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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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 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 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 ·斯密或是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 ”，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 /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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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

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47.8%，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社

[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4]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6).

[5]李敏，郭曼，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J].经济体制改革，2003，(1).

[6]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7]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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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使在亚洲面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表现不俗，以近10%的增幅，成为与美国一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但遗憾的是，GDP的持续增长并未带来居民个体收益和公共福利的增加，相反却出现严重滞后。由于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严重缺失，劳动者收入、安全生产条件、劳动时间等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使劳动者福利蒙受了巨大牺牲。如果说，我国日益凸显的经济活力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繁荣了世界市场，使全球物价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那么，这种旺盛的经济活力则主要来自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主力，是他们以优秀而低廉的劳动力，撑起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而他们自己，除微薄的工薪所得，再无其他，有时连起码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他们长年累月高负荷地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由于社会改革的迟滞和不配套，农民工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显而易见，这样的经济增长和竞争能力，其实是用劳动者的血汗来换取市场的繁荣，是以透支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换取就业岗位的增加，归根结底，是对劳动者权利的严重侵害和无情剥夺。

应该说，一个公正的、健康的社会，其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维护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为全体国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条件。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如果一种经济增长非但不能眷顾大多数国民利益，从而有效增进全体民众福利，还要以大多数人的福利牺牲为代价，制造更加悬殊的贫富差距，那么，这样一个只是由少数人受益的社会就必定是一个病态的、畸形化的社会，其发展方向毫无前途可言。

廉价劳动力：靠不住的优势就是忧患

“廉价劳动力”被一些人引以自豪地作为经济优势而津津乐道，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落后和耻辱，至少不能成为国家赖以持久发展的依托所在。放眼世界，像德国、瑞士、瑞典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劳动力长期不足，工人薪金很高，但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他们是用技术创新和自动化生产来取代人工，提高效率，从而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持久发展。当然，近年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这并不是投资者行为的普遍规则，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人工成本很高的美国，却始终成为世界投资者的圣地，而劳动力便宜得惊人的柬埔寨却少有企业家光顾和问津。其实揭开这一谜底并不困难，按照世界500强一些企业负责人的解释，在跨国公司眼里，好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美国企业与雇员间的生产成本虽然很高，但与之打交道的政府与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却相对低廉，就连电信、邮政、金融、保险、自来水等这样一些传统垄断部门，都能打破垄断经营，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因此，美国的投资环境当然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在行政管制大量存在、企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不能或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成本降下来，最后就只能转嫁到工人或者消费者头上。这是一种廉价而又短暂的优势，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而代之，有一天廉价的午餐突然难以寻觅，企业将无立足之地。进入中国的资本，可以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也可以从中国转移出去。抽走资金、技术、市场等基本要素，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产业荒漠――废弃的厂房、过时的设备和失业的员工。

提升国家竞争能力，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最有效的做法应该是提高政府和企业效率，改善与企业经营及投资环境有关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沾沾自喜于“廉价劳动力”优势或任由这一“优势”无限发展而无所作为，是没有出路的。国际经验表明，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借助“廉价劳动力”，依靠低端技术，粗放式地利用资源，制造初级产品，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会造就巨大的商业积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劳动成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结构就要及时作出调整和升级，否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我国正处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成功跨越千元点大关，需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劳动成本逐步丧失竞争优势之时，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反倾销：廉价的代价并不廉价

“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低工资、低价格导致广大农民工的生活水平长时期得不到改善，不仅严重抑制国内需求，而且频繁引发贸易争端。发达国家在分享“中国制造”严重透支本国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补贴之后，不但不对中国巨额的经济牺牲表示些许认同，相反却发起更多仇视和抵触，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抱怨低廉的“中国制造”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进而对“中国制造”实施制裁。国外各类行业商会、工会及政府表现出一致的恐惧和敌意，官方的贸易保护和民间壁垒不断增加，来自欧美本土中小企业的排斥和文化抵触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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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02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年均25%的增长率出现持续激进式扩张，并以高于中国GDP增长率2―3倍的发展速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1]910。伴随“蛙跳式”（leapfrogging）的总量增长，中国OFDI区位选择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强烈偏好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禀赋丰裕国家、倾向于投资风险较高地区、对东道国或地区选择违反由近及远的一般性规律等，这引起了学者广泛探讨[23]。

