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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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作为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组织部分，只有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断变化的形势，深入研究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大胆创新管理方式、方法，才能跟上时展的潮流。提升高速公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水平，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机制建设，严格落实综合治理工作各项制度

（一）建立健全高速公路道路交通安全社会管理运作机制，明确责任，落实监督、考核，实现文明交通与社会管理共建。

要保持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与社会管理工作目标的一致性，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纳入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从行政和法律手段向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社会、道德、科技等多种手段转变，通过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作用，营造文明交通氛围，推进交通环境不断改善。特别是要明确重点，将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摩托车、牲畜上高速等违法行为纳入当地综治考评，启动综合治理的社会治理防范工程体系，建立社会化管理长效机制。

（二）完善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机制。

健全高速公路管理资源共享机制，完善当地政府主导，地方各级各部门与交警、路政、经营单位联合指挥的工作模式，完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和科技管理手段，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规范高速公路交通应急管理，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应对高速公路的紧急突发事件。

（三）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工作机制。

整合各部门的管理资源，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地方党委、政府与路政部门、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建立及时高效的沟通联系，及时将各类违法犯罪信息以及其他路面信息与县政法委、各职能部门、沿线乡镇政府进行沟通，强化对信息数据的分析利用，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整体效能

（四）加强请示报告和宣传机制建设。

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高速公路治安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充分调动各部门、各种社会力量，统筹各种社会资源，推进高速公路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深入乡村、工厂、学校等广泛宣传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知识，营造强大的舆论声势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维护高速公路社会治安的自觉性。

二、加强各项管理，推进综合治理工作纵深发展

（一）健全会议制度，实现源头共管。

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继续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设，进一步巩固“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社会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格局。切实解决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突出问题。针对交通安全管理出现问题的地区，实行重点整治，增加整治力量。

（二）加强道路交通管理。

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管理，着力消除安全隐患。积极会同安监、路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部门，深入开展公路危险路段排查治理工作，消除一批公路安全隐患，整治一批秩序混乱路段。

（三）加强服务区管理。

要加强对服务区行业场所和暂住人员的审核和日常治安管理，督促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建立健全治安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维护好服务区的社会治安。特别是要与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和当地派出所在服务区统一设立治安办公室，设立统一标识的服务区治安岗亭，加强治安管理和便于群众报警。同时，督促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完善安全设施，加强保安力量，确保服务区的治安稳定。

（四）加强应急管理。

加强与气象、路政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协调沟通，提高恶劣天气预警能力，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应急管理预案，认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恶劣天气、处置突发事件、救援抢险、排堵保畅的能力。

三、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综合治理工作效果

加强舆论引导工作，不断推进公共关系建设，着力建立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和积极、稳妥的矛盾化解机制，努力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与广大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的关系，巩固综合治理工作效果。

（一）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完善新闻宣传报道机制，及时向媒体通报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情况，引导媒体加强对交通管理工作的正面宣传。同时，要建立网上舆情动态分析制度，加强网上舆情监控和引导，避免失控现象。

（二）进一步推进公共关系建设。

推广高速公路工作人员公共关系建设的经验，加强工作人员与群众的双向互动联系、沟通，大力宣传社会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工作人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努力增进群众对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的了解与理解、关心与支持。为高速公路社会管理部门搭建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回应民意、改进服务、树立形象的交流平台。

（三）积极回应群众期待，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深入推进各种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群众对高速公路社会管理工作的期待和要求，切实整改执法管理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篇2

中图分类号:D91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113-02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和环境的封闭性,使监狱警察这支队伍披着神秘的面纱,很少被人知晓和理解。有关他们的心理方面的研究也很少,更让人们难以了解他们精神状态的全貌和规律。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与执行力。因此,我们对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调查,探寻他们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期提高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本研究以某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警察为总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80个男性被试为样本,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79分,有效问卷率为98.75%,平均年龄为3l.52±8.63岁。

2.工具:(1)、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金华[1]修订,该量表包括90个题目,9个因子分量表,评分标准采用5级(1―5级)。(2)、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以及支持总分[2] 。

3.方法:测试以无记名方式集体施测,全部资料统一采用SPSS 13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SCL-90总分的统计描述

调查人群中SCL-90总分最小值为90分,最大值为320分,均值为150.43,标准差为51.69。总分大于180分的有18人,占调查人数的22.79%,说明本群体中22.79%的人存在心理问题。

①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均分的得分频数分布及比例分布各因子分的计算方法是:各因子所含项目的分数之和除以该因子的项目数所得的商。一般认为,某一因子分超过2分则认为该因子所指向的症状突出;某一因子的得分如果达到3.0,则表示有症状。按此标准我们将范围划分为4个等级:1级为心理健康水平,因子分

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水平上,以SCL-90总均分或者有一项因子分≥2为标准,本次测查可以筛选出有轻度心理问题的人员15人,占全部被试的18.99%,有中度以上心理问题的人员3人,占全部被试的3.80%。没有存在重度心理问题的人员。其中具有强迫、躯体化、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的心理症状者比例较高。

②监狱警察SCL-90测试结果与国内成人常模比较

我们将监狱警察SCL-90测试结果与国内成人常模进行了比较,结果如表2。

* P

表2显示,除恐怖因子外,监狱警察的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评分均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③不同年龄监狱警察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评分比较,见表3。

我们将本次调查的人员按年龄划分为两个组,年龄

* P

表3显示,中年组(≥35岁)9项因子评分均高于青年组(

2.监狱警察社会支持情况

①不同年龄组监狱警察社会支持比较

* P

从表4可以看出:在社会支持方面,中年组除客观支持高于青年组外,其余均低于青年组。中年组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与青年组相比较,均具有显著差异性(P

社会支持量表测试显示中年组在客观支持上的得分并不低于青年组,但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低于青年组,这表明中年组监狱警察对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满意程度不高,不善于支配和利用周围的各种支持源。

②不同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差异比较

我们把症状自评量表总均分分为

* P

两组的社会支持各因子得分结果显示,症状自评量表总均分

③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

* P

从表6可见,主观支持对监狱警察的强迫、焦虑、敌对因子有影响。客观支持除对监狱警察的焦虑和敌对因子没有影响外,对其他均有影响。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对监狱警察各因子有影响。除了强迫、敌对和恐怖因子外,总体社会支持量总分对其余各因子均有影响。

三、讨论

从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监狱警察的心理状况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的心身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从SCL一90的角度看,他们的总分及各因子分都比正常人群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监狱警察长期处于高负荷、高风险、高强度的半军事化工作环境相关。他们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环境,使他们精力、体力严重透支,常常出现头痛、四肢酸痛等躯体症状及不良心理状况。

社会支持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互动作用。它通过现在资源或心理社会资源的实际交换,或者通过知觉的效用来改善个体的应对、尊严、归属和能力[3]。在社会交往中,积极向上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归属感。然而,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人际交往与正常群体的人际交往有很大区别。许多监狱警察生活在单位与家庭两点一线之间,几乎很少与外界接触,很少参与社会交流,这种半封闭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对周围事物与朋友缺乏深入的了解。除了亲属和勉强维持着的几个朋友外,他们的社交圈越来越小,朋友群越来越少。另外,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监狱体制改革引发的一系列不适应问题,还要面对来自罪犯不健康心理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心理问题及心理疾病的产生。

社会支持是个体面临压力的缓冲剂,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若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具有良好的社会交往,具有高度的社会支持,也就拥有了大量尊重、照顾和爱护自己的家人及朋友。大量研究表明,在压力情境下,那些受到较高心理与社会支持的人,比受到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因此良好的社会支持有益于心身健康。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的缺乏及社会支持的异常都会对监狱警察心理健康造成显著的影响。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利用好社会支持是维护和提升监狱警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关方面必须重视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鼓励监狱警察积极主动地接纳和争取社会支持,最大限度利用好社会支持;同时增强他们的应对能力,提高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

作者单位:戴斌武 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张 伟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3:31―5

篇3

当前，我国质量发展的基础还很薄弱，质量水平的提高滞后于经济发展，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数量，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为此，十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在数量增长较快的同时，质量却未同步提升。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十报告提出要“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因此，以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为切入点，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增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实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

质监部门作为质量工作的主管部门，如何以十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布局，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检不了、检不准、检不全、检不快”的问题，全面提升全区质监队伍的能力、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2013年，自治区质监局将开展“提升能力素质年”活动，着力提升队伍素质，着力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努力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服务。主要任务是：继续围绕“抓重点、抓难点、抓亮点、抓新的增长点”的工作主线，下大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升质监队伍综合素质。近年来，随着内蒙古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食品、特种设备安全，工业产品质量检测、认证认可及打假治劣的任务日趋繁重，而质监队伍的能力素质与这种任务要求不相适应，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下大力加强质监队伍的能力、素质建设迫在眉睫。要把提升质监队伍综合素质作为“提升能力素质年”活动的第一要务，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要求部署为切入点，真正树立刚正廉洁的依法行政形象、科学权威的技术执法形象、可亲可信的人民质监形象。

