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过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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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险的起源：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

过多的发放次级抵押贷款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源头。所谓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发放给信用等级低于630(FICO信贷等级指数)的购房者的抵押贷款。这类购房者的负债收入比较高，违约风险是优质房贷的六倍，其成本成高出一般房贷2个百分点，

自1996年起，美国住房市场经历了超过十年的快速增长，房屋拥有率已经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经验表明，每增加1％的住房拥有串，就意味着增加100万套的房屋需求。在社会人口结构并未发生如此根本性的改变前提下，房市的过快增长实际上隐含了很大的泡沫成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使得银行的信贷条件更为宽松，也诱使一些银行在发放贷款时甚至不考虑购房者的信用等级。随之而来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大幅增长，其占房屋贷款的比例从1999年的8％激增至2006年的20％。

优质房贷借款人通常采用的足15至30年的固定利率和固定期限的贷款方式，次级贷款借款人，则通常采用浮动利率贷款。浮动利率贷款的成本在前3-5年一般会固定在较低水平，但此后会显著增加，可能比最初的成本高出30-40％。在2003-2004年间，美国联邦利率维持在1.0-2.3％之间，许多银行推出1％的贷款计划，但在2004年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后，房贷利率不断上升，次贷的还款压力聚增，房贷违约现象逐渐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破裂，美国房市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下滑，FHFA全美购房指数由2007年第二季度峰值224.09至2009年第四季度196.87下降约12％。

次贷危机的风险来源即是次贷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曾说过：“什么也没有创造、什么也没有消失。”正是这一违约风险的真实写照。这部分违约风险源于借款人糟糕的财务状况及信用纪录，并目，被按揭发放机构的复杂且具有迷惑性的还款计划在还款后期进一步放大。当放贷银行将贷款资产打包后，卖出或发行资产支持债券，这部分风险将扩散到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中。当房贷利率逐步走高，购房者还无法继续还贷时，当房价降至购房者更愿意让银行收回房屋时，次贷的违约风险开始暴发并蔓延至资产证券化过程中。

二、风险的转移：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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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托方式一样，信贷资产证券化也是一种银行表外融资方式，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2005年联合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二条中将资产证券化定义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通俗说来信贷证券化是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流动性较差的贷款分类整理为不同资产组合并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再由特殊目的载体以该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收回购买资金的一个技术流程。

一、债权转让通知问题

从上述介绍看，要完成信贷资产证券化，首先就是要将银行拥有的信贷资产转移出去，而信贷资产实际就是一个以债权为主的权利束，转让信贷资产就是民法上所谓的债权转让。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是因为一次性转让的信贷资产中一般债务人众多，一一通知成本太高也难以完成，故《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这条规定是对《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解释，但是联合试点管理办法的人民银行、银监会是否有权利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解释法律，存有疑问，也就是说时点管理办法规定的这种送达方式在运作上有合理性，在法律实效上却是不确定的。

二、债权担保债权问题

在采用资产证券化处置信贷资产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以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和其发行”，而所谓“支持”就是将信贷资产设定为对投资者未来获得收益的担保，但有学者很快就发现，我国担保法中没有债权作为担保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们都知道，权利质押是常见的一种担保，在现实中将债权设定为质押标的也屡见不鲜。《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确实未规定债权，但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出质的，按照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所谓收益权就是一种债权，因为其也是请求相对方为特定行为的性质，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债权作为质押标的就是第七十五条第四款提到的那种情形，当然，根据我国司法实际，要让司法机关普遍认可债权可以作为质押标的确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文件明确化。

三、SPV的设立要求问题

SPV这个专门为资产证券化而创制的机构，在我国法律上也有颇多不能适应的地方，在美国等国家中，一般认为SPV是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其设立目的只在于风险隔离。由于美国公司法律制度中没有注册资本的规定，所以SPV甚至可以是一个空壳公司，有时连营业场所也可以没有。而在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法人设立的相关要求会增加设立SPV的成本。另一方面，《证券法》对公司发行债券有六点要求：“（一）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二）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三）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四）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五）债券的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这些要求是针对长期存在的公司发行证券而言的，对于临时性的SPV，这些要求很难满足。同时1993年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要求：“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所筹资金应当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用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我们知道，SPV发行证券获得的款项时要反馈给发起人，而不是留在SPV内部的，这条规定几乎是彻底否定了SPV存在的意义。

