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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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对口率”指标内涵解析

“专业对口”主要是指个体所从事的工作对各类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与自己在学校等类似地方所学的专业知识、技能相匹配。“专业对口率”，也称为“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是指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毕业生在该专业总毕业人数中的占比，其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受雇全职工作并且与专业相关的毕业生人数”，分母是“受雇全职工作（包括与专业相关及无关）的毕业生人数”。

站在职业教育的角度，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后，工作与专业是否对口、能否学以致用是衡量职业教育效用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学生而言，专业对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工作岗位稳定、升职加薪及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对高职院校而言，毕业生就业后的“专业对口率”是评价学校各项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学校教育投入是否产生价值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它也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二、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现状分析

2013年7月，在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通知中，明确将“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指标纳入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把“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80%以上”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就业质量的量化数据，并且要求“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达到80%才能评为优秀。

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后专业对口率较低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天津滨海职业学院为例，在2014年麦可思关于我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2013届毕业生半年后整体专业对口率为57%，其中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仅为22%，按照麦可思报告的解释，其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针对这一现状，麦可斯报告建议我院应该加强职业前瞻教育，提高毕业生对未来职业认知，更合理地规划自身职业发展。应该说，通过麦可思报告，使我们准确地了解了2013届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对口率上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的更加系统的原因做出分析，给出的建议也比较笼统和不够全面。

三、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较低的现状，实质上反映了毕业生就业方向与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按照我院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划，本专业是面向天津滨海新区金融行业发展需要，培养懂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能够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理财机构、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胜任证券经纪人、保险人、投资顾问、理财经理、柜员等岗位要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根据我们对上述金融机构就业岗位需求的市场调研，除了银行柜员岗位的就业门槛较高机会较少以外，其它金融机构对基层岗位人员的需求在天津滨海新区都比较普遍和充裕，虽然还没有达到来者不拒的程度，但是一般都有很大的用人需求。然而通过对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动态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只有一部分学生在上述金融机构能够稳定的工作，而且经过毕业后1～2年左右时间的历练，这部分学生无论是对工资待遇，还是个人发展的前景都比较满意和有信心。针对这种比较矛盾的现状，我们又对这些就业与专业对口的学生和不对口的学生分别进行了回访调查和分析，最终归纳出了一些与学生就业专业是否对口产生影响的因素和缘由。

（一）来自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

1.缺少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应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三维立体体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或者说是过于偏重采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系统化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是，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上无法得到教师深入、持续、有效的指导。

2.专业课程的教学缺乏实践性。虽然这么多年在专业课程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实践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但是从学生毕业工作后给我们的反馈来看，他们还是认为在学校所学到的很多专业知识和掌握的技能与实际工作中职业能力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按学生的说法就是：所学非所用，或者是所学不会用、不善用。究其原因，一方面不能排除很多学生在校期间缺乏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在如何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如何有效地提高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水平，培养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上还有很大有待提升的空间。

3.专业顶岗实习过少，缺乏连贯性和多样性。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实践工作能力，有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还可能是一个培养方式的问题。在对毕业生工作后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在校期间参加的专业顶岗实习经历，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从业认知水平和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实践工作能力，因此他们纷纷希望学校今后应该提供更多的顶岗实习机会。但是，在现实当中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往往只给学生提供了不多的一些顶岗实习机会。就我院国际金融专业而言，学生的专业顶岗实习一般都只安排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然后学校负责联系几家不同类型的金融公司，比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互联网金融理财公司、贵金属现货和期货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等。最后每个学生只有到一家金融机构实习的机会。这种顶岗实习的安排，虽然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为学生推荐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但是其总体效果还是有很大的欠缺。

（二）来自学生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

1.学生缺少“就业”的愿景。众所周知，心想才可事成。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如果心里对未来自己想干什么、从事什么工作没有一丝的想法，相反，每天都是心怀杂念无所事事，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认真学习的动机和行为，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马上要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工作。本人曾经兼任过7年的国际金融专业的班主任工作，我就发现凡是那些在校学习期间，心有定向、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工作，并且早早开始准备的学生，毕业后都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当然，学生缺少就业的愿景，一方面跟其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培养各类高技能人才的时候，不能只注重“教”，还应该要注重对“人”的培养，即所谓“育”。通过“育”人，让学生早早地走出迷茫，看清方向，从而做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2.学生缺少“从业”的资质。从事金融类工作一般都需要一定的资质，这里的资质主要是指通过了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的金融从业资格考试，比如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基金销售从业资格考试等。在学生就业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就是因为在校期间没有通过上述的金融从业资格考试，结果就是自己想去但总被拒绝。相反，那些毕业前就已取得一项或多项金融从业资格的学生，很容易就找到了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再加上他们在毕业离校前，已经有了为期超过6个月的从业经历，等到毕业时他们每月的收入已足够应付未来的房租、生活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因此这些学生往往都能够在现职岗位上继续安心踏实的工作，而且是越干能力越强、收入越高、信心越足，如此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3.学生缺少“乐业”的意愿。就我院国际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未来所从事的金融工作而言，绝大部分都是金融产品销售类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内勤文员类岗位，但是这些岗位往往所招聘的人员数量都比较少。俗语说“万事开头难”，金融产品销售类工作尤其如此。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在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忍受不了在销售过程中客户的反复拒绝，从而纷纷跳槽。在对这部分毕业生进行回访调查，询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岗位工作时，得到的答复往往都是简单的“不好玩”，或者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等等。其实，从事金融销售工作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除了“诚信”、“用心”等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而能否做到“坚持”，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乐业”的意愿。这种“乐业”的意愿首先来自于学生对所干工作正确的价值判断。比如做保险人工作，我们应该把保险的销售看成是为别人送保障、送安心，而不应看成是多拿提成的手段。其次，这种意愿来自于学生对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挫折和挑战要有一份坦然面对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挫折和挑战有困苦的一面，同时它也有磨练自我、成就自我的一面，正如星云大师所言“吃苦就是吃补”。

四、提升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对策分析

提升专业对口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专业对口率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对策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同时还需要循序渐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太过于一蹴而就。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提升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对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自我评估，就是对自己的职业兴趣、气质、性格、能力等进行全面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与不足。二是职业环境分析，是指分析内外环境因素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确定职业发展的机会。三是职业规划决策，是指对职业生涯目标的确定、路径的选择和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从上可知，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就说不能仅仅依靠采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系统化的工作。因为职业生涯规划涉及很多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具体信息，学生不可能完全知道和了解，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同样也不一定都能知晓，因此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该是国际金融专业所有专职教师的事情。比如新生入学之初的专业认知教育由教研室主任担任，负责向学生介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本专业主要面对的职业岗位等方面的信息。专业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负责向学生详细介绍该课程所针对的职业岗位相关信息，例如岗位的市场需求、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等等。

