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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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 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 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 ·斯密或是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 ”，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 /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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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

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47.8%，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社

[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4]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6).

[5]李敏，郭曼，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J].经济体制改革，2003，(1).

[6]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7]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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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使在亚洲面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表现不俗，以近10%的增幅，成为与美国一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但遗憾的是，GDP的持续增长并未带来居民个体收益和公共福利的增加，相反却出现严重滞后。由于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严重缺失，劳动者收入、安全生产条件、劳动时间等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使劳动者福利蒙受了巨大牺牲。如果说，我国日益凸显的经济活力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繁荣了世界市场，使全球物价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那么，这种旺盛的经济活力则主要来自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主力，是他们以优秀而低廉的劳动力，撑起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而他们自己，除微薄的工薪所得，再无其他，有时连起码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他们长年累月高负荷地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由于社会改革的迟滞和不配套，农民工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显而易见，这样的经济增长和竞争能力，其实是用劳动者的血汗来换取市场的繁荣，是以透支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换取就业岗位的增加，归根结底，是对劳动者权利的严重侵害和无情剥夺。

应该说，一个公正的、健康的社会，其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维护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为全体国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条件。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如果一种经济增长非但不能眷顾大多数国民利益，从而有效增进全体民众福利，还要以大多数人的福利牺牲为代价，制造更加悬殊的贫富差距，那么，这样一个只是由少数人受益的社会就必定是一个病态的、畸形化的社会，其发展方向毫无前途可言。

廉价劳动力：靠不住的优势就是忧患

“廉价劳动力”被一些人引以自豪地作为经济优势而津津乐道，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落后和耻辱，至少不能成为国家赖以持久发展的依托所在。放眼世界，像德国、瑞士、瑞典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劳动力长期不足，工人薪金很高，但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他们是用技术创新和自动化生产来取代人工，提高效率，从而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持久发展。当然，近年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这并不是投资者行为的普遍规则，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人工成本很高的美国，却始终成为世界投资者的圣地，而劳动力便宜得惊人的柬埔寨却少有企业家光顾和问津。其实揭开这一谜底并不困难，按照世界500强一些企业负责人的解释，在跨国公司眼里，好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美国企业与雇员间的生产成本虽然很高，但与之打交道的政府与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却相对低廉，就连电信、邮政、金融、保险、自来水等这样一些传统垄断部门，都能打破垄断经营，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因此，美国的投资环境当然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在行政管制大量存在、企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不能或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成本降下来，最后就只能转嫁到工人或者消费者头上。这是一种廉价而又短暂的优势，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而代之，有一天廉价的午餐突然难以寻觅，企业将无立足之地。进入中国的资本，可以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也可以从中国转移出去。抽走资金、技术、市场等基本要素，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产业荒漠――废弃的厂房、过时的设备和失业的员工。

提升国家竞争能力，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最有效的做法应该是提高政府和企业效率，改善与企业经营及投资环境有关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沾沾自喜于“廉价劳动力”优势或任由这一“优势”无限发展而无所作为，是没有出路的。国际经验表明，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借助“廉价劳动力”，依靠低端技术，粗放式地利用资源，制造初级产品，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会造就巨大的商业积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劳动成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结构就要及时作出调整和升级，否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我国正处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成功跨越千元点大关，需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劳动成本逐步丧失竞争优势之时，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反倾销：廉价的代价并不廉价

“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低工资、低价格导致广大农民工的生活水平长时期得不到改善，不仅严重抑制国内需求，而且频繁引发贸易争端。发达国家在分享“中国制造”严重透支本国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补贴之后，不但不对中国巨额的经济牺牲表示些许认同，相反却发起更多仇视和抵触，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抱怨低廉的“中国制造”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进而对“中国制造”实施制裁。国外各类行业商会、工会及政府表现出一致的恐惧和敌意，官方的贸易保护和民间壁垒不断增加，来自欧美本土中小企业的排斥和文化抵触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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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02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年均25%的增长率出现持续激进式扩张，并以高于中国GDP增长率2―3倍的发展速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1]910。伴随“蛙跳式”（leapfrogging）的总量增长，中国OFDI区位选择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强烈偏好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禀赋丰裕国家、倾向于投资风险较高地区、对东道国或地区选择违反由近及远的一般性规律等，这引起了学者广泛探讨[23]。