四、信托财产转移问题

根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的定义，资产证券化应采取信托的结构，故而这种风险隔离要通过信托结构完成。《信托法》第二条规定在信托中，委托人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这个规定中没有明确委托人转移的财产权是什么性质的。同时，现实中又存在着法律上信贷资产转移的认定标准和会计的不一致。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使资产证券化可能会因为其交易结构而造成法律上认可的信贷资产转移在会计上得不到认可的情形发生。从而使信贷资产是否得到转移无法确定。

在法律上，因为信托财产权的模糊，所以一般笼统的认为银行将其拥有的信贷资产转让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所有并管理处置，这种转移也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四条所说的：“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转移给另一方”。银行获得相应对价或是由受托机构处置信贷资产后将部分收益交回银行。当信贷资产交割完成后，就认为信贷资产所有权转移完成。（当然，如果法律规定要求变更登记的，则在变更登记以后转移完成）。

但在会计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规定：“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从企业的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在现实中就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将银行要求获得受托机构处置信贷资产后的部分收益认定为是本条中所谓的“报酬”，所以，如果银行将要求获得收益的要求直接写入信托合同的话，在会计上可能无法表现出信贷资产的到剥离的现实。同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应当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在信托财产转移中“财产权”的模糊界定让人很难判断银行是否还掌握着部分信贷资产的控制权。《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风险自留”更加重了这方面的困惑。

在法律标准和会计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信托财产的转移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发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形，影响了资产证券化的效率和安全。

在我国这样一个金融监管比较严厉的国家，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能顺畅推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法律制度不允许，在以上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前提下，虽然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其他相关部门有决心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铺开，实践中也必然会因为种种的法律障碍而使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和效用大大贬损，而克服这些阻碍需要的不单单是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动和协调，更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与立法机关的沟通说明，在法律层面上改良那些落后于金融发展要求的法律规定。

参考文献

[1]王小莉.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张炜.银行业务员法律合规风险分析与控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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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缓释技术是指通过采取抵押、担保或信用衍生工具以及净扣协议中冲销头寸的办法等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的方法和技术。抵押品作为债务人违约时的偿还债务来源,可以有效地消除或降低债务人违约时商业银行的损失,从而消除或降低信用风险,担保和信用衍生品则可以将信用风险转嫁给担保提供方和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对手,净扣协议允许银行将对同一债务人的债权和债务对冲,这也有效地降低了信用风险头寸暴露。

无论是抵押担保,还是衍生工具,都无法从实质上消除信用风险,只能使风险在各资产证券化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而在资产证券化层层风险缓释技术的使用中,衍生品设计的技术越复杂、证券化产品种类越多、参与证券化各个环节的结构层次越多、产品定价便越难。原始抵押信贷资产经过多次分割包装和信用增级后,最终的结果是投资者根本无法确切了解其中所蕴含的风险。而在结构化技术的多次使用中,不但没有减少信用风险,风险缓释技术的作用大打折扣,反而由于参与机构的增多、链条的拉长加大了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一、抵押品信用风险缓释的效率

对于合格抵押品,信用风险缓释的作用体现为违约损失率的下降;资产池的汇集一定程度上有效分散了非系统风险,但由于传统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资产池资产,例如按揭贷款及结构化贷款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在市场繁荣时,抵押品价格上升,金融机构定期重估价值并需追加贷款,如市场持续繁荣,则可能出现早偿风险;而进入衰退周期,由于抵押品的同质性造成违约率上升。

