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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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所谓“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①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凯恩斯对其的首度阐述是“除由于预期产生的不稳定外，人性本质的特征也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即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无论是道德人、享乐人或是经济人。极有可能的是，当人们作出某些积极选择时，其行为产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该选择只能被理解为是动物精神的结果――一种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对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②然而，也许是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光芒过于闪耀，学派中各色继承者们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了“动物精神”的存在。历史发生的必然往往是在为少数精锐的先驱者带来契机。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这种情绪化决策导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观层面上，罗伯特・希勒认为货币幻觉等因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④，尽管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将此归因于“动物精神”的范畴，但是后续的研究明确货币幻觉属于“动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情愫高涨中的福利赶超和通胀预期与货币幻觉为代表现象的非理性繁荣因素。笔者认为，在存在“非理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所需采用的“供给管理”，要在理解宏观经济如何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基础上将其纳入通盘考虑，也许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盘由市场自发解决，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美国调控当局运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选救“两房”、“花旗”、“通用”。中国虽然在应对此次金融海啸中有良好表现，但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贯彻落实“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进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借鉴他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大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给侧的结构对策。贾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所引出的认识片面性，强调不能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而以为抽紧银根可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完全手段。近几年来，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因素始终是物价上涨中占据70%以上份额的构成因子。因此，有针对性地增强对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激励，便可能缓解相应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不是仅仅以总量调控这样的“一刀切”方式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竞争机制相对不尽充分、要素流动自由性仍然相对薄弱，这一方面会导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以总量调控为主、需要依赖市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注重调控中的区别对待。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需要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财力引导来强化。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坚持有区别地对待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的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

与“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意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为，会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在动物精神视角下，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动物精神的实质，这一点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质正是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把握这一源头，就可以站在基点上对非理性繁荣已经发挥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预测，同时可以从其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理论缺陷。1961年，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为标志，理性预期学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预期的假设：人们总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进行价格波动预测。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金融分析期刊》上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走势》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每个人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当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重大理论缺陷，正在于其对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经济人能够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设。按照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完全理性的行为应当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对称的信息基础上，二是针对手头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预测，三是根据理性的预测作出理性的选择。逻辑链条是：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因素―微观主体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预测―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来，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无法保证行为总是理性的：一是微观主体不能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导致其很难得到完全理性的预测并基于此进行理性的选择；二是微观主体在手头信息的基础上，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通常会作出与理性预测相去甚远的预测，从而相应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选择；三是无论微观主体是否能够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预测，都不能保证其在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相对应的选择。

即使有市场失灵存在，微观主体也总是能够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进行的理性选择通常可能八九不离十，这也是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成立的基石。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微观主体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来与理性预测背离的选择，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

“动物精神”的内涵及发展。凯恩斯首先提出了“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的表述，他在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人们的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导致的结果”，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对此表示了完全的赞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认为“它（动物精神）现在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观点中，对动物精神词性的界定应当是中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赋予我们能量”，其消极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显然，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无论采用形象描述，还是逻辑提炼，动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非沉稳的动机本能式情绪化决策和非理性的行为。几年前当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之际，又有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撰写的《动物精神》一书译成中文（2009年），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罗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对“动物精神”的相关理论进行应用，认为“最终，人类所能作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⑥

然而，关于“动物精神”的内涵，创始者凯恩斯并未系统地给出范畴，而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则对此颇具见解。认识“动物精神”的内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逻辑，是认识其引发“非理性繁荣”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现象的基础。根据二人的见解，“动物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维度：信心及其乘数、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鉴于本文研究“动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提供可探寻的路径，所以试图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动却零散的案例进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为一种融入笔者思想、中国元素以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相关元素的升华版，以期提供更为清晰的逻辑、更为有力的论述。

第一，动物精神的关键：信心。从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关注不难看出，当经济偏离充分就业时即宏观经济周期出现下行时，动物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才备受关注，而无论是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一方还是投资者群体的一方，每一个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因而按照逻辑，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信心如何成为动物精神？

如上所述，当宏观经济下行时，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预测不仅仅基于手头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响，这种信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假设市场主体基于同类信息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出现下行因素时，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继续消费、保持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则会选择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在接收到的作为硬性条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没有过大差异，但是最终的行为选择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甚至会出现如下分化：假设市场主体同时持有明显的经济衰退信息，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加大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会选择撤出投资。这种由于信心造成的行为选择反差使其成为动物精神的关键。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样的，典型的可以有：群体影响――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积极影响）和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消极影响）会影响微观主体的信心；微观主体的知识结构――有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选择与没有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的选择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冒险的微观主体与风险规避型的微观主体所作出的选择有时可能截然相反。显然，这里影响微观主体的因素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与传统经济学范畴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经济学在现实中对信心的关注和测度也更加侧重于实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尽管信心随微观主体不同呈现多样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仍然不乏将其纳入科学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数（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债券交易者行为理论计算得出，认为较高的信心指数是牛市的信号。其二，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通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通过询问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物价、利率的看法，来调查消费者信心，他认为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支出计划。可以说，微观主体充满信心是帮助美国经济于二战结束后逐步复苏的重要原因，这一实践的结果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将出现30年代大萧条的紧缩与失业的担忧恰恰相反，这种与理性预期造成宏观经济衰退之间的偏差，正是动物精神的体现。其三，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AC尼尔森是荷兰VNU集团下属公司，是全球最为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对消费者信心的计算主要基于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和消费者意愿，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费者充满信心，而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下则表示消费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此指数计算始于1997年，由现指数和预期指数两个部分组成，涵盖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股票投资等四个主要行业，并按照年龄、收入水平和地域划分提供较为详细的统计数据。

