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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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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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09)10-058-03

一、引言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北京作为他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征使得北京市部分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明显超过户籍人口数量,大批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特征

(一)流动人口的内涵

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概念,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产物。流动人口是一种临时性的户地分离的自流人口,具体来说,就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但是学习、旅游、就医、国有流动作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或因公从事其他活动者除外。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

北京市大规模流动人口变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流动人口的变动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主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政策的变动有关。由于流动人口是一个变化迅速的群体,而现行的流动人口登记和调查系统又难以及时反映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由此导致社会对于流动人口数量摸不清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关于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数据主要从大量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报告,以及个别年份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到、并汇总得出了北京市从1978―2007年间部分年份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总量数据。总体来看,本研究认为北京市人口流动的历史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1.1978―1992年――快速增长时期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出现大幅度上升,这也与这段时期特殊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特点密切相关。7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农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之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北京市作为祖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因此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加之城乡差距的加大,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愿意到城市中谋求生路。这样就形成了这段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数据显示1977―1992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3%,是低水平发展阶段增长率的近4倍。

2.1993―现今――震荡上升时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震荡上升的特点。90年代后期北京市流动人口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年均降幅达到8%。90年代后期,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加之这段时期内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流入北京市的外来人口数量出现回落。2001―2007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39%,升幅与90年代末流动人口下降的速度相当,从总体发展趋势上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上升趋势明显,并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维持扩张趋势。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结构特征

(一) 四大城市发展功能区的流动人口分布结构

北京市共有18个区县,这些区县按照城市功能的差别可以划分为四个功能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区、顺义区、房山区、昌平区和大兴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区、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和延庆县。

各个城市发展功能区由于发展的定位不同,因此对流动人口的需求程度,以及容纳流动人口的结构也是不同的。图1显示了这4个城市发展功能区2005―2007年流动人口总量的变化。

从流动人口总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有较显著的增长,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流动人口变化较为平稳。从各城市发展功能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看,2005―2007三年间,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而城市发展新区是流动人口份额增长最快的地区。总体来看,北京市各城市功能区流动人口结构总体稳定,并有小幅变化。

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该区年均流动人口占到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8.08%,并且该区容纳的流动人口总量逐年上升,其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68%,但是从流动人口所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份额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比重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

城市发展新区是四个功能区内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功能区,年均增速达到13.87%。该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第二大聚集地,而且是北京市四个功能区内近三来唯一一个流动人口份额增加的功能区。

由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特殊的城市功能,其发展重点并不在制造业方面,因此该区能够提供给外来流动人口的工作岗位十分有限,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相对较低,并且随着首都功能核心区建设的完善,所容纳的暂住人口基本保持不变的状态,并且其吸纳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对重要性(即流动人口份额)不断下降,到2007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只占有全北京市近9%的流动人口。

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市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由于该区域的特殊功能,同样不适于发展能够吸纳较多流动人口的制造业,因此生态涵养发展区能够容纳的流动人口数量是全北京市最小的,从近三年的发展过程看,虽然2006年该功能区流动人口数量出现了小幅上升,但是很快又回复到之前的水平。同样,该区流动人口所占份额也是全北京市最低的,年均所占份额只有4.71%。

(二) 流动人口居住的区县结构分布分析

1. 城市功能拓展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由于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承载体,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城市功能拓展区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图2显示了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2005―2007年间流动人口总量的变化。总体上看,朝阳区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最主要的流动人口聚集地,2005―2007年三年间,朝阳区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达到40.36%,2007年朝阳区流动人口总数达到最大,为96万人,占到北京市当年流动人口总数的23%,可见朝阳区不仅是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地,更是整个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海淀区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仅次于朝阳区的第二大流动人口聚集地区,2005―2007年三年间,海淀区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达到35%,2007年其流动人口总数达到最大,为84.8万人,占当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0%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流动人口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并且所占份额的变化也不明显,从流动人口总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内四个区县各自的流动人口总量都是平稳上升。

2.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市吸纳流动人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区。该功能区内5个区县的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吸纳流动人口总量较多,而且上升趋势较强;而顺义区和房山区不仅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小,而且三年间不论是流动人口数量还是流动人口份额都没有特别显著的上升。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2005―2007年年均吸纳流动人口份额分别为13%、11.5%和10%,并且在2007年都达到了吸纳流动人口总量最多的程度,该年这三个区县流动人口总量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8.03%、7.27%和6.62%。

