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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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一、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吗？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有何不同？人类学家的灾害调查与其他领域的调查是否相同？人类学家在灾害调查与灾害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灾害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在讨论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方法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界，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方法讨论得最早，他们对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为人类学家提供借鉴。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分离的技术，它不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第二，灾害研究方法虽然不是独特的，但是灾害研究本身是独特的，使灾害研究具有独特性的不是其方法，而是灾害事件的“场景”（context），正是由于灾害事件的场景与其他领域的场景不同，使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这就是灾害研究本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学者们认为，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被倡导，而倡导多种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只有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灾害研究更加深入。第四，提倡比较研究，不仅要重视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要重视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弄清不同群体对相同或者不同灾害类型的应对方式。第五，强调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学科之间相互补充，为灾害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专业背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海啸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由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灾害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到灾区调查。研究小组共有7人，其中3人是文化人类学家，1人是政治学家，1人是社会学家，2人是灾害研究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灾害调查中的意义。第六，提倡使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先进技术收集和保存调查资料，为后人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便利。上述总结虽然以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主，但人类学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事实上，人类学灾害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灾害研究很难分离，它们总体上共享相似或相同的研究方法。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界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奥立佛-史密斯（Oliver-Smith）、霍夫曼（Hoffman）、托瑞（Torry）、盖姆布德（Gamburd）、扎曼（Zaman）等人有较大的贡献。奥立佛一史密斯和霍夫曼认为，有关灾害人类学的很多资料虽然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来收集，但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最好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可以说，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托瑞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方法问题，认为灾害研究的本质是社区研究，强调灾害的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盖姆布德（Gamburd）和木克格尔吾瑞（McGilvray）强调了人类学在多学科组合中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能够提供非常独特的视野，如强调性别和弱势群体等；另外，减灾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总是随着灾害而移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人类学家则能够在一个点停留较长的时间，通过关注整体视野的标志性方法看到社会中由灾害而带来的更为宽广的意义。扎曼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撰写和叙事方式上，通过对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灾害民族志：孟加拉国洪灾和腐蚀意义》一文，为灾害民族志叙事提供了范例。人类学家有关灾害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总结虽然不像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丰富，但是，作为灾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有力促进了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相似，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唯一性。灾害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决定了灾区田野调查的特殊感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调查的感觉并不一样。非洲、亚洲、南美及太平洋地区是自然灾害的主要发生地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因灾死亡人数达到总灾害死亡人数的87%。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主要是通过人类学家来进行的，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能够弥补不发达地区灾害研究的空白。此外，他们还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提供详实资料和政策建议，也为人类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调查都是通过参与观察法完成的。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参与观察在灾害田野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参与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特别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人们知之甚少的现象；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时候；在局外人看来模糊不清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的现象。

人类学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的时间通常是一年，有的学者可能会超过或者不足一年，参与观察就是在这段田野工作中进行的。参与观察需要对灾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处理方式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由于当今的社会与马凌诺夫斯基时代的原住民社会不同，加之灾害使人类学家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中，参与观察的对象和内容增加了。灾民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充当“他者”的“发言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灾害的共同抗击者。灾害研究中的观察必须建立在与社区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基础之上，在共同抗灾的同时来观察由灾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灾害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观察能够让人们理解灾害的方式、过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参与观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在田野中的长期生活者，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具有原创性，与引用别人的调查资料相比更为可信。

灾害研究中的参与观察需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观察上的局限性。灾害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随灾害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灾害可以观察前期、中期和后期整个过程，如旱灾、火灾等，有的灾害只能在发生之后观察，如地震、雪崩等突发性灾害。换言之，突发性灾害的初期观察较为困难，而缓慢发生型灾害的后期观察则较为困难，如观察干旱灾害的恢复过程就较为困难。第二是时间上的局限性。传统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周期为一年，但灾害的参与观察远不止这样一个周期，有的人类学家将观察重点集中在时间长久的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美国灾害人类学家史密斯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他的观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具有厚重性。第三是人类学家认为参与观察和传统访谈方法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灾民不可能够理解影响灾害过程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这就需要人类学家扩大观察范围，思考更复杂的问题。第四是村民可能因为人类学家喋喋不休地打听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厌烦，造成观察上的困难。第五是参与观察法在很多研究项目中并不适用，一些太大的研究项目并不具备观察条件，而一些较小的灾区社会则是主要的观察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与发展学者提出的参与式评估方法并不一致。参与观察建立在研究者对当地社会的长期观察基础之上，而参与式评估是社区成员参与到项目研究者制定的计划之中。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在灾害研究中的优势能够明显凸现出来，这种“窄而深”的方法比其他社会学家的“广而浅”的研究方法更能理解和发现灾害研究中被忽视的现象和问题。参与观察虽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人类学的主要调查方法，至今仍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与重视。