问题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数？

简言之，乘数效应就是某外生变量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按照萨缪尔森的理论，乘数效应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MPC）直接相关，数值应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数效应呢？答案是肯定的。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三点：其一，每单位信心的变化会影响经济总量变化。尽管对信心的测度很难在定量层面上按照科学化标准进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结合逻辑推理的方法，不难得到如下逻辑：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其将增加消费或投资（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产出是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产出将为宏观经济带来继续扩大投资、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由此迎来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二个层次：继续扩大投资提高了产出；就业的扩大带来重新就业微观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为在职职工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会继续提升社会消费水平；税收收入的增加会引发政府投资的扩大，从而带来产出的提高。如此逻辑还将继续进行第三轮等，但鉴于各指标增量的逐步收缩从而导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传统逻辑的基础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经济总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微观主体信心的继续提升，并可能会引发其对长期宏观经济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实质上就是消费曲线的斜率，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消费者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对消费者收入所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即从简化公式的角度来看，信心也存在乘数效应。其三，信心会影响别的乘数。在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的作用下，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投资和消费变化一单位将会产生产量大于一单位的变化，存在相应的投资乘数、公共支出乘数、税收乘数、政府购买乘数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带来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会作用于这些乘数，从而在宏观经济繁荣、存在相应乘数的情况下出现继续推高各项乘数的效果。

问题三：一个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

在对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关键的论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二者极易混为一谈，而实质上泾渭分明。总体而言，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目前，在对消费者信心的测度中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信息作为信心测度的基础，例如：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测量的，而这种方法恰恰掩盖了信心作为动物精神的实质，并且使动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论。若以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能将更加明了易懂。若将消费者行为分为理性的行为和非理性的行为，那么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理性预期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而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动物精神支配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其中，基于理性预期的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源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组成的手中信息进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结果；而基于动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则源于消费者受到以信心为核心的动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信息”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的基础，而“信心”则可以是消费者非理的基础。基于此，对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指标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费者“信心度”的高与低，而实质上，这种“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心理学因素。对同样“信息”下的“信心”的关注，实质上更能体会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因导致消费者不同的非理而造成微观主体个人财富、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等不同的表现。实践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受到理性层面和非理性层面的综合影响，笔者认为“信心”总体上还是受到宏观经济指标等理性因素的制约，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动物精神会引发的繁荣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如果说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和更加复杂的分析课题，那么对公平的关注显然也有必要更为深入。公平其实也是与动物精神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关于公平因素，可分为两层：其一，经济学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结果的公平（均平状态），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盖的公平，通常与经济运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讨论两者的权衡问题，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机制上的公正（以激发效率）与而后适当处理结果均平（以维护稳定）的结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微观主体的感觉，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设OP为“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OC为“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自己对个人所作投入的感觉”、IC为“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OH为“对自己过去报酬的感觉”、IH为“对自己过去投入的感觉”，那么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衡量可以抽象为：OP/IP、OC/IC与OH/IH的比较，OP/IP与后两者相等时，微观主体在心理上就达到了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以及与别人进行比较的公平感觉。目前，经济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把更多的关注落在前一层面，而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重视程度和展开分析尚明显不足。

第三，被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的相关问题更值得发展中经济体关注，因为这一动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释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经常出现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速发展进程中，通常会对宏观经济各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相关机制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得到排遣的路径有几种，但是通过理顺机制而最终得以实实在在走通解决路径往往是非常艰难的。在机制未理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压力会通过形成“肿瘤”的路径进行排遣，这种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将问题解决，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压力堆积起来，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实际上潜在矛盾会越积越深。未理顺机制还会加剧市场失灵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存在信息错配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欺诈的行为。这里所谓“欺诈”，主要是指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或可称为“钻空子”的经济行为。在这种动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即使在相应的宏观经济数据基础上进行理性的预期和行为选择，也难以在这种数据雾霾下看清楚事实，从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为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中长期潜在危害之一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势必对经济体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并不是新词汇，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指货币政策存在通货膨胀效应，而微观主体会更多地受到货币名义价值的影响，忽视手中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根据这种心理错觉而作出相应选择。传统宏观经济学比较强调微观主体具有自动调整名义货币与实际货币之间扭曲的理性，从而能够进行理性的预期、作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在实践层面，微观主体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即使试图对此予以关注，也往往不能够确切地、实时地掌握货币的通货膨胀信息或者商品价格的变化信息，且不论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由此而引发微观主体的货币幻觉――即通常情况下微观主体会忽略或者低估通货膨胀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义货币量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繁荣作出误判，从而导致最终选择的非理性，成为重要的动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如果说发达国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制度安排编写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则更多是由示范效应编写的。这类故事动听到可以催生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情愫，引导微观主体盲目追求发达国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闲的生活状态，绑架政治、政策来迫使进行不当的福利赶超，从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逻辑系列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却实实在在是拉美地区由于盲目的福利赶超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前车之鉴的基本脉络。示范效应所编写的故事之所以作为动物精神的因子，是因为其能够导致微观主体的非理，其影响路径可以有：其一，影响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可以追求提高消费中进口商品的比重――这种对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响投资结构，主要是指微观主体更愿意选择投资虚拟经济而不是投资实体经济，甚至更极端地讲，是更加倾向于投机而不是投资。其三，影响分配结构，受到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往往不能够理智地基于本国的发展阶段作出行为选择，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资、多闲暇、高福利的生活状态，必然对社会福利产生强烈的诉求。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联系我国现实的启示。“动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对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易引发经济“非理性繁荣”，其逻辑路径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的存在，导致一定阶段上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从而加大消费和投资，使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繁荣；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较普遍的“钻空子”式欺诈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堆积的矛盾问题得到“维稳”式暂时缓解；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导致微观主体不能够认清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费和投资；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压力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扩大赤字来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内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善却无可持续性。这种非理性繁荣会带来许多发展问题：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数存在的行业和领域往往与过度投机行为相关，从而催生了宏观经济的泡沫；其二，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缓解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积重难返，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其三，货币幻觉的存在会明显冲减社会再生产中的平衡因子，制约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其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导致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种种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实底线，导致社会问题层出。

