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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
1.创业界定
创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也是解决一国就业问题的良好途径。当把创业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时,其是一个跨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多层面的动态复杂系统。由于创业学是一新兴学科,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学者们在其概念上的研究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使得学者们难以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限制了创业学科的发展。
有些学者从创新角度界定创业,认为创业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机会被确认、被创造,最后被开发来产生新的财富创造的能力,任何人都可通过学习成为一个创业者并具创业精神(Peter?Drucker,1985)。创业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开拓创新。创业既可指新组织的创建过程(Gartner,1985),即个人或团体依法登记设立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从事有偿经营的商业活动(朱炎,2000);又可指组织中新单位的成立,以及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NicholasSiropolis,1986),这扩大了“创业”的内涵。因此可将创业分为两个层次:“创建新的企业”和“企业内创业”,前者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创业,而后者则代表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创业”。
从生产要素和创造财富的角度对创业概念进行定义的也比比皆是,认为创业是创业者以确定的价格购买生产要素,并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再以不确定的价格出卖其转换品(产品)的活动(RichardCantillon)。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协调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JeanBaptisteSay)。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既是一条创业路径,又是一种创业方法,通过组合可以产生新的商业机会,形成新的组合力量,这对创业十分重要。RobertRonstadt从创造财富的角度出发,认为创业是一个创造增长财富的动态过程,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的《创业学教程》(2004)对创业的定义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从创业机会和创业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界定创业概念的观点更为常见,HowardStevenson认为创业是追踪和捕获机会的过程,可由发现机会、战略导向、致力于机会、资源配置过程、资源控制和回报政策等六个方面的企业经营活动来理解。郁义鸿等(2000)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机会和捕捉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该定义强调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捕捉和利用能力以及所创造的新事物必须是有价值的,其价值不仅对创业家而言,也对开发的目标对象而言。创业的意义在于创新和创造,创业者是创业的主体、创业构思的孕育者,他们通过奉献必要的时间和努力,开创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虽然他们可以借鉴、模仿和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方法,但他们必须从头做起,将创业构思转化为实际行为,但这必然存在巨大风险,风险可能来源于技术、资金、管理、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创业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心理和社会风险来获取货币报酬和个人满足(AmarBhide,1992)。
2.创业风险界定
对创业风险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大多数国内外学者都只针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或角度来界定,而并没有将其一般的概念提炼出来。Timmons和Devinney将创业风险视为创业决策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处理进入新企业或新市场的决策环境以及新产品的引入。赵光辉主要从创业人才角度界定创业风险,认为创业风险就是指人才在创业中存在的风险,即由于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企业的复杂性,创业者、创业团队与创业投资者的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而导致创业活动偏离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无独有偶,牟永红也从人员风险的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了阐述,认为创业过程是需要不断地吸收风险投资的过程,而风险投资家们在对新创企业进行风险评估时,首先看重的就是创业的人员,而不是项目本身。人员风险具体表现在人员的能力、人员的流失和人员的道德三个方面。刘骅将创业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指由于创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非外部因素引发的风险,即与创业者、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引发的风险。
二、创业风险研究综述
目前,创业理论体系仍然是由国内外学者各自积累的学术碎片所组成,创业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仍处于“青春期”(Low,2001)。由于存在理论和实践的真空地带,创业理论需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创业风险的研究问题。在有关研究中,创业风险的提及率很高,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投资风险的研究层面,站在创业企业角度对创业风险的研究还较少。
在对创业者风险倾向的研究中,Brockhaus(1980)和Bird(1997)认为创业者比一般管理者在决策中接受更高的风险水平,但这并不表示创业者的风险倾向高于一般管理者。此外,还有许多国外学者都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试图证实创业者与一般管理者在风险倾向上的差异性,但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所达成的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创业者在风险倾向上较一般管理者并无实质性差异(Low,2001),创业者只是中等程度的冒险者(McClelland,1961),[5]只是创业者抱着更为乐观的心态看待创业机会(Palich,1995)。在对创业风险分析和管理的研究中,Gerosa、Nasini(2001)以太空产业为分析对象,对其创业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将创业风险管理视为太空产业管理中的一项新挑战;Barker、Harrell和Todd(2002)提出了基于模拟现金流量分析创业风险的方法,Puing和Zedtwitz提出了孵化器风险管理方法以及Allen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创业企业风险管理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学者从投资者角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创业企业的风险治理理论。
国内学者对创业风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从创业风险来源及构成的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研究,陈震红和董俊武(2003)认为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企业的复杂性、创业者、创业团队与创业投资者的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是创业风险的根本来源,创业过程中往往会存在融资缺口、研究缺口、信息和信任缺口、资金缺口、管理缺口等,这些缺口导致了创业风险的产生;李志能、郁义鸿和罗伯特·希斯瑞克(2000)认为创业风险产生的形式依赖于创业的领域,通常的创业风险不外乎由财务风险、精神方面的风险和社会领域的风险等几个方面构成。对创业风险的识别、评估模型和控制进行研究,李洪彦(2007)从高科技创业风险的特征出发,对高科技创业风险管理与传统企业风险管理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创业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方法以及创业风险控制的有效途径,并探讨了防范高科技创业风险的管理策略;赵观兵、万武(2006)建立了高新技术创业风险评判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高新技术创业风险进行评估;颜士梅、王重鸣(2007)以混合安排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并购式的创业人力资源整合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论框架,将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的控制策略分为基于规范、基于期望和基于契约的三大类控制策略,并通过深度访谈来获取数据和资料,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不同人力资源整合风险控制策略及其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赵光辉(2005)从人才创业风险的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原因分析,并对创业的经营风险、财务与会计风险、投资风险、企业内部审计风险等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一些学者还对创业风险的管理机制进行研究,如付玉秀、张洪石(2003)以委托-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创业风险中的创业企业家风险在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成因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包括项目筛选机制、投资工具选择、契约限制与条款约束、动态评估和分阶段投资、控制权激励、风险报酬激励、风险跟踪管理、退出投资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创业企业家风险管理机制;陈晓健(2006)从创业企业成长风险入手,研究创业企业成长风险跟踪管理机制,认为创业投资家为了及时识别和控制创业风险,应参与创业公司的管理,并构建风险跟踪管理机制来加强对创业企业的风险监控,在确定风险跟踪管理的方式与参与程度时,创业投资家应考虑创业企业发展阶段、股权比例和投资行业等因素。
