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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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不是很发达，因此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增加，便采取了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明智的。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许多大江大河的污染造成了可用水资源的进一步匮乏，土地荒漠化的加重给耕地本就不多的中国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废气、有毒气体等的随意排放使得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2013年初京津冀地区罕见的特大雾霾天气，让人们熟悉了什么叫做“PM2.5”，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能源活动的不合理造成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能源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将会日益突出，是社会能够健康稳定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中国的能源结构

能源问题首先要看的就是能源的结构组成，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造就了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特别是煤炭资源的耗费更是牢牢占据的我国能源消耗的绝大比例，这一现象也主要是由我国煤炭资源总的储备量占绝对优势的原因造成的。据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我国预测标准煤的资源总量约为40017亿吨，在常规能源总量中能够达到85%以上的比例。虽然我国在近几年来水电资源、风电资源、太阳能资源以及核电资源等洁净能源有所发展，但就目前的我国国情而言，这一发展还是相当缓慢的，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们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能源耗费的需求，在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活动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国科技发展不到位，洁净能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学技术的成熟度，我国在这一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以利用太阳能来说，我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绝大部分都销往国外，这一现象表明国内的太阳能利用率非常低下；二是我国人口数量太大，作为一个拥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素质还不是很高，不能意识的能源的耗费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大多数人还得依靠着常规能源的支持才能够存活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3 能源发展面临的四大环境挑战

中国的经济社会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提出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以后，未来十年是关键的十年，是继往开来的十年，要想取得这一战役的全面胜利，能源的支撑和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能源的发展必然会增加环境恶化的风险，因此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程度，就是全面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将面临着四大挑战：

（1）能源的过度消耗。关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对GDP、CPI等指标的全面评价，主要目标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八是大学入学率20%；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而能源的利用效率将是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方面，因为能源的利用效率越高我国在资金利用率就越高，国家就能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同时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相当大的帮助，能源的耗费越少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就越小。

（2）环境容量严重短缺。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增长，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产生量也将持续增加，但整个大气总的容量是有限的，过多的废气排入大气中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全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气象条件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不考虑新疆和地区的前提条件下，全国SO2排放量控制在1200万吨左右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城市的SO2浓度才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酸雨控制国家方案》研究表明，为了满足硫沉降临界负荷的要求，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总量水平应最终控制在1620万吨左右，但是相关部门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统计数据推测到2020年，各方面将会严重超标，二氧化硫将会达到2789吨。

（3）高标准的环境要求致使能源依赖性企业无法发展，甚至生存不下去，这在一方面也会减缓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在一些企业要调整发展格局，根据自身企业的优势来改善发展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提高排放标准，不达到国家相关要求的废水废气不得排入到自然环境中去，加强这一方面的投资。就依电力行业，特别是火电企业的脱硫进程来说，要制定严格的要求和方案来确保电厂排放的废气一定要经过脱硫程序。目前火电厂减排二氧化硫的主要途径有：煤炭洗选、洁净煤燃烧技术、燃用低硫煤和烟气脱硫。建议以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交易为基本政策组合方向，资金扶持为辅助手段，折价标准是对排污收费制度的补充或完善。

4 结语

能源与环境之间需要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协调，完善产权制度、政府的税收、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法律法规等等方法方案都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好发展好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相信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国家一定会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从容应对经济建设道路上所出现的能源与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全晓书.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新华网，200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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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当前世界都很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和谐不仅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未来几代人需要考虑的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来不仅注意经济的发展更注重环境的保护。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事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力度。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实依然以粗放型为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山东省为例，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空前提升，资源消耗急剧增加，且劳动力成本低，资本投入极大。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已成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不平等，能源消费行业比重较大，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同时，还存在着资源不足、排污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据山东省科技部的数据，山东省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化学需氧量、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在中国地方排名中排到第一，第六，第七和第十。山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典型例子。因此，山东省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

二、山东省能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从1978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社会和经济发明经历了迅速的发展。2015，山东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3002.30亿元。和之前一年相比，增长明显。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不可避免的能源需求量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目前来看，山东省的主要能源依然是各类化石燃料能源，资源短缺已经逐渐成为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方面来看，总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率远远大于总能源生产量。

举个例子，煤炭消费量自1990以来急剧上升，但煤炭生产量已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特别是近几年，差距越来越大，煤炭消费量是煤炭生产总量的两倍多。山东省2003年前的原油生产能力始终大于消费量，而2003至2008的原油产量低于消费量，这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似。自2003以来，煤炭生产量占全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超过70%，而且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在山东省，煤炭消费比重为70%至80%，原油消费比重为20%至30%，水电比例只有1%。在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后的今天，中国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固守原有的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突显，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日益迫切。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日益面临着国内资源制约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约束。