将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理论探讨联系于我国的现实，不难发现，动物精神引发的中国非理性繁荣的现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区域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越调越高”，实际上是在未理顺机制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并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这主要体现的是动物精神支配下纷纷作出非理性选择。此外，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房地产买卖信息披露平台，房产中介的“钻空子”欺诈行为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索取的中介费用直接与所售房产的价格挂钩，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向消费者索取更高价格，甚至许多房产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购较市场价格更低的房产，转而以高价格销售，攫取其中高额利润，并且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又如，公平问题在我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国企与民企相比较，以“体制内在编职工”与“劳务派遣工”相比较，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量与薪资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两大突出问题。此外，未理顺的“从煤到电”机制也引发了资源价格的扭曲问题和不合理的垄断问题，并且加剧了工资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国宏观经济目前尚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期，民粹主义倾向及其激发的对福利赶超的诉求也已逐步显现。最后，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通货膨胀，由于微观主体存在货币幻觉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资、消费行为的非理性。

对策与建议：以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

鉴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存在由于动物精神引发的非理性繁荣因素，考虑凯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证市场主体免受动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观调控中应当注重“动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与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矫正和化解 “动物精神”。

必要性逻辑探析。综上所述，理性的“供给管理”与“动物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见图1），沿着两者逻辑关系发展的路径，恰可同时对本文的论述作出小结：第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需要理性的“供给管理”，并阐述了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思考，怎样的供给管理是更为理性的？第二，由动物精神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动物精神所涵盖的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数；公平因子存在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两大层面；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是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货币幻觉由来已久且通常的表现是民众对名义货币购买力的高估；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对于发展中国家防范国民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义。这五大因子能够导致国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第三，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动物精神及其引发的非理性繁荣。第四，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发非理性繁荣逻辑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表现，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而导致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相应诉求。第五，这一诉求最终需要落实到理性的“供给管理”层面，即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考虑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认识，考虑到动物精神引发国民经济非理性繁荣对经济长远发展带来的危害，以理性“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的意义。

目标及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理性的“供给管理”框架，应当有针对性地在“供给管理”别注重以下目标：管理和引导消费者信心；促进收入分配的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理顺市场机制与弥补市场失灵并行；避免民粹主义催化示范效应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实到政策层面，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

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鉴于“动物精神”五大因子引发非理性繁荣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层面促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调控总量就能够达成，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给管理”之下科学、细化、多维、多方的制度供给。

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如上文所述，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实质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对需求端的调节、对货币总量的调节，都远不足以达到改变制度体系、理顺体制机制的目标，唯有通过供给端发力的供给管理才能够理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

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愫，无形中不断催化示范效应编写故事的动听程度与影响效力。对此，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通过加强制度供给的途径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

注释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页。

篇2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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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随之而来，焦点集中在社会融资规模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以及行政规模调控等问题上。

这一新统计概念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新思维？4月1日，盛松成在央行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不能用旧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新的概念。“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

面对各界对行政调控的担忧，盛松成多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是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通过数量与价格调控手段相结合，保持今年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合理。

理论和实践创新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怎样的意义？

盛松成：迄今为止，社会融资规模概念有三种提法，即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三种不同的提法。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我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将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使金融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

三是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社会融资规模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无类似的国际经验？

盛松成：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受到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的启示。

这些理论认为：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货币，而且是包括狭义货币在内的所有短期流动性资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且是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动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货币当局不仅应该控制商业银行及其负债，而且应该控制其他金融机构及其负债；货币供给并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内生变量。

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入思考的产物。

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联系密切，贷款的提供者扩大到整个金融体系；信用过程不仅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内，而且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信贷创造过程；资产负债期限转化职能不仅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而且发生在“影子银行”的其他多种形式中；宏观审慎管理范围过于狭窄，大量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产品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中央银行需要监测更广义的信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广义信用的概念囊括了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

详解中间变量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概念，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

盛松成：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概念，其创新不仅体现在其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它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市场化方向上。

从历史上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曾有一个发展过程。1994年10月起，央行开始正式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分层次监测指标。1995年央行尝试将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1996年起，货币供应量正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由此可见，社会融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拟从2011年一季度起试公布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及各组成部分。

《财经》：央行一直在强调价格和数量工具的综合运用，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将带来哪些新的转变？

盛松成：近年来，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逐步确立，Shibor在金融产品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社会流动性水平和市场利率水平，会对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及其融资规模。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发挥其作为中间变量的作用？目前社会舆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会被分解为信贷、债券、信托等具体规模调控指标。

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这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采用基于2002年至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物价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义重大。

同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利率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的正相关系数为0.15，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正相关系数（0.06）。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的负相关系数为0.57，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负相关系数（0.53）。

探路逆周期监管

《财经》：今年1月的国务院工作会议和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出现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的表述，如何理解“合理”的含义？

盛松成：应从总量和结构上来理解“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应在总量上保持合理。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测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应社会融资规模。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吻合，与宏观调控导向相吻合。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应有助于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应在结构上保持合理。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要合理。二是要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三是要重视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涉及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各相关部门更紧密的沟通和合作。

《财经》：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目前有什么新进展？

盛松成：我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达成共识，在原有数据共享基础上加强协作，保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财经》：“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社会融资规模在其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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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国内文献综述

在现代市场竞争经济中，竞争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因如此，学界对于竞争法地位的研究也比较丰富。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竞争法在经济法中居于核心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理由，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竞争的存在，所以保护良性的竞争是经济法始终无法忽视的重要目标。（吕明瑜，2003）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仅仅是将市场规制法律范围内的各种规范进行比较就得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结论显然难以服众，毕竟市场规制法律只是经济法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竞争法之所以是经济法的核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竞争、市场、经济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秦蓁，2003）（周星妤，2010）简而言之，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经济法是围绕市场进行的，所以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这样的逻辑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竞争与竞争法等同起来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规制竞争行为的除了竞争法还有其他法律，比如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出面恢复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的。因此，这一说法明显不能自圆其说。

二、竞争法是否是经济法的核心不能一概而论

尽管很多人认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但是经过上文的分析，很多论据并不足以支撑这一理论观点。其中，最明显的逻辑漏洞就是学者仅从竞争法对经济法的重要性分析，而缺少对竞争法与经济法中的其他法律重要性的比较研究。对于经济法的内容，我国普遍认为分为两大部分，即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①，显然竞争法属于市场规制法的范围。那么，经济法的核心到底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竞争法）呢？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例如，日本的经济法就主要是市场规制法，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竞争法确实是经济法的核心。