在次贷危机中,次级抵押贷款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通过贷款产品设计,使头两到三年还款额较低甚至低于应付利息,而利息累计到几年后(通常是三年)重新设定或本金重新计算,于是,对贷款者而言,非常理想的状态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当ARM利率进入重新安排期时,借入新的ARM合同提前偿还旧合同,或者直接出售房地产来提前还款,这种情况下证券化产品没有信用风险,但却增加了早偿风险,次贷规模不断扩大;反之,如果房地产价格在重新设定期时已进入下跌周期,由于借款者在此时还款额突然上升,而因房产价格下跌又无法通过出售房地产提前还贷,借款者无法承担,最终只能选择违约,而由于MBS资产池抵押品的同质性,违约率必然大幅上升,造成相关产品风险显著增加。

可见,次级抵押贷款产品的设计存在很多问题,这种诱惑性利率设计贷款对房地产价格上升依赖性极强,具有掠夺性和欺骗性,即使在繁荣时也对金融效率有损伤。在美国,对按揭贷款条件的监控分散在各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监管的职能。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联邦储备委员会除了使用长期利率的调控手段之外,不能更有效地调控和规范金融机构的放款和证券化行为。

二、信用衍生工具(CDO等)的风险缓释机制

随着抵押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的深入,Alt-AI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被划分后重新打包,成为公开发行的资产支持型的抵押债务权益(CDO)的抵押品。这一金融创新方式使得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得以参与,因此使更多的次级抵押贷款得以证券化发行。

但这一证券化过程牵涉对抵押贷款池进行复杂的切分,并且只能用金融计算模型来估计未来CDO的现金流状况,而不同的债券评级机构、抵押发行人、投资机构的金融模型都不尽相同。这虽然促进了此类产品交易的活跃,但同时也埋下了定价机制模糊、评级变化巨大的隐患。

如图1,广义的次级抵押支持债券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初级证券化产品,既次级住宅抵押支持证券(RMBS);第二层次是次级RMBS的衍生证券市场,包括抵押担保债券(CMO),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融资信托(REMIC)以及剥离式抵押支持证券(SMBS)等市场;第三层次是在上述基础衍生化的CDO市场。

在CDO的构筑之中,SPV通过对基础池产生的现金流进拆分和组合,构筑出久期凹性、收益风险特性各不相同的证券,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如图2,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按照约定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现金流的分配方式被称做“现金流瀑布”,通常,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层次,另外还有一个不公开发行的权益级,多为发行者自行买回,与股本作用相同。现金流依照信用等级次序进行偿付,当其他层级的债券本金和收益全部得到偿付时,权益级将获得基础资产全部剩余现金流。

高级衍生品合成CDO则是具有杠杆性的证券化产品。在合成性CDO结构中,SPV并不真正拥有基础资产,而是通过结构性的信用违约互换(CDS)间接拥有基础资产的敞口(图3),并将发起人的信用风险转移给CDO投资者,而投资者以保险金的形式获得收益。

可见,无论是现金流还是合成型CDO,本质是通过一组与信用相关的资产组合起来,利用现金流分配等金融技术,通过信用分层等手段创造出来的新型信用证券,这种产品是被设计出来的,与普通金融证券产品有较大的区别,现金流支付机制在整个证券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现金流支付机制形成信用分档,每个信用档次具有不同的久期和凹性。而合成CDO,除了具有分档特征外,还是只针对基础资产敞口的高杠杆性衍生品。而由于每种CDO产品每个档次都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又是场外交易的产品,其价格只能通过模型计算,缺乏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确定是否合理完全依赖于模型的准确度。

CDO构造过程中,通过多次证券化和结构性金融安排,风险被高度集中在中间档和股权档,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实际上等于是提高了投资于次级抵押风险的杠杆性,迎合市场上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激进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由此我们可知CDO的风险转移并不能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会使得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

(一)从整体上讲,CDO分散信用风险效果有限,甚至会积累风险

分层技术虽然通过结构化将证券化产品分成不同收益和风险的档级,适应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要求,实际上做的是金融产品细分工作,而风险集中在低级和权益级,导致风险随时间推移被积累。特别是在权益层为发行者购回的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风险缓释的作用。