同时，作为山东省政府关注的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一些措施正在积极展开。比如关于节能重点行业的推广和重点大型企业的减排，以及关闭一些小造纸厂，小水泥厂等。二十世纪90年代末，山东省的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量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例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空气污染水平评价指标以及化学需氧量都随时间有了显著的降低。

三、能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协调好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其中，能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而经济增长又是能源发展的前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能源成为可能。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不断的过度使用又导致了大量的污染物，当排放量超过一定的自然能虺惺艿南薅仁保就会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不应该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同时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需要不断的提高。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利用效率，以及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总量之间的关系。它们关系的散点图（见图1和图2）如下所示：

从图可以看出，自1990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增长率和能源消费量一直在上升。变量X的系数（能源利用率）是0.96，接近1，表明每增加1亿元GDP约需要增加10000吨标准煤。根据其他研究，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为美国的11.5倍，日本7.7倍，德国的4倍以上。因此，山东省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能源消费率仍有较大差距。由于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山东省的能源而能源生产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把更多的能源需求量转移到其他省份。据报道，山东省的许多煤炭企业获得了外省的探矿权，在中国其他地方开采煤炭。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量只会不断的增加，而单位的能源消耗量几乎保持不变这是不理性的。

相关的理论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会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然后不断的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但是经过一定的时期后，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源消耗率大于资源循环利用率，导致污染物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的时候，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有效管理措施的实施，先进技术的采用，以及环保开支的增加，使得环境问题逐步解决。当收入水平超过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时，环境质量开始改善。对此，本文在分析山东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基于格罗斯曼和克鲁格的模型如下：

其中Et是环境污染的水平，Xt包含其他相关变量，像产业结构、贸易额等等。在本文中，我们还使用了四个指标衡量Et，这其中包括废水排放量（E1），二氧化硫的排放量（E2），烟尘排放量（E3）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E4）。

图2中每个模型系数呈现一阶序列相关。考虑到序列相关系数，在基于温斯滕估算提供的估计结果下可得，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总体水平是非线性的关系，而且它们的关系也不遵循倒U型曲线的库兹涅茨理论。这和人均GDP与废水排放量（E1）之间的相关性是相似的。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因素是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废水排放量将先下降，换句话说，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提高后降低。当使用其他三个指标进行估计时，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是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相一致的。换言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烟尘排放量将稳步增长，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也会呈“S”型增长。

在我们的研究中，产业结构是由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的比率来表示的。估计结果在表2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是负相关的，而与E1、E2和E3确实呈正相关。这意味着，随着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不断上升，废水排放负荷逐渐下降，而二氧化硫和烟尘总量稳步上升.。以下可能是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潜在原因：首先，包括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的废水得到处理，然后，随着节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工业废水总量稳步下降。其次，工业增加值与排放量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之间是一个不平等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的结构不合理造成如上的结果。例如，山东省的主要能源是煤炭，50%以上的煤直接燃烧，而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的直接燃烧，所以煤能源的消费结构加剧了大气污染状况。

到目前为止，有对于自由贸易和环境的之间的影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负面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他人认为自由贸易造成的负面环境效只会存在于短期之内，长期来看它对环境的影是积极的。另外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和环境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很小，贸易政策的变化对环境政策的福利影响也不大。在本文中，我们发现，尽管国际贸易对整体环境质量的影响不大，但它仍呈现正相关性，与总排放的污水和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呈现负相关性。

此外，我们还估计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的总体水平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这是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废弃物的排放总量稳步增长，当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某一数值时，排放总量达到高峰，之后逐渐减少。目前，山东省人均GDP为64358.13元，如果全省继续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率。10年后，排放总量将缓慢下降，环境质量将逐步改善。当然，对于山东省来说，为了提高环境质量，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使用保护环境的新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环境牺牲型增长模式。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考察了山东省能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名义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烟尘和固体工业废物的排放量与实际人均收入呈现线性和非线性的关系。其次，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近年来，尽管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平等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环境质量下降一直存在，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将直接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此外，工业废物和污染物排放量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逐步下降。然而，仍有一些污染物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污染物总量将达到一个高点，环境压力也将达到顶峰。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山东省经济改革应强调以下几点。首先，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这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我们必须先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不算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由于山东省经济依然在不断的快速发展，政府应适时的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可以减少污染和环境压力的服务性行业。最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政府可以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收以及贴息政策，鼓励企业采用节能、节水技术，完善法律法规，逐步降低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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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表明，我国依然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多重挑战，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以及低效益的粗放式增长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如今由于这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导致了我国能源、环境和经济问题的矛盾越发尖锐，从而成为限制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故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其因素之间的关系。

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意图透过一定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数值关系。步骤为：

