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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逐渐演变成为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将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有效的缓解,经济发展速度稳中有进,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卓越表现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赞誉。然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意识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通货膨胀就是屹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然而,依然能够听到人们说“物价飞涨”“工资不涨”“钱越来越不值钱”等话题,而所谓的物价不断增长则是通货膨胀在人们生活当中最为明显的体现,也因此,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息息相关。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出口,然而过高的通货膨胀则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这之间找到最适合的平衡点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头等大事。
一、通货膨胀的特点
1.通货膨胀概念
通货膨胀(inflation)通俗讲指国家生产的货币过多,导致货币降低本来的价值,使得物价上涨,或者说由于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现阶段,普遍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物价上涨,工资却不涨的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最集中的体现。
2.通货膨胀率衡量
通货膨胀的指标是物价指数,而由于商品性质不同,物质指数一般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消费价格指数(CPI),这是一个反映居民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它同人们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价格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是进行经济分析、决策、价格总水平加测和调控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其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而一般来讲,物价全面地、持续地上涨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第二,生产价格指数(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请康的重要经济指标,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第三,国内生产总值价格这算指数(GDP平减指数):是衡量各个时期一切商品与劳务价格变化的指标,也叫通货膨胀率。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特点
1.食品类价格不断上涨
反映食品类价格不断上涨的主要指标是消费品价格指数,即CPI,根据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2月份的CPI指数同比涨幅仅为0.8%,跌破1%,创五年来新低,是通货膨胀率不断缩小,经济发展健康状态不断转好的重要指标。然而,数据上的指数只能从整体上反映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真实的社会物价水平却并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居高不下,国内粮食出现供不应求的现状,加上去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更对我国的粮食储备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造成粮食及其周边副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也是人们认为工资不涨,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2.资产类价格上涨
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导致我国资产类价格不断上涨,这对房地产企业和生产加工制造型企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货膨胀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动,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不断上升,导致很多加工企业的生产成品不断增加,以河北省衡水地区的丝网加工行业为例,大宗商品价格例如钢材价格的猛涨,使得这些地区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危机,成本的上升也导致了订单的大量流失,使得本就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中小型企业面临倒闭、破产的危机。另外,通货膨胀也导致产地产行业的不断扩张,房地产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各种能源、原材料等诸多产品的需求,导致这些产品市场上供不应求,出现价格持续走高的现象,这种经济泡沫的存在也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3.流动性
资产膨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人民币对外币不断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压力过大,国内产能过剩,而国外资产不断流入,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另外,为了稳定和增加外汇,我国的外汇储备占用了大量的储备金额,而央行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就需要印发大量的人民地,这也是造成国内资金流动过剩的主要原因。资产流动过剩使人们口袋里的钱不断增加,购买力却不断下降,为了能够进一步占得市场先机,人们开始对货币是否贬值进行预期,而预期的结果往往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内在动力,成为我国CPI指数一直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
三、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建议
1.及时关注通货膨胀的细微表现而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
一定程度上的通货膨胀能够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进行修复,而超出一般水平的通货膨胀就必须要将政府宏观调控“有形的手”与市场自我调节“无形的手”紧密的结合起来,对经济发展中需要进行紧密监控的经济现象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对市场上的敏感商品进行补贴
我国通货膨胀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是粮食产品价格的波动式上升,粮食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其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久而久之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对粮食产品的物价进行有效的调控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关键。近年来,我国不断对食品领域进行商品价格补贴,来阻止商品价格上涨,有利于稳定民心,减缓CPI的增长趋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通货膨胀对我国人民基本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
3.对市场上热钱流动过快现象进采取适当的约束机制
我国通货膨胀最明显的特点是市场上热钱流动过快,资产不断流动,房地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看似繁荣的经济现状背后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面对资产的过快流动,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加以控制,对房地产市场的开发运行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抑制人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倒把行为,防止部分人搅乱我国的市场经济。其次,建立健全投资管理机制,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然而近年来由于对投资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投资主体对自我约束机制较弱,导致投资领域出现了不健康、不稳定的增长,而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突进,投资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不断减弱,因此,政府更应该在这一时期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抑制不良投资机制的出现,从而抑制投资市场上热钱的过度流动,降低通货膨胀率。
4.进一步完善汇率政策,深化汇率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降低,人民币增值预期明显,其在世界货币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了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给国内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然而,人民币增值却也导致了我国外贸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外贸企业生存困难,举步维艰,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不断降低也使我国大量的美元储备不断缩水,为了转变我国的出口形势,提升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能,就应该进一步完善汇率政策,深化汇率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汇率机制,例如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实现汇率的弹性改革,使汇率能在适当的期间进行来回的波动,从而降低出口压力。
5.完善金融市场,缓解中小企业在通货膨胀中的压力
通货膨胀的出现,热钱流动过剩导致银行内资金不断增多,然而,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困难,效益降低,资金融通越来越困难,银行内热钱过剩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关键的矛盾问题。因此,应该完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完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控制制度,同时降低对资信良好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刺激中小企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进行发展,在金融机构的帮助下,提升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小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也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而降低失业率也是调控通货膨胀的主要目的之一。
四、总结
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在不断延续,后经济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的问题,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够有效缓解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一过程是艰辛且漫长的,如何根据我国通货膨胀有的一些特点,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汇率体制的不断改革等,是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章含,严浩坤.我国当前时期通货膨胀研究[D].贵州财经学院,2011.