三、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关于创业的概念,虽然学者们存在着不尽统一的定义,但他们均围绕着创建新组织,开创新业务,利用创新思想创造资源的新组合;发现、捕捉与利用商业机会;价值创造与财富增长;风险承担等视角进行阐述。国内学者对创业概念的界定大多是借鉴和总结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较集中于从创业机会和创业风险承担的角度开展,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捕捉和利用机会并获取收益的过程,这个过程创业者需要创新和承担相应的风险。创业机会是创业的必要条件,也是首要条件。因为一个理性的创业者不管他拥有多少资源、拥有多少新技术,如果没有机会,他是不会进行创业的。创业不一定要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服务,也不一定要有新的技术,但它一定要有创业的机会,创业者也是因为看到了创业的商机,捕捉住商机才利用商机进行创业的。关于创业风险的界定,目前研究只是从某个角度展开,且只是将创业概念与风险概念“相加”进行界定,并没有将创业风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进行专门定义。
在创业风险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但研究角度存在着差异。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创业风险的承担者——创业者出发,研究创业者的风险倾向,寻找创业者愿意冒险创业的原因;在创业风险的分析和管理方面,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创业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方法以及创业风险治理理论的研究。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创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运用现有的方法对具体的创业风险进行评估以及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他们更多的是处于应用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对创业风险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Drucker,P.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M].NewYork:HarperRow,1985:16
[2]郁义鸿李志能罗伯特D·希斯瑞克:创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9
[3]刘骅:民营高科技企业创业风险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中小科技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国家也逐渐将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提升到战略位置,制定了相关的扶持和鼓励政策。
1 中小科技企业的经济过程分析
1.1 中小科技企业的定义与界定
中小科技企业是将科技研发人员作为发展主体,通过对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形成一种以科技成果为基点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经济实体。关于中小科技企业是如何界定的,国内外持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国家对于中小科技企业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迅速的发展起来,九十年代开始进入黄金时期。国外普遍将中小科技企业的界定因素定义为科技研发人员以及科研费用展销售金额的比例。我国对于中小科技企业的界定基本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科技部开始设立关于中小企业的创新基金,并第一次对中小科技企业做出定义,基本上是从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员工的规模、科技人员的比重以及科研费用所占比例等方面进行判断。例如我们所熟知的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材料研发企业、电子产品科研企业、半导体研发企业、网络科技企业等,都是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发展历程和创业的艰难。中小科技企业通常是因为新技术的不确定性,是企业陷入创业风险。对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对于我国中小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创业和创业风险
创业是管理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经济管理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中一个热门的话题。究竟什么是创业呢,管理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目前来说,较为权威的定义是有Shane和Venkantaraman所提出的,他们对“创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创业其实就是建立企业的过程。在经济管理领域当中,创业是以新事物为侧重点进行理解和创新,并不断的被特定的人所发现,这些个体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对其进行开发和研究,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经济管理学家对于“风险”的研究也是各执其词,并没有严格统一的说法,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风险”最早来源于意大利语Risque,但是很多的学者并不认同,而将其起源认定为希腊语Rhiza,认为“风险”是从海上贸易以及保险行业中兴起来的。本文研究的是创业风险,究竟什么是创业风险呢?经济学家认为,创业风险是指人们在创业过程中产生的或潜在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创业环境以及创业机会、创业队伍或者投资者等各方面的局限性导致的,对于企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危害。创业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和前提,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2 中小科技企业面临的创业风险
2.1 国家政策和法律风险
无论是何种企业创业,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风险,作为行业的指向标,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小科技企业来说,要想取得更好的发展,必须寻求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国的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市场较为复杂,充斥着许多的行业乱象,这就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等很多方面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问题,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由此可见,法律法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的科技型创新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发展氛围,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限制。在国家政策方面,也为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在技术开发以及经济知识产权等很多方面界定了方向。
2.2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中小科技企业创业的主要风险之一,在企业创业初期也是极为严峻的问题。通常来说,技术风险主要是将创意进行转化变成科研成果,进而形成知识财富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风险。在企业的创业风险中,技术风险的水平是相对较高的。西方国家关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显示,在中小科技企业创业的过程中,从创新思想的提出到开发成果的形成,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科技企业创意被淘汰掉。同时,中小科技企业创业的前期,关于开发资金和费用等很难从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等方面获取,而是更多的考政府扶持或者民间机构的自护进行的。
2.3 金融风险