图1展示了2003―2010年中国OFDI存量集中曲线为避免“回程投资”及资本外逃问题，本文删去了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新加坡这六个国家或地区。本文第五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删去新加坡对样本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从图中我们发现，中国OFDI流向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基本上前50个国家和地区便承接了中国OFDI 90%―95%的存量，虽然不同年份之间的国别排名有所变动，但总体来看，2003―2010年承接中国OFDI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稳定2007年中国商务部调整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口径，2007年及以后加入金融行业OFDI存量统计。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从数据来看，承接中国OFDI存量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然稳定。。总结这些国家特征，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尼日尔、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赞比亚、尼日利亚、伊朗等自然资源丰裕但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 第二类是廉价劳动力资源较为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为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 第三类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西班牙、法国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

二、 文献综述

OFDI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是企业综合考虑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的最终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侧影，立足母国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国OFDI投资行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立场。Deng指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出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度渴求，这是中国OFDI流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国家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1]1012。同时，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中国产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中国对技术和品牌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断强化，推动了中国OFDI投资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OFDI之所以偏好投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是因为长期处于母国不完善的制度下进行商业经营，导致中国OFDI企业经营方式与不完善的制度高度契合，因此，同为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或地区，赋予了中国企业别样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母国内嵌效应”[4]718[5]。此外，从母国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以国内制度为基础，通过政府干预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这一现象与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OFDI早期发展阶段类似。此类研究还指出，中国早期制度不完善迫使中国资本以OFDI形式投出国境以求制度规避，而这部分OFDI资本偏好流向制度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避税天堂、欧美发达国家等； 直到近期，随着中国政府对OFDI态度由限制转为支持，中国OFDI受益于国内体制不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融资成本获得海外投资资金[4]721，从而加强企业所有权优势，最终以并购形式投资于战略资产以及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总之，现有中国OFDI区位选择实证文献都聚焦到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殊性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动机和企业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同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将中国OFDI区位选择嵌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框架内加以理解。这一思想被裴长洪与樊英用“国家特定优势”加以完整阐述。所谓国家特定优势，就是“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简言之就是政府基于资源安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通过自身作用提高中国OFDI企业竞争优势，并统一国家利益和企业微观经济利益[6]4648。虽然裴长洪和樊英从中国经济发展视角将中国OFDI企业的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拓展，但并未对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分析，更没有区分出国家特定优势对不同类型OFDI的影响有何差异，而这种差异会进一步体现为区位选择偏好。延续这一思路，本文一方面补充国家特定优势下OFDI区位选择机制，另一方面甄别出不同类型OFDI企业的国家特定优势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偏好。

三、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及假说

企业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是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微观决定机制。这一思路与Makino等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受不同投资动机驱动，企业首先将投资目标锁定在相应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能力，企业最终决定是否投资该目标东道国或地区[7]。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也恰恰基于这一微观机制： 出于资源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战略动机考虑，政府通过国内政策体系以及国别双边关系，综合影响企业在特定东道国具备的企业能力，从而左右企业OFDI区位选择。

（一）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支撑，耗能生产却对应着人均存量低下的资源储备现实，对资源的高度需求和国内低水平供应之间的落差引致了中国对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渴求[1]11；此外，已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短期扭转，路径依赖进一步推动中国演变成为“饥饿之龙”（ravenous dragon）。另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力结构转变宣告过往以低端生产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难以维系。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企业不断外移，印证了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趋势。此外，经济增长内生引致的生产效率普遍提升以及产业竞争激化，迫使学习能力较强的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和品牌运营来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从而跳出低端产品竞争循环。总之，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动机。

本文从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角度考察政府作用调节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路径： 一是直接影响OFDI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国内政策与服务； 二是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化优势的两国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双边关系； 三是间接影响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政策与服务，主要体现在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政府政策。自2002年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降低企业OFDI融资限制，这些做法与曾经的韩国与新加坡政府如出一辙。但区别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内不完善资本市场，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成本为OFDI企业提供融资，从而令中国OFDI企业具备极强的资金优势，这一优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来广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OFDI企业并购案例。中国与东道国或地区双边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两者都有助于优化东道国或地区投资环境。较为特殊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海外构建产业集聚条件，促进中国企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弥补中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小、经验少和竞争力不足的劣势。中国政府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间接政策主要为外资引进和出口导向两项宏观政策。得益于引进外资政策，中国本土企业通过 “内向国际化”（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利用企业合资、技术溢出等途径，迅速熟悉境外企业技术操作、管理方式和国际商业网络，以此提速国际化进程[8]。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假说