总体而言,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和主要观点,大体可分为“物价派”和“货币派”两类。“物价派”通常用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来定义通货膨胀,承认菲利普斯曲线的稳定存在,即货币不是中性的,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萨谬尔森;“货币派”则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且并非完全的表现形式,如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即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成立的,而长期则不成立。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在本文中,我们综合以上两派观点,借鉴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在研究通货紧缩时的观点,同样重点强调通货膨胀中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通常还伴随着经济过热(或偏热);反之,则定义为通货紧缩。以此标准而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五次通胀、一次通缩”(图1所示):1980年(6.0)、1985年(8.8)、1988年(18.5)、1994年(24.1)、2004年(3.9)和1999年(-1.4)。
经济学家通常把CPI超过5%看作是严重的通胀,CPI在3%-5%之间看作是温和的通胀。从括号中的CPI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前四次通货膨胀都是超过5%的严重、甚至是达到两位数的恶性通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价格改革;二是由于经济过热、特别是投资过热所带来的过度需求。而2004年的通货膨胀显然是一次温和通胀,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通货膨胀显然和2004年一样,属于温和通胀。因此,我们重点与2004年作比较,来研究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
二、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分析
我们从通货膨胀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出发,来研究和探讨目前通货膨胀和2004年的有何共同点和不同点,从中看出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
1、物价上涨都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但上涨农产品的类别和程度有所不同
图3所示,2004年的通货膨胀,起因是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从2003年四季度到2004年四季度,粮食生产价格涨幅连续超过两位数,最高的2004年二三季度的同比涨幅达到35%;而目前粮食生产价格今年二季度最高才达到74%,其中只有玉米价格涨幅达到2004年的水平,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涨幅都远低于2004年。相反,目前生猪的生产价格今年一季度同比涨幅达18%,二季度达20.5%,已经超过2004年一季度的水平。2004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包含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农产品主要类别;而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畜牧业价格上。因此,目前的农产品价格指数远低于2004年的水平,今年二季度的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8.8%,而2004年的最高水平是二季度的14.7%。
造成这种状况的背景是,与2004年由于粮食减产所引起的供给突发性缺乏所引起的粮价上涨不同,实际上,在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和今年夏粮丰收后(图4所示),我国粮食价格并不具备连续大幅上涨的条件,粮食的供求关系在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
而目前猪肉价格上涨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是前两年猪肉价格下跌严重,2005年四季度和2006年二季度的同比跌幅都达到了15%左右的水平,导致很多养殖户放弃养猪,使存栏量大幅下降;其次,是粮价上涨带动了饲料价格的上涨,豆粕、玉米、维生素和蛋氨酸等添加剂价格纷纷上涨,饲养生猪成本增加;最后,近年来养猪业受禽流感、链球菌、高热病、猪蓝耳等疫情影响,生猪存栏数量减少,猪饲料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
2、货币供应量虽然都是增加的,但其表现形式和来源却有所不同
在2004年,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当时的美元处于贬值过程中,因而带动人民币相应贬值。而目前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总体上的变化趋势是人民币小幅度逐渐升值。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内资产价格普遍上涨,刺激了居民的投资需求,使存款短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图5所示的货币供应量上。就直接表现为目前M1的增速明显超过了M2的增速,而在2003-2004年,M1和M2的增速基本上差不多。
目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图6所示),使外汇占款增加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而2004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则更多地来源于投资需求的增加,一个很重要的间接证据,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在2003年至2004年的上半年,我国的进口增速普遍高于出口增速,显示出国内需求的旺盛。
在当时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的背景下,进口价格是上升的,这显然会加剧国内的物价上涨。而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出口增速普遍高于进口增速,这时的进口价格是下降的,显然有利于抑制国内的物价上涨。
3、总体经济状态虽然都是偏热的,但过度总需求的来源却有所不同
从目前二季度11.9%的GDP实际增长率来看,远超过2004年的水平,但这并不能据此判断目前的经济状态是过热的,因为不同时期的潜在GDP增长率是不同的。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供给能力得到了大大增强,因而现在的潜在GDP增长率肯定比2004年时高。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目前的煤、电、油、运等瓶颈行业并未出现如2004年一样的紧张局面。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与2004年一样,整体经济状态都是偏热的。
从总需求来看,2004年的过度需求主要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一季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达到43%,而今年上半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只有25.9%的水平。相反,与2004年相比,消费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图7所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已经由2004年一季度的9.2%,提高到今年上半年的15.4%,整整提高了6.2个百分点。因此,与2004年相比,目前偏热的总需求除来自净出口外(图6所示),消费需求的增长也不容忽视。
对于以上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在目前的三大物价指数中,反映工业品出厂价格的PPI并未出现明显上涨(图8所示),同比增长连续五个月保持在3%以下,甚至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2004年
PPI同比增长最高是10月份的8.4%,最低是1、2月份的3.5%。在PPI的构成中,生产资料约到3/4,生活资料只占1/4。与2004年相反,目前的CPI同比涨幅已超过PPI,6月份差距达1.9个百分点。
三、目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分析
产品价格增长率=劳动成本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以上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出口:一个是保持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引起物价下跌,这就是升值;另外一种就是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成本上升,这就会导致消费的升级。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以前靠“低价工业化”竞争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必然要受到以“高价城市化”为动力的“要素价格重估”增长模式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对中国而言,在加快升值与适度通胀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况下,选择适度通胀不但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消费水平。根据有关研究,如果使用非农就业作为我国就业水平的指标,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在我国是较为明显的。即使不使用非农就业数据,而是单纯使用城镇失业率数据也可以多少看出菲利普斯曲线效应的存在(图9所示)。因此,对较高通胀率的容忍将可能提高目前的就业率。
从以上的综合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虽然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从物价看,由于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可使粮食价格在未来保持基本稳定,使肉、禽、蛋的生产成本保持基本稳定,畜牧业产品价格并没有持续大幅度增加的成本动力。目前的猪肉价格上涨已使粮食与猪肉的比价上升10-14:1的水平,远高于5:1的合理水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由于生产周期的原因,目前的猪肉供应可在3-6个月内得到缓解,供求关系的转化只是时间问题。肉价上涨对物价的影响,短期内虽然比较突出,但并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也将远远不及粮价的上涨。因此,从这一点看,今年的物价上涨水平不应高于2004年。
二是从货币看,按经济学的一般定义;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物价上涨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货币供应过多对物价上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M1对CPI、尤其是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相当高的先导指向性作用。从2004年1月至今的M1与CPI及CPI中食品价格的相关系数看,随着领先月份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其中5-6月的相关系数最大(表1所示)。M1对于CPI的最大先导指向月份是提前6个月,M1对于CPI中食品价格的最大先导指向月份是提前5个月。
何谓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及Laidler和Parkin四家的观点是目前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个货币现象,过多地增加通货量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11页。)。Laidler和Parkin则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等价地说,是货币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注:[奥]赫尔穆特?弗里希:《通货膨胀理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综合他们的论述,通货膨胀即通货供应量过度增加,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而恶性通货膨胀,则是一般通货膨胀在程度上的恶性发展。证诸政府1945~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我们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感性认识。
(一)发行屡创天量。1945年8月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规定新币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但政府当局很快自食其言,1948年12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83.2亿元,超过限额4倍多,1949年1月,再增加至208亿元,相当于发行最高额的10.4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更猛增至679,458亿元,是金圆券发行限额的33,972倍,如果以1∶300万的兑换率折合成法币,则数量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的天文数字,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票面额也越发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最后遭到人民拒用。早在该币改方案实施以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法币已流通10多年,"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加上政府弥补巨额赤字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只能以短命告终,并且加速通货制度的彻底崩溃。
(二)物价疯狂上涨。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疯狂上涨。抗战结束后,上海重新恢复了领导全国物价的地位,上海的物价走势较能代表战后物价的总趋势。与全国一样,战后上海的物价也经历了一个短暂回落又急剧上升的过程。1945年8月,上海的物价正处于疯狂上涨的顶峰,物价指数为8,640,000(1937年1~6月=100,下同)。8月中旬,的消息传出后,群情鼓舞,人心思定,物价突然下跌。同时,人们顾虑债务会在币制改革中吃亏,一改过去借债囤货、重物轻币的风气,纷纷脱货求现,甚至贬价求售,物价更急剧下泻,上海9月的物价指数较8月下跌36.4%,黄金价格由中储券1,400万元跌至230万元,跌幅达83.57%,许多股票价格跌去2/3。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只是昙花一现,10月以后,上海的物价指数迅即回升,12月已达88,544,比9月上涨5倍。
步入1946年后,物价涨幅加大,12月物价指数为681,600,较上年涨6.7倍;黄金每10两市价从731,374元涨到3,164,680元,上涨3.33倍;美元从1,390元涨至7,600元,上涨4.47倍;大米每石从7,625元涨至62,333元,上涨7.17倍。1947年物价涨势更猛,特别是2月中旬黄金政策失败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成倍提高,全年共发生6次大涨风,涨势一次比一次猛烈,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至1948年,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约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去2/3~3/4;绸布店的呢绒存货被抢购一空,150万匹棉布只剩1/5。据估计,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一天达27处之多",最后范围扩展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注:千家驹编:《经济通讯》,1948年10月。)。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于是整个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元9角,一度突破了2,000元大关,上涨近100倍。其他各类物品价格也平均超过限价20多倍。11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1949年2月以后上海的物价已再现法币崩溃前疯狂上涨的状态,4、5月物价已是天天上涨和一天数涨,5月米价最高每石3亿元以上,金价每10两430亿元,美元8,000万元。物价总指数高达36,366×10[11]的天文数字。
(三)通货不断贬值。通货价值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内价值指货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对外价值则通常以黄金、外汇来度量。抗战后中国通货不断大幅贬值,到后来基本失去了国内实际购买力。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竞相追逐黄金、外汇,引致对黄金、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
