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效应对全球的危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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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可以说很多人都有切身的感受。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全球生产力和经济的提升，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还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了环境，导致了温室效应的出现，温室效应的不断累积，最终引起了全球气候的明显变暖。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过去的50年例，全球的气温每年平均上升0.15℃，按照此趋势，预计到2050年全球气温还将再上升1.5℃到4.5℃，这所能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不容小视。因为全球气候的变暖，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等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以消极的、负面的为主，可以直接被视作危害，从长远来看甚至直接阻碍到了人类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一、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

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分自然和人为两个因素，其中以人为因素为主，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指的是单纯的自然活动、自然变化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在过去的成千上万年间，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全球的气候发生过反复变化。就当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来看，自然因素分两个方面，第一是大气上界辐射的变化，第二是太阳活动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自然因素，均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的气候，不过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这种影响虽然存在，但是非常微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致使全球气候如此明显的变暖，因此其并非主要因素[1]。

（二）人为因素

当前，人为因素是大多数人公认的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其具体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温室气体排放。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也随之增长，例如有研究显示当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较早期相比增加了30%，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气候温度的升高，同时也导致了海平面的升高。需要注意的是，二氧化碳的寿命可以达到200年，在这期间二氧化碳会不断的累计，所以温室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越到后期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第二是热排放。在纯自然的环境条件之下，大气中的热量收支是保持基本平衡的，但人类的很多活动却增加了热的排放，打破了这一平衡，例如生产和生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热，都直接被排放进了大气，长时间积累便会引起气候温度的升高[2]；第三是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气候调节控制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气候的异常变化，但遗憾的是人类的活动却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废水、废物、废气的大量排放，植被的锐减，能源的过度开采等等，都严重的超过了自然的负荷，降低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气候调节控制能力，最终在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下，全球气候明显变暖。

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一）对降雨的影响

气候变暖会使得水分蒸发量增加、蒸发速度加快，这会进而增加全球的平均降雨量。尤其是在中纬度地区，降雨量的增加会更为明显，不过其他的一些地方却可能出现降雨量减少的情况。而且即使是在降雨量增加的地方，其土壤中的水分可能反而会更少，夏季变得更为干燥，两极化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会上升。

（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还会给整个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致使其失去原有的平衡，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食物链、生物链，其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某地的温度升高，候鸟迁徙的时间延迟，另一地便可能出现虫灾泛滥的情况。

（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生产就是“看天吃饭”，全球气候的变暖，势必会对农业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对于水资源的需求是必须的，但是全球气候变暖却改变了降水格局和水循环，部分地方会因此而出现干旱、洪涝两极的境况，导致农业生产的减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如果某地本来干旱，降雨量增加的话，则可以提高其农业生产产量，再者就是对一部分喜湿热的农作物而言，气候温度的适当升高，有利于其生长[3]。

（四）对人类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这一点也是较为突出和明显的。温度的升高，使得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大大上升，如钩蟲病、血吸虫病、淋巴腺丝虫病以及疟疾等，患病人数增多，甚至不少人会因此而死亡。而且一些原本只在热带地区才会发生的疾病，可能逐渐向中纬地区蔓延，所以说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了人类的健康。

（五）对物种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使得一些对温度敏感的动物和植物逐渐消亡、灭绝，当然也有可能一些新的物种因此被发现，但是从整体上来讲，这会打破物种间的链条和平衡。

三、针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对新能源的研究、推广

减少对石油燃料的依赖，是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主要方向，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策略。石油不是无穷无尽的资源，石油产量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几乎是直线上升的。面对能源安全问题和国际和平，我们必须考虑到要尽早逐步地从依靠化石能源这种经济体制转化到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新的体制：其一是大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比如使用节能冰箱、节能空调、高效能汽车；其二是生产使用过程中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三推动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二）加强植树造林

在陆地中，森林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其能够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通过研究调查能够发现，全球的陆地生态系统的储碳量达到了2.48万亿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储碳量达到了1.15万亿吨，通过植树造林能够存储更多的碳，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释放更多的氧气。也都知道全球气候变暖是山于二氧化碳等一些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导致的，而通过植树造林能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植树造林是减排的一个重要手段，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植树造林能够很好的缓解气候变化，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将森林间接减排的手段运用了进去[4]。

（三）加强社会宣传教育

此外，还应当面向社会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大众的节能减排环保意识，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如尽量乘坐公共交通，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等等，这些都可以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控制和改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其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等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危害甚大。必须引起我们所有人的重视和关注，严肃对待此问题，积极采取相关对策，控制全球气候变暖，改善全球气候条件，从而保障自然生态环境及人类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郁乐.变化世界中的全球变暖及其治理困境——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气候治理逻辑[J].思想战线，2017，（03）：160-166. 

