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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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一、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吗？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有何不同？人类学家的灾害调查与其他领域的调查是否相同？人类学家在灾害调查与灾害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灾害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在讨论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方法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界，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方法讨论得最早，他们对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为人类学家提供借鉴。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分离的技术，它不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第二，灾害研究方法虽然不是独特的，但是灾害研究本身是独特的，使灾害研究具有独特性的不是其方法，而是灾害事件的“场景”（context），正是由于灾害事件的场景与其他领域的场景不同，使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这就是灾害研究本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学者们认为，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被倡导，而倡导多种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只有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灾害研究更加深入。第四，提倡比较研究，不仅要重视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要重视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弄清不同群体对相同或者不同灾害类型的应对方式。第五，强调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学科之间相互补充，为灾害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专业背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海啸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由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灾害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到灾区调查。研究小组共有7人，其中3人是文化人类学家，1人是政治学家，1人是社会学家，2人是灾害研究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灾害调查中的意义。第六，提倡使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先进技术收集和保存调查资料，为后人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便利。上述总结虽然以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主，但人类学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事实上，人类学灾害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灾害研究很难分离，它们总体上共享相似或相同的研究方法。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界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奥立佛-史密斯（Oliver-Smith）、霍夫曼（Hoffman）、托瑞（Torry）、盖姆布德（Gamburd）、扎曼（Zaman）等人有较大的贡献。奥立佛一史密斯和霍夫曼认为，有关灾害人类学的很多资料虽然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来收集，但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最好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可以说，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托瑞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方法问题，认为灾害研究的本质是社区研究，强调灾害的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盖姆布德（Gamburd）和木克格尔吾瑞（McGilvray）强调了人类学在多学科组合中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能够提供非常独特的视野，如强调性别和弱势群体等；另外，减灾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总是随着灾害而移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人类学家则能够在一个点停留较长的时间，通过关注整体视野的标志性方法看到社会中由灾害而带来的更为宽广的意义。扎曼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撰写和叙事方式上，通过对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灾害民族志：孟加拉国洪灾和腐蚀意义》一文，为灾害民族志叙事提供了范例。人类学家有关灾害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总结虽然不像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丰富，但是，作为灾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有力促进了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相似，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唯一性。灾害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决定了灾区田野调查的特殊感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调查的感觉并不一样。非洲、亚洲、南美及太平洋地区是自然灾害的主要发生地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因灾死亡人数达到总灾害死亡人数的87%。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主要是通过人类学家来进行的，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能够弥补不发达地区灾害研究的空白。此外，他们还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提供详实资料和政策建议，也为人类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调查都是通过参与观察法完成的。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参与观察在灾害田野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参与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特别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人们知之甚少的现象；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时候；在局外人看来模糊不清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的现象。

人类学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的时间通常是一年，有的学者可能会超过或者不足一年，参与观察就是在这段田野工作中进行的。参与观察需要对灾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处理方式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由于当今的社会与马凌诺夫斯基时代的原住民社会不同，加之灾害使人类学家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中，参与观察的对象和内容增加了。灾民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充当“他者”的“发言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灾害的共同抗击者。灾害研究中的观察必须建立在与社区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基础之上，在共同抗灾的同时来观察由灾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灾害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观察能够让人们理解灾害的方式、过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参与观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在田野中的长期生活者，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具有原创性，与引用别人的调查资料相比更为可信。

灾害研究中的参与观察需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观察上的局限性。灾害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随灾害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灾害可以观察前期、中期和后期整个过程，如旱灾、火灾等，有的灾害只能在发生之后观察，如地震、雪崩等突发性灾害。换言之，突发性灾害的初期观察较为困难，而缓慢发生型灾害的后期观察则较为困难，如观察干旱灾害的恢复过程就较为困难。第二是时间上的局限性。传统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周期为一年，但灾害的参与观察远不止这样一个周期，有的人类学家将观察重点集中在时间长久的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美国灾害人类学家史密斯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他的观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具有厚重性。第三是人类学家认为参与观察和传统访谈方法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灾民不可能够理解影响灾害过程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这就需要人类学家扩大观察范围，思考更复杂的问题。第四是村民可能因为人类学家喋喋不休地打听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厌烦，造成观察上的困难。第五是参与观察法在很多研究项目中并不适用，一些太大的研究项目并不具备观察条件，而一些较小的灾区社会则是主要的观察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与发展学者提出的参与式评估方法并不一致。参与观察建立在研究者对当地社会的长期观察基础之上，而参与式评估是社区成员参与到项目研究者制定的计划之中。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在灾害研究中的优势能够明显凸现出来，这种“窄而深”的方法比其他社会学家的“广而浅”的研究方法更能理解和发现灾害研究中被忽视的现象和问题。参与观察虽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人类学的主要调查方法，至今仍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与重视。

（二）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和采访是人类学灾害研究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建立在人类学参与观察基础之上的深度访谈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深度访谈不仅能得到很多局内人的观点，还能获悉救灾者和灾害管理者的意见。访谈有提问、非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深度访谈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在灾害研究中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访谈记录方式包括笔记、录音、摄像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笔记，虽然这种方式较为古老，但田野笔记（fieldnotes）是人类学家从田野走向民族志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除了用笔记录之外，还要用心记录。记录、提问和观察互为补充，构成了深度访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的标志，而定性研究是灾害人类学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深度访谈强调灾害调查者从一般性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内部视野中收集资料，而不是用简单的摄像、摄影、录音、填表等方式来记录。

深度访谈应该以研究者为中心还是以被研究者为中心来进行提问？学者们认为，应该提倡一种“自下而上”的访谈方法，即让灾民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词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而不是只让他们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此种方法能够让学者更加贴近灾民，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或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Methods）那里，很多社区参与者还是被动接受的，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则能体现出调查对象的能动性，充分反映出灾害的人文关怀。

（三）问卷调查

很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工作者都有使用问卷调查的传统。人类学家也经常使用问卷作为田野参与观察的辅助手段。问卷调查是灾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之一。保尔魁（Bourque）等人认为，问卷调查能够提供有用的、优秀的材料资源，如灾害发生时期和发生之后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以及对未来灾害的看法。标准的以人口为基础的问卷式调查的使用，对跨时间、跨地点的比较研究非常有用。保尔魁等人以地震为例设计了6种问卷，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地震发生之后你立即做了什么；家中有没有人受伤；受到损害和损失了没有；停电范围；通过什么媒介得到信息；地震之后与当局的联系；地震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的地理学资料。

在灾害研究中，不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通过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人类学家也通过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例如，人类学家欧莫汉德罗（Omohundro）在对1976年美国纽约州东部亚历山大海湾石油泄漏进行调查时，就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他发放了4个页码的问卷，共1800份；后来又发放了2个页码的问卷，共2000份。当然，由于人类学家大多不太注重使用严格的抽样调查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多数不易量化，往往难以建立纯粹的定量理论模型，人类学家的问卷调查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即使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也要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

由此可说明，很多学者都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交错使用的，而很少使用单一方法。例如，在研究2000年埃及空难事件的时候，索里曼（Soliman）就通过查阅文献和记录，进行个人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急援助队员、机场代表、亲戚和评估者等），阅读当地新闻报纸及机构和组织信件，即综合使用各种相关方法进行研究。在中国，不同学科的方法相互借鉴与结合被学者们所倡导，人类学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强调量化调查。应该指出的是，资料收集方法可能因技术上的进步而变化。1960年代，美国还在用卡片进行资料分类，这在当今则很少出现。今天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很容易在电脑面前就能搜索到很多需要的资料，这种资料共享理念由于技术进步而得以实现。

（四）文献资料收集

在灾害研究中，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应急的政策文件和计划、当地报纸及网络资料等。灾害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家庭、商人及社区都必须有效处理灾害事件。因此，应该重视收集各种受灾和救灾群体及其他相关人群的资料，包括社区普通人群资料，以及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急救、救济、信息、媒体等相关群体和机构的资料。灾害中的信息提供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红十字组织、救灾军队、警察和消防、医院、殡仪馆、电力设施服务公司、电台、报社等。不仅要重视向救灾群体收集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要向受灾群体收集资料。文献和档案的收集基础在于当时的记录。有的地方没有记录；有的地方记录了，但其可靠性还是被怀疑，或者并不详细。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记录详细，也很难得到资料。救灾人员的记录、日记、感想、工作计划等都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记录者同意，就要把他们的工作笔记及时收集起来，以避免出现几年之后工作人员因搬家、工作调动等原因，再也找不到原始记录的情况。当然，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还可通过购买、复印、转抄等方式来进行。

（五）其他相关问题

此外，灾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相关问题。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不仅对学科有利，还能对研究的科学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常来讲，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会碰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

第一，调查时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研究者必须立即进入田野，但是，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后是很难立即进入灾区的，汶川地震和近期的雅安地震都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灾区非常不安全，余震不断；其次是交通不便，雅安地震之后很多志愿者自驾车进入灾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影响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再次是当地官员和救灾组织不一定让学者立即进入，因为更多人员的进入会增加消费和接待负担，从而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的。但是，如在灾害发生初期进行观察，可以得到更好的材料，对于防灾减灾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系协调问题。在灾害调查中，有些问题地方政府和村民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政府官员会认为学者是专门来挑毛病或者反映问题的，被认为是问题的揭发者，因而人类学家的调查有时会让当地干部有点“检查”和“后院”的感觉，一些地方官员因此有防范心理，产生不少顾虑，不希望学者询问太多的问题。其次，村民会认为研究者是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者和协调者，项目和资金的引进者，救灾物资的分配者或者提供者，贫困户的扶贫者和帮助者，是他们心目中解决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的希望。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当地官员要求研究者多做正面的报道和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当地官员不仅接待了研究者，为研究者提供了食宿和交通，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基本信息。当然，对于一些矛盾性问题的调查与揭示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家的调查，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由于灾害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和影响具有普遍性，因此一个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来说尤为重要。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人类学家也会面临压力，受灾群众往往会把救灾物资、恢复重建、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告知学者，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研究者身上。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他者”，充当着被调查者的发言人的角色；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会与灾民混为一体，共同抗灾。人类学家并不能直接解决村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协调好各种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远不止这些，如田野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参与观察中的“入”与“出”问题，材料和文本的真实性与随后的民族志真实性的关系问题等，在灾害研究中也经常出现。田野调查中的问题，有的是利益冲突造成的，有的是交流不善造成的，有的是彼此不信任造成的，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反思。

