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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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的服务化。随着生产性成份比重的相对下降，在新经济中服务业的成份不断提高。美国经济日益成为一种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新经济的这种服务化趋势并不是现在开始的，美国服务业的比重早就超过了制造业的比重。但是新经济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进一步大大下降。例如电子商务的发展使贸易流通服务向新的方向发展，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服务领域。从需求角度看，随着物质产品生产率的迅速提高，随着人的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增加。正如当年工业化的结果大大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减少了生产粮食所占用的劳动力一样，今天经济服务化的结果正在减少经济中物质生产的劳动力，迅速降低第一、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3、经济的无形化。传统工业化经济的特点是“大”、“重”，产品结构日益复杂，所用材料日益高级。工业化经济是一种看得见的经济，有形经济。但是信息经济本质上是无形的。尽管网络上的信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盘片等都是可见的，但是它们的核心功能却是无形的。代表经济增长及其潜力的是技术、知识、软件、信息以及网络等。这些东西与代表工业社会的钢铁、汽车、生产流水线相比，是看不见的，无形的。由信息和高新技术主导的新经济本质上是无形经济。

显然，从新经济的特征看中国经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又处于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落后。

    二、传统工业化目标面临的新挑战

新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重大的差别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增长不仅不只是迄今通行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意义，甚至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所不能充分完全反映的。信息产业的发展确实可以，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只能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体现出来，但是它对经济运行、生活质量和财富积累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的表现。新经济的发展对以传统工业化为内涵的增长提出了挑战，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传统工业化的资源消耗型特征。传统工业化的显著特征是大量消耗资源，包括能源的消耗、原材料的消耗、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有形资本的消耗等，在某些产业中是普通劳动力的大量投入。相应地，传统工业化也以重化工业为标志，重化工业化明显被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目标，从而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占主导地位。与此不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则是以知识和技术密集为特征的，它们大大减少了对能源的依赖，微小的芯片根本上改变了材料消耗的概念。新经济更多地取决于知识和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这使在传统工业化中的资源约束和资本约束现象发生了重大改变。

2、传统工业化的增长局限。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既受到供给的约束，也受到需求的约束。资源耗竭与资源供应的国际依赖约束了可持续增长，同时从需求方面讲，工业化的最终需求是人们的物质需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需求的增长空间减小，从而使需求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在进入新经济以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普遍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在于物质产品生产已高度丰富，在物质消耗方面长期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但现代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增长的作用在于，它除了得到传统产业改造和新产品的物质消费本身的需求拉动以外，还创造了大量非物质产品领域新的最终需求而获得新的需求拉动。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因为其创造了新的需求领域，而这一领域的需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持续。

3、传统工业化与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际间发生了又一轮产业大转移。其特征是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资源消耗型甚至环境消耗型（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尽管这些国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却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传统制造业增加价值低，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却有很高的增加价值。这种国际分工使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再一次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4、信息化是工业化后的新经济时代。信息化是人类经济史上又一次巨大的革命。如果说工业化的特征是机器代替了人的大部分体力劳动，那么信息化则是电脑代替了人的大部分脑力劳动，这是这场革命的本质。在信息化时代中，知识（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地位，超越了机器与货币（物质资本）而占主导地位。所以，信息产业的发展决不是一般意义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产业的问题，而是带来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挑战是时代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由于在新经济时代中主导要素富裕度的差异，以工业化要素为主的经济处于已经处于相对不利地位。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注重的是工业化，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信息化的挑战。

    三、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含义

在上分析表明，中国面临的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二是从工业化性质的增长向信息化性质的增长的转变。迄今为止我们较多注意的是前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而忽略了后一个更大意义上的转变。正是后一个意义上的转变，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依赖增加资本投入的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转变，其中包括对某一产业的发展的技术改造，也包括由新的技术发展起新的产品。对于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尽快走出这第一个阶段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我们需要真正的高速度，而且因为我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和资源匮乏的国家。这种转变也会消除我们仍然存在着的体制弊病在改革后新条件下的反映，各级地方政府以实现增长实绩来体现自己的发展成果，而这种增长实绩的最好表现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大工业的投资直接贡献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传统产业投资的积极性。这种指标的性质和体制的特征决定了整个国家粗放型增长的必然性。

我国在90年代中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第一，从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变到主要立足于现有基础，把建设的重点放到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上；第二，从主要依靠增加大量资金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第三，从主要依靠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消耗，减少浪费，使同样的物力、人力消耗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第四，从主要依靠经济规模扩张，转变到主要依靠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规模经营、合理布局生产力提高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区域分工效益；第五，从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变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质量、性能和品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占有率。

 这一意义上的增长方式转变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对中国来说也是紧迫的。但是明显的是，当时这种转变仍然只是就传统制造型经济意义上提出来的，是在工业化意义上增长方式的转变，它并不涉及如何从工业化跨越到信息化的道路问题。

经济信息化从新的意义上提供经济增长新的空间，也为我们提出了从新的角度探索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经济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在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问题上，要注意技术本身的提高，更要注意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会大大提高传统产业的集约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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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123-02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研究所需的1997—2007年间的原始数据选自于1998—2008年的《陕西省统计年鉴》，而2008—2009年的原始数据，由于陕西统计口径和方法的变化，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则选自于2009—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通过对陕西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及居民消费构成等原始数据的分析，整理出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贡献率以及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以反映自1997年以来陕西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及发展变化趋势。

