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研究现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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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过去有一种担心就是加强环境保护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中国2006年以来的实践却恰恰相反。在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的情况下，2006年GDP增长速度达到11.1%，2007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1.5%。有关人士表示，2006年以来的实践表明，虽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非易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

大家的共识是，加大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力度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对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措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还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都有着高度的肯定。

也许是从环保部门转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解振华对不计环境保护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中国人均能源资源少，环境污染已经严重超过环境负荷，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节能减排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则表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发展纲要提出了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重大的举措，是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去年国家确定的节能4%和污染减排2%的目标没有实现，加大了十一五后三年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尽管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推动节能减排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解振华也坦承，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节能减排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钢铁、有色、电力、石油石化、建材等六大行业增长了20.1%，同比加快了3.6个百分点。这种格局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也在不断暴露。

“从经济增长的态势来看，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仍呈增长势头，结构性污染问题仍未缓解，从环保总局和批复项目的行业来看，电力、石化、钢铁、有色等重污染项目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从污染减排的现状来看综合措施还未到位，减排投资渠道不畅，各地淘汰落后产能进展不平衡。如果这些状况不及时扭转，不但实现今年节能减排的目标难度很大，而且将对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的担心所在。

减排目标能否实现

尽管要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形势严峻，但官员和专家学者依然有足够的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万元GDP能耗比上一年下降了1.33%，这是自2003年以来单位GDP能耗首次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增幅减缓。今年上半年在GDP增长11.5%的情况下，万元GDP能耗降低了2.78%；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81%和0.28%，首次实现了两个指标的双下降。

对于如何把节能减排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解振华提出了几条主要措施：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二是加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的力度；三是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和重点领域水污染防治，组织开展1000家耗能大户企业节能行动，推动重点耗能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编制节能规划；四是大力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五是逐步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机制；六是加快法制建设，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节约能源法修订稿已经审议通过，大体上明年二月循环经济法有可能通过颁布。

作为环境主管部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表示，将配合国家发改委做好四区的划点工作，也就是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这四个区域的划定工作，以利于调整产业布局。同时将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企业环评准入的门槛，进一步遏制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发展的速度，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加。今后所有的新上项目必须在完成减排任务的基础上再考虑。国家环保总局还将实行严格的减排目标考核制度，每半年公布一次各省、市、自治区的减排任务完成情况，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则更多地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节能减排固然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政策法规保驾护航，但节能减排工作要向纵深目标推进，关键需要科技创新做支撑。我国应把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依靠科技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要通过战略政策研究为国家和地方制定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要为节能减排提供技术支撑，通过示范提供经济、政策、管理相结合的有效模式，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要通过发展科技服务业，提升传统服务业发展的技术水平。”

“2006年以来的实践表明，虽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非易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高效益、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的发言，从一个侧面代表了有关部门的决心和行动。

六大措施跟进

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推出包括经济制度安排、财政投入力度、重大工程选定、环保监察等六项措施，保障“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实现。

六项措施中，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进行结构调整，仍是首要办法。

篇2

Influence Factors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Polici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NG Fanrong， WANG Huan， CHEN Zit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Taking “The Haze Pollution Reduction Work Implementation Scheme” in X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as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es deep interviews to the Scheme implementers who ar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ers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Scheme implementing processand summarize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oal setting， organizational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the extern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r control policy. Specifically， the clarity， difficulty， the decomposi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goal set by the air control policy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to result in normal and deviation implementing behaviors. Among this relationship，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anaging structures， value orientation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While the external support such as the public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restriction and resources input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impetus. Both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and impetus perform a double helix promoting role on the goalbehavior relationship.

Key words：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goal setting； implementing impetus； implementing strategy； implementing behavior

秋冬?l发的雾霾天气使治理大气污染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从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到2015年的新环保法，制定了20多项环保法规，地方也出台了多达900多件的规章，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的环保政策法规体系。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环保执法刚性不足，政策法规形同虚设。面对紧锣密鼓出台的各项法案和尴尬的实施效果，如何执行落实才能使政策奏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气污染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的高难度性，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机制的有效发挥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和实现机理，唯有发现其中的规律，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执行方案。为此，本文拟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旨在为中国大气治理政策执行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1文献述评

作为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和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先后产生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综合模式。1990年代以来，政策执行主客体的行为分析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综合相关研究可发现，政策执行者采取何种行为策略，受到权力结构[1]、职责归属[2]、问责机制[3]、繁文缛节[4]、执行者情感承诺等[5]因素的影响。