相对于传统企业来说,中小科技企业更具有灵活性,但是投入和风险方面也在相应的增加。中小科技企业对于资金的要求也不断的提高,在资金的持续性和实效性以及融资量等方面都陷入了瓶颈。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首先,中小科技企业的内部局限性导致融资困难。在创业阶段,中小科技企业往往投入大量的资金运作,并没有太多的剩余闲置资金,这就造成了中小科技企业很难在内部进行融资,使得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其次,中小科技企业的外部融资也极为艰难。由于中小科技企业的投资风险较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能充分的相信并提供资金支持。再加上中小科技企业融资的渠道较为单一,直接融资的可能性非常小。此外,我国的创业投资以及风险投资等对于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在支持力度方面较低,中小科技企业本来就属于风险较高的投资,机上在我国的起步较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这些问题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4 信息风险
首先,中小科技企业对消费者未来偏好以及需求了解不足,加上消费者需求存在内隐性等问题,中小科技企业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并不能及时正确的把握和了解。同时,由于中小科技企业的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生长周期相对较短,在市场的存留速度都有较大的变动,使得中小科技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次,中小科技企业对产业结构以及竞争对手并没有充分了解。由于产业结构的复杂多变性,中小科技企业并不能充分的把握,使得中小科技企业的结构不能及时有效的调整。同时,中小科技企业不能对技术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也极大的增加了中小科技企业的风险。由于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百分百的循序渐进,很多时候可能发生突然的变化。最后,中小科技企业对企业的创新项目不能及时的转化为成本,对其中大部分风险都不能及时有效的做出估计。再加上中小科技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评估能力相对落后,大部分都是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造成了市场转化成本难度大大增加,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创业风险。
2.5 人力资源风险
中小企业创业的人力资源风险主要包括投入与需求的矛盾、用人风险、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认识的差异性等方面。在需求与投入的矛盾方面,主要是指人力资源的投入和高素质人才之间的矛盾,主要包括资金的限制、发展历史与主观认识、经验的欠缺等方面,中小企业资金渠道本身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投入。中小科技企业本身的发展历史和主观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有形资产比较重视,但是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视度较低,在创业之初,中小科技企业的业主往往自己充当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弱化。中小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并没有积累太多的经验,消费者的认知度较低,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必须提供更高的报酬,进一步增加了人力资源的投入不足。再加上中小科技企业在产品的生产和营销以及管理方面都需要从零开始,这就要求中小科技企业应该建立更强的组织建设的能力,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创业风险。在用人风险方面,创业期作为企业发展变数最大的一个时期,失败的几率也相对较大,使得企业的人才购买风险大大的增加。中小科技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对目标的认识存在着显著地差异性,是行业内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效用函数的差异性问题决定的。这种对于经营理念的认识偏差,使得中小科技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形成统一的发展目标,大大降低了中小科技企业的执行力度。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风险。
3 中小科技企业创业风险的控制防范
3.1 国家政策与法律风险的防范
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过程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因素,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其进行防范和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实施的前提是应该拥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内容和前景的创新,但是这些内容都是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因此,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时应该严格的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能踩踏法律的红线。应该对一些公益性的或者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业进行创新,跟随政府的行业指向,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争取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扶持。
3.2 技术风险的防范
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之初,主要是实现理论方法想生产力的转移,并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与规范,在这个阶段,中小科技企业只有实现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才能有效的抑制企业的创业风险。在创业的初级阶段,中小科技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核心技术的形成,这对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中小科技企业的主要技术风险的防范包括实行自主创新、模仿创新模式以及合作创新模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自主创新模式在技术方面有着显著的特殊性,容易形成市场垄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模仿创新主要是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减小企业的创业风险。合作创新模式可以有效的减少产品的研发周期,适用于大部分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中小科技企业还应该联系实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
3.3 金融风险的防范
中小科技企业创业之初,很难形成一定的规模,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极不成熟,生产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在收益以及资金吸引能力等方面也呈现出较大的劣势。中小科技企业首先应该提高内部融资的地位,因为企业所产生的利润基本都会投入企业进行再生产,可以对效率较低的产品进行出售以换取资金。其次,中小科技企业应该灵活的引进和吸收外部资金,对于企业发展中一些发展态势较好、收益较高的项目,政府应该大力的支持,并对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和宽松的政治政策,增加潜在的投资者。中小科技企业也应该针对其中的问题不断的与相关部门进行反馈,增加交流和沟通,以便获取创新基金的资助,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金融风险。
3.4 信息风险的防范
信息风险是中小科技企业创业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只有不断地完善信息传递体系,才能有效的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首先,中小科技企业应该加强对信息的重视度,由于技术创新食欲信息的传递效率密切相关的,信息对于生产方式的革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其他因素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信息传递效率在强度上相对较高,因此,中小科技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信息的传递效率,增强信息的实效性和可信度。另外,中小科技企业应该将信息效率和企业的业务流程充分的结合起来,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目前的中小科技企业信息效率普遍较低,多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传递,为其创业过程带来了极大的风险。最后,中小科技企业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预警机制,更加及时有效的获取信息。
3.5 人力资源风险的防范