(二)多档次多环节导致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当传统贷款功能分散给多个有限责任的承受者,档次划分复杂,环节重重,导致风险呈现连续性与复杂性,而由于CDO 的构造和定价相当复杂,不但容易产生操作风险,而且CDO整个运作过程中环节和参与机构颇多,每多一个环节,便多一层费用和道德风险,不但参与者的风险难于控制,而且监管机构对风险监管困难重重。由于定价模型多样,当外行投资者涉足CDO 市场,难免有损于金融稳定。

(三)信用违约互换的违约风险难以估计

合成CDO中由于信用违约互换CDS的使用,使证券化过程中多了一个交易合约,多了一重违约风险,交易合约的违约风险比证券化的信用风险更为复杂,也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四)发起人道德风险问题突出

由于能够通过发行CDO 将信用风险转出,这降低了商业银行进行借款人分析和贷款质量管理的激励,从而有可能导致整体信用质量的下降。

三、金融机构的资产证券化风险管理策略

随着金融深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难免作为发起行或投资者等角色参与到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于资产证券化风险缓释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金融机构应加强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管理,准确衡量其风险暴露。

(一)在计量资产证券化风险时应以其经济实质为依据

金融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时,应重视证券化交易的经济本质,而不应只看其法律与会计形式,无论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如何变化,使用了何种衍生工具,应对其风险分配或转移的过程进行准确衡量,例如对于发起人的隐形支持、CDO分档中权益档的实际风险等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计量风险。

(二)改进信用风险计量模型,准确衡量资产证券化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

次贷危机中损失最大者几乎全是顶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雇用大批专家运作高度复杂的风险模型。然而,包括JP 摩根在内的众多机构都未能探察到2007 年发生的次贷风险。这次危机中暴露出了金融机构现在使用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缺乏前瞻性、未对极端条件进行分析等缺陷。即使这些计量模型可取,其仰仗的经济数据也必须涵盖至少一个经济周期以上,事实上大部分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很少采用超过五年以上的经济数据,这也严重影响了模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要准确计量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除了对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估算以外,还需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处理,在模型中增加压力测试、敏感度分析等方法。

定性分析的作用也不能忽略,资深分析师依靠经验所做出的定性预测也可与模型计算结果参照互补,更全面地评估资产证券化的风险。

(三)改变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

由于评级机构过去一直以来的良好表现,许多金融机构在进行证券化的过程中,过分依赖评级机构而忽略了自身的风险评估职能。金融机构应将资产证券化监管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计量与管理水平,将外部评级作为内部评级的参考标准,二者结合准确衡量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

(四)加强内控管理,减少操作风险

证券化产品因为其交易结构的复杂性、交易市场的灵活性、交易手段的多样性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市场波动, 会需要更多的操作流程, 因此其操作风险丝毫不亚于基础信贷资产的风险程度。金融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时,必须制订规范的执行程序,加强内部控制,防范操作风险。

参考文献:

[1]陈田,秦学志,债务抵押债券(CDO)定价模型研究综述,管理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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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委托机制

伯利―恩斯（1932）在《现代企业与私人财产》中提出“分工和专业化”收益导致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结论。由于企业的控制权大多由经理人控制，因此产生了现代企业中的委托关系。委托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说，开创了从激励角度研究企业的先河。理论提出了构成委托关系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中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且双方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利润）最大化者；第二，人必须在许多可供选择的行为中选择一项预定的行为，该行为既影响其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委托人的收益；第三，委托人拥有规定付酬方式和数量的权力，在人选择行为之前就能与其确定合同，该合同明确规定人的报酬是委托人观察行为结果的函数。

现实经济中人与委托人都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知晓人的具体操作行为，人也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后的最终结果。因此，人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一种随机变量。也因此，委托人不能完全根据对行为的观察结果来判断人的成绩。客观上，影响产能除了人的努力程度外，还存在着一个随机变量μ，π=π（a，μ）。此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就难以推断出来。因为人会告诉委托人，由于受μ的影响，他的行动受到阻碍。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无法判别人的真正意图，于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就产生了。这就意味着委托人要通过一定的合约，来激励和约束人在签约后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解决委托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前者包括短期激励，如基本工资、奖金、补贴和福利、年薪制、股票期权、分享制等；后者不仅包括社会地位、对权力的行使、办公环境等职位消费激励，还包括对经理人进行定期考核、晋升职务、荣誉称号等精神激励。约束机制包括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前者包括经营决策制度、财务控制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后者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约束。