针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一是政策执行阶段论视角，符合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范式，运用较为广泛。二是组织理论视角，包括组织内部的组织特征、成员意向等和外部环境[6]。三是网络分析视角，加入了公民[7]、媒体[8]、政府间[9]等形成了网络[10]。虽然政策执行因素的研究受到广大学者关注，但定明捷[11]发现较少涉及环保领域。针对环境治理执行层面，已有学者发现财政联邦主义、政治锦标赛、压力体制、环境政策的“可度量性”较低等因素，造成了基层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呈现出“合谋”“诉苦”“做作业”等异化行动逻辑[12，13]。

综上， 现有研究不足在于：①研究视角虽然逐渐丰富，但缺乏整体性理论框架；②以往研究将治理机制视为静态工具，未能足够重视组织作为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特征；③缺少在中国情景下对大气污染治理前因后果的解释。研究方法上看，实证研究较少，而案例研究多呈碎片化、事例化的特征。因此需要运用多元的研究范式，将政策执行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参与主体的关系等不同因素都纳入研究框架中进行系统思考，才能达到对政策复杂性的完整把握。

2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要求建构实质理论，强调从经验资料的反复比较中抽象出新的概念观点[14]。鉴于此，本文在西北X市运用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因素并形成模型。X市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势较低属平原地区，东部南部为高耸山脉。该市人口、建筑密度较高，全年风力较小，空气污染物不易扩散。秋冬两季雾霾频发，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高，因此该市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

研究选取了X市基层一线环保工作人员共计30个访谈对象。从实际经验看，无论研究需求还是工作量，20～30的样本量都最为合适[15]。所有访谈对象均是正式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访谈提纲主要围绕着《治污减霾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访谈时间集中在2016年4月到5月，依据具体情况采取个人深度访谈和小组结构化访谈两种形式，收集了访谈信息，并整理成访谈纪要和备忘录。随机抽取三分之二做资料分析，对其进行分类概括，继而对初步整理的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最终获得有关影响因素及关系模型[16]。剩下的三分之一留作理论饱和性检验。质性研究的效度不同于量化研究，用来评价研究结果与现状之间的相符程度[14]。为了保证编码效度，采取策略：整理纪要访谈稿约一万余字，由两组熟悉本领域、且掌握一定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员编码，对专业人士与部分受访对象反馈，检查修正信息。

3模型建构

31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要求研究者?λ?有的访谈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和初步整理，不遗漏所有关键信息，且头脑中不能预设相关概念[17]，最大可能接近原始数据，从中自然而然地提炼相关信息，形成若干概念和标识，最后对其命名。过程中，剔除个别前后明显矛盾和频次极少的初始概念（少于两次）[18]，最终得到17个范畴，受篇幅限制节选部分内容见表2。

表2访谈资料的开放编码范畴化整理表（节选）

原始访谈语句（初始概念）范畴

省上领导的思路是收，但是剩下的活就要基层去弥补（基层承担任务、压力）制度压力

我们晚上12369一整夜，你正常接个电话，都是投诉要我派工作人员去处理（公众投诉）公众监督

当时X市说的是20周内燃煤锅炉要全部拆完，20周后要拆除燃硫和脱硝（清晰的目标）目标设置清晰度

这几年什么都没有了。比如说谁搞得好，奖励多少钱，现在就是求稳（求稳心态）

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实际上做做环保，很难干，没啥干头（动机不强）公共服务动机

以环保局为主导成立的治污减霾办，统一牵头管理的还是治污减霾办，是环保局牵头（环保牵头横向协调）

我们可以转办，给相应的管辖部门，不整改就要扣他们相应的分（部门间协调联动）横向协调

我们就认为拿优良天数来作为目标考核的一项内容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这么讲有可能就是造成有些基层单位作假（数据造假）虚假执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主要发现范畴间的联系，发展主范畴和副范畴，以表现各个部分的关联。过程中，概念间关系更为明确，为研究建构理论框架提供了基础。研究在此过程中得到4个主范畴内容见表3。

33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更为聚焦的一个过程，以主轴编码中的主范畴为中心，再次编码，抛弃与议题无关的类属，发现核心范畴。通过“故事线”的方式描述行为事件和脉络框架，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搭建出新的理论框架。本文在主范畴之间发现“目标―动机―策略―行为”的四维结构关系，如表4所示。

围绕“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形成了4个主范畴：目标设置、内部管理、外部支持和执行行为，并展开“目标驱动――螺旋推进――行为选择”的三阶段作用机制。第一阶段的目标驱动主要指目标设置是前导驱动因素，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行为。第二阶段的螺旋推进主要指外部支持与内部管理的双因素共同作用，外部支持进一步通过监督压力和资源供给情况强化或削弱着执行者的执行动力，而执行者本身所在的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中的价值取向和管理机制进一步约束着执行策略，执行动力与策略在目标与行为的关系中起到双螺旋推动作用。第三阶段的行为选择主要指在上述目标、动力、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执行行为会出现正常和偏差等多种选择。整体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文利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证明，上述模型中概念范畴已经丰富，达到了饱和，没有发现除了上述四个主范畴之外的其他可能形成的关联，主范畴内部也没有新的、有价值、高频次的概念范畴。由此可认为，所建的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达到了扎根的要求。