三、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与民族志叙事

（一）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包括跨地区、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同地区的灾害及其应对方式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对各种灾害类型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回应方式，也有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些回应方式与地方性知识或者传统知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层的合理性和多样性。对灾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而言，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国际学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戴恩斯（Dynes）看来，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科学中进行灾害研究的人本身就少；第二，很多灾害研究具有“机会性”，他们研究灾害是因为灾害在他们身边发生了，灾害过后就不再研究了；第三，继续保持灾害研究兴趣并转向灾害比较研究的人很少；第四，灾害事件的时间选择和预测能力受到限制且与比较研究设计相冲突；第五，大多数灾害研究在美国完成，美国国内的比较研究较多，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些情况说明，灾害比较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中国，无论是人类学界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看到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论文，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相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是人类学家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方法之一，人类学家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灾害比较研究和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比较研究并不一定是跨文化的，而跨文化研究通常具有比较的性质。最初的灾害比较研究在不同的灾害类型之间进行，例如，弗里茨（Fritz）对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肯色州六个社区中的空难、火灾、煤矿爆炸、地震、龙卷风等灾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紧急事件和灾后时期人们的回应方式和出现的问题上，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灾害类型研究证明了人类在回应灾害时具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的特点。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重跨文化比较在灾害研究中的作用。马林歇欧尼（Marincioni）对发生在两个工业化国家的水文气象灾害，即1993年夏天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流盆地）的洪水灾害与1994年11月5-6日发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洪水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恢复重建时期，美国的灾民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体分担重建费用，而意大利的灾民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分担重建费用；美国人更多地依靠政府贷款、资助和保险获得经济帮助，而意大利人则更多依靠朋友和家庭获得经济帮助；美国人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洪灾的原因是自然，而意大利人则认为自然具有生态和审美价值，洪灾的原因是人类。上述情况说明，尽管两个工业化国家的社区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状况不同，人们对极端洪水灾害中的准备、急救、恢复、重建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回应模式，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此外，还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和秘鲁乡村社区的洪水灾害回应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尽管边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但原住民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能够从灾害中得到恢复，其原因在于原住民社区是一种由社区互助系统、家庭责任、宗教和超自然信仰组成的“治疗的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原住民社区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和信仰对于应对灾害的重要性。

在比较研究中，除关注灾害回应方式之外，也应注意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凯特斯（Kates）认为，灾害发生之后，人类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适方式，如前工业时期的调适、工业或者技术时期的调适、后工业或者综合性的调适等，不同时期中致灾因子、决策者、个人、群体等都是不同的。

另外，有学者还对跨文化比较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相比，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有关理论上的讨论出现得比较晚。1979年托瑞（Torry）讨论了人类学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意义，认为灾害研究必须从三种视野出发，即整体论的、发展的和比较的视野。在他看来，灾害研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连续性和变化的社区理论，而强调社区比较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区别之一。

人类学比较研究能够检验或者归纳出命题的一般法则。灾害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把一个地区具有普遍性的救灾防灾经验借鉴推广到其他地区。灾害比较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们理解社会系统的紧急适应方式，还能够让人们理解更长时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对于跨文化灾害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发现灾民非常依赖传统的调整战略来处理反复发生的灾害，哈克（Haque）和扎曼（Zaman）有关孟加拉国洪水中的生存战略和调适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比较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学科中越来越普遍和受到重视，灾害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优势也因此凸显出来。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上，还体现在对于灾害共性和差异性方面的比较上；不仅对发展灾害社会科学理论有积极的作用，还对救灾计划和备灾产生重要影响。上述见解在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可以说，灾害的跨地区、跨文化比较应该是今后灾害研究方法中需要特殊强调和倡导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

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有多种方式，有的偏重数据分析，有的偏重事件描述。灾害是事件性的，对事件的描述成了灾害研究中的重要表现手段。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灾害就是事件的过程，以事件为中心在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

2003年，英国地理学家赫曼（Homan）发表了《写灾害：作为灾害研究方法的自传》一文，认为传统意义上灾害研究被典型地分为两半话语，物理的/技术的方法和风险应对的方法。前者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寻求“监控”、“采取措施”，探索“资料”、“科学”和“技术”的意义，目的是寻求灾害事件和社区观察及回应方式的客观性；后者是风险应对方法，与物理方法相比并不强调技术主题，相反，它建议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强调社会研究的方法。写灾害就是在以“人为中心”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灾民在灾区具有核心意义，灾民与普通场景中的被调查者并不一样。灾害发生后，一些灾民死了，一些受伤了，这些活下来的灾民变成了研究中的资源。当灾害导致问题出现时，灾民比外来人更清楚地知道怎样解决社区中的问题。

如前所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进行调查的。作为“危机社区”背景中的民族志调查者，不应仅仅集中在灾害的社会政治应对方式上，也要理解民间的或者当地的调整模式，理解灾民世界观与他们所采取的传统的适应模式之间的联系。

篇2

作者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陈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2488。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抓住“当地人观点”的方法，主要是从前现代、异文化的初民社会——如萨摩亚、肯尼亚、巴厘岛、巴西及澳大利亚的部落社会——的研究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研究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等与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显著差异的社会组织。当时的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非洲、北美、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等地区现存的原始或简单社会的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各种制度，重构人类过去的历史，并试图通过对上述地区的民族志研究，对有关的组织结构进行抽象的类型学分析。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力，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开始产生、扩张，人类学也逐渐将研究目光投向现代组织。

组织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家庭、宗族，到社团、企业、政党乃至国家，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规则、行为标准，都有成员需要履行的责任，其发展构成了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组织研究几乎从未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存在，而是活跃于多个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范畴之中，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众多的研究视角与方向。经济学和管理学以经济理性和权力为出发点，建立了“经济人”的组织研究模型；心理学从组织成员心理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来探讨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社会学关注组织现象，对于组织的功能、结构和机制加以研究；人类学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研究，尤其在其研究方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内学者对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回顾与反思，并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展组织中的田野工作。邱泽奇系统回顾了以工厂化为经典假设的（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发展，并分析了经典假设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在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这种假设已面临困境；庄孔韶、李飞、方静文通过检视人类学对现代企业组织的研究历程，阐述了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导向及研究特征，深入探讨并反思了以“文化概念”为核心的组织研究的嬗变过程与变迁趋势；②宋雷鸣、王宁、卓文、张华志、曹媞等学者，则通过各自的田野调查，运用“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中的自发型组织进行解读，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中展开理论诠释和学理探究。

贯穿组织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与初民社会风格迥异的现代组织中从事人类学研究，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否适用？从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将参与观察方法引入福特现代管理制度研究，到6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中族群与跨国企业的关系，再到80年代以来融人更多后现论观念的多样化组织研究的复兴，人类学组织研究方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管理学的组织民族志相比，人类学对现代组织的民族志研究有何独特贡献？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现代组织领域的研究实践与贡献，尝试厘清组织人类学的方法特征，以探究全球化情境下组织人类学的发展取向。

一、人类学与现代组织研究

乔丹（A.Jordan）认为，现代组织研究中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及有关实践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至30年代，主要是工业组织的相关研究，涌现出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学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注全球化视野下的族群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为工商组织研究的复兴及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人类学持有的历史的、情境的、过程的、行动者为中心的特色方法，在每个阶段都尝试为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持续促进组织研究对参与观察、情境和意义的分析及有关分析概念的完善。

马尔库斯（G.Marcus）和费彻尔（M.Fischer）认为，人类学者承诺要从两个方面给西方读者以启蒙，一是“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之破坏”，二是“通过描写异文化，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二人同时指出，相比第二个方面，人类学者在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成效要好得多。但是越来越多的关于组织和制度的民族志研究，能够证明这门学科能够实现第二个承诺。

人类学在一段时间内曾处于现代组织研究的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回归这一领域。实际上，这已经是人类学第二次踏进这块领地。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类学在霍桑实验及之后的人际关系学派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霍桑实验这项研究确立了组织行为研究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几乎放弃了这块领地。此后人类学者才将注意力重新投向复杂组织研究，复兴了民族志传统。一大批人类学者，如布莱迪奥（E.Briody）和巴达（M.Bada）、布莱顿（G.Britan）和科恩（R.Cohen）、杜宾斯卡斯（F.Dubinskas）、加姆斯特（F.Gamst）等，开始研究公共官僚机构、组织文化和职业文化。

这些研究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的认可，同时来自社会的认可也日益激发了这类研究，就像罗斯（D.Ros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装入了公司的形式（corporate form）之中，尽管我们过去往往对其视而不见”。尽管人类学的“回归”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人类学者还是能够迅速适应，开始研究人们非常熟悉却似乎视而不见的组织生活和公司。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其他学者开始认识到民族志方法的特殊价值，因为它能够在日常互动的基础上来审视个人和群体如何建构和解释组织与社会。