图1展示了2003―2010年中国OFDI存量集中曲线为避免“回程投资”及资本外逃问题，本文删去了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新加坡这六个国家或地区。本文第五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删去新加坡对样本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从图中我们发现，中国OFDI流向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基本上前50个国家和地区便承接了中国OFDI 90%―95%的存量，虽然不同年份之间的国别排名有所变动，但总体来看，2003―2010年承接中国OFDI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稳定2007年中国商务部调整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口径，2007年及以后加入金融行业OFDI存量统计。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从数据来看，承接中国OFDI存量排名前5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然稳定。。总结这些国家特征，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尼日尔、肯尼亚、阿富汗、伊拉克、赞比亚、尼日利亚、伊朗等自然资源丰裕但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 第二类是廉价劳动力资源较为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为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 第三类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西班牙、法国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

二、 文献综述

OFDI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是企业综合考虑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的最终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侧影，立足母国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国OFDI投资行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立场。Deng指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出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度渴求，这是中国OFDI流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国家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1]1012。同时，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中国产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中国对技术和品牌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断强化，推动了中国OFDI投资技术发达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OFDI之所以偏好投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是因为长期处于母国不完善的制度下进行商业经营，导致中国OFDI企业经营方式与不完善的制度高度契合，因此，同为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或地区，赋予了中国企业别样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母国内嵌效应”[4]718[5]。此外，从母国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以国内制度为基础，通过政府干预影响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这一现象与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OFDI早期发展阶段类似。此类研究还指出，中国早期制度不完善迫使中国资本以OFDI形式投出国境以求制度规避，而这部分OFDI资本偏好流向制度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避税天堂、欧美发达国家等； 直到近期，随着中国政府对OFDI态度由限制转为支持，中国OFDI受益于国内体制不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融资成本获得海外投资资金[4]721，从而加强企业所有权优势，最终以并购形式投资于战略资产以及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总之，现有中国OFDI区位选择实证文献都聚焦到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殊性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动机和企业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同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将中国OFDI区位选择嵌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框架内加以理解。这一思想被裴长洪与樊英用“国家特定优势”加以完整阐述。所谓国家特定优势，就是“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简言之就是政府基于资源安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通过自身作用提高中国OFDI企业竞争优势，并统一国家利益和企业微观经济利益[6]4648。虽然裴长洪和樊英从中国经济发展视角将中国OFDI企业的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拓展，但并未对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分析，更没有区分出国家特定优势对不同类型OFDI的影响有何差异，而这种差异会进一步体现为区位选择偏好。延续这一思路，本文一方面补充国家特定优势下OFDI区位选择机制，另一方面甄别出不同类型OFDI企业的国家特定优势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偏好。

三、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及假说

企业投资动机和企业投资能力是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微观决定机制。这一思路与Makino等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受不同投资动机驱动，企业首先将投资目标锁定在相应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能力，企业最终决定是否投资该目标东道国或地区[7]。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也恰恰基于这一微观机制： 出于资源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战略动机考虑，政府通过国内政策体系以及国别双边关系，综合影响企业在特定东道国具备的企业能力，从而左右企业OFDI区位选择。

（一） 国家特定优势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支撑，耗能生产却对应着人均存量低下的资源储备现实，对资源的高度需求和国内低水平供应之间的落差引致了中国对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渴求[1]11；此外，已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短期扭转，路径依赖进一步推动中国演变成为“饥饿之龙”（ravenous dragon）。另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力结构转变宣告过往以低端生产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难以维系。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企业不断外移，印证了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趋势。此外，经济增长内生引致的生产效率普遍提升以及产业竞争激化，迫使学习能力较强的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和品牌运营来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从而跳出低端产品竞争循环。总之，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动机。