为测度陕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本文采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指标，并通过陕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率中有多少是由于消费需求增加而带动的，其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各贡献率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二、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及特征分析

1.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根据以上指标和计算公式，陕西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测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2.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特征。根据上表可得到1997—2009年居民消费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和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的变动趋势（如下页图所示）。

从下页图可以看出，这十三年间陕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动趋势有如下特点：（1）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8.8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为24.19%，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83.96%；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62%，占居民总消费对GDP贡献率的16.04%。这十三年间的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几乎都高于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而从2008—2009年两年间显示出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却低于农村居民，这说明近几年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2）城镇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变动轨迹基本一致，而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偏低，最高的一年2001年的贡献率也仅为16.08%，1998年、2000年和2007年贡献率都为负值，即消费水平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只是从2008年开始略有上升。因此，可以看出，在这十三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3）1997—2009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即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趋势不是很明显，只是在2007年突然上升然后又迅速下降，说明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一直不断增强，可是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提升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对策

1.以特色产业发展，奠定增加消费的物质基础。2009年，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式发展，陕南突破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的落实在于相应地区的特色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关中地区要以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优势产业为依托，以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契机，形成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和城市群；陕北按照“珍惜资源，深度转化”的原则，以煤炭、电力、油气、化工等产业为主线，深入推进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陕南有效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绿色支柱产业为主攻方向，在绿色食品、现代中药、生态旅游等方面及早突破发展。

2.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强化社会公共服务。一要优化和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共产品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保、医疗和就业等的“民生”支出增长高于政府的“三公”支出增长，提高公共产品支出在政府中的比重，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力度。二要尽快健全教育保障机制，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城镇、农村区域内部的教育资源均等化，着力解决中小学教育的“择校”问题。三要加快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全覆盖，并伴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健全农业生产保险体系和加大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

3.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消费贡献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促进陕西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一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拓展农村就业增收空间。以解决农业资金投入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继续广辟和拓宽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举措中第二大举措就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三要积极支持和扩大农民建房、改善居住条件等大类消费，探索商业银行向农民建房提供按揭贷款的做法，并适当延长贷款年限。清理和规范农民生活用电、装修生活用房材料、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消费资费及相关价格、收费项目。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的支持范围并简化补贴手续，在“农机具下乡”的同时，加快推进科技下乡。

4.拓宽消费领域，增加消费渠道。一是积极利用国家的政策和西安地区在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陕西的义务和非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消费水平。二是应加强政府引导和舆论宣传，充分发挥旅游产品丰富，旅游景点多的旅游消费独特优势，使旅游消费成为一种基础性消费。三是建立统一的社会服务管理机构，制定有关的管理法规，鼓励社会各界投资服务产业，促进服务业规范化、市场化，最终增加居民的服务消费。四是培育社会诚信意识，改善信用环境，完善消费信贷体系，创新信贷产品，这对拉动以住房、轿车、现代通讯设施为主体的消费升级是现实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马红光，李银秀.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1997—2009[J].理论导刊，2011，(10).

[2] 马红光，李银秀，涂颍清.陕西省居民自主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消费导刊，200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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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更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和谐型社会的关键。通过分析可知，需求结构调整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需求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便是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而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和内需率，使之与中国的投资率和外需率保持协调比例。为此，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各方采取措施。

关键词：“十二五”时期 经济增长方式 需求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是一项涉及到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一项集调控理念、调控目标、调控手段及调控体系于一体的复杂工程。早在1991年中国“八五”规划时就提出，沿海地区率先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目标。中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正式提出，将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沿海地区应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中的含量。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进而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摆到重要位置。迄今为止，中国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已近20年的时间，但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滞后仍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步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基于此，“十二五”时期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一项关系到经济跨越式、可持续式增长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和谐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是需求结构调整

（一）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方式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可分为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两大类（马克思，1975）。外延式增长方式，即仅仅依靠增加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扩大再生产及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消耗较高，成本较高，而产品质量难以提高和经济效益较低。内涵式增长方式，即通过运用先进技术、管理方法等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扩大再生产及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大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般主要是指通过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与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通过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虽在经济增长方式的形式论述上有差别，但在本质上却相似。

依据以上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或西方经济增长方式理论不难知，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经济建设方式主要是外延式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极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且在最近几年来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包括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三方面重要内容中，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二）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善的原因

经济增长方式所包括的三方面内容的逻辑关系为：中国在高储蓄率基础上形成的需求结构畸形发展奠定了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的基础，而高投资在投资主体不合理政策与扭曲的产业环境引导下流向第二产业，致使第二产业过度膨胀。过度低下的消费水平不但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导致其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由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主要依靠“重重工业、轻轻工业”这种失衡经济结构为其经济增长奠定重工业基础，再加上中国工业本身蕴含的种种问题，导致工业过度扩大、工业重型化趋势加快以及产业中体制问题逐渐凸显，这些因素促使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而产业发展滞后状况又导致要素结构水平升级缓慢，而第三产业缓慢发展的态势使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这致使要素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也即：要素结构层次低下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不合理，进而强化低要素竞争优势，而这反过来又会恶化本已畸形的需求结构。这种结构间的恶性循环是增长方式长期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李韬，2010）。显然，需求结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处于恶性循环，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的重点。实际上，无论是此次集全面性、系统性、复杂性于一体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是以往集高投资低消费、高投入低效益、高消耗低产出于一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抑或是改革开放30余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遭遇的资源约束瓶颈和经济增长周期性调整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来看，都要求中国必须把需求结构调整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层次、推进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重点。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特征及国内和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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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79－08

