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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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least said, sooner mended”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位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 garden of eden, noah’s ark, the tower of babel, achilles’ ，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 green house, the white house, in black and 

        而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村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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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多视角研究》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及分析了一些著名翻译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的翻译理论，比如“语言决定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文化决定论”、“语言文化（双向）影响制约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翻译实践活动，指出“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既有不平行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一处，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一观点为我们开辟了更多的思考空间。首先，启发了我们对翻译、语言和文化三个概念的思考；其次，强调了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在翻译活动中，为了达到对原语更好地理解和做出理想的翻译的目的，除了使用语言学的手段外，诉诸文化学的途径也是必要的，而且要重视对一些文化意义的更深刻更详细的理解和传递。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第一选择是求助于语言学来寻找解决翻译问题的出路。这样一来翻译就有彻底被纳入语言学领域的危险，特别是现代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中。但是，语言的结构（一些形态和句法的形式）只有被注入了具体的意思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语义学。这一发现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翻译是一些思想和意思在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传递，所以语言必定成了具体意义的载体，也就是说，要在缺少意义的话语中注入一些具体的意义。这一观点把翻译从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把翻译看成是通向一个思想、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间交流的特殊的道路。不同类型的翻译所呈现的问题，光靠在语言学上的一些分析技巧是不能解决的，同样还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和传递。其实，一个理想的翻译不仅要求译者掌握外语，还要求对说这种语言的群体的文化做系统的研究。

既然我们已经承认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间的活动，那么翻译在理论上并不是总是可能的，但是它在实践中是可能的。我们发现，在一种很复杂的语言中，很多结构在对它的翻译中却十分简单，因此，这不再是语言学结构的问题，而是文化结构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简要地讨论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重要角色。

1.语言和文化

维基百科中对语言的定义是：语言就广义而言，是一套沟通及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一般称为文法。符号通常称为文字，会以视觉、声音或者触觉方式来进行传递。严格来说，语言是指人类沟通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语言。在一个先进的社会中，一般人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语言能力。语言的目的是交流观念、意见、思想等。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维基百科对文化的定义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不同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通常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

既然语言是人类之间转换信息和思想的一个工具，那么就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德龙在谈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引用了这样的文字：“No language can exist unless it is steep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d no culture can exist which does not have at its centre， 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language.”因此，任何译者都不能把语言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否则将会产生一些错误。事实上，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一门语言既属于文化又是表达文化、反射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2.翻译

翻译就是要将原语转换成目的语。诚然，翻译是一种语言学的活动，但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决定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于翻译跨语言、跨文化的本质，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一个理想翻译的目的和标准带来了一些矛盾。许多翻译理论家和译者都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严复认为翻译要讲究“信、达、雅”。傅雷这位中国文学翻译的大家也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论都奠定了传统翻译论的基石。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认为翻译要准确地涉及原文意思的完整和原文的精神。

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这一术语，用来强调对目的语的阅读的理解效果大致上必定跟原语的阅读的原文是相等的。“使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认为翻译就是交际，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不能被译文接受者看懂，就是不合格、毫无用处的”。也就是说，在目的语中，翻译首先在意思上，其次在风格上，制造出跟原语中的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语。

现在，我们明白，要实现最接近的自然对等语和可靠的翻译，对文化内在的理解和向目的语阅读的传递十分重要。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角色表现在两个方面：（1）不同文化的相似使翻译更为容易；（2）文化的不同在翻译中虽然形成了一些障碍，但是人们还是为了实现动态的对等语尝试找到一些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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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语言是语言决字文字，而汉语则是汉字决定书面语言。

中西方语言中的文字具有共同的功能，文字是创造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用象形文字写文章。”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的这种观点加以赞同。

同样，汉字的最大功绩是记载并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以汉字载之，

汉字自甲骨文至今历三千年而不衰，是有其顽强生命力的，是整理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55页，商务印书馆，1959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37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1页，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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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掌握英语的规律来看，只有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语言。要掌握英语，主要的途径是多练，而不能单纯依靠老师的讲解，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语言知识的讲授和言语技能训练之间的关系。讲解要精辟透彻，实践要多而有效。

什么叫精讲？简单的说：精讲就是要用最少的话，最少的时间，讲清楚最必要的东西。具体的说，精讲指的是：

（1）所讲的理论知识和语言材料必须是经过精选的，而且要掌握中心，抓住重点。课上只讲为学生实践与训练所必须的。

（2）精选的语言材料，特别是中心和重点必须讲述，使学生能抓住精神实质。

（3）在保证讲透的前提下，语言精练，字句清楚，说话生动，重点突出。

怎样才能有利于精讲？

（1）“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教师的讲授应避免用过多的术语和过多的抽象概念。

（2）对语言材料不宜作过多、过繁的分析，应限于理解材料所必需，简明扼要、适可而止。

（3）Z言知识的讲解以归纳为主。

（4）知识分步走，可逐步加深，一次不要讲的太多。

什么叫多练？多练不是盲目的练，而是在精神基础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内外让学生有大量的实践机会。而且练要练在刀口上，训练要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实的语言实际。

有利于学生大量实践的几个措施：

（1）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课上进行群练活动。

（2）凡学生能胜任的工作，尽可能让学生来完成，教师不要包办代替。

（3）课堂上个别活动与集体活动相结合。

（4）课内外要结合。除课内要多进行操练外，课外也要分秒必争，大量实践，创造良好的英语环境。

二、综合教学的原则

综合教学原则要求在外语教学中必须正确处理语言诸要素之间，语言和言语之间，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语言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语言，也不能起语言的交际作用。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遣词造句的规则。由此可见，语音、语法、词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应该把英语作为一个整体来教，作为一个整体来学。孤立的学习语言、语法、词汇，不可能真正掌握语言。人们掌握本国语言是在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活动中学得言语能力和技能的。人们学习英语也应该在把英语作为佳绩工具的功能活动中学习。学习英语应由一定的语言环境，即前后联系“上下文”中进行的。因此，学英语就应该整句的学，在“上下文”中整段、整篇的来学。听说读写这四项语言能力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听说一味领先，读写跟不上，也不会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听说能力也不会巩固。当然，听说读写训练的数量、比例，训练的难易要求，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阶段的不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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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156-03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中的语境是语篇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它包括语汇、语言风格、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等具体的语境因素,这些语境因素反映了使用语言时客观存在的基本条件。系统功能语境观以具体的语境因素为研究范畴,并侧重于对语篇语境的静态分析，将交际的双方视为语篇语境的参与者，系统功能语境观是稳定静态的语境观。关联语境观是以关联语境为研究中心,关联理论认为,在语篇解读过程中,语篇交际的双方把对语篇的假设存储在脑海中，并作为新的语言信息组成关联语境，也称认知语境，即在语篇交际过程中,对语篇理解起作用的是交际双方的一系列认知假设,而不仅仅是具体的语境因素，如语汇、语言风格等。在明示推理的语篇交际中,语境的参与者就是运用各种语境因素,在一系列的语境假设中寻求与语篇最佳关联的假设。比如,当我们看到“雪”时,我们就会联想到许多与“雪”有关的语境假设：语境假设（一）：扫雪;语境假设（二）:打雪仗;语境假设（三）:堆雪人。这三个语境假设中，哪一个最符合交际意图呢?这就要求受话者运用各种具体的语境因素，在众多的语境假设中去寻求最佳关联假设，这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因此，关联理论语境观把语篇理解为动态过程。笔者将以两种语境观的共性与差异为基础，将两种语境观作以对比研究，旨在揭示两种语境观的相互依赖性和相结合的意义，并为两种语境观在语篇理解中的综合运用奠定理论基础。