本文从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角度考察政府作用调节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路径： 一是直接影响OFDI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国内政策与服务； 二是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化优势的两国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和经济双边关系； 三是间接影响OFDI企业投资能力的政策与服务，主要体现在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政府政策。自2002年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降低企业OFDI融资限制，这些做法与曾经的韩国与新加坡政府如出一辙。但区别是中国政府利用国内不完善资本市场，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成本为OFDI企业提供融资，从而令中国OFDI企业具备极强的资金优势，这一优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来广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OFDI企业并购案例。中国与东道国或地区双边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两者都有助于优化东道国或地区投资环境。较为特殊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海外构建产业集聚条件，促进中国企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弥补中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小、经验少和竞争力不足的劣势。中国政府影响OFDI企业国际化经验的间接政策主要为外资引进和出口导向两项宏观政策。得益于引进外资政策，中国本土企业通过 “内向国际化”（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利用企业合资、技术溢出等途径，迅速熟悉境外企业技术操作、管理方式和国际商业网络，以此提速国际化进程[8]。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假说

中国OFDI企业投资动机从未脱离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效率寻求这四类传统投资动机[9]。基于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自然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以及廉价劳动力寻求这三类企业OFDI动机得到强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a：中国OFDI偏好选择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

H1b：中国OFDI偏好选择廉价劳动力丰裕的东道国或地区。

H1c：中国OFDI偏好选择战略资产禀赋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东道国或地区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投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实际交易成本，下调企业投资风险预期，促成企业长期投资经营决策。不论是何种类型投资，中国OFDI企业都倾向于选择经济风险较低的东道国或地区。但另一方面，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基本上由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国家特定优势下的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国有企业具备两个特殊性： 一是投资目的不单纯，并非完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还要帮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达成国家外交政治目的[1]14； 二是拥有特殊投资能力，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因垄断特权和国家信贷优惠而享受特殊企业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有利于其在经济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发挥竞争优势。相比于其他类型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风险偏好增加。

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投资动机并非单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似乎有违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究其本质是因为： 国有企业投资行为评价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内部的企业利润，另一部分体现为企业外部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母国资源安全利益以及外交政治利益[4]722。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起的利润波动敏感度低。此外，国有制身份及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带给国有企业包括原材料、资金、人力等一系列投入要素便利，尤其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本。中国国内过高的储蓄率、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信贷资金分配体制，为政府便利国有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制度条件[4]720723。为充分利用这一西方资源型企业不可比拟的廉价资本优势，同时也避免在资源开采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或地区的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融资体制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东道国或地区采用的投资模式通常为： 中国对当地进行融资贷款，当地允许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资源开采，并以自然资源替代资金偿还。融资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或地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中国国有企业充裕的资金帮助企业更好地抵抗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引致的收益波动。因此，得出如下假设：H2a：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的偏好加强。地理距离一般对东道国或地区承接FDI起到负面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地理距离越远，两地文化、语言、制度等差异越大，企业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外来者劣势”（foreignness liability）提高。因此，不论何种类型的OFDI，都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但从国家特定优势来看，中国传统生产企业具备两个特殊优势： 一是拥有灵活性生产技术，契合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禀赋结构； 二是产业集聚优势，帮助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这个层面上说，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相比其他类型OFDI，其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

产业转移趋势下的中国OFDI企业，其投资能力主要体现为匹配东道国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低端生产技术[10]，或是经过局部创新而具备灵活生产特性的技术[1112]。这一比较优势来源于中国国内长期充分的低价劳动力供给[6]48，因此，当这些企业将廉价生产复制海外时，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的东道国或地区。除了微观层面具备的局部比较优势技术，此类企业还具备另一种较为重要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那就是产业集聚优势。中国廉价劳动生产企业多为规模较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就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来看，无法与发达国家优秀跨国公司相抗衡，但这些企业因在母国经营过程中不断积累产业集聚优势，企业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创新效益和竞争效益。加之中国政府2006年后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产业集聚所需的外生条件，尽力促成企业以“抱团”形式“集体走出去”。凭借产业集聚优势，中国规模较小的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企业具备一定市场议价能力、贸易摩擦和争端规避能力，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克服地理距离较远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2b： 相比其他OFDI，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随着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调“逆流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欧美发达国家，以期获得技术和品牌资源，从而突破国内低端生产困境[1]15。联想、海尔和华为等对发达国家发起的资产并购行为便是最好的佐证。观察这些战略资产需求较强的企业，我们发现，此类企业不仅通过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有过出口或与外商合资的经历。Mathews等学者认为，作为“后发者”（latecomer），出口和外商合资经历有助于企业获得国际化经验，从而助推企业OFDI行为[13]。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而言，能否消化吸收已获得技术、是否熟悉品牌的商业运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败。因此，能否利用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克服在技术承接和品牌持续运营方面的外来者劣势，显得尤为重要[6]730。已有国际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或地区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并通过以往与外商企业合作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基础。这为中国OFDI企业逆向投资发达国家、并购东道国或地区的战略资产提供了消化基础。而这一国际化经验从宏观上来说得益于中国政府引进外资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由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H2c：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偏好有过相应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或地区。