中小科技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首先要做到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提高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致力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对认识人才的标准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转变,提高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能力。其次,应该建立完善的人才能力发挥机制,对企业中专业能力较强的人才进行特别任用,使得他们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提高创新的能力。最后,企业应该积极寻求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企业整体拥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取向,保证团体的利益关系,对价值观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地解决,做到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降低创业风险,实现中小科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中小科技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中坚力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和实现我国的企业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繁荣稳定。但是由于我国的中小科技企业不断的增加,充斥着较多的行业乱象,加上中小科技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在创业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制约着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只有对中小科技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问题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的提出
以亚洲疾病问题(Asian disease prblem)为代表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risky-choice framingeffect)(往往被默认为框架效应)已成为行为决策中的经典“异像”(anomaly)。Kanneman和Tverskv把具有直觉特点,需意识或非意识(uncon-scious)参与的信息表征称之为Ⅱ型信息加工,而该加工过程被称之为“框定”(framing)过程。基于此,Tversky和Kahneman用框架效应(framing ef fect)来描述期望值相同而表述不同的风险选项的偏好反转,如对于亚洲疾病问题。在正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选A,而在负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选D,而实际上A与C、B与D是期望值等同的选项,这就是最早提出的框架效应。
亚洲疾病:美国正在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种疾病的发作将使得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产生后果的精确科学估算如下所示:
正面框架(eain):
A方案,200人将生还。
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
负面框架(lose):
C方案,400人将死去。
D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框架效应违反了规范决策理论(normativethery)的不变性(invariance)原则,对传统经济理性思路提出了严重挑战。研究发现,专业人员也受框架效应的影响,群体情境中也存在框架效应且效果更明显,在完全假想的决策情境中框架效应也依然存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普遍(如mandel)。
从表现形式来看,框架效应包括双向框架,即传统意义上的框架效应,和单向框架效应,即输框架只加重了原来已有的冒险倾向,赢框架只加重了原来的风险规避倾向。选择的百分比都在50%的同一端。从结构形式来看。框架效应可分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属性框架(attribute framing)效应和目标框架(gool framing)效应。而亚洲疾病问题则属于风险选择框架效应,也是本文考察的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受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决策背景等其它社会线索任务结构特征的影响,作为风险决策表现形式之一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也存在着领域特异性。而以往研究大多以亚洲疾病问题为背景,本研究将突破此常规,以创业风险决策为背景,拟探讨任务结构特征(包括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创业倾向、抱负水平)对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创业过程充斥着风险。其风险体现在一次次两难决策中,可预见创业情境下的框架效应有其独特的不同于疾病问题等其它领域的特征。
决策任务结构由组成各展望的框架属性、损益值和概率水平,以及隐藏于决策情境背后、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线索如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等组成。框架效应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并不出现在所有正负描述的情境中。
Ktihberger等元分析得出,风险偏好除受输赢框架影响外,还受损益值、概率水平和赌注类型即领域特性的影响:高损益值导致风险规避,高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或得益框架”下的风险规避而导致“输或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寻求。该元分析包含了疾病、财产、金钱、工作和时间等多种情境。因此,在损益值大小、概率水平高低对框架效应的影响上,本研究预想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会和其它情境一致。损益值低时人们敢于一试,高了就不敢冒险了。而概率水平则间接地通过损益值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此,本研究假设:
H1: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受风险决策结构特征的影响。并遵从以下假设:
H1a:高损益值导致风险规避,低损益值导致风险寻求:
H1b:高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框架”下的风险规避而导致“输框架”下的风险寻求:相反,低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框架”下的风险寻求和“输框架”下的风险规避。
框架效应的出现依赖于决策问题内在附有的任务、内容和背景,它们各自包含独特心理机制,这些因素构成决策的社会线索,它有强弱之分。面临决策问题时,人们优先受强线索的启发,当有强线索时弱线索(如语义线索、框架的情绪属性)的影响变得微弱,只有在缺乏强线索或强线索互相牵制抵消而成为模糊情境时。弱线索才成为主导,此时框架效应才会产生。
创业风险决策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特质(如抱负水平、成就动机、风险偏好、控制类型、功效感等)、个人背景(如创业经验、家庭经济状况等)、创业态度(如创业倾向)和创业环境(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等,它们都可能构成创业风险决策的社会线索。鉴于创业环境和个人背景的难控制性,为了得出一般化结论,也为了适应实验室研究特点。本研究不关注它的影响。个人特质的类别很多,而且概念重叠,如成就动机和抱负水平、控制类型(locus of contol)和效能感(seif-efficacy)等,它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有着类似的机制。因此。本研究选择个人特征上的抱负水平、创业态度(创业倾向)两个代表性变量。考察其对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这也是特定于创业决策情境的社会线索。
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代表了个体对未来取得成就或目标的一种期望,它受经验、能力和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表现出动态适应性;而创业倾向代表的是个体创业意愿的强烈程度,某种程度上反应了风险承担性。Steward和Roth元分析发现,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明显的风险倾向。风险承担是创业精神的三大维度之一,创业者是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更高的群体。因此,本研究推测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高的个体更偏好风险。
H2: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受决策者特征的影响,并遵从以下假设:
H2a:创业倾向对创业情境中框架效应有显著影响,高的创业倾向导致更强的风险偏好:
H2b:抱负水平对创业情境中框架效应有显著影响,高的抱负水平导致更强的风险偏好。
2 方法
2.1 样本
采用的都是正在接受再教育或培训的有工作经验的样本,以白领员工为主,他们熟悉企业的竞合和投资决策过程。考虑到框架效应的情景敏感性。为了减少被试背景的不同可能带来的变异,研究选择的都是工商管理类专业、且学历相近的学员。根据材料的填写完备情况和操作检验(manioulation chack)做
答正确与否的结果,删除了部分无效问卷。
参与损益值影响研究的总样本155人,有效人数为152(有效率98.06%),平均年龄26.64岁。平均工龄5.48年,其中男58人(38.20%),女94人(61.80%);当中有28人是中层(主管或副经理)及以上管理者,男12人(42.86%)、女16人(57.14%),平均年龄30.36岁,13人有大专及以上文凭、15人中学文凭;余下的124人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
参与概率水平研究的总人数220,有效213人(有效率96.82%),平均年龄24.71岁。平均工龄4.21年,男75人(35.21%)、4人(1.88%)未报性别: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
2.2 实验设计
创业风险决策情境的设计参照了Shane和Venkataraman的创业定义及Antoncic和Hisrich关于内创业的概念,以及参照了亚洲疾病问题及其它框架效应研究(如Wang 等)中的情境。设置了“市场竞合”和“创业选择”两个决策情境。设计两情境的目的一是充分体现创业活动概念的内涵:二是考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考虑到决策情境之间可能存在的干扰。损益值影响和概率水平影响是分开做的。损益值影响研究原本是作为预研究(pilot study)来做的,因此创业倾向与抱负水平的影响也只放在概率水平研究部分。
“市场竞合”决策情境举例如下:
情境1 市场竞合
信海公司准备在H城市开发一种全新的服务市场,经市场分析得出这一市场总价值约¥800.000。与此同时,另一外资企业也准备把这种服务引入H城。现信海面临着与外资联合还是竞争的两难选择。选择联合,则有望得到价值¥240,000的市场;选择竞争。则可能得到更大或失去更大的市场。如果您是信海的创业者之一,对如下选项您将如何选择?
