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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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07-0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注重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以期更好的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

一、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1］在当前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理论的总结与探索应该说已经落后于学科的现实发展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学科应该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应用给予足够的重视，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学科，以此给后来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以理论和方法体系上的指引。

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杜维运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论述：“历史上有些史学原理与技术，不只被人类创获一次，较古的史学家，利用经验创获一项史学原理或技术，终身用之，受益无穷。可是时间一久，渐渐被遗忘了，后代的史学家，往往再利用同样经验以创获同样史学原理或技术，且可能重复到无数次。这是人类精力与时间的浪费。唯有史学方法成为专门的学问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类史学原理与技术于久远，以避免重复。积昔哲的遗产，启后学的智慧，史学方法的功用，殆莫与京。”［2］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道理也如是说，只有我们创获的研究方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后来者才会避免走回头路。

二、心理学对历史地理专业教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二级分支学科，因而与历史学有着天然且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多又与历史学相同，因而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都可作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所以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借鉴，首先必须了解心理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综合研究取得的进展及对历史学研究相关的借鉴意义。历史学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创造。修昔底德很早就指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作为修昔底德的门徒，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以当仁不让的心理学家自居。

已发生变化的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地位。［3］胡波先生也在他的书里说：“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和解释历史也同样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精神和意志，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把握的东西，是不能凭着对理知、有意识的表达层次之检讨而获得彻底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新心理学的工具。”因此，把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是最自然不过和最必不可少的事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及学术流派，如心理历史学、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等等。心理历史学是现当代西方史学领域的新兴学科，是综合运用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科学。依据其源流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传播地域，又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中心的心态史学则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并倡导，以集体精神状态为对象。胡波先生对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是这样的：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里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这些相关学科之间既有细微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亦当可以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利用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展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促进历史地理相关学科的发展。本文拟初步探讨心理学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的两个分支学科中的借鉴意义。下面来谈谈具体的运用。

三、结论

总之，在历史地理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可借鉴，但也要区别情况而定。我们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历史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抹杀与抛弃，如同物质与意识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面，心理历史学采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作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有益的补充。具体到心理学方法的应用实践，一方面需要我们尽量具备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敢于尝试心理历史学的革新的先进的研究手段，比如定量分析的方法。

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及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理学方法的考量一直没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严重影响了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水平的进步与提高。从目前的心理学研究的阶段和成果上看，心理学能对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所提供的贡献并不为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研究背后的历史人文环境，这也许是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等学科留给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宝贵财富。希望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更多地借鉴心理学研究的诸多方法，从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历史时期地理空间发生的诸多变化，从而使其成为历史地理专业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有效手段，使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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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完全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完全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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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3］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4］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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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自然地理学而言。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通过引导大学生学习历史上中国地貌形态之变化、水文环境之变迁、生物种类之分布、气候变化之幅度、灾害发生之频率，可以使学生清楚地认知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通过历史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有助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贯彻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整体，人类通过生产、生活活动作用于自然，自然对人类的活动一定会作出反应，即反作用于人。此外，通过学习历史自然地理，还可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必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理念，进而提示学生：人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但这种改造是以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否则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会显得越来越脆弱。就历史人文地理学而言。首先，通过学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变迁过程，有助于学生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知晓我们祖先在创造中华文明进程中的艰辛与不易，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特别是了解近代中国疆域丧失的惨痛教训，可以促使学生增强爱国主义观念，鼓舞学生振兴中华的决心与意志，进而树立正确的疆域意识与领土观念。其次，学习历史上民族的分布变迁，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培养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正确意识。同时，还能帮助学生了解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此外，通过学习历史政治地理中聚落、政区、古都、地名等内容，还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中国政治的空间发展过程。通过学生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农业、城镇、水利、交通、人口、手工业等内容，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先民创业之艰，自觉树立节约意识。通过学习历史军事地理学中战场、关隘、城防、烽燧、长城等内容，可以明了中国历史地缘政治变迁之大势，加深学生对现代中国外交军事格局的理解。学习历史文化地理学中有关方言、民俗、民风等内容，也可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各地灿烂多姿的地方文化与民族风情，培养学生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