4结论

41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目标设置、组织结构和执行压力对大气治理政策执行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其清晰度、难度和分解程度直接影响大气治理政策执行者的执行意愿，产生正常执行和偏差执行等执行行为。执行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和价值取向，加之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压力会交替产生作用，形成对执行策略与执行动力的双螺旋推进作用，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目标设置是大气治理政策的驱动因素，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行为。目标设置对执行行为的影响在X市的具体表现为目标责任考核制的实践运用。X市在环保领域推行目标责任考核制以后，优良天数也得到了上升。实践中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公共领域自身特征影响，很多指标难以量化，且线性思维过重。年年累积的目标任务造成了一味攀高、任务下压等多种负面后果，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实践中需直面大气环境问题的真实现状，进行空气质量元解析抓住主要原因进行目标设置。大气环境问题深受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影响，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需要当地政府实地调研，科学分析实际环境容量和问题原因，对症下药提出科学合理的目标任务，并深入到基层执行层面了解可行性，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基础。

第二，外部支持不仅是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情境条件，同时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政策执行压力同其他压力一致，通过“压力―认知―行为”路径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不同主体的关注成为执行者的压力源，包括公众监督、体制压力和资源限制。外部支持与制定环节中的目标设置无关，但对目标设置与执行行为有着调节作用。当外部支持较小时，哪怕目标设置科学合理，执行者会选择“忽视”，投身于外界普遍?P心的政策问题中，符合“经济人”假设。当外部支持较大时，哪怕目标设置不合理，执行者也要保证执行效果。

实践中要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发挥公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不仅延伸了环保管理的触角，缓解了当前环保部门人员不够的尴尬局面，同时形成一种多方参与的环保治理格局。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持有开放的姿态，对社会力量进行合理引导，与其进行平等对话，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活动平台，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

第三，内部管理是执行大气治理政策的物质载体和机构保障，通过对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影响着执行行为。由于中央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环保部门已体现出其超越其他同级部门的权力优势，政策执行中的协调能力得以加强，但同时也会因“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方式而失去当地政府的部分资源支持，明显影响政策执行的进程和执行策略。组织机构的管理机制是科层制形成的，而机构成员的价值取向是受自身特征影响，均与目标设置无关。当组织机构科学，即便目标设置不合理，执行者也能够凭借自身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借助科学的管理机制努力完成目标，贯彻政策执行。当组织机构缺乏科学性，哪怕目标设置再高，只会反向导致公共服务动机持续下降，甚至“寄希望于抽调到市局部门”。

篇3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0-0024-13

一、引言

中国长达十多年的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这种持续的“双顺差”不仅有悖于国际收支结构理论，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光，2005；卢峰，2006)。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意味着部分国内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而由此形成的外部失衡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虽然中国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种种措施(如扩大内需、人民币适度升值、增加进口或对外投资等)，但国际收支的顺差仍有增无减，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这说明，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切中导致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要害。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宏观经济带来许多难题，并增大了中国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深层根源，以便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均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目前，从中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储蓄大于投资这一角度来探讨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已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为，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导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种种因素都是通过造成内需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而起作用的。如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是由于政府实行的“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的，然而，中国之所以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内需不足，因而需要扩大外部需求(出口)及投资需求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学者曾认为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是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造成的，也有学者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探讨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等等。实际上这些因素都是通过导致中国内需(消费)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而起作用的。此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日本、美国及欧盟等国的官员及有关学者，认为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显然，中国之所以力图避免人民币的过度升值，同样也是因为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刺激出口。

事实上，从内需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这一角度来探讨国际收支顺差原因的思路与Alexander(1952)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AbsorptionApproach)的思路大致相似。吸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国的国际收支(以贸易收支代表)差额由该国的国民收入(总产出)与吸收(国民收入在国内被消费，投资及政府采购等吸收的部分，即国内总支出)之间的差额决定。如用B代表国际收支差额，用Y代表国民收入，用A代表国内吸收，该理论的公式为：

B=Y-A　(1)

式(1)表明，当一国的国民收入(总产出)Y大于其吸收(国内总支出)A时，其余额要通过出口加以消除，于是国际收支顺差；而当一国的国民收入Y小于总吸收A时，其差额要通过进口加以弥补，于是国际收支逆差；只有当一国的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该国的国际收支才会平衡。总之，吸收理论认为，一国国际收支的失衡是由一国国民收入与国民支出的总量失衡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国的国内生产能力与国内吸收能力不相等造成的。在国内吸收不足(即国内消费量小于生产量)的情况下，一部分国内产出只能通过外部需求加以吸收，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顺差。