引言

几乎所有国家里,服务业的表现都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快慢。由于具有广泛的关联效应,更有效的服务业(如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科技研究等等)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这些服务行业作用的发挥,对提高国内生产率至关重要。生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长远远超出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巨大,它的发展已经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原因是因为生产者服务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深化、降低交易成本、深化分工、培育产业差异化竞争优势、增强自主研发设计和创新能力等途径与机制，支撑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发展、升级与竞争力提升。［1］

国外对于生产业的研究较早。20世纪90年代, 加拿大生产业研究的新方向就是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生产业的前后向联系,以便于更好地理解生产业在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Coffey)。Perroux 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发现, 关键产业的增长是区域发展的诱发因素。Fuchs、Karao & Carlsson 对美国,Stabler& Howe 对加拿大, Danniels、Geo、Marshall & Jaeger 对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Guerrieri& Meliciani 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6个代表性国家,Paolo & Valentina 对丹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6国生产业与三次产业的产业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2］Markusen 在Ethier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生产业作为中间产品引入模型，解析了生产业促进制造业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进行生产贸易的积极意义。Francois在专业化导致递增报酬以及垄断竞争市场假设前提下，用数学模型推导出跟Markusen相似的结论。他认为，制造业与生产业是互动关系，同时他认为二战后生产业日益重要，是因为市场扩张的结果。而贸易则因有助于市场扩张，进一步刺激了生产业的成长。

国内对于生产业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定性层面上的探讨居多，而实证的研究较少。刘志彪（1996，2001）论述了以生产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活力的影响。［3］钟韵、阎小培（2003）尝试从全国、区域、城市三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目前生产业的发展水平及特征以及广州生产业对地区的影响。［4］郑吉昌（2005）对现代生产业与分工的深化进行了考察，认为生产业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分工，另一方又是分工经济的黏合剂，得出生产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5］刘重（2006）在其论文《现代生产业与经济增长》中强调：生产业的发展改变着以往的服务业生产和经营模式，带动产业升级、改变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6］姚耀、陈高森、骆守俭（2006）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生产业、消费业、社会业在GDP增长贡献方面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与消费业和社会业相比，生产业对上海市GDP增长贡献最大。［7］王保伦、路红艳（2007）通过分析生产业的内涵和特征，从理论角度说明生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8］

学者们对生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从理论角度来分析，实证研究很少或仅是基于某一特定地区。实证研究的结果一般都是建立在对统计年鉴数据的初步处理的基础上，通过描叙性的概括来分析生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全国31个省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产业的作用机制入手，设定变量，通过计量模型来分析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

生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生产业通过如下几个机制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

（1）生产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生产业多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产出中伴随着大量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技术得以进入生产过程。［9］企业通过购买生产活动，引入新技术、知识，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开发、研究设计等活动，提高企业竞争力。生产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与企业互动学习，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创新能力，并通过为当地企业提供服务又传递给当地企业。［8］

（2）生产业使分工深化、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部门或业务环节都具有优势，只有集中全力发展自己的核心优势环节，将资源禀赋发挥到最大，才能使企业获得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10］因此企业需要专业化分工，并通过购买生产，外包不具备优势的业务环节。生产业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深化分工，提高企业效率和活力。

（3）生产业影响产业集群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生产业的集群有利于降低企业运作成本，每一企业都将资源集中于最擅长的某一产品或服务上，扩大了运营规模，规模经济导致成本降低；在集群区内，服务的提供者可以共享基础设施；企业区域内企业容易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并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才。［10］生产组织克服产业集群内“模仿陷阱”的机理，引进创新源、突破小企业创新困难,将创新成本分摊、将创新成果分享,在产业集群内形成创新机制和氛围,避免产业集群因创新动力不足而走向衰败。［11］

（4）生产业通过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地区投资环境是吸引外来资本和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投资成本是投资环境中一个重要因素。生产业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地区投资成本的高低，生产业如物流、法律服务、技术支持服务等越发达，地区的投资成本就越低，就越有利于吸引外资。当前，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倾向于在生产业较为发达，投资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因此，应发展生产业，通过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拉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8］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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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在转型升级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651.8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911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1053元增加到2011年的61649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二位。然而，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增幅不同程度回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对此，掌握江苏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探析其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积极寻找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对于科学地制定江苏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驱动力现状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样本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为了更好地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的现状，本节采用四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建立模型。该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均衡的国民收入不仅取决于国内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还取决于净出口。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方法：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它们各自的增长率与其所占权重之积。在这里，我们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区别于国家统计局核算方法，将GDP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细分为四个部分：S，I，X，N，得出经济增长率的核算方程：

gGDP=gs（S/GDP）+gI（I/GDP）+gx（X/GDP）+gN（N/GDP）

其中，gGDP、gs、gI、gx、gN是采用支出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S）、投资（I）、政府支出（X）、净出口（N）的增长率。S/GDP、I/GDP、X/GDP、N/GDP分别是S、I、X和N占GDP的比重。

