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工业生态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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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3JGA120，2012JGA117 ）。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4.23.0081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技术的进步，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影响环境，环境问题的出现，诸如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退化、生态失衡等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生态学理论的指导。因此，研究人类活动下生态过程的变化已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内容。《环境生态学》是环境科学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许多同行对《 环境生态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及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创新教学方式，改革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1 教材选择及内容取舍

在《环境生态学》现有教材中，多数是面向环境类专业不具生物学或生态学背景的高校学生编著的，现有教材种类多达10余部，其主要内容多为介绍生态学基本理论，而联系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内容较少，并且与其他相关课程内容存在大量的重复。比较众多教材，结合环境专业学生生物学知识不足的特点，选择了由杨持主编的《生态学》作为教材。该教材内容比较详尽，便于教师根据学生培养目标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也便于自学，比较适合环境科学类各专业使用。

环境生态学源于传统生态学，但有别于传统生态学，现代生态学从研究层次上主要向微观与宏观两极发展；在研究范围上，从纯自然现象研究拓展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不难看出，环境生态学更强调生态变化过程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即人类活动下生态过程的变化。基于以上特点，环境生态学的教学内容不是生态学研究为主，而是以生态过程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为主。搞清这些问题后，教学过程中就可以根据侧重点不同，对内容进行取舍。具体做法是在教学上侧重于宏观过程，而不拘泥于细节；侧重于生态学理论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应用，而不是去研究生态学本身；侧重于较大尺度下生态过程的变化研究。因此，教材取舍应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景观生态学、环境规划、生态风险评价及生态恢复等内容为主，适当增加能反映环境生态学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的教学内容。

2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采用演讲式和启发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不仅要对课程内容娴熟、运用自如，还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授课时要有热情，精神饱满，讲述内容充实，能调动学生的情绪，活跃课堂气氛，能给予学生思考、联想和创新的启迪。

教学过程中除了适当增加反映学科发展趋势的内容外，还利用一些热点事件，联系当地生态案例充实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授生态入侵时除了介绍当前热点“美国亚洲鲤鱼入侵”、“德国大闸蟹入侵”外，重点介绍了桂林本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生态入侵”事件及过程，配以教师实地拍摄的影视频资料，引导启发学生认识生态入侵的危害及如何做好防控工作，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学生努力学好环境生态学的热情，增强了教学效果。

多媒体课件要有特色和创新，结合教师教学方法，课件制作力求清新简洁，结合本地实际。课件中只列出每章节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课程内容多以提纲为主，避免大面积“拷贝”教材，声像资料尽可能使用实例和当地素材资料。广西师范大学的环境生态学教学课件的一大特色是六成以上的影视频资料均出自任课教师之手，例如，桂林南溪公园的南溪河治理前后实例图片；及今天日本水俣海湾的生态恢复现状图片资料等均为任课教师实地考察拍摄。教师利用这些资料，讲起课来形象生动，学生听起来也印象深刻。

3加强实践教学，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野外实践教学是培养环境生态学专业创新型、实用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提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有着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学校充分利用桂林周边的教学资源与环境，已建立了桂林古东生态公园、广西植物研究所和猫耳山自然保护区3个实践教学基地，学生通过到基地进行野外实习，加深了对课堂理论学习的理解和认识。

实践教学中，除通过野外实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外，让学生参加科研和实践锻炼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专业的做法是尽量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相关研究工作中，组织学生参加教师的生态恢复研究、评价报告编写和生态规划调查等工作。通过协助老师的相关工作，对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起到了促进作用，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专业素质，增强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自信心，为走向是会做好准备。

4结语

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专业培养对象是环境类应用型人才，而生态学的原理对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生态风险评价、生态恢复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如何学好环境生态学课程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对于在校生显得尤为重要。鉴于环境生态学的学科发展特点，必须紧跟国内外环境生态学理论变化发展趋势，不断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在教学上更应根据各高校自身的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结合本地教学资源和案例，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加强实践和实训教学，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自主创新能力。实践表明，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的创新改革实践，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持，盛连喜，邬建国，等.[M]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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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生态学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在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研究生态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对生态的解读不尽相同，这些观点思想的不断碰撞，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生态学的理解，而且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理论的研究建设。在这些学者眼里，如何看待技术对于生态问题的影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生态的看法上与法兰克福学派是有区别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是超阶级的力量，统治了整个社会，但生态的观点则不同，它并不存在“好作用”或者“坏作用”，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另一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认为是生态问题的产生其根本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它本身没有错。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生态关于技术的看法，产生了某种回归，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科学技术产生了异化，在社会生活的总体中毫无限制的发展，一来技术成为上层人士的统治手段，上层人士通过技术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二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控制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全面异化。下面我们对这三类观点做一个综述分析。

