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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危机干预的研究对于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对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在尊重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以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预防、干预、追踪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以期为我国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生态系统理论 青少年 心理危机干预
青少年的年龄分布为11、12岁到17、18岁,这个阶段也可称为青年初期。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身体外形的改变、内脏机能的健全、性功能的成熟;心理方面主要表现为认知的发展、情绪的两极性和社会性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近年来青少年自杀、网络成瘾、犯、灾后心理危机等事件频发,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危机事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且有利于为后续的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1.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概述
1.1心理危机的定义及种类
心理危机(psychologicalcrisis)是指当事人的认知或体验,即将某一事件或生活境遇认知或体验远远超过自己当下资源及应对机制的无法忍受的困难[1]。青少年心理危机是指青少年在遇到危机事件时,由于自身的资源与应激机制不足以应对,而产生了心理痛苦。
布拉默把心理危机分为三种:发展性危机是个体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现有的资源及应对机制无法应对那些重要的生活事件而产生了异常的反应。发展性危机事件主要包括考试焦虑、人际交往严重不良、逃学、离家出走、早恋、沉迷网络等。
情境性危机是指个体在遭遇突发或异乎寻常的事件时,对于这种事件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预防和控制,而产生了应对功能失调。地震、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均是情境性事件。这些事件的处理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存性危机是指诸如目的、责任、价值、独立、意义等人生重大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冲突与焦虑[1]。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是生存性危机研究得课题之一。
1.2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模式
1.2.1平衡模式(equilibriummodel):正常情况下,个体与环境应当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当危机发生时个体原有的应对机制和问题解决方式无法应对遇到的危机,进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平衡模式最适合于干预的早期,以稳定当事人的情绪。
1.2.22认知模式(cognitivemodel):该模式认为心理危机的产生,并不是由危机事件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当事人对危机事件或危机情境的看法引起的。这种模式干预的重点是当事人对危机事件或危机情境的认识,适用于危机干预中期。
1.2.3心理社会转换模型(psychosocialtransitionmodel):该模型认为个体心理危机的产生不仅受个体内部状态的影响,而且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当事人讲,要整合内部应对机制、社会支持、环境资源已达到社会功能的恢复[1]。
三种危机干预模式都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对危机干预模式的认识。随着危机干预模式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整合的趋势。这种趋势集中了三种干预理论各自方法与策略的优势。这样就要求干预者要有足够的知识与技能,因时因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应对各种心理危机。
我国学者整合各种模式做了以下几点代表性的研究。许奕锋(2008)从组织领导体系、教育防范体系、心理干预体系、队伍建设体系、制度保障体五个要素体系,构建一个完整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系[2]。钟惊雷、边玉芳(2008)提出要构建政府为背景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系统[3]。汪丽华(2012)提出了生命教育视角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原则为生命高于一切,基本技巧建立生命链接,干预目标达成生命意义重建[4]。伍新春、林崇德等人(2012)认为学校要承担起危机干预的重要责任,而班主任则是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力量,班主任的心理危机干预水平即干预技巧决定着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的成败[5]。这些研究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3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评估
对危机干预的评估,迈尔(Myer)等人的三位评估体系(theTrinageAssessmentForm,TAF)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主要评估个体的情感状态、行为功能、认知状态三个维度。迈尔(Myer)等人的情感严重性量表、行为严重性量表、认知严重性量表已得到广泛的应用。阶段性的评估模型和人与环境互动的评估模型也有很大的价值[6]。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在进行青少年危机干预时,以生态系统理论作为统揽全局的理论作指导;(2)在危机干预与预防的过程中,心理危机的预防的范围应扩大;(3)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也应更加系统化、全面化,把心理危机干预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去处理。
2.生态系统理论在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
2.1生态系统理论
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systemtheory)把正在成长中的个体看作是与周围其他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系统[7]。生态系统理论把环境看成是互相关联的从内向外的一层包一层的结构系统,每一层环境与人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和交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理论把环境主要分为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介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x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4个层次。
对于青少年而言,微观系统为家庭与学校。中介系统是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环境系统。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各微观系统之间良好的关系与作用,会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学校和家庭对儿童教育的一致性程度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青少年的外层系统主要包括父母的工作环境,邻里社区、学校周围环境等。宏观系统是整个系统的最外层。它指存在于上述3个系统之上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之中,它从宏观上规定了人的发展。
布朗芬布伦纳的模型还包括了时间维度,把时间体系作为个体成长的心理的参照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生存的各个系统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布朗芬布伦纳也将这种变化称为“历史系统”,每次转变都是个体人生发展的一个阶段[8]。生态系统理论以扩大了环境的范围,这样可以为个体、群体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2.2生态系统理论下的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预防
微观系统在个体与环境直接接触的相互作用中对个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对于青少年主要是家庭与学校。家长作为青少年的第一任老师,亲子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认为不同危机类型需采用不同的预防策略。对于发展性心理危机,如考试焦虑、人际交往不良,家长可以以身作则,教给子女相关的技巧和知识,让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模仿和学习,同时也可采取各种方式对子女进行相关的教育,在物质财富日趋丰富的今天,旅行可以作为放松、增进情感、教育子女的良好形式。对于情境性危机,家长可运用视频、书籍给孩子教授一些预防性措施。情境性教学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如面对最近MH370坠机、云南鲁甸地震等突发事件,家长可把这些突发事件的基本常识和应对技巧教给孩子。生存性心理危机的预防,家长最主要的是教给孩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正确的观念指导未来的生活。
学校作为一个有组织、规范化的教育场所,在青少年心理危机预防的过程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校应建立以主管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班干部为主体的危机预防系统,让班主任在学校危机预防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学校也应成为培养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意识和普及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主要平台。
中介系统是各微观系统之间相互联系构成的一个系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对于青少年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介系统。要想使这个中介系统得到很好的运作,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互动是核心要素,家长会是互动中的一种较好形式,但在家长会的运作中,大多数老师与家长过多的注重学生或子女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体育、美术、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发展。除了家长会,电话、微信平台等也是较好了解学生与子女情况的形式。家长和学校通过互相了解子女或学生的发展状况,可以给青少年一致的指导与教育。家长与老师学校相互沟通的频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
外层系统主要是父母的工作环境和亲戚朋友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有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有的父母是商人、有的父母是农民、有的父母是无业游民。父母的工作环境情况各不相同,进而会给子女带来不同的影响。亲戚朋友也一样,他们的生活模式也给了青少年很好的参照。外层系统的各位参与者都应给孩子传递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正能量的信息,让青少年在遇到危机事件时能够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宏观系统是指青少年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在这个宏观系统中政府担任着主导作用,政府在制定青少年相关的教育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时应更多的关注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预防。同时政府应利用大众传媒等工具广泛宣传关于心理危机预防的相关信息,增强青少年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防范的思想,也是增强青少年危机预防意识的途径之一。
2.3.1诊断
对于危机干预的评估,除了迈尔(Myer)等人的三位评估体系(TAF)。作者认为还应从以下几点考虑:(1)要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个体特征,尊重个体差异;(2)在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诊断时,不仅要对危机干预的当事人做一个动态的评估,而且要结合阶段性的评估模型、人与环境互动模型进行评估;(3)对危机干预个体进行全面评估时要充分结合当事人的家人、老师、同学反映的信息。诊断确定之后,应计划出良好的干预方案,实施正式的干预。
2.3.2干预
(1)危机干预早期
在心理危机发生时,微观系统和中介系统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会与当事人面对面的接触,对当事人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这时采取干预的平衡模式,用以稳定当事人的情绪。在这个干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倾听、接纳、情感反应、具体化等技术,使当事人的情绪得到很好地释放。然而,释放是适度的,过度的释放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同时还可以使用沙盘游戏等适合于青少年的治疗技术使当事人的情绪得到调节。当然,这一阶段保证青少年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生命高于一切。宏观系统在危机干预早期主要起支持的作用。其中包括物质与精神的支持。
(2)危机干预中期
危机干预中期,当事人的情绪已得到了必要的缓解,干预者与当事人也逐渐地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不管是对于发展性危机、环境性危机还是生存性危机,前一阶段为接下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阶段认知行为疗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干预者可充分了解当事人的认知,可以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箭头向下技术、行为实验、认知连续体、理性—情感角色扮演、自我暴露、问题解决和技能训练等技术,识别当事人的错误认知,以新的更合适的信念代替原有的信念。[9]同时我们也可以采用音乐治疗、绘画治疗等疗法使当事人从危机事件中尽早的恢复过来。
在危机干预的中期,微观系统与中介系统也担当着重要的作用。微观系统与中介系统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可以社会支持系统获得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而这样一种情感支持与陪伴支持,能给当事人以面对危机的勇气和战胜危机的决心。
宏观系统在危机干预的中期也主要是提供物质与精神的支持。首先,政府可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宏观调控的作用表现在可以调配一支强有力的危机干预团队对需要的地方进行支援,特别在情境性危机时给予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以保证青少年正常的生活。其次,政府可以动员社会力量为危机的应对提供支援与帮助。再次,政府可以呼吁需要危机干预的地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应对危机。
(3)危机干预末期
危机干预末期,危机干预工作者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使当事人的认知、情感、行为得到进一步的供过于提高。在这一阶段,给干预者未来生活的意见与建议也较为合适,进一步提升当事人应对未来生活的能力。在这一阶段,同样需要四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有机配合,为当事人步入生活正轨提供支持与保障。
2.3.2追踪
一次好的干预,在基本干预过程结束之后,追踪的观察与研究也是必要的。追踪可以更好地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反复。在追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多种途径,如问通过卷调查法,听取家长、老师、同学的评价,听取当事人自身的评价。结合多种方法,做出全面、综合、系统的追踪研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四个系统的相互配合与相互支持。与此同时,微观系统应总结经验教训,为更好的教育子女、学生,提出更为建设性的意见。宏观系统应针对不同的危机类型,建立更好的危机防御体系,建立更好的积极应对危机的队伍,适时地调整方针、政策,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3.研究展望
3.1危机干预应走向全面,全面与具体相结合
近年来青少年危机干预的文献和实际研究也越开越多,但多数集中在学校危机干预,应更多的扩展到学校以外更多的环境中,使危机干预的预防与干预形成良好的链接。同时要集中主要力量把精力放在与青少年更为密切的环境中,全面与具体相结合,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系统。
3.2危机干预应更多的走向实践
危机干预的理论研究是危机干预研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危机干预只有走向实践,只有与青少年具体的现实危机事件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为此,可以通过举行危机干预的模拟演练,通过心理专家、心理老师的知识与讲座,并在危机干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与丰富危机干预参与者与当事人的知识与技能。
3.3.危机干预应尊重个体差异与地区差异
危机干预的过程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针对当事人不同的心理特点、不同文化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危机干预的预防、干预、追踪的各个阶段不断提升当事人的心理素质。校本课程的开发就是危机干预尊重地区差异的一项良好举措。
总之,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预防与干预,不仅对于青少年本身有重要的影响,正如生态系统理论一样,这样一种心理危机的干预与预防也会反作用于生态系统,二者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美]RichardK.James,BurlE.Gilliland著,高申春等译.危机干预策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许奕锋.青少年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研究[J].职教与经济研究(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1:56-58.