（一）建立因变量原始数列与自变量比较数列

母序列记作：

子序列记作：

（二）原始序列进行初始化法无量纲处理

（三）计算灰色关联度

计算每个时刻点上母序列与各子序列差的绝对值，从中取最大差和最小差即：差序列

（四）关联度排序

当比较序列有m个时，相对关联度值也有m个，按值大小排列，即为关联序。关联度越接近于1，说明关联程度越大。通常，当>0.6，便认为关联性显著。

三、数据分析

本文从环境污染的废水、废气、废物出发选取了四个指标即：工业废水排放量（Y1）、二氧化硫排放量（Y2）、烟尘排放量（Y3）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4）；而能源消耗的指标选取有：煤炭消费量（X1）、焦炭消费量（X2）、原油消费量（X3）、汽油消费量（X4）、煤油消费量（X5）、柴油消费量（X6）、燃料油消费量（X7）、天然气消费量（X8）和电力消费量（X9）（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用Excel对数据处理，运用（1）对原始数列初值化（见表1与表2）。然后利用（2）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取），最终利用（3）计算灰色关联度（见表3）。

由表3看出，能源消耗指标与环境污染相关指标的关联度较大（均在0.57以上），故得出能源消耗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非常显著。此外由表3得出，能源消耗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程度分别进行灰色关联排序。

工业废水排放量：（燃料油）>（原油）>（柴油）>（煤油）>（汽油）>（煤炭）>（电力）>（焦炭）>（天然气）

二氧化硫排放量：（燃料油）>（柴油）>（原油）>（汽油）>（煤油）>（煤炭）>（焦炭）>（电力）>（天然气）

烟尘排放量：（燃料油）>（柴油）>（原油）>（汽油）>（煤油）>（煤炭）>（焦炭）>（电力）>（天然气）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电力）>（焦炭）>（煤炭）>（天然气）>（煤油）>（汽油）>（原油）>（柴油）>（燃料油）

由上得，燃料油、原油、柴油和汽油对环境污染分别呈不同程度影响，较其它能源消耗显著，而天然气与电力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较其他小。不同的是，电力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影响上最显著，天然气影响程度也较显著，而对废水与二氧化硫及烟尘影响程度较大的燃料油、柴油与原油在此影响排序较靠后。总之，燃料油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最大。其次原油、柴油、汽油和煤油，主要在开采、运输、装卸、加工和使用过程中漏泄和排放所造成，对水体能造成普遍严重的污染。

四、结论

目前对我国来说，未来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循环经济，但须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与政策措施，具体有：

（一）调整与优化能源消耗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不合理的能源消耗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由上知，传统资源的消耗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较大，其中机动车对汽油与柴油使用的激增所产生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烟尘排放量较大。故，我们应该寻求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来代替那些传统、污染性较大的能源，提高能源消费质量和能源利用率，使能源消耗量得到最大潜力的利用，全面推进先进、高效的清洁生产技术，从本质上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目前，人们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还不够，“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在一些地区仍存在。因此要将先进、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念和生活理念引入到全社会，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度，鼓励社会消费的理性选择，将循环经济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试点示范和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政府要切实解决“收支两条线”问题。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形成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激励政策和约束机制，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同时，从法制、经济、管理、道德等方面形成对节约的褒扬和对浪费的惩罚，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长效机制。

总之，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因此，我们要减少对环境污染较大的能源消耗，寻求新能源或可再生资源，同时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恢复和更新时，采用先进、创新的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率，使自然生态过程保持完整、持续的秩序和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M]（2012）.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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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我国电力新能源发展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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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原发性闭经 T细胞平衡 性激素 相关性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07.010

国外报道原发性闭经患病率约为5%～10%；国内有资料显示原发性闭经发病率逐年上升，已达10%左右，其中25岁以下患者比例达25%［1］；且国内外均发现原发性闭经都有发病年轻化的倾向［2］。因此原发性闭经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原发性闭经患者的CD8+T亚群数量明显升高［3-4］，且升高的程度与血清总睾酮(Tor)及雌二醇(E2)的水平含量呈相关性，这说明CD8+T亚群与原发性闭经患者的性激素代谢有密切关系。但CD8+T细胞分为CD8+CD28+杀伤性及CD8+CD28-抑制性两个亚群，且两者构成一个平衡，究竟原发性闭经与该平衡关系如何，与且该平衡与性激素是否存在相关性？目前均缺乏探讨。以此为创新点，笔者对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导致闭经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该类患者外周血CD8+CD28-抑制T细胞含量升高，后者与睾酮及促黄体生成素含量呈相关性，具体过程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患者资料

选取2009年1月~2011年1月间我院妇产科的原发性闭经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采用国际原发性闭经协作组结合2006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所推荐的诊断方案及相关标准，共入选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导致闭经的患者32例，并选取32名同龄的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两组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

1.2流式细胞术检测

以上观察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5］，随后使用Beckman Coulter Cell 多色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CD28分别为阳性及阴性的CD8+ T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代表CD8+CD28+杀伤性T细胞及CD8+CD28-抑制性T细胞的数量；同法采用多色流式细胞仪，检测以上两类细胞内细胞因子IFN-γ及IL-4的百分的含量［6］。