2.专业理念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简单地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在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从天地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不能片面强调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更要注意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在历史地理学界“，地理环境决定论”发展为人地互动理念。无论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子目的研究，都是从人地互动角度出发，研究其变迁与环境的关系，这已成为一个固定模板。接受历史地理学教育的学生，基本都能很好地了解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互动带来的结果，从而对今天人地关系进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验与理解。从而对今天发生的环境变迁有着强烈的关注。所以，贯穿人地互动理念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在今天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意义不言而喻。总之，要切实加强生态教育、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热爱自然，适应环境，保护环境的生态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人类对待自然正确态度。可以说，人地互动的现实关怀理念实际上也是教导人们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3.技术路线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不仅仅依靠历史文献来实现的。实地考察是历史地理学最主要的技术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古代文献记载正误，同时感知同一地点古今地理因素的变迁的程度。实地考察验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加深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只有进行实地考察，学生才能使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以实践验证理论。帮助学生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铁的理念，进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与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原本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而不是理论理性的范畴。”实地考察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过程，其意义就在于此。另外，实地考察可以训练学生之间的协作问题。现在，学生独生子女多，团队协作意识单薄，而一个将来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没有团队协作意识，不懂得团队协作，是很难有作为的。历史地理的实地考察可以训练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一般来说，历史地理实地考察的区域大多比较偏僻，环境比较恶劣。实地考察时，需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无形中，强化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有助于整合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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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后，中学历史教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幅增加了文化史、科技史等大量与历史学科相关的综合知识，我认为习得地理知识对学好历史尤为重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能多用恰当的教学手段，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讲述，则学生会更容易理解相关知识，更能激发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一、地理学与中学历史教学密不可分

人类历史的起源发展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它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都有重大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历史地理知识是关于历史时间内自然环境变化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知识，其核心是人地关系的知识。历史地理学的特点是它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交叉性，是指它以历史为经、以地理为纬，纵横交错，相互渗透。综合性，是指它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教学的内容也是包含了人类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活动，并且这种人类活动无一不是在地理环境中展开和演变的，从学科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历史地理学范畴内的研究内容。因此，历史地理学与中学历史教学密切相关。历史地理知识作为中学历史知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特征使得其在历史教学中越来越被重视，如在近年来高考试题中历史地理知识比重就越来越大，但中学历史教学对历史地理知识的运用还不够到位，尤其是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只是寥寥数语，没有作过细到位的说明和解释，没有展示历史地理的变化，这就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历代疆域的变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缔造、疆域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息、繁衍，其生活的范围和所建立政权的疆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历朝各代的疆域范围，中学历史教材中也多有涉及，但教材在叙述时只介绍了它的东西南北大致范围，至于它东、西、南、北分别具体到哪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疆域，以及它在那个朝代的前、中、后期各有何变化，通常没有较多的说明。如行政区划的沿革，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国家的重要构成，但在中国古代由于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时常激化，导致行政区划不断变迁。而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划分、结构及职能演变，不同的章节有时会出现郡，有时会出现县，有时会出现郡县，有时还会出现州或省等称谓，对郡、县、州、省这些不同名称，教材中只是寥寥数语，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和说明，对于未接受过历史地理常识的中学生来说会感觉到混乱，不知道它们的演变关系和范围大小是怎样的。

二、地理知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应用地理知识，使历史教学更加条理、清晰化，便于讲解

历史教学过程中，如果忽略地理知识的运用，有时就会使我们叙述问题和分析问题显得杂乱无章，学生也听不出个所以然，如能结合历史地图，往往可以使历史教学内容便于叙述，而且条理清晰，学生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相当明了了。

例如，在讲述“中国工农的”这一课时，我们可以先展示“中国工农”示意图，那么的路线在图上就一目了然了：首先从瑞金、长汀开始突破四道封锁线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陕北会师。这部分内容，教师在熟悉教材之后，讲述时便可一边引导学生看图示，一边讲述所到地点发生的事情，这样便可一气呵成，学生随着教师的指引，听完这课后就会有如亲自过一次的感觉、起点在哪、中途干啥、途中的及其意义，以及途中的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也就相当明了了。这一课，如果教师只简单地让学生看课文的内容，学生就会觉得一个一个的地点很多、很乱，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也就稀里糊涂了。