物价飞涨、币值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红薯尽可能马上扔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7、95页。)。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055-02
通货膨胀这个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问题,一直是人们所热衷的话题,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十分复杂。中国经济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尚待调整的关口。形象地说,“快速发展——经济过热——调整——快速发展”的U型曲线,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所伴随的通货膨胀需解决的问题是短缺经济导致的需求过度释放以及结构的失衡,那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通货膨胀与过去相比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近年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走高,引起我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加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外汇占款的增加,热钱流入我国,伺机炒作,从而加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通货膨胀显现出流动性过剩、成本推动、外部输入等新的特点。
一、国际因素和国内环境的交叉影响
从国际上看,美国由于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严重影响,施行了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频频上调债务上限。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美元贬值,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为投资出口,引发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我国对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这势必造成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从而推动CPI、PPI的持续上升。
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规模的不断攀升,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每增加1美元的收入,国内央行就要发行等值的人民币,形成外汇占款。外汇储备的增加无异于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的乘数效应,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多。当人民币外汇占款随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投放市场流通后,由于美元持续贬值,与欧元的汇差增大,原材料进口价格上升,高成本的原材料进口必然传导到国内下游产品的全面涨价。超量的货币在市场上流动,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于是产生了近年来的投机炒作之风盛行,特别反应在地价、房价的疯涨。
再者,公众对人民币近年来一直怀有持续升值的市场预期,加上国内利率相对于零利率的美国有着巨大的单边利差。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出现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从而引起社会游资炒作民间借贷,高利贷现象严重,这对国际热钱的涌入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近几年美国还处于缓慢的经济恢复期,美国国内市场投资风险仍然较大,国际热钱便纷纷涌向像中国这样前景较好的新兴市场国家。
从国内看,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至2010年期间货币投放过大,仅2009年实际增贷7.5万亿人民币,这使得全社会的购买力增强带动了GDP的回升。然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工资上涨缓慢,加之社会保障滞后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下降态势。为了减少通胀造成的损失,大量资金包括储蓄资金就会投向回报率高的地方,使相关生产资料如钢铁、建材等的需求增加,这些需求并未转化为居民消费需求,而以扎堆生产、投机炒作的方式出现。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具体表现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同时带动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使生活成本逐渐增加,进而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这样一来增强了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许多投机资金会涌向供给价格弹性较小的市场如农产品市场,由此推动的食品价格上涨又进一步带动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国内环境陷入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的通胀循环之中。
二、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产能过剩可以说是供过于求,从理论上讲,我国当下的产能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维持市场长期竞争下的“零利润”的限度。我们必须通过扩大出口减少过剩的产能,这就使得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加,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引发流动性过剩,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近年来在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较大地提高了投资需求,投资高增长的同时也使产能急剧扩张。这些资产投资出现产能过剩导致供求失衡。如钢铁、水泥等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同时,汽车、家电等行业也出现潜在的产能过剩。直接原因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有效产品供给不足,居民消费仍然乏力。仅以房地产为例,截止今年3月500强房地产企业库存5万亿创历史新高。其中:招商地产库存541.4亿元,同比上涨33%;首开股份库存430.49亿元,同比上涨72%;万科同比上涨56%。沪深32家房企2011年报显示,21家存货同比上升占比为65.63,七家企业年底存货同比曾超30%,由此流动资金成固定的形式。由于房地产、钢铁等投资明显过热,原因在于国内资金过剩及低成本,造成投资冲动和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导致产能扩张速度远远超过需求扩张的速度。使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严重失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05-04
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有关专家预计今年的通货膨胀会超过5%[1]。目前,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滞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2]-[4]。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搞清楚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理性回归,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因此,本文通过菲利普斯“三因素”模型探讨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了当前增加产出的必要性。
一、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及其“三因素”度量
自从Phillips在1958年提出菲利普斯曲线以来,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Friedman和Phelps把预期引入了菲利普斯曲线,使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包括过度总需求和通胀预期两个方面。对此,Gordon认为,通货膨胀不仅受需求因素的影响,还受供给因素的制约。因此,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就成为了通货膨胀来源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构成了“三因素”模型的理论雏形。
(一)通货膨胀形成的需求因素
Samuelson和Solow通过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最先度量了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他们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间的关系替代了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间的关系,后又结合反映产出变化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奥肯定律,确定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由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产出变化,所以,产出的变化就界定了通货膨胀形成的需求因素。
奥肯定律中产出的变化由GDP缺口表示,它是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公式:(实际GDP-潜在GDP)/潜在GDP计算得到。该值越大,通货膨胀越强。目前,有二种方法可以得到上式中的潜在GDP,一是生产函数法,二是指标法。由于生产函数法需要涉及实际就业的劳动数量,而在中国仅登记城镇失业人口,所以用此方法估计中国潜在GDP存在难度。指标法主要是通过滤波技术分离产出中的趋势项和扰动项,并将趋势项作为潜在产出的一种方法。尽管这种方法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而至今仍受争议,但仍受到多数研究者的喜爱[5]。本文亦采用指标法,即通过Eviews软件中的HP滤波分离出潜在产出。
(二)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因素
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方面,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持续和显著的上涨。供给因素的主要来源是国际市场供给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农业的丰欠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一般分为“工资推动”和“利润推动”两个方面。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农村从业人员的工资统计,且利润并非完全公开,所以目前并没有十分合适的反映通货膨胀供给因素的替代变量,学者们对于通货膨胀供给因素的指标选取也是见仁见智[6]。笔者认为,由于2005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都以农产品价格提高为显著特征,并且农产品价格多是其他商品的生产成本,因此,本文采用全国农产品价格指数来度量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方面的原因。
(三)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
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公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一种主观判断,目前度量通货膨胀预期存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通过期货市场价格变化来预期未来商品价格的变化;二是计量方法,通过带有滞后项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回归;三是问卷调查法。由于中国期货市场仅包括菜籽油、小麦、棉花、白砂糖、玉米、黄大豆、豆粕和豆油等共计13个品种的农产品,并且在中国CPI指数的构建中,食品比重从未超过40%。因此,通过期货市场测量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的方法并不适用。另外,卢卡期批判使得通过计量方法来测量通货膨胀预期也举步维艰。所以,各国目前普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居民问卷调查系统》每个季度一次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本文对该数据进行整理,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变化率以反映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
二、通货膨胀与其“三因素”的运行特征
(一)通货膨胀与GDP缺口
通过比较中国通货膨胀与GDP缺口的的运行趋势,可以发现,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具有相同的运动趋势,只是通货膨胀的变化滞后于GDP缺口变动(见图1)。如GDP缺口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2.2%的高点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渐减小,并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4.4%的低点。与此相对应,通货膨胀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8%的高点后回落,并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达了-1.5%的低点。可见,通货膨胀的变化滞后了GDP缺口两个季度左右。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对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1~5期滞后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见表1中的“相关性一”。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同期相关性最强,并且随着GDP缺口滞后增加相关性逐渐减弱,这与上述的推断产生了出入。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观察了二者的散点图矩阵①。不难发现,GDP缺口的滞后二期、三期及四期与通货膨胀的散点图线性程度较强,仅是因为出现了部分异常点,所以总体相关系数才较小。由于该组异常点的通货膨胀值均小于0,因此,本文在去掉通货膨胀小于0的样本点后,对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再次进行了回归,见表1中的“相关性二”。结果显示,此时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52、0.47、0.55、0.51等,证明了GDP缺口滞后二期左右与通货膨胀相关性最强的推论。并且,通过两个相关性检验的对比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当且仅当通货膨胀大于零时,GDP缺口滞后二期才会对通货膨胀形成显著冲击;二是当通货膨胀小于零时,GDP缺口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会发生逆转,即呈现负相关。
(二)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
通货膨胀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化率亦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见图1)。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25.5%的高点后,受金融危机影响转而向上,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了-6.6%的低点,整个波动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完全吻合。可以推测,二者同期线性程度最强。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关系,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当期及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92和0.93,以后依次递减。表明了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同期和滞后一期的相关程度最强,并且同向变化。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