1.3性激素水平测定

使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外周血清E2、Tor、FSH及LH含量［7］。

1.4统计学处理

定量数据采用(±s)表示，两组间同一指标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检验；使用Peason相关性分析法，将外周血CD8+CD28+杀伤性T细胞及CD8+CD28-抑制性T细胞的数量与上述细胞因子含量及性激素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运用统计软件包spss 13.0对数据进行分析，当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CD8+CD28+与D8+CD28-T细胞检测

两组的CD8+CD28+与D8+CD28-T细胞及其细胞因子，均呈显著梯度变化，其中CD8+CD28+T细胞及IFN-γ均以健康组含量最高，两组之间任意两者均有统计学差异；而D8+CD28-T细胞及IL-4的情况相反，以健康组最低（表1及图1）。

2.2激素含量比较

与健康组比较，原发性闭经组患者的E2显著降低(P=0.000)，而Tor及LH则显著高于健康组(P=0.008及0.010)，但两组的FSH无统计学差异(P=0.066),见表2。

2.3相关性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①CD8+CD28+T细胞与IFN-γ呈正相关性（P=0.016）；②CD8+CD28-T细胞与IL-4、Tor及LH三者均呈正相关性（P=0.021、0.023及0.016）；③CD8+CD28+T细胞与CD8+CD28-T细胞呈显著负相关性（P=0.000）。

3讨论

CD8+T细胞是重要的T细胞亚群。根据表达细胞因子的不同，可将CD8+T细胞分为Tc1及Tc2两个亚群，其中Tc1以表达IL-2及IFN-γ为主，以介导细胞免疫为主；而Tc2以表达IL-4、IL-8等细胞因子为主，以介导体液免疫为主。本研究发现，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原发性闭经患者的CD8+CD28+T细胞及IFN-γ含量降低，而CD8+CD28-T细胞及IL-4含量升高，本结果与宋玉霞［8］报道的卵巢早衰(POF)患者T细胞亚群变化有类似之处；该研究发现卵巢早衰致闭经患者的CD8+T细胞显著升高，并且发现POF患者外周血出现卵巢自身抗体(AoAb)滴度升高，提示与体液免疫相关。本研究发现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闭经患者CD8+T细胞免疫平衡向CD8+CD28-抑制性T细胞倾斜，由于IL-4属于Tc2类细胞因子，所以该类免疫失衡属于体液免疫性质，与上述报道有一致性。由于体液免疫与内分泌激素代谢存在极为重要的联系，就两者的联系进一步讨论如下。

性激素是包含卵巢在内的性腺分泌的重要蛋白质，有研究发现闭经患者血清17β-E2水平明显下降、T明显升高、PRL值有所下降，说明性激素代谢紊乱是闭经的重要表现［9］。由于闭经所涉及的激素种类较多，本研究选取E2、Tor、FSH及LH作为性激素的代表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原发性闭经组患者的E2显著降低，而Tor及LH则显著升高，但两组的FSH无统计学差异，这与李滢［10］的报道的闭经患者E2降低、LH升高大体一致。本研究结果提示该类患者雌激素水平明显缺乏或不足，而雄激素含量升高，符合典型的闭经患者激素代谢特征［11］；但本研究与李滢报道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闭经患者Tor升高，而李滢发现Tor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可能是该研究入选的患者既包括原发性闭经患者，又包括继发性闭经患者，而本研究对象均属于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闭经患者，这说明了Tor可能是鉴别不同闭经病因的重要指标，是原发性闭经患者的一个重要性激素代谢特征。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Tor及LH与CD8+CD28-T细胞及IL-4四者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亦即表现为四者呈平行升高，这预示Tor及LH与闭经患者的免疫学异常关系更为密切，故Tor及LH临床意义更为显著，因此我们认为，Tor及LH的水平可以作为该类闭经患者免疫学治疗疗效的重要内分泌学评价指标，而IL-4可作为重要的免疫学评价指标。

综合上述，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从免疫学及内分泌学角度阐述了原发性闭经患者免疫失衡与性激素代谢紊乱的关系，并发现CD8+CD28+T可能是原发性闭经患者治疗的一个靶细胞，且该类免疫失衡以Tc2类为主，其机制可能是CD8+CD28+T过度表达，导致细胞抑制功能过强，IL-4分泌过多，间接导致Tor及LH过度分泌增加，导致内分泌代谢紊乱，最终导致闭经。以上结果可为原发性垂体促性腺功能低下闭经患者免疫调节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笔者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该T细胞平衡与其它激素代谢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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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玉霞.卵巢早衰患者血清抗卵巢抗体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的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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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145-03