[2]杜一博，张强.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对流层顶高度和温度的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J].干旱气象，2017，（02）：1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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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162 文献标识码：A

本文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气象进行分析，分析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的一些因素以及对广西农业的所生产的影响，重要的是对未来气候CO2的连续增加对广西农业的生产所产生的一些可能性的影响，从而可以有效的提高人们对气候变暖以及对于农业生产所产生的一些利弊的了解和认识，可以有效的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合理的利用农业的气候资源来趋利避害，为广西的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来提供一些科学合理的依据。

1 广西气候变化的特征以及未来气候变化的情况

1.1 平均气温的变化

根据广西各区域不同年代的平均气温数据可以看出：广西的平均气温从1970年之后开始大幅的增大。其中桂中、桂北、桂南、沿海以及全区在1981～1990年的升幅比往年的有所增加，而1991～2000年的升幅和往年的增幅比较大平均增加气温均在0.2℃最高达到了0.4℃，而2001～2005年的数据显示其气温比往年气温平均增幅在0.3℃最高的0.4℃有2个地区达到。

1.2 平均最低和最高的气温变化

从广西不同的区域以及不同年代的平均最低以及最高的气温的数据可以看的出来，平均的最高气温是从20世纪的60～80年代的变化不是很大，在90年代就开始有了明显的上升。其中桂中、桂北、沿海、桂南以及全区在1991～2000年的气温比往年的上升幅度较小，平均上升在0.1℃左右；但是在2001～2005年的平均上升幅度比往年的较大，平均上升的幅度为0.5℃和0.4℃，其差距比较明显。

平均的最低气温是在20世纪的60～90年代时逐渐的上升，上升幅度也在不停的增大，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升的就显得明显了。其中广西的北部以及其整个区域的中部和南部甚至包括全区都在1991～2000年时和往年的上升幅度相比平均温度在0.3℃和0.2℃左右，而2001～2005年的上升幅度较往年是0.4℃和0.3℃左右，温度的上升比较明显。

1.3 未来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情景

最近几年，国内外相继发展建立了很多的全球大气相关的环流模型来对气候的一些变化进行相应的模拟预测。其中，用来模拟全球的大气海洋的环流模式，模拟了大气CO2的浓度的不断增加所导致的对全球的整体气候的变化影响，其结果有效的表明了，CO2在不断增加时，全球的平均气温每年都要提升2.8～5.2℃，中国的气候也将随之变暖，全国各地的降水和年平均的气温将会分别的增加12%和2.5℃左右。广西整个区域的平均气温将会提升2.3℃左右，降水也会发生变化。

2 气候变化对于广西农业生产的影响

2.1 对于农作物的品质以及农作物产量的一些影响

CO2是大自然植物的光合作用的一个产物，大气过程中的CO2含量将会对植物的一些光合作用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不受改变的情况下，CO2含量的连续增长可以更好的来加速植物的快速生长，从而可以有效的来提高植物光合的能力，从而可以有效的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是一些不同的植物对于CO2浓度的增加其相应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在CO2的浓度不断增加之下，C3类的一些农作物（比如烟草、花生、水稻）等植物其光合的速率会很明显的去高于那些C4类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蔗）。在未来的大气中，温室效应造成CO2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未来的气候将会变暖，降水量也会随之变少，其很利于那些C3类的农作物其田间的那些杂草的生长，从而能够和那些农作物来进行一些养分的争夺，尤其是那些C4类的农作物会低挡不住那些C3类农作物的田间杂草的强力竞争，从而会导致其产量的降低而受到一些影响。甘蔗以及玉米是整个广西西部的重要的粮食以及经济作物，这将对于广西桂西农民的生产以及制糖工业产生很难预料的不利影响。

2.2 对于病虫以及草害的影响

一般来讲，温度降低可以有利于一些害虫在潜育期的孕育，温度提升则会导致潜育期的时间缩短，未来的气候温度提升变暖，尤其是在冬季，更加的有利于一些病原菌或一些害虫的可以安全的过冬，从而导致第2年的春天病原菌以及害虫会有所增加，引发一些粮食方面的危害或危害面积的扩大，农作物的受害程度将会不断的增加。

气候的不断变暖还会使得那些害虫所波及的面积扩大，会使得那些害虫的越冬界线向北移。决定害虫的一些分布的因素之中，往往低温比高温显得更加的重要。未来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广西的沿海地带以及广西南部的大部分的地区将成为稻飞虱最为合适的繁殖的气候区，桂中以及桂北地区将成为稻飞虱的最佳越冬气候区。未来气候的变化，各种杂草也会变得日益的茂盛起来，也将成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以及农业耕地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2.3 对于农业气象灾害的一些影响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广西在1987～1996年中的一些气象的灾害发生相对比1957～1986年的要高，严重的一些灾害整体出现的相应周期比往年的要短，例如严重的春季低温阴雨、春旱以及洪涝等灾害发生的整体频率要比1957～1986年的要高很多，受灾的程度也有所加重。