（二）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提高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如何增加学生在校期间的顶岗实习机会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实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二是校企合作，就是充分利用企业和学校两种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发挥企业和学校两方面的人才培养优势，共同作用于学生，达到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合作主要体现在教学资源校企共享（包括人力、师资、实训条件、设备、品牌资源等），培养计划校企共定，教学过程校企共管，文化氛围校企共融等方面实行合作。三是工学结合，就是由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企业订单设置专业，并和企业共同制订工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人才培养过程包含系统的知识学习和系统的技能训练，将课堂学习与现场工作有机结合。

（三）实施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改革

实施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改革，就是以天津滨海新区各类金融机构投资理财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结合戴士弘教授所倡导的高职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理论，对我院国际金融专业核心岗位课程实施整体教学模式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模式的课程改革应该遵循三大原则：一是课程必须突出能力目标；二是课程能力以项目任务为主要载体；三是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同时它也应该符合两个“对接”：一是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二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最后，其实施要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职业岗位，明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课程建设方向；确定课程在能力、知识和素养三方面的整体培养目标；根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课程教学内容，完成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设计等等。

（四）创建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平台

截至目前，适合国际金融专业学生报考的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主要包括：证券经纪人从业资格考试、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等。这些考试其实都不是很难，而且其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知识在相关的专业课程里都有所涉及，但是很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较差，到毕业的时候，大概只有25%的学生能够通过1～2项从业资格考试。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认为学校的相关系部完全有必要创建一个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平台，由国际金融专业的相关教师担任培训讲师，利用业余时间对本专业的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考前培训，从而起到一定的督促和辅导作用，使国际金融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前都能够取得多项从业资格，为学生从事金融类岗位工作提前做好铺垫。当然，这种培训服务最好是非盈利性的。

篇2

出于稳产、高产的需求，农药在中药材种植业被广泛使用，但普通化学农药毒性高、残留多、不易降解，不仅威胁药农健康，还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并使得我国中药材及其制剂的农药残留偏高。随着各国农残检测标准日趋严苛，我国出口中药多次因农残超标被封存、销毁或者退货，因而施用对环境友好、低残留或无残留、低毒或无害的绿色农药，是中药材种植发展的必然。本研究以多年生宿根草本药材三七为突破口，在云南省文山州对三七药农（七农）进行调研，以期解读影响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在问卷问题和模型变量的设置中，强调生产投入、产出回报、贷款保险和价格预期等经济学参数，希望为合理高效的推广绿色农药提出经济上可行的政策建议。

1 研究对象选择

三七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的根茎，是常用的名贵中药材之一，传统认为具有活血散瘀、消肿定痛的功效，享有“金不换”、“止血神药”、“南国神草”的美誉[1]，为云南白药、片仔癀、血栓通、三七片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现有正品药用三七均为人工种植，未见野生种。近年来，由于三七售价持续高涨，造成三七红籽、种苗的价格屡破历史纪录，种植三七所需材料农资、人工也连带上涨，三七种植成本随之大幅攀升。据测算，2011年新种植三七每亩（1亩≈667 m2）成本已达2万～3万元。三七从育苗到收获需要3年或以上时间，且病害十分严重，因三七种植存在连作障碍，一般新种三七需另选地块，或者10 年以上的轮作周期才能继续种植[2]，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种植三七的难度和生产成本。三七的种植，充分体现了中药材种植中长周期、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特点，因而选取七农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合适的。

2 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2.1 模型描述 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只有愿意或者不愿意2种选择，属于离散被解释变量中的二值选择（binary choices）。故本研究利用二元 Logit 选择模型，令Y=1表示愿意，Y=0表示不愿意，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围内，建立回归方程：ln是几率比，即Y=1与Y=0的概率比；参数βi（β1，β2…βm）为回归系数 [3]。

2.2 解释变量的假定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4-11]，结合前期调查所获知的文山州三七种植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假定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因素有七农个人特征、七农家庭特征、三七生产特征、七农获取外部支持情况、七农的农药认知及三七价格走势判断5大类，含义及预期作用方向见表1。

2.3 模型计算与结果 2012年10—12月在三七道地和主要产区——文山进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调查后，以EpiData3.1软件录入问卷数据，运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运行Logit计算，采取向后条件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期间将文化程度这个分类变量视为哑变量，经过多步回归后，最终取得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最优Logit模型，相关回归系数及检验值见表2。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77.1%的受调查七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表1中列出的22个假设解释变量中，人均产值、防治病虫害效果的认知、低农残三七售价认知在10%水平上显著，平均每亩农药花费、三七农残现状认知、三七销售价格预期在5%水平上显著。从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建立的最优Logit模型准R2达到了0.923，卡方检验是227.4，显著度P为0.000 0，整体拟合效果好，回归效果比较理想，证实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3 分析讨论

分析三七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各类显著或者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一些与其他作物种植户不尽相同的特点。

第一，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七农种植年份、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等常规考察因素对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没有显著的影响。传统观念中，受过良好教育、家庭人口数少、家庭收入高的年轻农户更容易接受绿色农药，但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证实。另一方面，以往文献报道中，种植经验丰富、种植收入高的种植大户更倾向采用绿色农药，这点在本次研究中也未得以体现。

第二，只有5.3%的被调查七农参加了农作物保险。由于占比过小，很难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参保比例过小，这在一个生产周期漫长、价格波动剧烈、面临风险巨大的产业中是极不正常的。

第三，人均产值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前期预计吻合，但这是在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种植面积变化趋势等变量都不显著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说明，盲目扩大粗放式的种植规模并不能有效的提升药农采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只有在精耕细作、集约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才能确实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

第四，平均每亩农药花费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前期估计不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绿色农药售价比普通农药高，农药物资投入已经较大的七农不愿意选用。这点可以在调查问卷中寻求支持，问卷针对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七农，追加了为什么不愿意使用的问题，71.7%的答题者都勾选了“绿色农药价格高于一般农药”。