（二） 全面加强质监技术支撑和业务能力建设，大力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和业务水平。 一是着力提升检验检测综合实力。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进一步加大基本建设投入，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联建联营等多种模式，大力加强检验检测项目建设，大力实施基层技术机构能力建设工程、区直技术机构能力建设工程和国家质检中心能力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区直技术机构科学研究基地、特种设备安全检验基地、综合检测中心和盟市、旗县检验检测综合楼和质检中心建设，努力提升技术机构基础设施、装备水平等硬实力。深入实施科技兴检战略，设立专项科研经费和奖励基金，推动科研攻关、技术开发、装备研制和关键技术方面的创新突破。 二是着力提升宏观质量管理水平。深入实施质量兴区战略，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主导产业规模化、新兴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品牌化，促进发展模式向产业汇集、效能集聚、品牌集群转变。扎实推进名牌战略，调整名牌产品的结构、种类和布局，扶持农业品牌、培育新兴产业品牌、壮大传统产业品牌、发展服务业品牌。建立和完善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政府质量奖励机制，引导企业以争创质量奖为目标，夯实质量基础，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三是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进一步完善标准化管理体制，研究制定实施标准化战略规划，完善标准化工作政策措施。加快建立和完善自治区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体系，为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继续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做好13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验收工作。加强现代物流、餐饮服务、旅游景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服务业的标准化工作，重点制订一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服务质量标准，全面提升服务业标准化水平。四是强化计量基础支撑作用。推动医院、眼镜店等开展诚信计量承诺活动和计量合格确认活动，深入推进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建设，培育一批诚信计量示范单位。以打击计量违法行为为重点，继续加大计量专项整治工作力度，开展加油机、加气机及电子汽车衡专项整治和定量包装商品专项检查，维护正常的市场计量秩序。加强计量技术机构的授权管理、考核和监督，组织开展计量比对活动，规范计量检定和校准行为。组织开展重点耗能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检定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处理和使用管理，实现能源计量管理科学化、信息化和系统化。五是全面推进认证认可体系建设。完善以体系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和有机产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等自愿性产品认证为核心的认证体系，规范认证市场秩序，促进认证有效性的提高。认真落实区局《关于加强认证执法监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认证监管和执法能力建设，围绕重点企业、重点产品、重点领域开展认证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重点查处认证活动和获证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继续加大对获证实验室的监管力度，整改一批不规范的实验室，取消一批不符合条件的实验室资质，建立一批示范性标准化实验室。抓好评审员队伍建设，严格程序管理，统一评审标准，进一步提高现场技术评审质量。

篇4

1　建立了解和掌握妇女需求及利益表达机制。为了充分行使妇联组织代表妇女群众参与利益协调的职责，必须珍惜并积极拓展妇女利益诉求的反映渠道。一是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就公共政策的完善，经常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二是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民主协商；三是建立专报制度。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经过严格筛选之后提出对策，向党政领导及时反映妇女与人民群众的呼声。

2　建立健全妇女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机制。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组织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城市下岗失业妇女和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增多，我们要从关注妇女民生问题人手，建立矛盾化解机制和利益调处机制。首先妇联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对与妇女维权及发展有关的问题，妇联自身能解决的，要抓紧落实。自己解决不了的，要紧紧依托党政资源，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纳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3　建立健全事关妇女儿童的突发事件应急干预机制。遇到突发事件，应积极配合政府，实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响应机制、新闻机制、中外记者采访服务管理机制、舆情研判机制，及时干预处理机制和善后工作机制，及时稳妥的处理突发事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4　建立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向公众并服务公众，必然有其严格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理当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建立健全妇女工作评估体系，实现从定性到定量、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这一体系建立的过程，实质是对妇联自身工作定位、思路重新梳理、反思的过程；是确定工作导向、确立妇女工作价值观的过程；也是理清职责、规范工作、实施科学管理的过程。如我们在家庭建设过程中，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细化了家庭建设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从文明家庭创评、家庭文化、家庭教育、家庭养老等10个方面，提出了30多项标准，使家庭建设从口头上的号召落实为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另外，还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传媒和社会评价手段，畅通妇女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评价渠道，逐步建立开放式、社会化、群众化的妇女工作评价体系，这是妇女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

5　完善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发挥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妇女儿童工作各类协调机构的作用，认真履行妇联作为再就业工作、农民工工作、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责，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积极为妇女参与农村改革发展争取政策、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支持。要进一步发展面向农村妇女儿童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妇联各类实体阵地，不断扩大农村妇女儿童的受益面。要进一步拓展为农村妇女儿童服务的国际合作平台，加大引进项目、吸纳资金的力度，促进农村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妇联组织要积极借力、借势、借平台，推动政府强化主体责任，实行综合大维权服务，凸显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篇5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0-0119-02

2008年，文化部批准朗诵考级为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新增项目，这是继音乐、美术、舞蹈之后又一项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由于该项目增设时间相对较晚，一段时间内未在全国推广开来，后来伴随着教育部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以及各地对语言艺术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这一职业倍受青睐，越来越多的人经过培训走向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简称“朗诵考级教师”）这一岗位。由于是新兴职业，行业规范标准还不甚完善，刚刚从事这一职业的教师对职业所要求的素质能力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教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对促进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

教师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是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它具有道德的约束性[1]，对朗诵考级教师来说其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又具有特别性，具体有以下两点：

1.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培训属于社会教育，考级教师与中小学高校等教师不同，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不稳定的，参加朗诵考级培训的考生从学龄前儿童到成年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以朗诵考级教师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因材施教、热爱学生、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2.当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考级单位来讲，少数考级单位为了抓生源，提高经济效益，把艺术考级变成以赢利为目的的纯商业活动，这样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会扰乱整个行业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其次，从教师方面来讲，少数教师的功利心在作怪，把目光主要放在的了挣钱上，保证不了教学质量，并且教师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再次，从学生家长方面来讲，少数家长要么功利心重，把艺术学习当成升学的捷径，要么就是互相攀比，虚荣心作怪[2]。作为朗诵考级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把职业操守，真正热爱这一事业，抛开一切功利，敢于揭发不良现象，守住自己心中的一片净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同时还要正确的引导学生家长。考级单位、教师、家长三位一体，一起努力，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氛围。

二、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应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

1.提高理论政策素质

朗诵考级教师若忽视了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有关理论政策的学习，就好比没有帆的船，很难找到正确的工作方向，使教学失去针对性，甚至工作会走弯路。所以朗诵考级教师要认真学习关于朗诵考级的文件政策，熟知朗诵考级的标准与级别，朗诵考级中各级别的组和试题、评分标准和评分办法以及其他关于考生考级的要求，同时认真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24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以政策指导实践。

2.夯实专业理论基础

有人说：“教师的上课，是一滴水与一桶水的关系。”虽然课堂上倒出来的只有一滴水，但是教师肚子里却需要一桶水。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渊博的知识，只有钻研得深透、真正理解了的东西，才能讲得生动，讲得透彻;只有自己有较为深刻的体会，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才能讲出新意[3]。所以教师要想教好朗诵必须具备丰富系统的朗诵专业理论知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朗诵实践，提升自己的朗诵水平。

从事朗诵考级教师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工作经历、专业背景和学历决定了他们的朗诵专业理论基础不一，学习能力也不尽相同。以北京电台培训中心2013年7月举办的“全国艺术水平考试朗诵考级专业教师证书培训班”为例，学员中有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校大学生、中小学以及高校教师、各类私营艺术培训中心负责人等，学历从专科到研究生都有。通过对结业考试成绩比较研究，可以按照专业背景把该班学员分为四类：一是有播音与主持艺术或表演专业背景的学员;二是具备省级或以上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的学员;三是有语言艺术教学或管理经历但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学员;四是其他专业背景从未接触语言艺术领域的学员。前两类学员由于系统的学习过语音发声和语言表达技巧等学科，接受朗诵专业理论的能力较强，而后两类学员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的起点不一样，所以后两类学员就需要更加努力，除了培训课上认真学习以外，还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书籍，勤学苦练，下大力气夯实普通话语音、艺术发声、语言表达技巧、朗诵理论等理论基础知识。同时部分前两类学员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就心存优势，走马观花地学习，易产生浮躁的学习态度，有基础是好事，但要是停滞不前，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学无止境，应该在现有基础之上刻苦钻研、不断提升、虚心请教并耐心的帮助其他同学。

3.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朗诵教学同声乐、舞蹈等艺术类教学相似，教师的示范能力非常重要，朗诵考级教师必须提升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示范教学能力。往往专业实践能力强的老师在同学们心中都有较高的威信，反之在教学中很难有说服力，还是以“一滴水与一桶水的关系”来讲，要想教好朗诵首先自己得朗诵的好，朗诵考级教师要练就扎实的语言艺术基本功，能熟练地表演经典的贯口和绕口令，并掌握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的朗诵方法。“朗诵考级教师培训班”时间虽然不长，但授课的教师都是经验丰富并具有高级职称的播音员主持人和演员，曹灿、虹云、杜敏等知名专家都在其列，他们不仅阅历丰富、德高望重，并且有很强的示范能力，学员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学习老师教予的朗诵技巧，多争取朗诵练习的机会，并虚心接受老师们宝贵的指点。艺术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参加十几天的培训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但是学员在培训期间可以及时发现自己朗诵的不足，同时建议学员们在培训结束后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帮助其详细找出自己的语音问题，以在日后进行改正。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教学相长，同时积极参加各种朗诵比赛和朗诵实践活动，通过丰富的舞台经验来锻炼自己。一段时间后争取考取普通话一甲证书，以最标准的语音和最完美的朗诵进行示范教学。