二、霍桑实验及其方法特征

回顾人类学组织研究时，霍桑实验是不可忽略的标志性事件。迪克森（W.Dickson）甚至认为，即使在50年后，霍桑实验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企业行为科学研究。这项研究起初是为了检验泰勒（F.Taylor）的科学管理原则，但结果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学生沃纳（W.Warner）加入研究团队并引入参与观察方法，工人的非正式组织得以被发现，一个新的研究传统——人际关系学派——由此诞生，并主导了接下来25年间的组织研究领域。但是，在这项有关美国组织的早期研究中，人类学者，特别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重新认识。

霍桑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为了测试物理条件的改变对产量的影响，其成果就是后来最富有争议的“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与物理条件相比，心理因素对于产量改变的影响更加重要。在第二阶段，研究者们采用了大规模的个人访谈方法，目的在于探寻员工士气（morale）与监管（supervision）之间的联系。1928至1930年间共访谈了21，126名工人，直到大萧条引起裁员才终止。研究发现，车问中的小团体对个人的工作行为能够产生强烈控制。第三阶段，直接观察法（direct observation）成为主要研究方法，实验人员选出14名工人在隔离的观察室中进行电话交换机的接线器装配工作，由三名研究者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并对每日产量做详细记录。

在设计第三阶段研究的过程中，新加入的成员沃纳认为，工作组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型社会，能够应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技术对其进行考察。他还试图分离出正式组织的功能，分析其与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引入，将这个经典实验带入另一个不同的层面，在组织研究中开创了“系统描述工业工作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先河。罗斯里斯伯格（F.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W.J.Dickson）肯定了沃纳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研究的贡献，也指出了其局限：“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理念主要源自沃纳。但是他没有在工业背景下系统应用这些方法……他也建议研究者关注杜尔凯姆（E.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布朗和齐美尔（G.Simmel）等人的研究，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丰富的背景资料。”

尽管之后许多研究者指出，霍桑实验在资料获取、研究设计、实际结果及研究者对结果的分析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承认这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项目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而变化，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价值。研究项目最初是一个受控试验，继而转为一个访谈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定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者不拘泥于最初的方法，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迪克森总结了这一过程：“霍桑实验开始是一个‘假设检验’，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渐变成‘提出假设’的研究。按照常规程序，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像倒退。我们则试图为其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那些研究者不选择“倒退”，那么就不能产生对工人群体详细而系统的观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实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原始研究数据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才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实验是极力倡导在组织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从中获益的成功案例。

三、人际关系学派的民族志方法与模型

霍桑实验的研究者将访谈技术和管理咨询的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忽略了在理解组织和组织行为中观察技术和情境分析技术的发展。在霍桑实验结束后的十年里，人类学的组织研究进展缓慢，其后大多数组织研究者走向了该研究方法的对立面，回归使用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或者访谈/调查的方法。至20世纪30-40年代，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学派重新正视这一偏误，通过各自的研究逐步深化了霍桑研究方法。1943年，沃纳与加德纳（B.Gardner）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成立了工业人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Relations in Industry），人类学者的网络不断扩展。1946年，加德纳成立了名为社会研究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的咨询公司。最早的霍桑实验研究者曾指出，该项目展示出工作场所中“人际关系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些因素的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该领域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发展出两种人际关系研究倾向：一是查普尔（E.Chapple）的互动研究；二是沃纳的社会分层研究。

查普尔使用“系统”这一分析框架，将组织视为个人关系组成的系统来研究，并试图通过工业组织的研究实践，发展出更广泛的人类学和人类行为理论。他对记录人们互动行为的系统研究方法有着特别的兴趣，不仅通过发放交往问卷（contact questionnaire），甚至通过亲自设计一种名叫“互动记录器”的计算机来测量互动。理查德森（F.Richardson）和沃克（C.Walker）将查普尔发展出的互动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个小型制造工厂的雇佣关系。这个小工厂就是后来的IBM公司。研究主要围绕工厂规模扩张与良性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展开，特别测量了规模扩张时期人际交往的横向和纵向变化。研究发现，公司扩张推动了组织结构变迁，“整合员工、增加凝聚的人际交往增加了；而离问员工、削弱整合的交往减少了”，这也解释了公司在规模扩张期内，内部人际关系不断改善的原因。

沃纳对待人际关系研究则持有另一种观念，他将其视为一种路径，并主张通过民族志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早期的澳大利亚田野时期，他已经产生出对现代社会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强烈愿望，认为对原始人的研究应该对现代人有所启发，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被引入现代社会研究。他曾写道：“我研究原始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人，希望能够最终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比较之中。”沃纳选择了著名的扬基城（Yankee city）来研究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个项目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抛弃了对先赋社会阶层因素的过分关注，转而注重对社会行为的直接观察及访谈，并强调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详细记录细节，即使是最习以为常的细节”。这种详尽的记录文本，构成了美国现代社区研究的民族志脚本。源自此项研究的《现代工厂的社会体系》一书，具有鲜明的民族志研究风格。沃纳在书中描绘了扬基城一个鞋厂的内部生活动态，并将该工厂置于社区的背景之中，追溯了曾引起罢工的劳资纠纷的历史渊源。借助宽广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将罢工与不断改进的生产技术、劳资关系、生产过程的不断机械化和日益弱化的员工监管联系起来，由此使作者对研究现代社区的解释更为可信，也展现了民族志作为文化书写实践的特性。布洛维（M.Burawoy）认为，这项研究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仅仅对生产场所条件的研究，具体考量了“改变20世纪30年代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力量”。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工业民族志，研究范围包括技术革新、激励机制和工厂生产力。在IBM公司进行技术变革和规模翻番的时候，人类学家理查德森和沃克分析了工厂生活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对产量的影响。有批评指出，人际关系学派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研究，有悖于传统人类学“向下研究”（study down）的传统取向，并没有将工厂组织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进行对话或加以批评。布洛维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学派的模型是劳资关系的管理模型，研究者关注工人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体系，是为了控制这个体系，与管理目标达成一致。不可否认的是，人际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显著的，它将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访谈和互动观察结合起来，第一次将“文化”这一词语带人组织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成果，并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的组织文化研究。同时，人际关系学派也首次尝试自上而下地开展人类学研究，关注现代工业社会，强调研究工作环境中交往模式和惯例的价值，引发了后来对于惯例和实践的人类学理论转型及对组织及社区研究的特别关注。

四、从工厂内部的参与观察到更广泛的情境分析

在人际关系学派受到种种批评和质疑之后，人类学者开始逐渐远离工业和组织研究，此时工业社会学兴起，开始广泛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这些研究继承了人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通过发现工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人”，来质疑“经济人”、“理性人”等概念。由于大量田野方法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成果呈现时，或多或少带有组织民族志的影子。默顿（R.Merton）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为这一类组织研究的经典，如布劳（P.Blau）的《科层组织的动态》（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层组织》（TVA and the Grass Roots）和葛德纳（A.Gouldner）的《工业组织的科层类型》（Patterns of IndustrialBureaucracy）、《擅自罢工》（Wildcat Strike）等。

此后，只有少数人类学者研究现代社会的情况得以改观，组织人类学的方法逐渐转向情境研究。最为典型的范例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勒普顿（T.Lupton）主持的工厂研究。人类学“整体参与观察”方法在该项目中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仅把其作为一种民族志的描述方法，还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情境细节的分析方法，借由界定社会情境及互动关系来增进对组织的理解，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社会组织。这种方法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具开放性，最终摆脱了工厂和社会是由结构组成的观点，转向分析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制造意义的方式。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方法也从初期的观察参与，发展为“局内人”的参与、“局外人”的整体观察。

1969年，纳德（L.Nader）在名为“人类学家向上看”的文章中，向人类学者提出挑战：“如果重新发明一种人类学，研究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研究强势群体（power）而非弱势群体（the powerless）的文化，研究富人而非穷人的文化，那这种人类学会是什么样的？”这一挑战促使20世纪70-80年代的人类学者将注意力转到现代社会的正式组织和工作场所之上，开始采用“向上研究”的路径，使用“整体观”研究权力机构和国家科层制度。例如，1980年纳德通过观察美国的儿童，发现了政府组织中隐藏的科层制度，认为是这些制度影响了他们的食物、健康和住房。这些尝试和实践对人类学方法和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将民族志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境中，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做法是“既将更广阔的秩序作为背景，同时又聚焦一个作为民族志的对象……完成对更广阔的秩序的再现”，也有学者认为“探寻更大规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和解释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因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学组织研究强调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工作和工作场所，将正式组织置于现代阶级社会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来考察。这类研究应用民族志和民族史方法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框架中将工业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分析范畴，审视了工厂和跨国公司等组织中的工作，强调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并以此为中心试图从公司生活的图景中区分管理层的理性和管理理论的“迷雾”。

沙伐（H.Sara）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了美国服装业的外逃工厂（runaway shops，指为了逃避赋税或者法律监管而迁移到国外的工厂）在劳工招募过程中给美国和第三世界女工带来的影响。纳什（J.Nash）考察了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撰写了具有浓烈民族志色彩的《跨国公司人类学》一文，描绘了跨国公司扩张的近代史，将其同广泛的政治经济力量连接起来，解释在这些背景情境中的个人和组织行为。此外，她还研究了美国工业从大规模生产向高科技军工生产的转型过程，以及这种转型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加姆斯特（F.C.Gamst）提出人类学现代组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主张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核心方法，强调“本土观点”的表征，通过超越“主位”的方式渗透和考察社会现实。他对火车司机的研究展现了这一传统。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工作了6年半，同时开展田野和问卷调查，从机械师的视角发展出铁路系统民族志。这一研究彰显了“本土观念”的特点，也印证了贝特（S.P.Bate）的“洞见总是来自内部”的观点。