[3]钟惊雷,边玉芳.构建政府为背景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系统[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32:254-255..
[4]汪丽华.生命教育视域下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12,12:59-62.
[5]伍新春,林崇德,臧伟伟,付芳.试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45-50.
[6]李建明,晏丽娟.国外心理危机干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02:244-247.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个体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一个企业生态系统与另一个企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各种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创新已不再是单个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相关企业组成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共同开发完成。因此,把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企业技术创新研究之中,是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当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圈内外研究现状
(一)企业成长理论
英・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教授Edith.T.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奠定了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基础。她从内部成长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认为企业的成长就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即“量”的成长过程。然而,随着理论的逐步发展,学者们逐步认识到企业成长不仅仅是在收入和利润等这样一些定量的财务指标上的增长,而且还包括市场营销、资源筹集、研究开发、控制协调等各种管理能力的增强,同时还广泛涉及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标商誉以及企业文化、信息资源、社会关系网络等“无形资产”的质的方面的提高。
(二)生态学理论
“生态系统”由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y(1945年)首先提出,它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具有一定大小和结构的整体。其中各生物成长借助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形成具有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功能的复合体。
20世纪80年代企业生态理论得到发展。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企业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企业的成长和老化同生物体一样,主要通过灵活性与可控性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美国企业战略专家James.F.Moor用生态学的观点看待现代企业竞争问题时于1996年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新观念,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空间内由企业、消费者和市场及所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组成的整体系统。
(三)技术创新理论
按研究发展时期,技术创新大体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
1 理论诞生阶段。熊彼特1912年以德文出版的可看作是创新理论诞生的标志,在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并认为。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技术创新,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 基础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多以案例分析为主。索罗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缜密的论证,从经典经济学模型人手。指出从长期角度看。正是技术创新而非规模经济或资本投入(积累)和劳动力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3 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叶)。弗里曼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微观、宏观。包括国家创新系统)。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与推广以及技术创新过程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题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威廉・埃伯纳西和詹姆斯・厄特巴克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工业创新的动态模型。即A-U模型。4 系统研究阶段,从本世纪初生态系统理论发展成熟,运用到商业系统发展为创新生态系统,并成为企业家关注的焦点。我国学者赵玉林在《创新经济学》(2006)一书中。对技术创新系统的构成及系统特点进行描述,将其归纳为平衡与非平衡、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自组织系统。
(四)生态学理论在技术创新领域中的应用
企业仿生学的观点认为: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系统是一个生命系统。因而以生态系统观点来看待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应用生态学理论看待企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我国吴彤(1994年)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在对技术生态学的两重含义进行考察研究后,将其定义为一种综合的技术生态学:以生态学的观点、方法综合考察技术活动过程、技术构成、技术体系内部相互关系。技术系统及其活动与人、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目的,是要把未来技术或已有的技术系统变成为既能按照技术发展规律最佳运行又能最适度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综合需求(物质、文化和生态需求)的技术。北京工业大学教授黄鲁成(2003年)介绍了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特点,提出了应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条件。研究了在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研究中运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用比较法来说明区域技术创新系统具有应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并对如何应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2 应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种群关系理论,建立创新系统中企业间生态关系战略
理论应用方面:陆玲(2001年)根据自然生物群落学的原理,通过分析企业群落的形态和机能特征、群落演替和生命周期等规律。证明了企业群落也是自然生物群落。从而提出了“企业群落学是研究企业群落形态结构和功能、群落内部、群落之间、群落与宏观经济系统以及群落与其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的学科”这一新的概念,并提出企业健康的标准应该着眼于企业面对较为复杂多变甚至恶劣的环境的适应力,而不是单纯依赖环境条件来维持企业生命的“健康指标”。
实证应用方面:黄鲁成和张红彩应用生态学的种群理论与分析方法,通过应用种群logistic增长规律的数学模型及SPSS软件的回归分析,研究通讯设备制造业行业内技术创新种群量的变化规律。以及行业内不同技术创新种群之间的演化关系。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通讯设备制造业行业发展潜力大以及与通讯终端制造业之间存在协同进化关系的结论。
3 应用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环境关系研究,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识别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风险因素
理论应用方面:李晓明(2006年)将企业外部环境定义为企业广义生存域和企业活动域两个层次。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构成的企业间接外部环境,通过以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为主体构成的企业生态位的直接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影响企业,从而使企业外部环境表现出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
实证应用方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和管理学副教授罗恩・阿德纳(Ron Adner,2006)以风险评估角度出
发看待企业创新失败的案例,对企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内部项目风险及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依赖风险与整合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某个企业的创新成功并不一定能让它在市场上真正收获,原因在于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并未运行起来,从而对风险的规避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进行说明,并制定了相应的创新生态系统战略与步骤。
三、结论与展望
DOI:10.16640/ki.37-1222/t.2016.23.107
企业信息系统作为重要环节,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面对信息化浪潮,绿色生态意识随之产生并延伸至社会各领域中,生态观念日趋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变传统企业管理模式,更新传统管理思想,建立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企业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1 运用信息生态理论开发企业信息系统的必要性
(1)信息生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信息生态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为社会呈现信息生态系统的相应规律,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对信息的优化管理[1]。 基于其自身的特点,信息生态学理论对社会信息进行系统把握,引导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方向,为企业信息化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2)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和外部信息的交流与传递。随着全球信息化格局的形成,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置身于整个信息环境之中,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交流与传递效力直接影响到企业信息化发展水平[2]。在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融入信息生态学理论有利于形成信息重复利用与共享的优势,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企业信息系统生态化运行。
2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企业信息系统开发措施
(1)进行宏观战略规划。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企业信息系统的设计必须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信息系统的整体性与生态性,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对其进行宏观规划与设计[3]。例如在某大型企业信息系统设置过程中,考虑到部门及工作流程的复杂性,充分借鉴“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将宏观规划与设计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将企业整体信息和信息人纳入到企业信息生态系统之中,进行整体把握;其次进行部门规划与设计,在各部门内部普及生态观念,制定针对性较强的信息生态化子系统,并将各个部门的子系统进行有效连接,保证公司信息交流的畅通性;最后进行流程规划与设计,将上述建立的子系统规划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生态性的信息层,并利用先进的技术判断信息系统与企业所处的信息环境是否协调。
(2)优化企业内部信息交流途径。在企业信息系统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信息处于不断流通与更新的状态,在这样的运行下形成信息生态系统横向和纵向发展的信息生态链,在信息交流与共享过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例如在信息生态系统开发过程中必须注重信息交流途径的建立与优化,以横向和纵向的生态链为基础,结合企业的资金流、客户流和生产流的运营情况,利用链条的循环性增强系统的调节能力。
(3)发挥信息人的作用。在企业传统管理模式中,忽略了信息人的重要性。在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下,这样的管理模式显示出其固有的弊端,不适合信息生态环境下企业信息系统的建立,因此必须依据业务需要设定信息技术的重要性,着重发挥优质信息人的作用[5]。在企业信息系统开发过程中,充分把握信息人的优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其多样性。
3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企业信息系统实施措施
(1)创新管理模式。管理模式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信息系统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深受管理模式的影响,只有切实提高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使其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并能充分维护企业自身利益,才能够为企业信息系统的实施奠定管理层面的基础。企业在进行管理模式调整过程中可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创新管理理念,为企业管理注入新的因素。同时,企业适当地调整其组织结构形态,在保证业务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利用信息技术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以此确保其更加灵活与有效发展。
(2)加强战略部署。战略部署是企业信息系统实施的有效保障,面对当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做好全局把控,以有效的战略部署保证整个信息系统的平稳有效运转。例如在企业信息系统实施过程中加强反馈调节系统的有效运转,定期对信息系统反馈的相关信息进行总结与分析,明确企业发展规律,结合外部信息环境的特点变革企业内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形成良性的企业信息系统。
(3)确定适宜的企业生态位。在信息生态理论的影响下,企业为了自身的有效发展必须避免各生态因子或因素的不统一情况,在此基础上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条件。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生态位,促进各生态因子或因素的协调发展。例如可选择区域大环境生态位,由于企业的发展受到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自然等环境影响,因此在信息系统的实施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自身特点,结合预期环境因素,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态位,同时要考虑到企业生态系统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必须着眼现实,在形成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生态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信息化浪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意识到企业信息化系统开发及实施中存在的相应信息生态问题,以信息生态理论为依托,采取有效的措施建设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企业信息系统,在宏观规划的前提下注重信息生态环境下信息系统开发的作用,并创新管理模式,加强战略部署,在此基础上确定企业生态位,推动企业信息系统建设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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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海涛,马艳丽,陈博.信息生态系统演化研究回顾[J].情报科学,2014(02):157-161.