1 广东省能源结构和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现状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GDP)在2005年历史性地破“两万亿元”达到22366.54亿元。后又在2006年创下26204.47亿元新高,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36796.71亿元。但是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模式较为粗放,对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广东所付出的环境损失代价也十分惊人,根据广东省环境质量公报,广东省万元GDP产值耗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9倍,万元GDP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13倍,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12倍,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广东能源消费也呈现持续上涨趋势,能源约束瓶颈进一步凸显,电力短缺,煤炭、石油供应紧张局面相继出现。随着近年来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广东省能源消费结构持续改善。尽管如此,2008年,煤炭在广东能源终端消费中的比重仍然占有33.8%,多年以煤、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广东的环境日益恶化,酸雨频降,能源开发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2 数据与变量的选取

本文根据1985―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能源产量和环境污染损失的数据对广东省工业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环境污染损失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所采用数据来自1985―2009年的《广东统计年鉴》。由于从年鉴得到的GDP数据是按当年的实际价格计算的,各年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用198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进行修正。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对变量取对数形式并进行一阶差分,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年能源消费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图1是用以下变量代表的广东省1985―2008年的GDP、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的变化趋势。

2.1 国内生产总值(GDP 单位：亿元)

GDP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最终成果的总量指标。历年的数据表明GDP的增长跟能源的损耗以及环境污染是紧密相关的。

2.2 能源消费(ENERGY 单位：亿万吨标准煤)

本文选取了主导性自然资源因子煤、石油、天然气、煤油,电力等。

2.3 环境污染(GAS 单位：亿立方米)

广东省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从1985年1863.6亿立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13584亿立方米,二十年间增长了7.3倍。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从1995年的55.9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126.7万吨,十年间增长了2.3倍。由于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粉尘既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又具有统计连续性,可以很好地代替环境污染指标,因而用年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粉尘排放量代替环境污染指标。

3 计量经济分析和实证结果

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时间系列数据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性关系,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虽然在短期内具有各自的变动规律,但是在长期却存在协调变化的趋势。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检验时间系列数据的单整性,即检验一个非平稳系列经过差分后能否变成一个平稳系列。如果一个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此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1)。下面我们通过单位根法来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

3.1 单位根检验

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为了检验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特征,本文采用其中的Augment Dickey Fuller(ADF)的单位根法,根据AIC准则来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水平。

由表1可以看出三个变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I(1)序列。

3.2 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在ADF检验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 & Juselius向量自回归的多变量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这一结果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环境质量改变、污染排放问题。GDP的增长与环境是相关的,DLGAS与DL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即GDP的增长以及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将加重我国环境污染,GDP每增加1%,能源消费总量将增加0.6%,工业废气以及粉尘和烟尘的排放量每增加1%,能源消费总量将增加0.18%。相比之下,GDP对广东省环境污染影响更大,原因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但依然没有改变资源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继续占领着主导地位。三十年来,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的。广东工业各行业的增长较明显地依赖于能源的高消费,而能源使用效率偏低是其主要原因。

其次,广东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效益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煤炭资源大多属于中低硫煤和中灰煤,是广东省大气污染的主要根源。中国南方烧高硫煤,又产生另一种污染――酸雨。

3.3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经济变量中一些变量显著相关,但它们未必都是有意义的。本文中GDP、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VAR的F检验来实现的,如果要检验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 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表中可以得出：在5%显著性水平上,GDP增长是环境污染的Granger成因,在5%显著性水平上,能源消费是环境污染加重的Granger成因。

3.4 脉冲响应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须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我们主要是基于协整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来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指数、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关系。它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模型中的其他变量。本文进一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精确刻画该协整系统中各解释变量一个信息的扰动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影响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