吸收理论的基本观点也可从另一角度来加以说明。由于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故有：

Y=C+S　(2)

而总吸收为：

A=C+I　(3)

整理(1)、(2)、(3)式，则国际收支差额B也可表示为：

B=S-I　(4)

式(4)表明，一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是由该国的储蓄大于投资造成的，由此可见，认为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源于中国内需(即国内吸收)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的观点实际上是吸收理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同样，20世纪80年代以后，Buiter、Obsfeld ＆ Rogoff等人将跨期动态分析方法引入国际收支理论所形成的国际收支跨期分析法(Intertemporal Approach)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当一国产出暂时高出其平均水平时，该国消费者为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不会将这些暂时多余的产出用于目前消费，而会用于出口以积累国外资产，从而保证将来消费，结果就形成经常项目顺差。

以上分析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要找出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深层原因就要找出导致中国内需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的根源。事实上，导致中国内需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的根源也是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曾经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一根源在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但这一观点目前已受到挑战。Blanchard和Giavazzi(2005)、Kuijs、Aziz和Cui、李杨和殷剑峰等人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上的统计分析，并根据中国的国民账户及资金流量表进行计算的结果发现，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及储蓄大于投资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政府储蓄及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或者说，中国消费率低下因而内需不足不是中国居民消费倾向过低的问题，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收入份额下降所导致的。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同时，从理论上来看，将居民消费不足归结为居民储蓄过高实际上是在假定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讨论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思路显然有失偏颇。自Keynes的宏观经济分析开始，消费被视为是收入的函数。只是Keynes(1936)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们的当期收入，其公式为：C=a+bY，其中，a为自发性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人们的当期可支配收入。而根据Friedman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及Modigliani等人(196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取决于人们预期可得到的一生的永久性收入或终生收入及人们所积累的财产。其中，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公式可简写为： Ct=kYp，式中，Ct为第t期的消

费；Yp为永久收入，k为边际消费倾向。生命周期假说的公式则可简写为：Ct=b1Yt+b2Wt，式中，Yt为t时期的收入，b1为边际消费倾向，W1为t时期的财产存量(由收入积累而成)，b2为已积累的财产对当前消费的影响系数。总之，自Keynes开始的宏观经济理论已证明，在影响消费的所有因素中，收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水平低下。

值得指出的是，李杨、殷剑峰等人在论证中国储蓄大于投资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时，曾提到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也是导致中国国际收支(主要指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已认识到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国际收支(主要指经常项目)存在内在的联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中国的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即国民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根据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所应得到的收入份额)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也很少有人系统地将中国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和功能性收入分配与中国整个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持续“双顺差”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Alexander在吸收理论中曾指出一国货币的贬值会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会影响该国的吸收，进而影响该国的国际收支。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吸收理论意识到了收入分配会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但是，吸收理论是从货币贬值所引起收入再分配效应这一角度来探讨收入再分配的变化会对国际收支(主要是经常项目)产生影响，而没有分析收入的初次分配或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及政府之间的分配)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更没有考虑一国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中国整个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持续“双顺差”与中国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及功能性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导致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深层原因，进而为实现中国国际收支的均衡及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新思路。

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与经常项目差额

要考察一国居民的消费率高低，可分析一国的支出法GDP。按联合国颁布的核算口径，支出法GDP包括消费C，私人投资I，政府购买G及出口X。公式为：GDP=C+I+G+(X-M)。其中，X-M为净出口，代表国外对本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净支出。之所以要从出口X中减去进口M，是因为出口X是外国对本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而进口则减少了对本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但由于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且中国的企业有相当部分是由政府控制的，居民部门在总支出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消费上，因此，中国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公式为：

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　(5)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用C。代表)和政府消费支出(即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加上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用Cg代表)，资本形成总额(总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用I代表)，净出口用X-M代表，将上式移项得：

X-M=GDP-(pC+Cg+I)　(6)

根据上式，Cp+Cg+I为中国的国内支出总额(内需)。

根据表1的数据，从1980--2007年，中国的居民消费虽然也不断增长，但却落后于同期GDP的增长，以中位数平均看，GDP增长率为17％，而消费增长率仅为12.66％，滞后4.35％，因而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5.45％。表1同时还显示，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994年的43.5％下降到2007年的35.45％，中国的净出口率从1994年的1.26％上升到2007年的8.88％。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由净出口顺差(即货物与服务出口大于进口的净额)造成的，中国经常项目中的收益项和经常转移项所占比例很小(某些年份甚至为负数)，见表2所示。