中国OFDI企业投资动机从未脱离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效率寻求这四类传统投资动机[9]。基于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廉价劳动力寻求这三类企业OFDI动机得到强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a：中国OFDI偏好选择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

H1b：中国OFDI偏好选择廉价劳动力丰裕的东道国或地区。

H1c：中国OFDI偏好选择战略资产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东道国或地区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投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实际交易成本，下调企业投资风险预期，促成企业长期投资经营决策。不论是何种类型投资，中国OFDI企业都倾向于选择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地区。但另一方面，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基本上由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特定优势下的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国有企业具备两个特殊性： 一是投资目的不单纯，并非完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还要帮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达成国家外交政治目的[1]14； 二是拥有特殊投资能力，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特权和国家信贷优惠而享受特殊企业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有利于其在经济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发挥竞争优势。相比于其他类型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风险偏好增加。

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投资动机并非单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似乎有违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究其本质是因为： 国有企业投资行为评价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内部的企业利润，另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外部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母国资源安全利益以及外交政治利益[4]722。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起的利润波动敏感度低。此外，国有制身份及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带给国有企业包括原材料、资金、人力等一系列投入要素便利，尤其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本。中国国内过高的储蓄率、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资金分配体制，为政府便利国有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制度条件[4]720723。为充分利用这一西方资源型企业不可比拟的廉价资本优势，同时也避免在资源开采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或地区的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融资体制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东道国或地区采用的投资模式通常为： 中国对当地进行融资贷款，当地允许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并以自然资源替代资金偿还。融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中国国有企业充裕的资金帮助企业更好地抵抗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致的收益波动。因此，得出如下假设：H2a：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的偏好加强。地理距离一般对东道国或地区承接FDI起到负面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地理距离越远，两地文化、语言、制度等差异越大，企业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外来者劣势”（foreignness liability）提高。因此，不论何种类型的OFDI，都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但从国家特定优势来看，中国传统生产企业具备两个特殊优势： 一是拥有灵活性生产技术，契合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禀赋结构； 二是产业集聚优势，帮助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这个层面上说，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相比其他类型OFDI，其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

产业转移趋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其投资能力主要体现为匹配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生产技术[10]，或是经过局部创新而具备灵活生产特性的技术[1112]。这一比较优势来源于中国国内长期充分的低价劳动力供给[6]48，因此，当这些企业将廉价生产复制海外时，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的东道国或地区。除了微观层面具备的局部比较优势技术，此类企业还具备另一种较为重要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那就是产业集聚优势。中国廉价劳动生产企业多为规模较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就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来看，无法与发达国家优秀跨国公司相抗衡，但这些企业因在母国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产业集聚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创新效益和竞争效益。加之中国政府2006年后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产业集聚所需的外生条件，尽力促成企业以“抱团”形式“集体走出去”。凭借产业集聚优势，中国规模较小的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企业具备一定市场议价能力、贸易摩擦和争端规避能力，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克服地理距离较远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2b：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随着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调“逆流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欧美发达国家，以期获得技术和品牌资源，从而突破国内低端生产困境[1]15。联想、海尔和华为等对发达国家发起的资产并购行为便是最好的佐证。观察这些战略资产需求较强的企业，我们发现，此类企业不仅通过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有过出口或与外商合资的经历。Mathews等学者认为，作为“后发者”（latecomer），出口和外商合资经历有助于企业获得国际化经验，从而助推企业OFDI行为[13]。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而言，能否消化吸收已获得技术、是否熟悉品牌的商业运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败。因此，能否利用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克服在技术承接和品牌持续运营方面的外来者劣势，显得尤为重要[6]730。已有国际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或地区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并通过以往与外商企业合作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基础。这为中国OFDI企业逆向投资发达国家、并购东道国或地区的战略资产提供了消化基础。而这一国际化经验从宏观上来说得益于中国政府引进外资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由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H2c：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偏好有过相应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或地区。