根据上图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结果：①能源消费对于GDP的冲击,第一期开始一直在增加,第一期到第四期比较显著,从第四期开始后变得比较平缓(见图2)。整个冲击内反应值均为正,说明能源消费增加能够在短期内刺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长期内则效果并不明显。②废气以及烟粉尘对GDP的冲击作用始终为正,这一结果的经济意义表明废气以及烟粉尘排放的增加将持续导致GDP的下降(见图3),而GDP的增长在一段时期之内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对于环境的冲击始终为正，环境将成为最终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③能源消费总量这个信息的冲击使废气以及烟粉尘排放在第一期开始增加,到第二期即达到最大值,第三期后对环境的冲击作用开始变得稳定下降。总体而言大部分时期内反应值为正,表明能源消费总量对环境存在负面效应,但作用在长期内效果并不明显。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实证考察了1985―2008年环境污染与广东省GDP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及相互动态影响效应。我们发现,环境污染与GDP、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表明,GDP、能源消费总量对环境污染的冲击效果在第一期表现最明显,GDP和能源消费的增加在第一期内使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显著增加,所有冲击在第六期后达到平稳。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三期以内,GDP和能源消费都是导致环境质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环境质量变化却不是引起GDP和能源消费变化的原因。通过以上对环境污染、GDP增长、能源消费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建议：广东必须在全国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施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可循环、少排放的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必须对高资源消耗增长模式进行反思,改变以往依靠廉价资源要素投入和资本投资作主要支撑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使广东经济转型与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有机结合,制定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所需要的创新制度,坚持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使广东省能源消费、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之间得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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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J］.经济研究,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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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ondroyiannis G.S Lolos，Epapapetrou.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ssessing the Evidence from Greece［J］.Energy Economic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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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69-06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说环境污染问题是经济发展的“软约束”，那么能源则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源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虽然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且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对于引起环境问题的能源消费显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能源消费是否也存在相似的“库兹涅茨效应”？中国能否进入“库兹涅茨”下降阶段？为实现这个目标究竟如何实施宏观调控？这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库兹涅茨曲线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imith Kuznets，1955），他依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1]。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格鲁斯曼（Gene M. 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B. Krueger）将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应用于经济与环境领域中，验证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环境效应中存在的环境与收入的倒U型关系；首次将环境相关变量与人均GDP关系的曲线作为研究对象，预测政府开始向环境保护政策施压的时间点——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2]。1993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奥多·帕内约托（Theodore Panayotou）选取环境质量指标二氧化硫，采用1982—1994年30个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其分析结论是：库兹涅茨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异之间存在的倒U形曲线关系能较好地模拟可能存在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将这条曲线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3]。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中的应用已经十分成熟，并且在各个领域得到验证。

目前，由于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学者们对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变动的研究主要是从二者相互变动关系角度进行的，对于从能源的角度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EKC的研究并不多见。Vivek Suri和Duane Chapman（1998）通过计量经济学量化的效果，采用跨国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和能源三者之间的关系[4]。研究表明：虽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国家增加对制成品的出口能够增加能源需求，但是前者的增长速度更快，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T. Luzzati和M. Orsini（2009）基于1971—2004年对113个国家的能源消费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并不呈现倒U型，而且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两者关系单调正相关，并不能支持能源库兹涅茨假说[5]。刘扬、陈劭锋等（2008）通过对28个发达国家1970—2004年间的人均能源消费、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GDP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28个发达国家中有17个国家出现人均GDP与人均能源消费以及人均GDP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倒U形，其中有10个国家出现拐点，但是美国、日本等世界重要的发达国家并未呈现倒U型，能源消费还存在着其他影响因素[6]。赵晓罡和薛继亮（2011）通过对建国以来（1953—2008年）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运用能源库兹涅茨曲线（Energy Kuznets Curve，简称EyKC）模型，发现我国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呈先倒U型后正U型（N型）[7]。王虹（2011）采用1980—2009年52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将52个国家分别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国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EyKC由倒U型左半部上升通道逐步向顶部趋近，直至进入EyKC的下降通道，我国属于中等收入行列并于2016年能源消费达到拐点（55.43亿吨标准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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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装机容量还是年发电量每年都在稳步地提高，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04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全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发电装机容量水电占24.6％，火电占73.7%。

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蕴藏着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其人均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5.1%。由于水力发电获得的电量是不耗减总资源量的，因此，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开发水能资源。据统计，世界上有24个国家依靠水力发电提供国内90%的电力；有55个国家水力发电占全国电力的50%以上。但是，我国的水电能源开发水平远低于世界上水能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

随着我国水电建设力度的加大，水电能源开发在摆脱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因素的困扰后，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何看待水电能源开发对当地发展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影响，社会各界主要存在两种争论。支持者认为，水力发电是目前人类唯一能够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利用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加快水电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电力工业结构。同时，水力发电还有提高电能质量（调峰、调频功能）、防洪防凌、农业灌溉、工业补水和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等大量的综合效益。反方意见集中反映在当前水电能源开发的水库移民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他们认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存在的移民安置、泥沙淤积、对鱼类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土地文物淹没、上下游水文和物理现象的改变等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面对水电能源开发利弊的争论，我国还要不要继续大力发展水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水电开发观？该如何发展水电？进退取舍间，我国水电建设究竟该何去何从？

能源紧缺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水电的清洁可再生性和高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决定了必须开发水电能源，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水电能源科学发展的观点。对水电能源的开发，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新水电开发观念，创新水电开发模式，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水电开发中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开发，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开发，电站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并重。对水电资源实行流域综合开发，既要大开发、快开发，又要避免滥开发、大破坏，既要快速推进眼前的经济增长，又要顾及后代生存环境的可持续，使水电能源开发成为利用水能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综合效益、造福人民、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工程。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长远、深入分析，高度认识优先发展水电的战略意义