3.首都功能核心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首都功能核心区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相对较弱。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所包括的四个区县内,西城区、东城区和宣武区流动人口总量较为接近,而崇文区不论是流动人口总量还是流动人口占该功能区流动人口份额都与另外三个区有明显的差距。2005―2007三年间,这四个区县流动人口占全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份额分别为东城区27.46%,西城区31.07%,崇文区14.22%,宣武区27.26%。崇文区和宣武区流动人口数量处于小幅上升中,2007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5.5万人和10.9万人,但是只分别占当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31%和2.6%;东城区和西城区2005―2007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呈现出持续小幅下降的趋势,2007年其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为10.1万人和11万人,分别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41%和2.62%。这样不难看出,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四个区县流动人口总量发展较为平缓,基本无巨大变化,而且各个区县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4.生态涵养发展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从图5中明显看到,这5个区县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基本上都在5万人以下,其中怀柔区是容纳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区县之一,2005―2007年三年间其平均容纳了生态涵养发展区内29%的流动人口,门头沟区和密云县是仅次于怀柔区的两个流动人口集中地,其2005―2007年间分别平均容纳该功能区内20.8%和21.3%的流动人口。从流动人口总量的发展模式看,门头沟区容纳的流动人口总数逐年下降,平谷区和延庆县虽然流动人口总量小,但是呈现出逐年小幅上升的趋势,而怀柔区和密云县流动人口数量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数量的份额上看,门头沟区和怀柔区所占份额逐年下降,而平谷县、密云县和延庆县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并且2007年密云县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超过门头沟区,成为生态涵养发展区中流动人口比例第二大的区县,同样经过发展,2007年平谷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已经与门头沟区持平,并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因此不难发现,生态涵养发展区虽然所容纳的流动人口总量相对在四个功能区内是最小的,但是其内部结构却越发趋于平衡,各个区县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差距在逐渐缩小。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特征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①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在过去的政府宏观调控中,一直把流动人口作为压缩的对象,但是就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已经成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深入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作用和缺陷,明确管理方向;②对流动人口实施结构性调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属于低端人群即较低素质人群,但是仍有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并且活跃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因为北京市流动人口具有结构性特征,因此在制定相应管理措施时,应对不同类别的流动人口实行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更多的高素质流动人口进京,而相应缩减低端流动人口数量;③通过产业政策调整人口分布布局。目前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环城带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为了进一步消减城区的人口压力,应妥善利用产业转移策略,把吸纳流动人口较多的产业转移到偏远郊区,并建立较完善的服务业体系,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向北京周边地区分散。

■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42-0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乌鲁木齐市外来流动人口为77.4万,其中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22万,占流动总人口的28%。近年来,这个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达到35.4%。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居住、职业、教育等等问题。中国学者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成熟,而针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现状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在城市的居留特点,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提供决策基础和政策启示。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社区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乌鲁木齐市既是新疆首府,又是疆内唯一的特大城市,承载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是新疆重要的移民中心城市。而二道桥是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光鲜的商铺背后,曲曲折折的背街巷道里随处可见凌乱搭建的自建房,最早的建于20世纪30年代,二道桥社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94%,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34%。对该样本的选择和研究具有典型性,能够对中国西部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提供先行经验。

2.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二道桥社区入户访问的250份调研资料,2009年新疆“7・5”事件后,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本课题组成员深入社区维稳第一线,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挨家挨户调研,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资料。

3.研究方法

借鉴国内学者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研究的成果 [1～2],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和居留模式的研究采用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类:人口特征:包括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和流出地户籍;居留模式包括以下几项:居留时间(划分为半年以下,半年至五年以下,五至十年以下,十年以上);居留方式(家庭型和单身型);居留类型(社区租赁型和工棚宿舍型);人均居住面积;就业类别(餐饮服务业、商业服务业、运输服务业、私营企业主、其他);月均收入(0元～600元,601元～1 000元,1 001元～1 500元,1 501元～2 000元,2 000元以上)。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现状

1.研究区域概况

二道桥社区是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街道最大的一个社区,管辖区域北起宽巷,南至团结路,东临和平南路,西接解放南路。辖区面积0.52平方公里,为地缘板块型社区,面积477平方米。辖区内共有住户869户,居民2 644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4%。其中常住居民624户、1 789人,少数民族566户,1 655人,汉族134人,其他民族376人。流动人口245户、855人,其中维吾尔族238户,839人,汉族9人,其他民族7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266人,成年人589人。流动人口以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为主。辖区有清真寺院6所:宽巷寺、青海寺、撒拉寺、巴里坤寺、宁固寺、二道桥清真寺。单位共有12家,其中行政事业单位两家、涉外企业两家、私营企业8家;旅馆12家;社区商业门点248个,大巴扎内商户3 500户;幼儿园1所。

2.人口特征

流动人口以中、年轻人为主,在来源上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大中专以上学历比例较多。