四、 实证分析方法及数据

（一） 国家特定优势下投资动机驱动的区位选择偏好

回归1和回归2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确偏好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假设H1a和假设H1b得到验证。战略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吸引作用的显著性并不稳定，本文尝试分别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R&D投入占GDP比重作为战略资产变量，回归结果与专利申请无差异。虽然H1c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但不能就此断定中国OFDI偏好战略资产丰裕地区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可能有三个原因降低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模型中的显著性： 一是GDP和专利申请呈现高度线性相关，在样本中，两者相关关系达到087，这一结果也呼应了Buckley同时使用GDP和专利申请回归时，出现GDP非稳健性显著、专利申请不显著的结果[14]515。二是以专利申请作为战略资源的变量不能准确刻画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专利申请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中国OFDI更多追求的是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成果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非技术战略资产。三是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下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并非均匀分布所有战略资产丰裕国家或地区。这也是用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源禀赋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关键缺陷，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采用其他影响中国OFDI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因素，用两者相乘的交互项反映出东道国或地区战略资产因素真正吸引中国OFDI的机制，这也是本文考虑设置回归3―6的重要原因。

（二） 国家特定优势下企业投资能力引致的区位选择偏好

对比回归1和回归3发现，若不进行交互项操作，经济稳定性在回归1中并非稳健性显著。但当将经济稳定性根据自然资源禀赋进行剥离时发现，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作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体现为负显著的lnEcoSt，该机制对任何类型中国OFDI都成立； 二是通过自然资源禀赋发挥正向调节机制，体现为正显著IR_NEco，只针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有效。进一步对这两个机制进行联合检验，卡方检验在0000 01水平下显著。这就是说，对中国非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越不稳定，企业越排斥对其进行投资； 但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而言，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其经济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就越不重要。这一结果较好地解释了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中国OFDI区位选择为何偏好伊拉克、尼日利亚、赞比亚、秘鲁、刚果（金）、伊朗这些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时稳定性较差的国家，至此，本文的H2a假设得到验证。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经济稳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更多关注政治稳定性或以政治稳定性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根据本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推断这或许是因为经济稳定性对中国不同动机类型的OFDI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因此，难以从整体平均水平观察到其综合效果。此外，经济不稳定因素一般涵盖了政治不稳定因素： 政治不稳定情况下难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政治稳定不一定就必然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我们进一步在回归3―6中加入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发现，其余变量显著性无原则性变化，且原有的IR_NEco和EcoSt始终稳健性显著，而政治稳定和自然资源交互却并非稳健性显著。我们认为，关注宏观经济稳定性对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比关注政治稳定性及以此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影响，更具一般性。

东道国或地区相对中国的地理距离对吸收中国OFDI存在两个影响机制： 一是负向阻碍机制，表现为负显著的lnDistw，针对所有类型投资都成立； 二是正向调节机制，表现为IR_LDis正显著，只针对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有效。两个机制的联合检验在0000 1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 相比于其他OFDI偏好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东道国或地区，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却因一国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禀赋丰裕程度而相对削弱对近地理距离的偏好。本文还用首都距离替换加权处理的运输距离，发现回归结果相当稳定，至此，本文的H2b假设得到验证。

非洲廉价劳动力丰裕国家相对中国的地理距离远远大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若能够验证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也存在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那么，H2b假设将得到稳健性证明。为此，我们在原有数据基础上删除战略资产禀赋变量战略资产禀赋以专利申请为指标，非洲和亚洲欠发达国家该指标缺失较为普遍，为扩大稳健性回归样本容量，我们删除对此变量的控制。，用方程1对非洲国家进行回归，得到lnLabRe在001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的确存在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我们进一步筛选出亚洲和非洲国家，并删除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资源皆贫乏，且吸收了大量中国OFDI投资存量，为避免其对稳健性回归的干扰，我们对其进行删除。，检验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的地理距离偏好机制。结果显示，廉价劳动力寻求禀赋和地理距离的交互项IR_LDis在0001水平下显著，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对地理距离偏好机制得到稳健性证明。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地理距离较远的非洲国家依然有中国非资源型传统产业投资，这正是由于当地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建设。以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代表，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先后推进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创造了中国企业产业集聚优势发挥的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投资能力。由此可见，中国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不仅普遍投资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还逐渐向非洲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活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激增，不仅是出于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还受廉价劳动力寻求动机驱动。