[3]刘捷萍,李斌宁.产业经济发展与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建设研究[J].中国商论,2015(32):173-175.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创新生态系统”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研究的层次也涉及到国家、区域、产业集群、企业等多个层面,提出的相关模型则同样是各式各样的。“创新生态系统”一词是在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04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国家的技术和创新领导地位取决于有活力的、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而非机械的终端对终端的过程。
思科前CTO朱迪・埃斯特琳(2010)通过类比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将创新系统里的不同栖息者分为三大群落:研究、开发和应用,并由此提出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模型。法国根据其政府战略规划,开展了名为“竞争极”的生态系统集群创新计划。类比于植物的结构特征构建了“竞争极”创新生态系统模型,以实现创新资源合理配置为目标的新兴工业政策,促进集群创新和增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德博拉・J・杰克逊(2012)认为:创新生态系统包括知识经济和商业经济两个经济体,他利用创新谱技术,建立了创新频谱模型,通过系统限制维持两个经济体的良性循环。尹艳冰等人(2010)从创新主体、创新运行机制和创新共生网络三方面构建了区域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框架。产业角度的模型构建主要有两种:傅羿芳等人(2004)以及王娜等人(2013)构造的模型是从内、外部环境条件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表述的;张运生(2009)、余凌等人(2012)则是从企业为核心来构造模型的。张运生(2008)、孙冰等人(2011)以核心企业为主体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模型。从特别视角来构造模型的有:刘友金等人(2005)从生态重组的角度构建了物料流动的循环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结构;贺团涛和曾德明(2008)从知识视角构建了高科技企业知识创新生态系统DICE模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等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是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行动者的缺失和失控都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王能能等,2009)。该理论以“广义对称性原则”为基准,以“行动者网络”、“转译”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而成。
广义对称性原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它要求不仅在自然与社会、真理和谬误之间解释的对称性,而且在人类和非人类因素之间也要坚持解释的对称性。ANT引入了“行动者”这一核心概念,用来表示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有起作用的因素。理论认为人和非人类因素(如政策等)都可以成为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的意愿需要通过代言人来表达,并用网络这个词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以同等的身份并入其中,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依赖于这些异质性要素的组合、联结和扩张(王春梅,2012)。拉图尔说过:“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孪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一方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也就是说,在科技创新的实践活动中,自然行动和社会行动一直在变换着角色,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都对行动者网络的构成有重要作用。本文所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各种相互作用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
行动者网络是通过转译的过程联结起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通过行动者之间进行转译的过程向前推进的。“转译”是指行动者通过商谈、翻译,将自己的问题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从而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共同的“行动者网络联盟”中来。转译过程包括问题化、权益化、摄入和动员四个基本环节。“问题化”是指行动者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主体,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得创新主体面临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从而使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来,这是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权益化”过程则是强化问题化过程中给行动者界定的角色,从而使得其他行动者被“招募”进来成为网络成员,而“动员”就是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的主体,调动各种相关的人力、非人力资源,界定其角色,以形成稳定可靠的网络联盟(郭俊立,2007)。转译是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转译,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行动者才能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传递,从而形成动态循环的运行系统。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
(一)内部环境结构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人类和非人类因素都是同样重要的,他们被统称为行动者,彼此联系、相互构建。内部环境结构中的人即表示人类,科研者、开发者和应用者是一种类似于生物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的说法,他们是由人类组成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又是非人类。他们可能是一群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也有可能是少数人类共同的组织。本文从结构功能和行为机制定义研究者、开发者和应用者。
1.创新的根基―人。创新活动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完成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要想获得创新能力,特别是持续创新能力,必须有高水平、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作为战略储备。
2.科研者。“科研”一词可作为“科学研究”解释,科研者虽然是由各种科研人员组成的,但这里需把它们当成非人类行动者,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是它们的代言人。在科技创新中,科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全球创新范式正在从“基于技术的创新”逐步走向“基于科学的创新”(陈劲等,2013)。
3.开发者。开发者包括的群体范围和组织机构比较庞大,他们既可以是工程师等技术开发人员,也可以是企业的开发部门。开发者的作用是将概念推入市场,它们将科研者的新发明或新观念变成可用的技术,更有甚者直接开发出便于使用的产品或服务。开发者通常从现有技术中提取新的技术,或者是改善生产方法,提高其生产效率。
4.应用者。应用者在三个非人类行动者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们根据个人或者组织的需求调整科学和技术,从整体上把握人们的日常需求,同时为科研者和开发者提供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传递,科研者可以明确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开发者能够清楚技术需求方向。
(二)外部环境结构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不存在系统边界,因为任何系统本身都必须依赖整个世界的创新大环境。本文中外部环境的六个要素是结合了朱迪・埃斯特琳的三大群落创新生态系统模型要素以及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提出的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模型而确定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些非人类要素都是网络中的行动者,他们在网络系统中与人类行动者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组成外部环境的非人类行动者分别为:政策、文化、资金、管理、基础设施、教育。政策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方向就可以决定某一区域、产业或企业发展的态势,从而对他们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文化氛围对创新生态环境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作用。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毫无疑问是要受其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支配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同样也会对创新价值观起到巩固或者消融的作用。资金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来说属于一种资源,资源太过充足或稀缺都不是好事。资金太过充足,则不能在系统内形成竞争动力;资金太多稀缺,则会使有用的创新不能被开发。管理则是贯穿于整个创新大环境的,各种组织都需要良好的管理来运行。基础设施属于支持性要素,对创新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的保障有利于促进创新工作的发展。教育是保证持续创新力的最重要环节,任何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只有保证了高素质人才的供给,才能立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至高点。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在参与创新方面与人类行动者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任何科学技术创新都是由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没有哪方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创新生态系统模型构建及其特征
(一)创新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型是由一个开放的循环网络构成的。系统内部环境包含的四个要素构成了内部循环网络,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就构成了整体的循环网络。
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运作需要靠内、外部环境及其构成要素的相互协调、循环发展。内部环境构成的三种非人类因素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过程必须不断进行,才能保证内外环境的和谐。科研者与开发者之间通过知识传播实现交流,开发者与应用者之间通过技术扩散完成反馈,应用者与科研者之间通过信息循环进行互补。这三种非人类因素与人相互传递知识、技术和信息,实现内部环境网络的循环发展。外部因素给整个内部环境提供大环境的支撑,通过不断与内部网络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来实现内外部环境的和谐共生。如图1所示,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传递。改善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能提高系统的整体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类比于生物学中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进行归纳,如表1所示。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模型解释与分析
本文所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本身也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而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运行机制就在于行动者之间的“转译”过程。行动者们通过“转译”建立起合作者或同盟者的长链,从而形成行动者网络。在转译链条中起到关键地位的行动者是某一问题的发起者,本文将从科研者作为发起者为例,来解释“转译”链条的运作。
“转译”过程的第一个环节被称为问题化。在创新过程中,科研者首先必须提出某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者需要确定一系列行动者,并且还要认识到:通过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惠及网络中的每个行动者。科研者通过将自己提出的问题构造成“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来把自己定义为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就是问题化的关键所在。通过这个问题的提出,科研者可以吸引人、开发者、应用者以及更多的非人类行动者与自己形成联盟。
第二个环节称为权益化。权益化是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是:发起者尝试通过问题化过程提出并固定的行动者的身份,即是说每个行动者在解决这个问题中需要做什么。问题化过程只是吸引了其他行动者加入发起者的联盟,但每个行动者很可能都有自己加入这个联盟的身份、目标、计划、动机,并且这些行动者本身或许还牵连其他问题化的竞争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要权衡自己是否应该加入这个联盟。例如科研者想将开发者权益化,那么科研者必须破坏或削弱所有开发者与其他竞争行动者的联系。在权益化过程中,开发者的特性、身份被重新定义了,这是与科研者联结后的结果。
第三个环节是摄入。摄入是确定和协调行动者角色的过程,成功的权益化使得摄入过程得以实现。这个过程不是排除提前定义的那些行动者角色,而是将确定的联盟行动者的利益纳入整体计划中来。行动者摄入的方式可能是千差万别的:身体暴力、诱惑、交易或毫无异议的同意都可能是摄入的方式。科研者在摄入开发者时可能与之进行交易,或是完全无条件的达成合作,科研者也通过某种方式将摄入其他行动者。通过科研者的多边协商,行动者角色的定义和利益分配就完全确定,此时科研者就成为了整个转译联盟链条的代言人。
最后一个环节为激活。激活的概念强调了所有必要的位移,它是指通过发动某样机制,让行动者活动到原先没有的状态。开始时,所有的行动者都是分散开并且相互不容易接触到对方的,但在代言人的干预下,所有这些行动者都会在同一时间被调动到同一个地方进行汇合。例如科研者可以将人、开发者、应用者、政府政策制定人员、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者安置在一间会议室里,那时他们就将为同一件事情的利益相互协商。从最初的问题化―对不同行动者的身份、关系和目标定义一系列可协商的假说,到最终所有行动者为一件事情的利益共同协商,这四个环节就全部结束了,一张关系制约网络随之形成,过程如图2所示。