（二）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和采访是人类学灾害研究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建立在人类学参与观察基础之上的深度访谈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深度访谈不仅能得到很多局内人的观点，还能获悉救灾者和灾害管理者的意见。访谈有提问、非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深度访谈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在灾害研究中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访谈记录方式包括笔记、录音、摄像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笔记，虽然这种方式较为古老，但田野笔记（fieldnotes）是人类学家从田野走向民族志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除了用笔记录之外，还要用心记录。记录、提问和观察互为补充，构成了深度访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的标志，而定性研究是灾害人类学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深度访谈强调灾害调查者从一般性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内部视野中收集资料，而不是用简单的摄像、摄影、录音、填表等方式来记录。

深度访谈应该以研究者为中心还是以被研究者为中心来进行提问？学者们认为，应该提倡一种“自下而上”的访谈方法，即让灾民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词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而不是只让他们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此种方法能够让学者更加贴近灾民，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或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Methods）那里，很多社区参与者还是被动接受的，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则能体现出调查对象的能动性，充分反映出灾害的人文关怀。

（三）问卷调查

很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工作者都有使用问卷调查的传统。人类学家也经常使用问卷作为田野参与观察的辅助手段。问卷调查是灾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之一。保尔魁（Bourque）等人认为，问卷调查能够提供有用的、优秀的材料资源，如灾害发生时期和发生之后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以及对未来灾害的看法。标准的以人口为基础的问卷式调查的使用，对跨时间、跨地点的比较研究非常有用。保尔魁等人以地震为例设计了6种问卷，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地震发生之后你立即做了什么；家中有没有人受伤；受到损害和损失了没有；停电范围；通过什么媒介得到信息；地震之后与当局的联系；地震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的地理学资料。

在灾害研究中，不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通过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人类学家也通过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例如，人类学家欧莫汉德罗（Omohundro）在对1976年美国纽约州东部亚历山大海湾石油泄漏进行调查时，就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他发放了4个页码的问卷，共1800份；后来又发放了2个页码的问卷，共2000份。当然，由于人类学家大多不太注重使用严格的抽样调查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多数不易量化，往往难以建立纯粹的定量理论模型，人类学家的问卷调查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即使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也要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

由此可说明，很多学者都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交错使用的，而很少使用单一方法。例如，在研究2000年埃及空难事件的时候，索里曼（Soliman）就通过查阅文献和记录，进行个人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急援助队员、机场代表、亲戚和评估者等），阅读当地新闻报纸及机构和组织信件，即综合使用各种相关方法进行研究。在中国，不同学科的方法相互借鉴与结合被学者们所倡导，人类学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强调量化调查。应该指出的是，资料收集方法可能因技术上的进步而变化。1960年代，美国还在用卡片进行资料分类，这在当今则很少出现。今天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很容易在电脑面前就能搜索到很多需要的资料，这种资料共享理念由于技术进步而得以实现。

（四）文献资料收集

在灾害研究中，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应急的政策文件和计划、当地报纸及网络资料等。灾害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家庭、商人及社区都必须有效处理灾害事件。因此，应该重视收集各种受灾和救灾群体及其他相关人群的资料，包括社区普通人群资料，以及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急救、救济、信息、媒体等相关群体和机构的资料。灾害中的信息提供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红十字组织、救灾军队、警察和消防、医院、殡仪馆、电力设施服务公司、电台、报社等。不仅要重视向救灾群体收集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要向受灾群体收集资料。文献和档案的收集基础在于当时的记录。有的地方没有记录；有的地方记录了，但其可靠性还是被怀疑，或者并不详细。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记录详细，也很难得到资料。救灾人员的记录、日记、感想、工作计划等都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记录者同意，就要把他们的工作笔记及时收集起来，以避免出现几年之后工作人员因搬家、工作调动等原因，再也找不到原始记录的情况。当然，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还可通过购买、复印、转抄等方式来进行。

（五）其他相关问题

此外，灾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相关问题。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不仅对学科有利，还能对研究的科学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常来讲，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会碰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