观察lnInvFl和IR_SInv发现，虽然两者联合检验高度显著，但由于两者线性相关度高，且lnInvFl在未加入交互项情况下高度显著，而加入交互项后lnInvFl显著性并不稳定。对比回归1和回归3我们还发现，当把lnInvFl换成IR_SInv时，变量高度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战略资产型投资并非直接受东道国或地区战略禀赋资产的诱惑，而是间接与该东道国或地区是否曾对中国进行FDI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对美国、韩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投资较多，而对战略资产同样丰裕的挪威、波兰、以色列等国家投资却相对较少，这些国家是否拥有投资中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战略资产对中国是否具备吸引力。由此，我们认为，本文H2c假设得到验证。

六、 结论

根据资源安全及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动机，本文甄别出国家特定优势下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OFDI，分别为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本文主要得到以下三个研究结论：

篇5

关键词：贸易;竞争力;因素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篇6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 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 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 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篇7

中国制造价格低在什么地方?抛开厂商恶意竞争因素不谈，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关键。

劳动力价过低是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由物化在其中生产资料(用C表示)的价值和劳动力(用V表示)的价值构成。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作用是不同的，C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原有的价值仅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会发生价值增值；而V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劳动力的使用再生产出来，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用M表示)，因此商品的价值=C+V+ M。

按此原理分析，我国商品价值中C的价格确有偏低的成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的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有的地方资源价格扭曲，某地一个纸浆厂每天用水2 5万吨，每吨费用仅为0．64元；有的地方企业开采和使用资源过度，且不负担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等等。然而，根据C和V在形成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劳动力价格应是分析的重点，即使C中也有劳动力价格问题。

我国是制造大国，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居多。我国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900万个。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压低劳动力价格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据调查，在广东，外来工中有近一半人月工资在800元以下，而800元是他们所在城市消费水平的临界点；还有很多外来工拿着300元～400元的月薪，仅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在南京，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月标准是43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是3．6元／每小时，但据南京市劳动部门调查，许多从业者的收入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保底线。在山东，一些企业工资还停留在10多年前300元～500元的标准。

在外企，大规模出口的商品中，由于收益最高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环节被外方控制，中方得到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真实收益不高；一家企业10多年来没有给职工增加过工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最近12年来，能容纳大量外来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的工资呈下降趋势。

我国商品中的劳动力价格与价值背离，甚至严重扭曲，劳动力的付出与回报很不对称。有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价值只有美国的1/10，劳动力平均价格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因此，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商品价格低的最主要原因。

压低劳动力价格

成唯一谋利手段

我国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低?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劳动力价值的内涵。因为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此外，劳动力价值与其他商品不同，它还包括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因此，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品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其中，劳动者在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

在当代条件下，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应是劳动者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育、养老、失业等所需费用的总和。与此对照，我国劳动力价格构成是什么呢?

首先，劳动力价格是以最低标准，即以劳动者能够维持温饱和养育后代为底线制定的，没有给予劳动者失业、养老、接受教育培训的费用。劳动者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但企业(特别是外资、合资、私营企业)不承担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责任，将这些责任推给了劳动者本人、国家或者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费用没有纳入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没有达到马克恩所说的最低界限。据统计，目前我国城乡7．37亿就业人员中，纳入养老保险的人口仅1．6亿，纳入医疗保险的仅1．2亿，纳入工伤保险的仅8000万，且大多数为城镇职工，加工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来源――民工几乎没有保险。

其次，法律法规不健全。1995年起实行的《劳动法》，在劳动合同签订和解除、超时工作报酬、职工健康检查等方面只是原则规定，许多条款是“应当”如何，而不是必须如何，且没有规定在未“应当”的情况下如何处置。