输(损失)框架:
A.选择联合,失去市场价值为¥560,000;
B.选择竞争,30%可能性失去市场价值为¥0:70%可能性失去市场价值为¥800,000。
赢(收益)框架:
A.选择联合。赢得价值¥240,000的市场:
B.选择竞争,30%可能性赢得价值¥800,000的市场;70%可能性赢得市场价值为¥0。
损益值影响研究采用的是2(框架:输、赢)×3(损益值大小:高、中、低)的被试者间设计,共6种处理。以市场总价值为例,市场竞合情境损益值从大到小分别是¥8,000,000.¥800,000和¥80,000:创业选择情境则分别是¥60,000,000.Y6000,000和¥600,000。每种处理人数在21-32之间,共152人。概率采用的都是赢框架下为30%,则输框架下为70%。
概率水平研究采用的是2(概率水平:10%、50%,与其对应的输框架时概率即为90%、50%)×2(框架:输vs.赢)的被试者间设计。把其它条件相同仅次序不同的处理合并统计,形成4种处理,每种人数在48-55之间,共213人。加上损益值影响研究中损益值大小相同,概率为赢框架时30%(输框架70%)的处理,构成概率水平影响研究,即共6种处理。
创业倾向问卷改编自范巍和王重鸣、贺丹的研究,4个项目Likert式4点量表。代表性项目如,是否有详细的创业设想和规划?从“没有”(O分)到“非常详细”
(3分)。本研究中其Cronbachα系数为0.80。用一项目,即“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期望未来3年后的薪水是¥,月”来衡量抱负水平。
2.3 实验程序
实验材料用空白封面覆盖,每一页只包含一种处理。在不同培训班上课开始后分发给被试,经主试宣读完指导语后开始。要求独立做答,完成后交给主试。为了避免阅读顺序的影响,两决策情境以先后次序分配给各一半被试。
2.4 操作检验
实验的最后部分专门对被试进行了操作检验,以了解被试是否真正理解和卷入决策情境。考查的问题包括:①各情景的选项包含有:a.全是确定项;b.全是风险项,c.两者都有;②确定项的数值大还是风险项的数字大:a.确定项;b.风险项;③以下在问题情境中出现过的数值有:a.¥560,000;b.¥240,000;c.¥140,000;d.¥60,000。
3 研究结果
3.1 损益值影响
比较了6类条件下被试选择A(确定项)和B(风险项)的频次、百分比和卡方(x2)值,见表1。
除低损益值的市场竞合情景下A、B项的比例基本接近外,其它5类情境都是赢框架下选A的比例高于输框架下选A的比例,表现出赢框架下保守、输框架下冒险的趋势。符合框架效应或单向框架效应的假设。其中,中等损益值的市场竞合情境下表现出明显框架效应(双向框架效应),即赢框架下大多数人(65.38%)选择确定项A。输框架下大多数人(65.22%)选择风险项B;创业选择情境下,在低损益值时表现出明显框架效应,赢框架下选A的人数比例为55.17%,输框架下选B的人数比例为71.88%。此外,总体上,市场竞合情景下选择确定项A的人次(88)高于选择风险项B的人次(64);而创业选择情景下选择确定项的人次(71)少于选项风险项的人次(81),可以看出,市场竞合情景下人们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而创业选择情景下却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
市场竞合情境随损益值从低到高变化,选择确定项(A)的情况是:在“输”框架下先降后升、在“赢”框架下先升后略降;创业选择情境。在“输”框架下持续上升,表现出明显的近线性上升趋势,在“赢”框架下表现出先略降后大幅上升的趋势。总体上。两种情景及输赢框架下。选择确定项(A)表现出随损益值增大而上升的趋势,而选择风险项(B)则表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结果与Ktihberger等的元分析一致。假设1a得到验证。
3.2 概率水平影响
统计了6种概率水平的输赢框架下两类风险决策情境的选择情况,见表2。
得益或赢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选择确定项A的百分比随之降低,而选择B的比例增加,即得益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人们更加冒险,市场竞合与创业选择两种情境下皆如此,这与研究假设1b是相反的;相反。输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选择风险项B的百分比先快速上升其后有所回缓,整体上呈上升的态势,即输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人们更加冒险,两种情境下都呈这种态势,这符合假设1b的预测。
总结来看,随着概率的增加,T系数((风险项损益值一确定项损益值),确定项损益值)的降低。人们都偏好冒险,不管是赢框架还是输框架。研究假设1b得到了部分验证。
3.3 社会线索影响
概率水平研究描述性统计中,抱负水平与两类
创业决策情境都成正相关,其中与创业选择情境的相关达显著性(r=0.15,p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等对框架效应影响的逻辑回归分析,见表3。从两表可以看出,创业倾向对风险选择、尤其是对创业选择情境下的风险选择有显著影响,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一致,研究假设2a得到了验证。然而,抱负水平对风险选择的影响却不明显,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输赢框架对风险选择的影响都成负向关系,即得益框架下人们更偏好保守、输框架下更冒险。
此外,考虑到研究中创业风险决策情境更有可能企业中高层才更有机会参与,因此,研究比较了损益值影响研究中职位为普通员工与中层及以上员工的差异。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样本并没表现出明显差异性,见表4。
本研究认为,关于认知视角的创业或经营风险框架效应研究其样本在“职位是否高层”这点上的差异不会给结果带来较大影响,实际上,以往研究(如Druckman)也没有严格区分职位的差异。普通员工可能没有决策权,但都亲历或体会过重大决策过程。因此,当做创业模拟决策时不会与中高层员工表现出很大差异。正如McNeil和Pauker等的研究发现。专业人员和外行都容易受框架效应的影响。上述观点也将成为本研究主要以普通员工为样本的支持依据。
4 讨论
通过两个情景的重复验证,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假设1a、2a得到了验证,1b部分得到验证,2b没有得到验证。总结得出,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并不出现在所有正负框架的决策情境中,它受到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创业倾向的影响,随着损益值的增加人们倾向保守,而随着概率水平的增加偏好冒险,创业倾向高的个体也更倾向冒险。
损益值的结果与Wang、Ktihberger等研究一致。假设2a也得到了验证,创业倾向对创业风险决策具有显著影响,高创业倾向的个体更偏好风险。这与Steward和Roth元分析结果一致,作者发现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强的冒险倾向,而通常而言,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
假设1b只得到部分验证,得益框架下的结论与假设1b相反,也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包括:①情境因素,本研究关注的是创业决策情境,而Ktihberger等的元分析采用的大多是以往关于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为二手数据,事实也证明Miller和Faglev的研究情境与本研究情境更为接近,此时他们的结论跟本研究也一致。为什么情境不同会导致不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在于社会线索或问题内在相关度对风险决策或框架效应的影响,经营或创业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之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族对此都会有所考虑或受此影响,它不同于亚洲疾病等完全假设的情境;②本研究的实验情境跟前人研究有不一致的地方,以10%概率下的风险决策情境(B选项)为例,
“选择竞争,10%的可能性赢得价值¥800,000的市场:90%可能性赢得市场为¥0”,而Ktihberger等研究采用的实验表述是:“B.请你玩下述游戏:一个盒子里有10个球(9黑1白)。请从中拿出一个,如果是白球,你将获得×元,如果是黑球,则没有任何获益”。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实验对概率水平的表露更加明显,也许这也成为人们偏好高概率下风险项的原因之一。损失框架下的结果与研究假设1b是一致的。Ktihberger等提出,概率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损益值来起作用的。因此。在损失情境中,随着概率的增大。两选项的损益值逐渐接近,在“确定的损失”和“可能的损失”之间人们显然偏好后者,虽然这个“可能损失”的发生概率比较大。
研究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抱负水平对创业风险偏好及框架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抱负水平不是影响框架效应的主导社会线索。另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抱负水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随情境和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并表现出适应性,很难精确捕捉,本研究用未来3年的期望薪酬来衡量,也许没有很精确地捕捉到。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结合创业风险决策情境,并以有工作经验的样本来研究框架效应结构特征,这突破了以往研究过多以亚洲疾病问题为对象以及以学生为被试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①情境的设置上。限于现实可操作性,研究一设置的损益值和概率水平情境并没有包含所有数值,因此对结果的推广需保持谨慎;②社会线索的选取上。影响创业风险决策的社会线索很多,限于篇幅本研究只选取了代表性的,其它更多线索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1-0086-05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一、VC、私募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概况