二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

理论语境观的共性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代表的语境观开始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对语境的研究。他首先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个概念。伦敦学派代表人物费斯(J. R.Firth)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观点并提出了“上下文”和“情景语境”的概念。费斯(Firth)的学生韩礼德(M.A.K Halliday)进一步界定并发扬了他的语境学说，他根据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语境观点，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并提出了著名的语域理论。他认为语域可以分为个三方面: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和话语的风格。话语的范围可包括社会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话语的方式是指口头语和书面语；话语的风格包括交际双方所处的关系、社会地位、身份等［1］。为了阐明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活动,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揭示了不同于系统功能语境观的关联语境观，他们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基础，论证了用于解释语篇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语篇理解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语篇理解是一个从明示到推理判断的过程，是依据一定的推理规律展开的认知活动；人们的认知活动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关联为本质特征，这就是关联准则。关联是从认知效果和信息加工的努力程度两方面来界定的，认知效果越大，关联程度就越大［2］。依据以上两种语境理论可知，语境是一系列可以反映的事实或假设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包括各种信息，如语篇中的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同时，这些信息也构成一个人理解语篇的潜在的认知环境。因此，系统功能语境观所指的语境和关联理论所指的语境都是通过认知来实现的，这是两种语境观的共性。

三、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

理论语境观的差异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语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两种语境观所分析的语境都是通过人类认知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两种语境观在研究的理论基础、侧重点及发展的动静态特征三方面存在差异。

1.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以韩礼德(M.A.K 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费斯(J. R.Firth)的语境理论，完善了系统功能语境观。系统功能语境观是以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功能语法分为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系统语法是用来解释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关系，语言作为系统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若干子系统以意义为关联形成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功能语法是用来解释语言是如何使用并以何种形式组织到一起的，完成交际功能。韩礼德(M.A.K Halliday)认为所有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元功能或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与话题有关，人际功能与直接环境有关，而语篇功能只与语言内部结构有关，与非语言环境关系不大［3］。系统功能语境观的内涵在于，语境是语篇用以表达意义的赖以存在的环境，语境和语篇中存在着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

关联理论语境观是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不是纯粹的编码-解码过程,而是一个有目的和意图的认知活动。一个语篇交际活动涉及说话人的两种意图: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语言表达和言语意图的距离是通过交际双方的认知来联结的。语篇理解的基础是人类认知假设，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对语篇的理解总是遵循关联原则不断进行假定、预测的结果。这就是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理论基础。

2.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系统功能语境观侧重研究语境的社会意义。韩礼德(M.A.K Halliday)继承和发展了弗斯(J. R.Firth)的两条基本理论原则：一是语言环境；二是系统思想。韩礼德(M.A.K Halliday)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功能,提出语言研究中的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形式，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Halliday1978:序)，不是一种知识或能力，而是一种“语言和文化所允许的选择范围”和“社会行为”［3］。也就是说，人们的语言和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语言的选择和理解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系统功能语境观重点研究语言和环境的关系以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语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关联语境观侧重研究语篇信息处理的认知模式。以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为代表的关联语境观以认知理论为基础，将语篇理论发展为一个明示与推理的认知模式,即关联语境的认知模式。关联语境的认知模式以心理图式为基本单位，心理图式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能动过程，是知识结构在人脑中的组织化，是用来对更复杂的认知活动进行编码的知识结构体(Yule 1996) ［4］。心理图式理论使人们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凭借已有的知识来理解新的语境信息。因此，关联语境观视交际者的认知活动为语篇理解的中心，它侧重解释了交际者的认知活动在成功交际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3.动态与静态的不同

系统功能语境观以语境的静态发展为其主要观点。它以语言本身为基础，对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心理以及外部环境乃至百科知识等因素作了全面分析,系统功能语境观还详细分析了语言环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对交际双方依据语境而做出言语选择及语篇理解作出了合理的分析。但系统功能语境观没有对交际双方如何理解语篇作充分论证，因而没有全面分析语境是如何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影响语篇理解的，即交际双方如何依据语汇、语言风格、背景知识等语境因素对语篇含义进行推理的。关联理论打破了系统功能理论对语境观的限定性理解，将语境视为一种认知活动，而不只是和语篇有关的物理环境或语篇信息。因此，相对于系统功能语境观,关联理论中的语境观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交际双方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随着交际双方对语篇理解的不断进展，新的语境假设连续地增补到双方的认知语境中，使得语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2］。

四、两种语境观相结合的意义

系统功能语境观涉及的范围广泛，由不同层次的语境因素构成，并把语境视为一种先于交际而存在的客观因素。这些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语篇，而另一方面，系统功能语境观并没有充分反映交际双方在语篇理解中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活动。而实际上，在语篇理解中，交际双方是运用认知推理构建语篇语境，以达到语篇交际的目的。对于关联理论，语篇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随着交际的进行，语境也随之而变。语篇理解包括两种信息的相互作用，即由语篇新信息和在此之前的旧信息，两种信息的相互作用使得认知语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5］。由此可知，关联理论突破了系统功能语境观的限定，它是系统功能语境观的有效补充，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观进一步说明，语境并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类认知系统与外部环境相关联的结果，人们对语篇的理解是认知活动与语篇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揭示两种语境观在语篇理解中的相互依赖性和相结合的意义，能更有效、更全面地促进语篇理解。

五、结语

正确理解系统功能语境观与关联语境观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系统功能语境观主要研究语言的功能及语言的社会意义，侧重于解释语篇本身固有的意义。关联语境观主要是从交际功能角度研究语境，重点研究语言交际实现的心理过程，弥补了系统功能语境观的不足。因此，正确理解两种语境观的关系，有利于作者或说话者在交际中综合地运用两种语境观，选择适合语境的言语表达思想感情，同时，也使听者或读者能借助语境理解语篇含义，从而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1］Halliday,M.A.K.LearningHow to Mean:Explorations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M］.Edward Arnold,1975.