表2进一步补充说明，正是过低的中国居民消费率造成国内总吸收不足而不得不大量出口，并最终导致中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为使这一结论更具有普遍性，我们再看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及其净出口率，见表3所示。

表3显示，从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来看，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率约占总支出的80％，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0％。表3还显示，凡是居民消费率高的国家，其净出口率都较低或甚至为负数，凡居民消费率低的国家，其净出口率一般为正数且相对较高，这意味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一国的居民消费率高低是影响该国净出口及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综合表2和表3，由于中国居民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因而中国的净出口率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比较的结果进一步说明导致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过低。

三、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基于国民收入账户及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或储蓄倾向上升)，二是居民收入的下降。在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如果居民储蓄率上升，则这意味着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或储蓄倾向上升)。但根据Blanchard和Giavazzi(2005)、Kuijs、Aziz和Cui、李杨和殷剑峰等人的结论及中国的有关数据(见表4所示)，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没有上升(或者说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没有下降)。

表4还显示，中国居民储蓄比重自1996年达到52.88％以来一直在下降，2001年居民储蓄只占国民储蓄的41.6％，近年来虽有所回升，2005年达到44.59％，但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说明，1996年以后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并不是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或储蓄倾向的上升)造成的。由于消费+储蓄=收入，因此，在中国居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必然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为验证这一点，我们再考察中国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及政府之间的分配状况(即宏观收入分配状况)。

要考察一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可分析一国的收入法GDP。从收入法的角度来看，国民收入等于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总和，公式为：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折旧。但由于中国的大部分生产要素属国家所有，居民部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因此，中国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者报酬，而来自于利息、租金及利润等财产性收入较小，因此，中国按收入法计算的GDP为：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7)

其中，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得到的全部报酬，包括货币工资、实物工资和社会保险费三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不仅包括所有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工作的劳动者报酬，还包括个体户或自营者的报酬和经营利润；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费(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金、附加费和规费)减去生产补贴后的差额，这是政府的所得；固定资产折旧是为弥补固定资产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损耗而提取的价值或虚拟计算的价值；营业盈余是经济活动增加值在扣除了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之后的余额，主要指企业的营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相当于资本的报酬)。通过汇总1997―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区及直辖市收入法GDP的数字，得到1996--2007年全国收入法GDP的比例结构(见表5所示)。

表5显示，1996―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39.7％，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如果与世界有关国家的收入法GDP相比，则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明显偏低的现象就更为明显(见表6所示)。

由于国外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报酬仅指雇员报酬，并不包括非公司企业主收入或自雇者报酬，非公司企业主收入或自雇者报酬作为混合收入(代表居民拥有的非公司性企业营业盈余)与营业盈余合并在一起。而中国将类似于国外混合收入的个体劳动者或自营者报酬和经营利润都计入劳动者报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这在统计上提高了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即使如此，中国近年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比许多国家要低。如果考虑到个体劳动者或自营者的报酬和经营利润都计入劳动者报酬这一点，则中国与国外同口径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将更低。

进一步看，收入法GDP所反映的只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它没有反映收入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最终分配状况，如居民收入除劳动者报酬以外，还包括财产性收入，而政府的收入除生产税净额以外，还包括营业盈余的一部分(所得税)。因此，要准确观察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必须深入分析作为GDP核算补充和延伸的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从资金运行的角度描述了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其可支配总收入结构反映了加进财产收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根据中国的《资金流量表》，从1992-2005年，中国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比重由67.71％下降到59.41％，呈现下降趋势。政府部门的再分配收入比重由18.96％上升到20.55％，最高达到21.85％；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由12.31％上升到19.35％，最高达到20.86％。并且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居民部门收入普遍由上升1个百分点，转变为下降或无明显变化；而政府部门收入则会上升2--3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根据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数据，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而中国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比重趋于上升(如表7所示)。

从中国居民收入构成来看，中国居民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中国劳动者报酬的工资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而在其他国家，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上是稳定的(见表8所示)。

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1、中国居民投资收益及财产性收入较少

Aziz和Cui发现，自1992--2007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利润等)的部分不到6.5％，1994年最高时也仅8.99％，而2005年降为4.17％(见图1及表9所示)，这在全球是最低的。

导致中国居民投资收益及财产性收入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中国居民还不是生产要素(除劳动以外)的主要拥有者，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并不由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方式)掌握，同时，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所有者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尊重，因此，中国居民从公司利润中得到的收入非常少。第二，由于中国的利率水平较低，因此，导致目前构成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主要来源的利息收入较少。第三，受中国目前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居民缺乏来自土地租金之类的财产性收入。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中的利息与红利占收入比重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储蓄率比中国低的多，但其利息和红利占收入的比重却比中国要高得多。从1992-2005年的数据看，利息占居民收入的比重(用E表示)，美国比中国要高4.03％-6.81％，红利占居民收入的比重(用F表示)也要高3.31％-5.03％(具体见表9所示)。