委托合同均衡的条件包括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前者是指人履行合同后得到的收益，不能低于他的机会成本；后者是指人依据合同原则行动，在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委托人效用最大化。在众多激励与约束机制中，“效率工资”是现代企业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制度。阿克洛夫提出，企业愿意使工资维持在高于市场结清的水平上，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雇主们相信效率是工资的增函数，即效率是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的。效率工资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可以改变员工的工作态度。阿克洛夫认为，企业和雇员之间隐含着一种没有写进合同中的“礼物互换”的关系。工人努力工作，被视为赠与雇主的礼物，他们同时也希望从雇主那里得到对工作的保障或更高的工资作为回报。反过来，雇主提高工资时工人们也视为礼物，并以更努力的工作作为回报。为此，明智的企业应放弃能使市场结清的工资，选择效率工资。随着工资的提高，平均效率也在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工资会无限提高，因为平均效率提高的速度将边际递减。

假设在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人的行为有努力eH和不努力eL两种可能，委托人有高收益RH和低收益RL两种可能。其中，R与E的条件概率为fH（RH/eH）和fL（RL/eL）。人成本函数为G（e），人效用函数为U（w），其中w为人工资或其他劳务报酬。

约束下委托人利润最大化条件为：

求解的拉格朗日条件为：

当e可观测时，通过约束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求出委托人的最优工资计划WH和WL。

在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与被委托机构（委托人）之间，银行管理者与员工之间，银行工作人员与客户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通过相关制度的安排，实现委托人对人行为的监控；通过“效率工资”等约束激励机制的实施来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并提高收益。

二、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程序设计

（一）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评述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阶段，按照“坚持真实出售、破产隔离，总量控制、扩大试点，统一标准、信息共享，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不搞再证券化”五大运行原则，参与者是发起人、受托人、投资者、原始债务人、服务人、资金管理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承销机构和投资者。发起机构主要是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政策性银行、邮储银行、信用社、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基础资产的范围逐步扩大，目前主要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节能减排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文化创意产业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汽车贷款以及其他商业贷款等。其运作模式（如图1所示）。

试点阶段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采用信托模式，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即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承担受托机构和发行人的角色，本应履行管理信托财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担任特定目的的信托会计、负责信息披露、组织信托终止清算等工作。相应地，特殊目的载体（SPV）为信托计划。在此之前，银行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采用的是审批制，人民银行负责发行审批，银监会负责资格准入和项目审批。审批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银行缺乏审批权力，积极性不高，市场反应平淡，使得历经近十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践在2013年前年均发行量不足300亿元，期末存量不足500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方式是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或定向发行，登记托管机构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上是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按照“五大原则”要求操作，与成熟国家相比，只做到了“形似”，没有“神似”。由于信托公司自身能力等因素，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通常由银行主导，信托事实上成为类似“通道”的作用，如在?l行环节，由于信托公司缺乏发行能力，只能委托券商承销。此外，为了发行顺利，目前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劣后级均有发起人（即相应银行）有密切关系的机构购买，实质上是替发行人代持。这种交易模式与标准的交易要求相去甚远。由于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试点要求发起机构既必须做次级证券，又要同时管理贷款，银行无法使基础资产完成真正的出表。同时，因作为发起人的银行居主导地位，SPV没有独立性，资产转让只是流于形式，丢失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灵魂”。目前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没有打通银行间债市与证券市场的壁垒，风险也在银行系统内流转，没有起到风险转移的作用。同时，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一级市场受到限制，二级市场尚未形成，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差。可见，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与国外成熟市场国家相比能做到“形神兼备”，切实发挥其功能作用，必须在查找问题、积累经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的同时，再造符合我国实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运作流程。