第五，认为三七农残情况严重的七农反而更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让人出乎意料，这可能需要依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进行解释。药农自行核算农资、人工、土地等生产资料投入，考量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其理性的一方面。但当前农村信息还是比较闭塞，药农获取的是片面的农药污染信息，只知道目前农残问题严重，却没有掌握其他知识，如农药对人体的威胁不仅仅是急性损伤，还会造成慢性疾病，这会产生比短期正向收益更大的长期负性收益；农药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阻碍农业的持续发展，长期看来总体收益会因为农药过量使用而下降等等。药农对农药问题不能全面认识，会导致只考虑眼前收益，在认为多数同行都在使用普通农药的情况下，自己若加大投入使用新农药会造成成本上涨、利润下降，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而未考虑健康环境的收益，这是其不理性的另一方面。药农处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使得认识到农残情况严重的药农反而拒绝使用绿色农药

第六，认为绿色农药防病虫害效果最好的七农更趋向于采用绿色农药，这与假设变量时的推断相符。三七的病虫害较多，不同农药针对不同病虫害的效果不尽相同，并不能单纯妄下论断哪种农药的效果最佳。但树立药农对绿色农药抗病虫害的信心，确实有利于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推广使用绿色农药。另一方面，是否认为绿色农药对人体伤害最小、对环境危害最轻的变量并没有进入最终的优化模型，从侧面说明药农对绿色农药的理解还存在偏颇，药农愿意选择以否，并不基于对绿色农药低毒、低残留特点的理解差异上，而更多受到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信心程度影响。

第七，对三七价格预期理性的七农更愿意选择绿色农药，这点同假设相契合。观察10余年来三七的价格走势，2001年到2002年价格较低，2003年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又降低，2006年后价格逐渐升高，2009年至2010年呈直线上涨[12]，2011与2012年度继续大幅攀升。高昂的价格已经影响到三七最大宗消费者——加工厂家的生产，致使一些三七产品停产。同时，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三七种植出现盲目扩张，调查中作者发现93.1%的七农种植面积呈扩大趋势。这很可能导致三七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三七价格下行的可能性极大。本研究调查问卷完成于2012年10—12月，三七价格正位于高位，认为三七未来价格可以保持或者继续上涨的七农，首先考虑保产增产，较少思及健康与环境因素，因此不愿意尝试换用绿色农药。

第八，如果七农认为种植过程中施用绿色农药的低农残三七比普通三七的价格高，则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其更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与先期估计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59.3%的受调查七农认为低农残三七并不比普通三七售价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药材农残检验还不完善，低农残药材质优却不一定价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农药的使用。

4 政策与建议

4.1 促进集约型规模化药材种植 药材种植中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必然促使生产向实力雄厚的种植公司和专业大户聚集，单体种植规模会越来越大。但许多生产大户的田间管理和采收加工依然依靠传统经验和技术，属于粗放式简单复制以往生产方式。研究结果提示，通过集约型规模种植，才能真正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因此，可以从选地、环境质量检测和监测、人员技术培训、种植采收、质量检测、加工仓储等多个环节入手，制订和落实集约型生产的方法和措施，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达到增强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目的。

4.2 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 在这里并不是建议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强行限价或者降价，如果无利可图，农药生产厂家会减少甚至停止生产绿色农药，这无益于解决问题。绿色农药的价格同其他商品一样，主要由成本决定，成本主要包括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税金等。可通过国家设立专门基金扶持绿色农药新产品研发、绿色农药销售网络给予财政补贴、运输绿色农药物资的车辆免收过路费、绿色农药生产厂家免税等方式，降低绿色农药的成本，进而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促使更多药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

4.3 加强绿色农药特点的宣传、促使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 本研究表明药农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认知是愿意选择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药农如果认为绿色农药防治病虫害效果好，则愿意使用的可能性就大，绿色农药对人体危害小、低毒低残留的特点却没有受到重视。但绿色农药对某些病虫害的作用并不比普通化学农药强，且施用后见效较慢。这就很可能造成本来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药农真正实施使用行为后，回退到不愿意使用的状态。为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应加大宣传，让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了解普通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伤害，熟悉绿色农药安全低残留的特点，使得药农在抉择生产方式时，能将环境和安全列入考量，这才能坚实稳步的推广绿色农药。

4.4 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 中药材价格的频繁波动，从长远看，是绿色农药推广的障碍。药材价格虚高时，药农为保证产量，无暇顾及健康与环境的损害，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药材价格暴跌时，种植药材零利润或者亏本，药农不可能再加大投入来使用绿色农药。近几年来，中药材的价格频繁遭遇暴涨暴跌，三七价格屡创新高，太子参在两年时间里创下17倍的涨幅，其他如人参、金银花等一些药材，也经历过大幅涨跌的行情。这里面有异常天气、突发疫情等原因，但经销商囤积居奇、游资炒作和药农盲目种植是造成中药材价格坐过山车的主要原因。要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中药材收储机制，以有效防范中药材供应量短期减少的风险；建设中药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及时各品种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市场价格信息，避免药农和经销商跟风操作；建立中药材期货交易市场，促进市场流动性，以适度的期货投机缓减价格波动；积极查处炒作中药材的违法行为，严查炒作、囤积以及哄抬药材价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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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evidence on Panax notoginseng production areas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QIAN Yun-xu1，2， YANG Yue1， ZHAO Wei3 ， CUI Xiu-ming2，4， BI Kai-shu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Wenshan Institute of Panax Notoginseng， Wenshan 663000， China）〖JZ）〗

篇3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研究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地区差异,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七十年代开始,辽宁生育率急剧下降,1970总和生育率为4.23,1982年为1.74,到2000年仅为1.2。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围下降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着。本文将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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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为 1.20。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把这5年的生育率数据调高10%，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32，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过低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国内来看，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减速，其中辽宁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甚至变为负数，原因之一就是东北的低生育率和人口流失。从国外来看，日本经济近20年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也是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危机。

虽然现在日本、德国都已陷入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但其实这两个国家近几年的生育率都在1.4左右，略高于我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出现我国现在这么低的生育率，都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不少地区的标准与超生人群收入、职业等挂钩，对于3胎以上的超生，更是加大征收力度。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是过低而不是过高，那么，育龄夫妇多生孩子，显然有助于扭转我国的低生育率现状。但对生三孩以上的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不是压抑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吗？

人口学常识是，即使全国平均每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的人口还是会缓慢减少的。因此，一个国家合理的生育率不应该低于2.0。由于有一部分夫妇不愿意生二孩，甚至还有一部分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因此，要使生育率达到2.0，就不可避免要有一部分夫妇生三孩以上。