研究展望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这个创新生态系统模型能够摆脱层面的限制分析,即可以分析国家、区域、产业集群、企业等各种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目前我国在建设创新生态系统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导致我国科技体制机制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竞争不相适应,难以实现变成创新大国的目标。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打开我国研究创新生态系统新思路,为中国情景下和谐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产生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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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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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其进化形态和表现方式总是与外部环境和时代特点密切相关。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加速了社会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企业进化面临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企业之间或企业与网络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某企业出现问题或进行战略调整,其他相关因素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就像生物界的生态系统。
一、协同进化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回顾
1.协同进化理论。协同进化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竞争物种间的协同进化、捕食者与猎物系统的协同进化、寄生物与寄宿主系统的协同进化等。[1]协同进化的概念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多个种群的演化进化,种群之间彼此相互影响。狭义上是指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协同进化理论在本质上和达尔文进化论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进化论把生存斗争当作进化的唯一动力和普遍的原则,而协同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既有优胜劣汰的生存斗争又包括相互受益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生物进化的历史表明--竞争和协同作用是普遍存在于生物个体或种群之间的两种表现行为。和达尔文进化论仅仅强调适者生存不同,协同进化论更重视人类社会维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圈的协同进化及同自然界和谐、协同发展。[2]
2.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詹姆斯•穆尔1993年发表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一种新的竞争生态学》[3],1996年出版了其专著《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4],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就是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该系统超越了传统价值链,也不局限于行业部门,而是涉及供应商、分销商、外包服务公司、融资机构、关键技术提供商、互补产品制造商,甚至包括竞争对手、客户和监管机构与媒体等等对公司经营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诸多因素。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重视。穆尔•杰夫里(Moore Geofrey)[5]认为生物生态系统(biological ecosystems)为我们提供了独特且强有力的视角。詹姆斯•迈天[6]在其《生存之路一计算机技术引发的全新经营革命》中,描述了计算机化的商业生态系统:"一个生物生态系统是由一个有机体之问,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而一个计算机化商业生态系统也是一个由计算机化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哈佛商学院教授Marco Iansiti,Ray Levien[7]认为,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每家企业最终都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共命运,他们将系统中企业担任的角色分为三种:骨干型企业、主宰型企业和缝隙型企业。Stephan E. Gothlich和Hagen R. Wenzek[8]也发表文章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系统中企业的角色和策略选择等问题。
二、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协同进化机制
1.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协同进化机制。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若没有竞争对手,就不可能进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对手的存在是企业进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企业的某些战略性变革行为正是对竞争对手行为的一种反应,而企业的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竞争对手的行为,由此,企业与其竞争对手之间是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在相互竞争和合作中不断进化。海尔提出的"与狼共舞"的理论,正是对这种协同进化机制的一种表述。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的竞争关系是"大同社会"模式--全面合作关系。
2.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协同进化机制。在日益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企业要想不断成长,就必须与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供应商构建成协同进化网络,随着网络的发展、进化而进化。在商业生态环境下,企业与供应商的协同进化网络已经演进到了网络层级关系阶段。核心企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供应商的能力对自己的企业边界进行界定或再界定,供应商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也逐步得到提高,使得他们可以只关注自己所认定的战略性能力,大多数核心企业已经实现了向研发和信息中心转变。一些供应商在企业协同进化网络中的地位随之不断提高,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主要配件或最终产品的生产专家。
三、企业协同进化战略的构建
所谓企业协同进化战略,就是各企业从价值网的角度重新审视企业的业务流程、重新规划整个流程的运作,各个结点企业相互协作,协调价值网上的各个环节,构建协同进化机制,实现价值创新,以达到商业生态系统各价值主体(企业、竞争对手、供应商和顾客)的共同生存、共同进化。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协同进化战略。
1.选择合适的生态位,构建商业生态系统。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各个企业寻找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商业生态系统,并根据各自的竞争优势选择合适的生态位,通过有效的资源互补,进行价值重组,为市场提供高效价值。作为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有机体,生态环境与企业间存在着相互推动与制约的强劲互动性。各结点企业应努力寻找合适于自己的生态位,准确认识、发挥自己的潜在优势。评价企业的生态位势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① 评估每个企业的核心能力;② 商业生态系统的范围、进展及维持时间的长短:③ 商业生态系统中各个结点企业就各自的任务目标所达成的协议:④ 评估每个企业创造的价值及对商业生态系统的贡献。核心企业和边界企业的定位方式是不一样的。
2.提升系统核心能力,创建协同进化机制。这一阶段的主要策略是建立商业生态系统的共同愿景,组建核心团队,促进系统内的学习,提升系统的核心能力,创建协同进化机制,让成功的范式加以推广,吸收更多的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和顾客等参与协同进化,扩展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的共同愿景是构建商业生态系统协同进化机制的保证。
3.对系统进行协调管理,推动企业不断进化。商业生态系统适宜环境的压力、潜在的竞争压力和商业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愿景构成了推动商业生态系统不断协同进化的动力。在协同进化的过程中,核心企业必须理顺商业生态系统的组织框架,协调好各结点的利益分配,激发各结点的创新能力,规避运行风险。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经过了多年发展,在国外企业进化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企业进化与商业生态系统相互结合的研究,仍然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在国内,对于企业协同进化的理论与战略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模仿,目前还存在概念使用欠规范统一、缺少良好的实证分析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今后对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协同进化战略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做出努力:采用先进的研究工具,构建企业协同进化程度和进化速度的衡量指标体系,对企业协同进化的路径依赖性、进化机制、进化规律等问题进行实证和模拟分析,以及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对商业生态环境下中外企业进化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为我国企业不断进化、参与国际竞争寻找和提供合适的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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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056-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科技品牌创建及其可持续成长管理理论与案例研究”(批准号:70372015)
[作者简介] 王兴元,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市场营销系主任、品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多家大型知名企业集团战略与营销管理顾问,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创新管理以及企业系统管理。(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品牌研究的生态隐喻方法
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经常使用诸如企业或品牌的生存与死亡、企业成长与成熟、企业生命周期、经济进化、文化基因、商业生态环境、蓝海战略等词汇与说法,这便是典型的生物学隐喻。生物学隐喻的广泛使用一方面说明人类习惯于使用自己熟悉及容易理解的语言及交流方式,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生物;另一方面,人类使用生物学隐喻方法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要启示与成功案例,比如通过飞鸟的启示人类发明了飞机,通过蝙蝠的启示人类发明了雷达,通过对生物食物链的研究人们开始注意商业系统中的购并现象及供应链复杂性管理问题。
复杂性科学既要研究整体系统构成与行为,又要研究微观子系统的构成与行为,它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有机结合。国内外学者霍兰、钱学森等率先提出了非线性、非平衡系统等理论,而这些新理论可归纳为隐喻、集成、建模、虚拟和定性定量结合等具体的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其中,隐喻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复杂性问题研究方法。复杂性学者霍兰不仅公开承认隐喻方法在复杂性科学中的作用,而且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隐喻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它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比拟,在不同范畴及领域的事物之间建立对比或对应联系。科学理论中隐喻的使用是当代科学哲学家所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们一般都把隐喻视为描述科学理论构成要素的一种有启示的范式(黄欣荣,2006)。一旦我们注意到隐喻包括源事物和目标事物,就可以在科学创新中将其构造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新的理解与创意。隐喻将源主体的某些特性与机制作为相关启示应用到目标主体上,通过源主体与目标主体共有性的隐喻,在人们心目中形成适当情境下的非自然暗示(霍兰,2001)。生态系统经常被用作其他复杂系统的隐喻(米哈依洛夫,2002),将品牌商业系统描述为生物生态系统是一种隐喻,通过借用生态学语言、生态学原理以及生态学方法进行隐喻类比研究,可以更加有效地描述与探索品牌商业系统的复杂性现象及其内在机理,并且可以得到人类最容易理解与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因此,隐喻研究方法将是品牌研究使用的一种最重要研究方法。生态系统隐喻方法主要包括哲理隐喻、原理移植隐喻以及分析方法隐喻等三种,其中哲理隐喻法最易被理解与接受;原理移植隐喻以及分析方法隐喻由于涉及生物与非生物比拟,因此常常存在一些术语及描述的疑义,因而需特别注意。
在进行品牌生态研究中首先需要明确品牌的“拟生物化”主体,笔者认为这个主体实质上就是品牌企业或品牌产品,也就是说,品牌生态实际上是品牌企业生态或品牌产品生态的简称。如果认为品牌生态中“品牌”概念属于纯粹的市场营销领域中品牌概念,将会引起品牌生态涵义的混乱。因此,可以将品牌生态描述为品牌企业或品牌产品本身的生存状态及其与环境的依存互动关系。如果能够将品牌视为具有生命的商业主体,那么完全可以利用生物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二、研究的意义
1.以生态学隐喻品牌商业系统,整合社会网络理论、供应链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等,为整体品牌运作提供新的基于对象的动态战略规划框架,丰富品牌战略理论。品牌生态理论有助于企业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及生态系统构成状况,为企业品牌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奠定基础。另外可丰富发展目前的静态市场营销理论,为品牌区域市场经营提供有效工具,从而形成基于对象的品牌市场操作的生态模式。通过对品牌生态系统的整体描述与运作机制研究,形成新的品牌生态调查与分析方法,为品牌进入、拓展、领导、抵御、转移、重建区域市场提供有效策略模式与运作工具。这可有效解决品牌市场运作的片面性、零散性,有利于提高企业品牌市场管理效率。尤其是为品牌企业在更大尺度上考虑系统之间的竞合战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品牌市场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可为区域市场商业发展提供指南,尤其对于经销商、商及各种零售商的品牌经营决策提供依据。依据品牌生态理论方法优化业务范围与操作模式,可有效提高中间商及零售商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益。
2.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区域内品牌成员的相互关系以及市场品牌竞争状况,为政府制定公平竞争规则,建立良性的区域市场秩序,优化区域商业布局,避免恶性品牌竞争,节省社会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品牌生态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塑造百年名牌提供理论依据,为地区、行业、企业制定持续发展的名牌战略,为品牌生态系统尤其是中小品牌生态系统长期生存与成长壮大指明道路,尤其对进入WTO后中国品牌应对国际品牌挑战创造国际名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3.品牌生态系统理论为研究社会商业生态系统打下基础。一方面品牌企业的市场绩效主要取决于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由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及动态性,品牌产品也需要作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品牌企业在市场上则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在市场上,品牌企业是参与竞争的主角,是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生态理论的研究可为整个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打下基础,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深入系统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品牌生态基本概念、术语与原理体系以及实用方法的研究,为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理论及方法支持。