三、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文学素养

1.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完善教师基本素质，提升教学水平

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之后就要想办法把理论和实践教给学生，此时教学方法尤为关键，现实中不乏有些老师自己朗诵的很好，获得各类朗诵比赛的奖项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教，实践与教学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朗诵考级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学习共性的教学法，所有专业的教学都是有共性可循的，要掌握一般的教学规律，师范类专业背景或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学员对此都有了解，主要学习《教育学》等课程，了解教育原理，在此不多赘述。

（2）因材施教，前文中述，参加朗诵考级的考生各个年龄段都有，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性格特点、生活阅历、知识储备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对于年龄较小或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选择较简单的稿件，同时要多多鼓励，帮助其树立自信心，营造轻松自如的学习环境，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其查缺补漏，选择有一定难度的稿件练习。另外在教材选择方面，目前比较权威的教材是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国歌剧舞剧院考级委员会编著的《朗诵教学考级表演教程》。总之在教学中要以科学的教材为依托，以合适的教学方法为支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3）采用小班授课，艺术类教学不宜采用大班授课，当然可以采用“大班讲授理论共性问题，小课解决个体症结”的教学方法，这样教学才能更有针对性，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全部大班授课是不科学的，是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的。

（4）注重对朗诵稿内容的解析，朗诵实践教学中最切忌的是只一味的解决学生的语音、发声、朗诵技巧的问题，或只采用“教师领诵，学生模仿”的方式，这样学生不仅不会举一反三，并且朗诵出来的作品也缺乏内涵，甚至表达不清语意。朗诵是朗诵者的一种再创作活动。这种再创作，不是脱离朗诵的文字材料去另行一套，也不是按照字读音、照本宣科的一种简单、机械的言语活动，而是要求朗诵者通过原作，用有声语言传达出原则的主要精神和艺术美感[4]。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朗诵作品的讲解，先让学生充分理解作品的主题、背景、层次等之后再解决语音、基调等技巧问题，这样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多读、多写，提升文学素养

朗诵考级的作品以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为主，提升文学素养有助于教师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教学中才能更详细深刻的讲解作品，并能有效地帮助教师提高朗诵技能。提升文学素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多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好能背诵一些经典的、朗朗上口的文章，其次是要累广博的知识，在生活中注意留心观察，同时还要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张颂老师在《播音创作基础》中讲到的广义备稿的理论也告诉我们要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因为朗诵的稿件中可能会包含历史、人文、自然等科学，只有具备宽广的知识面才能更好的理解作品。

目前，就全国来说，“朗诵考级教师资格培训班”班次还不是很多，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朗诵考级教师的岗位也会越来越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努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业务上都要有较高的水平，以更好的传播朗诵这门高雅的艺术，进一步唤起社会对语言艺术教育的重视，提升公民整体的语言表达能力，争做合格且优秀的朗诵考级教师

参考文献：

[1]唐伟，钟伟，陈蕾吉.高校青年教师素质能力要求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3）.

篇6

【关键词】 社会支持；抑郁；焦虑；反流性食管炎

在我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脂肪类食物增多，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RE）的发生率逐渐增高。李兆申等[1-2]调查显示，1990-1999年RE占内镜检查总数的2.02%，而2000-200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11%。研究显示RE同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3]，心理社会因素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途径影响食管和胃动力，而RE也常影响人们心理，RE患者常有焦虑和抑郁表现。目前，RE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相关研究报道较少。本资料分析了RE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和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社会支持和抑郁、焦虑症状的关系，以期为RE患者制定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在我院行胃镜检查确诊为RE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进行调查问卷。RE患者符合下述要求：①主要症状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反胃等；②经内镜检查确诊；③排除其他消化系统器质性病变及严重肝、肾、心、脑血管等疾病。健康志愿者符合下述要求：无烧心、胸痛、吞咽困难、反胃等症状；胃镜检查未见异常；无其他器质性疾病。共有135例RE患者和122例健康志愿者完成调查。RE患者中男80例，女55例，年龄27～70岁，中位年龄45.8岁，内镜下RE分级参照Los Angeles标准[4]：A级为病灶局限于食管黏膜皱襞，长度＜0.5 cm；B级为病灶仍局限于食管黏膜皱襞，相互不融合，但长度＞0.5 cm；C级为病灶在黏膜顶部相融合，范围＜75%食管壁；D级为病灶相融合，且范围＞75%的食管壁。135例中A级78例、B级48例、C级7例、D级2例。健康志愿者中男75例，女47例，年龄26～67岁，中位年龄43.7岁。两组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 研究方法

自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对我院胃镜检查确诊为RE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

1.2.1 问卷内容：①一般情况；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5]；③抑郁自评量表(SDS)[6]；④焦虑自评量表(SAS)[6]。

1.2.2 评价方法：由心理科医生进行统计，并换算成标准分。①根据SDS计算标准分，≥53分表明有抑郁症状[6]；②根据SAS计算标准分，≥50表明有焦虑症状[6]。

入选的RE组和健康志愿者组分别再分为无症状组（均未达到抑郁症状标准、抑郁症状标准）、单纯焦虑症状组（仅达到焦虑症状标准，未达到抑郁症状标准）、单纯抑郁症状组（仅达到抑郁症状标准，未达到焦虑症状标准）和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组（同时达到抑郁症状标准和焦虑症状标准）。

1.3 统计学处理方法

两独立样本均数比较采用t 检验，分类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RE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社会支持比较

RE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的社会支持程度评分，结果表见表1。两组客观支持分差异无显著性 (P＞0.05)，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因子得分，RE组低于健康志愿者组，差异均有显著性（均P＜0.01)。

2.2 RE患者和健康人群焦虑与抑郁症状比较

RE组与健康志愿者组抑郁症状评分与焦虑症状评分比较，见表2。

RE组和健康志愿者者组无症状例数分别为88例（占65.2%）和112例（占91.8%），单纯焦虑症状分别为16例（占11.9%）和3例（占2.5%），单纯抑郁症状分别为8例（占5.9%）和1例（占0.8%），抑郁合并焦虑症状分别为23例（占17.0%）和6例（占4.9%），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或P＜0.05）。

2.3 RE各级患者抑郁、焦虑症状评分结果

RE A级78例，B级48例，C级7例，D级2例。RE A、B级患者抑郁标准分为（45.05±7.34）分，RE C、D级患者抑郁标准分为（48.76±9.25）分，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t=1.44，P＞0.05)，RE A、B级患者焦虑标准分为（44.64±6.12）分，RE C、D级焦虑标准分为（48.16±8.37）分，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t=1.62，P＞0.05)。

2.4 RE患者抑郁、焦虑症状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按照是否有焦虑、抑郁症状分组并比较各维度评分，见表3。单纯焦虑症状组、单纯抑郁症状组和合并焦虑抑郁症状组分别与无症状组比较客观支持分，差异均无显著性（均P＞0.05）。合并焦虑抑郁症状组与无症状组在主观支持分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单纯焦虑症状组和单纯抑郁症状组分别与无症状组在主观支持分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均P＞0.05）。单纯焦虑症状组、单纯抑郁症状组和合并焦虑抑郁症状组分别与无症状组比较支持利用度，差异均无显著性（均P＞0.05）。

3 讨论

RE系指由于胃和（或）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食管黏膜的炎症、糜烂、溃疡和纤维化等病变，属于胃食管反流病。其发病机制主要是食管下端括约肌(LES)抗反流的屏障功能减弱，食管对胃反流物的廓清能力障碍和食管黏膜屏障功能的损害有关[7]。有文献报道称其发病可能与心理社会应激因素有关[8]。RE患者由于受到如：烧心、胸痛、吞咽困难、反胃等症状影响往往会也有心理方面变化。

孙红梅等[9]调查发现，RE患者社会支持总分低于健康人。本研究显示RE患者客观支持分与健康志愿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但RE患者的主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显著下降。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而劣性社会关系的存在损害身心健康。良好的社会支持可对应激起到缓冲作用，从而为个体提供保护[10]。本研究也显示RE患者往往存在与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下降。

Haug等[11]对人群的调查研究显示，焦虑和抑郁与烧心等消化道症状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本研究显示RE患者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焦虑、抑郁标准分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但不同级别RE患者中焦虑、抑郁标准分差别不同。RE患者具有许多与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发生有关的特定的心理社会紧张因素。焦虑和抑郁等不良心理活动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途径影响食管和胃动力，从而引起胃和（或）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RE，而RE患者由于受到如：烧心、胸痛、吞咽困难、反胃等症状影响往往会也有心理方面变化，产生焦虑和抑郁症状。

目前有关RE患者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客观支持分在无症状组、单纯焦虑症状组、单纯抑郁症状组和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组区别不大，但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的RE主观支持明显降低，提示RE伴有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的患者往往有主观支持低下，缺乏社会支持增加RE患者不良生活事件的影响，容易产生抑郁合并焦虑症状。支持利用度在无症状组、单纯焦虑症状组、单纯抑郁症状组和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组区别不大。在单纯抑郁和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组支持利用度较低，但与无症状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可能与单纯抑郁和抑郁合并焦虑症状组例数尚偏少有关。

所以，临床医师对RE患者加强躯体治疗的同时，应重视患者心理健康，给予心理指导，促进患者心身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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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en M，xiong L.Prevalence，risk factors and impact ofgastroesoghageal reflux disease symptoms: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Scand[J].J Gastroenterol，2005，40(7):759-67.