2、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较低

在发达国家，虽然个人要缴纳所得税，但同时政府又对个人提供大量的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养老、救济和教育支出等等)，许多最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都是转移支付，这使个人得以消费大量的公共产品，从而增加了个人的实际所得。中国在改革以前是由国有企业代替政府向职工提供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及救济等)，而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不再支付这些转移支付，并且提供转移支付的责任又没有及时从企业转移到政府，因而使居民的实际所得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Aziz and Cui通过数据对比发现，从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占GDP比率情况来看，中国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将这一因素包括进来，则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及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国外可能要更低一些。

在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GDP的增长就不可能被居民视为永久性收入稳定增长的信号，因而居民消费率就不可能提高。而由居民消费率下降、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上升所导致的国内吸收不足就不得不依靠外部需求(出口)加以吸收，从而必然导致中国出口及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同时，居民收入比重低，对消费品的进口需求就不可能高。事实上，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铁矿石、原油和其他原材料上，消费品较少。这说明，居民收入比重低也必然会限制(特别是消费品)进口。可见，中国净出口及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这种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下降而形成的经常项

目顺差意味着国内是以抑制居民消费的方式为国家或政府积累国外资产。

四、中国的资本及金融项目差额与功能性收入分配

从理论上来说，一国经常项目的顺差相当于本国以获得外国金融资产的形式为外国经常项目逆差提供融资，因此，这应该对应着资本及金融项目的相应逆差。也就是说，在一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情况下，该国的资本及金融项目一般不应同时长期顺差。但中国不仅经常项目连年持续顺差，而且资本与金融项目也连年顺差(1998年除外)，见表10所示。

表10显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资本项目的数额很小，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主要源于金融项目的顺差，而金融项目中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数额也相对较少(许多年份甚至为负数)。可见，中国金融项目及整个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源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持续顺差。这说明，中国在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同时之所以资本与金融项目也持续顺差，就在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

从理论上来说，“FDI是资本、技术、市场和管理的综合体”，或者说，FDI实质上是外国企业家在东道国投入资本或运用技术知识及管理经验，以组合东道国的其它生产要素从而获得企业控制权及持久利润的投资活动。从这一角度看，一国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和土地)的成本高低无疑是影响FDI进入的重要因素，这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不是资本、知识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从中国的劳动要素成本来看，表6和表7的比较已显示，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是很低的(要素的使用价格对要素所有者而言是报酬，而对使用生产要素的企业来说则是成本)。为与全球各国的劳动要素成本相比较，表11列出中国与世界各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

以上数据说明：中国的劳动要素成本很低。在国有部门因效率较低而难以吸纳大量劳动力且国内私有部门因处于融资困境及市场进入障碍而难以发展壮大，从而导致中国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一旦政府鼓励引进外资，FDI必然会大量进入中国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Lardy，Henley、Kirkpatrick和Wilde以及Zhang等人曾经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结论：劳动成本低廉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从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还包括一切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及水资源等)来看，在中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往往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往往竞相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使工业用地价格完全不能真实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供求状况及工业用地最优利用时的经济价值，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将“零地价”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招牌，结果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土地要素成本。同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对水资源及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征收资源税，因此导致中国资源价格过低，既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又没有反映资源耗竭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如中国水价仅为发达国家的10％～15％，中国原木价格仅为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半(Kim ＆ Kuijs，2007)。此外，虽然中国对矿产资源课税，但税率过低，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的补偿费很低，只有1.18％，国外与中国矿产资源性质基本相似的费率一般为2％～8％，这意味着中国的矿产资源也被低价使用。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排污收费(这代表自然环境的使用价格)标准也很低，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的50％，某些项目甚至还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等等，这些都人为地降低了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可见，中国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过低也是引致FDI大量流入，从而导致金融与资本项目大量顺差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中国的劳动、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价格较低、且政府大力鼓励外资进人的情况下，外商才有很强的激励大量投资于中国的制造业，以便用较低的成本加工生产出口品(加工贸易)，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持久利润，这就既形成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又继而创造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