自从Friedman和Phelps把通货膨胀预期引入到菲利普斯曲线以来,通货膨胀预期一直是与通货膨胀密不可分。在图1中可以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周期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8%的波峰,在2009年第二季度达到了-1.5%的谷底,至今一直缓慢上升。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周期是,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了波峰,在2009年第一季度进入谷底,并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了新的波峰后,至今一直向下。通过对比发现,二者变化趋势一致,仅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趋势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化。如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上次波峰领先通货膨胀的波峰三个季度,而上次波谷领先一个季度。因此,可以预见,通货膨胀会滞后于通货膨胀预期两个季度左右。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通货膨胀预期的滞后一期、二期及三期分别为0.64、0.63和0.55,具有相对较强的相关性。
三、通货膨胀的“三因素”模型
根据Friedman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加权,即满足:
?仔=?仔t*-b(ut-u*) b>0(1)
又由于奥肯定律,
y-y*=-a(ut-u*) a>0(2)
结合公式(1)、(2)可得
?仔=?仔t*-?姿(yt-y*) ?姿>0(3)
其中ut、u*分别为实际失业率与潜在失业率,yt、y*分别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考虑到生产成本等供给因素后,公式(3)中加入供给因素,可得“三因素”驱动模型:
?仔=?仔t*+?姿(yt-y*)+?兹c ?姿>0 ?兹>0(4)
其中c为生产成本因素,由于详细地分析近年来通胀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2002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数据对公式(4)进行了回归(见表4)。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在需求方面与GDP缺口的三期滞后存在负向关系,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异常值的存在使得在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中,其他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GDP缺口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且抵消了这种作用,致使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呈现反向特征。在供给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及其一期滞后对于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和0.15,并且在置信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认定,近年来供给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显著。在预期方面,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滞后三期对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为0.006 6,并且不显著,因此,笔者认为:通过膨胀预期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十分微小,进而支持了贺铿教授所谓的“不应该过分地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的论断。
通过分析可知,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于供给推动,而非需求拉动和通货膨胀预期。由于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产出减少、价格升高,即“滞胀”状态。因此,控制这种通货膨胀应从供给方面入手,以增加产出为主要手段,如果单纯通过紧缩性需求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则容易引起经济由“滞胀”转向“衰退”。“滞胀”的风险从2005年以来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至2008年第一季度结束,另一次是从2010年第二季度至今。这种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下行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高于通货膨胀。从上一次的情况看,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同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的快速下降也使得通货膨胀出现拐点,进而导致了经济与通胀双双下行,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因此,在本轮所谓的相对“滞胀”的情况下,如果不着重转变经济运行态势,而不断强调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大幅下降,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衰退。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税收等政策刺激经济运行,扭转经济运行的向下态势,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降至通货膨胀以下,这样才能避免摆脱“滞胀”后又走进“衰退”的危局。
四、结论
本文在Friedman和Phelps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从影响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三个方面分析了近年来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供给方面推动所致。需求因素和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不大。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由于供给型通货膨胀容易使经济转向“滞胀”的轨道,因此,决策者在抑制通货膨胀时一定要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来增加产出,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的散点图已被省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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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曼君,刘时辉.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通胀预测的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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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 Inflation
Yu Guangyao
二、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波动的冲击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模型,通货膨胀预期会对长、短期真实利率产生影响。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仅未来的名义汇率而且当前的真实汇率都将会受到通货膨胀预期及其粘性作用影响。这在后面所要提及的产出缺口受通胀预期是否稳定的影响中得到证实。如果货币当局具有政策可信度并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并设定了适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区,当公众预期在通货膨胀目标区内,短期内的名义利率将会对短期真实利率形成可预期到的直接作用。此时,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信度发挥作用,受意料外的通货膨胀出现的影响,公众会通过短期名义利率提升来补偿短期真实利率。
当货币当局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时,公众会将对通胀的预期逐渐调整到与该目标一致。同易于变动的预期相比,货币当局的这种可信度消除了通胀紊乱的一个来源并对反映真实经济变动的产出缺口变动产生较好的改进效果。
对于通货膨胀的波动和产出缺口波动关系,O.E.Svesson的二者关系权衡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货币当局执行的是低可信度并易于变动的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较大的波动,对应此时的货币当局设定较为宽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造成的产出缺口波动的改进就越小。反之,如果货币当局严格执行公开、透明的高可行性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时,较好地改进了产出缺口(此时对应较窄的通货膨胀目标区)。
这种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借助经验的菲利普斯曲线来加以理论上的解释。
期中是t季节的通货膨胀率,是外在的通货膨胀冲击随机因素,则看作为t时期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取决于现在和历史的通货膨胀。用公式表示为:=,期中货币当局不变的通货膨胀目标,为公众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时对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赋予的权重,1-是对过去通货膨胀考虑所赋予的权重。
若=0条件下,则有=,据此来确定通货膨胀预期。此时公众对通胀预期完全取决于过去通胀,即表明在=0时,公众认为货币政策缺乏可信度。故而可以作为衡量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的可信度高低的一个指标。
三、货币政策可信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
目前各国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不少中央银行选择了以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作为中介目标、而另外也有些中央银行则放弃了上述中介目标,而选择了以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后者即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以中央银行公开的和透明的预测通货膨胀成为该货币政策制度的标志。
通常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其主要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弥补产出缺口,维持汇率稳定等。在现实中,通常会出现诸如货币当局在确定某项政策目标之后,由于国内经济一些不可控意外因素冲击;抑或由于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性造成他国经济的不稳定会传递到本国;也可能由于相关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协调义务等原因迫使一国货币当局放弃原来的货币政策目标,转而寻求其他政策目标。毫无疑问,货币当局政策可信度在公众中大打折扣。这种政策可信度丧失反过来会为以后的政策执行产生更高的成本。
对于货币当局来讲,如果选择了向公众宣布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高可信度促使公众产生了对政策连续一致的预期,由此公众最终逐渐形成向目标靠近的通胀预期。此时如果当局受多重目标约束或者上述政策环境变迁转而选择其他目标,意味着货币当局企图利用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那么公众的理性会促使其重新确立通货膨胀预期,结果使得实际通货膨胀与原来所确立的最优通货膨胀的偏差得以产生,进而影响真实经济。破除这个困境的出路显而易见,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由政府来确定,而中央银行仅具有独立的操作权限。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如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放弃了以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些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在坏的通胀记录改变和促进透明度方面效果明显,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实施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当局所遇到的被动局面。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7-0021-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央银行原有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日趋失效。1990年,新西兰政府率先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士、冰岛、挪威等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或转型国家,如智利、以色列、秘鲁、韩国、波兰、墨西哥、巴西、泰国、捷克等都相继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本文试图在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寻求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中央银行直接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对外公布该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不再设立中间目标,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主要依靠定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2]政府或中央银行根据预测提前确定本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承诺维持一个具体的长期通货膨胀水平,长期价格稳定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的政策目标。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预防通货紧缩与预防高通货膨胀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仍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计量指标,[3]这主要是因为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经济预测的核心指数,具有更新快,数据的滞后期较短、可信度高、易为公众所接受和理解、不易被中央银行所控制及有利于提高通货膨胀水平的信誉度等特点。[4]
第二,在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值的约束下,为达到产出稳定等其它目标,中央银行短期内拥有采取灵活政策的权力――这就是“弹性通货膨胀目标”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采用有弹性的区间通货膨胀目标,他们遵循一条基本原则: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以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为代价。[5]