气候的变暖将导致农业气象灾害的不断发生，总之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将会更加的频繁、强度将会增大，损失将会更加严重。

3 结语

如今，我国应该把适应气候作为广西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战略，把那些可以促进农业的生产以及保障粮食的安全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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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书籍报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那时，“征服”仍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但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发达工业国家，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公害事件已经频繁发生。比利时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这些公害事件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人们的环境意识也随之开始觉醒。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此书与她稍早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连载文章一道，第一次对“征服”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批评矛头直指危害环境的化工巨头和其他利益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在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环境保护。

60年代是动荡的时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与反对冷战和越战的政治诉求同时出现的，还有反对高消耗、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反对单纯追求经济而漠视信仰和社会问题，呼唤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思潮。70年代的几次重大事件更使这种理念深入人心。

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大爆发；同时，中美洲、西非、印度、澳洲、中国和苏联都发生大旱，全球出现空前的粮食短缺。同一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引发爆炸性影响。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炮声和余烟中爆发，西方经济也从此步入长达十几年的“滞涨”衰退。

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引发了欧洲和美国的环境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知识界、政界、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多个层面席卷欧洲：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代表的生态主义开始影响知识界和精英的环境意识；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许多环境组织成立，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游行示威不断发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推行环保政策；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学生运动开始向环保运动转型。1977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了盛大的环保游行。这一天也因此被定为地球日。

从欧洲开始，环保运动很快走向制度化并力图影响政府政策。许多环境组织逐渐大型化和国际化，环境运动组织纷纷联合起来，“由绿而党”，纷纷改名为或被视为“绿党”，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到了90年代，“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

绿色思潮的全球扩展自然也一直在促进着关于环境问题的垒球协商。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这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垒球性气候和环境大会。18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非政府组织也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气候政治的世界政治舞台。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即《地球》)、《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防止地球变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两个公约。气候变化引起安全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是作为环境问题而由科学家提出并加以讨论的。1974年，世界气象组织开始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将环境、气候变化、外交和安全等问题联系起来。直到1988年，“气候变化”问题才逐渐引起了大众关注，有了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可能。

8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全球变暖现象日益明显。面对科学界逐渐形成的关于全球变暖趋势不可避免的共识，1987年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首次在官方意义上使用了“环境安全”一词。

1988年是“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安全、外交问题引起公众关注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干旱，提供全美粮食的核心生产地带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国会对气候变暖的后果感到震惊，并就此举行了听证会。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在听证会上说，有99％的把握可以确信，由于人类推动了温室气体向大气中的排放，气候确实在变化，温室效应已经发生。他坚信，理论与预测如今都已经变为了现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温室的世界之中”。

同年6月，加拿大政府在多伦多主持召开了堪称第一次由各国决策者及科学家共同参加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主题是“变化中的大气：全球安全的含义”。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家提供了关于气候与海平面的可能上升值的预测，来自40多个国家的政治家则讨论了此变化就其本质而言所带来的安全、经济与政治后果。会议达成如下共识，即“人类正在进行一场自身未曾意识到的、难以控制的而又遍及全球的实验，其最终后果或许仅次于一场全球核战争”。

将气候变化纳入各国决策者视野的努力通过1988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建立的“政府何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机构试图为决策者应对全球变暖威胁而采取适当行动提供尽可能科学的依据。

自1989年到90年代中期，较为系统地分析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家安全存在紧密联系的有分量的专论性文章纷纷涌现。’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界定，需要“包括资源、环境与人口因素”。而且，对于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单个国家或者国家团体没有能力加以应对，人类如要继续生存下去，就需要充分采纳新的思维方式。

而冷战的结束，为气候变化议题成为全球性改治问题、进入各国政府的决策领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气候谈判全球磋商历程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规划，各国开始认识到必须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协议、采取措施，通过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进程。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开始启动。由于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与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攸关，彼此间的矛盾冲突点较多，谈判进程比较缓慢。

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大致可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和生效阶段、《京都议定书》谈判和生效阶段，及后《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

1988年，联合国第43次大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要求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2005年减少20％，到2050年减少50％。1990年，联合国正式决定发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并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从1991年2月起，经过15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92年5月通过。并于同年6月在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由各国签署。1994年3月21日，“公约”生效。

1995年3月，在柏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柏林授权”，议定书的谈判启动。1997年12月，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京都召开，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定量确定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限额(2008“2012年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京都议定书》反应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提出了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控排放目标的“灵活机制”，即排放权交易机制(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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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媒报道，美国夏威夷冒纳罗亚天文台最近给出了一套最新测定的数值，部分美国科研人员认为，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日均值将于今年5月初超过400ppm，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二氧化碳浓度首次突破这一关口，上一次超过这一数值至少在300万年前。这一现象引起某些研究机构的担忧。