按照全面二孩政策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二孩最好。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夫妇愿意多生孩子，有些夫妇愿意只生一个孩子，还有些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假设一个国家的生育状况如下：10%的夫妇生三孩或三孩以上（平均四孩），70%的夫妇生二孩，10%的夫妇生一孩，10%的夫妇患了不育症或自愿丁克，这样平均每对夫妇所生的孩子数为：10%×4 + 70%×2 + 10%×1 + 10%×0 =1.9，平均不到两个孩子。可见，如果希望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孩子，那么至少要有10%的夫妇生三孩以上，才能弥补一孩家庭和丁克家庭所导致的孩子欠缺。事实上，在当今社会，由于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大（例如高房价把众多工薪阶层人士压得喘不过气来），愿意生三孩以上的家庭未必会达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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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鼓励人口生育有利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是如何影响人口生育的？经济变量与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无论收入还是消费，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跨代间消费水平的增长依赖于子女抚养成本的变化，这会对人口生育动机和生育率带来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家庭消费将直接影响生育选择。

从收入与生育的关系来看，陈卫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潘丹和宁满秀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生育意愿的作用，结果显示：当加入收入结构变量后，家庭持久总收入对妇女愿意生育数量的负向影响显著降低，而收入结构则会更加显著地影响生育意愿。胡静利用同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影响。而女性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薛继亮和张建武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并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二者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经生育一胎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依据典型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搜寻生育意愿的决定变量，结果显示：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测算的还想再生育一胎的妇女比率都在30%左右，妇女出生年变量能够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异，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为显著。当控制城乡差异（户口类型变量）、民族虚拟变量和第一胎出生婴儿性别时，结果仍然稳健。用妇女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参与的变量，当我们控制了年龄、城乡户口差异等变量后。发现育龄妇女教育回报率稳定在8.0%―9.2%之间。随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模式必然发生变化。现代消费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转变。

针对家庭消费影响生育的现实，蔡东汉利用一个具有内生生育率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田银华和龙朝阳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养老金税率变动对生育选择等的长期影响。杨轶华和顾洪梅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税率并不能影响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消费效用偏好的影响。王永华和彭伟斌在一个两期代际交叠模型中将生育率内生化，使得家庭通过养育孩子的成本和赡养强度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来确定养育孩子的最优数量，结果显示：存在赡养的经济中，生育率会上升，而过高的赡养强度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养老会造成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使得人均有效产出和消费都下降，导致生育率上升。

基于总产出、消费水平、储蓄水平及储蓄率的综合考量，在短期内放开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但从长期看，放开生育政策远好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因此，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收入与生育率的相关研究比消费与生育率的研究更为深入。但是，家庭消费更加直接影响生育选择，无论在生育的投资品模型还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费都是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在当前中国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下，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综合考虑把孩子看做是能够带来家庭幸福的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还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障的投资品情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理论模型

根据蔡东汉的推理：在指定的生产方式下，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出生率，并且唯一决定。在这个推理下，可以通过调整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的分配来实现人口出生率的增减，进而实现对人口增长的约束。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这为当前中国调整生育率带来了理论依据。为了验证家庭生育的Cass-koopmans模型，本文对生育率与其他消费、收入和资本数据进行估计.期望得到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之间的规律。

三、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4年，涉及出生率、人均GDP、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资本等7个变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l所示。1978―2014年，中国出生率下降了1倍多。与此同时，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却增加了100多倍，而居民消费水平也增加了近100倍。城乡消费水平比则呈现扩大再缩小的变化趋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低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但是二者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四、模型估计与解释

1.生育率选择与消费及相关因素的估计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不能解决采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经济现象均衡关系研究可能产生的谬误问题，为了保证变量长期信息不被丢失，协整检验作为一种处理平稳值的方法可以验证水平数据的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前提是变量具有平稳特征。因此，本文在建模前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验证变量间的平稳性和均衡关系。结果表明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并且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生育率与其他消费、收入和资本数据进行估计，得到模型1至模型4（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2是对模型1的修正，满足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模型3是消费不变、资本增加的情景，即资本替代消费的过程；模型4是消费增加、资本不变的情景，即消费替代资本的过程。模型3和模型4的拟合优度比较高，且满足显著性检验。

中国1978―2014年数据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提高生育率，如模型2所示。在消费不变、资本增加的情景下，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降低生育率。在消费增加、资本不变的情景下，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显著带来生育率下降；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提高生育率。

比较模型3和模型4，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这就验证了在保持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形下，增加投资可以降低生育率；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为了进一步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将对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包括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

2.生育率与人均资本及消费水平的关系

本文对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估计，得到模型5至模型8（如表3所示）。模型5至模型8对收入项系数进行的联合检验表明：大部分p值均小于1%。这就直接验证了收入水平是生育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就人均资本和消费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而言，模型6和模8明显好于模型5和模型7；模型6和模型8各统计量的估计值都满足统计学检验，本文在解释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时选择模型6和模型8。

估计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即生育率随着人均资本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均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唯一的区别是倒U型曲线的拐点差异很大，其中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更大，发生更晚。这实际上也间接验证家庭消费比家庭资本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了中国生育率处于一个较快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生育率变动与家庭消费关系紧密。由于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可以预测中国已经进入生育率与消费水平倒U型曲线的右侧部分，即因为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消费支出会进一步增加。这实际上为中国进入新一轮的生育消费周期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这实际上为中国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因为会通过直接影响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影响生育率。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放松了低收入家庭的预算约束，对生育产生替代作用和收入效应，进而可以提高最优生育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将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间，实现从强制少生到自愿适度生育的转变。

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但是中国目前存在职工生育保险参保率低、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以及生育保险制度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不能形成更加公平、更为有效的生育保障机制，这是导致当前生育意愿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虑到社会保障不健全，家庭养老在家庭消费支出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冲击，这就需要全面深入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扩大社会养老的覆盖水平，降低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这就为从家庭消费出发，改变当前生育意愿较低的现状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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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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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订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71361140370）;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亚楠，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变迁一般规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进入9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没有带来人口的迅速减少，2012年全国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长水平。这主要是由于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在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人口年龄结构中育龄妇女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结果。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会导致未来人口的减少，一旦人口正增长惯性的作用消失殆尽，负增长惯性取而代之发挥作用，便会加剧人口减少的速度。为避免因到时再来提高生育水平而无法有效及时地抑制人口负增长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适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例如允许“双独”、“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可见，探究掩盖于人口年龄结构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长水平以及蕴藏在人口年龄结构内部的人口增长惯性，对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长期发展趋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以及人口增长惯性问题，研究发现，早在1990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由正变负，人口负增长惯性正在逐渐积累起来[1-2]。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基本是针对不同时期人口增长趋势的分析与模拟，尽管能够直观地给出具体一段时间内或某个时间点上的人口总量，但却需要建立在稳定人口的假设之上，即年龄别生育率与死亡率保持长期稳定不变^[3]，也就是要求同一时期各年龄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显然这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比较明显的时期。