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货币政策决策者保持实质性的开放和透明,例如,应定期公布通胀形势报告,并让公众参加政策讨论。从国际实践来看,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家由中央银行公布;巴西、以色列和英国由政府公布,不过中央银行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国家是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共同公布。公布的内容主要有: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局限,包括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理由;公布通货膨胀目标,不仅包括通货膨胀的目标值及其决定它的依据,而且还包括价格指数、目标期限和目标区的类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原因。[6]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学解释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在人们的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偏差,在长期看是无效的,货币政策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扰动正常的经济周期,使得经济偏离常态。但许多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且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信息充分的思想。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终极目标之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是物价水平的综合体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终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因为它没有中间目标,在它的作用结果中不确定性因素减少。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为例,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供应量要实现的目标是多元的且不确定的,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也可能向其反方面作用,造成经济周期的紊乱,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果是明确的。在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之后,货币当局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而且中央银行或政府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减少了居民的搜寻经济信息和做出相应判断的成本,从这点来看,它又是有效率的。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更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也能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
2.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货币中性经济思想。按照货币数量主义的观点,货币中性就是使得货币增长都表现为名义价格的提高上,对真实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供应使得: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换言之,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那种保证货币因素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政策。由于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前提下,相当于货币供应增长率与真实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固定关系,在实际经济中利率和汇率水平等一系列因素要不断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通货膨胀不超过设定值,实际上也就是货币增长量与实际经济增长相一致,这是货币中性的一种体现。货币中性是货币政策追求的一种境界,它可以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这一点也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许多相同的市场经济特征,如中央银行具有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等。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主要有: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7]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相当高。首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上要具有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对通货膨胀的预测,独立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市场干预和调节,引导社会公众预期,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公开设定的区间。其次,中央银行应摆脱“财政控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受财政政策的支配或者制约,否则,大量的、持续的财政赤字将加大通胀压力,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在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银行采用高通胀率的货币政策。当然,基于银行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防止政府实施金融压制,对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来说,还要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
2.货币政策的高度透明度。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无一例外的具有很高的透明度。透明度是公众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的信息基础,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图。[8]货币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够使公众获得更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场潜在的效率。同时,透明度也使得中央银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其在做出决策并执行时更有责任感,尤其在中央银行被赋予很高的独立性的时候。
3.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率变动是货币政策变动的信号。从理论上说,利率具有及时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下,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受利率波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总需求水平,最终导致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变化。[9]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反映出来,其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运动状态。从以上各国实践历程中可以看到,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工具,真正成为了市场需求和投资、消费决策的主要参考指标,市场化的利率在调控经济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浮动汇率制。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为了确保汇率目标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进行外汇干预,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对价格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通过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而不是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因此,中央银行实现一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必须在浮动汇率制下。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管理的启示
我国把调控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种目标下,货币不是中性的,正是这种不是中性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累积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把M1、M2的增长率定位公开目标,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抵御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完善以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供应量是一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选择,因为货币供应量提高会累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这种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按照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的增长表现为真实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和,可是在我国,由于货币传导机制的缘故,后两者加起来小于前者,即一部分货币供应迷失了,货币数量公式变化为:真实经济增长率+迷失的货币=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反映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与此同时,并不是因为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货币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长期使用,已有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减弱,而且从现有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到左右为难的阶段――扩张性宏观政策害怕膨胀,紧缩宏观政策害怕通货紧缩。基于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困惑,当前我国能不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呢?笔者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暂时还不符合我国国情。在我国中央银行还不具备独立性、利率的决定还没有市场化、汇率还是属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金融抑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灵等情况下,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其应用条件分析可知,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如果盲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造成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
但是从目前许多国家实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实践来看,这种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实际上,这四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因此,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侧重点不同的宏观政策目标。如,目前我国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的比例较高,就业压力很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可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首选目标,其余目标可做为兼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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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40-01
一、引言
近些年来,伴随着江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农副产品的价格相对上涨,进而拉动了相关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江西省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点,对江西省今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西方经济学界的格雷戈里奥(Gregorio)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来看,通货膨胀与物质资本、外国投资的负相关关系、人力资本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但与投资效率的负相关关系显著①。从国内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王双正(2009)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货膨胀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上游产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会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造成比较大的压力,货币供应量的较快增长也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影响②刘东航、沈金生(2010)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促进当年经济增长,但是会阻碍下一年的经济增长。③
二、理论模型、实证与结果
(二)协整检验
( 2)应用ADF对残差序列e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Eviews 6.0软件分析结果可知其ADF统计量为-3.142635,小于各水平下的临界值。残差序列e为0阶平稳的序列。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以及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率的协整关系成立。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率( GDPG)、通货膨胀率( GDPD)和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 GDPD_1)进行的实证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如果本年度和上一年度的通货膨胀率都是零,那么实际的经济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在11%左右,2002 年江西省的宏观经济形势十分接近这一状态。
第二,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1% , 则本年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反之,则本年的通货膨胀率则会低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在短期内,如果经济增长率偏离了长期持续的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建议
1.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调控物价总水平
首先,江西省的有关部门必须紧密关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与特点,加强价格检查的力度和对行业中增长过快造成的能源紧缺等问题的协调工作,优化配置生产资源,稳定市场供需平衡;其次,我省有关部门还必须正确的把握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平衡点;最后,我省的有关部门必须及时经济与价格运行情况的相关信息,增强价格预警的能力。
2.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健康发展
为正确引领江西省经济的健康发展,我省的有关部门应该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结合起来,同时,把各种政策措施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其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使江西省的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注释:
①Jose De Gregorio Inflation, Taxation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
②王双正.基于VAR模型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21.