第一，调查时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研究者必须立即进入田野，但是，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后是很难立即进入灾区的，汶川地震和近期的雅安地震都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灾区非常不安全，余震不断；其次是交通不便，雅安地震之后很多志愿者自驾车进入灾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影响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再次是当地官员和救灾组织不一定让学者立即进入，因为更多人员的进入会增加消费和接待负担，从而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的。但是，如在灾害发生初期进行观察，可以得到更好的材料，对于防灾减灾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系协调问题。在灾害调查中，有些问题地方政府和村民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政府官员会认为学者是专门来挑毛病或者反映问题的，被认为是问题的揭发者，因而人类学家的调查有时会让当地干部有点“检查”和“后院”的感觉，一些地方官员因此有防范心理，产生不少顾虑，不希望学者询问太多的问题。其次，村民会认为研究者是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者和协调者，项目和资金的引进者，救灾物资的分配者或者提供者，贫困户的扶贫者和帮助者，是他们心目中解决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的希望。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当地官员要求研究者多做正面的报道和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当地官员不仅接待了研究者，为研究者提供了食宿和交通，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基本信息。当然，对于一些矛盾性问题的调查与揭示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家的调查，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由于灾害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和影响具有普遍性，因此一个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来说尤为重要。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人类学家也会面临压力，受灾群众往往会把救灾物资、恢复重建、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告知学者，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研究者身上。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他者”，充当着被调查者的发言人的角色；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会与灾民混为一体，共同抗灾。人类学家并不能直接解决村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协调好各种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远不止这些，如田野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参与观察中的“入”与“出”问题，材料和文本的真实性与随后的民族志真实性的关系问题等，在灾害研究中也经常出现。田野调查中的问题，有的是利益冲突造成的，有的是交流不善造成的，有的是彼此不信任造成的，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反思。

三、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与民族志叙事

（一）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包括跨地区、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同地区的灾害及其应对方式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对各种灾害类型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回应方式，也有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些回应方式与地方性知识或者传统知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层的合理性和多样性。对灾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而言，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国际学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戴恩斯（Dynes）看来，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科学中进行灾害研究的人本身就少；第二，很多灾害研究具有“机会性”，他们研究灾害是因为灾害在他们身边发生了，灾害过后就不再研究了；第三，继续保持灾害研究兴趣并转向灾害比较研究的人很少；第四，灾害事件的时间选择和预测能力受到限制且与比较研究设计相冲突；第五，大多数灾害研究在美国完成，美国国内的比较研究较多，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些情况说明，灾害比较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中国，无论是人类学界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看到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论文，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相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是人类学家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方法之一，人类学家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灾害比较研究和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比较研究并不一定是跨文化的，而跨文化研究通常具有比较的性质。最初的灾害比较研究在不同的灾害类型之间进行，例如，弗里茨（Fritz）对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肯色州六个社区中的空难、火灾、煤矿爆炸、地震、龙卷风等灾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紧急事件和灾后时期人们的回应方式和出现的问题上，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灾害类型研究证明了人类在回应灾害时具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的特点。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重跨文化比较在灾害研究中的作用。马林歇欧尼（Marincioni）对发生在两个工业化国家的水文气象灾害，即1993年夏天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流盆地）的洪水灾害与1994年11月5-6日发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洪水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恢复重建时期，美国的灾民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体分担重建费用，而意大利的灾民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分担重建费用；美国人更多地依靠政府贷款、资助和保险获得经济帮助，而意大利人则更多依靠朋友和家庭获得经济帮助；美国人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洪灾的原因是自然，而意大利人则认为自然具有生态和审美价值，洪灾的原因是人类。上述情况说明，尽管两个工业化国家的社区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状况不同，人们对极端洪水灾害中的准备、急救、恢复、重建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回应模式，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此外，还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和秘鲁乡村社区的洪水灾害回应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尽管边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但原住民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能够从灾害中得到恢复，其原因在于原住民社区是一种由社区互助系统、家庭责任、宗教和超自然信仰组成的“治疗的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原住民社区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和信仰对于应对灾害的重要性。

在比较研究中，除关注灾害回应方式之外，也应注意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凯特斯（Kates）认为，灾害发生之后，人类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适方式，如前工业时期的调适、工业或者技术时期的调适、后工业或者综合性的调适等，不同时期中致灾因子、决策者、个人、群体等都是不同的。

另外，有学者还对跨文化比较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相比，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有关理论上的讨论出现得比较晚。1979年托瑞（Torry）讨论了人类学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意义，认为灾害研究必须从三种视野出发，即整体论的、发展的和比较的视野。在他看来，灾害研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连续性和变化的社区理论，而强调社区比较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区别之一。