从本质上讲，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实际测度的是代际间的年均更替率。妇女终身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妇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间隔是构成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参数。但是，平常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未结束生育期的年龄组（队列）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龄组（队列）妇女当年生育率并加总得到

总和生育率。这是很多研究会直接应用总和生育率分析时期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而非应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前者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应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结果无法代表任一真实人口队列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总和生育率的较强波动性将难以对长期人口发展趋势进行稳定的预测。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问题，虽然无法直接刻画出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但至少能够作为时期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根据各年龄人口的真实变化趋势分析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的长期发展规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未来人口的变化方向及增减速度。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缩短甚至消除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随着研究者们对总和生育率的深入认识和分析方法的不断改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规的总和生育率会因为时期生育年龄的变动（所谓的进度效应）而产生显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简称BF方法^[4]，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学界的广泛热议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对于这一指标到底在测量什么提出了质疑[5-7]，因为它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生育率^[8]。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对该指标进一步改进的方法，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队列生育率变化很慢，没有显著波动，而时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状变化也很小的当代欧洲人口^[9]。显然，这种转换方法也并不适用于任何一类人口群体。

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进行测度的尝试，并验证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10]。作为后续研究，本文将进一步以预测效率和稳定性为标准，比较初育年龄测度法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讨上述两种方法在预测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的差异。以此为依据，本文将从队列视角揭示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并结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征探讨未来中国人口可能的发展趋势。目的在于与时期性质的人口变动水平进行对比，从另一个侧面为长期人口预测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1.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其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就已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无法准确反映生育数量的变化：受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即使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发生改变，年度间的总和生育率也会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应用一个人口中每个队列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量对这一扭曲进行调整的思想^[11]，在此基础上，邦戈茨和菲尼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将这种扭曲称之为生育进度效应，并运用某一时期前后两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龄差异作为调整系数，试图用来消除该效应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数量水平^[4]。具体的调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数学表达形式做出解释：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从上述公式可知，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仅根据不同胎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进行调整，并不需要额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龄，ri是调整系数，公式（2）是经过整理后的简便表达形式，其计算依据是以当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龄的平均数作为平均生育年龄年初值，以当年与下一年的均值作为年末值，最终用年末与年初的差值表示当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如果当期的总体生育时间表现为向后推迟的状态，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将大于TFR，也就是说实际的生育势能并没有在当期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向后累积，观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实的生育水平。当然，可能会出现ri>1、TFR*为负的异常现象，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长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证实的确会存在这种可能性^[12]。虽然这与数据的质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应是由于该方法要求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形状不变、各年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龄的年变化幅度相等，一旦现实与这一强假设条件相差较远，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13]。

随着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将生育率替换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孩次结构与进度效应的调整指标TFRp*，并用欧洲多国的数据验证了其较TFR*具有更强的稳定性^[9]。一般来说，新指标的稳定性如何是多数研究探讨的焦点，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标准而难以对其效度进行评价。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备计算所需的数据，因此，暂时难以将TFRp*应用于中国生育研究中^[14]。

不过，邦戈茨认为，在特殊条件下，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与那些在同时期内已达平均生育年龄妇女队列滞后取得的终身生育率值还是可以比较的。例如，1965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那么该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对应的是1975年调整的总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总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动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终身生育率。尽管该方法较为粗糙，而且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实情确实很难满足二者的可比条件，但这却是目前为止最能够简单有效地将总和生育率转换为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将其简称为总和生育率转换法。

2.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的模拟

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后一生育事件的发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础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规律，另一方面根据初次生育时间选择和终身生育数量的决策机制，推断属于前期生育行为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高度相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在统计学上得到了强力支持^[10]。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根据可获得的时期跨度较大的15-49岁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分别计算出不同队列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模拟，另外需加入时间变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过去高生育水平时期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的拟合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时期的预测，关键在于人们对二胎生育的改变情况。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数人的最少生育数量为两个孩子，那么当终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时，很难再按照过去的水平随着初育年龄继续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够接受1个孩子的最少生育数量，那么二胎会同多胎一样与初育年龄的变化高度相关，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缓下降速度。在中国，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相对宽松，并且其生育观念也较为传统，2个孩子仍可能是多数农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数量需求。而在城镇，仅生育一胎的家庭则会更多。当然，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迁移，以及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会与城镇人口逐渐趋同。因此，可以模拟当社会总体的终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时，未来人口全部遵循城镇和农村人口两种极端情况下的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并且根据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对其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更可靠的预测结果。

3.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比较

既然初育年龄测度法和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均可以得到终身生育率的估计值，那么就能够以真实值为标准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检验。根据1950-2012年中国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可以计算得到1950-1978年开始进入生育期的29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数据上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终身生育率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而1977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数值则出现了略微上升的现象，为考察这一变化是新的趋势还是数据的异常情况，我们进一步估计了1979年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假设其相应的缺失49岁生育率数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实际上是应用1950-1979年30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评价，比较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初育年龄测度法与总和生育率转换法估计值与真实值的比较

注：根据总和生育率转换法计算1951-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需要对应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刚.时期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据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CFR是30个育龄妇女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真实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别表示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对应的队列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从稳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显CFR*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动性较高，且偏离CFR。调整过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规总和生育率，体现为更加平稳的变化趋势，但仍然明显不如CFR*。从效度方面看，CFR*与真实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规和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在1951-1967年15岁的17个育龄妇女队列中与真实值的偏差较大，而这些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恰好对应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修匀值，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该时期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有所缩小，并且变化相对稳定，这与中国进入8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变动幅度小相关。反向预测表明，应用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岁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初育年龄，则可以预测出198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12个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继续平缓下降。虽然对于这部分预测值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终身生育率以验证预测的准确性，但可以与meanTFR*和meanTFR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 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变化趋势，说明其预测结果至少不会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产生较大偏差。