有消息称，按照每小时测量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值日前已超过40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但日均浓度尚低于这一数值。不过，最近一周的周平均浓度值已达到399.72ppm。部分美国研究人员认为，北半球许多地方的日均二氧化碳浓度将于5月初超过400ppm这一关口。

科研人员认为，尽管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00ppm并不是标志气候灾难的临界点，但这是地球变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非常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

科学界之所以了解数百万年来地球大气的成分及其浓度，要归功于南极冰芯。在史前南极降雪凝结成冰的过程中，会有气体被包裹在冰内成为气泡。通过钻取冰芯、提取冰芯气泡中的气体，便可检测其成分和浓度。

依据这样获得的相关数据，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近日发表文章说，地球历史上二氧化碳浓度最近一次超过400ppm大概是在距今500万年到300万年之间的上新世时期。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约为415ppm，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至4摄氏度，极地地区气温比现在高约10摄氏度，海平面比目前至少高出约5米。

夏威夷冒纳罗亚天文台自1958年开始持续监测大气中每小时的二氧化碳浓度，其最初测定的该数值是317ppm。科研人员指出，在工业革命前的人类历史上，地球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从未超过300ppm。

人类活动虽然不是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却是影响气候变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可以像现在那样对自然环境带来如此深刻沉重的影响。人类燃烧矿石燃以及毁林，矿石的开采与运输过程，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这种量的变化久而久之形成了质的变化即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多对全球环境变化产生了巨大作用。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负责运作冒纳罗亚天文台以及全球多个温室气体监测站。该实验室负责人吉姆·巴特勒表示，如今人类已经看到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影响，比如强风暴、干旱、海平面上升等，但人类为解决相关问题而付出的实际行动却很有限。

自然性灾害频繁加剧

据以往的研究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4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增加3.2%，大幅超过1990年至1999年年均1.1%的增长率。很多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有些地方如南部（南极洲）海洋的一处碳汇出现饱和迹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去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仍呈加速增长态势。欧盟也认为， “二氧化碳含量达到400ppm，这已经接近了我们必须长期保持不能超越的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没有机会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

二氧化碳增多进而气候变暖导致气象灾害增多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全球气温略有上升，就可能带来更频繁的气象灾害，过多的降雨和海啸，以及大规模的损失。一些科学家已经推测出气候变暖破坏海洋环流，引发新的冰河期，给高纬度地区造成可怕的气象灾害。近几年来，热带风暴的数量和严重性在持续上升。2005年的大西洋飓风极具毁灭性，其中三大风暴Katrina、Rita 和Wilma，使美国和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风暴的持续时间变长破坏程度增强。

近20年来，全球范围高温年份出现的频数超以往时段，洪水，雷暴，干旱，雪崩，泥石流和海啸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事件频频发生。极端天气事件趋强趋多，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以中国为例，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时2亿多的人受灾，造成经济损失达2700亿元。2006年，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桑美”登陆，重庆四川遭遇罕见的高温伏旱，持续干旱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导致东北地区发生继1987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强沙尘暴袭来使得北京一夜的降尘量达33万吨。

此外，温室气体的含量增高，会使得海水水体膨胀，不仅地区被淹，还会破坏排水系统，淡水资源矛盾也日益突出。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是相当有限的，水荒不仅是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更是危及人类本身，“为水而战”已并非危言耸听。

全球生态环境遭破坏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带来的必然趋势是全球变暖，平均气温的升高将使得农业热量资源增多，无霜期增长，生育期延长而冷害减少。据有关专家预测，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种植带将向两极推移，喜温作物冷害冻害将减轻。这种变化给中高纬度的农业将带来增产，而在低纬度地区则有加剧热害和逼熟之可能。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后，昆虫对农作物的危害将更加猖獗，据研究，当二氧化碳浓度增大一倍时，昆虫采食量将增加80%，这是由于高浓度二氧化碳状态下生长的植物，其鲜叶中蛋白质和粗脂肪的含量较低，导致昆虫采食量增加。同时，生长季节延长使得害虫的繁殖代数增加，加长了防治期和用药量，给植保工作带来困难。大气变暖必然加大蒸发量，降雨量也相应减少，原来湿润的地方可能变得较为干燥，少雨地方则可能更为干旱。其结果是全球的减产数将大于增产数。

全球变暖而引发的气候变化将在几十年里发生，而大多数的生态系统不可能如此快的响应或迁移，因此自然生态系统将愈来愈无法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从而导致原生态系统内的物种的重大损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如果气温升高 6摄氏度，那么，全球将近95%的物种将会灭绝。由此一来，整个生态系统便会遭到重创或瘫痪，生物链的打乱，直接引发生物危机。例如，由于暖水作用，许多生活在海里的珊瑚礁遭到灭顶之灾。200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珊瑚礁遭到严重破坏或处于进一步退化的险境，而且，被破坏的珊瑚礁很多无法逆转，几乎濒临崩溃边缘。