虽然此前定性的组织研究并不鲜见，但大多数采用哈佛式的案例研究法，很少使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降低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能够避免研究者用自己的意义取代实际参与者的意义。这些卓有成效的组织民族志研究，令更多的组织研究者意识到，应该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表述机会。

五、组织民族志的特点

组织研究一直作为管理学的主阵地，吸收了管理学众多优秀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产生了某些局限性。佩蒂格鲁（A.Pettigrew）在《觉醒的巨人》一书中，批评组织研究缺乏稳定且可行的方法论指导，缺乏历史、情境和过程的观点。人类学恰可以弥补其不足，为组织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此外，作为对佩蒂格鲁观点的补充，贝特指出的“以行动者为中心”（actor-centered）亦是人类学的另一重要特性，这是一种局内人向外看（insider-out）的方法，而不是局外人向内看（outsider-in）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进组织研究的发展进程”。综合来看，人类学组织民族志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历史的观点。相较于管理学对前瞻性概念（如“愿景”、“预测”、“计划”等）的偏爱，人类学显然更重视历史，注重从仪式、神话、传说、民谣和轶事等日常生活中找寻过去，将过去带到现在和未来，认为只有把现在和未来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产物”。组织民族志不是简单地关注历史，而是关注社会中保留至今，影响和形塑当下人们行为方式的文化惯习。典型案例是贝特（S.Bate）对英国铁路系统文化图式的研究。研究发现，蕴含其中的“思维习惯”大多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但在今天的组织中依然活跃，由此造成了现在日常管理中的混乱，并最终导致组织的衰败。这样的历史观对于解释组织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情境的观点。贝特、派依（A.J.Pye）、珀塞尔（J.Purcell）和可汗（R.Khan）在对英国医院及医疗体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中发现，英国医院存在许多问题，包括高层团队软弱、董事会结构混乱、管理者和资深临床医生之间关系恶劣等。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医院“自身范围”（local）之内，而是源于其所嵌入的不同组织情境、行业情境、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情境和政治情境之间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人类学的专长之一在于把个人置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置于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中，观察其日常活动。通过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联系，人类学能使研究者达到或更接近其他组织研究者无法达到的地方。“理论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可以在微观的个体行为和宏观的社会情境之间架起桥梁，找出隐藏于其中的模式，进而知道如何把个人行为作为整体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进行理解”。同时，人类学也在不断修正“整体”和“情境”概念，将更多后现代的观点及参与全球化的后工业组织纳入研究范围。哈奇（M.J.Hatch）和舒茨（M.Schultz）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解读：“在后工业的情景下研究文化，要求我们抛弃单独的、社会化的、组织的部落。在后工业时代，部落变得碎片化了，它们的连贯性破裂了，多样性和解释学取而代之。在这种文化的框架下，承载意义的是文本，而不是部落，这些文本在电子空间中传播，无数不知姓名的人对其做出自己的解读，这些解读又会形成另外的文本，继续被无穷无尽地解读。”

第三是过程的观点。组织需要其成员之间不断协商和互动以完成目标工作，因此关注组织生活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变得尤为重要。人类学者更偏重组织生活中非正式的一面。霍桑实验及布若威（M.Buroway）和罗伊（D.Roy）等人的成果都是对非正式过程研究的范例。道尔顿（M.Dalton）对美国四个公司中官方行为和非官方行为之间分裂和联系的参与观察属于同一类研究。研究非正式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竞争领域”（contested terrain），其中不同的亚文化或者观点相互竞争，建立起脆弱的共存关系。古尔德纳（A.W.Gouldner）提出了“纵容模式”（indulgency pattern）概念，用来描述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非正式的，既紧张又互相妥协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充当了二者关系之间的缓冲剂和剂，管理者放松对员工完全服从的要求，比如绕开正式规则，允许员工借用公家的工具和设备，甚至允许他们把甘油炸药带回家用来钓鱼等，以此换取员工的合作。古尔德纳和布若威的研究，首次引起人们关注员工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游戏”。在“游戏”中，双方并非针锋相对，而是形成了共同利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不是冲突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合作，是各方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这种“游戏”通常不稳定，总有一方想要多占一些便宜。可见，“文化”不是管理学组织研究想象的那种静止、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甚至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被各方重新定义，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梳理、描述和解释该过程。这就为研究组织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新的视角，不仅关注组织生活中的工作本身，还关注其中社会的、非工作的部分。

第四是以“行动者为中心”。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表述”（represent）他者的生活，特别是从“当地人的观点”角度去理解当地人的感受，关注当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这种方法是人类学的特色，在研究中不是问“我如何看待他们做的事情”，而是要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当地人是如何从人类学家认为一团乱麻的日常生活中创造秩序的”。有学者认为，“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难以达到，因为人类学家只能接近当地人的观点，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框架重构他人的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研究成功进入了“当地人”的世界。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供职六年半，从机械师的角度写成了关于铁路系统的民族志；格里高利（Kathleen Gregory）研究了硅谷计算机公司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念世界”。这些民族志研究都体现了“丰富而真实”和“内部生活”这两个特点。其中值得关注的并非上述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之间的行为差别，而是所谓的文化“专家观点”和当地人“普通观点”之间的差异。关注这种差别的组织民族志能够从新的视角研究思维、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最终构筑某种能够解释日常行为的、实用的理论。

篇3

学科基础

学科发展

本土化

作者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李静，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地址：合肥市，邮编230601。

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和迈耶·福蒂斯（Mayer Fotes）主编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出版为标志的，至今才70余年时间。厘清学界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于推动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与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理。董建辉从研究对象、方法以及与政治学的关系层面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其后续研究以1960年代为界，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范可的研究回顾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政治人类学典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暨爱民、彭永庆介绍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生、发展概况及问题。上述研究对把握政治人类学学术脉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等层面，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作进一步的述评和反思。

一、关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基础的研究

（一）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

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界没有形成规范的定义，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学者乔治·巴朗迪埃（George BaIandier，学界又译为乔治·布兰迪尔）侧重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层面界定政治人类学，认为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既是一项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题，又是晚近出现的人类学专门化的学科。一方面，它企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原则，因而它有望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将人视为政治人，并寻求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组织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它关注对原初或先前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美国学者F·贝雷（F·Bailey）侧重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主张人们不要过‘孤独、贫困、卑俗、粗野和拮据的’生活。它实现这种主张的做法是寻求调节权力竞争的方式，而并不总是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过多的权力冲突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就是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问。”

中国学者在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张谦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以原始社会的种族共同体、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为对象，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运用一般人类学方法分析政治演化过程的实证科学。”③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以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亦可说是人类学与政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以上界定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王铭铭认为：“通常把专门致力于对‘非国家’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称为政治人类学。”⑤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提出，这种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是致力于对包括“非国家”、“无政府”的人类学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在内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政治人类学”。他们二位强调政治人类学对人类学传统的继承，即对前工业社会的关注。董建辉提出，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这个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兼顾横向与纵向，兼有动态与静态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定义。然而，把政治人类学简单理解为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界定较为粗放，相对随意，忽视了政治人类学学科概念的严谨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篇4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篇5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 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a crossing subject. It emerges and develop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y. West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goes through several periods, such as field-work,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an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a wide ba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subject. Meanwhile, it holds important meanings to protect the diversif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make different language ethnic group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 make language ethnic groups dialogue harmoniously.

Key words: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ul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期间，受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 kSalzmann.Language Culture &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篇6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篇7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篇8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1]　Wotge　Lepenic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sociology of scienc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 Edited by E.Mendelson and E.Elkana，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g， 1981， p.245，p253.

[2]　 Karin　Knorr- Cewua: "　The　Ethnographie　Study　ofScienelifie Work: Towards a Constractivisl　Interpretation　ofScience， in" Science Observed"， Edited by R.Knorr-Centina　andM.Mulkay，Sage Publicalion Ltd， 1983.p.115，pp.117—118.

[3]　Yehuda　Elkana:　 A　Programmatic　Auemtt　at　anAnthronologg of Knowtedge in "Sciences and Cultures"，P.6.

[4]　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 《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5]　Barry Barnes: Scientigie　Knowtedge　and　SociologicdTheory. Roultedge Kegan Paul L td.1974.p.63.

[6]　David Bloor: Science　and　Socidl　Image，　 RonteedgeKegan Paul & fd.1976，pp.4—5.

[7]　David　Bloor:　 Wettgenstein- A　SocialTheorg　ofKnontedge， Macmillan Education L td.1987.p.83.

[8]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fogrof　Knonfedge，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79，pp.68—95.

[9]　Ethnography， Britanica Voi.4，pp.583—584.

[10]　R.S.Anderson:　The　Necessary　of　Field　Method　inFliedgm method　of　Scientific　Recearch，　 in　"Scienees　andCutlures，p.218，p.216.

[11]　Bruno Lalour: Laboralorg Life　Princeton 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　Karin D.Knorr-Cetina: The Monutacture of Knowledge，Pergamon Press，1981.

[13]"Precoce"，　 in　"Knontedge　and　Society:　 the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9， 1992， "　JALPress Inc.p.x.