［2］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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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习语言规则就必须学习该语言所属的文化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和。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反映文化、表达文化、记载文化、传播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手段。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的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规则是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学习语言规则就是学习语言所属的文化，学习英语就必须学习产生和使用英语的民族的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

二、 在语言交际中，语言的使用规则较之语言的结构规则更为重要

一个外语教学专家曾经说过：“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言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往往比较宽容，与此相反，如违反说话、语言使用规则，就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如果你偶尔违反语言的结构规则（如忘记动词过去式加ed），对方可以谅解，至少不会影响彼此的感情。如果违反了语言的使用规则，就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甚至破坏双方的关系。曾有一位在中国某大学任教的美国女教师去“英语角”与人交谈时听到“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How much do you make in China?”之类中国人民见面时极其普通寒喧话语时感到非常不快，觉得这不是在进行友好英语会话交流而是在敬察局或海关接受审讯。因此她辞职提前回国了。原因是：因为与这位美国教师会话的人不了解美国人的习俗，违反了语言的使用规则，上述问题的提出侵犯了她个人“隐私权”。因而引起了不良后果，破坏了双方的关系，隐私权（privacy）在美国，不像在某些国家带有贬义而带有褒义。认为隐私权是全人类都需要、都向往、都满意的一个必要条件和要求。若他人侵犯隐私权。就是侵犯属于个人的小天地，必然遭到猜疑甚至敌意，英语一句谚语：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就是对隐私权的诠释。

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往往认为语言结构规则错误只表明说话人使用语言不够熟练，而语言使用规则错误则表明说话人的品质、举止不良。为避免这种误解，我们在交际中必须注意语言使用规则的学习和正确运用。

三、交际活动语言使用规则的差异

1、价值观的差异导致语义的差异

以”inpidualism”一词为例，因中美两国价值观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美国社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egocenter society），这个社会强调个人、强调个人尊严、强调个人不可剥夺的一些权利和强调个人在自己进步和成长中所负的责任，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并任其自由发展。英语中“inpidualism”一词被定义为“主张个人正直与经济独立，强调个人主动性、行为与兴趣的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人们将广泛注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并将其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因此，该词作为这一精神的概括被赋予积极意义而带褒义，它成为英美人普遍接受的重要价值观念。

而中国更主张个人服从集体，崇尚“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所以在汉语词典中“个人主义”定义为“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显然它是一个贬义词，可见，同一个”inpidualism”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而引起语义上的极大差异和内涵上的实质性区别，在不同文化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差异。

2. 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语言表达、交际观念的差异

中国人在言谈交往中喜欢试探，言辞婉转含蓄，避免直露而给对方难堪，从而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英美人在人际交往中显示自我，把人际交往看成是一种思想交流，信息传递的方法。而把对方的脸面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置于次要地位。强调直截了当的问话和直截了当的回答。西方人不象中国人那样格外把谦虚看成是一种美德。他们把自尊和自负看成是个人心理健全的标志，因而绝不为了表示谦虚而贬低自己。相反却常常夸耀自己。

3．日常交际活动中语言使用规则的差异

人们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包括称呼、介绍、寒暄等方面）不同民族均有各自不同的习俗和模式。例如，在中国，人们见面握手表示友好，而在日本，人们则鞠躬问候，巴西人则奉行吻礼。可见在语言交际中我们必须留意它们，以免造成尴尬局面。

4．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导致语言使用规则的差异

身体语言包括手势、姿势、体态、服饰、眼神、表情、体距、音量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身体语言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一部分。与人谈话时，我们的表情、手势、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向周围的人传递信息：微笑伸手表示欢迎，皱眉表示不满，点头表示同意。但不同文化的身体语言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尼泊尔人，斯里兰卡人，爱斯基摩人和部分印地安人却用点头表示“不”。谈话时的体距也因民族文化不同而不同：阿拉伯人习惯站得近表示友好，英国人习惯保持距离以示有教养。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谈话对象、场景、内容不同而保持不同的体距。又如用手指敲桌面在有的地方是显示悠然自得而有的地方则含有极为不耐烦之意。所以在语言交际中我们所运用的身体语言必须适合当时的情景、语境和所处的文化背景。不然会引起交际效果的变化，在不同的情景中身体语言的运用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和效应。

总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具备的。但要把它转化成现实掌握某种具体语言的能力，则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无数学习语言成功的经验都说明：语言和文化同步并进地学习是纯正掌握语言交际能力不仅包括对语言能力（结构规则）的了解，还包括对其关联的社会文化的了解，不了解语言文化的内涵，不懂得语言的使用规则，无论语言学得多么规范，用于交际时常常会在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中碰壁失败。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语言结构规则时一定要学习英语的语言使用规则——学习英语国家、人民的文化。把学习语言和学习产生和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才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方法。

参考文献

[1] 宋专茂，面向21世纪学生外语素质的构成与培养[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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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和。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反映文化、表达文化、记载文化、传播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手段。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的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规则是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学习语言规则就是学习语言所属的文化，学习英语就必须学习产生和使用英语的民族的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

二、 在语言交际中，语言的使用规则较之语言的结构规则更为重要

    一个外语教学专家曾经说过：“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言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往往比较宽容，与此相反，如违反说话、语言使用规则，就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如果你偶尔违反语言的结构规则（如忘记动词过去式加ed），对方可以谅解，至少不会影响彼此的感情。如果违反了语言的使用规则，就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甚至破坏双方的关系。曾有一位在中国某大学任教的美国女教师去“英语角”与人交谈时听到“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How much do you make in China?”之类中国人民见面时极其普通寒喧话语时感到非常不快，觉得这不是在进行友好英语会话交流而是在敬察局或海关接受审讯。因此她辞职提前回国了。原因是：因为与这位美国教师会话的人不了解美国人的习俗，违反了语言的使用规则，上述问题的提出侵犯了她个人“隐私权”。因而引起了不良后果，破坏了双方的关系，隐私权（privacy）在美国，不像在某些国家带有贬义而带有褒义。认为隐私权是全人类都需要、都向往、都满意的一个必要条件和要求。若他人侵犯隐私权。就是侵犯属于个人的小天地，必然遭到猜疑甚至敌意，英语一句谚语：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就是对隐私权的诠释。

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往往认为语言结构规则错误只表明说话人使用语言不够熟练，而语言使用规则错误则表明说话人的品质、举止不良。为避免这种误解，我们在交际中必须注意语言使用规则的学习和正确运用。

三、交际活动语言使用规则的差异

1、价值观的差异导致语义的差异

    以”individualism”一词为例，因中美两国价值观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美国社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egocenter society）,这个社会强调个人、强调个人尊严、强调个人不可剥夺的一些权利和强调个人在自己进步和成长中所负的责任，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并任其自由发展。英语中“individualism”一词被定义为“主张个人正直与经济独立，强调个人主动性、行为与兴趣的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人们将广泛注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并将其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因此，该词作为这一精神的概括被赋予积极意义而带褒义，它成为英美人普遍接受的重要价值观念。

而中国更主张个人服从集体，崇尚“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所以在汉语词典中“个人主义”定义为“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显然它是一个贬义词，可见，同一个”individualism”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而引起语义上的极大差异和内涵上的实质性区别，在不同文化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差异。