具体研究江苏省的经济增长，江苏省GDP，消费（S）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投资（I）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政府支出（X）采用财政支出，进出口贸易净额（N）。其中，进出口贸易净额为出口与进口的差值，而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采用当年平均汇价（中间价）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进出口值。各项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1985年为基期，对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内的名义数据都除以GDP平减指数使之变成实际数据。GDP平减指数的计算，借鉴司春林（2003）的做法，按公式（1.1）进行换算：

Deflstor=  ；  ；  ；  ；（1.1）

其中，Deflator代表GDP平减指数，GDPi代表第i年支出法计算出来的名义GDP值，GDPiindex代表第i年的GDP指数，GDP1985index代表1985年的GDP指数（等于100），GDP1985代表1985年的GDP名义值。本文实证分析中用到的所有数据都是根据各名义数据除以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出的。

（二）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图1  ；各支出占GDP的比重

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如图1，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整个样本考察期的最低值30.69%；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89年之后逐步上升，2010年达到最大值55.97%；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在7%―12%之间；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由最初的平稳波动到2004年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直到2008年达到最大值18.79%，2008年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受阻下降至2011年的11.24%。

从年均增长率这个指标来看（见表1），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1.08%，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0.17%，相对于其他各项支出偏低，可能由于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导致的；政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GDP年均增长率；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和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57%和14.19%，均高于GDP和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反映了江苏经济增长受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特征。

表1  ；各支出部分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对GDP的贡献率

注：支出部分V从t1到t2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Vt2/Vt1）1/t2-t1-1〕*100%， 各个支出部分对GDP的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为：（Vt2/-Vt1）/（GDPt2/-GDPt1）*100%

从各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来看（见表1），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55.05%；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31.76%，仅次于投资，这主要由于消费占GDP的比重较高抵消了消费年均增长率相对偏低的影响；由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政府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也稳定在其年均增长率附近；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较大，但由于其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对GDP的贡献率相对较低。若对整个样本期进行分段考察，1985-1990、1990-2000、2000-2011，经过测算，净出口和投资贡献率都呈现出持续攀升的特征，而消费的贡献率则呈现走低态势。

综上所述，江苏省经济增长呈现出投资和净出口驱动的特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趋弱，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稳。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表明：江苏省经济波动主要源于自身因素，在各支出成分中，消费和投资冲击是造成GDP波动的最重要原因，但相对投资而言消费的贡献度较弱。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经济为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净出口作为外生需求，外在的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是明显的。相对来说，消费的经济稳定性作用还是具有解释力的，因为消费具有“棘轮效应”，扩大居民消费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外需可能的负面冲击会加大经济下行的风险，继续依靠高速增长的出口驱动经济已不现实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更具有重要意义。1985-2011年，江苏省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消费增长也慢于GDP增长，说明总体上居民并未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存在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政府需要从相关的制度创新入手，构建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以利于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推动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江苏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内涵。要重点支持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业的发展，构建生产业和生活业相均衡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种，丰富消费内容，完善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满足消费者对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服务的需求。

建立健全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推广、专利应用、农机服务、农资供应、加工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等农业专业服务，加快实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三新”工程，努力构建和完善以科技、营销、信息、金融和技能培训等服务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大力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农村市场改造提升工程，积极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加快建立传统交易市场与新型商业业态相结合、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农村流通体系。加大对农村村镇建设、交通通信、安全饮用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环保等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管理功能，进一步改善农民居住、出行条件，丰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欲实现“逆周期”运行，只能激发“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以消除外部经济疲软带来的出口不畅。而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显著，将成为新的内需发动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健康的城镇化要均衡发展，在发展大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要做大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具体而言，一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二要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解特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三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能搞“空城计”和农民“被上楼”；四要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第三，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混乱的市场经济秩序会恶化消费环境，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政府要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提高违法和丧失职业道德的“犯罪”成本，为消费者创设良好的消费环境，使群众放心消费。制定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刺激消费者潜在需求，带动和引导消费需求。要创新金融服务，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不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

第四，培育新的消费业态。要积极培育信息消费需求，拓展新兴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鼓励企业设立移动应用开发创新基金，推进网络信息技术与服务模式融合创新。丰富信息消费内容，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促进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艺术品等数字文化内容的消费。加快建立技术先进、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提升文化产品多媒体、多终端制作传播能力。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建设，实施网络文化信息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文化产品网络传播，鼓励各类网络文化企业生产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完善智能物流基础设施，支持农村、社区、学校的物流快递配送点建设，各级政府要出台仓储建设用地、配送车辆管理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大力发展移动支付等跨行业业务，完善互联网支付体系。加快推进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实施可信交易、网络电子发票等电子商务政策试点。

参考文献：

[1]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刘东皇，孟范昆.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研究：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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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45-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玉华，201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需拉动和投资高速增长。深入剖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现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1978—2011年，中国以年均9.8%的GDP实际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1978—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至48.3%，年均投资率超过38%，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2%（图1）。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维持在19%～25%，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之列。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日本，其平均投资率也仅为35%。

然而，高投资率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是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指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增量的比率，该指标越小，表明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图2所示，随着投资率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990年代后逐渐呈上升趋势，虽然在进入新世纪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之后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投资效率在1990年代后未有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还能够持续吗？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分析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中国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高投资—高增长”特征，许多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高投资的推动。王小鲁（2001）指出，改革20年来，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前上升2.5%，但投资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2]。武剑（1999）认为，资本形成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加强，到2010—20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3]。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4]。