VC、私募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理论界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同时这些理论成果指导着实践,为我国融资困难而有潜力的各类企业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资金支持,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出了一份力。但是关于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研究并不多,为了促进三种基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使风险投资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搞清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VC,是“venture capital”的简称,在《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配套政策》中,把“venture capital”的中文译名定为“创业风险投资”。它泛指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资金,并委托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对未上市公司及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潜力的企业(主要是高科技公司)投人权益资本,并且主要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创业企业创业历程的一种资本投资行为。在这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受益人和基金管理公司按协议分享投资收益。
私募基金对应的英文名称为“Private Equity”,简称PE。所谓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主要是用来区别共同基金(mutual fund)等公募基金的。它既可以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也可以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向有风险辨别和承受能力的机构或个人募集资金。根据投资方向,可以将其分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两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权证等;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主要投资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或企业债券。而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为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即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各个时期企业所进行的投资,相关资本按照投资阶段可划分为创业投资、发展资本、并购基金、夹层资本、重振资本,Pre-IPO资本,以及其他如上市后私募投资(PIPE)、不良债权和不动产投资等等。狭义的PE主要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后期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
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起源于西方的私人股权投资,是一种非公开募集资本,专注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它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的的金融制度创新。我国最早的一家经发改委、商务部等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是注册于上海的海富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6年12月,继海富产业基金之后,又一家试点的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天津设立,获批总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首期基金规模为60亿元人民币。
二、三种投资基金之间的联系
(一)产业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联系
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直是一个政策热点和理论争论的焦点。对产业投资基金来说,它是一大类概念,国外并没有产业投资基金这个名词,而是通常称之为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
刘琦认为,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它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较,除了称谓上的不同,还具有很强的政府干预色彩。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讨论稿中,将“产业投资基金”定义为向特定机构投资者以私募方式筹集资金,主要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集合投资方式。这里的特定机构投资者包括五类主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社会保障基金或企业年金进行投资的法人受托机构或投资管理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企事业单位;发改委规定的其他特定机构投资者。讨论稿明确发改委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主管部门。
笔者认为产业投资基金实际上只是中国的一种特定名称,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它实质上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范围要大于产业投资基金,但两者在内涵方面具有一致性,特别是随着中国第一支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以及或明或暗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活跃,使这种内涵的一致性更加明显,即它们都是“有组织的私人股本市场”的投资工具,通常以股权或准股权形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承担较大的创业风险,同时也通过退出分享较高的收益。
(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联系
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涵盖了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即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各个时期企业所进行的投资,相关资本按照投资阶段可划分为创业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发展资本(development capital)、并购基金(buyout/buyin fund)、夹层资本(Mezzanine Capital)、重振资本(tumaround),Pre-IPO资本(如bridge finance),以及其他如上市后私募投资(private investment in public equity,即PIPE)、不良债权distressed debt等等;狭义的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后期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这其中并购基金和夹层资本在资金规模上占最大的一部分。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多指后者,以与VC区别。
笔者认为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投资于种子期和成长期企业。虽然PE与VC都是对上市前企业的投资,但是两者在投资阶段、投资规模、投资理念和投资特点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现如今,很多传统上的VC机构现在也介入PE业务,而许多传统上被认为专做PE业务的机构也参与VC项目,也就是说PE与VC只是概念上的一个区分,在实际业务中两者界限越来越模糊。
(三)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风险基金之间的联系
我国把产业投资基金分为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企业重组基金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三种形式,正如前文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大的范围。然而这
三种类型存在界限不清,内涵重叠的现象。并且在三类产业投资基金中,在我国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创业投资基金一种,因而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就主要集中于创业投资基金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的企业重组基金和基础设施基金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研究现状不但有悖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也不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和经济发展趋势。事实上,国内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公司,已经开始探索利用产业投资基金来进行国有企业重组。
笔者认为,在三者的联系方面,产业投资基金是私募股权基金的一种,产业投资基金的内涵要大于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的内涵,即产业投资基金包括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但是因为产业投资基金分类中的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基金在我国尚未发展起来,故我们可以说,产业投资基金的实质是创业投资基金。其联系用图示可以表示为:
综上所述,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又具有两个共同点:其一,这三种投资基金在运作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即是一种用高风险来换取高回报性质的风险投资基金;其二,这三种投资基金的投资目的,都不是为了对投资对象进行控制,其追求的目标是企业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并且运作良好之后,在通过基金推出渠道退出时所获得的资本增值和收益。
三、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的必要性
杨立新表示,在高新技术竞争中,技术、人才和资金三者一样都不能少。对于规模尚小、但是市场前景巨大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由于自身底价不高,信用担保缺乏,加上申请周期长,银行贷款拿不到,政府支援申请周期长,常常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资金的缺乏,无疑已经成为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据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仅专利技术就有7万多项,但专利技术的实施率只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1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为60%~80%。
高新技术企业欢迎风险投资基金。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投资基金融资较少涉及债务问题,因为风险投资基金经营者主要是以收取企业(公司)一定数量的股权作为交易,不像银行贷款那样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要求按时还本付息;风险投资基金可为企业(公司)提供多种服务,如管理方面的服务、理财方面的服务以及其他知识获得、人才引进等;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还可以协助未来企业(公司)上市。
对于我国的金融市场上是否真的缺钱,而不能满足各类型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问题,中信证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徐刚说:“我国金融市场不缺钱,然而大量资金被迫存放在银行,使金融风险在银行过度集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也不断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小企业想发展需要资金,却因为银行的风险规避政策而难以满足融资需求。”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如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强,没有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来分担银行体系的压力。
风险投资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这个作用。它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它还可以为企业带去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帮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并且帮助企业顺利地完成转型和上市。这是因为:其一,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较为成熟;其二,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者即管理人不仅擅长企业经营管理,而且还对所投资企业的行业的发展方向以及整个市场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把握,能够较好地为创业企业提供诸如指定长期发展战略与市场营销策略、物色战略合作伙伴和关键人才等多方面的经营管理服务。
此外,投资者需要风险投资基金。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1: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1的比例。在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可利用资金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如果能充分挖掘现有社会资金,必将有力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存款仍呈上升势头,这与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不能说没有关系。同时,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也是以万亿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综上所述,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是必要的,但是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的一个现状是,偏向于投资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企业,如处于中后期的企业,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企业的运营状态比较稳定,有望上市,有望获得高额的资本收益。这就需要我国在大力发展基金的同时,处理好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三者的关系。
四、三种投资基金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部问题
1 法律法规不健全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私募基金目前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一直游离于法律的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的法人地位,不称其为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尤其是保底收益的承诺,使其表面上表现为无风险的高收益资金,有点类似于“私下集资”。这种非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的发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无法发展,并且衍生出许多欺诈事件,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障,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这势必会对我国发展尚不成熟的私募基金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也很容易出现发展过速过热现象,以至于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另外,目前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只能参照《公司法》,而无专门法律依据,严格意义来说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还属于非法行为。这使得产业投资基金得不到实质的发展。当前现行的有关法律与政策在许多方面未能从私募股权投资的行业运作特点出发,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有时反而构成法律与政策的障碍。比如: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投资;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支持不足,影响了投资者预期收益和投资热情。
2 退出机制存在不足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已发生许多积极变化,但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确立,主要表现在:尚未设立创业板市场,投资于中小型创业企业的风险资本缺乏有效的退出途径;产权交易制度落后,监管体系不健全,各地的交易规则、程序和收费标准等各异,产权的异地转让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场外交易市场规模相当小,且十分不规范。
3 资金来源较单一
根据我国风险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可以将所有种类的风险投资基金分为四种类型:即国有独资、国有控股、民营控股、外资独资或控股。中国风险投资院(香港)2003年《关于我国风险投资业的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企业中国有独资占14%,国有控股占48%,两项合计高达62%。民营控股和外资独资或控股分别占27%和11%。这种过度单一的资金来源,虽然突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但其过度依赖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贷款的特性,直接影响了风险投资基金的经济、社会效益。
而作为西方创业投资主要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在我国受到法律法规的影响不允许从事风险投资。我国的个人投资刚刚起步,实力和规模还相当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也不强。风险资本
供给渠道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我国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量,不能真正发挥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从而阻碍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
(二)行业内部问题
1 运行机制不健全
政府作为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第一出资人”的极端地位,往往产生多重负面效应。