计算终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测度相对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稳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个区间都远远优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与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相比，初育年龄法能提供对妇女终身生育率更稳定的预测值，因而更接近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过去的经验表明，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不仅无法观察到妇女未来的实际终身生育率，甚至无法统计1980年以后年满15岁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因而无法用实际观察值来验证预测值。然而，正因为无法得到观察值而又需要预测，我们才需要相对准确的方法。如果解释过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预测未来，则初育年龄测度法不失为一种相对较好的方法。

三、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时期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常规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比较，说明隐藏在背后的人口内在增长势能[1，3]。但从长期来讲，应用终身生育率等队列指标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口增长潜力的表达。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龄测度法相比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能够有效、稳定地对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这一结果能否继续在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分析中得以体现，队列角度的潜在人口增长水平究竟如何，这是进一步将要探讨的内容。

1.涵义及计算方法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r与净再生产率NRR的计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龄的女婴生育函数m（a）和存活函数p（a）。严格来说，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是稳定人口假设下测量人口增长潜力的时期性质的指标;而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则表示育龄妇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数，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妇女能否在数量上“复制她们自己”，似乎作为队列指标更为合理一些。若要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必须统一研究对象为真实队列还是假设队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讨真实人口队列的潜在增长水平，因此，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涵义将被解释为两代人之间的年增长率，具体的计算参数也均应用相应的队列指标。

洛特卡将r与NRR的关系表示为如公式（6）所示，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等同于净再生产率的对数与平均世代间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净再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终身生育率CFR、出生婴儿中女婴所占比例S，以及育龄妇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龄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积^[15]，见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计算过程前面已有讨论;假定年龄别性别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为一个不随年龄变化的常数，这种近似也较为合理;而p（Am）的计算要相对复杂一些，需要通过构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为净再生产率与粗再生产率GRR（不考虑妇女死亡情况）之比，引用王丰等测算的中国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1]，便可以得到历年的p（Am）值。由于缺乏关于早期全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统调查，因而无法转换得到队列性质的p（Am）指标。鉴于死亡水平的变化幅度不大，暂且以p（Am）的五年移动平均值代替在对应年份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p（Am）值。

科尔（Coale）证明平均世代间隔近似等于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儿年龄的均值，同时也证明了当死亡率曲线不是异常时（如战争、瘟疫），可以由年龄别生育率近似求得^[16]，具体表达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综合公式（6）-（8），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r=lnCFR+lnS+lnp（Am）T（9）

根据基础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出生婴儿性别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净再生产率数据得到的用于计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各参数指标值如表1所示。

2.队列角度的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由表1中的各参数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即195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据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利用初育年龄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估计值计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总体而言，图2中所显示的不同增长率曲线形状与各自对应的终身生育率曲线形状类似，说明与人们的预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内在增长潜力的最主要的指标。然而，随着生育数量逐渐稳定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世代间隔的延长会成为促进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21950-1991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同表1。

从图2中可以看出，队列角度的人口潜在增长水平始终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15岁的育龄妇女从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间，这两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进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现负增长现象，也就是说从1970年15岁的育龄妇女这一代人开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规模小于母亲这一代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对应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间，高于普遍应用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主要与中国偏高的男女性别比有关，女婴比例过低会造成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时期，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样指出考虑高性别比在内的更替水平也应提高^[17]。

对于整个20世纪7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真实的以及由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代际之间的人口迅速减少;而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得到的数值则体现为接近零增长水平的长期波动，直至80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负增长，明显这与在其他参数指标变化不显著时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事实相违背。虽然预测部分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水平较为接近，但仍可以从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态势中看出，初育年龄测度法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由初育年龄预测的20世纪90年代初15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数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减少。由于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实施，而且最多也仅放宽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据过去的发展趋势粗略外推，对于本文无法预测到的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将会继续下降。

四、未来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简要分析

结合前面对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估计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尝试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

图32010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1》。

注：为方便结合队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分析，这里的纵坐标解释为对应年份15岁的人口队列。

如图3所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并不规则，有几处明显的缺口，从上至下的第一个缺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然而随后便出现生育的反弹，经过周期性重复，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且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第二个缺口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经过一轮世代更替，第三个缺口已经并不明显，人口数量的变化趋于稳定。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中，2010年处于生育期的育龄妇女（2010年15岁至1975年15岁）占有较高比重，对应类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过图2可知，从1970年15岁的队列开始，真实的人口增长就已进入负增长状态，但从传统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来看，中国人口至今仍表现为正增长。可见，父母一代的庞大基数掩盖了子女规模不断缩小的事实，从而保持总人口数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引起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这一因素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更为明显。

然而，由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正在慢慢消失，总人口中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退出生育期，比重较低的队列进入生育期，同时人口内在增长水平处于负增长阶段，因此，中国人口逐步减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只是现阶段较低的生育水平又进一步为未来积累负的增长惯性，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规模缩小的态势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例如，从2010年开始推测15年后的情况，也就是位于图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个队列整体进入生育期，即使终身生育率能够恢复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难通过新生人口实现总人数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述，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对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时也难以抵消负增长的势头，并且会加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的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数的增加，但却无法及时地抑制人口正增长惯性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实施的40多年间中国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关注的重点，但由其带来的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长期影响人口金字塔底部数量，更是不容忽视的。

运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缩短十几年，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人口结构中，终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能够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进入生育期的队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进一步依据初育年龄的估计值预测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而再结合生育模式便能够模拟不同年龄结构下的人口变化情况。这样既可以对过去人口增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也能够为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思路。

五、结论及建议

年度间的人口增长水平实际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和由年龄结构决定的人口增长惯性两方面的作用。为充分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以真实的人口队列为研究对象，运用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对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与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估计的方法相比较，证明初育年龄测度法在反向“预测”过去时具有明显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现在和正向预测未来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因而更有利于进行长期人口预测。初育年龄测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缩短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增强了运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实际可能性。

研究同时证明，在估计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初育年龄测度法同样要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研究表明，以队列为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已经下降：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所生育女孩的规模已经小于其本身的规模，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入负增长时期。根据我们的预测，90年代初期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其生育的女儿数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减少。另外，研究还发现，对应正增长到负增长转换临界年份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为2.28，高于普遍认为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与中国偏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关，因为新生婴儿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妇女更高的终身生育率才能维持整个人口的替代率。