2. 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语言表达、交际观念的差异

    中国人在言谈交往中喜欢试探，言辞婉转含蓄，避免直露而给对方难堪，从而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英美人在人际交往中显示自我，把人际交往看成是一种思想交流，信息传递的方法。而把对方的脸面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置于次要地位。强调直截了当的问话和直截了当的回答。西方人不象中国人那样格外把谦虚看成是一种美德。他们把自尊和自负看成是个人心理健全的标志，因而绝不为了表示谦虚而贬低自己。相反却常常夸耀自己。

3．日常交际活动中语言使用规则的差异

    人们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包括称呼、介绍、寒暄等方面）不同民族均有各自不同的习俗和模式。例如，在中国，人们见面握手表示友好，而在日本，人们则鞠躬问候，巴西人则奉行吻礼。可见在语言交际中我们必须留意它们，以免造成尴尬局面。

4．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导致语言使用规则的差异

    身体语言包括手势、姿势、体态、服饰、眼神、表情、体距、音量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身体语言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一部分。与人谈话时，我们的表情、手势、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向周围的人传递信息：微笑伸手表示欢迎，皱眉表示不满，点头表示同意。但不同文化的身体语言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尼泊尔人，斯里兰卡人，爱斯基摩人和部分印地安人却用点头表示“不”。谈话时的体距也因民族文化不同而不同：阿拉伯人习惯站得近表示友好，英国人习惯保持距离以示有教养。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谈话对象、场景、内容不同而保持不同的体距。又如用手指敲桌面在有的地方是显示悠然自得而有的地方则含有极为不耐烦之意。所以在语言交际中我们所运用的身体语言必须适合当时的情景、语境和所处的文化背景。不然会引起交际效果的变化，在不同的情景中身体语言的运用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和效应。

    总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具备的。但要把它转化成现实掌握某种具体语言的能力，则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无数学习语言成功的经验都说明：语言和文化同步并进地学习是纯正掌握语言交际能力不仅包括对语言能力（结构规则）的了解，还包括对其关联的社会文化的了解，不了解语言文化的内涵，不懂得语言的使用规则，无论语言学得多么规范，用于交际时常常会在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中碰壁失败。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语言结构规则时一定要学习英语的语言使用规则——学习英语国家、人民的文化。把学习语言和学习产生和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才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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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9-0041-02

洪堡特的语言学研究被认为是人类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但更倾向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及人类语言学的最终目的是关怀人类和文化，然而最终的指向，却存在差异。一种思路是通过研究不同种族的人类及其文化，最终达到文化的大同，消解差别；而另一种思路，则是洪堡特所秉承的，承认并重视文化多样性，“研究人类种族的特性，特别是民族性”。（姚小平，2005）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为文化相对论，引用到语言学领域，即被称为“语言相对论”。然而，针对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存在着理解上的分异，其中一种直接导向了“语言优劣论”，这种观点主要是在之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发展中体现。

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尔夫所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主要是针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认为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即语言决定思维。沃尔夫还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不同，体验与其语言背景有关，即语言相对论。进而有这样的理解：“根本没有真正的翻译，学习者也不可能学会另一种文化区的语言，除非他抛弃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并习得说目的语的本族语者的思维模式。”

结合洪堡特的语言结构序列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一般认为语言与思维与精神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语言的序列即等同思维和精神活动的序列，这样看来，拥有较高级语言的族群精神和思维优于拥有较低级语言的族群。这样的观点形成诸多逻辑悖论。

首先从洪堡特的观点入手。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和所谓的“语言优劣论”与其语言世界观的概念紧密联系，这三个方面将作统一论述。首先，洪堡特的语言等级序列是针对语言结构的纯正性而言的，而语言结构本身并不等同于语言。从其《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对汉语、梵语、卡维语、墨西哥语的论述上可知。在对汉语的论述中，洪堡特强调，汉民族拥有特殊的精神力量，能够理解汉语这种不基于词类屈折变化，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来完成意义组合的语言。“（对比梵语来看）似乎应该把汉语视为最远离语言发展的自然要求的语言，最不完善的语言……但汉语本身作为一种发挥激励作用的辅助手段，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首先，无可置疑的是，汉语具有高度的结构一致性。所有其他缺乏屈折变化的语言或多或少都有屈折的倾向，不过总是中途而止，没有达到发展成为屈折语的目标。汉语则不同，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构原则。其次，汉语无须借助有意义的语音，就能把握一切形式的东西，它所使用的手段使它能够严格地遵循和系统地整理种种不同的形式关系。此外，汉语听起来只包含具有实体意义的语音，而形式关系的表达仅仅依赖于语音的位置和排序，因此，对于精神来说，实体意义与形式意义关系的区别也就更加一目了然。”汉语的可以使用非但没有证明汉民族的精神与思维处在底层，相反证明了汉语存在一种另辟蹊径的理解途径，而汉语使用者本身拥有一种基于“意合”的理解能力。

同时，语言和文化不具有正相关性。可以认为，精神力量和语言的产物近似等同于文化，而文化本身却并不和语言的等级序列具有正向相关性。《论差异》一书中指出，使用卡维语的爪哇岛部分马来民族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然而即便这样，其依旧保持自己的宗教语言――卡维语；南美受印加文化影响极深，然而共同秘鲁语却并没有被推广应用，反而拥有较为低级文化的墨西哥语应用范围更广，且认同程度更高。

第三，语言与文化的进步不依据历史发展顺序的先后，主要以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为例。印度文化的诸多高级哲学词汇均产生于古代印度，而希腊文化亦是如此。“自亚历山大王起，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由于军事征服而传播开来，以后，希腊人又沦为被征服者，于是其语言和文学与统治世界的胜利者即罗马人的语言和文学混合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希腊语言和文学虽然仍不乏名人大家、是个天才，但其生命的原则已经死亡。由这一原则独有的力量所进行的生动的创造也随之熄灭了。”（姚小平，1999：239）

可以说，族群的世界观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世界观，而这个所谓的“语言世界观”实际上是与族群的发展和文化的时间性流传相悖的。同时，从另外一个变与不变的要素考虑，同样可以得出一条具有悖逆性的结论，该结论亦可验证洪堡特论述中的语言与语言结构不是具有同一性的存在。语言与精神力量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精神力量是一个族群的内部品质和惯习性的思维与行为传承，然而语言却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力量的发展并不同步。古典哲学与自然的词语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哲理性，这些词语诞生的时间距今较远。而随着语言自身的流变和文化的融合，语言的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化，诸如语言屈折与否与屈折变化的程度，连同历时上的词汇与词汇构成，均发生着变化。可以说，屈折语是洪堡特认为较高级的语言，而洪堡特也同样认为元初的哲学语言等是人类思维的结晶，这样就存在了一个矛盾，即具有较优秀结构的语言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级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民族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衡量的因素。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常被当做“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支持论点，甚至被认为其理论来源，然而，二者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萨丕尔与沃尔夫在认定语言和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同时，分别将语言和精神表层化了。在其认知中，语言即表层的句法结构，精神即等同于思维。可以说，句法结构与思维的联系远远不是洪堡特论述的核心内容，句法结构不等同于语言结构，思维也不等同于人类精神力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只是一种假定的强关系和对这种强关系的再加强，最终否定翻译和第二语言习得。或者说，萨丕尔与沃尔夫即便同样作为人文主义语言学者，其与洪堡特的目的和关怀是不同的。萨丕尔与沃尔夫所秉承的是美国式人类学的思维传统，而洪堡特所秉承的是康德式的理性思辨传统，二者形而下思维与形而上的思维冲突使其理论并不能互见。