2.运用地理知识，记忆重要的历史知识点

有了历史地图的配合，一些重要的历史知识点，学生便可通过直观的途径加深印象，易于记忆，也记得更牢。例如，我们在讲“和同为一家”这课时，一上课，我们马上就可以展示给学生一幅“唐朝各民族分布图”。这样便可用教鞭指图，从突厥起按顺时针方向，一一向学生介绍，这样通过教师的讲解，就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的地理方位，生活特点以及和唐朝的关系如何。同时，也可以从这幅图上准确地说出这些古老少数民族是我们现在什么民族的前身。可以说，这一课，学生只要记住这幅图，这课的主要内容都已掌握了。同样，这课如脱离了图示讲解，听过后学生只会觉得唐代少数民族很多，到底谁是现在谁的祖先都搞不清楚了，至于谁是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就更乱套了。

篇6

环境史研究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新时期历史学研究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在所谓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旗帜下，不仅拥有丰富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重视国际学术界之间交流和相邻学科间的对话。不过，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环境史的研究仍然相当的“分散”、“零碎”和“不成系统”，[1]因此产生了不少争论，而其中最基础的莫过于环境史的定位问题。

一

关于环境史的定位问题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主要的分歧在于：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方法或视角，亦或者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虽然对这一具体概念国内外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2]但在环境史研究领域中至少拥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环境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类与（非人）自然互动的关系，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也不影响笔者分析其学科的史学特性。

环境史学的史学特性，顾名思义，环境史学和历史学科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或者类似特性使它们可以彼此地密切联系起来。为了找出环境史的这种史学特性，本文主要从环境史的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学科定位，一是学科价值。

环境史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就算不能归到历史的分支学科，但作为一门“专门之学”都应该拥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学者们对待这个问题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试图直接给予阐述的，如伍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分三个层次：自然本身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让作用；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它意义结构[3]，T.泰特认为，环境史学家不能把一切人类历史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环境史，要把非常丰富的文献控制在一个能够处理的范围内。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4]。甚至有些学者为了便于操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如台湾的刘翠溶教授建议了十个研究课题：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于建筑环境，GIS地理信息系统。[5]这类直接的界定方法，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化起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环境史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及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这些界定无疑将会被打破，我们不能指望存在这么一种可以归纳所有研究内容的清单。而另一部分学者在找出环境史的特定界域或研究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时，采取的方法是类比。当然，这里所讲的类比不是针对任何学科，而是针对有些与环境史有着很大联系的一些学科。因此，笔者通过学科定位找出环境史的史学特性时，也将从此处开始。

二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储备了知识，其中主要是生态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生态学与人类学均以现存事实为研究对象，环境史学重点研究的是历史纵深的问题；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环境史学在资料来源和时空范围，都比考古学要广泛的多[6]；地理学着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是以研究地域系统为基础的，环境史研究的是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环境史解释我们如何到达今日的地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环境史探讨并描述生物物理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过去的状态，探讨人类对非人类环境的影响，及其间之关系，[7]也就是说环境史拥有着历史叙事所不可回避的因果性。

环境史所用的概念和术语有许多是历史地理学家所熟悉的，这就使得分辨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是一件复杂的事，但两者之间的学科理论基础、学科价值是有区别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地理学，环境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而且历史地理学主要着眼的是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的“陈列”，着重对“地景”和“外观”进行时空描述和分析，也就是说这里的环境主要还是以一种背景存在，环境史的目的是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的角色进入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也就是“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8]。同时就学科价值而言，环境史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更具功利性。上世纪环境史的兴起也主要是环保运动推动产生的，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水污染等等，是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动力。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环境史的学科价值也体现在它现实价值方面，环境史是以反思人类历史上与自然的互动，从而找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相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描述和分析世界，环境史从一开始就偏向以史为鉴的能动的改造世界。

三

由上述类比，我们可以得到环境史的史学特性主要有：

第一，存在形式的过去性。环境史研究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这种互动的事实，它不能重演。用语言的记述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生活的画面。

第二，史料的重视与处理方式。“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最主要的特点，信息处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历史学科能力。环境史的研究也重视史料的作用，对史料进行多方面的真实解读，遵循历史与现实、史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原则和强调“以史为鉴”的思维。

第三，学科之间的交融性。也许以往的历史是比较单一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又经过年鉴学派的洗礼，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它涉及古今中外，涉及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学科，其内容异彩纷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通过之前的类比，就可以看出环境史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它虽然不是大杂烩，但确实拉近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所有学科都和环境史有着不同的联系。