能源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能源需求远大于供给将是未来我国能源市场的基本格局，解决好能源资源需求与能源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优先发展水电能源是对能源资源最大的节约，是保证能源工业持续发展，满足构建和谐社会能源需求的必然选择。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在世界各国中非常突出，煤炭在能源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尤其是煤电小机组，煤耗高、效率低、污染重，开发水电能源，可以加快电源结构调整，关掉煤电小机组，减少大气污染，降低和节约能耗。同时，大量化石能源材料的开采，导致地表塌陷、开裂，地下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尽管水电开发也会带来环境影响，但水电是清洁能源，不污染大气环境，比煤电对环境的综合影响要小得多。从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考虑，也应优先发展水电能源。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我国西部水电资源丰富地区，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多重任务。应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优先发展水电，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增加当地农民收入。

开发水电并不纯粹是一个能源问题，往往是与防洪减灾和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相联系的。治理江河洪水泛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水电开发的重要目标。建造高坝大库，用其巨大的调节库容实现流域水量的月、年甚至多年调节，重新分配天然来水，蓄丰补枯，可提高下游防御对象的防洪标准，同时也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下游入海口的生态环境，减少断流的次数，进而保证流域综合效益的提高。

水电能源科学发展的主要战略思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突出一个重点，解决两大问题，搞好三个结合，注意四点关系”。一是要突出水电能源科学发展这个重点。二是解决水电建设的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两项关乎全局、影响长远的基础性问题。三是在水电能源发展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完善总体规划与推动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把认真履行水电开发单位职能与充分发挥相关部门作用结合起来；把立足现行管理体制开展工作与积极促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结合起来。四要注意水电能源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水电能源科学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水电能源科学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水电能源科学发展与公共安全的关系。

关系一：水电能源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国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已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不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方式。水电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中最具开发规模的能源之一，是改善一次能源结构和保护生态环境现实有效的途径；是解决我国电力缺口、促进水资源综合利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因此，改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提高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实现能源、电力结构多样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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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7- 0047- 05

1 引 言

能源消费与环境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由于过多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在过去的100年（1906-2005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0.74℃；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升高1.6℃～6.4℃。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至少在90%的可能性以上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所致。[1]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的责任，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在联合国的历次环境大会的推动下，缔约国先后共同制定并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属于《京都议定书》中的附件Ⅱ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2008-2012年间的第一承诺期内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给中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加速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但同时也对中国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相应地与经济增长共同增加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到2011年，我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达到欧洲水平。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碳排放量在2011年增长了3%，达到了历史的新纪录――340亿吨。我国也因碳排放总量而成为了2011年全球最大的污染国，全球29%的二氧化碳是我国排放的[2]。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会持续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而能源的消费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以至于研究能源的消费、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当前中国碳排放的相关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研究我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基于宏观和动态的视角，运用VAR模型对我国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并进行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是对“3E”系统理论实践运用的积极探索。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能力；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良好，从而做到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是在可持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初把环境问题归结为道德原因，并用道德解释保护环境的必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构建了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模型，多以国家为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展开研究。考虑到实际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借鉴由宏观经济子模型、能源子模型和环境子模型构成的3Es-Model（Macr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s-Model）的思想，并将模型系统指标简化，即分别以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碳排放量衡量能源、经济和环境，通过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来预测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2 样本选择与碳排放量的测算

“3E”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为简单起见并结合实际需要，本文将用能源消费量ENE代表能源指标，碳排放量GAS代表环境质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增长指标。基于这一简化的“3E”系统，分析我国能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其中能源消费量ENE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GDP是按照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所以需要采用不变价。计算方法：1990-2010年的GDP是按照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量是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公布的碳排放量计算指南缺省值，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得到：

式中，GAS为碳排放量，单位为104（万吨）；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为104t（万吨标准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为（万吨/万吨标准煤）；k为能源总类，取为4类。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已将能量单位转化为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0年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②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量[3]。

3 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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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自然经济纳入其研究范围，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为经济活动免费提供可利用资源的供应系统。由于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又没有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自然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给出系统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资源是通过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揭示了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3.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的清洁也是一种资源，污染了环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洁环境。价格、替代品和技术进步对清洁环境的作用与对其他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没有成本的，那么，生产者就没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但是，如果污染环境存在某种价格，那么，生产者将设法寻找到某种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价格越高，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去研发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径。”因此，在生产中加入环境成本，不仅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起到提高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低碳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低碳经济倒逼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种倒逼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带来低碳经济”，只要突破了技术问题，低碳经济也就自动发展起来了。其实，这完全颠倒了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先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纵观历史，只有当人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才会通过发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事实证明，当下运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挑战。为了挽救濒临枯竭的资源、恢复碧海蓝天，人们提出了更高一级的，更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必将是前者倒逼后者的关系，并且这种倒逼机制是低碳技术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2.低碳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改造自然来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的过程。高碳经济模式是将支持经济活动的四种基本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结合，改造自然资本来获得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要素。对比低碳经济和高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得出：假设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低碳经济模式下，在对自然系统向经济系统（社会在生产过程）输入可用资源的认识中，首先，加入了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可转移消化的废弃物（抽象为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重新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问题，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统能够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给出了低碳经济模式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载力时，社会在生产过程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其已经逼近自然系统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时，还必须满足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则社会在生产过程就不能继续。低碳经济模式展示了劳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性，也不再将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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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2011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4.6亿吨，比2010年增长8.8%；2012年能源消费37.5亿吨，比2006年增长8.3%。因此，“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整体的经济消费模式依然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未来趋势而言，依然要不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随着环境恶化以及高能耗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凸显，我国近年来逐步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倡导低碳发展模式。由于石油、煤炭等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不可持续性，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石油替代品，无论是生物能源的研发还是对于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与研究都在积极的开展，由此也预示着未来的能源发展的重大趋势以及方向。