四、 实证分析方法及数据

（一） 国家特定优势下投资动机驱动的区位选择偏好

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确偏好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假设H1a和假设H1b得到验证。战略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吸引作用的显著性并不稳定，本文尝试分别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R&D投入占GDP比重作为战略资产变量，回归结果与专利申请无差异。虽然H1c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但不能就此断定中国OFDI偏好战略资产丰裕地区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可能有三个原因降低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模型中的显著性： 一是GDP和专利申请呈现高度线性相关，在样本中，两者相关关系达到087，这一结果也呼应了Buckley同时使用GDP和专利申请回归时，出现GDP非稳健性显著、专利申请不显著的结果[14]515。二是以专利申请作为战略资源的变量不能准确刻画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专利申请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中国OFDI更多追求的是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成果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非技术战略资产。三是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并非均匀分布所有战略资产丰裕国家或地区。这也是用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源禀赋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关键缺陷，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采用其他影响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因素，用两者相乘的交互项反映出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产因素真正吸引中国OFDI的机制，这也是本文考虑设置回归3―6的重要原因。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企业投资能力引致的区位选择偏好

对比回归1和回归3发现，若不进行交互项操作，经济稳定性在回归1中并非稳健性显著。但当将经济稳定性根据自然资源禀赋进行剥离时发现，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作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体现为负显著的lnEcoSt，该机制对任何类型中国OFDI都成立； 二是通过自然资源禀赋发挥正向调节机制，体现为正显著IR_NEco，只针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有效。进一步对这两个机制进行联合检验，卡方检验在0000 01水平下显著。这就是说，对中国非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越不稳定，企业越排斥对其进行投资； 但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其经济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就越不重要。这一结果较好地解释了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中国OFDI区位选择为何偏好伊拉克、尼日利亚、赞比亚、秘鲁、刚果（金）、伊朗这些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时稳定性较差的国家，至此，本文的H2a假设得到验证。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更多关注政治稳定性或以政治稳定性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根据本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推断这或许是因为经济稳定性对中国不同动机类型的OFDI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因此，难以从整体平均水平观察到其综合效果。此外，经济不稳定因素一般涵盖了政治不稳定因素： 政治不稳定情况下难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政治稳定不一定就必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我们进一步在回归3―6中加入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发现，其余变量显著性无原则性变化，且原有的IR_NEco和EcoSt始终稳健性显著，而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交互却并非稳健性显著。我们认为，关注宏观经济稳定性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比关注政治稳定性及以此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影响，更具一般性。

东道国或地区相对中国的地理距离对吸收中国OFDI存在两个影响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表现为负显著的lnDistw，针对所有类型投资都成立； 二是正向调节机制，表现为IR_LDis正显著，只针对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有效。两个机制的联合检验在0000 1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 相比于其他OFDI偏好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东道国或地区，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却因一国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禀赋丰裕程度而相对削弱对近地理距离的偏好。本文还用首都距离替换加权处理的运输距离，发现回归结果相当稳定，至此，本文的H2b假设得到验证。

非洲廉价劳动力丰裕国家相对中国的地理距离远远大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若能够验证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也存在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那么，H2b假设将得到稳健性证明。为此，我们在原有数据基础上删除战略资产禀赋变量战略资产禀赋以专利申请为指标，非洲和亚洲欠发达国家该指标缺失较为普遍，为扩大稳健性回归样本容量，我们删除对此变量的控制。，用方程1对非洲国家进行回归，得到lnLabRe在001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的确存在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我们进一步筛选出亚洲和非洲国家，并删除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资源皆贫乏，且吸收了大量中国OFDI投资存量，为避免其对稳健性回归的干扰，我们对其进行删除。，检验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的地理距离偏好机制。结果显示，廉价劳动力寻求禀赋和地理距离的交互项IR_LDis在0001水平下显著，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对地理距离偏好机制得到稳健性证明。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地理距离较远的非洲国家依然有中国非资源型传统产业投资，这正是由于当地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建设。以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代表，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先后推进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创造了中国企业产业集聚优势发挥的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投资能力。由此可见，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不仅普遍投资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还逐渐向非洲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活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激增，不仅是出于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还受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驱动。

观察lnInvFl和IR_SInv发现，虽然两者联合检验高度显著，但由于两者线性相关度高，且lnInvFl在未加入交互项情况下高度显著，而加入交互项后lnInvFl显著性并不稳定。对比回归1和回归3我们还发现，当把lnInvFl换成IR_SInv时，变量高度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战略资产型投资并非直接受东道国或地区战略禀赋资产的诱惑，而是间接与该东道国或地区是否曾对中国进行FDI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对美国、韩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投资较多，而对战略资产同样丰裕的挪威、波兰、以色列等国家投资却相对较少，这些国家是否拥有投资中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战略资产对中国是否具备吸引力。由此，我们认为，本文H2c假设得到验证。

六、 结论

根据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本文甄别出国家特定优势下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OFDI，分别为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本文主要得到以下三个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