三、品牌生态研究动态
1986年美国Moore在《哈佛商业管理》评论上发表了“新竞争生态学”,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Business Ecosystem),指出“商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是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厂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他们相互配合以生产商品和服务──组成的群体,同时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等。随后他在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利用生态学原理初步建立了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Moore强调,企业要成功,仅仅完善自身还不够,还要塑造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因为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前景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扬西蒂(2004)进一步阐述了从商业生态系统出发制定战略的方式,提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了解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生态系统以及公司在商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总之,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企业是它所栖息的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作为传统管理理论最新进展的社会网络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供应链管理理论等,其内涵及本质基本上都属于超越企业边界和关注企业环境的理论延伸。社会网络理论则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企业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强度等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治理所需考虑的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基于企业权力强度的关系理论;而供应链管理理论则主要从物流信息流优化平衡角度对前后关联企业实体运作的管理进行研究。这些理论体现了新时代复杂多变环境下企业管理理论的新进展,为企业更加有效运作提供了方法与工具。然而,从理论深化、推广及应用情况看,上述这些理论尚缺乏协调性及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理论不能系统描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机制;另一方面也不能给出一些用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系统管理模型与方法。生物生态学在商业管理中的应用成果在描述企业可持续机制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为深入理解企业可持续成长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及方法。在品牌管理方面,生物生态学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的进展。而在当代品牌理论中,品牌被比喻为“生命体”,使得品牌理论从静态走向了动态,从个体走向了整体化,生物生态学为品牌可持续成长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及方法借鉴。
当对品牌进行生态学考察时,就会发现品牌像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即品牌生态系统,自然界中的生态规律同样适用于这些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品牌企业是其关键优势物种,它决定了系统的规模及核心竞争力。个体品牌生态系统由品牌产品、品牌拥有企业、股东(或投资人)、员工、经理人、供应商、最终顾客、金融机构、大众传媒、社会公众、中间商、政府、竞争者、其他相关企业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组成。品牌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商业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中关键及优势物种组织。众多个体品牌生态系统与其他品牌生态系统一起组成了区域市场品牌生态系统。实际上,个体品牌生态系统是由关键及优势种群――品牌企业、供应商群落、分销商群落、零售商群落、消费者(或用户)群落、中介成员群落、政府及其他成员群落以及社会自然环境等组成,而区域市场品牌生态系统则是由众多品牌群落及市场环境所组成的。品牌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品牌的生命周期过程。名牌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可以描述为:非品牌生态系统――准名牌生态系统――名牌生态系统――领导名牌生态系统――老化名牌生态系统――退出的过程。它的运行具有极强的自组织特征,较一般商业生态系统更具扩张性,各方分工协作形成商业生物链与共生协作体系。名牌生态系统是以品牌为龙头的商业生态系统,它是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品牌作为市场存在物,具有类似自然生态的特点。品牌时刻与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更能把握品牌运营的实际。名牌生态系统的概念由王兴元(1999)提出,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中对最为典型的品牌生态系统―名牌生态系统的构成与结构、名牌生态环境、名牌生态系统演化及运行、名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及扩张性、名牌生态系统的竞争与合作、名牌生态系统的创新与重构、名牌生态系统的评价与诊断、名牌生态系统对现实的启示等作了系统研究,初步构建了名牌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体系。名牌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系统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因此,必须做好系统成员之间的利益平衡,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应对策略(王兴元,2000)。名牌生态系统的竞争存在于三个层次:一是名牌生态系统与其他同类品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二是名牌生态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竞争;三是名牌生态系统与其他非同类品牌产品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竞争主体根据各自的目标和所处的环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名牌生态系统竞争的强度可由市场中品牌数量及其实力的大小、市场需求饱和程度等来描述,成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与合作策略。名牌生态系统成员众多,含有的信息庞大而复杂,为了使名牌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程运行保持高效的状态,必须对系统进行优化控制,名牌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的主体之间含有不同的知识,存在复杂的知识交换,为促进名牌生态系统知识功能的发挥,需要加强组织创新和知识编码的工作。另外,对名牌生态系统的创新与重构,名牌生态系统的运行及动力机制,名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调控,名牌生态系统的系统评价与仿真以及名牌生态系统的系统管理策略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系统研究。此外,还对品牌生态系统的若干概念及原理进行系统论述,分析了品牌生态系统的适应复杂性、品牌生态系统结构等,建立了品牌生态位测度模型等。
国内许多学者先后对品牌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及方法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张,张锐对品牌问题的复杂性及生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品牌经济与政治结构、品牌生态系统领导的新兴模式等。邓旭东、杜晓娟等在论文“培育品牌生态环境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中通过对品牌生态环境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概述,阐述了培育健康良好的品牌生态环境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就我国企业在品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和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企业培育品牌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李振键、韩伯棠等在其论文“生态学原理与品牌研究”中对品牌产生与成长涉及到的品牌特质、品牌之间相互作用、品牌与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与生态学研究生物个体与种群和环境的关系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品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可以基于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在原理和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从而引申出品牌个性、品牌生命周期、名牌生态系统、品牌生态学等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些跨学科隐喻或类比研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意义。胡望明在论文“品牌生态战略的宏观管理模式研究”中对品牌生态战略的宏观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品牌生态战略宏观管理模式的“三角”架构。唐兴莉、魏光兴在其论文“论品牌生态系统管理的三个层次”中提出了品牌生态系统管理应包括管理对象、管理方法以及管理哲学三个层次。黄喜忠、杨建梅在论文“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研究”中对品牌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可以借助生态学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中的品牌系统,进而关注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健康问题。王雪莲等在论文“对国内外品牌发展比较及我国品牌生态战略系统的构建”中探讨了我国品牌生态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陈绍愿、赵红等在其论文“品牌生态学:生命原理时代的品牌控制论”概述了品牌生态学的产生背景及相关原理。韩福荣、王仕卿等在论文“品牌理论发展评述”别介绍了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孙莉莉、韩福荣等对品牌生态位适宜度进行了分析。韩金童、汪波等基于生态理论对自主品牌以及中国农机品牌培育进行了系统分析。吴卫杰等对品牌生态安全体系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基于生态学视角对品牌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新的热点,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吸收了自然智慧的理论方法,可以更好地诠释品牌成长的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并提供可供借鉴的品牌生态系统管理策略与方法。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品牌生态的研究状况看,只能说尚处于初级阶段,提出的概念、原理及方法比较初步,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使之成熟。依笔者之见,品牌生态研究可沿着如下三条技术路线进行:一是品牌生态学基本概念、术语与原理体系的系统化及确立;二是生物生态学分析方法移植到品牌研究领域从而形成新的品牌生态学方法;三是品牌生态的实证案例研究。可以相信,通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品牌生态理论将会成为品牌管理领域的前沿与热点,其研究范围也将会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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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B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分为一般生态理论和系统理论,梅叶将生态论和系统论统称为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把人类的发展看做是不间断的适应环境并且与环境的很多层面进行系统交换的过程。人类与生俱来的拥有与环境进行交互沟通的能力,不仅可以从环境当中取得对自己相对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可以向环境表达自己的某些信息。而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要想设身处地的去帮助案主解决问题,就要了解其成长环境,因为一个人人格的形成是长期受环境影响并且影响环境的结果。
二、社区工作
当今社会,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当遇到困境时社工理论体系会根据新的发展研究点,去摸索、促进相关体制的完善,进一步深化理论的内容,完善社会工作体系、充实社会工作实务内容。而社区居民的各种社区服务需求的出现促进了社区社会工作的诞生于发展。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社区工作与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统称为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而社区工作不仅仅只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工作方法,同时它也是一项社会服务。
(一)社区工作的特征。社区工作以整个社区为服务对象而不仅仅局限或者等同于其他社会工作服务方法。社区中的任何居民无论他们的特征有什么不同,只要生活在此社区中就可以共享社区所有设施与福利,并对社区环境进行保护,有良好的社区环境意识。社区工作的目标是鼓励居民一起参与社区建设,集众力解决社区问题,为社区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尤为重要的是社区环境的保护,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居民没有好的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怎么会有一个和谐向上的社区。
(二)社区工作的目标。社区工作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且参与解决自己所出现的问题。出现问题或受社区问题影响的居民通过社工的鼓励可以主动的向社区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进而使社区资源权利分配到达一个相对合理的状况。社区居民应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为营造社区安全美丽环保的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
三、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对环境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存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社区工作中的环境问题也尤为重要,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怎么能建设出拥有良好素质与文化的社区呢?