全球气候变暖也加剧传染病的传播与繁殖速度。温度可直接影响疟原虫的生长和蚊虫的生命周期。充沛的雨量有利于蚊虫的滋生，适宜的气候条件可加强蚊虫的侵袭力。疟疾是全球流行最严重的虫媒传染病，全世界有1/20的人口患有疟疾，每年有3亿5000万新病例，约200万人死于该病。霍乱和副霍乱的流行和蔓延，SARS和禽流感的病例已经使人谈此色变。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气温是影响病毒传播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由于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升高，水温升高，食物容易变质，因此，空气，水源，食物成为了病毒的栖息所，助长了病毒的扩散。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创，而环境变化也给人类带来许多灾害和威胁。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和能源项目负责人Samantha Smith认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需求空前急迫。她说：“物理定律告诉我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多，地球将会越暖。400多万年前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如此之高的时候，地球温度比现在高3摄氏度～4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5米?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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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是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解决气候问题的首要在于对气候变化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这也将有助于激发我们的责任感。显生宙时期地球上各种生物陆续繁盛起来，随着环境的改变，这一时期发生过多次生物大灭绝。对这些生物大灭绝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科学考察，找出生物大灭绝背后的气候成因，有助于当今气候问题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同时，这也昭示了这样一种伦理尺度：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碳排放空间，要求人们必须限制自己的高碳生活方式，在个人权利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一、显生宙时期的生物大灭绝

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演化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地球上生活过多种多样的生物，它们中大多数已经灭绝，一部分以化石的形式留存在不同地质时期的地层中，成了记录这一生命演化的主要载体。1目前发现最早的化石是澳大利亚距今35亿年地层中的原核生物化石2，它们主要是一些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的藻类，生命形式较为简单；到距今5.4亿年的寒武纪时期，多细胞的后生动物开始发展，生物数量激增，出现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现存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被称为“寒武纪大爆发”3；到距今4.7亿年的中奥陶世，植物开始登上陆地并繁衍发展4。

随着地球环境变化，显生宙时期发生过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目前研究界公认的生物大灭绝共有五次：第一次发生在距今4.4亿年的奥陶纪末期；第二次发生在距今3.75亿年的泥盆纪晚期；第三次是在距今2.5亿年的二叠纪末期；第四次是在距今2.08亿年的三叠纪末期；第五次是在距今6 500万年的白垩纪末期。有人认为大灭绝发生的次数要更多，比如Benton认为应该有7次5，Bambach认为可能有18次6。在大灭绝事件之间，还有一些较小规模的灭绝事件。

五次大灭绝的原因分析有很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戎嘉余院士的研究较为全面。（1）奥陶纪末期，有50%的属灭绝。可能的原因有：全球气候骤变，南半球形成冰川，气温下降，海平面下降等，导致了第一幕灭绝。随后温度上升，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伴随全球性的海洋性缺氧事件和水质的污染，导致了第二幕灭绝。（2）泥盆纪晚期，30.7%的属灭绝。可能的原因有：南方大陆的冰川形成，全球气温降低，海平面下降。陆地植物的繁盛使得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持续降低。外天体撞击地球成因说有争议。（3）二叠纪末期，70%的属灭绝。可能的原因有：西伯利亚大型火山熔岩喷发，造成气候短期变冷，出现小冰期和海平面下降，之后全球变暖；缺氧海水扩展；海洋和陆地环境中的硫酸气体、二氧化碳等有毒气体积累，海洋酸化；小天体撞击地球等。（4）三叠纪末期，55.6%的属灭绝。可能的原因有：海平面下降，出现大规模海退，随后海平面快速上升，造成海水缺氧。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产生温室效应。联合大陆分裂，引起火山活动。（5）白垩纪末期，46%的属灭绝。可能的原因有：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相互碰撞，造成大面积火山喷发，火山喷出大量有毒气体，严重污染环境，导致全球变暖。白垩纪末，有一直径10 km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在墨西哥湾尤卡坦半岛地下1 km处形成了直径60 km的陨石坑和直径180 km的圆形构造，爆炸使数以千亿吨计的碎屑物和尘土抛至空中，严重影响植物生长，并持续低温达10年。1

归纳这些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地内成因和地外成因2。地内成因包括海平面升降、海洋环境恶化、食物链破坏、大规模火山爆发、气候变化（骤冷或骤暖）、地球磁场变化等；地外成因有小行星撞击地球等。地内成因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气温骤升可能是由海退（海平面下降，沉积物慢慢向砂岩过度）转为海侵（海平面上升，沉积物慢慢向泥岩过度）所造成，其结果会导致海水缺氧。大规模火山活动也会引起气候升温、缺氧。大规模火山活动和海水进退可能还有更深层原因，比如二叠纪末泛大陆拼合和三叠纪末泛大陆张裂，都曾同时影响了火山活动和海平面升降。3地外成因中小行星撞击地球，可导致大气和海洋环境迅速改变，扰动地球磁场等，最终影响到生物圈。无论是地内成因还是地外成因，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球的生存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地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也是一个复杂、多重的耦合系统，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岩圈相互作用，牵一足而动全身，改变其中任一链条都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连锁反应。