人类学比较研究能够检验或者归纳出命题的一般法则。灾害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把一个地区具有普遍性的救灾防灾经验借鉴推广到其他地区。灾害比较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们理解社会系统的紧急适应方式，还能够让人们理解更长时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对于跨文化灾害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发现灾民非常依赖传统的调整战略来处理反复发生的灾害，哈克（Haque）和扎曼（Zaman）有关孟加拉国洪水中的生存战略和调适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比较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学科中越来越普遍和受到重视，灾害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优势也因此凸显出来。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上，还体现在对于灾害共性和差异性方面的比较上；不仅对发展灾害社会科学理论有积极的作用，还对救灾计划和备灾产生重要影响。上述见解在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可以说，灾害的跨地区、跨文化比较应该是今后灾害研究方法中需要特殊强调和倡导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

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有多种方式，有的偏重数据分析，有的偏重事件描述。灾害是事件性的，对事件的描述成了灾害研究中的重要表现手段。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灾害就是事件的过程，以事件为中心在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

2003年，英国地理学家赫曼（Homan）发表了《写灾害：作为灾害研究方法的自传》一文，认为传统意义上灾害研究被典型地分为两半话语，物理的/技术的方法和风险应对的方法。前者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寻求“监控”、“采取措施”，探索“资料”、“科学”和“技术”的意义，目的是寻求灾害事件和社区观察及回应方式的客观性；后者是风险应对方法，与物理方法相比并不强调技术主题，相反，它建议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强调社会研究的方法。写灾害就是在以“人为中心”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灾民在灾区具有核心意义，灾民与普通场景中的被调查者并不一样。灾害发生后，一些灾民死了，一些受伤了，这些活下来的灾民变成了研究中的资源。当灾害导致问题出现时，灾民比外来人更清楚地知道怎样解决社区中的问题。

如前所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进行调查的。作为“危机社区”背景中的民族志调查者，不应仅仅集中在灾害的社会政治应对方式上，也要理解民间的或者当地的调整模式，理解灾民世界观与他们所采取的传统的适应模式之间的联系。

篇2

作者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陈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2488。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抓住“当地人观点”的方法，主要是从前现代、异文化的初民社会——如萨摩亚、肯尼亚、巴厘岛、巴西及澳大利亚的部落社会——的研究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研究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等与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显著差异的社会组织。当时的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非洲、北美、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等地区现存的原始或简单社会的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各种制度，重构人类过去的历史，并试图通过对上述地区的民族志研究，对有关的组织结构进行抽象的类型学分析。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力，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开始产生、扩张，人类学也逐渐将研究目光投向现代组织。

组织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家庭、宗族，到社团、企业、政党乃至国家，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规则、行为标准，都有成员需要履行的责任，其发展构成了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组织研究几乎从未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存在，而是活跃于多个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范畴之中，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众多的研究视角与方向。经济学和管理学以经济理性和权力为出发点，建立了“经济人”的组织研究模型；心理学从组织成员心理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来探讨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社会学关注组织现象，对于组织的功能、结构和机制加以研究；人类学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研究，尤其在其研究方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内学者对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回顾与反思，并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展组织中的田野工作。邱泽奇系统回顾了以工厂化为经典假设的（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发展，并分析了经典假设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在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这种假设已面临困境；庄孔韶、李飞、方静文通过检视人类学对现代企业组织的研究历程，阐述了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导向及研究特征，深入探讨并反思了以“文化概念”为核心的组织研究的嬗变过程与变迁趋势；②宋雷鸣、王宁、卓文、张华志、曹媞等学者，则通过各自的田野调查，运用“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中的自发型组织进行解读，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中展开理论诠释和学理探究。

贯穿组织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与初民社会风格迥异的现代组织中从事人类学研究，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否适用？从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将参与观察方法引入福特现代管理制度研究，到6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中族群与跨国企业的关系，再到80年代以来融人更多后现论观念的多样化组织研究的复兴，人类学组织研究方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管理学的组织民族志相比，人类学对现代组织的民族志研究有何独特贡献？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现代组织领域的研究实践与贡献，尝试厘清组织人类学的方法特征，以探究全球化情境下组织人类学的发展取向。

一、人类学与现代组织研究

乔丹（A.Jordan）认为，现代组织研究中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及有关实践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至30年代，主要是工业组织的相关研究，涌现出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学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注全球化视野下的族群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为工商组织研究的复兴及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人类学持有的历史的、情境的、过程的、行动者为中心的特色方法，在每个阶段都尝试为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持续促进组织研究对参与观察、情境和意义的分析及有关分析概念的完善。

马尔库斯（G.Marcus）和费彻尔（M.Fischer）认为，人类学者承诺要从两个方面给西方读者以启蒙，一是“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之破坏”，二是“通过描写异文化，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二人同时指出，相比第二个方面，人类学者在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成效要好得多。但是越来越多的关于组织和制度的民族志研究，能够证明这门学科能够实现第二个承诺。