《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因没有规定未“必须”时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不为职工投保也很平常。法律约束不力，许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随意解除合同，或者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而不依法支付费用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劳动者虽然知道劳酬不符，但为了保住岗位，大多忍气吞声。

再次，社会对劳动力价格低存在认识的误区。理论界至今普遍认为，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战略资源优势。许多地方政府，一直把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当做招商引资的法宝，甚至不少地方官员还认为，没有廉价劳动力就没有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压低劳动力价格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竞争方法，很多企业把压低劳动力价格当做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唯一手段，有的所付价格甚至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最低界限水平。

五大问题影响经济生活

(一)新经济时代是创新劳动的时代，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标准过低，劳动者在除去生活必需品费用后，所得剩余不多，就很少有学习、教育的费用，从而使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难以提高，也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投资，形成了“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二)低工资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发放，其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加之，近年来的高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并未将其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三)靠低廉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合算，低价劳工是把廉价资源和超额利润让给了别人。如我国生产的“TALBOTE”T恤衫在美国专卖店售价1件38美元，而平均到岸价格是1．41美元，中间36．59美元的利润全部被美国的贸易公司赚取。并且，低价商品出口的多，表面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收入，但对劳动者收入是相对增加，绝对减少，即收入增加与其真实劳动价值贡献比是绝对减少。

(四)企业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没有持久竞争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必然质量不高；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就无法生产出高档产品，更不可能做成名牌。产品的附加值上不去，企业只能在低水平发展，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的差距必然拉大。

(五)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对某些市场的出口数量增长过快，极易导致进口国实施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进口国一面享受我廉价资源的益处，一面对我设置种种壁垒，贸易磨擦不断，影响对外关系。

建立健全政府职能解决现实问题

深刻认识提高劳动力价格的重要性、紧迫性。鉴于上述劳动力低价对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高劳动力价格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要认识维持廉价劳动力的弊端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益处，纠正人们在此问题上不正确的认识。另外也要认识到，继续将劳动力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亮点已不符合新经济潮流。

新经济时代，投资是跟着创新劳动走的。美国平均工资比中国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资比中国高得多。有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年共引进外资3400多亿美元，而美国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资3132亿美元；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4/5是流向发达国家。可见，投资追求的是创新劳动或更有利于创新劳动成长的市场环境，而非单纯为低工资。

建立强制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不健全，相关费用未纳入劳工成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我们的保险福利制度，比不上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巴西等国均采取强制保险制度，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或者在工资中支付相关成分，由雇员自行购买；如雇主不履行这些义务，雇员可以雇主。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社会保险福利的法律，仅有几个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因此要加快立法进程，为劳动力价格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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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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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疯狂上涨的物价是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众所周知：在去年5月至8月期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甚至员工自杀事件频发，漩涡中的本田、富士康等企业不得不为员工提高薪资和待遇。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用工荒的加剧。往年只在东部企业春节前后出现的用工荒今年扩展到了中西部企业，东西部为此打起了农民工争夺战，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抢夺劳动力频出怪招：前有上海企业开着数百辆大巴车到安徽、河南等地接人，后有重庆官员把截留回老家过年的农民工当做任务，外引内留双管齐下。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让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导致后者也参与到劳动力争夺战中。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研显示，东部地区打工者的月收入仅比西部高出5％，而5年前这一数字为15％。考虑到生活成本因素，东部地区在薪资方面已无优势。

全国性的用工荒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或许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负担低、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终结。

有关研究表明，过去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由5.60亿增长为9.18亿，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年年用工荒，今年格外猛”的现象提醒人们，这种预计不是杞人忧天。

未来，中国劳动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截至2008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常态，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无法再像往昔那般轻盈。但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做好应对人口负债的准备。

用工荒与涨薪潮的叠加还将导致制造业向亚洲其他新兴地区转移，加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空影响。

旗下用Payles连锁鞋店的美国鞋业集团CollectiveBrsnds正着手将相当大一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鲁贝尔(Matt Rubel)表示：“中国一直是一站式采购质优价廉商品的乌托邦……但乌托邦从来不会长久。”