同时，洪堡特的视野中，语言结构仅仅是作为衡量民族精神力量与人类精神力量的一个方面而存在的。洪堡特在以语言结构作为衡量标准的同时，选择将偏离标准形式的语言及对其的评判悬置，未强制将其纳入比对序列，从而使其具有人类学性质的语言学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并在严格的范畴中实践着亚里士多德古典逻辑学与康德哲学的核心及思维方式的统一。洪堡特在将语言的结构特征界定为是否缺乏表示关系的标记、是否努力创制这种标记、是否拥有一种辅助手段可以把在言语中应作为句子出现的结构用一个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姚小平，1999：194），然而在现实的语言研究中，其又认为，“有的语言虽然从某些方面看算不上是十分适合于思维的工具，但也可以形成具体的优点”。诸如古代汉语排除语法的概念相连，以及马来语的词组、闪语的元音交替、巴斯克语的构词等，洪堡特认为，“不论人类精神朝哪个单一的方向行进，它始终能够孕生出某种伟大的果实而这种果实本身又会对精神施予有益的、激励进步的影响。”（姚小平，1999：195）即便在后文中洪堡特论证依旧要秉承一定的原则对语言结构的纯正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但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这种基本观点与立场依旧是其有别于萨丕尔和沃尔夫的根本差异。

上文已论述，洪堡特的人类语言学基本原则――研究人类种族的特性，特别是民族性，并将这种比较纳入上述三个范畴。然而，即便现今可证明，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均与其思想存在相同点或借鉴性，其立足点却是被最大程度地忽略了。以当今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理论体系建立为例，汉语作为“高度偏离标准形式”的语言之一，不符合上文洪堡特的三个标准，更确切地讲，汉语本身不是形态语言，且不存在绝对的语法。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高度的语法化与结构性思维大行其道，对汉语语句的成分划分词类界定将汉语变成了某种具有形态语言的语法却不具有形态语言的屈折变化的存在，语法缺乏基本标志，精神力量的“意合”成分被降低到最小限度，从而将人为的理性加诸在具有高度诗性的汉语之上，将句法结构与成分划分作为重中之重，而语义的问题被最大限度地悬置了。

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本不需要借助西方形态语言的研究范式，屈折语的语法和词形研究与汉语作为孤立语的本质存在极大程度的不相融合之处。洪堡特自身所提出的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复综语分析范式也只是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其所谓的语言相对论和后人演绎的语言优劣论抑或民族优劣论本身是将洪堡特的相对观点放大，强调等级和差异的对应，而否定差异的自在性与等级的人为性。或者照应上文来说，差异是经验性的外在表现，既然精神力量连同普遍语言本身是先验的范畴，或者具有先验性，那么便不必对经验的事物作强制的先验划分，这种划分既存在缺乏实证性的弊端，同时又违反了洪堡特作为人类语言学研究者尊重文化差异、反对文化大同的初衷与意旨，是人文主义语言学的极端走向和对人类语言学本质的误读。

【参考文献】

[1]（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高一虹（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孟宏党.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欧洲渊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7）.

[4]潘文国.重建西方对比语言学史――洪堡特和沃尔夫对开创对比语言学的贡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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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少万.语言中的人类精神与民族精神――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的再认识[J].广西社会科学，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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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差异对词汇语义的影响

词汇是人类语言和生活经验的紧密衔接点，人们想把客观世界同主观抽象思维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必须选择适当的词汇。英语词汇语义众多，且拥有许多特定的文化信息，有些表达特定国情的词语在汉文化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有的是表面或部分意义的对应，而深层语义发生变化。如：“tree”和“树”基本对应，但前者所指范围比后者大得多：不仅表示木材，木造器具，家谱，还有行刑的台或架之意，而这是汉语文化中没有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翻译时，不能单独孤立的进行词语的译码转换，而应警惕文化内涵。

另外，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人们对客观事物也各持所见，这正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所致。因为它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制约着词义的引伸。如在西方，人们强调个体，崇尚独立，为此，便有养宠物之习。狗因忠实于主人的特性自然成为西方人寄托感情的对象，狗可享受较高的待遇，在西方国家，狗医，狗食商店，有人甚至将狗作为崇拜的象征，为其命名为“林肯”，“卡特”等。因此，英文中的狗常带有褒义，如：lucky dog （幸运儿），old dog （经验丰富的人）。而在中国，人们强调集体的作用，彼此友爱。狗同样也因其听从主人吩咐并忠实于主人的特性，在汉语中狗常常带有贬义，如：走狗，狗腿子，狗急跳墙，丧家犬等。

因此，人们重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源于对背景知识的作用的正确认识。背景知识对正确理解原文，正确译文极为重要。译者要从历史的角度，从文化交际发展的角度对文化因素进行动态的传译。分析文化信息量度在文化因素传译中的作用，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将文化内涵传达给译文读者，这是遵循文化因素传译的基本原则。

二、文化差异对句法的影响

如果说文化对词义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生活环境及习俗的不同而引起的，那么文化对句法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引起的。西方人重思维的个体性，其思维方式是分散型，重理型，不强调主体意识和对立平衡；而汉族人重思维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综合型，重直觉，强调意识流。这深层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上，则是句法的不同。

第一，语法范畴方面，英语语法意义的表达依靠形态变化，而汉语依靠词汇手段。概括讲，英文名词有性，数，格的有定性，代词有性，数，格及人称的不同，动词有时，体，语态，语气的变化，还有形容词，副词等级的差异，这造成了英汉表达方式上的许多不同。

第二，句子组合方式上，英语强调SV基本结构，且SV必须一致；汉语则没有一致的标定，在英语的基本句中，句首有重心，句尾开放，后置修饰功能很强；英语句子组合依靠关系词，代词，结构方式严格而明显，一般先主后从，汉语依靠词义结构连接句子，先偏后正。

中西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可从传统文化上找到根源：西方诸国是在征战，奋斗中生存，这就造成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激进。形式和环境不容西方人深思熟虑的考虑后果，而是必须当机立断做出抉择。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西方人不可能是犹豫不决，而只能是决断，迅速，雷厉风行。这种民族文化心理造成了以感情奔放和大胆袒露为特征的刚直民族风格，语言表达习惯开门见山。而中国文化从《论语》开始即讲“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事事求稳重，以示大国之威严，将中庸之道以为至德，形成中国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以忍耐求大同的大民族心理特征。语言表达讲究含蓄，委婉，不直陈其事，而是先铺陈或试探一番，再说主要的，形成先偏后正的句式。这种差异也可以从不同否定方式上略见一斑。