有关人口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年龄结构作用的人口惯性增长。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总人数仍呈增加态势的原因主要是处于育龄期的人口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在未来后者可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充分认清其对现有人口增长水平的作用，还要考虑到对未来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目标。面对低生育水平的现实，过去人口政策中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在现在被适当放宽。然而，本

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应注意对生育时间的控制，如果人们的意愿生育时间越来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许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一些欧洲人口的经验研究也同样主张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来影响人口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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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篇9

如果生育率一直定在1.4的水平，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说，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极低的水平。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6，那么未来经过两代人（大约55年），总人口就将减少48%。现在人口还没有萎缩，只是因为过去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但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决定了未来几十乃至上百年人口会急剧衰减。这种人口趋势对中国的发展将是雪上加霜。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开始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中国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三次高峰，甚至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长期看，就算自然生育率能长期维持在比2000～2015年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相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2.2的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中国面临空前的人口坍塌。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的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就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我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比如，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在减少，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6至1.8之间，远低于2.2的更替水平，而且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生育意愿。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陷于低生育率陷阱的日本、韩国还低。

经济也会患上“老年病”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3年前后开始萎缩，并持续到本世纪中后叶。在这个阶段，孩子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日本在1990年代初进入这一过程，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也开始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到2015年已经比美国低42%，尽管这一期间日本人口相对美国在不断萎缩。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近30年，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劳动力供给受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短期内劳动力可能趋于短缺，工作收入提高较快。尤其是需要年轻人的行业可能出现招工难，但中年人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就业难。

长期低生育率会使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上升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程度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情况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工作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更严重的是，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5%，未来几十年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将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如果人口颓势无法挽回，在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被印度超过并又被美国反超，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国力全面衰退，而人均GDP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随着人口老化和萎缩，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消费和生产将同步缩减。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支出将减少，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它行业都将步入相对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人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相对萎缩，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而随着社会规模减小，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已有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老化，规模效应下降。

科技创新和创业是中国经济提升的希望，但低生育率会削弱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后快速下降，人口越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就越旺盛。根据我们的分析，长期低生育率不仅减少年轻人的比例，也减少他们的创新动力，让整个经济患上“老年病”，特征是知识更新缓慢、创新精神缺乏、创业活动减少、技术进步相对迟缓。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变化的动力加强，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为低迷的是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增速在2015年分别为全国倒数第1、第3、第4位，而2016年上半年，辽宁GDP出现负增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很多原因，但最为根本的应该是东北严峻的人口形势。东北的生育率在全国垫底，长期处于1.0左右的水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如此大的区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处于如此低的生育水平。而且，伴随着空前严重少子化的是雪上加霜的人口外流。

实际上，东北的人口危机只是刚刚开始，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在如此严峻的人口趋势下，对东北的进一步投资很多将效益成疑。早年振兴东北的投资只是延缓了东北衰败的过程。虽然东北的经济还会起伏，但经济长期萎靡乃至萎缩可能性较大。全国的低生育状态大概比东北要滞后若干年，除非生育水平能大幅提升，否则东北的今天可能是全国的明天。

中国未来的养老困境

养老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家庭养老是指由子女来承担养老责任，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现时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虽然如此，然而我国自1970年代后施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平均规模逐渐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变弱。到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失能老人的照料护理已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现在失能老人护理大部分还是靠家庭解决，而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空巢”，靠独生子女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问题越来越难。

实际上，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人口养活老年人口。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种观点在宏观上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老年人的积蓄，来自他们在工作年龄时创造的价值，这些价值所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在创造之后不久一般都已经消耗掉了。所以，养老积蓄并不是老年人把当年创造的商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变换成为存款、证券或房产等投资凭证，等到养老需要时，才用这些凭证来兑现后面工作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这些积蓄所对应的的未来财富的价值。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工作人口减少，未来的经济规模也跟着缩减，也就是届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整体价值相对缩减。这些商品和服务，是供老年人的积蓄来兑现，和工作人口实际花费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减少越多，那么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养老投资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由于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和工作人口的收入，都是在追逐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假设在未来的某年里，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按届时的价格总值100万亿元，再假设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这一年的兑现价值是45万亿，那就@意味着届时的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中有45%将被老年人分去，而工作人口整体只能享用其中的55%。

低生育率带来的养老困境除了表现在财富代际转移带给年轻辈的经济压力外，更表现为实际养老需求对家庭的现实压力。现在中国城市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已很普遍，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势必非常沉重。因此，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已成为趋势。然而，一方面是传统养老模式的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让中国养老体系发展整体滞后于老龄化的速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面临着比城市严重得多的养老困境。农村老人一生辛劳，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能力是经济来源的根本支柱，大多数都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而一旦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子女抚养。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试点，基础养老金定为每人每月55元。几年过去了，尽管新农保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养老金的标准却没有大幅度地提高，对很多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而言，每月几十元养老金是他们仅有的收入。

如东县是未来的缩影

早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江苏省如东县，在1960年代初就开始控制生育，比全国提前10年实行计划生育，也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无论是从出生率、少儿比例还是老年人口比例看，如东县的低生育率程度都比全世界低生育率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严重得多。在1956年，该县出生了43259人，到2010年仅为5755人，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减少了86.6%。2015年，如东县的少儿（0～17岁）、年轻人（18～35岁）、中年人（36～59岁）和老年人（60岁及以上）占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3%、18.6%、43.2%、28.9%。到2030年，如东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57%。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东县人口和计生委主任依然在2010年10月25日的《如东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要巩固如东县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如东县人口和计生委2013年还列出了对县级机关计生工作的考核细则，这显示了当地计生部门是如何“尽职尽责”地来恶化低生育率形势的。

与当年愿望相反的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给如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地级市南通下属的市区以外的5个县市中，如东的人均GDP在1990年位居第一，但现在已经降为倒数第二。如今，生源锐减、年轻人出走、城镇萧条等问题日趋严重。

篇10

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降低到现在的约600万，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超过了所有国家过去所发生过的。

时代周报：1.18的生育率是怎样一个概念，它会对我国的人口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生育率只有1.18，就是平均两个人只能生1.18个孩子，这意味着我们下一代人口要比上一代将近减少一半。