香港联业制衣集团Cral Apparel首席执行官李乃(Harry Lee)与他所见略同：“5年前你要是问我在哪里办厂最好，我会说首选是中国，次之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如今大不一样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资上涨对中国作为亚洲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在中国并不是新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ILO)研究表明，至少10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而印尼为1.5％，泰国为零。目前中国工人_个月的工资大约是400美元，是印尼工人的3倍，越南工人的5倍，但仍远低于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水平。

然而，上述简单计算没有考虑到生产率的变化。摩根士丹利亚洲(Morgan Stanley Asia)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nh)表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幅在10％至15％之间。这与过去10年工资的年增幅大致相当，说明单位劳动成本即使有所上升，真正的升幅也非常小。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lxIre)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在中国拥有大型生产基地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提高30％，仅会使利润率下降1％至5％。

这份报告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关生产转移的讨论大多与鞋业、纺织等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关，即使中国的工资不上涨，这些行业也已经在不断向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等国家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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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人口红利

四川省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在最近十年上升趋势明显，并且未来仍将面临较大的上升压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会挤压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以前企业普遍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的赢利模式受到挑战。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四川省经济发展有良好影响，尤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较大促进作用。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四川产业结构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拥有充足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四川省很多企业得益于人口红利效应，经济得以不断增长。但是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不再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人口红利效应就会逐渐消失。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扩大，以及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四川省的产业结构就会引起变化，制造业占比就会减小，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市场占比就会不断加大。

一般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主要有三个作用机制。首先，存在引导产业结构优化的拉动机制，工资水平的提升，就会使工人的收入增加，进而促使居民消费需求量攀升和消费结构得以升级，这样，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都会有所变化，消费需求变化引起供给方面的变化，最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其次存在推动机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当企业不能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得原有利润水平时，企业就必须提高生产效率，或者用资本替代劳动，一般做法就是购买设备和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样，企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型，产业结构就会得以优化。最后，劳动力成本上升能通过关联机制作用于产业结构。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劳动者就有更多的支付能力去学习和参加技能培训，从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者素质；另外根据效率工资理论，高的工资水平将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这都将促使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较以往大幅提高，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二、实证检验及结论

（一）建模理论依据

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素较为复杂，主要有社会需求、技术水平、产业政策等。需求的变化会明显影响地区的增长速度和投资方向，需求的结构和总量变化都会引起相关产业的收缩和扩张，从而导致资金等资源向不同产业部门进行配置与再配置，进而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当明显，当技术发展较快时，生产效率提高，分工协作得到强化，使经济体中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这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政策对各行业的发展有导向作用，科学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第二产业产值占三大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四川省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收入提高后人们才有能力对商品产生需求，故需求可以用人均收入来衡量；劳动力成本用平均工资来衡量；并采用R&D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技术水平变量。本文使用四川省1991—2011年共计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四川省2012年统计年鉴》。

（三）模型及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把四川省产业结构变化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设定为如下计量模型：

在估计模型前，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最后得出AGDP、Awage和Tech存在单位根，表明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通过单位根检验做差分最后得知，indus、AGDP、Awage和Tech均是二阶单整序列。为了检验多个具有同阶单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采用JJ检验方法。最后得到协整方程为：

从以上协整方程中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与四川省第二产业占总产值比重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第二产业占总产值比重下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很多制造企业就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型，从而使产业结构得

到优化。协整检验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面写出模型估计结果：

本模型总体来说模拟较好，R2=0.876701，模型中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变化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从三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来看，ln（AGDP）、LN（AWage）和Tech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F=153.4998，说明三个变量联合起来对产业结构有显著影响。长期以来，低劳动力成本掩盖了企业低效率的事实，企业拥有低劳动力成本保障的一定利润水平，经济体中存在较多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四川省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会在短期内影响很多企业，但在长期来看，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进一步转型是有利的。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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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厉以宁认为“这些言论是错误的。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定的优势随着时间过去了，但有新的优势出现。”厉以宁分析说。