③刘东航,沈金生.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研究[J].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1):22.
④左大培.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J].经济学动态,2008,(6):39.
一、引言
过去十年间,为了管理并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各国央行开始采取新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采取“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多目标制,货币政策工具形式也表现为多样化。稳定物价在很多国家是首要的任务,但是在我国一旦经济出现问题,首先牺牲的就是物价指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我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我国物价指数急剧上涨。我国货币政策有没有可能实现单一目标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对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
1.通货膨胀目标制特点
通货膨胀目标制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根据心理学中公众普遍存在的锚定效应直接设立通货膨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不再运用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央行操作过程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未来通货膨胀和公众通胀预期预测的准确程度。首先货币当局设立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作为公众通胀预期的一个名义锚,其次根据经济系统和相关模型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最后根据预测结果调整货币政策。如果预测的通胀率大于设定的通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的最大值,货币当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预测的通胀率低于设定的目标值或目标区间的最小值,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如果预测的通胀率接近设定的目标制或在目标区间范围之内,货币当局就保持原来的货币政策不变。
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有很多,如消费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政策由于消费物价指数具有很多其他指标不具备的优点,因此大部分国家都选用了消费物价指数作为政策中参考的通货膨胀指标,部分国家采取扣除能源、食品等的核心物价指数作为参考指标。
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效果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后的几年,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有了明显的改变,平均通货膨胀率和通胀率标准差都显著变小。下表为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前后通货膨胀率及其波动率对比。
数据区间内的几年中,世界上通胀率普遍由高变低,仅以表中数据的下降无法完全证明通胀率的降低是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果。但是,可以通过直接测算通胀预期值来判断政策的效果。瑞典和英国两个国家都有完善的国债市场,国债市场中存在收益率与预期通胀率联动的债券,通过这些债券与一般市场中收益率的差值可以测算出预期通胀率的变化。结果证明,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行后,经过短暂的政策公信度认知期,公众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开始保持着稳定。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证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稳定并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治理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货膨胀目标制利用所有的信息来进行预测,进而决定货币政策的选择。设定通货膨胀名义锚并严格遵守承诺使得货币当局的政策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
三、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
根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演讲时对货币政策目标所作的诠释,即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第一是低通货膨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保持较高的就业率,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但是回顾十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基本上是“促进经济增长为主,兼顾通货膨胀”,在目标之间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选择权衡。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汇率政策改革之后,我国进入双顺差的时代。为了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央行被动的买入流入的大量外汇,增加人民币的发行。虽然我国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但造成了经济中货币流动性的大量增加和物价指数的剧烈波动和上涨。
2001年到2012年期间,相对于国民收入,我国物价指数波动明显。从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来看,除2008年初为了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而采取“从紧”的政策,2009—2010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适度宽松”的政策外,其余9年均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用语,稳健的政策可以偏紧也可以偏松,需要根据央行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来定。这就表明了我国一直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根据不同阶段的最主要的矛盾给与不同目标以不同的关注度。
这也正是自2000年来我国陷入“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要避免通货膨胀,这对于货币政策而言经常是冲突的。要保持或加快经济增长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控制通胀需要减少货币供应量,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通货膨胀下降,之后我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指数节节攀升,但我国的GDP在2008、2009年依旧保持9.6% 、9.1%的增速。从中可以推测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即保持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保障时,才开始着手治理通货膨胀。
我国GDP已经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其中积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亟待解决,在金融危机后,政府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也就预示着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仍然是在多方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但通货膨胀这个目标依然被至于不重要的地位。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在改革不合理价格体系的期间,需要承担一定的通货膨胀。央行必须在当前的目标优化和未来的目标优化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改革必经的过程。通胀目标制在我国得以实行的条件还有很多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1.经济体制
政策的实施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保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
2.操作条件
通货膨胀目标制在确定政策目标后,要有多层次且有效的政策工具进行调节,达到预定的目标。
3.央行的独立性
由于政府总目标和央行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央行报账政策的顺利执行。
4.政策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公信力
通货膨胀目标制最终需要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如果政策不够透明或政府不能够遵守承诺,公众的预期就会左右摇摆,加剧经济的波动。
而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上述要求都不能很好的满足。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顺利实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指标的选取,由于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不包括房地产等价格,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并不能够综合和准确的衡量实际的通货膨胀指标。其次,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期,一些领域的价格改革还没有完成,而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忍受相当的通货膨胀。此外,我国仍实行较为稳定的汇率制度,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需要与汇率制度相协调。
五、小结
本文介绍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点,根据我国近几年采取的货币政策分析了我国的政策目标,根据政策实施需要满足的条件分析了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我国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完善的条件,得出了目前我国并不适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论。我国仍处在改革转轨阶段,货币政策考虑多目标是必要的,必须在当前目标优化和未来目标优化的程度之间做权衡,动态分析和解决问题。央行需要采取其他措施锚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稳定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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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输入型通货膨胀成因向量自回归模型
CPI指数
当前,中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国内众多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是物价派,认为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承认货币非中性;另一派是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货币是中性的。本文在研究通货膨胀时,将综合两派的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既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又有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具有典型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点。
一、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特点
与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此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六大特点。
一是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即价格上涨从上游到下游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高于中间产品价格,而中间产品价格又高于最终产品价格,同时,各环节价格指数的内部构成也存在很大差异,城乡和区域差别也很大;二是国际粮食供给短缺背景下的国内粮食出口量增加,主导了此轮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三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于居民居住消费价格和食品消费价格的上涨,尤其是食品消费价格的上涨最快;四是物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这也成为此轮通货膨胀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特点;五是从世界范围看,物价上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物价快速上涨,通胀的压力逐渐成为摆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面前的棘手问题;六是此轮通货膨胀还表现出很强的货币性特征。
二、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成因的实证分析
根据当前导致通货膨胀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为了避免因使用少数变量带来的解释的非全面性,本文选取了多个解释变量,并在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定量分析此轮通货膨胀的原因。首先使用回归方程来静态分析当前通胀的原因,其次将继续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动态分析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得出当前通货膨胀的国际输入因素和国内经济因素两方面的贡献率。
1、解释变量的选取
根据上文的分析,解释变量将主要从导致此轮通货膨胀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两个方面中选取。在国际因素方面,主要选取国际原油价格(OIL)、国际大米价格(RICE)、人民币汇率(E)及我国的外汇储备(FER)作为解释变量;在国内因素方面,主要选取GDP产出缺口(GDPGAP)、利率(i)、上证综合指数(STOCK)和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REALTY)作为解释变量。
2、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本文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大米价格数据均来自于IMF网站,其余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CPI数据被转化为以2000年为基准的定基比数列。为了保证足够的样本数据,本文选取月度数据,由于GDP只有季度数据,故通过Eviews的频率调节功能将其转化为月度数据,进而估计出月度的GDP缺口。数据区间为2003年1月至2009年12月,共84个样本。同时为了防止异方差性,以上各数列均经过指数化处理。使用ADF检验对各数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各数列均是I(1)过程。
3、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
建立以CPI为因变量,上述其余变量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同时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残差数列平稳。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为94%,同时F统计量的概率水平远小于1%,这说明方程整体是显著的,并且具有很高的解释力度。从单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来看,国际大米价格、汇率、外汇储备和上证指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国际石油价格、产出缺口、房地产景气指数和利率因素并不显著,尤其是利率因素显著性水平最低,这说明利率因素在此轮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另外国际石油价格、产出缺口和房地产景气指数的显著性水平大于15%,并不是特别显著,说明这三个因素在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方面并不具有直接作用,而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其作用并不能在当期得以释放出来,这也是静态回归方程的一个缺陷所在。