(一)环境行为。这一专有名词被提出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于这一的定义也至今没有一个标准性的定义,但无论定义是否标准化,他们的内在含义几乎是一致的,对各种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主动进行解决或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社区中各业主对社区的环境行为有好有坏,当然,良好的环境行为也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环境意识。所谓环境意识,这一名词至今也同样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结合众家对环境意识的理解,笔者认为环境意识即人与环境的交互认识与影响和人类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总和。人与环境是互相影响的,在社区中,一个好的社区环境会起到帮助居民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作用,而良好的居民环境意识也会促进社区环境更加美好。
四、社区工作对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影响
社会工作者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对社区居民进行社区工作,让社区居民懂得人与环境是交互影响的,人类做了哪些破坏自然、破坏环境的事情,自己本身也终将会受到影响。相反的,人类要懂得顺应环境,爱护环境,不对环境进行大肆破坏,环境终将有利于民。在社区工作中,要让居民领会到好的环境行为与良好的环境意识会对社区环境产生好的影响,以便居民可以更加自觉地、有意识的保护社区环境,让社区环境不受到破坏。
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社区工作的同时要让居民深刻的了解到居民的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何为环境行为?何为环境意识?懂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意义有哪些?懂得这些知识对居民本身有什么帮助或影响?是否会促进社区环境与居民生活更加和谐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在社区工作的过程中进行解决,以培养社区居民好的环境意识与行为,同时让居民懂得他们良好的行为与意识会帮助他们所在的社区更好更快的发展。
社区社会工作应对居民的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有着正向的影响,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有正确的环保观念,以身作则,爱护环境,人人有责。最终为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同时带动居民群体参与环保,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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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玲玲.社区管理体制建设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苏州市金闻区X社区为例[D].苏州大学,201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见表1)。[1]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三是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以上,占GDP的10%。[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3]二是克瑞格(1997)年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4]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5]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地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借鉴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内部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物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笔者通过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获(Jose PhStiglitz)和阿瑟・威斯(Andrew Weiss)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地(政府管制)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它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6]
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即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7]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是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三是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8]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9]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0]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前提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11]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本文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和其它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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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Forest Eco-tourism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Exploration 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LI Weijin[1], LI Sanqiang[2], LIN Guanghui[1]
([1] Yunnan Forestry Technological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224;
[2] Yunnan Art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Forest eco-tourism professionals training exists training model cannot better adapt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demand for talent, "industry,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mbination is not enough,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features are not bright enough,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other issues are not adaptive. Ecosystem-based theory, forest eco-tourism professional develops from five aspects to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operating mechanism. First is to build an open ecosystem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 second is reform and innov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third, is to build three platforms for personnel training, the fourth,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al-core dual track training model, the fifth, is sound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protection.
Key words ecosystem; forestry eco-tourism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three platforms; dual-core and dual track
人才培养是教育永恒的话题。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有着10年中专办学和9年的大专办学经历,2008年被评为学院特色专业和重点建设专业, 2010年被评为云南省特色专业,2011年参与“云南省高职高专旅游类专业建设”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力求在云南肥沃的生态旅游土壤上进行省级特色专业建设。
1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发展至今,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一定规模,对云南的生态旅游、林业生态文化产业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从人才培养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
(1)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不能较好地适应区域经济、行业和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一方面,旅游行业职业结构变动频繁,云南旅游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而专业发展需要一定时间来建设和完善才能日趋成熟。另一方面,行业与学校在人才需求信息传递上不够通畅,有时甚至存在屏障,人才培养过程中无法及时和深入地获得行业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准确信息。所以,专业人才培养完全处于被动发展的境地,只能不断调整和兴办新专业,这样,既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又不能保证专业办学水平。
(2)“行、校、企”合作办学结合度不够。产学研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学校在校企合作中主动寻求合作的机会,结合学生的实践实训和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企业开展合作。但是合作不稳定、不深入,未涉及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合作。企业对校企合作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行业指导职业教育无论在人才标准和教育过程上都流于形式,在人才培养上没有发挥“行、校、企”合作的优势。
(3)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不够鲜明。人才培养模式桎梏于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管理和评估制度等要素。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人才培养中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模式,而忽略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运行机制,以及培养过程中内外环境的分析。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以“产学研”结合、“工学”交替、“校企合作”为基础,但是一直忽视了政府主导下的“行业—学校—企业”所组成的高职教育环境的内涵建设,这极大地制约了森林生态旅游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加上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无法使专业人才培养与灵活、多变的行业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同步。在云南建设生态旅游大省,昆明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示范城市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了繁荣的森林生态旅游市场和日渐萎缩的生态旅游专业的尴尬局面。
(4)课程体系建设中的不适应性。人才的培养最终通过课程和实训环节来实现。在课程建设中,不适应性一方面主要表现为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和手段单调、落后。另一方面则是课程处理不好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高职以“应用”为主旨构建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这在高职教育中已经达成共识,在教学计划中对实践教学的比例有严格的规定。而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两个极端。高职学生生源质量逐年下滑,教育工作的枯燥乏味使教师缺少主动积极地研究课程和教学的动力。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课程体系建设中的不适应性,追根溯源就是教师的问题,即是教师的培养问题。
2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建设
上述问题表明,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存在较多的不畅通,甚至是障碍,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不足,生源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压力严峻,使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微观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成为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迫切需要对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进行改革。