过去企业快速发展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中国工资成本越来越高，不少企业开始转到东南亚去，看起来是人口红利没有了，但这是指旧人口红利。旧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技工时代就是中国工人的素质好，中国工人勤劳，刻苦而且守纪律，这是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如果东南亚国家技工也好起来，中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级技工转移，还可以向专业化转移……这样就能不断地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在资源红利方面，土地的确比过去少多了，也不太容易批下来了。但不要忘记，最大的资源红利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科学技术，资源就越来越多，海水淡化、沙漠绿化、草种改良、新能源等资源都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提升，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资源红利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在改革红利方面，原来的改革措施发挥一段时间后，它的潜力的确渐渐淡了，但新的改革措施就来了。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进行改革，改革最大的红利就在于改革能冲破旧的规则，改变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也在于不断根据情况创造新的改革措施。比如当前面临的改革红利主要有对中国经济未来产生很大影响的城镇化发展规划、中西部开发措施及“走出去”的机会。

厉以宁提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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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贸易进出口额不断增长，源于廉价劳动力为外国企业生产并出口。Made in China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大份额，出口创汇持续创新高，国际贸易顺差明显，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自我国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上升，累计升值达30%，出口商销量下降，压缩成本，挤压工资，力求扩大出口量，改善国际收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人民币汇率上升与低工资水平具有双向互动关系。

一、理论分析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会提高世界劳动生产率。一国除利用自己绝对优势生产产品出口之外，还可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通过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取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对于出口而言，一国应在国际贸易中出口相对富裕的要素的产品，进口相对稀缺的要素的产品，根据初级要素拥有量进行生产从而决定各国劳动生产率。我国的比较优势与禀赋的生产要素在于密集的廉价劳动力，我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占市场分额较高，低工资水平对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劳动力”形象具有重要影响。而近年来我国名义工资水平上升，其他国家如印度的崛起，我国逐渐丧失劳动力带来的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对我国出口造成一定影响，由此影响我国贸易收支，进而影响汇率波动。根据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在国际借贷中直接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本国出口量的下降，借贷入超，汇率下浮。但是我国实际工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处于较低水平，出口企业为保持国际市场的销售份额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导致工人实际工资水而处于下降趋势，进出口贸易出超，引发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取VEC模型分析工资对汇率的影响，不设定因果关系。数据来源于wind咨询、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汇率变量采取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记为reer，工资变量采取城镇单位采矿业与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加权平均工资，用消费物价指数剔除物价变动影响，记为tw。采用2003年到2014年季度数据，各变量做对数变换消除异方差和数据波动，记lreer，ltw。经平稳性检验，得到实际有效汇率序列与贸易部门实际工资序列皆一阶单整序列。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在5%显著水平下：实际有效汇率（LREER）和贸易部门实际平均工资（LW）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此方程表明工资水平与汇率波动成负相关，实际平均工资水平每变动一个单位，实际有效汇率相应减少约0.088个单位。贸易部门实际工资的上升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劳动资源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量减少，国际收支逆差造成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人民币贬值。

对模型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得除VECM所假设的单位根外，伴随矩阵所有特征值均落于单位圆内，故模型稳定。再对各变量做方差分解得贸易部门工资水平对汇率的影响贡献率越来越大，第1期为0，到第10期贡献率已超过27%如图1。说明工资水平对汇率影响具有滞后性。

建立VEC误差修正模型为：

D（LREER）=0.0625*（LREER（-1）-0.301*LW（-1）-2.487）+ 0.005

D（LW）= 0.281*（LREER（-1）- 0.301*LW（-1）-2.487）+ 0.048

滞后一期的贸易部门实际平均工资水平LWt-1与实际有效汇率LREER成负相关，短期内工资水平也会影响实际有效汇率。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实证结果分析。贸易部门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实际工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成负相关，工资水平上升人民币贬值，出口增多，企业效益增加又会提高工资。工资水平一方面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影响出口量，密集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工资提高会增加居民消费，增加进口，进一步扩大贸易收支不平衡，引发人民币贬值。不过影响程度较小，主要由于我国总体实际工资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工资上升相对幅度较小。

（二）政策建议。我国的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就是得益于中国相比较其他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低工资降低成本，出口增加贸易顺差，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国内厂商为保持价格优势压低工资会促使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抑制降低对外贸易企业利润。压低工资短期使贸易商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价格优势，但长期来看，企业将自食恶果。因此，在国际化的今天，我国不断扩大出口的同时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贸易企业应正视工资在企业中所处的位置，适时适当的提高工资，同时积极加大技术投入；国家应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为技术密集型，放弃粗放型生产方式，提高人力资源技术程度，加大技术出口，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在国际贸易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