由此不难看出，全球的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着生物的生存状态。显生宙时期生物大灭绝及其原因探寻，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气候变化是否有自身的规律？气候的规律变迁可不可能人为打破？如果人为地改变气候变化的阈值会造成什么后果？

二、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1）地球轨道三要素的周期变化影响气候变迁。一般来说，气候变化遵循自身的演变规律。前南斯拉夫学者Milankovitch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一个假说：地球轨道三要素（黄道倾斜、岁差、偏心率）准周期性的、微小的变动可以引起全球各地各季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的相应变化，从而导致近百万年来冰期和间冰期的反复交替。4这个假说被称为“天文气候学”，其核心思想是：“与冰川旋回相伴随着出现的全球性气候的主要波动是由全球各地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的型式的变化所引起的，而后者又是由地球的几何轨道的缓慢变化所造成的。”5地球的运转方式包括自转（每天旋转一周）和公转（每年绕太阳运行一周），换言之，即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时，公转轨道形状、地轴和公转轨道的黄道面间交角和公转时地球自转的角速度会有变化，这几个方面的自然变化使得地球接受太阳辐射有变化，从而影响了气候和冰期的形成。根据天文学家的研究，地球黄道倾斜的变化周期大约是4.1万年，岁差的变化平均周期大约为2.1万年，偏心率的变化平均周期大约为10万年。1黄道倾斜、岁差、偏心率的周期变动产生两个影响：一个是冬季和夏季之间太阳辐射量的重新分配；另一个是太阳辐射量在纬度地带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地球轨道三要素的变动造成全球各地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地质历史上的气候变迁。

1976年，Hays、Imbrie和Shackleton联名《地球轨道的变化：冰期基本步调的控制者》，文中Hays等使用频谱分析的方法，测出造成全球性气候变迁的三项主要频率的周期是4.2万年、2.3万年和10万年。它们恰好与地球轨道三要素（黄道倾斜、岁差、偏心率）的平均变动周期（4.1万年、2.1万年和10万年）大体吻合。于是Hays等得出结论：产生第四纪冰期序列的根本原因是地球几何轨道的变化。2随后美国的Repenning和Lindsay、法国的Bonifay、意大利的Azzaroli、英国的Surcliffe、南非（阿扎尼亚）的Vrba等科学家，他们将陆地气候变迁记录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进行对比，得出：在寒冷期，全球各地几乎同时降温，不仅冬季变冷，夏季也同时变凉；在温暖期，全球各地几乎同时增温，不仅冬季变暖，夏季也同时变得更加炎热。3由此，Milankovitch天文气候学的假说得以证实。

地球轨道三要素微小的、准周期性的改变，引起全球各地各季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的变化，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变迁，这是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气候的自然变化影响着动物的生存状态。根据动物对外界温度的适应性不同，可以将动物分为外温动物和内温动物。动物中除了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以外，都是外温动物。外温动物的基础代谢率低，主要靠外界环境温度来调节自身的体温。因此，当环境温度较低时，它们的活动会受到较大限制，比如蛇在10 ℃时已经不太活动，在3 ℃至2 ℃时陷入麻痹状态，当蛇身冷至-4 ℃至-6 ℃时便会死去。当然，在温度较高时，外温动物的活动也受限制，比如蜥蜴在沙漠温度为55 ℃时，呼吸会显著急促，如果这样持续1.5～4 min，它们就会因不能忍受高温而死亡。内温动物是通过自身体内氧化代谢产热来调节体温的动物，它们适应外界环境变迁能力较内温动物强。

侏罗纪和白垩纪，黄道倾斜小，因此冬季和夏季温度差异小，这样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外温动物，于是出现了“恐龙的时代”。而内温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下，自身较强的适应环境变迁能力的优势得不到发挥，以致种类匮乏，数量稀少。由白垩纪向第三纪过渡时，黄道倾斜逐渐增大，于是冬季和夏季温度差异随之逐渐扩大，冬季变得越来越冷，夏季变得越来越热。这样的气候变换方式对外温的恐龙类动物是极其不利的，但内温哺乳动物却能适应得好一些。正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恐龙灭绝事件发生了。

