古城墙年代久远、质量高，城墙的材质超过北京古城墙，并就三台的保护事宜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提案。本文就其重要的历史街区进行概要说明。

2．1古城墙和南门片区

2．1．1概况与价值

古城墙和南门片区内大量的清代民居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现在的古城墙文风厚重，于清乾隆32年至35年(公元l767—1769年)由知县徐世楹在明嘉靖墙楼的基础上培修复建而成，现仍保留下南城门楼和东城门门洞，是目前国内少数保存完整的石砌古城墙之一，199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规划保护区。东门至北门段和南门至老西门段的部份城墙保存完好，城墙总长约2km。南门城墙高6m、厚9．8m；城墙用长1．2m，高、宽0．3—0．35m的条石垒砌，门洞为纵联式券拱。南门城楼为木结构抬梁式，重檐歇山顶，九架梁前后单双步梁分心用9柱、面阔5间、进深8间。南门片区现状为大量成片相联的古民居院落，受北方建筑营造法式影响，形成多进院和几个多进院落并列住宅，以及“四水归堂”，“一颗印”式住宅，其造型别致、古朴典雅，具有北方明清代建筑风格，富有古城韵味。

2．1．2主要问题

城墙被开有断口10处，搭建若干处，均因经济发展而又缺乏保护规划所至。同时，该片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差，导致民居院落年久失修，破坏严重，增加了改造的周期与成本。此外，城墙周边的城市用地性质不合理，大量的工业用地给城墙和民居的保护带来了环境、交通等诸多问题。

2．2大佛寺片区

2．2．1概况与价值

该片区位于三台县潼川镇南河路蟠龙山腰，是县城山水形态的重要构成节点。大佛寺内造像凿建于元大德五年，距今有700多年历史，坐东南朝西北，高8.3m，肩宽3．8m，为“说法像”。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发现此佛，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修建大佛寺，其佛教文化影响力大、交通区位好、城市地标功能强。大佛殿的大佛是绵阳市唯一、全省少有的元代佛教造像，在研究元代佛教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佛殿为九脊歇山式木结构，造型独特，气势恢弘。

2．2．2主要问题

周边用地性质复杂，建筑风格不和谐，景区被城区严重屏蔽，缺少“透气”的空间，影响了大佛寺片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2．3琴泉寺及北塔片区

2．3．1概况与价值

琴泉寺始建于北周，唐初按星象落座建殿，文人荟萃。唐宋以来，李白、杜甫等人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石刻碑，阴刻、楷书，文物价值较高。北塔位于琴泉寺北侧的北塔山顶，清嘉庆十八年修建，现保存完好。随着城市的向北拓展，可与琴泉寺片区携手打造城市北部的城市公园。

2．3．2主要问题

该片区位于城市西侧，处于城市发展的外围，受城市发展冲击较少，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用地的快速拓展，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前沿，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保护问题。

2．4东山公园及东山大佛寺片区

2．4．1概况与价值

该片区主要包括东山公园与东山大佛。东山公园始建于唐代，李白、杜甫、薛涛等文人墨客都曾于此驻足作赋，因有“东林晚钟”之景而有“小寒山寺”之称。东山大佛位于东山观音寺，沿涪江东岸山崖而建，面对涪江，自然景观优良。内有坐式佛像高14m，历史悠久，为唐代所造。唐人侯圭《东山观音寺记》对其就有描述。该片区位于城郊涪江东岸，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自然景观条件好，为城市的景观骨架节点。

2．4．2主要问题

东塔年久失修，人文历史遗迹保护力度不够，周边建筑不和谐，缺少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如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东山大佛景点受地形地势的影响较大，发展空间较小。

3．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导的保护思路与模式

城市经济发展并非意味着城市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城市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城市经济在内的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居住环境、投资环境等诸多方面，因此作者从旅游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多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综合思考，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点，以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以最终达到科学合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为城市的游憩空间、文化旅游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