人类学在一段时间内曾处于现代组织研究的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回归这一领域。实际上，这已经是人类学第二次踏进这块领地。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类学在霍桑实验及之后的人际关系学派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霍桑实验这项研究确立了组织行为研究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几乎放弃了这块领地。此后人类学者才将注意力重新投向复杂组织研究，复兴了民族志传统。一大批人类学者，如布莱迪奥（E.Briody）和巴达（M.Bada）、布莱顿（G.Britan）和科恩（R.Cohen）、杜宾斯卡斯（F.Dubinskas）、加姆斯特（F.Gamst）等，开始研究公共官僚机构、组织文化和职业文化。

这些研究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的认可，同时来自社会的认可也日益激发了这类研究，就像罗斯（D.Ros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装入了公司的形式（corporate form）之中，尽管我们过去往往对其视而不见”。尽管人类学的“回归”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人类学者还是能够迅速适应，开始研究人们非常熟悉却似乎视而不见的组织生活和公司。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其他学者开始认识到民族志方法的特殊价值，因为它能够在日常互动的基础上来审视个人和群体如何建构和解释组织与社会。

二、霍桑实验及其方法特征

回顾人类学组织研究时，霍桑实验是不可忽略的标志性事件。迪克森（W.Dickson）甚至认为，即使在50年后，霍桑实验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企业行为科学研究。这项研究起初是为了检验泰勒（F.Taylor）的科学管理原则，但结果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学生沃纳（W.Warner）加入研究团队并引入参与观察方法，工人的非正式组织得以被发现，一个新的研究传统——人际关系学派——由此诞生，并主导了接下来25年间的组织研究领域。但是，在这项有关美国组织的早期研究中，人类学者，特别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重新认识。

霍桑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为了测试物理条件的改变对产量的影响，其成果就是后来最富有争议的“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与物理条件相比，心理因素对于产量改变的影响更加重要。在第二阶段，研究者们采用了大规模的个人访谈方法，目的在于探寻员工士气（morale）与监管（supervision）之间的联系。1928至1930年间共访谈了21，126名工人，直到大萧条引起裁员才终止。研究发现，车问中的小团体对个人的工作行为能够产生强烈控制。第三阶段，直接观察法（direct observation）成为主要研究方法，实验人员选出14名工人在隔离的观察室中进行电话交换机的接线器装配工作，由三名研究者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并对每日产量做详细记录。

在设计第三阶段研究的过程中，新加入的成员沃纳认为，工作组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型社会，能够应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技术对其进行考察。他还试图分离出正式组织的功能，分析其与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引入，将这个经典实验带入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在组织研究中开创了“系统描述工业工作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先河。罗斯里斯伯格（F.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W.J.Dickson）肯定了沃纳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研究的贡献，也指出了其局限：“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理念主要源自沃纳。但是他没有在工业背景下系统应用这些方法……他也建议研究者关注杜尔凯姆（E.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布朗和齐美尔（G.Simmel）等人的研究，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丰富的背景资料。”

尽管之后许多研究者指出，霍桑实验在资料获取、研究设计、实际结果及研究者对结果的分析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承认这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项目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而变化，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价值。研究项目最初是一个受控试验，继而转为一个访谈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定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者不拘泥于最初的方法，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迪克森总结了这一过程：“霍桑实验开始是一个‘假设检验’，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渐变成‘提出假设’的研究。按照常规程序，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像倒退。我们则试图为其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那些研究者不选择“倒退”，那么就不能产生对工人群体详细而系统的观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实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原始研究数据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才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实验是极力倡导在组织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从中获益的成功案例。

三、人际关系学派的民族志方法与模型

霍桑实验的研究者将访谈技术和管理咨询的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忽略了在理解组织和组织行为中观察技术和情境分析技术的发展。在霍桑实验结束后的十年里，人类学的组织研究进展缓慢，其后大多数组织研究者走向了该研究方法的对立面，回归使用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或者访谈/调查的方法。至20世纪30-40年代，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学派重新正视这一偏误，通过各自的研究逐步深化了霍桑研究方法。1943年，沃纳与加德纳（B.Gardner）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成立了工业人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Relations in Industry），人类学者的网络不断扩展。1946年，加德纳成立了名为社会研究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的咨询公司。最早的霍桑实验研究者曾指出，该项目展示出工作场所中“人际关系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些因素的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该领域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发展出两种人际关系研究倾向：一是查普尔（E.Chapple）的互动研究；二是沃纳的社会分层研究。