但是，如果是在我国，这种说法就值得怀疑了。在经济法的体系构成中，市场规制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宏观调控法包括财政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等。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对经济法都很重要，但是在我国，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更重要。

一方面，市场规制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②。宏观调控法的执行，能够为市场规制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市场规制法得以正常实施的基础性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为市场规制法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为市场规制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市场规制法是对宏观调控法的具体落实。简言之，只有宏观调控好了，微观的市场规制才能发挥出实效。

另一方面，从经济法的概念来看，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更突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市场宏观调控之法，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失灵，经济秩序非常混乱，而且当时的其他法律制度也失灵了，无法靠传统的法律对扰乱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所以，以国家干预为内容的经济法就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因此，从经济法的概念上分析，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非常重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三、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我们所知，竞争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制市场竞争行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经济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从而进一步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竞争法则是最直接的非常有效的保护竞争秩序的规则，所以经济法离不开竞争法，经济法目的的实现在很多方面依赖于竞争法这一途径，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竞争政策指导着其他政策的运行。“竞争法是国家依据竞争政策制定的。”③竞争政策是为了保护竞争和竞争者，它属于经济政策的一种。那么竞争政策与经济政策中的其他政策的关系如何呢？争议得比较多的就是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我们知道，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般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自然应当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所以，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多数都会考虑到相关竞争政策的内容。退一步说，如果两种政策之间产生了冲突，仍应以竞争政策的适用为优先选择。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局限性，更多地考虑的是本产业自身的发展，从而对整体的兼顾不够。因此，竞争政策指导着产业政策的制定，竞争政策的适用具有优先性。所以，依据竞争政策而制定的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竞争法在我国不是经济法的核心，但是经济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竞争法的准确定位，不仅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完善对竞争法的研究，而且能够正视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注释：

①参见王琳.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关系[J]，生产力研究，2006，（11）.

②参见邱本.论经济法的共识[J]，现代法学，2013，（4）.

③王晓晔.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参考文献：

[1]邱本.论经济法的共识[J].现代法学，2013，（4）.

[2]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吕明瑜.关于竞争法地位问题的探讨[J].经济师，2003，（2）.

[4]王晓晔.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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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法与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其自产生确立以来，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构建始终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进程保持着密切的联动性。那么，在当前中国的总体进程中，经济法被赋予当代的与时俱进性，是指国家为了预防或克服市场自身调节缺陷造成的失灵而制定的，对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所进行的国家干预的相关法律规范总称，也就是调整需要宏观调节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宏观调控最早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提出，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宏观调控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宏观经济或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的，以预防和克服由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等宏观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调、失序状况，并促使经济宏观平衡、协调、有序发展为目的的合法行为。宏观调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动，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或衰退，增强经济稳定性，即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利益取向基础上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具体目标又体现为：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都是为了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宏观调控更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并以尊重市场规律作为宏观调控的原则，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涉及经济的众多领域，其是个全方位的调控系统，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均衡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价值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不能毫无节制、毫无根据，经济法就是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使其合法化的规范，可以说，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体系进行的宏观调控行为要符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经济法同样要契合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

 

首先，经济法是对宏观调控适时性的精神贯彻。现代的市场经济除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特点外，还具有更现代化的特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并存;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关联;经济运行与活动的法制化(即“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是同一理论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的法制经济体系，经济法律规范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贯彻国家干预的精神，突破了传统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使调整经济关系的私法开始公法化。当今的经济法正是在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的需求下应运而生，是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的精神贯彻。

 

其次，经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准则和重要内容。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内容上可以分为调控手段和调控方式两个方面。在调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属于一种调控，经济法律在宏观调控中，同计划、经济政策的作用性质一样，应归于宏观调控方式的一种，法律调控方式中的目标和任务是国家通过制定经济运行的行为规范，制约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行为关系(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使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活动行为以及相互关系都纳入与法律意志相统一的轨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调控的原则可以高度概括为强制性原则，并具体表现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无论是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还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须符合经济法的规范，在经济发展需求的条件下按照经济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合规的国家干预行为。在调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针对市场经济的形式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外，其还要通过经济法的规制来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来进行适度干预。宏观调控体系中是相互联系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如计划法、产业法、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预算法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中国家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种类的部门经济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具体措施更具权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时又通过法律具体条文规范的形式保障了这些目标的实现，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依据。

 

再者，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是宏观调控体系的灵魂。经济法是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为基本立场，坚持“社会中心”的利益价值取向，注重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的调控程度要符合整体发展。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要求国家干预的范围、方法、手段、程度适度，要求国家宏观调控的均衡，决定了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适度性。经济法坚持的经济民主原则为经济法的创制和实施提供了法律归宿，经济民主原则体现了社会、国家、个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能够提供国家干预的效率，确保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宏观调控体系实体内容方面的具体要求。经济法坚持经济公平原则，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价值体现和原则确认，注重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代际公平，这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时对社会资源的处理的具体要求和准则。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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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98年转变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货币商品房为主这短短的十年内，房价一直都在争议声中前进，不断攀升的房价，更是屡受诟病。去年以来，在“新国八条”等各种调控措施，特别是限价、限购、限贷这三种措施的大力影响下，宏观调控的叠加效应慢慢显现出来，国内各种投机、投资性的购房也逐渐得到控制。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宏观调控已成常态。而在可以预见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将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只要在供需上存在矛盾，这种宏观的调控就难以被避免。那么，房地产的经纪人该如何积极应对我国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对宏观调控负面效应的分析

在2011年前七个月中，全国的土地流标353宗，同比增长了242%。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地价的水平也出现回落，2011年前七个月中，全国平均楼价为1680元每平方米，同比下降20%，住宅类楼房则下降了10%。很明显，因为受到调控因素的影响，所有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慢慢收紧，与此同时，开发商们对于房地产的市场预期正在逐渐转变，落实在行动中就表现成为愿意下降地价。也许有人会说，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而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可是，随着土地大规模的流标，会导致在一定时间内房地产产品供给量严重不足。到那时，整个市场就会因供给不足而失去原有的均衡。