[4]刘思德，姜泊，周殿元，等.胃食管反流病内镜诊断标准及图片解读[J].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2008，13(1):42-4.

[5]肖水源.社会支持平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志，1994，4(2):98-00.

[6]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5-2．

[7]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726-727.

[8]万小平，张此忠，王雁，等.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测压及pH监测值[J].基础医学与临床，2000，20(6):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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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reatment of the oil spill， sometimes encounter some dangerous or shallow waters， need small unmanned craft to the site for oil spill recovery work. Small unmanned craft's front end is equipped with carrying platform， the platform is mainly completed task release of spilled oil recycling machine. In view of the defects and problems existing platform，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necessary improvemen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work tasks more efficient.

【Key words】Oil spill recovery machine； Unmanned ship； Carrying platform；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0 前言

目前，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各国对石油及其石油产品需求量持续增大。在石油运输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溢油事故时有发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进而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类的生存。鉴于此，多种溢油处理及回收方法不断产生。当前，海上溢油回收处理方法主要有三种：物理法、化学法以及生物法。由于使用化学或者生物法处理溢油的同时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因此回收溢油最为理想可靠的方法是使用物理法处理。目前较为广泛的物理法主要有各种收油机以及收油网等机械装置。本文主要是研究并改进安装在无人艇上的搭载平台，使其能够更加安全、可靠地在无人危险水域收放收油机，从而能够高效率完成水面溢油的回收工作。

现有的搭载平台尽管能够完成溢油回收机的收放工作，但是也存在的一定问题。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其工作原理为：①在无人艇开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装置如图所示放在船头。②无人艇行驶到达目的的以后，电机6启动将溢油回收机提起。③溢油回收机提起以后，电机6停止。电机1启动，开始放钢丝绳。通过立杆顶部的滑轮连接到摆动杆，从而是摆动杆下落。④摆动杆放下以后，电机1停止，电机6启动，放下连接摆动杆和溢油机间的钢丝绳，把溢油机放到水面上。溢油回收机开始工作。⑤当溢油回收机工作结束以后。电机6启动，把溢油机收上去，然后电机1启动，收拉光丝绳，将摆杆拉回，然后电机1停止。电机6启动放下溢油回收机，最终回到如图状态。无人挺开始航行去下一个地点或回航。

通过对上述搭载平台的研究分析，船舶摇摆载荷，对搭载平台上的溢油回收机及顶部电机产生的船舶摇摆载荷，对搭载平台影响比较明显，对搭载平台强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可以在安全及保险措施上对结构进行细化并完善。

1 优化设计方案内容

1.1 通过分析确定方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搭载平台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由于船的要本载荷本身不可避免，而且溢油回收机的型号已经确定，因此改进方案定为撤去顶部电动机，这样不但可以减少摆动杆与立柱连接处的静载荷，也减少了顶部电机产生的船舶摇摆载荷。从而提高搭载平台的使用寿命和工作安全系数。

1.2 方案概述

通过优化改进。搭载平台的模型如图2所示：

此搭载平台的工作过程大致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如图3所示：

第二部分如图4所示。

由图可知，其工作原理为：①在无人艇开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装置如图3所示放在船头。②无人艇行驶到达目的的以后，卷筒1启动将溢油回收机提起。③溢油回收机提起以后，卷筒1停止。卷筒2启动，开始放钢丝绳。通过立杆顶部的滑轮连接到摆动杆，从而是摆动杆下落。④摆动杆放下以后，卷筒2停止，卷筒1启动，放下钢丝绳，把溢油机放到水面上。溢油回收机开始工作。⑤当溢油回收机工作结束以后。卷筒1启动，把溢油机收上去，然后卷筒2启动，收拉钢丝绳，将摆杆拉回，然后卷筒2停止。卷筒1启动放下溢油回收机，最终回到如图3状态。无人挺开始航行去下一个地点或回航。

模型图示中1和2为卷筒，均由液压系统提供动力，一个通过钢丝绳的链接控制溢油回收机的升降，一个通过钢丝绳的链接控制摇摆杆的摆动。

在图示中挡杆杆3和4分别控制摆动支架的工作的两个极限位置。

式中n为安全系数，k钢丝绳捻制折减系数，w钢丝绳充满系数，σb钢丝的公称抗拉强度。

滑轮可根据选好的钢丝直径，来选择。滑轮用以支撑钢丝绳。承受负载不打的滑轮，结构尺寸较小（直径D

2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对已有搭载平台的结构优化设计，完成对溢油回收机的收放功能的方案。并且保证其能更加安全高效的完成溢油回收工作，对于在危险区域的无人收油工作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优化后的搭载装置结构更加简单，对水面溢油回收油工作安全高效进行及环境保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艳梅，曾文炉，于强，等.海洋溢油污染的生态和健康危害[J].生态毒理学报，2011，6（4）：34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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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整个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试点到实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近几年，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比较关注的话题，由于实施时间短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原因等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许多不合理或者是说不完善的地方，导致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原因多种，主要包括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接下来，主要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来阐述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抑制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第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村居民有钱不敢去消费。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家庭小型化和未富先老的增多给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造成的结果是我国农村居民为了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等等，尽可能的减少各项开资而增加储蓄，导致储蓄倾向上升。有关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由1995年的0.1695上升到2005年的0.2151。

第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不够完善使得农村居民疾病风险支出加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体制不断改革，农村居民的各项医疗费用不断提高，上升幅度超过了农村居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为686.3 元，而在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为4140.4 元， 增长了将近6倍；医疗费用的不断提高，给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农村居民不能得到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必须减少当前消费，为未来进行储蓄，从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进而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农村居民养老支出风险，使得农村居民有钱不愿意也不敢去消费，从而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早已给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劳动能力的下降及劳动机会的丧失，老年人的收入越来越少，甚至完全切断了其收入来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老农保”）基金采用的积累模式是“完全积累制”模式，国家财政不提供支持，集体补助又时常落空，往往演变成为“个人储蓄保险”，即自己储蓄为自己养老。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虽然增加了财政补贴，但由于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覆盖面太小，还有待扩大。因此，由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没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居民只能依靠储蓄为自己的养老风险买单，消费需求必然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第四，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农村低收入人群消费意愿受到了抑制。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9 年5月之前，我国已有4356.4万农村居民享受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等原因，各地的低保标准都不一样，少到几百余元大到几千余元，差距比较大。除了农村低保标准低以外，还有其他各类社会救济标准都比较低，诸如五保户供养、自然灾害救济、农业补贴以及优抚安置费用等，这些都增加了农村居民各种方险支出的可能性，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五，农民工和失地农村居民进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的范围之外，进一步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较低，有关数据显示，在2010年末，农民工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参保率分别只有34.7%、22.8%、31.9%、、10.4%、5.6% ，而其他类保险的参保率则更低，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的参保率为2.9%、职工互助合作保险的参保率为3.1%、商业保险的参保率为5.1%。只有部分农民工享有其单位提供的极少量医疗补助金，但是，农民工一旦离开了所在单位，各种救助将随之解除。显然，由于农民工和失地农村居民都缺乏保障，其将来的预期支出会明显加大，必然降低其现期消费意愿，进一步减少了整个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原理分析

第一，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其购买力，从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消费。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会从多方面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其一，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税收以及各种补贴等方式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以英国为例来说明，早在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纳税前的收入比达到惊人的120∶1，但经过各种社会保障补贴以及纳税之后，其最终收入比缩小为将近4∶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后，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对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其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即通过消除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子女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后顾之忧，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彻底解救出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创造有利条件，最终将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购买力。

第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改善消费意愿，扩大消费需求。

无论是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说，还是参考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说，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稳定性，从而改善其消费意愿，降低储蓄率。即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认为未来收入将会逐步增加或者至少不会减少，从而会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减少储蓄倾向，增加即期消费。

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形成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拉动消费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后，有利于形成一个数额巨大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西方及一些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已经成为政府投资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也开始用来进行投资，主要用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等等。社保基金的运用，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调节经济并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

三.现实意义

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深入分析影响因素，才能找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切入点与改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国家政府及立法机关，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足够的重视，相信未来几年内，我国农村社保体系将会更加完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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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D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2－0184－02