lnCPI=2.199+0.074lnRICE+0.022lnOIL+0.075lnE+0.040
lnFER+0.024lnGDPGAP+0.048lnSTOCK+0.116lnREALTY
A-R2=0.942707DW=0.868307P(F统计量)=0.000000
由实证检验结果看出,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变动是同向的,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从进口方面来说,人民币升值能降低进口成本带动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下降。理论上讲,升值会降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而贸易顺差减少,但事实上,我国外贸在汇率持续升值、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出口退税政策的多重压力下依然保持稳定增长,因此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的传导存在阻滞。另外,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重,巨额的套利促使国际游资加速流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通胀的负担,因此依靠人民币汇率升值来解决当前通货膨胀的问题并不有效。国际大米价格以及国内证券市场的变化都与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国际米价的上升导致了进口粮价的高涨,进而带动了CPI的增加。
4、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虽然静态的自回归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CPI的变化,但由于这种解释关系是同期的,并不能对解释变量的滞后进行反应,故有可能使原本对CPI的变化产生影响的变量被排除掉。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分析时,选择CPI、国际原油价格、国际大米价格、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GDP产出缺口、上证综合指数和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8个变量进行VAR估计。
在进行VAR估计前,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存在4个长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模型精简原则以及AIC、SC信息准则,选择滞后期为1期。同时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是稳定的。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子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95%,只有产出缺口的拟合优度最低,但仍然达到了65.7%,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5、CPI的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技术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对CPI进行方差分解的具体结果见表1。
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CPI自身的影响外,国际石油价格及国际大米价格的上升对CPI的影响贡献度最大,在滞后10期时分别达到了11.7%和11.9%。汇率对CPI的影响比较稳定,在6个月后达到最高值,随后有所下降并稳定在1.65%左右。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很显著,在当期就有较大的影响,并在第6个月达到14%的最高值。然而大米价格、外汇储备、证券价格以及房地产市场对CPI的影响均较为滞后,均在10个月后达到最大值。
把汇率、外汇储备、国际石油价格及国际大米价格四个因素的贡献率加总,得到影响通胀的国际因素贡献率,发现其值在各滞后期都远远大于国内因素的贡献率。在滞后10期,国际因素的贡献率达到31.38%,而国内因素的贡献率仅为9.35%,这充分证明了此轮通货膨胀属于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近年来通货膨胀上涨的主要原因应归因于国际石油价格及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以及我国在巨额国际热钱的涌入下带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而国内经济的过热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并不是导致此轮通胀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
首先,此轮通货膨胀属于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国际石油价格及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对国内商品起到了成本推动的作用,同时也是当前物价总水平上扬的主要原因。此轮通货膨胀还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国内粮食的价格上涨主导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次,国际热钱的涌入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在此轮通胀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了6%,因此政府要更加关注国际热钱的流向以及调节国内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妥善解决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影响。再次,人民币不能盲目过度升值,一方面升值会加快吸入国际热钱,另一方面也会对物价总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应该是渐进式的。最后,央行通过利率来完成防止经济过热和反通胀的目标并不现实,在此背景下,央行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参考文献】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引起了社会政治危机。自从1976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Milton.Friedman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提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一非正式观点以来,学术界涌现了大量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Ball(1992)从博弈论观点出发,研究认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简称Friedman-Ball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学者采用货币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ltzer采用Baaro-Gordon模型,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但是非常重视通过惊人的通货膨胀率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1]在该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普通消费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当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时,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产出收益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简称Cukierman-Meltzer假说)。但是,Holland却基于货币当局偏好稳定的内在动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当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时,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货币当局将会有积极性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2]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负面影响(简称Holland假说)。
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李拉亚(1995)提出黏性预期理论,指出黏性预期对通货膨胀不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会阻碍通货膨胀的治理,他应用卢卡斯滤波分析了这种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指出中国信息不完备较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正确预期的能力更弱,通货膨胀的变动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叶阿忠和李子奈(2000)从实证上说明了我国通货膨胀存在GARCH现象,并建立了一个GARCH(1,1)模型,将估计的GARRH(1,1)模型与回归模型比较,得出通货膨胀的GARCH(1,1)模型优于回归模型的结论。赵留彦等(2005)基于马尔可夫域变模型(Markov regimes switching model),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细分为未来通货膨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货膨胀均值在不同域之间转变的不确定性,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段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增大,[3]也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围绕该水平值波动更剧烈,同时该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稳定。
近年来,受次贷危机和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通货膨胀产生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价格预期变化,降低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当前我国决策层已把管理通胀预期与保增长、调结构一同纳入宏观调控范围的背景下,如何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量化与评估,如何降低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避免其向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通胀不确定性测度的技术路线
本文将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时产生的偏差的发散性定义为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简称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可理解为经济人通货膨胀预期值的离散程度。目前大致有四种测度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一)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地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测度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
(二)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用来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该方法还存在另一个缺点:有可能所有受访者对未来都极不确定,但他们却给出了对通货膨胀相同的估计,使得预测结果的标准差很低。
(三)利用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族测度不确定性
在给定的经济结构下,GARCH族模型能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而且条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原本的定义,因此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准确地测度不确定性,也逐渐取代前面两种方式成为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
(四)其他测度方式
除了上述三种测度方法外,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创新也被不断地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为了能够体现宏观经济中控制通货膨胀变化的内在“体制”的演变以及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马尔可夫转换机制(Markov regime switching)”和“时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s)”。但是这种测度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地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测度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虑到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方式,各种不断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的创新计量模型还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检验,而GARCH模型族的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是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所以作者遵循“中规中矩”的学术要求,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该类模型来进行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分析。
三、中国月度数据的计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
目前国内对通货膨胀率的衡量主要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而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因素,从而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并可以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的最终价格。此外,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变化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样本区间为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共34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1 中国通货膨胀率(左图)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右图)(1983.1-2011.6)