查普尔使用“系统”这一分析框架，将组织视为个人关系组成的系统来研究，并试图通过工业组织的研究实践，发展出更广泛的人类学和人类行为理论。他对记录人们互动行为的系统研究方法有着特别的兴趣，不仅通过发放交往问卷（contact questionnaire），甚至通过亲自设计一种名叫“互动记录器”的计算机来测量互动。理查德森（F.Richardson）和沃克（C.Walker）将查普尔发展出的互动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个小型制造工厂的雇佣关系。这个小工厂就是后来的IBM公司。研究主要围绕工厂规模扩张与良性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展开，特别测量了规模扩张时期人际交往的横向和纵向变化。研究发现，公司扩张推动了组织结构变迁，“整合员工、增加凝聚的人际交往增加了；而离问员工、削弱整合的交往减少了”，这也解释了公司在规模扩张期内，内部人际关系不断改善的原因。

沃纳对待人际关系研究则持有另一种观念，他将其视为一种路径，并主张通过民族志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早期的澳大利亚田野时期，他已经产生出对现代社会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强烈愿望，认为对原始人的研究应该对现代人有所启发，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被引入现代社会研究。他曾写道：“我研究原始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人，希望能够最终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比较之中。”沃纳选择了著名的扬基城（Yankee city）来研究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个项目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抛弃了对先赋社会阶层因素的过分关注，转而注重对社会行为的直接观察及访谈，并强调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详细记录细节，即使是最习以为常的细节”。这种详尽的记录文本，构成了美国现代社区研究的民族志脚本。源自此项研究的《现代工厂的社会体系》一书，具有鲜明的民族志研究风格。沃纳在书中描绘了扬基城一个鞋厂的内部生活动态，并将该工厂置于社区的背景之中，追溯了曾引起罢工的劳资纠纷的历史渊源。借助宽广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将罢工与不断改进的生产技术、劳资关系、生产过程的不断机械化和日益弱化的员工监管联系起来，由此使作者对研究现代社区的解释更为可信，也展现了民族志作为文化书写实践的特性。布洛维（M.Burawoy）认为，这项研究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仅仅对生产场所条件的研究，具体考量了“改变20世纪30年代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力量”。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工业民族志，研究范围包括技术革新、激励机制和工厂生产力。在IBM公司进行技术变革和规模翻番的时候，人类学家理查德森和沃克分析了工厂生活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对产量的影响。有批评指出，人际关系学派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研究，有悖于传统人类学“向下研究”（study down）的传统取向，并没有将工厂组织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进行对话或加以批评。布洛维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学派的模型是劳资关系的管理模型，研究者关注工人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体系，是为了控制这个体系，与管理目标达成一致。不可否认的是，人际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显著的，它将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访谈和互动观察结合起来，第一次将“文化”这一词语带人组织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成果，并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的组织文化研究。同时，人际关系学派也首次尝试自上而下地开展人类学研究，关注现代工业社会，强调研究工作环境中交往模式和惯例的价值，引发了后来对于惯例和实践的人类学理论转型及对组织及社区研究的特别关注。

四、从工厂内部的参与观察到更广泛的情境分析

在人际关系学派受到种种批评和质疑之后，人类学者开始逐渐远离工业和组织研究，此时工业社会学兴起，开始广泛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这些研究继承了人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通过发现工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人”，来质疑“经济人”、“理性人”等概念。由于大量田野方法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成果呈现时，或多或少带有组织民族志的影子。默顿（R.Merton）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为这一类组织研究的经典，如布劳（P.Blau）的《科层组织的动态》（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层组织》（TVA and the Grass Roots）和葛德纳（A.Gouldner）的《工业组织的科层类型》（Patterns of IndustrialBureaucracy）、《擅自罢工》（Wildcat Strike）等。

此后，只有少数人类学者研究现代社会的情况得以改观，组织人类学的方法逐渐转向情境研究。最为典型的范例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勒普顿（T.Lupton）主持的工厂研究。人类学“整体参与观察”方法在该项目中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仅把其作为一种民族志的描述方法，还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情境细节的分析方法，借由界定社会情境及互动关系来增进对组织的理解，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社会组织。这种方法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具开放性，最终摆脱了工厂和社会是由结构组成的观点，转向分析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制造意义的方式。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方法也从初期的观察参与，发展为“局内人”的参与、“局外人”的整体观察。