由于要素价格的决定过程既是成本的决定过程，同时也是报酬或收入的决定过程，因此，要素价格的决定实质上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即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问题，这种收入分配属于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功能性收入分配是根据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国民收入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它要解决的是“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这两个重大问题。由于只有在各生产要素能够根据其在生产中的消耗大小得到相应补偿，或根据其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报酬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促使各生产要素流动到最有效率或最有经济价值的用途上，以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产出，因此，从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角度来看，功能性收入分配是最重要的收入分配。而中国的工资、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过低，就意味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导致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从而使得本应属于国内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报酬转化为外资的额外收益，而这正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从而导致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顺差及“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国内要素价格过低也降低了国内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抑制了国内需求并进而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可见，中国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及“双顺差”的重要根源。这种因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而形成的资本及金融项目顺差意味着中国是以减少国内要素报酬的方式为外国提供投资机会。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重要结论：

1．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

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是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即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且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国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以及“双顺差”的根源则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即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

2．如果不解决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及中国的生产要素报酬低下等问题，则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而由这种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及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国际收支顺差是难以通过调节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扩大进口或对外投资等措施加以调节的。还应指出的是，如果在不解决中国宏观收入分配和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的基础上，仅仅依靠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这从长期来看反而会加大国内生产能力与国内吸收能力的差

距，从而不利于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此，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并真正推进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让中国居民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这是扩大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措施)，赋予中国居民真正的权利，使人们有充分的自由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才是真正扩大中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国际收支均衡的根本途径。

3．增加中国居民的全方位收入来源

让中国居民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增加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仅只是为了扩大消费，而且还在于扩大中国居民的个人投资，并大大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使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要依靠国内居民投资而不是外资，这就有利于减少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顺差，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国际收支的均衡。

总之，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国际收支本身，而是要在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通过“对个人放权让利”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以此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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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图分类号 F323.6；F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2-0294-02

新疆畜牧业生产转型力度的加大加快了替代产业的发展，经济和就业结构得到不断的优化和调整，劳动力就业方式和渠道发生了新的变化，解决好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必然成为畜牧业转型的重要环节，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保障。该文通过对和静县定居牧民生产生活现状及定居牧民对劳动力转移的认知程度，就业分流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探索定居牧民人力资源利用的新方法、新措施，以控制牧区人口数量，合理利用草原，改善新疆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牧民收入增长和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1 和静县牧民定居现状

1.1 人口分布

和静县是畜牧业大县，牧业人口5 132户、22 200人，其中蒙古族占98%，占全县总人口的12%。截至2011年底，全县已定居牧民1 756户、7 984人，主要分布巴音布鲁克镇、额勒再特乌鲁乡、巩乃斯乡、巴音郭楞乡、巴音布鲁克牧场、德尔比勒金牧场、伊克扎尕斯台牧场、哈尔努尔牧场、古尔温宿肉牛场、巴伦台镇、克尔古提乡、阿拉沟乡等7个乡镇、5个牧场，在34个安置点搬迁牧民1 400户5 000余人（其中搬迁到山下的牧民502户1 955人，收回流转草场11.61万hm2）。全县已建成人工草地面积为4.67万hm2。

1.2 畜牧业生产

牧民生产方面：一是小规模大群体的鸭鹅、肉羊、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纷纷涌现，各种畜禽养殖、销售企业渐成气候，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二是加强本品种选育，提纯复壮巴音布鲁克羊，不断扩大巴音布鲁克羊核心群规模。同时，积极开展新疆牦牛种公牛鉴定组群工作，提升新疆牦牛畜群比例，有力地促进了牧民增收[1-2]。

1.3 牧民生活

牧民生活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的逐步完善，牧民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一是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牧民生活消费不仅为满足食品、衣着等生存性消费需求，而且注重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及文教娱乐等发展和享受性消费需求。牧民把更多的钱花在住房装修、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方面。二是牧民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一方面得益于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得益于转移搬迁对牧区住房结构的改善。三是随着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牧民用于医疗保健和旅游休闲等各项生活服务消费支出呈现全面快速增长态势，反映出牧民消费从生存需要型向生活质量提高型转变，从自给型消费转变为商品性、服务型消费转变。

2 和静县牧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

在笔者调研的不少牧业县都存在一定的共性问题，由于自然环境差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牧区还处于单一经营的状况，产业结构层次低，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城镇化水平低。而且受语言、技能等的限制，更多的牧民被束缚在牧业上，牧民增收渠道少。

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是针对无草无畜户、有草无畜户和有草少畜户。受人力资本存量和职业技能的制约，牧民大多就地就近转移。牧民劳动力从畜牧业向城市非农牧产业转移，相当于要实现不同行业和职业层次的人力资本跳跃。一般而言，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和传统产业，相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大多属于现代经济部门，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如果没有较高的职业技能或较好的人力资本存量，则转移或分流到非农行业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或机会成本，甚至面临各种各样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等，这就导致大多数牧民为了降低机会成本或生活成本，减少不确定的风险而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就业[3-4]。