[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篇9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254-05

课程结构与设置，涉及学生在商学院中学习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学院的教育质量水平，并直接影响商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工商世界对商学院毕业生的满意程度以及商学院学生对学院的满意程度等。众所周知，工商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商学院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工商世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将传统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比如人类学等，应用于工商管理教育的具体实践，是高等商科教育的一个最新发展趋势。目前，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人类学已经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工商管理教学实践之中，而且发展态势非常迅猛，值得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界关注。本文拟以简介工商人类学为起点，通过回顾和总结汕头大学商学院工商人类学单门课程的设计以及教学活动和实践过程，来探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的几个问题。

一、工商人类学简介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业学科，它是一个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人类学。狭义主要是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形发展规律的研究，通常称为体质人类学。广义人类学研究范围广泛，可以说囊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对人类社会生活，即由人类创造并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技术、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交易行为等等。广义人类学又可细分为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管理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等[1]。

工商人类学就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具体实践中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2]。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说起来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了，比如，以美国为例，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埃尔佟·马犹（Elton Mayo）和黎尤德·沃耐尔（W. Llyod 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3]。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从事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勃雷·贾德纳（Burleigh Gardner）和黎尤德·沃耐尔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开创了工商人类学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3~4]。

时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恪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5]。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后来，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开始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3~5]。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杰瑞·撒尔特曼（Jerry Asltman）和格兰特·马克侩肯（Grant 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约翰·雪利（John Sherry） 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商学院教授卡洛·考夫曼—斯卡伯若 （Carol 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1]。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商学院的凯西·陆德肯（Kathy Rudlkin）博士与赫曼特·迪欧（Hemant 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6]。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奥尔根州立大学，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安· 峤丹（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2]。

2003年，峤丹博士发表了其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2010年，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发表了由罗博特·田等撰写的教科书《工商人类学概论》，为工商人类学的本科教学奠定了基础。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适宜应用于以下特定方向：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某些学者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首席人类学家这样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1~6]。

二、课程设计思路与教学方案

人类学在中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学科，而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中国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前景广阔。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对中国应用人类学发展的责任感，已经开始组织有关人员从事工商人类学基本教科书的写作[1]，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完整的中文工商人类学教学用书。汕头大学商学院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国际工商管理教育认证权威机构AACSB的注册会员，也是为数不多的通过欧洲EMPAS认证的中国商学院之一。汕大商学院以“功在商道，心达寰宇”为院训，致力于工商管理教学国际化的战略发展，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商学院课程和教材，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工商人类学作为专业选修课，推荐给本科高年级学生。

教学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也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未来工商世界领军人才。虽然商学院的具体教学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其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即落实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虽然从学科划分上讲，工商管理属于管理科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由于工商管理涉及到较为复杂且瞬息万变的人与事，在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们似乎很难归纳出一套共通无误的经营管理模式。再者，工商管理人员在其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所面临的企业内外部经营决策问题，往往都有很大的差异，很难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规则。因此，我们认为工商管理教育又具有很强的人文学科属性[7~8]。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何将人文学科知识有机的融汇到工商管理教育之中，曾经是商学院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发展的热门讨论话题。美国商学院教授普遍认为，管理人员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较宽广的知识面，要懂得文学、历史、伦理和艺术。学员在商学院学习人文学科知识，不仅可以多掌握一些事实，更主要的是可以学会不同的思维方式，以找到解决工商管理实践问题的各种途径。比如波士顿管理学院，就十分强调管理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有机整合。他们认为平衡的教育，对培养管理者的战略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9]。工商人类学，作为跨人文和管理的新兴边缘学科，可以从多种角度帮助商学院学生开阔眼界，拓展思路，非常适合作为商学院学生提高人文科学知识，又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单门选修课。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王伟廉教授指出，单门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理与方法。单门课程设计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合理安排课程内容，第二，确定教学活动与教材，第三，制定教学大纲。王伟廉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明确单门课程教学的“预期学习结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是课程设计和编制的核心内容[10]。在工商人类学的课程设计和编制上，我们设定的预期学习效果为：（1）认识并理解工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更新发展，并将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在工商管理具体实践中；（2）发现和认识能够通过人类学原理和方法而给予解决的工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可供操作的管理建议；（3）能够进行具体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辨别并应用相关的人类学技术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4）发现并研究影响公司结构和具体业务操作的文化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可供操作的公司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5）认识在国际工商交往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并在具体工作中善于利用或回避这些文化差异。

根据汕大商学院的教学目标和课程体系安排，我们明确规范了工商人类学单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工商人类学简介，工商人类学发展史，工商人类学方法论，文化要素与工商实践，人类学、文化变迁与创新，民族志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市场、市场营销与人类学，人类学与消费者行为，人类学与产品设计，人类学、竞争情报与知识资产管理，全球化、国际贸易与人类学，人类学与企业家研究，工商管理教育与工商人类学发展前景等方面。此外，我们还明确规定必须结合课程的进展，进行案例学习和分析（见表1）。教学活动包括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堂参与和讨论，学生对章节学习体会的阐述，案例分析，学生依据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撰写学期论文。由于工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有关这个学科的成熟教材还比较少，因此在教材选用上，目前还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选用的教材是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工商人类学概论》（General Business Anthropology）。在参照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学工商人类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汕大商学院的教学特点，我们编制了教学大纲并提出开设工商人类学这门新课程的报告，经主管教学的学院领导和学校教务处批准，于2011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

三、教学活动与过程

在2011年秋季学期，共有70名学生选修工商人类学，我们要求学生自己选择组合成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学生人数为5~6名，全班共有12个学习小组。我们建议学习小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选出学习小组召集人，负责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由于教材是英语原版教材，因此我们决定用英语教学，但教师容许学生在课堂用中文回答问题，用中文进行章节学习体会阐述，用中文撰写作业和学期论文。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利用学校的数字学苑网上教学平台，教师在数字学苑系统上传了大量与本门课程有关的资料供学生阅读，以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量。此外，教师也鼓励学生用英语写作，并给予一定的奖励成绩。教师在学期的第一节课里，详细并明确提出了对学生的学习结果预期和要求，并强调相互作用为本课程的教学特点。

王伟廉教授指出，教学中的相互作用策略（interactive strategies）主张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对话，在实践上，诸如小组设计或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活动等，都属于这一策略[10]。根据教学大纲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和阐述，在讲授过程中针对已经教授过的内容，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当场回答，老师要求在整个学期过程中，每名学生必须参与回答至少10个问题。同时，还要求学生组成两人小组，从基本教材和辅助教材选择一个章节，在课堂上进行大约10分钟的章节内容和学习体会阐述，然后让学生对阐述进行评论，最后教师再进行总结讲评，肯定学生的成绩，提出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我们还要求每个学习小组从教材中，或者从其他阅读材料中，选取一个案例进行分析。对案例的分析，必须从工商人类学的视野进行，并按照工商人类学的原理，对案例中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活动是，学生依据所学到的知识，提出和设计并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从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学生个体行为）和随意性的参与观察开始（学生个体行为），然后提炼出具体的研究问题（班集体行为），并根据这些具体的研究问题，设计需要刻意观察的内容、深入访谈内容和调查问卷（学习小组集体行为），老师引导学生在课堂对所设计的调查工具（问卷等）进行讨论和最终确定（班集体行为）。然后，学生再分头执行刻意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学生个体行为），学习小组汇总成员的调查数据后进行初步分析（学习小组集体行为），并将调查数据交送班集体进行数据处理。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图示如下（实线为集体行为，虚线为个体行为）：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并对学生的工作进行及时和具体的评价。我们利用汕大提供的数字学苑平台，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文献资料研究综述、各种调查研究数据，都上传到指定的空间，以便与其他同学分享。此外，我们还将学生完成的作业及老师的评语，分门别类地在数字学苑课程空间展示出来，从而不仅能够让学生及时地得到老师对其作业的评语，而且在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互相比较并竞争的机制，促使学生更加认真地做好作业。比如有一个学习小组，在撰写课堂研究设计和方法论时，没有进行具体扎实的讨论和准备，匆匆忙忙地写好之后就上传到课程网页上，经老师点评及与其他小组的作业比较后，他们认识到自己提交的作业，在质量上与其他学习小组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求老师容许他们重新写作。为此，我们决定将所有学生的作业予以开放修改，换言之，我们容许学生对于已经上传的作业进行修改，直到学生们自己满意为止。此外，我们还利用数字学苑平台，鼓励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们不仅可以在数字学苑平台上传自己的作业，信息，还可以对课程的设计和进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种开放式相互作用的教学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所完成的章节内容和学习体会阐述，除了能完整地、准确地概括章节的内容外，还能够结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及未来的打算，阐述该章节的具体应用价值。有一名同学，在学了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和方法论之后，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型研究课题，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青年人创业的动机和经营结果之间的关系。该同学在进行实地参与观察时，突破了老师在课堂所讲授的观察资料整理方法，创造性地将参与观察资料和访谈内容资料糅合在同一表格之内。教师对该同学的创造性精神，在课堂上给予及时表扬，并鼓励其他同学也能够不拘泥于教材和教师所传授的方式，在研究陈述方面进行大胆创新。

教师在阅读了同学们的文献资料研究综述和研究设计报告后，对学生们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给予了及时的肯定，并鼓励同学们争取写好学期论文，以便能够公开发表。在12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学习小组用英语写作其文献研究综述和研究思路设计，他们在学期论文设计中，强调应用工商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高校餐饮服务与学生的校园生活进行综合性研究，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其学期论文研究立意比较新颖，很有学术潜在价值。教师很快将该小组研究设计和论文引言部分，提交给了国际科技协会（Intellectbas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年度学术会议主办者。三位独立评审专家对该小组同学的研究设计，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一致建议大会组织者邀请该组同学赴会作学术发言，同时还建议该小组同学对其研究论文加以修改和完善，以便在国际科技协会主编发行的同行双盲评审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对于处于本科阶段的中国学生来说，做一个研究项目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而这又是本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宣布各学习小组在本学期需要用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时，很多同学表现出了一些忧虑，因为在他们之前所修读过的课程中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该项研究。但后来随着教师耐心地解释和引导以及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讨论，学生越来越理解了进行该项目的方法和意义，也越来越有信心能出色的完成项目研究。