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是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5-9]。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10]。

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效率的高投资，投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浪费。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的积累为代价的。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带来了诸如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形成不良债务等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2005b）[7][9]，还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平新乔，1998）[11]。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容易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大起大落”引起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一直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庞明川，2005；2006）[12][13]。

长期的投资增长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及其性质（张军，2005）[14]。由此可见，投资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投资增长是早期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此时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区别，投资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15]。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整体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对我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适时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必要。

（一）模型及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投资、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包括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较方便地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除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构造VAR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这也是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对于稳定的VAR模型，其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1。

（二）实证检验

1. 数据说明与变量设定。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1980—2011年，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效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和FINV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单位均为亿元；用ICOR代表投资效率。GDP、FINV和ICOR的对数分别用LNGDP、LNFINV和LNICOR表示，LNGDP、LNFINVT和LNICOR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GDP、DLNFINV和DLNICOR表示。

2. 变量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LNFINV和LNICOR进行ADF（Augment Dick-Fuller）检验，发现LNGDP和LNICOR在1%和5%的水平值是平稳序列，LNFINV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DLNGDP、DLNFINV和DLNICOR进行ADF检验，分别在5%、10%和10%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3. 协整关系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对时间序列的检验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来判别变量LNGDP、LNFINV和LNICOR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中，r=0表示三者之间无协整关系，r≠0表示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r=0时，迹统计检验统计量的值41.341 12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 07，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的值33.158 914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1.131 62，故拒绝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 因果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否可信，取决于变量是否都是平稳的或者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前文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固定资本投资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引起固定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效率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是引起投资效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也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之间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固定资本投资是投资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快增长，使投资效率下降；而投资效率不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引起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5. 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和稳定过程等信息。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图3、图4分别描述了经济增长分别对投资、投资效率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FINV（固定资本投资）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的冲击当期就有显著正向反应，这种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增强，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减小，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后，又呈缓慢增强趋势。

图4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ICOR（投资效率）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投资效率的冲击在当期就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在迅速增强，到第2期达到峰值后，这种负向反应呈缓慢减小趋势，至第7期达到最小，之后又呈缓慢扩大趋势。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冲击的反应为正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当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来自ICOR增量冲击的反应为负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投资效率的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反之提高投资效率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高铁梅，2006）[16]。即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差分解成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投资效率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借助方差分解对投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考察，定量把握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5所示。

从图5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动绝大部分源于其自身惯性导致，且自身冲击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率要显著大于投资效率的贡献程度，到第10期，经济增长变动中73%来自于其自身的冲击，24%来自于固定资本投资冲击的影响，而投资效率冲击的贡献度仅约为3%。

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自身发展速度，在没有受到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将按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要远高于依赖投资效率的提高，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是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实行渐进性的转变，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当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两者相比较，中国经济仍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驱动，而投资效率的提高则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较微弱的作用。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将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而不是效率的提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形成了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降低。

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接连不断的情况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且也因能源和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发展方针，实现从依赖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第一，调整投资思路，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广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政府应该避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如完善法治环境、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

第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调整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努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金融市场规则，加强信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玉华.世界经济失衡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2]王小鲁.改革20年和今后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4）：56-61.

[3]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1）：29-38.

[4]，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8）：3-12.

[6]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4a，（4）：4-15.

[7]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b，（9）：4-17.

[8]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5a，（4）：4-16.

[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b，（10）：4-16.

[10]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

[11]平新乔.“预算软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验证[J].经济研究，1998，（10）：70-80.

[12]庞明川.政府投资、经济转轨与体制性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107-113.

[13]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6，（2）：11-19.

篇7

一、引言

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金融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分担和管理风险，这对于储蓄、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同的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结构等，对于信息、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从金融结构入手。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内涵至今国内外学者也没有达成共识。理论界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在他那本《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他认为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金融资产的总量和实物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金融相关率；各经济部门的金融资产与负责总量及其在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上的分布；金融机构和非金融经济部门所持有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资产和负责所采取的金融工具的形式等等。二是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所谓“两分法”，即着眼于一国企业的外源融资——通过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融资角度划分的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即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以美国、英国为代表）。逐渐引入和传播，中国经济学者也开始研究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主要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为依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只是定性化研究中国的金融机制与结构；另一类则主要从金融资产的角度定量地研究和分析中国的金融结构特征。中国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理解和解释更是众说纷纭。如王维安（2000）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得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六大指标。李量（2001）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指出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王广谦（2002）则以金融资产结构为切入点，采用分层次的结构比率分析法来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与变化。李健（2003）从多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并认为金融结构由构成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组成。林毅夫（2009）认为，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内部各种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金融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从金融活动是否需要通过金融中介，可以考察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比例构成；从金融交易的期限长短，可以将金融体系分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从金融活动是否受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可以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就银行本身，可以分为银行业竞争程度和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布。白钦先（2003）认为金融结构是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并提出金融倾斜的概念。考察金融结构的表现形态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如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关系方面：易宪容，黄少军（2004）从银行观，市场观，法制观，功能观阐述了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喻平（2005）从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出发，探讨金融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过程。

二、金融结构特征

根据世界各国关于金融结构的分析，把金融结构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我国现在是银行主导模式。这主要由于我国的市场证券化程度不高，多数企业不能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