一

从一些方面来看，生态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们将技术认作是合理的，并且统治一切的。事实上，技术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控制力量，的确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理论学家认为正是它欺骗性的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掩盖了其本质上的对于生态的不合理性”，这是他们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指出的。然而生态学则认为，虽然技术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牺牲，但不能没有技术，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不能放弃理性思维。技术并不存在“好作用”或者“坏作用”，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进行分析，而生态是从生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哲学逻辑哲学基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

在谈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看法的时候，张一兵教授在《当代生态学视界与科学历史观的深层逻辑》一文中，认为“当他们（法兰克福学派）把生态学批评科学技术对自然对象的过度伤害的有限否定，片面地夸大为对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否定，也就走进了泥潭，从而根本背离了科学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观，假如彻底否定技术，则背离了，批判它不能与发展生产力相对立起来，的根本前提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在张一兵教授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的消极的看法是不尽合理的。在生态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关注的只是它的进步，忽视了真正的价值正确取向的理性批判。

陈学明在其文章《评生态学的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提到：“技术仅仅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真正导致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地盘剥的是使用这种工具的人的观念，也就是使用技术的人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技术背后隐藏的秘密，就能清楚的了解到技术本身没有对于错之分，他认为技术并不存在“负面作用”或者“正面作用”，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很多人对于技术的理解只限于它控制了自然，但是并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更加深层的东西”。陈学明说，生态危机的产生并不一定在于技术本身，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对生态造成了影响。我们在认识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自然环境的破坏的同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人类在使用它的同时，异化了技术的真正初衷，在此，人类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何萍教授在《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哲学评析》一文中，对技术的看法也是喜忧参半，技术的发展的确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但是认为想要从过去的马哲中的技术决定论脱离开来，我们就必须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到生产过程中，以此既可以维持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避免了走入技术决定论。何萍教授提出了将“文化”这一全新概念纳入到生产过程中。生态主义者认为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不仅是受到技术的制约，同时也是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各个地区的文化，地区的历史发展，语言等等，都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

在技术运用中，制度基础决定了的技术运用的方向，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西方生态学理论的共同特点。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控制和社会实际发展，实际上有着一定的不一致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产生，必是由于外部对自然界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再加上技术对于自然和人的同时控制，从而导致走向非理性运用的技术。王雨辰教授认为它带来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人类对于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并且认为是我们人类非理性地看待和运用它，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加深了生态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专家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技术导向型的发展，用技术的不断发展来解决如今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解保军和李建军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的工业革命，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提升了人们对于消费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例如，在发达工业国家最先研制出的高速铁路，提高了物流效率，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然而并没有阻止高速铁路在各个国家的大量建设。所以，解保军和李建军教授认为：“我们可以看出技术不是万能的，只要社会的基本制度是资本主义不变，不管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不管利用什么样的技术等，生态危机都不能克服。”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关注的如何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只会关注那些能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内讨论如何环保，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赵卯生和杨晓芳两位教授在《生态批判制度超越与人的解放——福斯特建构政治生态哲学的三重维度》一文中，深层次的解读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技术的不断提高来蒙蔽他不断破坏环境的谎言的，证明了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技术进步保护生态环境的。他认为，通过技术改进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反而增加了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能源利用率的增加，虽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实现单位资源的高利用率的产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会引发该产业的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生产企业的不断增加。所以许多案例已经很明显的指出，无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多么的生态化，新的经济模式的产生都会导致消费的增长，导致生产的扩大化。所以把节约能源的利用与减少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混淆视听的。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提高了煤炭的利用率，但是却抵挡不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各国对于煤炭的大量的无节制的开采。