最后，教师在教授学生工商人类学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引导学生培养正确对待学术、正确对待他人的观点和劳动成果的态度。教师鼓励并支持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并针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展开讨论。但针对中国学生缺乏欣赏他人劳动成果的现状，教师积极引导学生，面对他人劳动成果或他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时，先不要急于否定甚至攻击他人，而首先应该看到他人劳动成果或观点合理的一面，学会肯定他人的成绩，之后再以相互学习的态度进行坦诚的交流和讨论。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术交流态度的做法，得到了学校课堂质量检查人员的大力肯定和赞扬。

四、结论与建议

工商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以为工商世界培养未来领军人才为己任的商学院，必须紧跟复杂多变的工商世界，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工商世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11]。工商世界对未来领军人才的要求是全面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当代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主导趋势。各国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文理渗透已成为工商管理课程设置的一个主要方面。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实行文理分科，致使中国大多数商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文理结合的力度不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科学构成，出现了或者重理轻文，或者重文轻理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是有害的，不利于中国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了改变中国商科高等教育偏科现象，我们应尽快强化文理渗透，以保证学生知识、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态度的养成[12]。

目前，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类学已经逐渐的被广泛应用于工商管理教学和科研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边缘学科，即工商人类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丰富了商学院的教学内容。从汕大商学院的实践来看，工商人类学非常适合作为商学院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由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工商人类学课程在教学方面强调实践性，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此外，由于人类学强调研究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影响，因此在商学院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跨文化思考的能力，而学会跨文化思考对于商学院毕业生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他们毕业以后从事国际工商业务时，跨文化思考能力更为重要。有鉴于此，汕大商学院主管教学的领导决定，在2012年的春季学期，继续向本院高年级同学开课，并要求授课老师认真总结教学经验，不断改进工商人类学的教学活动和内容。我们期望在汕大商学院领导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教学实践和努力，工商人类学能够成为一门特色课程，并向其他兄弟商学院推广。

当然，工商人类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还有待完善。具体到教学而言，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教材问题，由于该门课程非常新颖，目前尚无中文版教材，现在我们选用的教材主要是针对美国商学院学生的，教材中的许多案例对中国学生来说都很陌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教学课时问题，目前该课程为两个学分，每周两个教学课时，全学期共32个课时，在这样少的课时内，很难完成我们所设计的教学内容，更不用说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工作。第三个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辅助阅读材料和可供学生分析的案例，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中国从事工商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为数不多造成的。

显然，要推进工商人类学的教学发展，我们就必须努力克服和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尽快组织力量编写富有中国特色的中文版工商人类学教科书。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导周大鸣教授虽然已经着手组织科研人员在编写工商人类学教科书，但进度较慢，已经赶不上现实的需要。第二，我们建议将工商人类学的课时扩展为每周3个教学课时，全学期共48个课时。第三，我们也应当组织力量编写符合中国工商实践现实的案例，供工商人类学教学参考。此外，为了向其他兄弟商学院推广这门新课程，我们建议在适当时机举办工商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以及工商人类学教学观摩会。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管理学科的特点，和中国加入WTO 之后对国际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改革必须要与国际接轨，同时又要适应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需要。中国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必须抓住机遇，从教育目标、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不断提高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而增设工商人类学课程，无疑是加快工商管理教育改革步伐，与国际商学院接轨，并增强中国管理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简易可行的方案。

参考文献：

[1] 蓝雪华，田广.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应用及工商人类学的崛起[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4):70-75.

[2] 蓝雪华，田广.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应用[J].福建论坛，2011，(4):65-66.

[3] Baba，M. Anthropology and Business [C]//In H.James Birx (Ed.)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2006，83-117.

[4] Jordan，A.Business Anthropology[M].Prospect Heights，Il:Waveland Press，2003.

[5] Tian，R，M.Lillis，and Van Marrewijk，A.H.General Business Anthropology[M].Miami，FL: North American Business Press，2010.

[6] Tian，R.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and Unique Methodologies:A Concise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s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2010，(2):70-88.

[7] Tian，R.and A.Walle.Anthropology and Business Education: Practitioner Applications for a Qualitative Meth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2009，(2):59-67.

[8] 张颖丽，许正良.中外管理教育的比较[J].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3，(2):32-34.

[9] 郑长娟，陈林兴.美国优秀商学院本科管理教育的特色分析[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3):109-112.

篇10

【作 者】周颖虹，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91-004

The Ponder on Case study of the Zhuang study Zhou Yinghong

Abstract: Zhuang study is a branch disciplin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aking the Zhuang national minority and its culture as the object.At present, the Zhuang study already has obtained the magnificent achievement. But it also has some insufficiencies, one of these examples is that the case study is still weak.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it is the necessity to Strengthen the Zhuang study's case study.

Key words: Zhuang; study ; case study;anthropology

一、研究背景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从19世纪西方学者对壮族的研究到今天壮学学会的成立、壮学系列丛书的出版，壮族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开拓创新，完成了从壮族研究到壮学研究的质的飞跃。其研究成果可谓成绩辉煌，大量论文、论著不断发表，由覃乃昌的《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对壮学研究的梳理可见其详情。近些年来，随着《壮学论集》的出版和《壮学丛书》中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干栏文化》等的出版，壮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但在成绩面前，我们也不可冲昏了头脑。我们有必要居安思危，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

从覃乃昌的《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对壮学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是从宏观上论述，具体的微观的研究较少。例如，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发表的壮族与其他民族的比较的论文大都是从宏观上对两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至今，壮学研究总的来说，整体的宏观研究较多，成果显著，而微观的个案研究仍相对较少，缺乏细致的分析，还需加强个案的研究，才能真正从点和面两个层次上把握壮族文化。

二、壮学研究的人类学属性

潘其旭指出“壮学是一门以壮族社会群体及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领域，属一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①其研究具有人类学综合性和发散性的特点。壮学研究的综合性是由壮学研究的对象壮族所决定的。李富强教授也认为，壮族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壮族，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壮族，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我们要全面研究壮族，就不但要研究壮族的自然生物方面的特征也要研究其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这就涉及到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我们必须借助许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才能对壮族有比较全面的研究。

人类学强调整体观，认为“研究一种人类行为必须研究与此行为有关的其他各方面的行为”。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非常适合的，能够获得全面的、宏观的、整体性的认识。壮学产生的学术背景便是人类学的参与，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整体研究法即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整体之中或将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关联性、情境性。人类学的宏观性调查即是在比较大的区域调查或进行跨区域调查。比如，壮族地区、西南地区等。

人类学亦强调微观，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来探求整体文化的构成。微观调查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范围内进行调查。“微”是指深入到生活实际，收集多方面材料，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以便揭示研究对象与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泛泛而谈。

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观，强调每个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价值，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应以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来评价其文化的价值，而不应以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来评价其文化价值，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及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人类学提倡文化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认识文化之间的异同。人类学的观点认为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是获得通则的方法，可以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从而真正认识某一具体文化。

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主张实证研究，通过文物文献搜集、参与观察、个别访谈，深入实地，获取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基础上的。

人类学还常常从主位或主客位的相结合或交差的视角来阐释文化。

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②人类学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壮学研究中。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文化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等逐步为壮学研究者所接受。但由于一种新的东西被接受的速度取决于它与接受地人们的原有的文化的契合程度，因此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文化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等被接受的先后和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人类学的理论是丰富的，壮学目前对人类学理论的运用，还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对进化论、历史残余分析法、文化比较法、跨文化比较法用得较多，对功能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结构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族群等新理论和概念用得较少。例如，人类学的整体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整体观念相契合，因此最早被中国学者所接受。21世纪前，壮学的族际研究相对较弱。21世纪后，壮学研究加强了族际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出版了《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现在还需要不断拓展与国内关系密切的壮侗语民族、汉族和国外关系密切的越南的岱、侬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的比较研究。田野调查方法到21世纪才被重视。20世纪的壮学研究“用的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资料，而这些材料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很肤浅的，甚至有悖事实。但我们的研究者却满足于将这些材料七拼八凑组成一个‘壮族社会文化图景’，而不愿或没有‘走进山野’，做深入的田野调查。新概念的提出就无从谈起，20世纪的壮学研究陷入材料术语陈旧，无法与国际对话的尴尬境地。”③可见缺乏对点的深入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画起来的“壮族社会文化图景”之朦胧和瑕疵。而个案研究法多是具有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在运用，其他的研究者则用得比较少。壮学的个案研究还相对薄弱。

三、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人类学既强调整体，也强调个案的研究，也就是点与面的结合。整体与个案的关系是面和点的关系。面由点构成，点构成面，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只有将整体和个案两个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的全面的认识。