地球轨道三要素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气候变迁始终是有规律的，它对地球生态环境的规律影响让地球生物形成了自身的进化演变秩序，可如今，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正在被打破，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失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2）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失律。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加剧，环境污染严重。据IPCC 2013年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估计，温室气体排放增多，使得自1850年以来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5 ℃，到2100年，全球温度可能会上升4.8 ℃。而气溶胶浓度增加可以改变大气的辐射特征，进而通过直接或间接辐射影响地气系统的辐射收支，引起全球大气环流和水循环的变化。评估称人类活动致气候变化的可能性超95%1。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对空气质量、人体健康、整个生态环境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

第一，人类排放毒害污染物明显增多，严重影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并影响人体健康。大气中的毒害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大气汞、O3前体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和大气颗粒物被排放，在大气中沉积，伴随气候交替，既对空气质量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加重人体慢性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改变个体免疫机能，造成肺组织的损伤和过早衰竭，诱发癌症。美国环境保护局在1996年的全国大气污染源数据估算了美国东部O3前体物的未来排放情况，到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五十、八十年代，O3前体物日均8小时最大浓度预计将会分别增加2.7、4.2、5.0 ppb。随着温度升高，生物排放的VOCs增加，可以预料由此产生的O3前体物额外增加量将大致等于仅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增加量。2当气温升高，太阳辐射强度增强，降水频率减少，空气流通减弱时，O3的主要前体物VOCs的排放量大量增加，使现有O3污染事件加剧和持续。

现代都市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室内，某种程度上说，气候变化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比室外的更大。2010年，Mudarri总结了气候变化可能引发室内空气质量及公共健康问题，具体表现为：（1）气候变化促使室内气温升高，可刺激室内地毯、涂料、清洁剂中VOCs或SVOCs物质的挥发，这些物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2）气候变化使空气流通变得缓慢，可能导致室内生成的污染物积聚；（3）气候变化引发环境湿度增加，可能导致室内霉菌滋生、空气过敏源增加，诱发人体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和过敏性疾病；（4）气候变化导致骤冷或骤暖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空调使用量增加，进而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由此陷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恶性循环中。1

第二，人类活动不仅是全球变暖的推手，还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首先，人类破坏动物栖息地、污染环境、过度开发等，致使动物数量和种类减少。例如，人类捕猎和抢占生境导致诸多岛屿动物群的灭绝；由于开发水利水电，江湖阻隔，造成鱼类栖息地减少甚至丧失。其次，人类大规模的垦荒和单一种植，使得大片森林消失。据调查统计，从1990―2050年，热带森林将以每年0.43%的速率消失，由此将导致6.3%的森林物种趋于灭绝。

自然环境存在“生物链效应”，其中任何一个关键种的灭绝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美国学者威尔逊曾描述过生态系统崩溃的情景。昆虫等节肢动物对整个动物界很重要，一旦节肢动物灭绝，在很短的时间里，人类很有可能会随之消失。因为随着节肢动物的灭绝，大部分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类也会走向灭亡，随后波及大批开花植物、陆生植物，大部分森林的自然结构消失，陆地表面的陆生动物栖息地也随之消失。同时，由于死亡植物的积累和干枯，自然界营养循环被关闭，植物的其他合成途径中断，植物将相继死去，除少数陆生脊椎动物外，其他生物都将灭绝。自由生活的真菌，起初会有一个巨大的繁殖高峰，之后也将急剧下降，大部分种类将灭绝。陆地将回到接近古生代时期的状况，其表面被一丛丛不活跃的风媒植物所覆盖，到处散布着小树和小草，基本没有存活的动物。所以，大自然的链条，不管你砸向哪个环节，都会把它砸断，何况人类现在是在所有环节上同时砸，有的已经砸断，有的正处于断裂的边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10年前在全球气候变化科学会议上说：“全球气候变化不能简单地用因果关系来理解，地球系统动力学往往以临界状态和突变来描述。”2地球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的触发因素都会在大气系统中有所反应，而人类正在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地球物理实验：我们正在将几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和海洋中。这场实验几乎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

综上所述，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只有当这种自然状态被外力强行打破，气候才因此失去自身的运行规律而处于无序状态。能够强行打破气候变化规律的，一个是自然力，另一个就是人类活动。气候的规律变化是自然力所为；气候的失律，却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作用于自然界的负面成果。当前，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亟须我们对全球环境变化作出深刻的伦理反思。

三、气候伦理与个体权利的限度

探究显生宙时期生物大灭绝的原因得知，地球上大多数生物无法承受气候失律带来的后果，而现在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不断增强，正在人为地改变着气候变化规律。美国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斯曾警示：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人类可能造成新的物种大灭绝。在这样严峻的生存境遇下，气候问题研究需要突破科学领域，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气候伦理学由此产生。

伦理学主要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智慧，而气候问题涉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气候问题和伦理学之间可构建起一定的关联，气候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伦理的思考，气候伦理概念随之兴起。1“气候伦理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气候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其基本途径是人类社会通过对话协商建立一个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伦理共识，为气候治理提供一个有序的伦理环境。”2从伦理学角度反思气候失律，需要明晰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时，应该将人类的长远发展和共同利益放在个体权利之前；二是人类应该遵循“限度生存”的法则，一方面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另一方面应对个人偏好和生活方式施以节制，甚至对其进行“再道德化”，使得人们认识到并愿意过一种有限度的生活。