(1)构建开放的专业人才培养生态系统。近年来,教育生态学以生态的视角,思考和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森林生态旅游立足于云南的生态环境,培养出来的人才突出的特色是生态性,其人才培养的过程也必然需要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教育生态系统。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是指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由森林生态旅游教育环境因子构成的,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复杂和动态发展的统一整体。系统的教育环境由内外两部分构成。外部环境是指专业服务的区域。潘懋元先生说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个社会就是教育的外部条件,及时和深入掌握外部条件的变化能为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提供准确的信息传递,增强教育与社会的适应性;内部环境是指专业微观环境,包括行业、企业和学校。内外部条件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内部环境因子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外部环境因子间接参与人才培养。研究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合作机制,有利于提高内外部环境的互动性;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双核系统。系统的人才培养对应着两个对象,一个是显性的对象——处于主要地位的学生,另一个是隐性的对象——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师;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具有两大特点。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人才培养的过程是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过程。其次是这个系统应具有自我调节、维护教育微观生态系统平衡的能力。
(2)改革和创新培养目标。森林生态旅游专业的发展依托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背景,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应符合地区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需要,同时体现出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21世纪,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呈现出由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的趋势。基于生态安全和创建“生态文化大省”的建设目标,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不再以经济目标作为唯一标准,而综合考虑对环境的损耗。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学生毕业后将从事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能型工作和基层管理工作。通过行业调研和对工作岗位群能力分析,对专业人才资源需求数量与标准的分析,将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过去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调整为“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即具有高技能、高素质与较高的生态文化素养的人才标准,我们可以理解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型人才标准。高技能是指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和服务技能;高素质是指较高的职业素质,满足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需要;较高的生态文化素养是指生态知识素养、 生态伦理素养、 生态审美素养和生态行为素养,具备对具体生态事项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3)搭建人才培养的三个平台。森林生态旅游专业“生态型人才”目标的确定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与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直接对接,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势必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过去,企合作因为缺少与企业的天然联系,很难找到合作的有效途径。来自森林生态旅游企业、行业以及学校三方的力量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构成了生态型人才培养的三个天然平台。一平台是搭建学校与林业产业协会以及成员企业之间,学校与林业厅保护办、国家公园管理办的对话与协作平台,准确掌握本专业毕业生就业背景及人才市场需求情况,制定合理人才培养方案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实时掌握生态文化建设前沿动态,培养学生的生态文化素养;二平台是完善在教学、科研、服务、培训的办学过程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合作平台,培养学生的企业工作经验、实践技能和职业素质;三平台是探索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职业能力认证体系和就业准入制度平台,依据行业规范和国家职业标准培养人才。三个平台建设以职业能力为核心,以生态型人才培养为目标,重点培养生态型人才所应具备的高技能、高素质与较高的生态文化素养。在三平台的建构过程中,吸收企业人员全程参与、指导、组织召开企业专家研讨会和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进行全方位论证,接受行业、企业、同行专家的意见,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梯度推进式完善和修订。
(4)实行双核双轨的培养模式。当外部环境对人才需求出现变化时,形成了对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冲击和压力。化解这些冲击和压力的方法就是双核双轨的培养轨迹。森林生态旅游人才培养既是对学生的培养,也是对教师的培养,实行学生与教师双轨道培养模式。在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教师对课程体系建设具有决定的作用,教师的成长不能脱离专业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教师的质量决定了人才的质量。森林生态旅游专业通过鼓励教师提高学历、自主学习、参加培训,顶岗实训、获取职业资格证等多样化的方法,加速教师专业发展进程。教师在专业和社会两个生态圈中的发展都与专业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密不可分。教师的发展一方面激活了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自主性,使其朝向高目标发展,进而带动专业人才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教师专业能力增强,与行业、企业、社会的深入和有效沟通,在一个层面上畅通了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并且成为系统能量流动的原动力。同时,教师将外部环境对专业人才需求在规格上的新要求渗透于教学过程,弱化了外界对整体系统的冲击,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教师的成长有利于促进人才生态系统负反馈的生成,有利于维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5)健全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高职高专校企合作因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而无法将校企合作落到实处、深入和持续地进行下去。为此,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将行校企合作发展常规化、制度化,进而为实现稳定的制度保障奠定基础。构建特色鲜明的“行业—学校—企业”三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森林生态旅游专业群根据专业群特色,依托生态文化与传媒系与企业建立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探索以顶岗实习为重点的校企合作方式,构建了“入学教育—课程实训—综合实训—顶岗实习—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竞赛”的实践教学体系。社会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应是一个互惠、双赢、互动的过程。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在三平台建设中着重从厘清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加强合作,与企业就人才培养模式及培养过程签订一体化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和提高学校服务企业的社会功能,切实实现专业与企业对接,专业与岗位对接等大力深化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建立稳定和长效的合作机制,为构建长期和稳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保障。
3 总结与回顾
人才培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但也正是如此,人才培养才更具有挑战和魅力。审视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发展的19个岁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们清醒地分析和认识了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我们专业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归根结底,是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为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开启了新的一扇门,这个理论将指引着专业人才培养的道路,使我们获得更多新的认知。
基金项目:2011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森林生态旅游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1C2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进.对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理论和实践的审视[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17-20.
关键词:
电商生态系统;卖家服务商;淘宝平台;进化特征
一、导言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电商企业规模、网络交易金额、网购用户数量等逐年大幅增长。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截止到2015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0.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7%,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8%。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增值服务机构的加入,催生了品类繁多的卖家服务。卖家服务市场由在淘宝平台上提供各类服务的企业和个人组成,包括淘宝官方和第三方服务商。按订购类型分为可在线订购类服务和非在线订购(即黄页展示类)服务,服务种类包括店铺/装修、流量推广、促销管理、行业/店铺分析、商品管理、商家培训、运营服务等。这些服务延伸到卖家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为卖家系统地提供增值服务,与其他种织形成一个立体而完整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使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小企业用户规模已经突破1950万。一个完整而充满生机的商业生态系统应当保持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要想保持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乃至服务业生态的健康运转,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种群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努力揭示出其基本规律,从而维持种群的健康成长,进而促进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共同进化。随着第三方卖家服务商在电商生态系统的萌生、壮大,以下问题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卖家服务商究竟经历了怎样一段成长历程?这一新兴物种表现出什么样的成长特征与趋势?在电商生态系统中承担了何种角色与功能?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采集了淘宝平台上卖家服务商的月度数据,分析了电商生态系统中卖家服务商的成长阶段和表现特征,以期为电商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和卖家服务商的健康成长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综述
商业生态系统最早由Moore(1993)提出,商业生态系统参照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机制。众多大大小小的企业作为有生命的经济实体在纷繁的商业交易活动中不断碰撞交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功能协调、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共生系统。它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之上,既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特点,又具有复杂演化系统的特点(杜国柱,舒华英,2007)。不论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自组织都是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RabkinandBradford,2002)。商业生态系统的进化是自组织与环境选择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自组织系统内,物质流和能量能够自发、自主、自觉地进行循环,输出对输入的反馈则是自组织系统的演化机制和结构形式。现阶段对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吴建材,2004)。对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的深层次、精细化研究不足,这使得商业生态系统成为一个“黑箱”(潘剑英,2012)。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研究综述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是电子商务环境中形成有机的生态系统。该系统超越了时空和行业的限制,积极促进价值创造及其要素在该系统的流动和循环。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不断进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物种产生或加入,交织形成新型的企业网络。这些物种可以分为:领导种群———核心电子商务企业,关键种群———电子商务交易主体,支持种群———网络交易必须依附的组织,寄生种群———为网络交易提供增值服务的提供商等(胡岗岚,2009)。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有开拓、扩展、领导和更新或死亡四个阶段,价值结构是商业生态系统最本质的结构。电商生态系统是个具有层次的嵌套结构,具有复杂性系统的特征,各价值创造单位的地位不是平等的(肖磊,李仕明,2009)。电商生态系统存在内部和外部两种多样性,内部多样性要和外部多样性相匹配才能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谢荆晶,2009)。内部多样性是测量系统内部的种类数量,种类越多,则系统多样性越高(Clippinger,2000)。通过对骨干型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共同进化才是处于系统内企业所应当贯彻执行的战略,从而构建一个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杨艳萍,李琪,2008)。骨干型企业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充当了关键种群,要保持和发挥骨干型企业的关键作用。由于主宰型企业会淘汰和消灭其他节点企业并最终对生态多样性造成破坏,因此要限制主宰型企业并促进其向骨干企业转变。小生位企业体现了系统生态的多样性,要保持系统内小生位企业的健康发展(刘鲁川,陈禹,2006)。领导种群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具有创造价值、分享价值以及促进系统良性循环形成的重要作用(李欣,刘湘宁,2010)。在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生态体系中,领导种群的商业生态战略会影响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朱跃东,柴欣,2010)。现有研究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种群构成和运作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拓展。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电商生态系统的领导种群,忽视了对其他种群的探究,尤其缺乏对寄生种群的研究。而在现实生活中,电商增值服务机构的大量加入,及其为电商生态系统做出的贡献,愈发凸显了寄生种群促进系统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来自寄生种群的“物种”寄生能够从侧面刻画出电商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因此,本文将以电商生态系统的“寄生种群”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淘宝在线订购卖家服务市场的数据,对卖家服务市场进行深入分析,试图从另一个侧面阐述大淘宝电商生态系统的进化特征。