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年产高品质水泥140万吨。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其石灰石矿山距离地震震中映秀镇直线距离仅16公里，地震直接诱发了矿山上山公路沿线几十处滑坡、崩塌、路面开裂、沉陷以及大量的滚石次生灾害，给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坪滑坡为其中较大滑坡之一，矿山公路从坡体的前缘通过，其外侧为1、2线矿石皮带运输系统，坡下为白沙河，边坡高陡，地震前曾在道路内边坡设有抗滑墙和单排抗滑桩。抗滑桩高1m；抗滑墙高2m。滑坡一旦失稳，不仅要摧毁该段矿山上山道路和1、2线矿石皮带运输系统，危及过往车辆行人安全，还可能堵塞山下河道，对环境产生危害。为此急需对该滑坡进行防治。

一、滑坡体概况

工作区属温暖、湿润和多雨的亚热带气候。区内多年平均气温15℃；年平均降雨量为1001.9～1600mm，局部地带降水量可达2000mm，多集中在6～8月，占全年降水量的60％～76％。年平均蒸发量为900～1000mm。矿区多雾，湿度大，地下水丰富，植被茂盛。场区位于映秀～北川断裂东侧的龙门山的山前构造带上，地势较陡，区内地层主要为须家河组砂岩、泥岩地层，上覆第四系崩坡积土层。

滑坡体平面形似三角形，横宽200m，纵长80m。滑坡总体坡度35°～55°，坡体后缘高程945.3m，前缘剪出口高程907.1m,均厚6m，复活滑坡体体积约96000m3。

滑床由三叠系须家河组的砂岩夹泥岩，岩体较为破碎，偶有掉块现象，坎脚明显有拉裂缝；钻孔资料和地表地质调查表明，坡体为第四系崩坡积层，坡体组成物质为大小混杂的崩坡积物，以块石土、碎石土为主，间夹粉土、砂土，少量粘土，块石粒径一般为3～35cm，最大粒径1.5m。滑坡体中下部出露小平台，平台长约6m，宽3m，滑动迹象的主要表现：在内侧挡墙有明显剪出口，外侧边坡坡体局部坍塌，坡体上皮带运输系统墩位下沉移位；部分挂网喷浆防护坡面局部钢筋已出露，水泥浆层出现较大变形开裂；滑坡剪出口位于公路以上，高于抗滑桩之上的抗滑墙出现横向开裂，为滑坡体发生越顶所致。在抗滑墙和抗滑桩的立面上，沿道路从8#抗滑桩至最远端的19#抗滑桩，均能够追踪到裂缝呈折线形展布，裂缝宽度普遍为2～3mm。滑坡体内部未见地下水出露，据钻孔资料推断，地下水位埋深大于20m，滑坡体附近水沟常年有沟溪水，其水量及流速受大气降水影响大。

二、滑坡形成机制分析

该滑坡体土层均厚约6m，不整合接触于基岩斜坡上，下伏基岩为T3xj砂岩，5.12地震及余震的震动和震后暴雨导致崩坡积的块石、碎石土层松散，土体抗剪强度降低，抗滑力降低；地下水力面贯通，高强度的大气降水大量渗入及坡体以外的其它水体导入坡体内，使得不整合面上的土体强度降低，形成滑面，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坡体产生滑动变形，滑坡侧壁均出现垮塌，滑体前缘剪出口出现鼓胀，部分抗滑墙有剪切裂缝，造成部分抗滑墙破坏，挂网喷浆坡面鼓胀开裂，为典型崩坡积土质滑坡。

三、滑坡体稳定性评价

(一)定性分析

该滑坡主要诱发因素为地震作用，滑坡体土体失稳后产生下滑，次一级浅层滑移频发。该滑坡属于牵引式滑坡，前缘滑动导致后缘产生错落及裂缝，基岩埋深在14～17m，岩层倾向坡内，滑体坡度在35°～40°，滑坡近期多以局部浅表的土层蠕滑为主，整体处于暂时稳定状态，在地震和暴雨作用下，再加车辆荷载等作用下，滑坡有可能继续产生变形破坏。

(二)定量评价

如前所述，该滑坡体除主要考虑地震+暴雨工况下滑坡体的稳定性外，还选取自重、自重+暴雨两种工况进行分析评价。由于变形体基底形态为折线形面，按简化Janbu法，边坡稳定性计算程序采用具有交互式功能，融稳定性分析、支挡结构设计于一体的理正岩土计算5.11版软件(边坡稳定性分析与治理辅助设计系统)，根据代表性原则，选择最能体现滑体形态、规模、滑动方向等特征的主滑剖面作为计算模型的计算剖面，见下页图1滑坡处治设计剖面图。

参数选取：土体天然重度为22KN／m3，饱和重度23KN／m3，砂岩密度2.53g／cm3，泥岩密度2.65g／cm3；抗剪强度c=12kPa、φ=22°，场区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0g，水平地震系数：0.20，地震作用综合系数：0.25。 计算结果：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在枯季(工况1)时，滑坡Fs=1.15，处于基本稳定状态，连续降雨或持续大雨(工况2)时，滑坡Fs=1.04，处于欠稳定状态，当降雨和地震对滑坡同时作用(工况3)时，滑坡Fs=0.96

四、治理初步设计

根据分析和计算的结果，滑坡在天然情况下其整体稳定性可基本满足边坡稳定性的最低要求。但在在暴雨作用时处于欠稳定状态，在地震和暴雨状同时作用时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不仅直接危及1、2线矿石皮带运输系统的安全，而且危及矿山公路、河道的安全，因此必须采取工程治理措施。根据计算分析，初步设计如下，具体如图1所示：

(一)地表排水工程

对滑坡体侧的季节性冲沟加强防护，建议采用片石浆砌排水沟。

由于该滑坡体整体稳定安全系数不高，且水对该滑坡体的影响比较大，故加强对滑坡体的排水处理十分重要。因此，在堆积体表面设置三道排水沟，并设置内部排水孔以形成内外连通的排水系统。

(二)滑坡体中部采用预应力锚索框架加固

根据计算分析，公路外侧边坡堆积体的厚度相对较小，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梁预应力锚索方案进行处治。坡脚处设置矮挡墙。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框架梁间采用浆砌片石护坡。

(三)公路内边坡预应力锚索肋板挡墙

公路内侧边坡大部经过治理，采用抗滑桩、抗滑墙加挂网喷浆防护，现局部钢筋网已出露，水泥浆层出现较大变形开裂，局部抗滑墙出现横向开裂，宜尽可能利用原有抗滑桩，采用预应力锚索肋板挡墙进行处理。

(四)滑坡体坡面采取喷锚支护

由于边坡高陡，对局部松散破碎的堆积体和已被破坏的挂网、砂浆层宜进行清除，在此基础上滑坡体坡面采取喷锚支护护坡，通过重新挂网喷浆，一方面可以防止坡面碎落，另一方面防止雨水入渗边坡。增强边坡的稳定性。

五、结论及建议

二坪滑坡体整体稳定性差，在暴雨状态时处于欠稳定状态，在地震和暴雨状态时处于不稳定状态，可能发生较大规模滑坡。采取排水、挂网喷浆、锚索肋板挡墙、锚索框架加固等措施，对该滑坡进行综合治理，滑坡的稳定性可得到显著的改善，特别是框架锚的使用能解决在软岩上进行锚固时，常因锚头的松动使锚杆(索)的预应力丧失的问题。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好锚索的抗拔实验，根据现场实验的资料即时修订设计变更，保证锚索的锚固段长度。坡面喷浆后要再喷一层固坡防水剂，以防雨冲刷边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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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S]，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篇10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74-02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随着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加强研究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成为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2年2月，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2002]19号）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和就业指导”，“加强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教育，使高校毕业生树立交费上学、自主择业、勤奋创业、终身学习的观念，树立根据社会需要就业，到基层建功立业的思想，主动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于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工作相融合成为高校加强就业指导工作的新途径。党的十报告指出：“就业就是民生之本，要加强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就业工作成为高等院校新的教育着力点。

研究生是通过参加科研和从事学术活动进行学习的一类人群，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他们学习的重要特征，对研究生就业的指导应紧密把握研究生的特点，通过加强研究生会培养体制建设，提高研究生会骨干素质，强化研究生会就业服务指导职能等三个方面，探索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新途径。

一、打牢组织基础，完善研究生会内部培养体制

研究生会是研究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平台。研究生会能够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舞台，同时研究生会的工作经历也会对研究生产生重要影响。以青岛大学研究生会为例，研究生会成为学生组织的重要力量，共设有主席团、秘书处、学术中心等14个部门。部门分工明确，职能清晰。加强研究生会内部成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完善内部人员培养体制是做好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1.注重综合素质的提升。研究生会各部门并非凭空而设，而是根据研究生会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锻炼和提高研究生会为广大研究生服务能力而设立。比如主席团着重培养的是研究生的领导能力，秘书处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协调能力，调研中心、学术中心着重培养的是调研能力和研究能力，文艺部、宣传部、创新中心着重培养的是创新能力和组织、编排能力，而实践部、外联部则是着重培养实践能力。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部门，部门通过组织活动为研究生提供锻炼自我的机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2.有效确立制度进行规范。研究生会内部有严格的人员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会议制度、财务制度、奖惩制度和监督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框架与企业的用人制度类似，这使研究生能够很早就能接触一些社会、企业的信息。研究生会的各岗位都实行竞聘制，优胜劣汰，这体现了社会激烈的竞争环境。研究生会的成员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制度是保证研究生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同时引导研究生会成员树立了遵守制度、章程的观念，这对于今后研究生的择业具有重要作用。