（1）善必须优先于正当。2004年，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期间，来自伦理学、气候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和机构，发起了设立专门研究气候伦理问题与决策建议的“气候变化伦理尺度合作项目组”，并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伦理尺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宣言提出八项关于气候伦理的现实问题：（1）损害责任问题。谁应当为气候变化后果负责，并负担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2）目标性问题。气候变化政策目标的设定应遵循怎样的伦理原则？（3）温室气体减排分配问题。个体与个体之间、各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分配责任应当遵循怎样的伦理原则，才能避免气候变化引发的超越伦理容忍度的影响？（4）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在面临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气候变化决策有怎样的伦理必要性？（5）国家经济成本问题。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延迟或减少气候变化行动是否合乎伦理？（6）独立行动责任问题。以共同行动为由，延迟或减少气候变化行动是否合乎伦理？（7）新技术可能问题。以等待低成本的新技术出现为由而减少应对行动是否合乎伦理？（8）程序公平问题。应遵循怎样的程序正义原则以确保决策的公平性？32006年，气候变化伦理尺度合作项目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的基础上，又了《气候变化伦理尺度白皮书》。白皮书认为伦理是关乎是非评判、义务担当和责任承担等概念及其应用的哲学审查，虽然政府通常更倾向于根据经济、科学和国家利益需要来推进气候决策，但只有当立场合乎伦理原则，才能找到全面而公正的气候应对之策。

当前气候决策方案的焦点是如何公平地分配碳排放量，其实，解决气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公平分配碳排放量，而是人类首先要反思基于个人权利所追求的生命目标是否合理。在当今气候语境下，捍卫个人权利的道德理由必须以共同维护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安全为依据。换言之，解决气候问题的伦理认知应该是“善（地球的安全和生命的延续）必须优先于正当（对个人权利的捍卫）”1。现在一个基本事实是碳排放所产生的好处由各国独占，而产生的危害却是地球上所有同代和后代人承担。碳排放空间属于公共资源，各国的排放权并未明确界定，所以每个国家的优先选择都是“越多越好”，这必然导致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2。“公地悲剧”意指：公地作为一项公共资源有许多拥有者，每一个都有使用权，又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过度使用会枯竭，但都对阻止事态继续恶化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恶化。“公地悲剧”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权利拥有者习惯于从个体角度看待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但仅仅从个人角度最大化利益，结果反而更糟糕。因此，要促进某个目标的达成，就必须对个体的优化行为进行约束。“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保护和维护人类个体生命，而保护和维护人们的生命并使之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适当的资源，这样，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假若每个人都拼命抢占资源，那么个体的优化行为就会导致激烈的冲突，结果每个人都会丧失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的策略是设定某些权利，用来控制对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这种有所约束的最优化策略使我们可以承认和尊重权利，因为权利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约束。”3

诚然，为了人类生存基础和未来人类的整体利益，人们必须要接受自身优化行为的约束，这并不是要实行“生态专制”，也并不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漠视。“气候伦理反对的是无论什么个人权利都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利观，它所倡导的是对个人权利的追求必然相容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4

气候伦理倡导对个人权利的追求必须相容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换个角度理解，气候伦理并没有漠视个人权利，而是将促成最大多数人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视为可辩护的道德行为。因此，气候伦理既要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要重视地球环境的安全；既要关注大多数人的权益，也要衡量权利是否合理。前者需要对人类行为提出正当性要求或者约束性条件，后者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权利的合理性问题。“一个权利是否合理，必须要看由它所保护和促进的价值，与相同种类的互竞价值以及特定的目的―结果的生产所具有的价值对比，是否更为重要。因此，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它需要某种更为基本的价值为之辩护。”5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是其基本的自然需求，这也就构成了个人权利得以产生的前提。同时，人类对自己如何存在的不同理解，导致个人在共同生活中应得多少有不同的看法，但资源还没有丰富到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所以我们才需要设定某种权利原则来调节人们的纷争，决定个体的合理所得。况且，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事业，作为一个需要大家都自愿参与的合作事业，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就很难保证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参与合作减排。在此意义的理解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气候伦理观能包容个人权利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处理气候问题时，需要在权利和功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遵循“善”优先于“正当”、“效用”优先于“权利”的原则1；个人权利的获得与实施既要指向个人的目标，更需要指向集体的目标。

（2）限度生存的法则。气候伦理在个人权利上的界定，一方面肯定了个人的基本自然需求以及个人目标的合理实现，但同时个人的需求和目标最终要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地球环境安全为集体目标。因此，人们在个人行为上需要学会“不该做什么”，即学会“限度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