第四，认知结构的多样性。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其发展过程存在的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认知其所涉及的知识时，也应该灵活多变，不应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这种互动关系，而应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认识和思考。

认知结构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整体性、因果性和发展性。首先，就整体性而言。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都应该从时间、空间、人物三方面去整体把握。人类活动具有世界性，每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人类与环境也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在学习环境史时，也应向学习历史一样要扩大视野，把这种互动放到整个历史中去考察、定位，形成对其发展过程比较全面地认识。其次，因果性。社会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环境本身，人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件的发生有着特定的背景和条件，环境史研究对象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再次，发展性。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继往开来的过程，后一个过程总是在前一个过程基础之上的开拓创新，环境史的学科价值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认识论上看，我们应该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总结历史互动关系、认识历史的规律，使之服务于现实和未来。

环境史的史学特点可能远不止上面所列，但从这些特点，我们足以对环境史进行定位，即环境史的研究应该划分到历史研究，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历史学分支的环境史，我们可以以历史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去对待它，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历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来展开环境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7：1.

[2]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4）.

[3]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93.

[4]T.W.Tate.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981： 8-10.

[5]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6]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

[7]Stephen Dovers.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3-4.

篇7

二、高中历史教学的特点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人文景观以及环境、人类发展和演变规律，对于高中生来说，历史地理观的形成对于塑造高中生人文素养，人文意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交叉性和综合性，所以在历史的学习中，必须对各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的运用，通过这种综合运用提升地理历史学习的有效性。

三、在历史学习中运用历史地理知识的作用

（一）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率

目前来讲，高中知识的学习越来越重视学生素养的培养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在历史学习中，综合运用历史地理知识，一方面能够通过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识让历史教学更有针对性，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历史地理知识的重视和学习历史地理知识有利于学生空间观念、历史地理知识的准确获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将这种空间思维运用到历史学习中，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得历史学习能够具有可感性，客观性，也更增加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方便快捷程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对于学生来说，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其人文素养形成的一个关键点。通过对历史地理知识的综合学习，学生的综合知识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两种学科的融合能够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综合思维，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人文素养的培养，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运用历史地理知识提升高中历史教学的方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综合运用地理历史知识，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更够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促进学生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具体来说，做到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要注重人地关系

历史知识的学习主要是对于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入一定的地理知识，通过对于人地关系的讲解，对于人员地域等的把握，能够促进学生更加综合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二）要把握历史地域概念

对于很多历史地域来说，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是当时历史的缩影，通过对这些地域概念的认识和掌握，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比如台湾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数次不同的名字，琉球、小琉球等都是其曾经的名字，这和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北京来说，大都、燕京等都是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字。将这些历史名称和地域相结合起来，给学生进行讲解，能够增加学生对于地域的整体认识，增加对于历史事件的掌握程度。

（三）以历史地图为切入点

在高中历史课本中，经常有一些历史地图，这些地图，是当时地域的标记，教师在进行授课的过程中，可以以这些历史地图作为具体的切入点，通过对历史地图的讲解，将地域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知识充分地结合起来，从而让学生在图像和图形思维中了解整个历史事件，增加学生对于知识的熟知程度和掌握程度。

（四）加强历史地理知识习题训练

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综合掌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知识习题的训练来实现，在目前高考文科综合的背景下，很多高考试题以及模拟题都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合在一起。虽然在教学的过程中，历史地理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在考试时候，却要求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这种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合运用的知识习题练习，对于学生提升历史地理知识的整体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综合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对于学生知识的练习和习题的掌握进行一定的强化，通过强化练习题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整体能力。

（五）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地理遗迹

百闻不如一见，在历史地理的学习过程中，到实地参观考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到历史地理遗迹进行参观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地理知识，这种参观可以是古遗迹公园，可以是古战场，也可以是历史博物馆。如果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不允许到外地进行实地参观，则可以通过视频学习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和建立这种地理历史知识的形象思维意识，帮助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地理知识。

篇8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篇9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和发展的学科。其所研究的空间范围大致与现代地理学一致，时间范围则与历史学重合，呈现出典型的交叉学科特点。历史地图作为专题地图的一种，一般是根据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编绘而成，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工具。在内容上，历史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能够综合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自然地理环境状况及其相互联系，尤其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承载的自然、人文与社会信息，展示了这些信息在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分布与变动情况。