3.尊重个性，鼓励创新。对于研究生会成员的新观念、新想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研究生会都会予以支持。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鼓励成员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为研究生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研究生会从来不会因为成员想法片面和不成熟而否定他的工作能力，相反，会帮助他完善不足，促进更好的发展。

4.协同创新，注重合作。研究生会的各项活动并不是由一个部门单独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完成。这就培养了成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和合作意识。以迎新晚会为例，由文艺部主导，但是宣传部、秘书处、外联部、实践部都要做好相关工作的配合。这个过程是成员之间相互了解的过程，是成员之间相互协作的过程，这有利于成员的发展。这对于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而这些能力和素质也是企业选拔员工所关注的。通过研究生会储备人才，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是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而事实证明，在研究生会任职锻炼过的研究生就业率高于未参加研究生会工作的研究生。

二、创新活动载体，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研究生同学服务，就业问题关乎研究生同学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生会始终把加强就业服务职能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同学提供更好地、更及时地就业服务。

1.加强就业信息搜集整理与。研究生会通过新媒介，如人人网、研究生杂志等多层互动，为研究生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和实习信息资源。定期搜集企业招聘信息和一些单位提供的实习岗位，并及时在研究生会的网页上，使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就业信息。

2.积极开展提高就业技能和实践水平的活动。通过让更多地研究生参加活动，来提高就业技能，积累就业经验。培养就业素质是研究生会加强就业服务职能的重点。青岛大学研究生会主要通过协助举办和自主创办两种形式加强就业活动组织。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设计大赛和创业大赛，是研究生会每年组织的重点活动之一，虽然是协助做好报名参赛工作，但是研究生会都会借此机会进行就业知识的宣讲和普及。另外，研究生会还会和一些企业联系举办就业指导讲座，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就业技巧方面的知识。

3.注重引导，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会更多地是以活动和文本宣传两种形式配合做好研究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将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以消息的方式给广大同学，另一方面联系专家通过讲座的形式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另外，在研究生中有一部分学生会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研究生会借力于这部分学生，对研究生的就业心理、就业观点等方面进行指导。

三、有效发挥研究生会的引导作用，推动研究生就业工作和谐发展

研究生会是实现研究生与研究生职能部门沟通、交流的桥梁。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应该以研究生会为点，实现研究生全面就业工作的开展。研究生会实行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引导的方式，推动研究生就业工作的发展。

1.从效果和宣传上形成引导的强大合力。研究生会组织举办各项和就业相关的活动，通过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来直接影响广大研究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以最大的热情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为他们的就业积累一定的经验。研究生会在开展好相关活动的同时，注重活动成果的展示和有效信息的宣传，这是一种间接引导的方式。比如研究生会成员将一些比赛的见闻，或者一些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带回到宿舍、班级与其他同学交流，这也是开展就业思想指导服务的有效途径。另外，通过成果展和奖励，引导并鼓励其他研究生参与到活动中来。这样有利于后期相关活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加强研究生的就业指导工作。

2.从方法和途径中寻求大的突破。研究生会是研究生生活、学习的舞台，由于它和研究生的联系密切，因此以研究生会为平台，以研究生为窗口，推动研究生就业指导服务和思想政治教育可能会更直接，且见效更快。当然，任何问题都不能一成不变地对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找到适合各高校自身发展的最佳途径。

高校研究生就业问题迫在眉睫，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打牢组织基础，发挥研究生会的作用，创新活动载体，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注重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为研究生提供更多地就业、实习机会。通过对研究生全面教育和培养，促进研究生自我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

参考文献：

[1]秦海英.大学生就业政策及保障体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2]袁传立.地方综合性大学大学生就业服务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09.

[3]刘治军.当代大学生就业指导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5.

篇11

[中图分类号]F2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14-09

一、引 言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使得微观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而在中国“权力+市场”的转型体制中，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要提升作为决策主体的董事会在投资决策中的治理有效性（内治）；二是要积极应对外部的政府干预行为（外攘）。那么，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的董事会建设如何应对政府治理情境的变化，企业在“内治”和“外攘”之间的投资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如何？在此背景下，探析政府治理、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与投资效率关系问题，不仅能够折射出宏观制度变迁和政府演进所隐含的治理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治理行为与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反映地区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差异状况和效率问题。

文章围绕所提炼的科学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差异是如何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以2010～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解读中国企业在不同的政府治理情境下，实现董事会治理有效性和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内在逻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众所周知，企业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必须要对其所生存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反应（Peng， 2003）[1]。权变理论认为，组织应当根据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来调整内部管理模式。事实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中，企业的适应能力越好，越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M行较好的预测，越能够在公共制度层面避免损失和获得市场机会。但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宏观公共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制度环境的不稳定性恰恰是其显著特征。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越高，企业就越有必要对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并在其治理结构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而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中国特色的财税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发展经济的刺激。但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差异和资源禀赋不同，不同地区在政府治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在地区横向经济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发挥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承担着进行地方公共治理制度改革，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和义务（陈德球，李思飞，2012）[2]。那么， 在此情况下，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就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其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地方政府通过其所能提供的产权保护、法律执行、行政审批效率、税收政策等公共治理制度安排来影响企业的治理行为。

董事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Hillman， Dalziel， 2003）[3]，董事会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商业性资本和政治性资本，而这些董事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异质性，其主要作用也不一样。董事会人力资本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成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而董事会社会资本则有利于直接或间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得特殊的市场权力。在政府治理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制度安排难以对企业契约的履行提供较好的保障（石军伟，付海燕，2010）[4]。使得企业在获取融资便利、投资机会以及特殊资源等方面更加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性社会资本（陈倩倩，尹义华，2014）[5]。那么，在此情况下，企业在董事会建设过程中，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会更强烈。

但是，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积累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白璇等，2012）[6]，而且这些社会资本的维持还会引起一定的寻租问题。当政府治理水平变好，市场交易机制的规范性较高，市场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增强的情况下，董事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性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此情况下，企业未必愿意花费巨额成本来寻求此类社会资本。从已有研究文献，如石军伟和付海燕（2010）、陈倩倩和尹义华（2014）等来看，也间接的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石军伟和付海燕（2010）的研究证实，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等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在弱化。陈倩倩和尹义华（2014）的研究证实，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企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在下降。而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要求企业董事会提高其决策质量，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配置高质量的董事会人力资本，低质量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将被市场淘汰。那么在此情况下，外在的压力将会迫使企业强化其董事会人力资本配置。作为一种理性选择，企业在董事会建设过程中，会若弱化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而强化董事会人力资本配置。也就是说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对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府治理差异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选择。即政府治理水平越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越强烈；政府治理水平越高，企业对董事会人力资本的诉求越强烈。

董事会资本是董事会治理职能有效发挥的保障（Haynes， Hillman， 2010）[7]。依据资源依赖理论，董事会是企业从内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性支持的一种机制。而已有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与董事会提供的4种资源正相关。拥有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董事会，能够为公司和外部组织的交流沟通提供更有效的途径；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获得有价值的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企业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决策质量。而合法性和资源性支持则直接关系到公司投资决策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因此，董事会资本会影响董事会参与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同时，从委托理论的视角来看，董事会是解决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问题的重要机制（Jensen，Meckling，1976）[8]。如果董事会能够对管理层和企业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那么投资决策的经济效果将得以提高（Watts， Zimmerman， 1980）[9]。而正如前文所述，董事会资本决定了董事会如何有效地评价和影响管理者行为，如何保证企业战略决策的有效实施（Kor， Sundaramurthy， 2008）[10]。Carpenter和Westphal（2001）发现， 董事的经验知识技能会影响其工作效能，没有相应资本的董事则缺乏识别和正确评价管理层及其投资决策行为的能力。董事会资本可以通过作用于董事会的监督与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董事会资本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前置性因素，而差异化的董事会资本配置也将会导致企业投资效率出现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提高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水平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在前文中，本文假设政府治理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董事会资本配置，而董事会资本又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两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董事会资本是政府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中间转化机制。事实上，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通过发挥其监督控制职能和战略参与职能，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而董事会治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董事会资本的配置情况（Haynes， Hillman， 2010）[7]。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利用独特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效率和效力（罗明新等，2013）[11]。正是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的不同，导致了董事会治理能力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企业投资效率差异。而公司治理结构内生于制度环境（陈德球，陈运森，2013）[12]，董事会资本配置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样内生于制度环境。政府作为宏观制度环境的主要提供者和执行者，政府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制度环境的优劣，政府治理是制度环境背后的机制。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拥穆呒线索：差异性的政府治理水平导致不同地区的企业，在其董事会建设过程中，对董事会资本进行不同情况的配置。而董事会资本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治理职能的有效发挥，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部分的可以视作通过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来实现。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董事会资本在政府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与模型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的观测期间为2010～2012年，因变量董事会资本的观测期间为2011～2013年。其原因是：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市场震荡状态，为了保持市场环境的相对稳定性，我们主要选择金融危机基本结束后的时期。而同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5日开幕，即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了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时期。为了规避政府换届事件可能对研究稳定性产生的消极影响，所以，本文将政府治理水平的观测时间截止于2012年。而考虑到公司治理行为对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本文将董事会资本相关指标观测时间滞后一期，观测期为2011～2013年。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考虑到企业投资决策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董事会治理变化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将企业投资效率指标滞后两期，观测期为2012～2014年。