与此同时，随着“三限”政策的执行越来越严格，人们普遍的预期在短时间内暂时无法解除，购房者普遍出现了“一步到位”的购买趋势。根据最新的一项统计显示，就七月份而言，有些城市成交的住宅套房平均面积居然突破了100平方米，一居室的成交比例降到了两成以下，消费者原先已经逐步成型的梯次消费、逐步升级的合理住宅消费理念，正由于限购政策的不合理性，面临被抛弃的境地。失去这种消费理念，恰恰会引导整个供给结构的整体变化，让90平米以下户型占项目70%的政策面临夭折，最后使大户型布满整个市场。

其次，我国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是通过压制需要，从而达到遏制房价迅速上涨，回归理性的。可是伴随着“三限”政策的推行，在不断压制投资以及各种投资需求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相当大一部分为改善住房而需要的刚性需求。在这种政策的延续下，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这种限购政策仅仅只是行政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如果一直采取这种政策，无疑会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相排斥。当政策取消之后，这些被压制的市场需求就会被激发。

二、房地产经纪人积极应对策略取向

（一）明确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房地产

1.政策调控不会改变房价上升曲线。降价取决于成本利润率，而不是资金利润率。房地产的成本利润率低，降价空间有限。所以就宏观调控而言，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房价暴跌的现象。在土地方面，房子盖得越多土地越稀缺，只要需求存在，城市越大，核心区就会越贵。其实，真正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是战争和经济危机，政策调控只是对价格的修正。如美国两次房价跌入谷底时期均是国家战争时期，香港98年期间为亚洲经融风暴时期，房价暴跌。

2.市场刚性需求仍巨大。我国每年有庞大的结婚人群。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指标，人口总量预计还要增长30年。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城乡户均仅有0.94套住房，明显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仍然较大。

此外，房地产行业产业关联度高，作为GDP的一大比重，地方财政仍对房地产有一定依赖。所以，综合来看，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调控只是阶段性的，房地产行业稳步发展仍将持续20-30年。

（二）经纪人营销策略取向

主动出击、定向营销，建立客户主观心理偏好。

不仅卖实惠，卖概念先进。消费者肯定不愿意看到买了房之后房价下跌，对此经纪人应弱化客户的购买心理危机，深入了解地产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向客户展现，给客户递交一份放心购买的方案。

不仅卖房子，卖资源稀缺。多数消费者对于调控只是观望，并没有深入了解，认为调控了房价就一定会跌很多。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房子盖得越多土地资源就越稀缺，只要需求存在，城市越大，核心区就越贵，地价也就越贵，在调控下，房价是不会降的，只是归于合理，经纪人应将这样一种概念贯穿营销整个过程，当消费者知道自己买的不只是房子，更是一种稀缺的土地资源时，购买的欲望的动机就多元化了。

不仅卖户型，卖幸福体验。经纪人营销时，应重视向客户推荐幸福体验而不是简单的在户型上做文章。针对所在社区的特点，提出情感社区的方案，让客户从买房到入住一直都有被服务的幸福感觉。此举可极大程度提高产品口碑，对营销拉动有重要作用。

此外，从事二手中介的经纪人在观望的同时，可以从事一手；而从事一手中介的经纪人，可找二手经纪人并给其一定比例中介费用，即“一二手联动”策略。

（三）经纪人增强自身素质

在房地产经纪企业培训员工的过程中，培训范围以经纪业务流程为主要内容，操作层面的技巧传授的很多，但是在宏观层面的市场认知和政策分析能力相对欠缺。市场分认知和政策分析能力能提高经纪人对于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力，也能使经纪人在销售时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概念的创新性，从而有利于营销手段的使用。此外，还应重视团队的作用。面对当前楼市经纪公司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而不是消极逃避。重视考勤，重视房地产经纪公司内部的文化氛围的塑造。

楼市调控没打算让所有开发商都生存下去，更没打算让所以经纪人都生存下去。国内房地产经纪公司和房地产经纪人鱼龙混杂，此轮调控必将优胜劣汰，将房地产经纪行业进行一次大的洗牌。这就要求经纪人保持冷静头脑，认清调控只是暂时的，长保持乐观积极心态，逆势思变，在团队中发挥自身价值，与团队一起努力进取，终将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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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的概念及内容

（一）宏观调控的概念

宏观调控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其是国家采取各类手段来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调节及控制，使得社会再生产能够协调发展的条件，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关键职能。

国家在采取宏观调控时，一般是通过政策、法律及计划等手段，来对经济发展状态进行干预与调节，从而使得国民经济能够持良好事态发展。在市场经济当中，商品及服务的供求关系，是受到价格等市场机制所影响的，经济增长时，会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停滞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对对社会资源及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严重损害。而宏观调控采取人为调节的方式，来对经济运作进行干涉，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可以适度增长，使产业结合能够合理调整，物价水平持续稳定，进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宏观调控的内容

宏观调控在应用时，一是国家采取各类经济政策与措施，通过对经济及社会方案等政策的制定，来对产业布局进行规划与挑战，对总量平衡进行控制，对货币及财政政策加以制定，对积累及消费间的关系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供求平衡，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对市场经济制度做到完善。二是采取价格、税收等经济经济手段，来对国民收入实现分配与再分配，从而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进行调控。三是通过对各项经济计划的编制，使资源配置发挥出有效作用，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依靠市场情况下的不足。

二、宏观调控在经济管理中的具体手段

（一）经济调控

经济调控是宏观调控的三大手段之一，作为国家调控行为，其可以依据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经济管理实施把控，并可以将控制手段细化到工资、税收及信贷等各方面，并对货币有着直接的调控，是国家经济管理中出现经济问题的最直接调控手段。例如，市场上所流行的一种商品，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有一定问题出现时，国家便会采取经济调控的手段，来对该类商品实施价格调控。正如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农作物收成不高，难以对人们要求进行满足，这时，便会产生供求关系不平衡现象，从而造成农作物价格上升，长期以外，给人们的消费能力带来调整，这时，国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会采取经济调控，或是对物价进行调节，或是对人们工资进行调节，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二）行政调控