英语否定词开门见山，否定主句而不顾及其逻辑性，而汉语否定逻辑性强。

综上所述，翻译教学不仅要进行语言结构对比，还应当及时把握那些渗透在语言中的文化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增强文化的敏感性，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并在以后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挥所学知识。

三、结语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语义空缺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译者如何去对待这些空缺。理解和表达是翻译过程的两个阶段，不论在哪一阶段上出现的失误都会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语义空缺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表达。虽懂其义却无恰当的词来表达是对一个译者严肃的考验。译者应该深入了解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对两种语言中语义的空缺有一定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空缺需要尤其注意，必要时借助一些辅助手法减少译文和原文在意义表达上的差距，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参考文献：

[1]沈之兴.西方文化史[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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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合作项目（L15EYY005）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认知语用翻译研究

一、引言

语用充实兴起于20世纪末，是词汇语用学的一个分支，是关于语言交际的认知研究，因此对于认知语用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语用充实存在于人类的言语交际中，是一个语用过程，“一种词汇语用现象，指言语交际者充分调用语境将语言使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词义加以确定化的语用认知过程”。语用充实也大量存在于翻译这类特殊的跨文化语际交际中，西方学者Sequeiros最早将语用充实应用于翻译实践中，他认为翻译中的语用充实应叫语际语用充实，因为翻译是语际之间的，语用充实也应该是语际间的。翻译中的语用充实区别于日常的言语交际，译者要对原语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加以充实，同时评估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顺英译文读者的语言逻辑，使译文读者以较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好的语境效果。

“中国典籍英译对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典籍英译也存在着一定的翻译难度，这是因为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价值取向的不同，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导致了表现方式和风格在认知上的偏差。作为儒学典籍，《论语》英译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目前从语用充实视角研究《论语》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关联顺应理论，以《论语》为分析文本，展开对典籍翻译这类特定跨文化语际交际的研究，例证语用充实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

二、语用充实与典籍英译

根据语码论，人类的语言交际是对信息进行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即对交际信息的传递与理解的过程。但是由于说话者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词汇信息或表达式等局部信息的不确定性以及模糊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语义信息与语用意义之间的松散性，也正是这种语言使用的松散性造成了听话者对于交际信息的解读障碍，导致交际失败。成功的交际是交际者根据其所处语境，对交际中的松散信息进行语用充实，以实现对交际信息的精确解读。因此，语用充实在言语交际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对松散信息的语用加工，以弥合语言编码信息和交际信息之间的空缺。

文化和语言的差异造成了语用意义和语义意义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语用意义和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这种松散关系造成了翻译转换过程中一定程度以及形式上的损失，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补偿。“语用充实可以调整语用意义和语言符号之间的松散关系，所以它在言语加工领域的研究尤为突显，并对翻译过程研究具有启发意义”。陈吉荣认为语用充实具有代偿性、认知性、关联性、动态性、推理性特点，其中代偿性是基于语用等值的角度，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等效、替代等手段对言语行为中的交际性损失进行补偿；认知性指的是“言语交际者充分调用语境将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词义加以确定化的语用认知过程”。关联性指代话语和语境的关系，通过显性内容、语境假设和认知效果之间的相互调整得以进行，从而使指称不明的因素加以具体化和明示化；语用充实的过程涉及语用扩充或语用收缩，这两个语用加工的环节具有动态性；语用充实又指的是对语境进行推理或者对缺省的内容进行阐释，因而具有推理性。

翻译本身也具有上述特点。翻译首先是“对原语的信息理解，然后才是通过另一种语码对该信息的恰当再现，语码转换的重点在于意义或信息的表达”。语用充实不仅是一种语用认知过程，也是一种翻译重构策略。典籍翻译也是一种文化信息在语言形式上的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形式如社会、宗教、习俗等文化信息的损失，或者文本在衔接以及连贯上的亏损，这是由于典籍翻译时间跨度大，是一个双重的由古汉语转换成现代汉语再译为英语的过程，并且中西思维、语言以及文化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哲学认为语言的不可通约性造成了语言在表层结构上的差异性，体现在文化上就是文化概念的空缺，即所指意义与联想意义不同步。“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任何翻译从整体而论都难免发生损失，尤其以典籍翻译为甚”。

语用充实作为一种语用补偿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典籍翻译过程中的损失问题，即意义和符号之间的松散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需要依据语境进行语用扩充或者语用收缩。其中，语用扩充是一种文化手段，可以使原文中的社会、宗教、习俗等信息实现等值翻译；语用收缩是一种语言手段，对译文中的时间指示或者文本衔接等信息进行调整，使得上下文联系更加紧密，行文更加连贯。语用充实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译者对原语信息进行语境化理解，在译语表达中进行语用充实，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值和交际意义的恰当再现。

三、《论语》英译中的语用充实

《论语》是先秦哲学典籍，以语录的形式出现，行文简洁，语言风格简约明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因此它的外译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有着积极意义。作为一部文言散文集，《论语》所含语境信息极少，文化信息极多，翻译时难免出现一定形式的信息损失，因此需要对缺少的信息进行充实。Verschuren在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将语境具体划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译者如何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对原文的松散信息进行补缺，对译语进行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的顺应和信息充实，实现原文和译文的最佳关联和语用等值。

（一）语言语境的信息充实

语言语境主要是指语言使用中所涉及到的词汇、句子、段落以及文章上下文、语言风格等相P语境，译者要准确把握原文的隐含信息和语言风格，同时注意语篇中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以译文读者的动态认知语境为依据，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进行信息充实，使译文衔接连贯自然的同时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

例1：原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译文1：Confucius said， “If a person learns without thinking， he will get deceived. If a person thinks without learning， he will get confused.”译文2：The Master said，‘Learning without thought is labour lost；thought without learning is perilous.’