样本经过以下处理程序：①考虑到ST企业财务处理的特殊性，对此类样本企业进行了删除；②考虑到金融类和公共事业类企业的特殊性，对此类样本企业进行了删除；③对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企业进行了删除。最后，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研究所涉及的主要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最后得到3年共计2 679个观测值。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手工整理数据和相关数据库数据。手工整理数据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年报、《中国分省经营环境指数报告》等。数据库选用包括：锐思数据库、色诺芬数据库（CCER）以及国泰安数据库（CSMAR）在数据收集整理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研究对从不同途径所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 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4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如下：

模型1：

BC=a0+uGGL+a1SIZE+a2LEV+a3ROAt-1+

a4IPOAGE+a5CEOP+a6ESH+a7COMP+a8INDIR+

a9OATC+a10INST+a11PFIVES+a12SOE+a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1 （1）

模型2：

INV=b0+KBC+b1SIZE+b2LEV+b3ROAt-1+

b4IPOAGE+b5CEOP+b6ESH+b7COMP+b8INDIR+

b9OATC+b10INST+b11PFIVES+b12SOE+b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2 （2）

模型3：

INV=c0+mGGL+c1SIZE+c2LEV+c3ROAt-1+

c4IPOAGE+c5CEOP+c6ESH+c7COMP+c8INDIR+

c9OATC+c10INST+c11PFIVES+c12SOE+c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3 （3）

模型4：

INV=d0+m0GGL+k0BC+d1SIZE+d2LEV+d3ROAt-1

+d4IPOAGE+d5CEOP+d6ESH+d7COMP+d8INDIR+

d9OATC+d10INST+d11PFIVES+d12SOE+d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4 （4）

其中，a0、b0、c0、d0分别为模型1～4的截距项，u、k、m、k0、m0、a1～a13、b1～b13、c1～c13、d1～d13分别为模型1～4相应的变量系数，CONTROL_IND和CONTROL_YEAR分别代表行业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

（三） 变量设计

⑴投资效率（absInv）。关于投资效率的衡量，Richardson（2006）通过估算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然后用模型残差的绝对值作为企业投资效率的变量，以考察公司的投资效率水平。姜付秀等（2009），李焰等（2011），詹雷和王瑶瑶（2013）等用该方法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本文借Richardson（2006），辛清泉等（2007）的研究构建模型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我们取模型中的残差绝对值（absInv）表示公司投资效率。具体模型如下：

Invt=？茁0+？茁1Grot-1+？茁2Levt-1+？茁3Cfot-1+？茁4Roat-1+？茁5Sizt-1+？茁6Invt-1+？茁7Aget-1+？茁iInd+？茁jYear+？着

在模型3中，Invt代表企业第t年的新增投资。Grot-1为第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代表企业成长能力。 Levt-1为第t-1年的资产负债率，Cfot-1为第t-1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Roat-1为第t-1年的资产收益率，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Sizt-1为企业上期资产规模。Invt-1为企业上期新增能投资资本量，Aget-1为企业上市年龄，Ind代表行业虚拟变量，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我们以模型残差绝对值表示企业投资效率水平，该值越大，则投资效率越低。

⑵政府治理（GGL）。政府治理是指政府部门为了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制定的制度和行为总和。而好的政府主要体现为：产权保护良好、公共服务廉洁高效、税负较低、对企业干预较少（La Porta et al.， 1999）[13]。根据上述认知，同时借鉴已有对于政府治理的研究（如La Porta et al.， 1999；陈德球等，2012；周建，许为宾，2016）[13-15]，我们从《中国分省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选取了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企业税费负担等3个方面的指标，构建综合测量指标来测度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具体方法是：

对各个地区的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企业税费负担等3方面的指标进行百分位排序，得到各地区在每个指标中的相对百分位。然后求得各个地区在各指标中的相对百分位值的进行平均，就得到该地区政府治理水平的综合测量值，这个综合测量值在0～1之间，该数值越小，表示政府治理越好。为了保持该测量指标与企业投资效率经济意义的同向性，我们用1减去上述所求得的测量数值，再乘以10，这样我们便为每个地区赋予一个0～10之间的政府治理数值，这个数值越大则代表政府治理水平越好。

⑶董事会人力资本（BHC）。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主题，选取年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行业经验和团队异质性等五个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测量方法如表1所示。

⑷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测量都是基于Peng和Luo（2000）的研究，从企业高管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本研究对企业高管的商业关系的测度主要采用关联董事数量和行业关联情况进行测量。其中，关联董事数量用董事会成员在外兼职（或担任连锁董事）的公司（包括科研机构和事务所合伙人）数量的平均值进行测量。行业关联情况的测度如下：首先，当董事在行业协会中任正职时赋值为2、其他职位赋值为1。然后计算董事会成员在行业关联所获得的总分值为董事行业关联的最终得分。本文对企业政治关系的测度主如下：将董事会成员在政治关联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另一类是曾经担任行政领导。将公司董事现任或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得分，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其他级别三级，赋值为3、2、1。其次，公司董事现任或曾经担任行政领导的得分，分为省部级以上、 省部级和其他级别三级，赋值为3、2、1；然后分别计算公司董事在政治性社会资本项目上所获总分值。

在上文基础上，本研究对上述董事会社会资本不同属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构建无量纲化的纯数值，从而有利于不同量级或数量单位的指标进行比较。最后，本文通过将上述各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后计算算数平均值，得到董事会社会资本综合指标的数值。

⑸董事会资本（BC）。基于董事会资本的概念内涵，结合董事会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借鉴Hillman 和 Dalziel（2003）、周建等（2010、2013）、Haynes 和 Hillman（2010）等研究，从董事会社会资本和董事会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对董事会资本进行考虑。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相应的测量指标（年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行业经验和团队异质性、连锁董事、政治关联），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董事会资本合成指标。参照南开治理指数（CCGINK）的合成方法：首先，将董事会资本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涉及的测量指标进行Z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量纲问题的影响。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相关测度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为了尽最大可能反映原始指标体系的特征，主成分提取标准为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最后，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董事会资本进行加嗲蠛停得出企业董事会资本评价得分。

⑹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本研究分别从公司层面、股东层面和董事会高管层面考虑相关控制因素。在公司层面，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上期经营绩效（ROAt-1）、企业上市年龄（IPOAGE）；在董事会和高管层面，主要控制了CEO权力（CEOP）、高管持股比例（ESH）、高管薪酬（COMP）以及董事会独立性（INDIR）；在股东层面，本文参照已有研究，主要控制了大股东占款（OATC）、机构持股比例（INST）、股权集中度（PFIVES）和产权性质（SOE）。最后，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可能对企业投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带来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GDP）。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效应（IND）和年度效应（YEAR），其中，行业类别采用CSRC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取2位行业代码，其他行业取1位。控制变量设计如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政府治理与董事会资本配置

表3是对模型1进行检验的结果。根据第（1）列的数据结果可知，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96。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越高，越要求企业配置更高水平的董事会资本。根据第（2）列的数据结果，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159。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配置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政府治理水平越好，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水平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企业对董事会社会人力的诉求更加强烈。根据第（3）列的数据结果，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估值系数为-0.257。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即政府治理水平越差，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水平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降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更加强烈。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二）董事会资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表4是对模型2进行检验的结果，根据第（4）列的数据结果可知，自变量董事会资本（BC）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62。在统计学意义上，这表明董事会资本配置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提高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水平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根据董事会资本构成维度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在第（5）列中，自变量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41；在第（6）列中，自变量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11。上述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三）中介效应的检验

1.董事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5是对模型1、3、4进行检验的数据结果。在第（7）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4，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在第（8）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96，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加强董事会资本建设。在第（9）列中，我们将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会资本（BC）纳入同一方程进行检验，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19，董事会资本（BC）的估值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57。

比较第（7）列和第（9）列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加入董事会资本变量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数明显减弱（由0.024降低到0.019）。同时，因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数u与模型4中董事会资本（BC）的系数k0的乘积（uk0），与模型4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m0）同号，这表明董事资本（B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与企业投资效率（INV）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8%（0.096×0.057/0.024）。

在上述检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资本的中介效应的数值比较低，仅占总效应的22.8%。但不可否认，数据结果证实了本章的研究假设3，即董事会资本在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董事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董事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部分。因此，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董事会资本在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作用，我们对董事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分别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在模型建构方面，我们将模型1、3、4中的董事会资本（BC）变量分别替换为董事会人力资本（BHC）和董事会社会资本（BSC）变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检验。