行政调控是宏观调控中的一项强制性手段，行政机关在经济管中，下达相关条例及规定时，低下的各层行政单位及部门，都需要无条件的对最高宏观调控命令加以执行。但是，行政调控手段在应用时，也会手段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因此不能长时限的采用。比如，春节时期大面积强降雪的发生，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及货物流通造成严重阻碍，这时，一些商贩，为了获得巨大利润，便会将其囤积的日用商品及食物价格抬高。这时，国家便会采取行政调控的手段，来对物价进行合理规划，避免这种经济紊乱现象的出现。但是这种调控，只是针对一段时间内出现问题而解决的，其是一种强制性且效率较高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可持续操作，所受到的局限性也较为严重。

（三）法律调控

法律调控能够对公民及国家财产及经济进行合法的管理，其主要是通过经济司法及经济立法两个部门来进行执行，司法部门主要是对经济行为作出审理及检查，立法部门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来做到对相关法律及法规的制定，从而使得市场经济主体能够处于合法及规范的法律框架当中，这样，一旦有企业或者个人对法律调控框架相违背时，便会受到法律对其的严格制裁。

三、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一）对通货膨胀率加以控制

粮食作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大支柱，长期以来，我国粮食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从而给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打击，农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作为我国人口比例中的最大群体，农民不仅可以通过自身劳动来提升我国经济经济增长，其还能在经济地位提升之后，做到对我国经济内需的拉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再登新台阶。针对这一现状，国家便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做到对干预政策的强制性制定。例如，通过宏观调控，来对农民手中农作物价格进行抬高，对农作物种植所需物资价格进行降低，从而使得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得到提升，使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浪潮。通过该种方法，不仅使得农民得到实惠，才能够对我国内需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二）对国民就业问题加以控制

国家在对国民最低物质生活保障进行满足的前提下，还要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国民，都能够有事可做，拥有其自身的事业。国民只有有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对家庭及自身内部需求负担的承受，从而减轻国家实施的低保政策压力及负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环节国家相对压力的经济难度。因此，国有企业在面临倒闭及裁员情况时，国家必须要采取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或者是经济手段，来对国民利益进行保护，或是帮助下岗人员再就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宏观调控在应用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企业及单位倒闭及裁员现象的存在，然而唯一使我国经济不受到人员流动或是无业可施而带来的经济困扰的方法，就只有国家对人员再就业进行相对的宏观调控措施实施保护策略。比如，对于下岗人员，国家可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方向，来对下岗人员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对其业务技能及素养进行提升，从而使得下岗人员能够跟得上国家经济发展的前进步伐，尽可能的避免国家因大批人员下岗而造成的经济困扰问题的出现。

（三）对国民收入加以控制

国家除了要保证国民有饭吃、有工作做，还需要对国民从事工作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控。对于收入来说，其是每一个公民通过自身努力及劳动情况下所获得的对应回报，通常这一回报都是通过薪酬待遇来进行体现出来的。然而，薪酬待遇是否合理？只有国家根据当前社会的经济状况及物价购买状况来进行衡量。若是物价比较高，国民收入偏低，便会造成国民没有能力去消费与购买，也就是说，国民没有能力去将自己的劳动所得资金去通过货币的交换而获得生活必备的物品。若是国家一直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下，其直接结果便是国家无法做到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只有只有物价和国民收入成正比时，才能使收支达到平衡，社会得以稳定，才能让国民在稳定生活中带动内需，使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四）对企业生存及成长率加以控制

企业是能够为国家来负担所有国民生存的港湾之一，因此，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只有对企业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得企业的生存及成长率得到提升，做到对人民生存需求的满足，在对其进行调控时，采取经济、法律及行政调控这三种方法，都能够对国家经济管理采取有效及有力的保护。

总结：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每个公民持续努力与奋斗的结果，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有效应用的结果。公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只有国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其运行状况及质量得到大为改善，在使我国经济管理能够得到稳定运行及发展的前提下，使得我国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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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结语：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吕忠梅、陈虹著：《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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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4-0130-02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关键是解决如何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有效性的问题。通过近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笔者感觉思想政治课主要是教会学生自主学习，并会运用所学知识和多种课程资源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提高自身感知思想政治内涵的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要改革，理论指导须先行。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必须加强业务学习，除了利用现有的图书资源，还要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查找相关信息，进行选择性阅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课堂教学服务，丰富教学内容，开阔教学思路，解决教学重难点。只要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本文以“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为例，说明现代教育技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优势作用。

1 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作用激情导趣，诱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大都比较抽象，学生学起来感觉乏味，对有的知识点理解较为困难。因此，学习的积极性较差，或者产生厌倦心理。如何才能激发学生产生对思想政治学习的欲望，自觉地参与到政治的学习之中去，是广大一线政治教师长期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效解决了政治教学中的难题。

例如，在“加强宏观调控”这一模块的教学时，设置“概念阐释”环节，上课时，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国家关于“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法规的原文，以及全国上下学习讨论相关文件的视频；从相关网站查阅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使学生深刻理解“宏观调控”的概念、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方案等。设置“举案说法”环节，学生从网络上下载相关案例展开辩论。设置“我看宏观调控”环节，学生结合时政，列举切身感受到的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这些环节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渴望，学生就会主动搜集并阅读相关资料，寻找案例，并充分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讨论，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且在阅读中不断提高理解感知、分析辨析、运用提升等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 充分发挥电子阅读优势，进行广泛深度阅读，拓展学生视野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让学生充分地阅读教材内容，深刻理解教材含义，学生之间要进行广泛交流，讨论阅读体会，实现合作学习，共同增强学习效果。对那些难于理解和分析的观点，可让学生走进电子阅览室，通过上网查阅，也可以通过博客平台，和网上的博友进行教学，取长补短。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UC学习房间进行网上学习，在麦上提出自己的问题，通过网络电子教室进行交流、沟通，实现快速答疑；也可以拿出自己的观点，供同学们相互学习，有效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难点。通过广泛搜集、阅读感悟和合作探究，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综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1 发挥课件的展示功能优势，实现广泛阅读，综合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作为教师，要让学生懂得阅读对理解知识的重要性，对自身终身发展的重要性，要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这样才能使学生积极、自觉地参与到自主阅读中去，提高学生的阅读感悟能力。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师在教学时必须发挥多媒体的展示作用，把静态问题动态化处理，微观现象直观化展示，对那些跨越时代的信息用动画形式进行展播，有效解决学生在阅读中的困惑和疑难。