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人类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本文拟采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计量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探讨目前环境质量本身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以及促进作用，并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针对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可持续发展建议。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第一调查分析，到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进行调研，进而获取一手资料。第二资料研究，对中国政府所公布的《2012年统计年鉴》以及《2010年中国环境质量公报》进行搜集，并基于上述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第三理论探讨，通过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微观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从理论研究方面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第四实证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都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基础上进行的。国外的学者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

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倒“U”型曲线关系，如图1所示。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开创性地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发现SO2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

Inmaculade对22个OECD国家23年历史数据研究，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N型曲线关系。Antle and Heidebrink （1994），Shafik and Bandyopadhyay（1992），Simon.Dietz and W. Neil.Aclger （2003）和VanLantz （2002），涉及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并没有从整体环境质量（包括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研究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的研究还集中于低碳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如：D・约翰逊等学者通过对英国碳排放的研究分析，认为到2050年英国在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前提是英国继续实行现有的低碳经济政策，不断加大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与发展投入。澳大利业学者约翰（John）以化学的视角研究生产和消费，从经济学创新理论出发研究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问题。特雷福斯等学者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碳排放80%是可能的。Birdsall在对全球现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长中得出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温室效应加剧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源的需求的增加，而资源的增加则会带动能源的消耗，包括汽车尾气、垃圾焚烧、煤炭的消耗等都会增加全球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是植物的大面积采伐会导致全球空气净化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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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内涵

1.气候变化催生低碳经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目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济活动引起的，人类在过度开发自然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灾难性气候事件频发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面对这些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共同的主题。如何应对气候变暖，英国首先给出了其独特见解。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目标，即：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2008年，当第35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被联合国设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时，“低碳经济”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选择。

2.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从广义上讲，是要协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应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为出发点；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的；以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以及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和输出创造机会为目标。而从狭义上说，低碳经济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的造成的影响。但是，单纯地将“低碳”经济理解为“无碳”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氧化碳不仅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必需物质，而且在灭火、冷藏食品、人工降雨、制作饮料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完全的“无碳”经济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假如“设定自然系统（大气圈）客观地存在一个最大可容纳的二氧化碳含量，要确保气候不至于逐渐变暖，人类经济活动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必须始终小于或等于最大可容纳的二氧化碳含量，否则，气候变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2]由此可见，只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高碳”经济与低碳经济也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等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全部内容。

因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以保护资源环境为基础的，那么，发展低碳经济是否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首先要正确认识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自然环境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自然经济纳入其研究范围，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为经济活动免费提供可利用资源的供应系统。由于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又没有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3]；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自然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给出系统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5]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资源是通过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6]揭示了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3.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的清洁也是一种资源，污染了环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洁环境。价格、替代品和技术进步对清洁环境的作用与对其他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没有成本的，那么，生产者就没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但是，如果污染环境存在某种价格，那么，生产者将设法寻找到某种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价格越高，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去研发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径。”[7]因此，在生产中加入环境成本，不仅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起到提高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三、低碳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低碳经济倒逼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种倒逼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带来低碳经济”，只要突破了技术问题，低碳经济也就自动发展起来了。其实，这完全颠倒了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先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纵观历史，只有当人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才会通过发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事实证明，当下运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挑战。为了挽救濒临枯竭的资源、恢复碧海蓝天，人们提出了更高一级的，更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必将是前者倒逼后者的关系，并且这种倒逼机制是低碳技术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2.低碳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改造自然来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的过程。高碳经济模式是将支持经济活动的四种基本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结合，改造自然资本来获得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要素。对比低碳经济和高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得出：假设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低碳经济模式下，在对自然系统向经济系统（社会在生产过程）输入可用资源的认识中，首先，加入了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可转移消化的废弃物（抽象为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重新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问题，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统能够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给出了低碳经济模式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载力时，社会在生产过程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其已经逼近自然系统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时，还必须满足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则社会在生产过程就不能继续。低碳经济模式展示了劳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性，也不再将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