从图1来看,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多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从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中国经济运行中曾出现了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1994年底、2004年底以及2008年初达到峰值,目前正在经历第六次通货膨胀过程,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3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1989年底以及1994年底形成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通货膨胀态势。此外中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曾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情形,而价格紧缩态势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随后通货膨胀率变化又逐渐出现了攀升势头。自步入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急剧扩散,最终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随之相应呈现出相对剧烈的波动态势。2010年下半年,美国第二次启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带来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首当其冲,面临着美国持续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和资本流入难题,自2010年7月份以来,中国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表1 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图1(右图)是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可以从该图时间路径中直观地观察到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很大。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偏度统计量和峰度统计量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分布特征,同时Jarque-Bera统计量的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序列及其平方序列具有显著的序列相关性特征,而LM检验统计量则进一步证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因此,本文基于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序列的不确性进行分析与测度是可靠且必要的。
(二)测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GARCH模型的条件标准差来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GARCH模型的思想如下: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πi,建立ARMA(M,N)模型:
则称(a)、(b)与(c)为ARMA(M,N)-GARCH(p,q)模型,这里(a)与(b)也成为均值方程,(c)成为条件方差方程,从(c)式可以看出某一特定时期的随机误差的方程σ■■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早期的方差(GARCH项)。
经过不断建模试验,最终建立了ARIMA(12,1,0)-GARCH(1,1)-M模型。表2是使用EViews6.0软件构建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最终测度模型,图2是利用该模型进行样本内静态预测后所描绘的历史值和预测值折线,最终测度模型的各项参数良好,模型整体预测精度很高。同时对测度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LM检验,不能拒绝“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测度模型的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于是完全可以使用测度模型残差的条件方差与条件标准差来反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图3和图4分别是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方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方差的趋势成分、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标准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标准差的趋势成分。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到:首先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趋势成分表现出持续下降的特点,其次1999年之前出现过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而同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多次出现,而1999年之后出现过两次轻度的通货膨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只出现两次,最近的一次较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出现在2009年。直观上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的相关性,但仍需要做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的关系检验
1.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的影响,本文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s)具体分析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条件标准差的动态响应。与传统脉冲响应函数相比,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有两个优势,首先它允许多变量模型中的复合相关性,其次它可应用于非线性多变量模型中,因为它不考虑冲击的范围、符号和历史。图5和图6给出了具体的脉冲响应轨迹图,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月度),纵坐标表示冲击响应程度(百分数),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5可知,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条件标准差(右图)的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当期迅速响应,并分别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14.44%、第10期达到最大值7.91%,之后几期分别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趋于收敛,而是分别保持在10%、7%的一种发散水平。由图6可以看出,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从第2期开始迅速响应,并于第3期达到2.13%的峰值,然后逐期下降,第5期开始演变为负向水平,第25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而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右图)在第2期达到-3.33%的最低值,然后逐期上升,第8期达到最大值2.43%以后期下降,第16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总体上讲,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趋于发散,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趋于收敛。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分别对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方差、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标准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确保检验的有效性,滞后阶数分别选取1至5。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在5个月之内将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的变化;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不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大于0.10,说明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的检验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唯一区别的滞后期是4个月而不是5个月。Gr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4-5个月的短期内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验证了Friedman-Ball的观点而不支持Cukieman-Meltzer的观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的CPI月度数据,通过构建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ARIMA-GARCH-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有:
第一,中国的数据实证支持了Freidman-Ball假设,即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原因,而不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也不支持Holland假说。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呈现显著的动态单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引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应比处于低通货膨胀水平时更加注意通货膨胀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应比面对通货紧缩时更加注重引导公众的预期。
第二,在现实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控制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根据常识判断,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下来,但经济行为人很难判断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大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在当通货膨胀率尚处于低位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应给予关注,防止其向高位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最明智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选择。
第三,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平稳性和连续性。稳定的经济政策能够降低公众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政策反复引起预期的偏差,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微观行为的影响。同时扩大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供求,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较强的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消费者获取更多的信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ukierman,A. and A. Meltzer. A Theory of Ambiguity,Credibility,and Inflation under Discretion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Econometric,1986,(54):1099-1128.
[2]Holland,S. Inflation and Uncertainty:Tests for Temporal Ordering[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5,(27):827-837.
引言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国经济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不利冲击,中国政府适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府空前力度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在逆势中步步向好,2009年呈现出令世人惊叹的“V”型回升。货币供给和金融机构信贷超常扩张是经济迅速回升增长的强大驱动力。2009年我国狭义货币M1和银行信贷这两个指标年增长率达到25%左右。M1和银行信贷如此天量增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市场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不断加大,对于是否引发未来通货膨胀争议不断,但对于加大经济系统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观点达成共识。随着2010年1-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的陆续出台,市场对于通货膨胀的讨论甚嚣尘上,因此理性分析当前通货膨胀形势无论是对个人认清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况还是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现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回顾
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而引起的一段时期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分为两类分析,一类是研究通货膨胀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刘霖、靳云汇(2005)以1978-2003的年度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率、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变量VAR模型,研究显示,从长期看价格水平上升时,未来货币供给增长率下降,这一规律可能与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付通货膨胀的行为有关。另一类是专门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性如成因、类型、惯性特征等;陈彦斌(2008)通过对2003-2007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发现,2003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非平衡性、温和性等特点;同时具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特征,流动性过剩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还不明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当前的最新数据、以比较说明的方法为主,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形势。
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由负增长扭转为正增长以来,CPI同比增长率不断攀升,1月份为1.5%,5月份攀升到3.1%,创19个月新高,首破通货膨胀警戒线。市场的通胀预期愈演愈烈,通货膨胀真的来临了吗?
事实上,仔细分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部分可知: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的价格上涨是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最主要动力。(见表1)从表中可直观看出,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同比上涨率均高于CPI的同比上涨率,其中食品类的上涨率往往是CPI上涨率的两倍之高。又由于在我国CPI构成中,我们赋予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的权重相对比较高,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拉动起来的。以4月份为例,食品价格上涨5.9%。居住价格上涨4.5%,占2.8%同比涨幅的93%。由此可知,当前CPI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全面的价格上涨。
表12010年1-5月份CPI分类别同比上涨率单位:%
月份
类别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CPI同比上涨率
1.5
2.7
2.4
2.8
3.1
食品类同比上涨率
3.7
6.2
5.2
5.9
6.1
居住类同比上涨率
2.5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