整体研究法是指对某一文化进行全貌的深入研究，反对从作为整体的文化中抽出个别要素进行跨文化比较。狭义的整体研究法指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功能学派整体论认为构成文化或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紧密地相互关联而构成一个整体，只有当文化被看成是一个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时，才能确定任何文化要素的意义。即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时，将其置于一个整体之中或将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关联性、情境性。对于壮学而言，就是将壮族放到整个人类、国家或是壮侗语民族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看清壮族自身的定位，或是将壮族的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又称个案法、案例研究法、④个案研究⑤。这一术语最初起源于医学诊治病案和侦破学中的刑事案例。它可以被定义为：经由对个案的深入分析以解决有关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是以个人或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如小组、班级)为研究对象搜集和整理有关各方面的完整的客观情况及资料。心理学上指搜集某个人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事业构成、健康条件等历史资料加以分析，从而探究其心理特征的形成和人生发展过程。⑥人类学加以借用，用来进行文化的个案研究。个案法虽然以个体为调查对象，以个人或家庭为调查研究的单位，但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去发现整体，通过对个案的调查，探求一个社区群体文化的构成。个案因此被界定为“一个整体”，是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⑦个案研究又称“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微”指的是深入到生活实际，对对象进行文化深描，以求贴近生活的原味，使人们能获得一个形象的感性的认识，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社区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是一个变量，有大有小，广义的社区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分布区域。但在实际调查中，社区多是微型的，在其范围内，容易进行参与观察、定点跟踪、个别深入访谈等，并直接体验、亲身感受调查对象的文化氛围。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在调查点呆上至少一年时间，以便对调查对象有全面、动态、深入地把握。

总之，个案研究法具有连续性、动态性、全面性、细致性、生动性，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和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的分析，能够很好的把握研究对象的动态过程，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其复杂性，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及的。其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是由其选择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同类性质或一个地域的特征。即使研究对象不具有典型性，则其研究成果亦可解决研究对象的实际问题。个案研究也存在它的局限性。如个案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受到研究者知识结构等的影响，其推广的价值也因此受到影响。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可能主观地倾向于收集符合或能证实自己事先理论假设的材料或关注这样的现象，忽略其他材料或现象。资料的提供者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会影响到材料的客观性，访谈对象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也会影响到其讲述内容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

个案研究法至今在壮学中的应用仍比较薄弱。李富强教授因此1999年曾在一个研究壮学丛书的出版规划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丛书应该发挥引导学术方向的功能，“壮学系列丛书”应该有一部分是以深度个案为基础的个案研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的覃德清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个案研究还不够重视。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传统哲学习惯于整体研究思维，人们对个案研究的认识还处于模糊阶段，要全面了解和认识个案研究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的壮学研究是宏观整体的研究，地域性实地调查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正说明了目前的壮学研究注意到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的一面，而对人类学注重个案研究，注重精确分析，从细微处见真理的一面重视不够。第二，个案研究法本身的局限性。虽然个案研究法在对个别研究对象的全面和细致等方面优于其他方法，但个案研究法具有主观性和个别性，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广还有待探讨。这使不少人仍然对一个社区或村落的个案调查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民族或社会的状况持怀疑态度。

我们要看到任何研究方法总有它的优越性和局限性。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个案研究法的局限性就放弃它，而是要把个案研究放在整体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即将个案研究法与整体研究法相结合，同时提高研究者素质，增加访谈人数和范围等，力求客观。这样既能克服个案研究的局限，又能发挥它的长处。

四、结 语

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具有复杂性，其内部总是存在许多差异性。壮族由于支系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加上与不同的民族杂居，其内部的差异性、复杂性可想而知。要想对壮族有个全面的认识，光是整体把握是远远不够的。不去探究构成这个整体的部分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对这个整体的结构也并不能清楚地了解。其所描述的整体也就成了没有各个侧面的模糊的整体。将这种对壮族的泛泛的整体认识放至具体的地域或支系并不能一一对应，必然会使人们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因此壮学研究有必要加强对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汇点成面，才能达到对壮族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整体的全面认识。

人类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基础之上的，要加强个案研究，只有走进田野，老老实实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得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用人类学的理论对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获得理论的升华或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壮族文化的复杂性。

总之，虽然壮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人类学属性，但人们对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的接受是有个过程的。因此，壮学研究的人类学性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信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法将在壮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加强。这将有利于壮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增强壮学研究的应用性，即服务于现实中壮族民族自觉和发展的需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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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QIU Jun

（PEDe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ature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sports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positivism， it discussed how to participate the investigation by oneself， how to observ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etail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humanism，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value the theme when selects the research topic， how to reflect human touch in research， and how to express to show human feelings. In the e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Key words：sports anthropology； research； positivism； humanism； integration； pursue

体育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特性上讲，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必然要受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其目的是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因此，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奉为圭臬和法度的实证主义当然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石。然而，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同时，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特性使然，不能不关怀人，不能不关怀人的过去，人的现在，人的未来。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和人文色彩。那么，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番思考。

1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学，自培根（Francis Bacon）批判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强调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导归纳法，以及牛顿建立古典物理学以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谓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经验事实为起点，通过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观察后形成研究假设，然后验证研究假设，经过验证被证实，形成科学知识。概括地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实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成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科瑟，1990），企图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真正的“社会科学”。那么，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除了重视研究中定量数据的收集、挖掘的客观性、规范性，使之与定性分析解释更好的结合起来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以亲身参与和体验作为研究的基础 田野方法被称为是人类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学标志。体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作为母学科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体育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田野方法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在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这是因为体育人类学和其他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都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去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首先需要亲身参与和体验，需要介入和观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身参与并付诸于现场的实践，以获得研究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以亲身参与和体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基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要先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写出人类学论著来，强调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马林诺夫斯基反对老一代人类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人类的历史，坚持作为一种文化科学的人类学，必须经过亲身的观察，才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才能避免本民族对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如此，体育人类学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戏的历史民族学；濑户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的赛牛；威廉姆·盖尔纳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赛“波卡波卡”（参加比赛者用橡胶制的球滚进指定的地洞中，比赛者不是用手和脚控制球，而是用膝盖和臀部来处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认为是篮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遥远的现场，进行调查找寻最直接的遗存和遗迹。体育人类学为研究人类体育的遗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为田野工作而设计的调查方案和问讯的步骤，都是和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相吻合的。

12 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必须对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人的观察，做到客观准确、深入细致，这种客观准确的观察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看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人类学者的研究都十分关心“别人的世界”，这种“别人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与研究者不同的别人的文化处境，就是对“他者”的关注。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距离，研究者与他者的空间距离在客观上为研究者的准确观察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在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上，人类学还强调“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与客位来自于语言学，原来指使用一语言者对于另一语言的细微的语音区分。在人类学中主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被研究者）对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研究者）对被观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释。客观准确的观察在第二个方面的反映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资料和情况。体育人类学中的人，无论是观察者（研究者），还是被观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会中，这种文化和社会对具体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现实的，因而对其影响也是真实的、深刻的、观念性的。反映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容易发生文化局限性现象，也容易产生“非我族类”的偏见，以及文化等级主义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要摒弃这些偏见，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做到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都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现实情况”。

13 追求对细节的关注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对细节的关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学研究手径的重要体现。一个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对研究资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还需要有对研究资料细节的关注。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和观察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发现。例如：2001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对法国阿尔卑斯地区毕西仰枕市（BrianQon）一个村庄——圣安德烈山村的人类学考察，他从一个法国大学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买一块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这位外地教授的到来，当地村民表现出了反感。通过这一事实进一步观察当地的村民，发现法国农村的村民与王铭铭研究过的中国农民有很多相近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小农意识”。这样的发现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进而获得重要研究发现的范例。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对波利尼西亚的三文治群岛社会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岛盛行比赛活动，居民对很多比赛活动相当热心。三文治群岛是未开化的社会，正是对这盛行比赛这一细节的关注，为未开化社会也存在闲暇和文明这一观点的立论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当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并不是忽视对研究课题的总体把握，而是在围绕研究主旨的前提下，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念，不放过研究中心微小的细节，微小的证据，通过对微小的细节、微小证据的考量，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为深层的探索和考察。

2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对应的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强调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强调对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强调对生活意义和生存意义和追求。人文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灵魂，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生命的维护和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和关怀。它与科学精神在研究的着眼点、意义与功能、以及表达的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就体育人类学而言，检视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选题中的人文价值，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怀方面。

21 重视选题的人文价值 和人类学一样，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选题通常会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化，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文化景观。选题中关注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关注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不是猎奇，而是关注这些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的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谓人文价值，是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它对人所具有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对人所具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当然，人文价值的表现和阐发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它反映在体育人类学上也是具体的，反映在研究选题上也是具体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体育人类学作为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体育活动，或者说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人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来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体育活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它对人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所反应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

体育活动中有比赛，体育人类学也研究体育活动中的比赛，在一项具体的比赛选题的研究中，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记述和描述具体比赛是如何进行的，它还会注意到具体比赛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例如：人类学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尔森岛的茨那克村爱斯基摩的比赛游戏，发现这个岛上的竞赛活动目的不在于战胜其他人，而在于发挥自己的最好本领。这些爱斯基摩人特别喜欢不计胜负的弹球游戏，把它当成发挥自己技术的场所。比赛并不看重胜负，为什么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体育比赛不计较胜负？林耶格研究发现，这是因为这里人们长时间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战斗，已经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他人。因此他们都奉行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竞争性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比赛活动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作为研究者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对人的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怀的人文情怀，是很难发现也很难解读这样一种特殊的体育比赛现象的。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庄的棒球：古老巫术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传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庄的过程中，指出棒球这种新的体育竞技项目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术用于医治目的手段。美国一位体育人类学者的《种族、认同、体育：延续的权力》的选题，则着眼于体育对于印第安人维持自身种族独立性所起的作用，体育有助于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其他种族对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对自身种族进行意义再造这样的人文视角。又例如，邓宁·埃利克得在《文明进程：民族独立的曲线与现代体育的发展》的研究中将现代体育的发展纳入民族独立发展这样一个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它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就现代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选题的人文价值和研究意义一目了然。上述学者所进行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无论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也无论是个案的研究还是族群意义上的研究，选题虽有不同，但都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存在的价值，即选题中的人文价值，这正是体育人类学研究选题中所追求的本质意蕴。