1.从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责结构来看：银行主导型相对于市场主导型的第一个基本特是：在全部金融机构中，银行的资产负责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而在市场导向结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份额要大得多。第二个特征是：对于前者，贷款是金融机构的最主要的金融资产。

2.从金融工具的规模和结构来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别在银行贷款规模，股票市值和发行结构，债券市值和发行结构等几个方面。

3.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方面来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别在于：对于前者，居民资产组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现金和存款；后者对股票和其他股权，债券占有很高的比重。

4.从非金融公司的融资结构和股权结构来看；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的差别在于：第一，前者的股权类证券的比例较后者为高。第二，在债券类证券中，前者的公开流通债券同银行借款大致差不多，而后者的银行借款要远远多于公开发行的债券。

三、我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为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选取GDP与JRXG、JRJG，JJJG四个指标，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剔除不显着变量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及VAR模型以反映其对GDP作用的大小程度。四个指标的取值时间跨度为13年（1995-2007）。

2.衡量指标定义。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值/GDP，金融结构指标=(金融资产总值-各项存款-各项贷款)/金融总资产，经济结构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GDP为相关各年度实际值。所有的数据来源于199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Eviews5.0中提供数据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如：图示法，主要是趋势图和散点图；单位根检验主要是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数据的平稳性，各个变量选择都选择具有常数项，滞后期为一期，序列为原来序列水平，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在表-1中各个变量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在1%显着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各个变量不是平稳序列，需要对原序列进行差分运算，使得各个变量为平稳序列。对各个变量差分后检验其平稳性，各个变量都是平稳的。 　从表-1中看到，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是正相关，与金融相关率和经济结构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中，金融结构是起主要作用。且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在1%的显着水平下高度相关，说明二者有很强的关系。

根据表-3结果在5%的显着水平下，拒绝DJRJG不是影响DGDP的原因，在10%的显着水平下，拒绝DJRXG不是影响DGDP的原因，DGDP不是影响DJRJG的原因即认为DJRXG是影响GDP的原因，DJRJG是影响DGDP的原因，DGDP是影响DJRJG的原因。

（四）实证分析

根据上表的因果关系建立DGDP和DJRXG，DJRJG的回归模型，阐释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其中建立一个DGDP和DJRJG的VAR模型，考察两者的短期影响关系。模型一为：

DGDP=20367.64788+278716.9058*DJRJG-60338.71995*DJRXG

s=(3132.085) (129673.9) (23208.91)

t=(6.502904) (2.149368) (-2.599808)

0.430458，=0.303893，3.401083 DW=0.581873

VAR模型所考察的是两个平稳序列在不知道内生与否的情况下，通过二者的因果关系联立二者，考察其滞后期的相互影响。

模型二为：

①DGDP=5933.87494+1.459178028*DGDP(-1)-0.7490528262*DGDP

(-2)+9838.067218*DJRJG(-1)-172152.272*DJRJG(-2)

s=(3464.47) (0.20377)(0.43841) (47402.2)(50099.6)

t= (1.71278)(7.16108)(-1.70858)(0.20754)(-3.43620)

0.98318，= 0.969737， 73.09901

②DJRJG=0.03220092284-2.4913851e-06*DGDP(-1)+7.395479427e-07*DGDP(-2)+0.03934627147*DJRJG(-1)-1.029324476*DJRJG(-2)

s=(0.05987)(3.5E-06) (7.6E-06) (0.81914) (0.86575)

t=(0.53786)(-0.70754)(0.09762) (0.04803)(-1.18894)

0.508013，=0.114424，1.290718

从以上两个模型的输出结果来看，模型一显示了金融结构，金融相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金融结构的系数值大于金融相关的系数，由系数符合显示了二者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与前面所做结论一致。由系数的大小知道，经济增长主要是金融结构与金融相关的正抵消效应而导致的。说明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经济呈正增长的态势。

模型二显示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与自身滞后期的关系，①中显示了经济增长与自身滞后一期和金融结构滞后一期正相关，滞后二期负相关。说明经济增长受自身和金融结构前期的影响，模型拟合度很高，说明效果很好符合标准。②中显示了金融结构与自身滞后期和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关系，由系数知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滞后期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不显着，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说明金融结构受自身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运用线性回归计量方法和VAR模型，考察二者的关系程度，得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不仅受金融结构的影响，而且还首自身前期和金融结构前期的影响，说明二者存在短期的影响关系。因此，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一些结论：首先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不管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其次应考虑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关系，有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第三，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第四，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逐步提高银行在金融体系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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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与区域视角分析

    2.1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质量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存在,更不是内容结构简单的概念。其往往在经济测度中表现出丰富的内涵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其作为一种经济增长衡量指标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与价值意义。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在表现上也是从3大方面进行的。(1)经济增长结构。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结构中的测度标准,从其指标的选择内容上来说,其主要的依据应当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投资消费结构方面、经济金融结构方面、国际收支结构方面来总结的。(2)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产出、价格变动及就业方面。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测度的过程中也通过对这3个方面进行稳定性的考察。(3)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资源与环境方面为标准的测度而言,实现资源利用应当根据经济生产过程中相关的因素作为基础性测度标准。