例如，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时，提前一周把学生分成三个组：第一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概念和含义；第二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第三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学生通过进图书馆、上网搜索、搜集报刊等方式查找资料，进行广泛深度阅读，通过小组合作与探究，把阅读成果进行整理并制作PPT课件。上课时把本小组的学习成果展示给大家。从而实现广泛阅读，开阔了学生知识视野，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课上表现欲很强烈，学习效果极佳。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建立知识网络，用PPT课件进行直观展示，对知识点的理解到位。根据知识点的展示，其他学生需要补充或质疑一目了然。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课件进行任务学习效果明显，提升了学生的政治素养和综合能力。

2.2 发挥网络平台功能，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时，学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宏观调控各种手段的具体行为表现等。解决问题是产生学习爱好的动因，教师要采取有效方式诱发动因的形成。如学生通过QQ群或微博等网络平台与同学或老师交流，讨论“加强宏观调控”的具体行为表现，学生在这些平台里畅所欲言，通过现实生活的事例论证“加强宏观调控”的具体行为表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交流，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锻炼了学生的思维，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从而有助于学生思维品质和分析能力的提升。

3 巧用多媒体播放漫画，揭示政治的本质，科学突破教学难关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上一个热点的话题，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这一关键词。如新闻播报中，国家提出房价要进行宏观调控，粮食价格、燃油价格、信贷问题等都要进行宏观调控等。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采用漫画教学法进行授课。在教学时用PPT课件展示漫画图片，通过漫画激发学生灵感，揭示政治本质，突破教学难点。

例如，在“加强宏观调控”模块的教学中，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时，学生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增无减、信贷的增长率增幅过快、房价居高不下感到很难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可用PPT课件展示几个漫画，通过漫画展示，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使学生能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政治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得出准确结论。风趣的图片和简要文字的说明，激发学生形象思维，从而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理解，揭示问题本质，有效解决教学难点。

4 巧用电教媒体整合生活课程资源，综合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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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构成的“三位一体”关系，强调宏观调控不仅应当注意短期政策效应，而且应当注意与长期战略和发展机制的衔接。宏观调控对总量的调控措施必须与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结合起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同时也必须与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起来。所谓结构性的宏观调控目标，首先，在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上提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形成有利于“又好又快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其次，这一调控目标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注重目标体系的协调性，重点指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双重目标；第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突出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要求，进一步协调速度、效益和质量的关系；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

结构性的宏观调控手段具有特殊重要性。本文所说的结构性调控手段有特殊的含义，主要指结构性从紧的货币政策、结构性调整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扩张的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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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Land policy; macro economy; index system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国家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概念理解

土地政策作为调控的一种工具，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系统的一个要素，所谓调控是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调节功能。这是因为单纯依靠市场配置，会导致市场失败，市场失败的原因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土地政策进行调节使之与市场配置相机协调，实现土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以及各类用地结构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控制功能。土地资源是稀缺的，即土地供不应求，在此种情形下土地所有者就会形成垄断[2]，因此，国家必须对土地进行调控管理，以便合理配置各个部门的土地资源。

目前，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一个工具是首次，首先，土地作为国家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的供应与需求对经济的发展有显著影响，成为能够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另外，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这在客观上使国家具备了调控的能力。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土地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之内的：

生产要素理论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对土地要素加以调节与控制，不仅会调节土地资源在各部门的分配与利用，并且会对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以及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3]，而通过土地政策就可以实现对土地市场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调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参与。

地租理论

土地政策是土地收益分配的调节器，实质上通过地租理论来实现的，因为地租理论的核心是对土地与其他要素的收益分配及土地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配置[3]，可以说，地租的作用，就在于保证平均利润率规律对经济的调节[4]，地租的合理分配也是有效调节资本在不同级差土地以及部门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常常会出现土地所有者拿的多了，用地者得不到平均利润，影响土地使用者的竞争力和积极性；或者是土地所有者拿少了，用地者有超额利润，就可能盲目投资、盲目扩张，这两种情况都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的。所以，必须通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来协调土地收益在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

3.公共利益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尽管市场竞争机制可使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但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1]，土地市场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产权拥有者很容易垄断；二是土地利用造成的外部性；三是土地关系到粮食安全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为了克服和纠正市场失败，需要政府进行调控，而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福利。

丁伯根法则与蒙代尔法则

根据丁伯根法则，在政策手段选择时，应做到政策工具变量数必须不少于政策目标的变量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那么土地政策就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要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政策工具。同时蒙代尔也指出，在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实现中，只要了解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相对效应就可以[3]，这样把每一种政策工具都用于其影响力最大的政策目标，同样可以用N个政策工具实现N个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蒙代尔法则。所以，不论是丁伯根法则还是蒙代尔法则，都说明要实现相应数量的政策目标都需要有足够的政策工具。

三、做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重点

1.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供地方式为供给引导需求，同时要重视土地的有效需求。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一直以被动式供地，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管理中也造成了土地利用的粗放，土地市场秩序紊乱、土地利用效益的低下等等，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从市场供应方式和市场结构调整入手，加强对土地供应的宏观管理，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5]，有效地引导投资、消费的方向和强度，实现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适当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盘活闲置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发展，调节房地产开发的结构和房价。

2.加强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实物土地，可以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这样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目前，由于国有土地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造成增量土地出让主体的混乱。同时，存量划拨土地使用者可以通过补办出让手续进入市场流转以及土地隐形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众多划拨土地使用者或其主管部门，也成为土地的供应者，等等这些造成了土地供给总量失控。所以，以储备的手段，实现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是土地储备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①缺乏法律支撑。虽然我国各地已开展土地收购储备工作，但全国尚未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土地收购储备专门法律，明确城市土地储备机构的功能定位问题，将土地收购储备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保证政府依法行政。

②融资问题。土地收购储备过程实质是资金循环的过程，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土地收购储备就难以有效运作。目前，我国解决资金制约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这不仅不能满足需要，还有可能带来银行贷款的风险，所以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是必然选择。