充分、合理的运用各种历史地图进行教学，能够将教学内容从比较抽象的文字信息，转化为相对具体的视觉信息， 并其将落实到实际的空间位置上。在传递文字材料难以反映的信息基础上，帮助学生形成明确的多维历史空间概念，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不仅能有效减轻记忆负担，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识图、用图能力，提升其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郑樵曾总结古人“置图于右，置书于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读书之法，梁启超曾经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基础也。”众多的教学实践充分证明，在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中，历史地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对于历史地图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有诸多论述，也取得了学界的共识；但从教学实践来看，目前对历史地图资料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主要从资料的获取、解读与利用三个方面出发，论述历史地图在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一、历史地图资料的获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地图资料的获取，是对其进行解读和利用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地图资料。历史地图资料从其制作者来看，可分为两类。

一是古人所绘的历史地图。传说中大禹治水时有“河伯献图”的故事，反映了地图资料的较早起源。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是战国时期的《兆域图》，西汉时期的甘肃放马滩地图，图上用墨线绘有山、川、崖、路，是现存世界最早的纸制地图，比古希腊托勒密《地理学》中的地图早近500年。公元三世纪西晋的裴秀创“制图六体”，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以一寸折成百里”，正确的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理论的创新。唐代的贾耽创造了“古墨今朱”地名标记方法，在历史地图上用黑色标示古代的地名，用红色标示现代的地名。北宋税安礼所撰《历代地理指掌图》上自帝喾，下至宋朝，有图44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清代杨守敬编纂的《历代舆地图》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人所编制的历史地图。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陆续有学者利用现代地图技术和历史文献资料，来编纂中国的历史地图。最重要的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1954年开始编制，1982年正式出版。该图集采用高精度的现代地图为底图，以19世纪40年代前的清朝版图为基本范围，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权均编绘上图；总图和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尽可能地反映同一个年代或时期的疆域和政区；内容包括：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重要遗址的分布；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疆域政区或活动范围、民族分布；秦以前见于记载的全部可考地名，秦以后全部县以上地名、一二级政区的界线；此外还有重要河流、湖泊、山岭、海岸线、岛屿等自然地理实体，以及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帐等人文地理实体。在编纂过程中，集合了全国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测绘学等研究领域的百余名学者参加编绘。集中体现了中国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被视为建国以来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除了全国性的历史地图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历史地图集，如《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2000年），邹爱莲、霍启昌主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华文出版社，2000年），《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杭州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柳州历史地图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侯仁之、岳升阳《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等。

专题性质的地图集，主要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所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1927-1949》（地图出版社，1981年），武月星主编《中国史地图集1931-1945》（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郭毅生主编《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王兴科《历史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骆承烈主编《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等。[2]

世界历史地图，国内目前主要有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是反映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政区疆域为主的综合性参考地图集，内容涵盖了从人类文明起源至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国外较著名的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二、历史地图资料的解读

在对历史地图资料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之后，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读。历史地图大多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绘制而成的，在绘制的理论、方法上与现代地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所承载的地理要素与信息及其表示方式也有不同之处。在运用历史地图资料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历史地图产生的语言、时空背景、绘制方法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的解读其所承载的。由于大部分学生缺乏对古代地图知识的了解，对于古地图上的古文字、图例信息也难以解读，也需要从解读古文、古今对比等方面予以加强。余定国认为，“为了了解古地图，我们应该根据古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去进行研究，而不要根据现代地图学的概念去滥用这些古地图”。

首先是地图的方位的确定，现代地图遵循的方位规律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历史地图的方位呈现多元化特征。在识读方向上，存在着“上北下南”、“上南下北”、“上东下西”、“上西下东”、“旋转式”等五种表达方式。这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方位的价值观念变化有关，也与使用的便利程度有关。清学者俞正燮曾指出，“凡舆地悬图宜以北为上，几案展阅之图宜以南为上”，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从总体上来看，早期的地图以南为上的情形较多。目前发现的宋代以前的几幅早期地图，方位多是以南为上。自经纬度制图法得到运用以后，地图的方位开始以“上北下南”居多。清代康熙年间，用经纬度法完成了一部全国实测地图集《皇舆全览图》，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中央经线，纬线与中央经线垂直，以北为正方位。清末编纂《大清会典舆图》时，明确将地图的方位规定“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写入其章程，并一直影响至今。[3]