1969年，纳德（L.Nader）在名为“人类学家向上看”的文章中，向人类学者提出挑战：“如果重新发明一种人类学，研究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研究强势群体（power）而非弱势群体（the powerless）的文化，研究富人而非穷人的文化，那这种人类学会是什么样的？”这一挑战促使20世纪70-80年代的人类学者将注意力转到现代社会的正式组织和工作场所之上，开始采用“向上研究”的路径，使用“整体观”研究权力机构和国家科层制度。例如，1980年纳德通过观察美国的儿童，发现了政府组织中隐藏的科层制度，认为是这些制度影响了他们的食物、健康和住房。这些尝试和实践对人类学方法和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将民族志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境中，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做法是“既将更广阔的秩序作为背景，同时又聚焦一个作为民族志的对象……完成对更广阔的秩序的再现”，也有学者认为“探寻更大规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和解释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因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学组织研究强调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工作和工作场所，将正式组织置于现代阶级社会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来考察。这类研究应用民族志和民族史方法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框架中将工业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分析范畴，审视了工厂和跨国公司等组织中的工作，强调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并以此为中心试图从公司生活的图景中区分管理层的理性和管理理论的“迷雾”。

沙伐（H.Sara）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了美国服装业的外逃工厂（runaway shops，指为了逃避赋税或者法律监管而迁移到国外的工厂）在劳工招募过程中给美国和第三世界女工带来的影响。纳什（J.Nash）考察了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撰写了具有浓烈民族志色彩的《跨国公司人类学》一文，描绘了跨国公司扩张的近代史，将其同广泛的政治经济力量连接起来，解释在这些背景情境中的个人和组织行为。此外，她还研究了美国工业从大规模生产向高科技军工生产的转型过程，以及这种转型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加姆斯特（F.C.Gamst）提出人类学现代组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主张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核心方法，强调“本土观点”的表征，通过超越“主位”的方式渗透和考察社会现实。他对火车司机的研究展现了这一传统。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工作了6年半，同时开展田野和问卷调查，从机械师的视角发展出铁路系统民族志。这一研究彰显了“本土观念”的特点，也印证了贝特（S.P.Bate）的“洞见总是来自内部”的观点。

虽然此前定性的组织研究并不鲜见，但大多数采用哈佛式的案例研究法，很少使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降低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能够避免研究者用自己的意义取代实际参与者的意义。这些卓有成效的组织民族志研究，令更多的组织研究者意识到，应该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表述机会。

五、组织民族志的特点

组织研究一直作为管理学的主阵地，吸收了管理学众多优秀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产生了某些局限性。佩蒂格鲁（A.Pettigrew）在《觉醒的巨人》一书中，批评组织研究缺乏稳定且可行的方法论指导，缺乏历史、情境和过程的观点。人类学恰可以弥补其不足，为组织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此外，作为对佩蒂格鲁观点的补充，贝特指出的“以行动者为中心”（actor-centered）亦是人类学的另一重要特性，这是一种局内人向外看（insider-out）的方法，而不是局外人向内看（outsider-in）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进组织研究的发展进程”。综合来看，人类学组织民族志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历史的观点。相较于管理学对前瞻性概念（如“愿景”、“预测”、“计划”等）的偏爱，人类学显然更重视历史，注重从仪式、神话、传说、民谣和轶事等日常生活中找寻过去，将过去带到现在和未来，认为只有把现在和未来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组织民族志不是简单地关注历史，而是关注社会中保留至今，影响和形塑当下人们行为方式的文化惯习。典型案例是贝特（S.Bate）对英国铁路系统文化图式的研究。研究发现，蕴含其中的“思维习惯”大多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但在今天的组织中依然活跃，由此造成了现在日常管理中的混乱，并最终导致组织的衰败。这样的历史观对于解释组织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情境的观点。贝特、派依（A.J.Pye）、珀塞尔（J.Purcell）和可汗（R.Khan）在对英国医院及医疗体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中发现，英国医院存在许多问题，包括高层团队软弱、董事会结构混乱、管理者和资深临床医生之间关系恶劣等。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医院“自身范围”（local）之内，而是源于其所嵌入的不同组织情境、行业情境、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情境和政治情境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人类学的专长之一在于把个人置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置于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中，观察其日常活动。通过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联系，人类学能使研究者达到或更接近其他组织研究者无法达到的地方。“理论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可以在微观的个体行为和宏观的社会情境之间架起桥梁，找出隐藏于其中的模式，进而知道如何把个人行为作为整体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进行理解”。同时，人类学也在不断修正“整体”和“情境”概念，将更多后现代的观点及参与全球化的后工业组织纳入研究范围。哈奇（M.J.Hatch）和舒茨（M.Schultz）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解读：“在后工业的情景下研究文化，要求我们抛弃单独的、社会化的、组织的部落。在后工业时代，部落变得碎片化了，它们的连贯性破裂了，多样性和解释学取而代之。在这种文化的框架下，承载意义的是文本，而不是部落，这些文本在电子空间中传播，无数不知姓名的人对其做出自己的解读，这些解读又会形成另外的文本，继续被无穷无尽地解读。”