分析：例句采用了对偶的修辞格，论述了学习过程中“学”和“思”的辩证关系，孔子主张学思并重。译文1顺应了西方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由“两个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来引领全文，在主句中添加了原文所隐含的主语 “a person”，充实了上下文的语境信息，对“学”和“思”的翻译都是遵循先动词后动名词的规律，与原文的句式结构保持一致，体现了原文的语言风格。译文2则是和原文无主语的句式结构保持了一致，对“学”和“思”的翻译都采用了名词形式，基本传达了原文在句式结构上的对称，但在对语言语境的信息充实上没有译文1效果好。

（二）交际语境的信息充实

交际语境是一种非语言因素，包括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语境成分。译者在交际语境中处于主体地位，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是因为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语境因素在言语交际中刺激并激活译者的认知机制，从而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其中，物理世界是指时间与空间在概念意义上的特殊指称关系；社交世界指代社会环境和社交场合，在语言形式上则体现出一定的社交文化语用差异，受认知、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制约；心理世界是针对交际主体的，指影响语言选择的关于交际双方的信念系统、情绪、愿望和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三个世界的特殊因素，在保证正确传递原语信息的基础上，以合适的语言形式对这三个世界的信息空点进行充实，从而明确交际信息，使得交际的语用效果得以再现。

例2：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2.1）

译文1：The Master said，“He who rules by moral force （de） is like the polar star， which remains in its place while all the lesser stars do homage to it.”（Waley 2013）

译文2：Confucius said “He who governs a state by means of virtue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Dipper， which stays at its place and many other stars turn around it.”（王福林，2011）

分析：例句论述了“德”在治理国家发挥的积极作用，以“譬如北辰”强调了“为政以德”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北辰”被众多天体环绕，占据着核心位置，有着分辨方向和指引道路的作用，暗示着施政者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需要以德治国，施行仁政。在对“北辰”的翻译中，译文1和译文2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分别译为 “the polar star” 、“the Dipper”，直接表达表层意义，但是“北辰”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并没有体现出来，出现了社交世界的信息空缺。

四、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典籍翻译中的语用充实，结合具体例证，从语言语境的信息充实和社交语境的信息充实两个方面来论述，指出语用充实在典籍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用充实针对翻译中的文化、社会、认知等信息空点进行语用策略上的信息加工，强调认知语境等因素的制约作用，使得译文读者通过语用充实实现和原文的最佳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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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导入的重要性

语言和文化是共生的、互依的，两者是息息相关的。语言不但是文化重要而突出的组成部分，而且又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还是文化的产物。世上没有不反映一定社会生活和一定文化内容的语言，也没有和语言毫无关系的文化。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想意思、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习者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没能把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有机结合起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领域中，社会文化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外语教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制约。不管是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转换生成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没有把教授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过分依赖老师，习惯接受“填鸭式”的教学，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目前的应试教育使学生很少利用课余时间读有关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书籍，大部分时间用于记单词、做练习上。

3、英语教材一直受到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学生所用教材大多是一些小故事、对话、短剧等，有时也有一些散文和诗歌。虽然教材的题材多样，但内容单一：学生所接触的并不是丰富多彩的、深入社会的语言材料，教材讲述的主要是工人、农民中的英雄任务，所以尽管学生学的是英语，但是思想内涵却还是中国文化，语言和文化被人为地隔离了。

三、文化导入的内容

1、什么叫文化英语传播学家R.Williams作了这样的结论，文化定义可概括为三种类别：第一种是理想性的，在这种类别的定义之中，文化被解释为一种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人类完美状态与过程。第二种是记录性的，文化被解释为人类智慧与创造的主体。详尽地记录了人类过去的思想与经验。第三种是社会性的，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代表了在习俗日常行为定的意思和价值观，

2、文化的功能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可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等文化知识；交际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它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词语的褒贬不同会给解释和交际带来很大的偏差，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解词语用法时，要向学生说明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要求学生不仅掌握词的语言意义，而且要知道它的褒贬意义，避免在使用上犯错误。这就是结合词语丰富文化内涵。

3、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经历了由古典人文主义、自然人文主义、存在人文主义到激进人文主义的演变，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和不同时代的要求呈现出不同的立场观点，但都指向人类的健康发展。人文教育的任务就是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进步以及终身学习提供应有的基础。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以实现身体和心灵、知识和道德、立志和情感、智慧和能力等的和谐发展为特征。人文教育强调的是价值教育，重视道德、弘扬价值理性。人文教育的实施以价值加工为基础，人文教育就是价值教育。

四、文化导入的方法

既然文化可以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教学中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际文化的导入。交际文化的传授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手，教师主要向学生讲述英汉常用语在语言形式和风俗礼仪方面的差异。文化导人应侧重知识文化。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为主，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等。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具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与词语有关的文化；与篇章有关的文化；与交际环境有关的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有关的文化。

五、人文教育对英语课程系统的要求

人文教育的开展需要全方位的系统改革，包括课程、大纲、教材、评价、教学资源以及课程教学。就英语课程自身建设而言，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以促进英语教学种文化教育的导入。

一是课堂教学。虽然人文教育的实施涉及课程、大纲、评价等各个方面，但其主要教学和学习活动仍旧发生在课堂。尽管目前的课程、大纲以及评估都不能满足人文教育的要求，但课堂教学中仍可以实施文化导入的教育。我们在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尝试也为交际能力的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可行的参考，如互惠合作学习模式、任务型教学模式、基于网络和多媒体教学模式等。

二是课程评估和学习评价。当课程评估和学习评价所依据的只是考试成绩时就不可能有人文教育，也就不可能有素质教育。目前的学习评价依旧是

篇12

“语言相对论”又称为“沃尔夫假说”,是文化语言学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然而,如果我们考查一下该理论在汉语语境中的传播,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市面上流传的众多英汉语言学词典和语言学术语汇编①中,我们查不到“语言相对论”这一汉语词条。对应于英文术语relativity的汉语翻译,是“语言相关性”。为什么同一个英文术语,在汉语语境中却有不同的名称,倒底孰是孰非?本文将对此加以考查。

“语言相对论”这一术语最早提出,是在1940年发表的《科学与语言学》一文中。英文原文如下:

“We are thus introduced to a new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which holds that all observers are not led by the same physical evidence to the same picture of the universe, unless their linguistic backgrounds are similar, or can in some way be calibrated.”②

这段话中的linguistic relativity就是在汉语语境中引发歧义的术语。如果查一下《牛津实用英汉双解词典》③,我们会发现英文relativity有两个义项:①相关性②【物理学术语】相对论。那么relativity这个词究竟是译作“相关性”还是译成“相对论”呢?

前者以刘涌泉、赵世开编的《英汉语言学词汇》为代表,是为多种语言学词典所采纳的译法,后者是高一虹等人翻译《沃尔夫文集》时的译法。表面上看,二者均无不可之处,甚至“相关性”这一带有哲学色彩的译法似乎还更合理些,因为“相关性”可以理解为人类语言与人类行为方式、思考方式之间的相关性,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沃尔夫假说”似乎并不矛盾,与上面一段引文也没有太大的抵牾之处。而如果译为“相对论”,就暗示了沃尔夫在创造这一术语时借用了一个物理学的术语,也就是借用了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物理学“相对论”。也就是说,“语言相对论”与物理学“相对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对“沃尔夫假说”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被这一事实所吸引:作为语言学家而知名的沃尔夫,事实上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家。沃尔夫早年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供职于一家火险公司,直至逝世。其间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只能算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人们在讲述“语言相对论”时往往会引用他在火险公司的经历作为生动的例子,而很少会把他的学术背景与“相对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沃尔夫生活的20世纪上半叶,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取得深刻范式革命的时代。正如19世纪语言学理论通过对当时生物学成果的借鉴而最终形成一样,20世纪的语言学家们同样参照自然科学的成果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像雅柯布森、乔姆斯基这样专业的语言学家如此,沃尔夫作为一个有着自然科学学术背景的业余语言学研究者更是这样。