郭剑仁教授指出“无论技术如何改良，不管是将技术纳入到什么范畴之中（如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和价格调节之中等措施），都不能真正地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郭剑仁提出必须运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挖掘资本主义的深层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资本家他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是不会去考虑保护环境的，从而忽视对环境的关注，在获取生产力的同时破坏了大自然。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将环境评价，以及资源管理同时作为政府的政策调控范围内，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人人自由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

以上两类观点基本上还是可以划归为技术中性论，而另一些生态者则明确反对这种观点，又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资本社会发展中，科技日益变成统治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无力改变这种情况。科技在地位上的这些变化，是“工具化的理性”以及和“理性至上论”的过度发展。高兹和莱斯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高兹把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劳动组织都必须有生产技术和统治技术，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者，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技。高兹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技术，无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任何的改变，也不能提高工人的生存现状。他认为要想真正改变这一现象，关键就在于在对生产的源头劳动进行重新分配，因为作为生产力的创造者工人并不拥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好处，而恰恰相反的是，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反而要被机器所排挤，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可以看出，技术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破坏力，解放了工人同时也导致了技术的异化。

从莱斯“自然的控制”一文中也可以得出“技术异化”这种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然而对自然进而对人的控制是通过技术完成的。人们通过技术来实现控制自然以及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并且对人们日常生活日益产生影响。同时，无产阶级无力改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对技术的统治，从而实现对自然和对人的不断的统治加剧，并且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的因素。不仅是这样，莱斯还提出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技术的毫无节制毫无理由的发展，对我们人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技术成为上层人士的统治手段，上层人士通过技术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二、通过技术的发展来控制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全面异化。科学技术在地位上的这种变化，是“工具化的理性”以及和“理性至上论”的过度发展。

总的来说，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界是被技术所控制的，但是这只是技术的不合理利用的极少数现象，相比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我们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的同时，不应当否定它的积极作用。上述学者们的观点为理解生态问题的深层原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虽然具体形式不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生态学者都对它持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厌恶那些脱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来讨论技术的所谓“罪恶”的一类人，他们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造成了生态问题，并相信人类完全有可能对技术发展的方向实行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控制。从而使西方研究真正有效地推进中国生态理论建设，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对于我们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1] 张一兵.当代生态学视界与科学历史观的深层逻辑——关于人与自然·技术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哲学辨识[J].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2] 陈学明.评生态学的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J].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 王雨辰.北美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J].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4] 解保军，李建军.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 赵卯生，杨晓芳.生态批判制度超越与人的解放——福斯特建构政治生态哲学的三重维度[J].东岳论丛，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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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惊讶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在一夜之间传遍九州大地之神速时，当人们陶醉于人类自身对自然界越来越“文明、高效”的掠夺成就时，当人们开始不自觉地怀念从前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时，当人们感叹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等已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时，谁也无法抵制和拒绝这样一个事实:生态经济已经迈着轻盈的步伐向我们悄悄地走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生态经济时代正在以她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她无穷的魅力。显然，生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与可能性。

1.生态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生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在经济与自然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与平衡。生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在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的背景下，1卯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彻底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那种“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开始向往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及高质量的生活。经济的过速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超常进展，使得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如水体、大气、土壤等严重污染;环境事故、生态灾难及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能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生态系统健康的持续下降给人民身心健康、地区与全球的环境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的热岛效应、气候弯隆、逆温层等城市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乡镇企业的崛起给乡镇农业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其造成的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电是难以估测的。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环境质量的维持和改善是人类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历史难题。

1.2生态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共同需要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是目前生态系统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专业化和规模化应用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以此来加速对所需商品的流转速度时，工业生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生态系统组织之间严重失衡，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完整性和持续性。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经济的发展要求商品的生产具有专业化特征;而生态学原理则要求生态系统在向“顶级群落”演替的同时保持其多样性特征(尽管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而生态经济恰好能够把他们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生态经济系统中商品的专业化与生物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问题。此外，只有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对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识。生态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然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只有通过价值的形式才能量化，并进行相关的决策分析，最终为决策者提供可以接受和操作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态学知识，无法运用生态学原理来进行生态经济系统的能流、物流及信息流分析，因此只有与生态学家的合作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1.3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显然，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眼前的利益，更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我们的长远利益，以期做到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不像环境经济学中所假定的那样，人民的收人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环境保护程度具有正相关。因此，深人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时，我们可以发现，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三效益和谐统一，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宗旨。