    2.2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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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复杂大系统具有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复杂性特征。一般来说，复杂大系统都是有人、机、环境三大要素来构成的，要素之间的沟通需要借助环境所赋予的各项参数进行，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否则其会失去生命力。构成复杂大系统的要素通常是许多小系统，这些小系统在独立发挥作用时是呈现层次性的，这也体现了复杂大系统的层次性。社会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也使得复杂大系统的稳定状态是动态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带动系统的变动。复杂性则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理层的复杂性、生物层的复杂性、社会经济层的复杂性。

（二）电子商务的大系统特征

电子商务的大系统是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视作是其子系统，因此电子商务的大系统除具备复杂大系统的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电子商务系统的特征。电子商务的大系统是开放状态的，它面向的是所有企业与个人，在开放的环境中完成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系统通常包含若干个子系统，这是由其商务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比如企业投入的资源、各职能部门等。系统的子系统种类繁多且复杂，由于电子商务大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这使得构成或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要素很多，每个要素都可能成为一个子系统，这造成了子系统的种类繁多且具有复杂性特征。

二、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理论与方式

（一）电子商务协调发展的大系统递阶结构

电子商务系统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其可按照大系统的多层递阶结构思想来建立多层管理模式，即将电子商务系统按照构成要素分成相互独立的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通过统计指标分析可建立三层结构的递阶结构系统：局部控制级（直接控制层，最低决策级）、递阶控制级（最优化层、中间决策级）、协调控制层（自适应层，最高决策级）。根据国民经济控制原理，这种三层结构的电子商务递阶结构系统更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控制，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递阶结构的电子商务系统体现较强的双向控制特征，即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控制。

（二）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间的协调发展指数模型

要研究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评价，需要建立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指数模型，该模型需要满足两个要素，即协调度与发展量。首先，根据电子商务与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相互关联，建立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评价指数，并对该指数进行无量纲处理，使该模型能够实现量化分析；其次，据大系统的协调原则，即关联预估原理，计算每个指标的状态变量指标的协调变量，并对无量纲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加权加法。

（三）电子商务协调控制模型

在研究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控制时，可将电子商务视作一个大系统，将其构成要素视为其的子系统，那么从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的实际出发，通过分析电子商务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模型，并在内在关联的作用下生成整体的模型结构。即：Xij(k+1)=φ(k)•θij(k)+vij(k)从模型的构建来看，其计算过程如下：①收集研究对象的资料，并根据构建模型的需求统计单个指标；②根据上述模型计算时变参数θij(k)；③在确定好各项参数后，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最为合理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与预测；④采用状态方程的自适应预测与控制；⑤进行电子商务大系统的自适应协调控制。

三、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及双向控制

（一）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

要想分析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必须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控制指标与经济系统控制的指标，然后计算协调度指标。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信息资源开发效率指标、信息资源投入效率指标、信息资源利用效率指标、协调度指标。协调度指标主要包括管理运行协调度、企业文化适宜度。将所有指标明确后，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即可实现对电子商务—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控制的评价。

（二）企业电子商务协调发展评价

企业电子商务协调发展评价既是将电子商务大系统所有指标进行加权量化，一般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涉及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内生信息资源产出率、外生信息资源产出率、电子商务收益率、电子商务销售收益率、信息基础设备使用率、电子商务需求效率、电子商务应用效率、电子商务利用率、专利成果利用率、电子商务人员业绩、电子商务系统运行调度、企业文化适宜度、管理运行协调度等。对所有指标因素进行量化加权后，通过综合分析，可实现电子商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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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生产业集聚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工业及制造业的高度机械化和专业化、辅助行业发展以及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务院在2015年出台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政府积极创造良好环境以促进生产业发展的工作重点。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区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地区对生产业集聚水平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研究生产业集聚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对于进一步探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业集聚以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RiccardoFaini（1984）根据两地区两部门模型，发现生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学者Aslesen（2007）通过探讨生产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发现：一方面，生产业集聚水平能够促进高科技技术的产生，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会需要更多更先进的技术，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业的集聚。这些从侧面说明了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我国学者钟祖昌（2011）通过区位熵指数对我国物流业的集聚情况进行了检验，并得出结论：物流业集聚在省级层面上有空间相关性，且物流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侯淑霞、王雪瑞（2014）的研究表明，我国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及内生关系，但没有产生拥挤效应。袁丹、雷宏振（2016）的研究表明，当相邻区域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和开放程度比较接近时，生产业集聚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曹聪丽、陈宪（2017）认为，东部和中部的生产业集聚对相邻区域产生了集聚阴影效应。

通过整理国内外学术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考察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大部分学者都是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忽略了不同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的问题，这正好违反了高斯-马尔可夫经典假设，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因此，文章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将生产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TR）、“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IT）、“批发和零售业”（SA）、“金融业”（FI）、“租賃和商务服务业”（BU）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SC）六个细分行业，并运用空间误差模型以及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生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莫兰指数测度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设定空间权重矩阵W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前提。沿袭已有文献的传统做法，本章利用邻接距离计算莫兰指数。文章通过opengeoda软件进行计算，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显示的结果可以看出，莫兰指数的值都大于0，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说明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集聚趋势存在相似特征；另外，莫兰指数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空间地理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应考虑空间地理位置的影响，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来研究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对2016年的横截面数据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并分别采用SLM、SEM空间模型进行计量，结果见表2。