22 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关怀。那么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呢？具体地讲，就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还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仅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而是还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联系及其相辅相成；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物质层面的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兰学者伊斯图·洛皮亚（Lsto Ruopplia，1974）“游戏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戏和儿童认知能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化和情感的发展联系起来。苏恩·那格波（Soren Nagbol，1994）的“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的研究，侧重研究环境与生活在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上的居民身体经验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体现出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的人文关怀。阿兰·麦特卡夫（Alan Metcalfe）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英国北部的一个个案研究：1850-1914年体育设施的发展》的论文，这样一个选题乍一看起来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研究英国北部地区体育设施发展，但实际上作者在研究中将体育设施作为一种物质和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通过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会背景的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体现出了学者的人文关怀。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土著人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在考察特罗布里恩土著人节庆中的娱乐舞蹈消遣时，并没有就娱乐舞蹈消遣而描述娱乐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土著人酋长将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种合法名义接受的平民捐献，又以节庆时的赠礼，在娱乐舞蹈时赠送了出去，从中发现了这些活动背后更深层的生活意义，和维系情感和权威的社会意义。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 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怀 人文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学识、修养、人格情绪的综合体现。人文情怀包含三个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将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视角去思想问题，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强调物我交融的境地，追问物我交融的意义。人类学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笔触和人文情怀是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论文的撰写上倾向于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描绘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性的叙述。在对相关事实的解剖和解释上也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以数据说话不一样，描绘解释，披文入情，注意与事实相关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义。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类与体育相关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绘体育中人类活动的抉择；借助文字剖析解释体育中人类生命的意旨和意义；借助文字对体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视，这一切的叙述都需要研究者倾注于人文情怀。例如，体育人类学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比赛，比赛是情绪表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比赛的展开往往和当地民间的故事、音乐、戏剧、绘画紧密相关，对于这些比赛的描写，体育人类学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去描述。又例如，体育人类学要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比赛或特有的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渲泄情绪的功能，由比赛和体育活动所提供的释放因生产、婚庆、葬礼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带来的各种情绪的机会，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视。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应有之义，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 【美】Donald W.Cdlhoun，著，小椋博＼平井肇译：竟技.文化.特质[M].道和书院，2002.

[2] 【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著，龙菲＼徐大慰译人类学家在田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6-158.

[4] 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 历史学家的技巧[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80.

[5] 胡小明国外体育人类学主要学说的编译和研究[C].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成果汇编，2006.

[6] 佟新女性的生活经验与女权主义认识论[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73-78.

[7] 万象客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潮的视角主义[M]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2.8：39-42.

[8] 汪丁丁跨学科的范式[M]北京： 社会科学战线，2004，6：170-183.

[9] 文军论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M]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4，5：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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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82-02

《音乐艺术》2008年的第1、2、3期，连续刊登了六篇“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的访谈录；每篇都以问答的形式，描述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婉对“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六位特聘研究员的采访记录。拜读之余，感触颇深，也受益匪浅。对此先将访谈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学术经历的介绍；②各自已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领域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③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和界定。

访谈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更加明确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三个名称的不同内涵可是。近年来，经常有学者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不加区分的等同使用，使人觉得费解。

由此以为，再谈谈“EtIlnomuslcology”(以下缩写为“EML”)的学科发展和廓清相关的几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EML”的发展概况

“EML”是一个复合词，由Ethno(n.人种论、民族志)和musicology(n.音乐学)两个词根复合而成。从两个词根上看，“EML"实际上是一个横跨了音乐学与民族(人种)学两大系统的学科。也就是说，“EML”与民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欧洲传统意义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可以通用。实际上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起码在欧美是这样一种情形，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本来就是源于欧洲(德国和法国)的人体解剖学。所以说，与“EML”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文化人类学。

然而，文化人类学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和拉策尔(Friedrich Ratzal)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锋，并各自有不少的文化人类学的著作问世。如巴斯蒂安的《人类根本观念》(Ethnische Elementargedeanken)和《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和《人类历史》(History 0f Mankind)等等。随后。出现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影响的第一个流派，即“古典进化论”派，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其后的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等多种流派。

从“古典进化论”起，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已经把人类文化看成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相互影响的民族模式。只不过早期，特别是欧洲文化人类学家，大都致力于对小规模部落社会的考察。这是源起于殖民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外的人类文化的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当今全球性文化变迁的趋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

文化人类学和“EML”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者说，“EML”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更新、不断扩展，都受到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正如梅里亚姆所说“民族音乐学具有随着形成人类学的同一理论潮流而形成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EML”的前身是“ComparativeMusicology”(Compara.tive：比较的、相比之意)，此阶段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因为，此阶段的多数研究者，主要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来看待和观察非欧国家民族的音乐和传统，早期还只停留在“低劣”、“肤浅”的认识上，这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

真正客观、公正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标志是，奥地利比较音乐研究的先导者艾德勒(G.Adler)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和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A.J.Ellis)的《论各民族的音阶》。随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比较音乐学家，还有“德国学派”(又称“柏林学派”)的施图普夫(Carl slumpo、霍恩博斯特尔(EdchMofitzvon Hornbostel)、萨克斯(Curt Sachsl等；“传播论学派”的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曲elm Schmidt)；“美国学派”的博厄斯fFranz Boas)和菲克斯(J.W.Fewkes)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和思想无一不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荷兰音乐学家，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中，首次使用了“EML"这一名称，经过两次的书名更改，1959年以《Ethnomusicology》的名称第三次出版，其理由是“其旧称‘比较音乐学’易使人误解。一般已弃而不用。它并没有进行比其它学科更多或更少的‘比较’。”胡德(Mantle Hood)也认为：“每门学科都要应用比较法。EML是一门研究任何音乐的学问，它不仅根据音乐自身而且还要涉及其文化背景。”最终将"EML'’取代了“ComparativeMusicology”，开始成为了欧洲音乐学术界惯用的名称。

随着“EML”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不断受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梅里亚姆的“文化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一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些学术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

二、与“EML”相关的几个中国概念

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甚至“应用音乐人类学”都是“EML”的中文译名，那是无稽之谈。从构词关系讲，“EML”的译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音乐学”。其它名称只不过是随着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不断扩展，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表述，是阶段性研究目标的产物，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代名词。

“EML”在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已逐渐偏离了音乐本体，相应孕育出了相关不同研究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空间，也代表着某种观念和兴趣。“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

学_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

关于学科名称和定义，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方向不同，自然名称也可以不一样，“由于其研究范围如此宽泛。故而关于它的定义也就众说纷呈，从‘作为文化的音乐之研究’，‘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延伸到‘人类音乐行为的阐释性科学’等等”梅里亚姆也曾说过：“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的定义，由于每个学者所要强调与所希望研究的方面不同，所以也就大不相同，其中甚至竟有完全相反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名称不能在同一个领域等同使用，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对应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作为不同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以下就“EML”相关的几个概念。表述他们不同的学术性质和研究对象。

1.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缩写为EML)

前面讲到，“EML”是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并且最终取代了“Comparatl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之所以取代，是因为“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譬如有研究西洋艺术音乐中相互影响问题的情况，而且还由于这门学科并没有比其它任何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一词在中国最早被译为“民族音乐学”，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经过1980年的“南京会议”以后，这一名称便开始流行，虽然在随后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为什么被译成“民族音乐学”。以为有两个原因：①是直接根据两个词搬(Ethno与musicology)来翻译；②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民族音乐学还基本是音乐本体的研究状况。所以，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应该是以音乐本体的研究为主，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本身。

2.音乐人类学(Anthm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Music是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其核心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他认为，音乐则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与信念形成的，人类行动过程的结果。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出乐音。但它的创造过程是有连续性的过程。所以Anthm，pology 0fMusic可以译为“音乐的人类学”或“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指“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只不过是把“音乐”放在人类文化中来探视。记得在韩锺恩教授的访谈录中。有洛秦教授介绍梅里亚姆对音乐与文化的三个关系的表述。即“文化中的音乐”(in)、“作为文化的音乐”(as)、“音乐就是文化”(is)。读后也深受启发，以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是在“文化中的音乐”或“作为文化的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而非指“音乐就是文化”的研究。就如韩锺恩教授谈到音乐人类学的审美经验时所说：“我希望从‘音乐就是文化’这个阶段折返回去。即通过文化去关注音乐作为艺术进而音乐就是音乐这样一个问题。”这说明了韩锺恩教授从当初提出的“音乐文化人类学”转到“音乐人类学”观念的原因，也说明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应该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与音乐本体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是把音乐置于文化中来审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构造和形态。

3.音乐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

“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英译名为“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有人，以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没有区别，属同一个名称。其根据就是“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值得推敲。其实，音乐具有“有形性”和“无形性”两种层次，即有非物质性“文化”的一面，也有作为物质性“声响”的一面。就像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所指称的学科性质一样。音乐文化人类学更加强调“文化”性质，把所指的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其实质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音乐人类学则侧重于文化的音乐，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其实质还是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所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性质是体现音乐的“文化”属性，研究音乐的文化现象。研究视角不在音乐上，是与音乐事象有关的社会，民间信仰、国家政策等一些超越音乐本体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科偏离的危险。

音乐文化人类学，要当心“文化主义”的陷阱。不管是音乐文化人类学也好，还是音乐人类学也好。其研究对象不能脱离音乐事象去谈文化，虽然是学科性质有所要求，也不能完全抛弃音乐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