表1 流动人口年龄特征

表2流动人口教育程度

表3 流动人口户籍来源地

根据表1～3的数据分析发现,4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占了79.9%,这其中18岁以下的比例也高达31.1%,其中绝大多数是随父母来乌鲁木齐市生活和上学的孩子。并且通过户籍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来源地非常集中,主要来自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的农村,占到93.6%。比如来自喀什疏附县浩罕乡13村的克然木江说他们村共有6个人来×××餐厅打工,而餐厅老板也正是原来的老乡,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城市聚居具有很强的地缘性,而且学历越低,对这一同乡社会资本的依赖越强。在教育程度上,相比其他学历的比重,中专以上(主要是大专和本科)比例最高,达34%,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校毕业后找不到适合工作,又不愿回乡,留在乌鲁木齐等机会的年轻人。

3.居留特征

(1)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员居多,以家庭为主的迁移趋势明显。

表4流动人口居留时间

表5流动人口居留方式和居住类型

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半年以下的短期居留人员比重最低,只有10.4%,而五年以上的长期居留人员占到58.7%,居住时间最长的维吾尔族老夫妇已在二道桥生活了二十五年。流动人口中以家庭形式的迁移占68.5%,单身型占31.5%(见表5)。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人群普遍已适应城市社区的生活,一小部分已购买了自己的住房,只是户口未迁来。同时他们往往是举家从南疆迁来,一户中包括父母、儿子、女儿、儿媳、孙子等一大家子,最多的一户八口人三代同堂。处在居住五年以下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一部分也已拖家带口,另一部分持观望的态度,如果生活情况持续改善,就把家里的亲人也带出来。相比之下,独自来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比例较少,而且往往是同乡结伴聚集。

(2)职业以餐饮、商业服务业为主,收入出现分层,贫富差距拉大,与教育程度相关性弱(如表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主要为第三产业,其中从事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员最多,达到75.8%,我们把较有规模的个体经营者列为私营企业主,把从事餐饮服务的雇员列为餐饮从业人员,从事服装买卖、牛羊肉批发、歌舞表演、干鲜果品、玉石营销的雇员或个体统归为商业服务业,从事手机买卖、复印、运输、保险经纪等归为其他,还有个别是退休后来乌鲁木齐养老的职工以及无业的家庭主妇、待业青年。

从月均人收入看,收入普遍在800元～1 000元左右,这个标准已高于乌鲁木齐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人月均收入512元,但如果再负担家庭中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这个标准将大打折扣。月均收入最高为私营企业主,事实上有些做生意时间长的商人月均收入达万元以上,如批匹、开餐馆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人处于无业状态,比较封闭,不与族群之外的人交往,社会融合性较差,包括家庭妇女和学历极低的年轻人,其中还有吸毒等不良经历的人。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高低与教育程度不相关,私营企业主往往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只是经商较早。而收入处于800元～1 000元左右的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则包含从初中到大学本科学历各个层次的人,虽然文化程度迥异,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基本一致,收入也相当,所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收入上没有体现所受教育的优势。

(3)流动人口家庭人数众多,居住条件恶劣。由于少数民族的生育制度较宽,加之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社区在计划生育的管理上不严格,很多流动人口家庭人口众多,一般都在5人以上,还有不少三代同堂,最多达9人挤在一套房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 m2的达27.9%。至于租住棚户区自建民房的条件就更差了,主要是无厕所和上下水设施,一到冬天路面污水成冰,通行困难。

表7流动人口居住条件

四、政策启示

1.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主因,大力发展南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和田等地的农村,而这些地方的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2 600元,低于新疆农村人均水平3 502元/年・人,月人均不足250元,正是生活所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来乌鲁木齐市谋生。无论如何,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远高于农村,因此个人在城市试探性生活一年后,逐渐适应并举家迁来长期居留的比重很大,预计还会增加。因此,大力发展南疆三地州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才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2.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生活质量,减少城市社会问题的长远之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年轻化特征,尤其是未成年人比重达31.1%,包括随父母来城市生活和上学的未成年人和源源不断出生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这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的潜力巨大。如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放任不管,既不利于流动人口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步伐跟不上的情况下,城市的社会问题将后患无穷。

3.改革当前少数民族大中专的教育模式,转变就业倾向,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从调研结果看,餐饮商服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教育层次的流动人口都包含在内,尤其是这部分流动人口中相当部分是毕业多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专业包括农、林、水利、师范和医学等。这说明需要反省现行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中专以上程度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专业性为什么没有得到体现?教育程度与就业和收入差异基本不相关。因此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的职业技能性和针对性,同时提倡少数民族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为家乡服务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问题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对城市安全、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很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深层次进行探索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评析[J].人口研究,2006,(3):87-94.