其次是图例与比例尺，中国古代的地图，在绘制方法上，主要分为形象画法地图和画方地图两种，其中的形象画法地图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其中的图例，与今天的地图图例存在较大差别，如河流图例有单曲线表示法、双曲线表示法（其中又分为有无水波纹两种）、虚线表示法等，桥梁图例有写景、写意、文字描述三种方式。这些图例表示方法，虽然较为形象直观，但没有严格的使用标准，也呈现出“图画不分”的效果。

在比例尺上，由于比较缺乏实际测量，虽然采取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但一般的来说，多数地图的比例尺较小，精确度也较低，如宋代的《禹迹图》比例尺约为1：500万，马王堆汉墓《地形图》中心部分的比例约为1：18万。此外由于没有考虑地球曲面在平面地图上的投影与变形因素，也缺少等高线来表示地形差异，使得这些地图的精确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能称之为示意图。

此外还应当重视古今地名的变化。地名是确定时间、空间的重要指标，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地名如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名称，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在观察历史地图的时候，必须弄清古今地名的变化情况。历史地图有“古墨今朱”的传统，体现了对地名变化的重视。因此，要对历史地图进行全面、正确的解读时，需要综合地图所产生的时代、空间、人物等诸多因素，结合大事年表、专题年表、阶段年表、综合年表等，将各种历史、地理现象间的纵向的时间关系与横向的空间关系相关联系，理清其变化脉络。

三、历史地图资料的运用

对历史地图进行研究时，可以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等方法，将构图与文字表述、地图与表格相结合和古今组图对比等手段，实现对历史地图资料的合理利用。事实证明，历史地图资料的运用不仅具有学术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如北京的城市中轴线。北京古城是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其城市总体布局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形成了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轴线上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天桥-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三大殿-神武门-地安门-鼓楼和钟楼。其两侧有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指出：“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4]

解放后北京的城市发展，采取以老城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为迎接1990年亚运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先后建设的北辰路、亚运村、奥体中心等，成为北京中轴线向北的延伸，“水立方”、“ 鸟巢”等著名建筑，也都处在这条中轴线上。透过对北京城市结构及其中轴线相关地图的解读，能够对北京的城市历史与发展历史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能对北京今后的城市空间格局与发展方向了然于胸。

又如长城。在自然地理上，长城的走向与400毫米降水线基本重合，这个现象具有深刻的意义。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的分界线，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先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属游牧文明。长城以南地区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地区，这种地域分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使双方存在着天然矛盾。作为人为分界线的长城应运而生，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纵观历史，长城并没有分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历程，两大文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5]

显然，历史地图资料的合理利用，能够发挥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随着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在历史地图的解读与运用上，可以探索的新途径也越来越广泛。在地理学、地图学中广泛应用的“3S”（RS、GPS、GIS）技术也为历史地图的运用提供了便利，随着如“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成果的涌现，历史地图资料在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中的作用也将更加凸显。

参考文献：

[1].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

[2].李零：《古代地图的方向》，《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篇10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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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94-03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研究方兴未艾，城市管理学俨然已成为一门“显学”。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近20多年来，有关城镇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城镇的大量专著和论文得到出版和发表。目前学界对城镇体系下的市镇研究颇为关注，论著层出不穷，多集中于研究市镇的经济功能和市场框架。有些学者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对市镇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吸收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以探求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市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市镇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

市与镇在宋代以前是不同的，市是指商业贸易之所，镇则指军事重镇。自宋代以后，镇开始演化成工商业中心，其军事上的意义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明清时期，市与镇已经同列。市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是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和兴起的。市镇的发展是农村市场发展的产物，它们主要是作为农村市场中心地而存在的，并发挥着城乡市场媒介的作用。[1]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探测器，既属于乡村研究的范围，也可视作是城镇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任放给市镇定义为：“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2]在樊树志看来，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的，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3]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与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4]刘景纯认为，市镇是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小城镇。[5]在笔者看来，市镇是构成城镇体系的基础环节，是沟通城乡的重要桥梁。同时，作为一地理实体，市镇有着独特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职能，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历史城市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的都城，而且要研究历史时期一级行政中心城市、二级行政中心城市甚至集镇及其相互关系，把区域内的各级城镇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作为城镇体系层级中的市镇体系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国土开发范围的扩大，地域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边防军事重镇和大城市草市的兴起，成为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伊始。据记载，我国军镇设置始于北魏，沿长城一线设置六大防御北方民族的军镇。到唐代，这类军镇除仍在北方设置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小城镇前身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中唐以后，由于经济繁荣集中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上，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这样就形成了由都城——道级驻所城市——府州级驻所城市——县城——镇及草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系统。