三、电商生态系统中服务商的进化历程
商业生态系统的进化分为四个阶段:(1)开拓阶段。(2)扩展阶段:通过系统内外部资源能量的交换不断壮大自己。(3)协调阶段:商业共同体对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对系统资源进行再分配。(4)进化更新阶段:系统持续更新以保持生命力(Moore,1993)。在这一系列发展阶段中,系统内各物种彼此交互作用,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生态位,并维持相对平衡和稳定。伴随着旧的物种不断衰亡,新的物种不断诞生。这种更迭替代使得生态系统不断繁荣壮大。我国电子商务服务商的重要依托是淘宝开放平台(TaobaoOpenPlatform,简称“TOP”),在该平台上汇聚了众多的寄生物种,旨在推动电子商务服务的定制、创新和进化。由于在不同时期信息技术的成熟度不同,所需求的具体服务类型不同,因此,不同阶段服务群落的进化水平和分布结构也各有特点。从2003年淘宝网成立,中间经历了两个时间节点。2009年,淘宝实行“大淘宝”战略,帮助第三方服务商方便进入电子商务领域。2011年,淘宝实行“淘拍档”计划,促使电商服务业进入扩张阶段。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服务商的演进呈现出三个阶段:萌芽期—成长期—扩张期。萌芽期(2003—2009)的主要动力机制是“聚集经济”,电商交易服务平台出现并聚集,实现规模效应。到2003年,网购的增长推动了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萌生。众多衍生服务商利用淘宝平台提供的各种开放数据和接口,开始为卖家提供创新性的专业服务,如:咨询服务、安全服务等。2009年,阿里巴巴实施大淘宝战略,引导大量第三方服务商与其签约合作,得到淘宝资源的服务商通过提供支撑服务与淘宝平台互惠互利。成长期(2009—2011)的主要动力机制是“柔性专业化”,开始出现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平台的开放促进了物种的生态大爆发。与2003年相比,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增长了二十余倍,电子商务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为电子商务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可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服务商加入到服务生态之中。以淘宝开放平台的服务商数量为例,截止到2011年底的服务商数量是2010年同期的11倍多,并且在当年还持续保持着日均新增接入服务商200家的成长速度(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报告,阿里研究中心)。这一时期,电子商务服务生态在数量上呈现了爆炸式增长,电子商务交易、支撑和衍生三大服务板块完成了稳健成长。扩张期(2011—)的主要动力机制是“生态系统”,电商服务生态内部实现社会化协同扩张。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达到2463亿元,相比2011年同比增长72%。推动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跃升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服务商之间呈现出的动态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形成了有序的生态系统(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报告,阿里研究中心)。在进化的每个阶段,电商生态系统中的服务商都与资源和环境集成在一起,形成相对短暂的平衡状态。此时,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等处于一种有序的稳定的状态。但这种平衡状态很容易被打破,随着外界环境、内部资源的变化,服务商之间、服务商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电商生态系统中服务商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平衡点。这些平衡点体现了服务商的进化历程。在进化过程,卖家服务商呈现出作为寄生种群的成长特征。
四、电商生态系统中卖家服务商的进化特征
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商的目标客户主要有三类:交易平台上的卖家、传统企业和B2C网站。本文主要分析为淘宝平台上的卖家提供服务的个人、商家和企业,即卖家服务提供商。根据淘宝开放平台的数据,揭示电商生态系统中卖家服务商的一些进化特征。
(一)服务商种群规模壮大,移动服务和物流仓储服务增长较快
随着电商生态系统的持续繁荣,卖家服务提供商近年保持了增长趋势,种群规模逐步壮大。店铺装修和促销管理类基础商在服务市场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成为服务商种群中的领导物种。原因在于这两类服务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占据了比较广泛的资源要素空间。一些常规的基础服务,如制式模板,难以再为消费者带来独特的消费体验。为了更好地满足卖家俘获消费者的愿望,卖家服务提供商必须推陈出新,不断提高服务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加良好的消费体验,从而促成网络消费行为。这意味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激发了新物种的诞生和成长。这既是种间竞争的结果,也体现了电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二)第三方服务商开始占据更多的生态位空间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生态位现象越来越引人关注。生态位是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Grinnell,1917)。企业生态位是生态空间的位置,处于不同生态位的企业获得的利益不同(葛振忠,梁嘉骅,2004)。企业生态位宽度指企业所能利用的各种市场资源的总和(许芳、李建华,2005)。在生态系统中,当两个生物共同使用或占有某种资源时,就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那么如果当两个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拥有相同的客户群或使用相同的原材料时,这两个企业的生态位产生了重叠,大多不能,竞争能力差的企业将被取代。解决方法之一便是使企业生态位产生分离,两者不占据完全相同的生态位(Grinnell,1917)。为明确电商平台的生态位布局,“大淘宝战略”提出开放平台,打造大淘宝生态系统。无论是数据资源,还是在淘宝已经获得成功的领域,都将会继续开放。甚至淘宝可能会退出已经占有的市场,把这部分资源开放给参与淘宝建设的第三方服务商。因为单纯依靠淘宝官方来提供服务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卖家市场定制化服务的需要,服务分工变得更加细化,卖家的特殊需求逐渐转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如典型的基础———店铺装修服务开始由淘宝官方所占据,但由于卖家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别具特色的店铺版面,卖家开始更多地定制第三方店铺装修服务,于是淘宝逐渐让出这部分生态空间。
(三)网店级别越高,对第三方服务的需求越大
订购卖家服务的网店数与网店总数之比,即为渗透率。数据显示,淘宝网店在线订购服务的渗透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多。在二钻及以上网店中,渗透率几乎达到百分百。根据是否收费,卖家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分为免费和付费两大类。进一步分析表明,订购付费服务的网店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如图2所示,星级网店在第三方服务上的支出多于淘宝官方,这可能是因为星级网店可以被允许使用部分免费的淘宝官方服务,而使用第三方服务则需要付费。钻级网店的服务支出在第三方服务和淘宝官方服务上分配比较均衡,这可能是因为原本免费试用的服务开始收费,或同时使用淘宝官方付费服务有所增加。皇冠网店则更加偏爱第三方服务。网店品级的提升意味着该网店的产品和服务都更进一步地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市场占有率一般较高,这样它就有能力利用第三方提供的定制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可见,网店级别越高,对第三方服务的需求越大。未来随着外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网店规模的扩大,卖家服务商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移动电商将催生新的卖家服务
近年来无线应用在线订购卖家数量总体呈上涨趋势。移动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的未来发展趋势,涉及移动支付、移动商品交易、移动服务交易、多媒体短信息业务以及定位服务等。截至2015年,中国手机网民比例为85.8%,手机网民比例超越了传统PC网民的数量。卖家服务市场需紧跟这一发展趋势,与淘宝平台协同创新,不断推陈出新,为卖家提供有创意的服务。总体来看,判断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是否健康有三个重要的标志:(1)生产率,如投资收益率;(2)生命力,商业生态系统能够从各种干扰和破坏中存活下来的能力;(3)利基空间的创造能力,即物种呈现多样性。在电子商务领域,衡量多样性的最佳标准为该系统能否创造新的功能、新的服务类型、新的经营业态等。根据对卖家服务商进化特征的分析,发现随着电商生态系统的持续繁荣,种群类别不断增多,各种群成员内自组织协作和服务现象日益明显。虽然卖家服务商这个种群的发展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不断地尝试各种可能的生存模式和生态位空间,但是可以预计,通过创新性的运营模式,卖家服务商已经成为电商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寄生种群。
五、电商生态系统中卖家服务商的发展策略
任何一个平台都需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并帮助平台上的物种成长,更好地释放成长空间,将技术和工具、数据以公平的机会开放给物种成员,与物种成员一起共建良好的生态系统,使得物种成员都能快速成长。淘宝卖家服务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降低了市场的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为卖家最大限度地提供了方便。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挖掘淘宝生态系统中未被发现的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服务创新
为吸引更多用户,服务商应该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进行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在利用淘宝平台资源的同时,挖掘淘宝共生系统中未被发现的细分市场,拓展淘宝平台自身没有涉及到的服务领域。围绕用户展开逆向营销以及建设互动式购物体验平台。淘宝平台的服务定制市场已从最初为卖家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为卖家与服务商的信息共享平台。卖家不仅能够通过这个定制市场需求、搜索相关服务,比价和讨价还价,监控服务过程,还能够对服务做出评价。服务商能够通过服务定制市场搜寻和满足新的卖家需求,从而能够更积极地为自己占据更多的生态位。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减少市场周期性波动风险
卖家服务商的数据分析表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卖家服务产品数量呈现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为减少市场周期性波动风险,应利用大数据技术,从凌乱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创新。对海量交易累积的数据进行充分的挖掘,分析用户偏好,掌握市场趋势,可以减少周期性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将改变卖家和服务商的运营方式,实现对市场需求的精准定位。
(三)布局移动电商,拓展新的生态位空间
移动电子商务体现了新的消费趋势。2015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同比上涨57.3%,规模达到9.31万亿,并继续呈现出较高的增长状态。服务商们要把握趋势,尽早做好移动端的产品布局,从而在新空间中占据新的、有力的生态位。为此,要加强生态安全,因为移动网络环境的不确定性,黑客、病毒的袭击等,都会对消费者造成负面影响。
(四)电商平台应规范成员行为,构建良性运转的电商生态系统
随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规模不断增长,种群不断扩张以及生态位的重叠,内部竞争无法避免。作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核心种群,平台型企业不仅对内部资源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能够以其独特的生态位优势不断为系统成员扩展新的生态空间。为避免恶性竞争,淘宝平台设置了“服务定制市场管理规范”和“服务定制市场服务协议”来规范定制服务的市场秩序。服务商应主动把握新的生态空间,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并与系统成员分工协作,构建良性运转的电商生态系统。
作者:李宗伟 汪明艳 许冬 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临沂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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