[2]廖杨,付广华.桂林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8,(4):33-45.

[3]杨上广,丁金宏.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效应[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2-87.

篇4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which b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ta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and take prefecture-level city、county-level city and country as the research unit，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used floating population location quotient and multi-cen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n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capital city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which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 native citi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orm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gathering to the district which has big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urban hierarchy; 4）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size and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of cities，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location quotient;multi-center model;influence factors;Shanxi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2-56（6）

1 引言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表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主要以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为主[2、3]，这一现象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4]。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预测和规划未来人口流动格局、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5、6]、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与特征[7、8]、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动因[1、9-11]、迁移规律[12、13]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14]等，其中对于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15、16]、收入水平、地区差别、教育程度[17]等，对流入地城市性质与流动人口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研究尺度包括全国层面[12、18]、省级层面[19、20]和省会城市[1、21]等。资源型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由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构成，其资源型产业的兴起与衰落直接影响区域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资源型地区流动人口的发展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山西省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从流动人口的来源结构入手，以山西省地级市市区、县级市和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五普”、“六普”中“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相关数据，从户籍所在地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三个层面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揭示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与演化规律、更好的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流动人口区位商

区位商是用于表征特定空间上某一要素分布集聚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i表示i地区的流动人口区位商;Fi是i地区的流动人口数;Pi是i地区总人口数;Ft是整个区域的流动人口数;Pt是整个区域的总人口数。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与整个区域分布一致，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相对集中，Qi

2.2 多中心模型

多中心模型是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模型之一，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D（r）是流动人口密度;n是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ri是某一个地区到i人口中心的距离;ai和bi是针对i中心的参数。

3 山西省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3.1 现状特征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517.59万人，比2000年增长280.3万人，增长率118%，年均增速达到8.11%;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7.31%提高到2010年的14.49%，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3.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10年的1.63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到2010年间，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

山西省11个地级市和11个县级市2010年共吸引流动人口358.23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9.21%，其中地级市吸引流动人口305.29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8.98%，说明山西省人口流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太原市，达到140.2万人，占全省的27.09%，平均流动人口密度为201人/km2。流动人口总量最少的是阳泉市，为18.43万，占全省的3.56%;流动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忻州市，每平方公里不足16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太原市，为33.37%;最小的是运城市，为7.93%。

3.2 总体演变特征

为了消除城市行政区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采用人口密度作为衡量指标，即在绘制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的基础上，根据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并利用多中心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

为了有效克服单一判断标准的弊端，采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选取两个年份流动人口密度大于50人/km2，且流动人口区位商大于1的行政区作为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

从2000年和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密度图（图1a、表1）可以发现，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共有7个，包括太原市区、晋城市区、长治市区、大同市区、阳泉市区、侯马市和晋中市区;对比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增加到11个（图1b、表1），原有的流动人口中心除侯马市以外，均得以保留并且集聚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增加了临汾市区、运城市区、介休市、孝义市、吕梁市区5个集聚中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中南部地区。侯马市作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曾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周边临汾市区、运城市区的发展，两者作为地级市行政中心的优势逐步凸显出来，从而削弱了侯马市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作用，导致其在2010年流动人口区位商下降到0.875，失去了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地位。2000年，山西省7个流动人口中心共集聚流动人口145.7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1.43%;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数量增至11个，共吸引流动人口总量296.3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7.26%，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在增加，然而其吸引的流动人口比重在降低，说明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并未出现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突出极化现象[22]。

采用多中心模型对2000年、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拟合，结果见表2。多中心模型中参数a代表不同中心截距，a越大表明该中心在集聚人口方面的作用越强;而斜率b的绝对值越大，代表随着与该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的衰减越陡[23]。对表2中的参数a和b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均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即太原市区核心和晋城市区核心，其a值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在2010年表现尤为突出;对参数b进行分析，2000年⒈太原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为2.082，明显高于其他中心，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核心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较强，2010年，孝义市、阳泉市区、晋城市区和运城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分别达到15.838、10.158、9.867和6.262，超过太原市区的3.636，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对山西省流动人口格局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3.3 流动人口来源结构分析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主要从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3个层次进行分析。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237.29万人，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构成为63.6：22.7：13.7，到了2010年，这一构成变化为55.7：32.7：11.6，表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较快，总量由2000年的53.8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69.44万人，增长了214%，其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也提升了10个百分点;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总量增速略低于前两者，但整体也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