五代、宋元时期，草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集镇。镇市是比草市更高层次的经济中心地，宋代镇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镇市成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置，并在镇市设置监镇官，“诸镇监官，掌警逻盗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镇这一地理层级，各地称呼差异不大。至于市这一地理层级，各地称呼各有不同，诸如：市、店、步、埠、墟、集、场、行之类。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镇并称，使市镇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市也称为店，以北方为多。它们大多处于交通要道或交通发达之所，政府常在此设置场务征收商税。市也称作步。宋代扬州附近的瓜步镇在唐代称为瓜步，是“舟舻津辏而遥系江南”的一个草市，瓜步镇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市也称为集，盖取市集之意，市镇因而也可称作集镇。北方的地方志中多有市集、镇集或集市镇店的条目。市也称为亥市和场，多见于四川等地，当地俗称“场集”。市也称作行，苏松一带较常见。市也称作墟，岭南尤为多见，《广东新语》有对其的详细描述[7]，李龙潜先生认为：“明清时期广东的墟市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没有固定字号商铺的定期市场，称为“墟”；二是设有固定字号商铺，“常日为市”的常开市场，称为“市”；三是“市与墟兼之”的市场，可称为“墟市”。”[8]加藤繁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清代广东的农村墟市比中国其他地区发达[9]。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广东清代以后一口通商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10]。市的名称存在地域性差异表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名称虽因地而异，但结构功能却大致相同，体现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在宋代，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体系等级系列逐步完善，已有明显的等级规模关系，市镇体系初步形成。明清时期是市镇迅猛发展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城镇数量的增加、地域分布的扩展和城镇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市镇间人口规模等级形成。②农村集镇大量兴起。③小城镇人口增长迅速。明清时期城镇地域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南市镇蓬勃发展。由于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量增加，从而促进了沿海地方港口市镇的发展，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形成。

2市镇与城镇化

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也被称作城市化、都市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不同学科有很大的差别。归纳起来有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不同概念。社会学家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城市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它意味着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镇中，并被纳入到城镇的生活组织中去，而且还意味着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城镇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人口学家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大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结果。城镇化就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种过程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场所即城镇地区数量的增加，二是每个城镇地区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非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把城镇化看成是由于经济专业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离开农业经济向非农业活动转移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11]。上述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影响极为深广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它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并，以及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等看得见的实体的变化过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镇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的过程。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扩散的较为抽象的精神上的变化过程。

在纵剖面上，对城镇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国外有人把城镇化过程追溯到几千年前城镇出现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镇化和现代的城镇化。国内也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到乡村城市化完成，城乡融合时止这样一个长过程作为城镇化过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只是工业革命以来开始的过程。笔者认为，自从城市产生之日起城市化就揭开了序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城镇化方式，中国的城市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①古代传统城镇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指明清以前的城镇化过程。②近代时期，主要指明清时期。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因素。③近现代时期，主要指晚清民国时期。④当代城镇化阶段。历史地理学着重探讨前三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其中主要侧重于对城镇化的空间发展过程及对城镇体系层级的探讨。

市镇网络体系也应是历史地理学应研究的内容。所谓市镇网络，是指市镇在空间上的分布，包括平均每州县市镇数、市镇密度、市镇平均间距等方面，通过市镇网络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市镇发展水平。市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数，可用区域内的市镇数除以区域单位面积求得。市镇密度的计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据研究范围而定。有的学者将市镇密度称为市镇率，认为市镇密度是指每平方千米内的市镇分布状态，可以用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总数和该单位的总面积相比，求得一个百分率来表示[12]。与市镇密度相关的概念还有市镇贸易范围和贸易半径，能反映出市镇体系的层级关系及市镇群体的辐射力量。市镇是最基层的中心地，它总是分属于一定的行政区划中，与行政中心地构成相互联结的网络。因而，州县区划的几何形状和治城的位置往往影响市镇的空间布局。一般而言，县治在其区划中的位置有三种，从而导致市镇空间位置亦不尽相同。一是县治位于区划范围中心。在这一情况下市镇往往较均匀地分布于县治辐射而出的交通要道上，形成“众星拱月”式结构。二是县治位于区划中心，市镇偏离两翼，这种结构发生在条形区划中。三是县治居于一隅，市镇分布呈扇形。[13]