(1)风险投资企业长期依赖政府,听命于政府,蜕变为政府的附庸,难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市场化运作机制。(2)高管人员由政府派任,不仅因专业素质欠缺,难以胜任工作开创局面,反而把严重的官僚化作风带给了风险投资企业。(3)不利于造就具有较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专业技术队伍。(4)极易导致投资效益低下和产生寻租等腐败行为。
2 高风险与信用缺失
在发达国家,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成功率不过60%,风险高出一般产业。目前我国各类投资基金风险的来源主要是基金的运作和项目投资的失败;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由于社会信用的缺乏,这种信用缺乏不仅体现在个体信用缺失,还体现在组织信用和政府信用的缺失,这几种信用缺失交织在一起就形成较为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和高风险。在各类投资基金运行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信用的缺失会加剧风险,给经济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
3 规模较小
目前,美国已拥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资金达48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风险投资主体规模可谓相形见绌。我国现有风险投资实体仅近百家,很多公司只有1000万左右的资本,其投资实力可想而知。而且,很多小型风险投资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干脆将资金投向成熟产业,根本未起到风险投资的作用。我国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仍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的科技开发贷款,投资主体单一,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和银行经营的高风险,我国风险资本增长较慢,规模偏小,这样就使得投资基金,尚不能在高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4 专业人才缺失
介入风险投资的这些投资家应是具有较强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同时又懂企业管理理论,具有金融投资实践和高科技企业管理实践的通才。风险意识的产生和风险投资的决心来自风险投资家、高科技、未来高科技商品市场及创业者素质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建立在熟练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我国长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人们普遍缺乏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而这种专业人才的缺失也成为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
5 投资理念、工具和手段相对落后
各类风险投资基金成功的关键并不在其雄厚资本,而是在非货币方面:消除信息不对称和解决风险企业家的问题。这是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管理的核心理念。目前国内对其认识不足,很多创新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仍面临制度约束,无法有效收集信息并对目标企业实施监控。
五、对策研究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有一部分是运作比较规范的私募基金,应让它合法化,对其他的地下基金,应当规范化。若让一部分运作比较规范的地下基金以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的形式规范化、公开化,给它们一个适度的发展空间和自由竞争环境,一方面它们为争取更多投资者的信任,会主动要求监管并披露交易信息,从而形成示范效应,客观上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局面,降低了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培养出一支比较规范的资产管理队伍,以置换出目前市场上鱼龙混杂的资产管理人员。
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风险投资的全国性法规。现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制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冲突,如《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风险投资基金是金融机构不是工商企业,但却按照《公司法》设立等。面对风险投资发展中的这种尴尬,国家应尽快制定专门的《风险投资基金法》,以促进各类投资基金的发展,并降低风险。
(二)加强市场监管
我国可以建立风险投资行业协会。国际经验表明,行业协会在风险投资的培育和壮大中起着重要作用,赋予了自律职能的风险投资协会不仅是行业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渠道,是风险资本家培育的场所,同时,还是规范风险投资活动的有效机制。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市于1999年11月首先发起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风险投资协会,上海、深圳、江苏、浙江、天津、广州、湖南、湖北等省市也陆续成立和筹建了10多家风险投资协会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除深圳以外,其他地区的行业协会目前还不具备资格认定和行业自律职能。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促进各地风险投资协会的建立及其自律职能的赋予,加强监管力度,确保风险投资的稳健运行。
(三)建设多层次股权交易市场,疏通风险资本退出渠道
我们应当积极推动风险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来弥补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同时,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风险资本退出提供通道。我国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成功的退出模式。目前成功的风险投资基金退出模式主要有上市交易、柜台转让、股份赎回、破产清算四种模式。积极推动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创业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强化资本市场基础建设,提高市场效率,完善市场定价功能和机制。并且,随着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其他的条件成熟,应当适时推出我国的“二板市场”。
(四)加快中介机构的建设步伐
建设结构合理、职能完善的中介机构系统,可以降低风险投资企业的运作成本和投资风险。目前须在发挥已有的中介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风险投资咨询等机构的职能作用的基础上,着力加速风险投资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风险项目融资担保机构、风险企业等级评定机构等新中介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加强对中介组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舆论相结合的制度性有效监管,使其出具的工作报告真实、合法、有效,树立良好的职业信誉和社会形象。
(五)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现行的优惠政策不管是对高新技术产业,还是对风险投资业发展都相当有限,优惠范围明显偏窄,优惠幅度也不大。如对以股权形式获得奖励的科技人员的所得税优惠,仅限于职务成果,优惠也只是延迟纳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高新技术人员的优惠范围和程度较窄,对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等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风险投资机构存在双重征税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进一步拓宽优惠政策的范围,提高对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和生产企业的政策优惠幅度,降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对不同层次(国家、企业、单位)和不同性质(职务成果、个人成果)科技人员因科技发明所获得免征所得税,完善企业法规,避免双重征税,同时,应该使新创建企业可享受“三免五减”,运行中的企业可适度减轻营业和企业所得税负。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大大刺激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从而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大力发展。
(六)组建保险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保险资金参与私募股权投资
建议优先选择保险行业中拥有强大资金实力的大型保险集团牵头,试点组建专门的保险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对优质未上市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对保险资金进入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应当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如启动快速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加快审批和筹建进程;对一些发展前景较好、投资回报较高、所需投资额较大的优质投资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