沃尔夫提出其核心理论的著作是1940年和1941年发表在《技术评论》杂志上的三篇文章――《科学与语言学》《作为精确科学的语言学》《语言与逻辑》。单看文章的题目,就能看出他是从语言学与自然科学间的相互关系来阐发他的观点的。如果联系沃尔夫发表的其他文章,就会发现他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物理学的“相对论”。其中一次是1939年发表的《习惯性思维、行为与语言的关系》一文:

“据说牛顿的(Newtonian)空间时间和物质概念是每一个人出于直觉都能理解的,由此则相对论显示出数学分析是如何能证明直觉是错误的……如果不认真思考,我们会归咎于直觉,认为是它没有让我们早些发觉像相对论(relativity)这样的宇宙秘密。这种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牛顿的空间、时间和物质概念非关直觉,它们是文化和语言的心像(recepts).牛顿是从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获得这些概念的。”④

《沃尔夫文集》的译者在翻译这段话时将relativity译为“相对论”。联系上下文语境(特别是在与Newtonian一词并列的情况下),这显然是唯一正确的翻译,这里的relativity明显是指爱因斯坦提出的物理学相对论。所以我们有理由做出推断:沃尔夫1940年创造linguistic relativity这一术语时借用了一个物理学概念,也就是爱因斯坦于1905年时提出的物理学相对论。

如果说relativity一词是借用了一个物理学术语,那么“语言相对论”与物理学“相对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何在,是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要找到这种联系,先要回到上面一段引文。在这段引文中,沃尔夫认为,把牛顿经典物理学中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概念当作直觉的产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牛顿是从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获得这些概念的。”也就是说,沃尔夫把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念看作是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产物。既然牛顿物理学在上述文章中与相对论并列,而牛顿物理学又与西方语言文化相对应,那么相对论与哪种语言和文化相对应呢?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宇宙模式》一文中,沃尔夫又一次讲到了物理学相对论:

“正如欧几里德几何学之外的其他几何学理论可以对空间形式做出同样完美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抛开自己熟悉的时空对立,用其他方式对宇宙做出同样有效的描述。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便是这样一种宇宙观,它是用数学术语构建的。而霍皮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另外一种,它不是数学的而是语言的。”⑤

这段话中的“霍皮世界观”,确切地讲是霍皮人的时空观,是与“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相对应的。那么霍皮人的时空观又与相对论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看现代物理学的时空观。在牛顿经典物理学中,时间和空间是完全分离的。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只要测量仪器准确,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测量出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而空间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根据牛顿三大定律,宏观世界的一切物体都处在普遍运动当中,静止只是相对的。由于缺乏绝对静止作为参照系,所以绝对的空间并不存在。我们都知道,V=S/T。按照我们上面讲过的,距离(也就是空间)是相对的,而时间T是绝对的,那么在牛顿经典力学看来,速度V必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物体的速度都是相对于其他物体而言的。但现代物理学并不这样看,爱因斯坦明确指出,光的速度是一个常量,是绝对的、不变的。那么同样是T=S/V,S是相对的,如果V表示的是光的速度,是一个绝对的数值,那么T必然是相对的并且随着S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时间和空间都变成了相对的概念并且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一书中讲过的:“相对论迫使我们从根本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接受的观点是: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空间-时间的客体”⑥

既然从相对论的角度看时间和空间是密不可分的。确定了一个事件的时间,自然可以确定它的空间坐标。所以可以把传统的三维空间坐标系改为一维时间加二维空间。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得更快,所以一个事件散发出的光可以影响到的时空范围是一个事件可以影响的最大范围。而光又是以球面的形式发散的,随着时间的延伸,光影响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大。比如光发射的百万分之一秒后,光就散开成一个半径为300米球面,百万分之二秒后,半径变成600米,依此类推。这就好像将一块石头扔到池塘里,每隔一段时间,水表面的涟漪就会向四周散开一轮一样,涟漪以圆周的形式散开并且越变越大。如果把上面的那个三维坐标系设想为二维的水面和一维的时间,这些逐渐扩大的水波的圆圈就画出一个圆锥,其顶点即为石头击到水面的位置和时间。同理,从一个事件P散开的光会形成一个三维的圆锥,这个圆锥称为事件的未来光锥。同样,所有在时空中能影响到P的事件形成一个过去光锥,它表示可以用光脉冲传播该事件的事件的集合。(见图1)

这样一来,事件P的过去和未来光锥,就将空间―时间分成三个区域,所有可以被事件P影响到的事件的集合,就是P的未来光锥。可能影响事件P的所有事件的集合,就是事件P的过去光锥。如果人们知道过去某一时刻在P的过去光锥内发生的一切,就能预言P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只需把上面的图1稍加改动我们就可以得到霍皮人的宇宙模式(图2)

霍皮人把世界分为呈现中的世界和已呈现的世界。呈现中的世界就像未来光锥一样,既包括未来的时间也包括未来的空间,它表示一种范围上的延伸,却不对这一范围的时空因素加以区分。反过来,已呈现的世界包括过去的时空。霍皮人认为,一切万物都有它的心灵,心灵就像光的源头一样,散发出一种光脉冲,在时空中渐行渐远,逐渐发散,从而构成一个呈现中的世界。而每时每刻世间万物都在反射其他心灵发出的光,像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世界上已有的现象,从而构成一个已呈现的世界。呈现中的世界,是心灵之光可以照到的世界,沃尔夫称之为主观世界。已呈现的世界是被其他心灵之光照射的世界,沃尔夫称之为客观世界。正如他在文章中讲到的“在霍皮人的眼中,时间消失了,空间也改变了,不再是我们的直觉或古典牛顿力学所假设的那种同质的、瞬间的永恒空间。”⑦

沃尔夫认为,霍皮人这种与西方人不同的时空观念是在霍皮语言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语言相对论”。 “语言相对论”可以说是通过对霍皮人语言和世界观的观察和归纳提出的,而霍皮人的世界观与物理学相对论的时空观又有着明显的关联。所以,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与物理学相对论是有联系的。高一虹等人在翻译《沃尔夫文集》时结合上下文语境,把relativity译为“相对论”是正确的。而以《英汉语言学词汇》为代表的传统译法则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在现今流传的大量语言学词典中,这种错误广泛存在。

参考文献

[1]如刘涌泉、赵世开编《英汉语言学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以及劳允栋编《英汉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10、戴炜华主编《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2等

[2] 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Carroll,MIT press,1956,P214

[3]《牛津实用英汉双解词典》外研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5

[4]本杰明・李・沃尔夫著、约翰・B・卡罗尔编辑、高一虹等翻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8,第141页

[5]本杰明・李・沃尔夫著、约翰・B・卡罗尔编辑、高一虹等翻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8,第26页

[6] 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吴忠超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4,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