中国现在有13亿多人口，如果保持1.18的生育率，再过90年，也就是到2100年，我们的人口就会只剩下4.6亿。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民族，我们在1820年的时候，人口占全世界的37%，现在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9%，而15岁以下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2%。假如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到2100年的时候，人口只能占到世界的5%左右。在如此短时间内人口占比的急剧减少，也就意味着国家的衰落。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整个社会要持续发展，那么人口必须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这就要保证下一代人口不能减少太多。要保证人口总量相对于上一代基本稳定，现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1个孩子，而中国因为出生性别比例高、婴儿死亡率也比发达国家高，所以中国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3个孩子，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18，就意味着达不到人口世代更替的要求，死亡率很快将高于出生率。

如果现有生育率不提高，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还会带来人口的极度老化，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

而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保持现有生育率不变，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农民工进城之后不愿或因环境不容许没法生孩子，所以生育率会越来越低。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的生育率只有1.04了，比2010年的1.18还要少，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时代周报：过去三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的实际效果如何？

易富贤：有人担心不实现计划生育将导致中国“人炸”。但实际上，假定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现在也不会多出太多人口。根据我的计算，实行了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只人为减少了2亿人口。一个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会下降，比如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前的生育率也是很高的， 2010年台湾只有0.9，韩国只有1.2。

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大概落后20年，中国台湾和韩国20年前的社会化水平，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那个时候他们的出生率只有1.7，也就是说，在完全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国现有的生育率应该在1.6-1.7之间。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很高。但是毕竟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以前想生的没生，如果现在完全放开，会不会出现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这的确是一些人担心的。目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说，如果放开二胎，由于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达到4.4，就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要达到4700万，相当于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所以他们建议如果真实行放开政策，就要分三步放开计划生育，第一步是放开城市人口生二胎，第二步全国放开生二胎，到2020年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达到4.4，那么光是补偿性出生人口就有1亿多，而事实上，中国就算在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也只会多出一亿多人口，现在很多人想生都生不了，年龄已经大了，并且很多也不想生了，补偿性出生人口最多有3000万。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王广州、北京大学人口所的李建新教授经过计算，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不可能达到4.4，甚至不可能超过2.0。而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只会略高于2.0，几年后会低于1.7，并继续下降。

而我们需要达到2.3才能够维持人口的稳定，如果连2.0都达不到，是非常危险的，并且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现在就算停止计划生育，大部分人也只愿意生两个，连三个都不愿意生，所以说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对补偿性生育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人口制度调整，缺少的是勇气不是力气，要调整就应该大步走，而不是小碎步。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人口政策变革的必要性在哪里？

易富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严重失衡。

首先，从性别结构看，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6：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但是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光棍危机还没有爆发。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光棍”。2010年“光棍”数几乎为零，2010年之后“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14年超过1000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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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 ，第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死亡率为 ，生存率为 ，有 ，假设 和 不随时段 变化。 的变化规律：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第 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 ③

则（1）、（2）可表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构成的矩阵 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 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篇12

二、市镇县育龄妇女分年龄的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

1.育龄妇女、生育胎数、双胎数的年龄分布育龄妇女、生育胎数和双胎数是决定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的三个重要参数。各年龄组育龄妇女人数主要是由该年龄组女性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共同决定的，它与人口的总体年龄结构有关。生育胎数和双胎数是育龄妇女的衍生参数，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1989年的育龄妇女都是1974年以前出生的，当时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成长性结构分布，这一特点在1989年年中妇女人数的年龄分布上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从表1可以看出，育龄妇女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百分比分布呈明显单调下降趋势，其中死亡率的年龄特点加大了下降的幅度。而生育胎数则是由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共同作用的结果，20~2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数占到总生育胎数的一半以上，20~2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数达到总生育胎数的80.4%，这是妇女生育最旺盛的年龄阶段。虽然双胎数的年龄分布与生育胎数相近，但其集中性程度明显下降，其百分比分布有向高年组偏移的趋势。如20~29岁育龄妇女生育的双胎数只占总双胎数的73.8%，低于生育胎数的比例，而20~34岁育龄妇女生育的胎数和双胎数在生育总量中的比例却是相同的，均为90.3%。2.市镇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中国市镇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与生育年龄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随龄变化模式一致，都表现为单峰偏正态分布。1）。20~24岁生育率最高，大约为一般生育率的2.5倍，25~29岁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较高水平，大约为一般生育率的2倍，随后，生育率急剧下降，且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升高持续下降。中国市镇县双胎出生率明显受女性生育年龄的影响，并且与生育率具有完全不同的随龄变化模式。双胎出生率在30~34岁以前随着育龄妇女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县育龄妇女的双胎出生率在30~34岁达到峰值，而镇的峰值年龄推迟到35~39岁，市则始终保持随着育龄妇女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不论是市、镇还是县其育龄妇女在30~34岁和35~39岁的双胎出生率差别都不大，均呈现一个双胎出生率相对稳定的平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生育年龄阶段，即45~49岁育龄妇女的双胎出生率都出现异常升高，达到双胎出生率的最大值。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在这些生育事件中，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同为生育事件，但单胎生育与双胎生育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育事件，前者主要受生育政策、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后者则主要受妇女生理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妇女的避孕方式和生殖方式如口服避孕药、试管婴儿等对双胎的出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哪些因素对中国双胎出生率有影响尚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试管婴儿对1989年中国妇女双胎出生率没有产生影响，因为我国的首例试管婴儿是1988年诞生的。

三、双生子出生性别组成分析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双胎数据提供了双生子对出生的性别组成信息，即男男、男女、女女三种类型的双生子对出生信息。从生物学来源上，双生子分为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两种类型，同卵双生子是来自于同一个受精卵，其在第一次细胞分裂时发生了分裂分离，并各自发育成一个个体，这种类型的双生子在遗传组成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其性别组成必然是一致的，即性别组成只能是男男型或女女型。而异卵双生子是妇女在一次排卵周期中排出两个卵，并分别被受精，其遗传关系同正常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同，因此其性别组成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相同。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只能是异卵双生子，而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则可能是同卵双生子，也可能是异卵双生子。所以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之间的比例关系既包含异卵双生子内部的关系，还包含异卵双生子与同卵双生子的关系。在自然情况下，异卵双生子对的性别组成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其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存在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反映异卵双生子与同卵双生子之间的某种比例关系。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构成比例（异性/同性*100）在不同的妇女生育年龄阶段差别较大，并呈现明显的变化规律，即在30~34岁以前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随着生育年龄升高而上升，随后逐步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大于之前上升的幅度。通过对市镇县的比较，市的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最低，县次之，镇最高。镇妇女生产的双生子中，其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在所有年龄阶段都明显高于县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