1.4国际贸易平等交换的需要新古典主义的玲一0理论(HeChsche尸Oldin)认为: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一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生产这一商品时运用较其他国家相对充足的资源。这一理论的存在有三个基本的假设:(l)两个国家生产n种产品并受m种因素的制约;(2)产品的限制因素在国内是流动的，但不能在国际上流动;(3)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性。基于以上的假设，新古典主义所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双赢的，即所有的交易参与者都可获益。然而，现实情况绝非如此。由于环境成本的外摊，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其成本的外部性并没有在商品的价格及国际自由贸易的交换中体现出来，或者发达国家所支出的货币不能完全补偿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不平等交换的现象。这种不平等交换的直接后果是:自由贸易导致商品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由于商品外部性的存在，专业化对环境的外部性起了积累和放大作用，从而使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也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危机。生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外部性的定量计算成为了可能，从而也为国际贸易平等交换的真正实现提供了现实途径。

2.生态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它涉及到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相关学科的发展对生态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2.1工业生态学工业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们对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工业生态学的主要内容是用生物生态学的理论和观点对工业体系进行设计和管理，以实现各企业之间互惠互利的“工业共生体”的目标，丹麦卡伦堡自发形成的“工业共生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工业生态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产品和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产品的非物质化是工业生态学以科技为动力这一基本要素的具体反映。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再循环技术的完善以及环保设计方法等发展，产品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化倾向将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纳米技术可能是非物质化的强大因素;从原子和分子的层次上进行生产控制，可以获得今天近乎于只能幻想的超净、超强、超轻等的新材料。尤其是从理论上说，掌握这种生产方式，还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何废料，因为人们只运用需要的那部分原子和分子。而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是指加强商品的售后服务、日常维修等商业措施，以提高产品使用寿命，提高资源的使用率，从而间接减少了生产中的污染。“生态工业园区”(Ecolnd[lst百al】〕ark，简称EIP)是对工业生态学的一个具体应用。EIP是指在一个园区中，各企业进行合作，以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特别是相互利用废料(一个企业的废料当作另一个企业的原料)。生态工业园区的概念区别于传统的废料交换项目的地方是，它不满足于简单的一来一往的资源循环，而是旨在使一个地区的总体资源增值。生态工业园区自卯年代提出来以后，在美国等一些北美国家已经展开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至于生态工业园区的成就则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

2.2清洁生产从摇篮到坟墓的产品生命同期评价理论要求我们在产品生命全过程的无污染技术，清洁生产是将污染整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全过程，通过不断改善管理和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以降低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的一种生产方式。清洁生产采用清洁高效的生产工艺，使物料能源高效益地转化成产品，减少有害于环境的废物量。对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物进行再利用，做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随着全球人口的急剧膨胀，如何合理、安全、高效地利用地球所赋予的越来越稀缺的自然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是我们所必须解决的难题、清洁生产以经济效益最大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废料的减量化和产品的无害化为基本原则。而清洁生产在理论上的成熟及实践中的推广，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3“绿色科学”所谓“绿色科学”，是指以生态环境为主要研究内容且其目的是为改善环境质量的一类科学的总称，“绿色科学”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使研究对象对环境的无害化或废物的减量化，包括绿色化学、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材料等学科。下面就以绿色化学为例，对“绿色科学”做一简单介绍。绿色化学是指利用化学的原理、技术和方法减少或消灭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境有害的原料、催化剂、溶剂、试剂、产物、副产物等的使用和产生。绿色化学的理想在于不再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质，不再产生废物，不再处理废物。它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绿色化学是更高层次的化学，它的主要特点是“原子经济性”。即在获取新物质的转化过程中充分利用每个原料原子，实现“零排放”，因此既可充分利用资源，又不产生污染。传统化学向绿色化学转变可以看作是化学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绿色科学”的发展将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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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学及其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 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进行分析:

1.“生态学”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

2.“生态学”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