3．1保护思路提出的研究基础

经济发展战略——支撑作用：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与旅游经济对接、与文化经济对接和与休闲经济对接，并据此确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如本次案例中古城墙及南门片区与凯江滨水区的协调发展。

篇4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交流空前扩大，使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泸沽湖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一、泸沽湖摩梭人神秘的传统文化

泸沽湖位于四川省盐源县左所与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的交界处, 是摩梭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古称“摩沙”、“摩些”、“么些”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摩梭人一直实行母系制的基本生存方式——母系家庭而被喻为“东方女儿国”，摩梭人共同生产、共同分享，家屋是其维系传统文化的地方，摩梭母系家屋的当家人是由家屋内推举出来的最有能力的女性担任。摩梭社会对男性的重视则集中体现在“舅掌礼仪母掌财”这一文化传统[1]。一直以来，摩梭人传承着一种与我国传统婚姻制度迥然不同的婚姻形式而引发了一场民族旅游的浪潮，民族学家称这种婚姻形式为“阿注婚”或“阿夏婚”，我们普遍称之为“走婚”。走婚，就是配偶双方不组成家庭，而是夜晚男到女家偶居，清晨又回母家，所生子女由女方的母系大家庭抚养教育，配偶双方除性关系外无经济上的联系，也不必承担义务[2]。作为摩梭文化载体的母系家屋的传统形式是木棱子房，即以树木为原材料，家屋以祖母屋为核心，屋中的火塘是家屋成员传承、分享的重要地点，同时还配有花楼、经堂、草楼等几个部分。家屋是评判一个母系大家庭是否兴旺的载体，因此摩梭人只要稍有积蓄, 都会投入到家屋的修葺改善中。

二、发展旅游经济对摩梭传统文化的冲击

旅游经济是指由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所引起的，旅游者同旅游企业之间以及旅游企业同相关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总和。旅游经济不仅仅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也是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泸沽湖地区推进旅游经济的过程中，摩梭人的传统文化主要受到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1. 发展旅游经济使摩梭男女的劳动对象、地位以及范围发生了转变

在摩梭人的传统经济结构组成部分中，女性主要负责从事农业耕种、农副产品生产以及手工业产品生产工作，而男性主要负责赶马经商、下湖捕鱼、江边淘金等工作。女性由于其收入较稳定且在整个家庭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加之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家务活动，因此相对于男性而言在家庭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从1992年泸沽湖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的旅游区以来，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摩梭人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摩梭人开始转向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经济活动。以较早发展旅游业的落水下村为例，落水下村的旅游业主要以家庭接待为主，而家庭接待是处于家屋内的住宿及餐饮等活动，无一例外这一任务就落在了主要负责家务活动的女性身上。一直以来摩梭人形成了“女主内、男主外“的格局，然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女性不仅要负责家里的接待活动，还要参加村里集体组织的旅游接待活动，这就使得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把劳动范围扩展到了家外。女性不仅要操持家内还要负责家外的一些活动，使得女性在家中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

2.发展旅游经济使摩梭人的婚姻形式发生了变化

“走婚”这一独特现象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只出现在泸沽湖周边地区[3]。至今，摩梭人因仍然保存着母系家庭和走婚习俗的生活方式而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我们常说的“走婚”即是民族学家所说的“阿夏异居婚”，这种婚姻关系是男女双方以感情和爱情为基础建立的，它不受具体的法律或家规等的约束和保护，婚姻关系的建立和解除都由男女双方自愿，双方皆有平等与自由的选择权。随着旅游经济在泸沽湖地区的推进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加强，摩梭人传统的婚姻形式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事旅游业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使得摩梭人意识到要想较好较快地发展旅游业，必须有着固定的配偶搭档。在落水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接待的旅游活动是当前最主要的旅游组织形式之一，住宿、餐饮及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旅游活动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走婚”上，于是固定专偶成为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婚姻形式，现在已有很多摩梭男女开始结婚实行一夫一妻制。然而却也是因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原因，很多已经停止“走婚”的摩梭人为了迎合游客猎奇的心理，又重新开始了“走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