③土地储备中心的性质应尽快明确。性质不同，决策方式肯定不同。如果属于盈利性质，就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收储哪些土地、储备多长时间、开发成何种用途以及开发程度、上市方式(是招标还是拍卖)等就全由预期带来的利益决定；如果属于非盈利性质、注重社会性，就要视政府的目标而行。

④土地收储的费用支付问题。现在都将其称为收购价格，事实上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有用地行为都属于租赁，用地者使用土地即使有所付出也属于租金性质，因此收回用地者使用的土地肯定就不属于购买，自然不存在购买价格；收购价格在农地征用环节倒是存在的，但也存在农地农用价格和农地非农用价格的问题。同时，价格与权属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用地者拥有的权力大小决定着收储土地所付出的资金的多少。

⑤各级政府的收益分享及其实现形式。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已无争议，而且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谁能代表国家拥有是存在争议的，相应地，土地收益归谁享有也不明确，但像目前各地操作的那样完全归城市享有肯定不行。到底如何分享，采取何种形式，是税、是费还是租，应尽快明确并加以统一。3.正确界定政府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中的角色。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就要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目前，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主要有土地供应政策、地价政策和土地税收政策。在土地供应政策中，政府是一级土地市场的供应者，政府要做好的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的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在这里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来供应土地，是作为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

其次是地价政策，政府通过对土地市场的价格水平进行管制和引导，影响土地的需求，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该政策中政府依然充当是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政府根据土地市场中的价格信号适时地做出调控判断，或者对土地政策的执行与落实进行监督。当前的低地价政策不但表现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就是市场配置较为充分的经营性用地价格也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大多偏低。

另一个就是土地税收政策。这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在土地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的措施之一。在土地税收政策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在以上调控经济的土地政策中，政府担当的角色不一样，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将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正确界定政府角色，遏制地方上随意的管理，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监督功能，同时政府的角色应弥补市场的缺陷，达到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4.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使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评价。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国民经济的总量、结构比例、增长速度等大的指标。微观层面包括如土地年度供应总量、结构比例，主要是建设用地和耕地的比例。在选取以上两个层面的指标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化分析不同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土地供应及投资强度之间的关系曲线，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区域的特点，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未来时间段内科学的土地投放指标，另外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时，不能完全建立在土地供应的绝对平衡的条件之下，这里必须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土地的基本国情、土地自然供给的刚性、土地用途管制以及土地利用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趋势等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参考文献：

[1]马昕 李泓泽等.管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P2-P3

[2]况伟大.土地政策与房地产业发展[J].改革，2004，5(129)P31-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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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2006年年均经济增长9.7%。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波动，现今的宏观调控体系正是在治理经济波动的政策实践基础上不断演进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演进历程

1.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阶段（1978年～1986年）。这一阶段，“”刚结束不久，我国百业待兴，正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随着计划控制的松动和价格改革的推进，原来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对此，我国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财政政策和行政性货币政策。表现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引导上，就是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对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强制性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由于调控手段较为单一，在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使得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尝试性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阶段（1987年～1991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政府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尝试性地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调控经济，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可应用的经验，仍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等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下手段多样的宏观调控阶段（1992年～1997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我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此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同时却又缺乏必要的应变性、灵活性，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冲击面前，就显得无所适从。

4.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使用的宏观调控阶段（1998年～2003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针对具体经济形势，政府灵活调整既定政策，并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间的矛盾却又减弱了合力，比如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增税政策，这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从而减弱了政策组合使用的预期效果。

5.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宏观调控阶段（2004年～现在）。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又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以及外资流入偏多等“局部过热”的苗头。对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态势的同时，政府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

但2007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较为特殊。为了应对2006年出现的经济局部过热问题，从2007年开始，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调整为“适度从紧”，年内曾10次调高存款准备金，4次提高人民币基准利息率。并在年底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调控目标，最终将宏观调控的取向由“双稳健”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CPI仍在高位运行。从总体上看，2008年宏观调控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在调控目标上，“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对比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目标，显然又增加了新的难度。

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综观30年来的宏观调控历程，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调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响实际调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调控过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政府在治理经济波动时往往用力过猛。这种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急刹车”，就是典型的调控过度，它所引起的经济剧烈波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熨平”。其次是调控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国民经济进入持续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加快，投资率迅速回升，从2000年的35.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2.7%，年平均41.2%。面对投资增长过快,调控政策没有及时有力地干预,最终引发了经济的局部过热。

2.经济转型期投资体制的缺陷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扩张的目标往往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标。结果是全国各地争上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项目,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

其次,在投资决策的主体上,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指标而产生投资冲动,结果造成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扮演经济主体角色，最终的收入分配又向政府、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资金转入投资领域，必然带来投资过快增长。

3.宏观调控运行机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机制缺陷和观念转变不及时，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需要，不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并对其做出适时反应，结果延误了最佳调控时机，这就降低了调控的有效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为国际市场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有效的宏观调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虽然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两大政策在配合运用、相辅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1.进一步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建立健全预调微调机制。科学的调控方式是一国宏观调控政策趋于成熟的标志。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建立一种预调微调机制。进行预调，是要防止调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经济运行中的“急刹车”。进行微调，主要是注意调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这就要求我们敏锐地观察经济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并以此来选择时机，及时调控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变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要特别注意各主要经济指标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以确定预调措施在什么时机出台。

2.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由于宏观调控的对象、环境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一些投机者，往往利用调控政策的不健全打“球”，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例如当前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问题，而且更要注意优化结构，关键是要“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3.财政、货币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并重。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各职能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不能相互掣肘，而应该彼此配套、相互协调。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组合使用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组合”是我国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阶段性产物，它能够完成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任务，但它也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体制的回归，这种为调控经济付出的体制成本应尽量减少。

调控政策的选取一定要有长远考虑，短期措施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况和现象，要治本，还得从中长期政策着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压力问题，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是长期以来资本边际报酬率过高、劳动和土地的边际报酬率过低的失衡结果，它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如果不辅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频繁动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将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参考文献:

[1]本文涉及的有关数据，均根据相关年份的《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