根据表2的空间滞后模型（SLM）的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系数为负值，表明该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是该产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给地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且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而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这些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分析，生产业各细分行业在推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力投入量可有效加快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体而言，各细分行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依次为：商务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劳动力投入量>金融业>信息业，我们可以发现，金融业及信息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处于生产业各细分行业的最后两位，明显要小于人们的预期，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金融业相比模型中的其他各项，在产业竞争力与运行效率方面存在差距，一定比例的省市，在现代金融产业服务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不足；另一方面，中西部广大地区经济基础及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教育水平落后、创新能力不足，使得信息业这一知识密集型产业不能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空间滞后误差项系数为-0.11，并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不仅表明了空间相关性的存在，而且表明邻近地区的解释变量误差会对本地区的被解释变量产生负向作用，也就是说在我国省级层面上存在经济资源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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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36-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业比重大大增加，这与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预测的一样。文章致力于分析服务业比重的不断增大对经济的增长产生的影响。

一、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贝尔认为，工业社会的服务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业和零售业，而“在后工业社会里，强调的是则一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如果我们把服务业分类为个人性质的；企业性质的；运输、通信和公共事业；以及保健、教育和管理，最后这个类别的增长对于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界——在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专业以及管理部门——不断扩张的类别。”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不同，它是一个包括了金融、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业等对经济增长贡献日益增大的服务行业。

二、服务业的性质——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

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当今服务业的劳动究竟属于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呢？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要的问题就是服务业经济活动的性质。

对此，学界观点大致有以下四种：1.服务业的活动是非生产性的。斯密认为，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的标准在于是否能生产价值，制造业的活动是生产性的，而服务业作为不生产价值的活动，它的比重增大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侵蚀。马克思也赞同斯密的观点，他认为，生产性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关系下能被转化为可变资本的、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2.工业部门内也有非生产性劳动，如产品的装潢。巴兰和斯威齐发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销售和广告的巨大发展，甚至在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为销售努力而增加的非生产性劳动。3.部分服务业的活动是非生产性的。沃尔夫认为，教育、医疗、公共事业等都间接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提高，因而有利于产量的增加，属于生产性劳动，流通领域是唯一非生产性的活动。4.服务业的活动不是非生产性的。很多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往往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为生产活动顺利进行而提供的服务，它通过交换也能成为商品，因而服务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

综上所述，判断某种劳动是否为生产性劳动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是不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另一个是看能不能增加财富。全部经济活动可以划分三种：一是生产生产资料的活动，二是生产消费资料的活动，三是流通领域的活动。第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当然也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种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当然也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而第三种虽然可以帮助在生产活动顺利进行，但是它本省并不能增加任何东西。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使服务业中存在生产性活动，它的比例的增大也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后工业时期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后工业时期，服务业比重大大增加，这似乎出现了现实与理论的相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服务业为什么还会迅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工业经济时期不同，后工业经济不在一味追求产量，而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工业竞争的方式也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和新奇的优胜。这就给服务业提供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可能。

首先，当今的资本积累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还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在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积累主要靠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在后工业经济时期，“产品创新”的竞争方式要求资本积累还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这又以“知识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因此，教育的投资和发展变得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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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01-02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危机过后的中长期回调阶段，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资产泡沫积聚和输入性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等。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国内外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实际上，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红利面临一定的冲击；加之近期政府持续实施更加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使得我国以往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同时，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增长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加大，使得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不过，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物价上涨的基础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后劲，但通胀的周期性波动风险还将存在。

毫无疑问，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特征将会更加趋于理性，增长速度也将趋于放缓。鉴于此，本文将从GDP增长动力、控通胀与稳增长的方法、产业发展、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前景和政策选择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二、宏观经济形势、GDP增长动力及政策选择概述

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在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渐渐恢复。然而，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也趋于复杂，这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实际上难度加大。一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必须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多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还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调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为稳定经济运行，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要针对仲系哦啊企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完善。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建议配合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完善支持政策促进相关社会组织建立并发挥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受国内物价飙升、房地产调控、国际贸易保护日趋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如何、GDP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导致的外贸出口下滑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一是高储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存在，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得天独厚的惯性。二是从制度模式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依然有其较强的生命力，通过集中资源化解风险和矛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率较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和动力的缺失问题，尤其要克服制度创新的疲劳症，克服中等收入危机。

三、新时期汇率政策及选择

人民币汇率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因素，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走向。新的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实际上，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存在的争议是，一方面，西方国家随意根据“麦当劳指数”等并非绝对科学的证据向人民币施压，人民币经常面临被动升值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普遍存在实际上表明人民币有贬值的要求。

近年来，实际消费的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既有升值的理由，也有贬值的要求，但综合起来结果往往难以断定，不过，可以断定的是人民币绝不只有升值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变化趋势都需要持续关注，这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贬值风险息息相关。

四、新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选择及产业发展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遏制滞涨。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面临了增长缓慢与高通胀水平并存的情况。一旦这些情况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和危害，这使得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增加。因此调控的主要思路是要进行若干结构性的微调与优化，继续加大反通胀、保增长的力度，同时促进产业基础建设。

当前，中国通胀的诱因是货币超发与成本拉动。不解决滞涨问题，经济增长将是非有效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滞涨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一旦低增长、高通胀并存，将会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遏制经济滞涨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寻找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既反通胀，又要保增长，要改变“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避免货币政策的恶性紧缩。可以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以保障经济结构转型，避免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二是要积极推进消费增长方式优化，要转变增长方式，大力启动消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要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实际上，现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要加强结构调整，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