第三是过程的观点。组织需要其成员之间不断协商和互动以完成目标工作，因此关注组织生活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变得尤为重要。人类学者更偏重组织生活中非正式的一面。霍桑实验及布若威（M.Buroway）和罗伊（D.Roy）等人的成果都是对非正式过程研究的范例。道尔顿（M.Dalton）对美国四个公司中官方行为和非官方行为之间分裂和联系的参与观察属于同一类研究。研究非正式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竞争领域”（contested terrain），其中不同的亚文化或者观点相互竞争，建立起脆弱的共存关系。古尔德纳（A.W.Gouldner）提出了“纵容模式”（indulgency pattern）概念，用来描述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非正式的，既紧张又互相妥协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充当了二者关系之间的缓冲剂和剂，管理者放松对员工完全服从的要求，比如绕开正式规则，允许员工借用公家的工具和设备，甚至允许他们把甘油炸药带回家用来钓鱼等，以此换取员工的合作。古尔德纳和布若威的研究，首次引起人们关注员工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游戏”。在“游戏”中，双方并非针锋相对，而是形成了共同利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不是冲突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合作，是各方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这种“游戏”通常不稳定，总有一方想要多占一些便宜。可见，“文化”不是管理学组织研究想象的那种静止、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甚至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被各方重新定义，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梳理、描述和解释该过程。这就为研究组织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新的视角，不仅关注组织生活中的工作本身，还关注其中社会的、非工作的部分。

第四是以“行动者为中心”。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表述”（represent）他者的生活，特别是从“当地人的观点”角度去理解当地人的感受，关注当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这种方法是人类学的特色，在研究中不是问“我如何看待他们做的事情”，而是要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当地人是如何从人类学家认为一团乱麻的日常生活中创造秩序的”。有学者认为，“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难以达到，因为人类学家只能接近当地人的观点，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框架重构他人的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研究成功进入了“当地人”的世界。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供职六年半，从机械师的角度写成了关于铁路系统的民族志；格里高利（Kathleen Gregory）研究了硅谷计算机公司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念世界”。这些民族志研究都体现了“丰富而真实”和“内部生活”这两个特点。其中值得关注的并非上述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之间的行为差别，而是所谓的文化“专家观点”和当地人“普通观点”之间的差异。关注这种差别的组织民族志能够从新的视角研究思维、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最终构筑某种能够解释日常行为的、实用的理论。

篇3

学科基础

学科发展

本土化

作者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李静，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地址：合肥市，邮编230601。

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和迈耶·福蒂斯（Mayer Fotes）主编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出版为标志的，至今才70余年时间。厘清学界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于推动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与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理。董建辉从研究对象、方法以及与政治学的关系层面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其后续研究以1960年代为界，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范可的研究回顾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政治人类学典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暨爱民、彭永庆介绍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生、发展概况及问题。上述研究对把握政治人类学学术脉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等层面，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作进一步的述评和反思。

一、关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基础的研究

（一）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

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界没有形成规范的定义，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学者乔治·巴朗迪埃（George BaIandier，学界又译为乔治·布兰迪尔）侧重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层面界定政治人类学，认为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既是一项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题，又是晚近出现的人类学专门化的学科。一方面，它企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原则，因而它有望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将人视为政治人，并寻求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组织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它关注对原初或先前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美国学者F·贝雷（F·Bailey）侧重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主张人们不要过‘孤独、贫困、卑俗、粗野和拮据的’生活。它实现这种主张的做法是寻求调节权力竞争的方式，而并不总是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过多的权力冲突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就是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问。”

中国学者在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张谦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以原始社会的种族共同体、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为对象，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运用一般人类学方法分析政治演化过程的实证科学。”③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以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亦可说是人类学与政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以上界定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王铭铭认为：“通常把专门致力于对‘非国家’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称为政治人类学。”⑤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提出，这种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是致力于对包括“非国家”、“无政府”的人类学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在内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政治人类学”。他们二位强调政治人类学对人类学传统的继承，即对前工业社会的关注。董建辉提出，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这个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兼顾横向与纵向，兼有动态与静态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定义。然而，把政治人类学简单理解为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界定较为粗放，相对随意，忽视了政治人类学学科概念的严谨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篇4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