2. 董事会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6是对董事会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表6第（10）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4，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在第（11）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159，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加强董事会人力资本建设。在第（12）列中，我们将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纳入同一方程进行检验，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18，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的估值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37。

比较第（4）列和第（6）列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加入董事会人力资本变量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数明显减弱（由0.024降低到0.018）。同时，因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数u与模型4中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的系数k0的乘积（uk0）与模型3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m0）同号，这表明董事会人力资本（BH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与企业投资效率（INV）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4.5%（0.159×0.037/0.024）。

3.董事会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7是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在表7第（13）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4，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在第（14）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估值系数为-0.257，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下降会促使企业加强董事会社会资本建设。在第（15）列中，我们将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纳入同一方程进行检验，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6，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的估值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08。

比较表7中第（13）列和第（15）列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当加入董事会社会资本变量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数增加（由0.024上升到0.026）。同时，因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数u与模型4中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的系数k0的乘积（uk0）与模型3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m0）异号，这表明董事会社会资本（BH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与企业投资效率（INV）的关系中起遮掩作用，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8.5%-0.275×0.008÷0.026。

董事会社会资本之所以会对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产生遮掩效应，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尽管政府治理水平越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越强烈。但不等同于，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就会降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需求。其原因可能是：在当前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为了实现政治晋升，很难放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李文贵，余明桂，2012）[16]。因此，尽管政府治理的改善会对地区的制度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但并不一定就会很好的改善政府行为背后的实质性个体――官员的消极影响，从而出现“歪嘴和尚念经”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企业依然需要通过强化董事会社会资本来加以应对。而这隐含的一个可能性是，在政府治理改善的情况下，企业依然可以或能够通过董事会社会资本来获取超额收益。而当企业能够依靠非市场的方式获取发展资源和超额利润，并进而形成竞争优势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遮掩掉市场环境改善对企业经营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我们做了如下敏感性检验：一是企业投资效率计算模型中的企业成长性指标，由营业收入增长率改为托宾Q测量。二将董事会资本指标改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测量。我们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检验，总体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无实质性差异。

五、研究结论

政府治理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董事会资本配置，而董事会资本作为董事会治理能力的资源基础，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治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并最终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而，政府治理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部分的可视作为通过影响企业的董事会资本配置来实现。

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部分的可以视作通过企业董事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董事会资本的不同维度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进一步检验。数据结果显示，董事会人力资本在政府治理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董事会社会资本则对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遮掩效应。

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往关于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投资决策研究，大多采用了形式主义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主要表现为“零嵌入性”和“普遍主义”情结，即忽视了社会文化、法律机制、政治干预等因素所导致的具体公司治理情境的影响（李心合，2004）[17]。把董事会视为一个完全独立而理性的决策行为主体，将文化、制度、组织惯性等基本因素游离于董事会治理之外。并试图通过复杂的推理和经济计量技术对相关特征变量M行检验，来获取最佳董事会治理模式，以此为突破点来解决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本研究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企业如何根据其所根植的治理环境选择有效的治理机制”的问题，探究董事会资本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是否会随着外部政府治理情境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即是否具有“状态依存性”。检验企业董事会资本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制度嵌入性，并为之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与以往将董事会视为一个完全独立而理性的决策主体的形式主义研究范式有所差异。二是采用了当前在中介效应检验方面的前沿性方法。运用新的方法，本研究发现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遮掩效应。而这一种影响效应尚未在现有文献中得到充分认识。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治理与董事会治理在企业投资领域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深化我们对于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本文的研究不足如下：一是本文关于董事会资本的理解，基于当前学术界的普遍接受的观点：董事会资本由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但这一理解近年来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如Nahapiet和Ghoshal（1998）的研究，认为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存在交叉成分，同时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在此基础上，Haynes和Hillman（2010）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进行整合，提出了一个董事会资本的高构概念：董事会资本有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构成。而考虑到董事会资本的高构概念，尚未在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因此，本文的研究沿用了传统的对董事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且在研究中未考察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对本文主要变量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董事会资本的高构概念进行重新检验，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二是本文关于董事会资本的测量数据，主要通过各数据库中所获取的上市公司董事个人经历整理所得。但我们难以排除个人资料的虚假性问题。同时，仅仅通过外在可观测的指标来进行董事会资本的衡量，难免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有相关研究指出，董事会资本可分为显性资本和隐性资本。而可观测的指标主要是反映了董事会的显性资本，而难以反映其隐性资本。因此，在未来研究当中应当进一步优化董事会资本的数据来源，可以考虑采用访谈及实地调研等方式来获取更加真实的董事会资本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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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德球， 李思飞， 钟昀珈. 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J]. 世界经济，2012（3）： 89-110.

篇12

一、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社会治理不是生来就有的，在中国，它经历了“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过程，社会治理一词来自于西方国家，但是在我们社会的日益发展中，社会管理不能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社会参与的意识与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我国的社会治理，吸收了国外治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形成了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为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从而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这种模式。[1]

社会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方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共同努力。

二、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1、众所周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一直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地区发展差异性大、不平衡。根据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 2004 年 在中国高层论坛报告“关于绿色发展战略问题”的演讲中我们得出了对于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的三个高度概括[2]：

（1）“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中国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2）“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如果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与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可以把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为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第二世界为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第三世界为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水平。第四世界为占我国国土面积 50%的广大的内地。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仅仅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水平。

（3）“一个国家，四个社会”。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的）工业社会。三是传统服务业社会。四是知识社会。这些不协调都亟待解决，以防重大社会矛盾的发生。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都只为改革政府与社会关系做着努力，但是我国的社会管理改革仍然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首先，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没有能够帮助政府完成智能转移；其次，民间组织为主的社会团体很少能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再次，公众的社会管理觉悟不够，公民社会发育缓慢；特别是各级官员没有树立新的治理观念。[2]

顺应时代的发展，本世纪头20年，我们政府管理就有了新的改革要求：尽快形成全社会重视社会发展的氛围，关键就是要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程度，改变现有的这种公民参与缺失的情况，基本形成公民社会。[3]

3、我们为什么说要从制度上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因为有些事成败与否，制度很重要。“制度的关键是维护好的秩序，只有我们的社会有秩序，形成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上升，那么我们的社会性互动就会大大地提高效率，并减少合作的成本。[4]

可见，为了使得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必须用法律、制度的形式来维护合理、有序的社会秩序，使得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强化自身法治理念、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并真实地投入到各种建设活动中。[5]

三、从制度上达到以下要求

1、要想很好地实现社会治理，政府首先要提供一个可以多元治理的社会环境，我国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职能。第一是要建立产权秩序。主要从建立健全法律上入手，严厉打击侵犯产权。第二是要完善市场秩序。鼓励市场的公平竞争，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做到政府的执法、行业自律以及民众共同努力。第三是要建立社会信用秩序。建立以道德为支撑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第四，完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健全预警和应急机制，从而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6]

2、确立社会治理的宗旨，使其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树立全民共同协作的理念和目标。努力达到公民社会。让公民理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过程为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政府的作用就是保障公民行使权利的权利，社会治理应该实现政府与社会想合作的状态。通过这种社会共治来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

3、社会治理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所以要做到社会主体多元化。政府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与各种社会组织形成协作网络，共同分担社会责任、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治理，最终共同受益。治理就是一种持续地协调冲突和利益的过程。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就应该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达到最终的统一。[7]

4、社会治理的过程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我们想要社会治理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就必须保证社会治理的公正性。我国对于规范社会治理的过程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大部分的社会治理随意性强，程序多元且规范性不明显，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防止权力的滥用，确立社会治理公开制度：一是治理基本信息的强制披露。二是治理过程公开。三是治理结果的公开。[8]这一点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公开了。

5、治理主体多元化之后就自然而然出现了责任谁负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确立治理主体责任化。虽然这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项，但是不可否认，对于责任的确定，对于责任制的规范真是太难了。社会治理强调合作、强调互动，其治理主体就有很多，除了党、政府、社会组织等等还包括一些自治组织以及民众，所以说从主体上就很难确定各主体承担责任的大小及范围。[8]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社会治理是合作治理，据此来共同承担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各主体的责任。

6、治理方式要变发命令为协商讨论，以合作与协商为治理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共治，在加快经济转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体制创新中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8]

四、结语

我国现今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的社会治理来源于西方，融合于我国实际，在治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查缺补漏，首先就是要完善制度上的转变，从制度上入手来加强社会治理的实施效果。建立程序规范，内容全面，措施适用的制度，用制度建设来保障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顺利推进，是社会治理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9]（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余军华，袁文艺.公共治理：概念与内涵[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56.

[2] 杨静.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治理模式[J].2005（10）.

[3]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背景商务印书馆，2003：156.

[4]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2：33.

[5] 周晓丽，党秀云.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机制、理念及其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13（10）：77-78.

[6] 柴振国，赵新潮.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组织法制建设[J].河北法学，2015（3）：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