城市化、城镇化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历史证明中国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像西欧的城市是在与领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起源早，与王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各级政权机构的所在的，是按“王制”规划而构筑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新趋势，即大众城市发展基本上停滞了，只是逐渐地增添了某些经济职能的色彩。城市化的道路则更多地表现为许多市镇的兴起，城市化的主流则演化为由经济职能为主导的市镇群的形成。市镇是城市的微型或缩影，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城市通过市镇与广大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完整体系。市镇是部分地脱离农业生产，以从事手工业、商业或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实体，它占有一定的地域，拥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居民集结点，它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地理实体。

综上可知，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市镇风格各异。因此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市镇研究不仅要探求其空间分布的地理差异和其内部空间结构特征，更要注重对其产生如此差异和特征的自然环境的探讨。不仅要进行对微观市镇社区的研究，而且要进行对区域市镇的比较研究，力求做到点线面的结合研究。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9.

[2]任放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6.

[3]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J].学术月刊，1987（1）：63.

[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75.

[5]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

[6]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9.

[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墟》）[M].台北：广文书局，1978：97.

[8]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类型及其特点[J].学术研究，1982（6）.

[9][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J].东洋学报，1936，23（2）.

[10][韩]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M].清史论丛，2002：31-54.

篇12

1.满足高考地理的要求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查看近几年的江苏高考试卷不难发现，试题材料开始以直接或隐性的热点时事作为背景材料来考查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以2010年江苏高考地理试卷来讲，该试卷中涉及了冰岛火山喷发、海地地震和智利地震、上海世博会、西南旱灾、全球气候变暖、墨西哥湾海洋石油污染、低碳等时事热点，全部是当年的重大时事热点议题。试卷体现了在命题上对时事热点的围绕更加紧密这个鲜明的特点。

关注热点，紧贴生活，强调学以致用，引导、启发考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这一命题特征，完全符合新课标的要求，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因此在高三地理教学中应更加关注和重视时政热点的复习，关注环境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关注人地关系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社会背景下，时事热点题在高考试卷中的迅速增加，反映了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趋势，也反映了新课程的理念，充分利用高考引导中学地理教育进行改革的意向。

高三学生学习紧张，平时无暇顾及有关时事，有些学生甚至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机器，体现了当代学生与时展的脱节，所以在平时对学生加强热点的渗透，引导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进行理性的引导，可以使学生接触社会，理解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形势，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有些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很好，但是遇到新材料、新图形就会在高考中慌乱而无从下手，时事热点在教学中的渗透可以使学生在高考时不慌乱，减少不必要的失分。

2.提高高三课堂复习的有效性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合作者、参与者，必须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效益和最高的效率促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上的整合、协调、可持续的进步和发展，从而有效地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教学活动，这就是教学的有效性。

高三地理以复习课为主，很多学生存在所谓的“眼高手低”现象，在练习过程中“红叉”满天飞，久而久之就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在时间比较紧，教学内容繁多，压力大的背景下，地理教师对地理课堂有效性的探究与实施尤为重要。在地理课堂中渗透热点时事，以时事热点为案例，可给地理课堂注入新的活力，不但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乐学的“新现象”，提高作业练习质量，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从而提高复习层次。

在讲解中用好时事材料，符合中学地理教学法中关于“地理事实材料和地理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原则”和“经常应用地理感性材料”的原则，而且丰富了教材内容，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增强了课堂教学效果。

3.提高高三学生的综合解题能力

热点的分析理解以教材中的基础知识为前提，通过认真阅读报刊，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速度。对热点分析是基础知识的迁移整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体现高考对地理思维能力的要求。对热点发生区域的了解和回顾，强化了空间思维能力，引导其关注区域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的有机整合与重组，形成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观念。

通过对时事内容的寻找、分析等，可有效地培养学生观察、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学生自觉掌握课内知识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增强知识迁移能力。

地理信息的有效处理能力及地理问题的论证和探讨能力成为考核的重要目标。同时加大了题干信息量，注重题干信息与设问之间的联系，注重考生的思维过程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