（二）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程序设计

随着银监会《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工作流程的通知》出台，我国将有更多的银行业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预见，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规模将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前期试点及扩大试点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以为以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试点也暴露了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诸多弱点与不足之处，需要加以克服改进。笔者基于国内的实践，借鉴国外的经验，设计了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下的完整程序（如图2所示）。

流程中各个环节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现就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重点内容描述如下：

1.构建资产池，这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础。当银行决定要创设一个资产证券化后，第一步就是要识别需要进行证券化的资产。在识别资产池时，通常需要五个步骤：第一，确定资产池规模，要结合资金需求和资金用途，按照重复进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本、资产证券化与所融资的再投资之间的负持有熟低的原则确定。第二，明确需要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类型，如资产是高息差还是低息差、优级资产还是次级资产，这由作为发起人的银行实施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决定。第三，确定资产池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动态的资产池较少使用），如果交易确定，某个特定时期的本金还款作为新资产的再投资，这个资产池即为动态的。第四，选择具体需要证券化的资产，挑选入池的资产都应有该池的共同特征。其基本原则是，组成资产池的成员应是尽可能差异最大化，便于提供利差平衡，如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的贷款选择时，应寻找地区差异性的资产，这是评级机构在确定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信用支持规模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标准。第五，对资产池和拟构建机构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这些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提前偿付风险、预期风险、汇率风险、服务风险、法律风险和涉税风险。

另外，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资本释放程度，因为风险加权资产直接影响资本充足率，资产证券化使得相应资产转移到表外，能够提高资本充足率。因此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时，需要测算该笔业务对资本的释放程度。

其他选择标准包括资产的度过期，即资产发起后经过的时间；资产当前的状态，即正常或非正常；以及资产的历史表现等。

2.债券确定及评级，这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桥梁。确定一个交易中的债券类别涉及建立不同债券类别的优先级顺序。债券类别包括优先级、中级和次级。这里需要考虑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一个是结构中最高级别的债券应有什么样的信用支持水平，另一个是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最低评级的债券类别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水平。最高等级的债券类别的信用支持水平越高，就可以创设越多的低评级的债券类型。另外，视实际需要是否对既定的债券进行期限分级，以确定一个结构中有同样信用优先级的债券类别。同时，还需要确定偿付结构，即当负债按期分摊时，处理资产池产生的本金如何分配给不同债券类别的规则，它影响不同时点的交易资本结构，从而影响结构的加权平均成本。

另外，还要考虑是否需要提前偿付保护以及结构化保护触发机制的设计，这里不再赘述。

3.信用增级，这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保障。信用增级也称信用增进，是发起人为了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融资成本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内部信用增级和外部信用增级。内部信用增级是不依赖于第三方，仅依靠证券化交易资产池本身为可能的损失提供保证，主要方式包括现金流瀑布、超额抵押、额外利差、初步资金账户等。外部信用增级是依赖于第三方为资产支持证券的现金流偿付提供保证，主要方式包括现金抵押账户、发起人持有次级债券、债券保险、信用证和衍生品等。信用增级是由进行证券化的资产类型和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决定的。

信用增级的数量或者规模首选需要获取评级机构所指定的信用评级级别，需考虑的因素有债务人的违约动机、债务人的信用等级、可能的损失情景、潜在的损失波动以及资产池的多样化。如果一个债券类别的目标评级更高，则其损失概率就应当更低，因此，更高的目标评级就需要更好的信用增级水平。

4.真实出售，这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灵魂”。真实出售是指发起人真正把拟证券化的资产有关的权益、风险和控制权一并转让给SPV，使SPV获得了对资产的合法权利，当发起人发生财务风险时，这些资产能够与发起人的信用及其他资产相隔离，不会被追及或归并为发起人的破产财产。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给出了真实出售的判断标准：（1）与被转让信贷资产相关的重大信用风险已经转移给了独立的第三方机构；（2）发起机构对被转让的信贷资产不再拥有实际的或间接的控制；（3）发起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记过不承担偿付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