3 和静县牧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是和静县牧民多居住在边远山区，贫困人口集中，居住方式分散，区域间距离远，转移成本高。二是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就业能力偏弱，文化程度相对普遍较低，特别是女性，其平均上学时间为6～9年，由于文化程度低，其在学习专业技能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如听不懂、接受能力差，不知如何使用学到的技术，因此即使外出务工仍只能从事建筑、农业、餐饮等苦、脏、累且收入较低的工种，而这种工作常具有季节性，多数外出务工者可能1年只能工作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时还是要回到家乡。当被告知在外工作既艰辛又没有盈利时，许多具有相同文化和原本打算外出务工者也选择了放弃，客观上也导致劳动力转移困难。三是在生活习惯上，民族习惯、生活习俗与汉族居民相比存在众多差异，也制约了劳动力的跨省转移。

4 应对举措

为妥善处理好劳动力转移，和静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技能培训等力度，进一步拓宽牧民就业及转移渠道。坚持农牧结合，引导牧民转变生产方式，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以笔者调研的和静县察汗乌苏村为例，察汗乌苏村位于哈尔莫敦镇的东北部，距县城43 km，村现有563户，2 026人，均为贫困户，劳动力926人，育龄妇女416人，全村有7个村小组。土地按人均4 666.69 m2的标准分配到户，在种植经营上，由村集体实行统一购进农资，统一种植，统一管理，村干部按7个村民小组分片包干，具体组织实施。年底将种植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扣除后进行利益分红。对于种植以及经营管理产生的费用，由村上成立民主理财小组进行监督，并在每个组成立相应的理财小组，对本组的账目进行管理。村、组理财小组每月定期公布账目明细，接受群众的监督。积极尝试测土配方实施，以乡机关干部联户担保方式，多方协调，从县农村信用社贷款336万元，村民自筹2.9万元，基本解决备耕资金不足的问题；种植实施高标准节水灌溉的272.67 hm2耕地。通过技术指导，各种作物产量较高。加大劳动力培训转移力度，结合矿业开发和旅游发展需求，对男性开展以铲车、挖掘机等重型机械驾驶培训为主的技能培训，对女性开展当地特色菜烹调技术及旅游服务培训，村民人均收入由定居前到目前增长了近10倍，虽然收入与其他乡镇相比还是较低，但农民的满足感很高，都认为生活会越来越好。

同时调研的巴音布鲁克区域积极开展劳务创收，组织村民到博斯腾湖采割芦苇，到金特钢铁公司务工200余人次，到附近乡镇场打零工180余人次；首次组织87名牧民赴青岛韩国公司进行劳务创收，使他们进一步开拓视野、更新观念、增加收入，预计年人均创收1.2万元左右。扶持发展牧家乐29家，解决就业人员145人；大力发展家庭养殖业，以青草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托，建立“公司+牧户”模式，为贫困牧户免费提供种鸭、种鹅苗累计12 000余羽，公司全部以订单收购，极大地增加了牧户收入。以对口帮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安排全县103个单位对口帮扶363户搬迁贫困户，帮助发展生态庭院经济，既改善生态生活环境，又培育了经济收入增长点。

5 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5.1 多措并举，按需培训

牧民年龄不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无论是培训的持久性还是培训的管理难度都比较大，必须多措并举，对农牧民富余劳动力进行培训前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了解中青年农牧民的愿望，切实把握中青年农牧民的需求，掌握其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规模、培训时间的具体要求，突出重点，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减少培训的盲目性，体现按需培训的差异化特征。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农牧民因地制宜从事兼业，并为其提供切实的帮助和服务。

5.2 创新培训内容，丰富培训形式

培训是为了让农牧民听得懂、用得上，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教什么的原则和一户一人学一技的办法进行培训，也可以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模式，对口传授农牧业种养技术，还可以开展以提高中青年农牧民富余劳动力就业技能为重点的摩托车、汽车维修、汽车驾驶、建筑工、混凝土工、钢管工、钳工等项目的技能培训。

5.3 拓宽就业渠道，为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平台

各乡镇政府应积极拓宽就业渠道，为富余农牧业劳动力外出就业提供就业平台，提供真实有效的就业信息，减少其外出就业的盲目性、自发性。依据和静县的地理优势，将牧业生产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依托山区旅游、畜牧两大资源优势，大做旅游与畜牧“产业结合”这篇大文章，以东归文化为品牌、以草原生态为特色、以牧民创收为根本，引导广大牧户以个体投资、集体入股等形式，大力兴办“草原民俗风情园”、“牧家乐”等短、平、快的旅游经济实体，以旅游畜牧优势互补实现牧民增收致富，达到了减牧不减收的成效。

5.4 将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

针对矿产资源相对富集的山地牧区，防止拿走资源留下污染、谋求财富破坏生态，确保草原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开都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此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总体目标。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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