利用2010年、2000年两期数据的比值与山西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即（201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0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1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为依据，按来源分类绘制的山西省流动人口增幅比率图（图2），对不同来源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对户籍在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a），增幅比率较高的地区，即增幅比率大于3的地区共有18个，主要集中于吕梁市域及周边地区、大同市域东部、长治市域;增幅比率在2到3之间的地区共有28个，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中南部;其余61个地区的增幅比率与全省平均水平相近，集中于0到2之间，其中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共有16个，主要分布于各地级市市区周边，与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区位相符。可见，山西省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太原市区和长治市区为例，太原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为40.86万人，到了2010年该数据下降到35.28万人，下降了21%;长治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达6万人，2010年该数据下降为5.35万人，下降了10.8%。

对户籍在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b），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增幅比率相比，其增幅比率相对集中，在0到2之间的地区共有89个，占全省总数的83.18%，说明全省各地区来自于本省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扩张规模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相近，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近10年吸引的流动人口数量越多，尤其是增幅比率大于1且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太原市区、晋中市区、临汾市区、运城市区和吕梁市区，在这一时期吸引省内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尤为突出，共增加68.62万人，占全省净增加总量的59.38%，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省省内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

对户籍在省外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c），全省吸引省外流动人口增幅比率低于1的有36个县（市、区），占全省的33.6%，分布于省域南北两侧;大于2的有24个，占全省的22.4%，集中于省域东西两侧;增幅比率在1到2之间的县（市、区）有47个，占全省比重的44%，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中部地区。增幅比率大于1的县（市、区）空间分布与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与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一样，均呈现向省内流动人口中心集聚的特征。

4 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的相关分析，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城市性质、城镇化率等角度进行分析。

4.1 与区位条件的关系

区位条件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差异，区位条件良好是城市选址的先决条件。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呈现明显的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征，自然环境优良、社会经济条件发达、交通设施完备的城市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因此，区位条件对流动人口的集聚有重要影响。

4.2 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与周围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就越大，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对周围地区劳动力、资金、资源的吸引力不断提高，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区域经济水平得以提高。城市规模可以通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进行衡量，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非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74;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GDP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37，说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其中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关性更强。

4.3 与城市性质的关系

对山西省内流动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性质进行分析，主要包含综合型城市、工矿资源型城市、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三种类型。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省会城市，是太原经济圈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山西省范围内最典型的综合型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水平和公共设施的提高与完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人城市，2010年太原市区共吸引流动人口130.87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38.17%;工矿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外来劳动力聚集，如大同市、孝义市等地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发展，大量吸引外来人口在此聚集，逐步形成流动人口的集聚中心;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以晋城市和侯马市为代表，晋城市是山西省重要的门户城市，吸引流动人口规模在地级市中位居前列，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侯马市是山西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吸引省内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为主。

4.4 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采用各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 结论

本文在借鉴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时段内，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吸引流动人口集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

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流动人口中心由2000年的7个增加到2010年的11个，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2000年太原市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影响作用较强，到了2010年其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扩张较快。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由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来源于省内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的特征。

就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来看，流动人口集聚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与城镇化率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 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广州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1）.

[2] 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3] 李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J].地理研究，2001，20（4）.

[4] 鲁奇，王国霞，杨春悦，曾磊.流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若干解释（1990、2000）[J].地理研究，2006，25（5）.

[5] 段学军，王书国，陈雯.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分析[J].地理学报，2008，63（10）.

[6] 王国霞， 秦志琴， 程丽琳，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J].地理科学，2012，32（3）.

[7] 丁金宏，刘振宇，程丹明，等.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J].地理学报，2005，60（1）.

[8] 朱传耿，顾朝林，马荣华，等.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J].地理学报，2001，56（5）.

[9] 李娟，任国柱，鲁奇， 等.20世纪90年代重庆市流动人口特征及动因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6，25（2）.

[10] 刘盛和，胡章，邓羽.基于区域差异类型的流动人口快速检测方法[J].地理研究，2011，30（4）.

[11] 顾朝林， 蔡建明，张伟， 等.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J].地理学报，1999，54（3）.

[12] 田明.中国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J].地理研究，2013，32（8）.

[13] 鲁奇，吴佩林，鲁礼新，王国霞.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J].地理学报，2005，60（5）.

[14] 朱传耿，顾朝林，张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2，（2）.

[15] 段晶晶，李同升.陕西省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 40（2）.

[16] 段平忠.我国流动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

[17] 朱传耿， 马荣华，甄峰，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J].人文地理，2002，17（1）.

[18] 张苏北，朱宇，晋秀龙，等. 安徽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 2013，33（5）.

[19] 任志远，李冬玉，刘焱序，陕西省人口资源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及驱动力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