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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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对口率”指标内涵解析

“专业对口”主要是指个体所从事的工作对各类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与自己在学校等类似地方所学的专业知识、技能相匹配。“专业对口率”，也称为“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是指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毕业生在该专业总毕业人数中的占比，其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受雇全职工作并且与专业相关的毕业生人数”，分母是“受雇全职工作（包括与专业相关及无关）的毕业生人数”。

站在职业教育的角度，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后，工作与专业是否对口、能否学以致用是衡量职业教育效用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学生而言，专业对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工作岗位稳定、升职加薪及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对高职院校而言，毕业生就业后的“专业对口率”是评价学校各项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学校教育投入是否产生价值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它也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二、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现状分析

2013年7月，在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通知中，明确将“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指标纳入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把“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80%以上”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就业质量的量化数据，并且要求“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达到80%才能评为优秀。

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后专业对口率较低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天津滨海职业学院为例，在2014年麦可思关于我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2013届毕业生半年后整体专业对口率为57%，其中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仅为22%，按照麦可思报告的解释，其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针对这一现状，麦可斯报告建议我院应该加强职业前瞻教育，提高毕业生对未来职业认知，更合理地规划自身职业发展。应该说，通过麦可思报告，使我们准确地了解了2013届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对口率上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的更加系统的原因做出分析，给出的建议也比较笼统和不够全面。

三、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较低的现状，实质上反映了毕业生就业方向与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按照我院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划，本专业是面向天津滨海新区金融行业发展需要，培养懂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能够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理财机构、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胜任证券经纪人、保险人、投资顾问、理财经理、柜员等岗位要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根据我们对上述金融机构就业岗位需求的市场调研，除了银行柜员岗位的就业门槛较高机会较少以外，其它金融机构对基层岗位人员的需求在天津滨海新区都比较普遍和充裕，虽然还没有达到来者不拒的程度，但是一般都有很大的用人需求。然而通过对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动态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只有一部分学生在上述金融机构能够稳定的工作，而且经过毕业后1～2年左右时间的历练，这部分学生无论是对工资待遇，还是个人发展的前景都比较满意和有信心。针对这种比较矛盾的现状，我们又对这些就业与专业对口的学生和不对口的学生分别进行了回访调查和分析，最终归纳出了一些与学生就业专业是否对口产生影响的因素和缘由。

（一）来自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

1.缺少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应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三维立体体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或者说是过于偏重采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系统化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是，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上无法得到教师深入、持续、有效的指导。

2.专业课程的教学缺乏实践性。虽然这么多年在专业课程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实践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但是从学生毕业工作后给我们的反馈来看，他们还是认为在学校所学到的很多专业知识和掌握的技能与实际工作中职业能力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按学生的说法就是：所学非所用，或者是所学不会用、不善用。究其原因，一方面不能排除很多学生在校期间缺乏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在如何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如何有效地提高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水平，培养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上还有很大有待提升的空间。

3.专业顶岗实习过少，缺乏连贯性和多样性。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实践工作能力，有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还可能是一个培养方式的问题。在对毕业生工作后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在校期间参加的专业顶岗实习经历，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从业认知水平和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实践工作能力，因此他们纷纷希望学校今后应该提供更多的顶岗实习机会。但是，在现实当中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往往只给学生提供了不多的一些顶岗实习机会。就我院国际金融专业而言，学生的专业顶岗实习一般都只安排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然后学校负责联系几家不同类型的金融公司，比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互联网金融理财公司、贵金属现货和期货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等。最后每个学生只有到一家金融机构实习的机会。这种顶岗实习的安排，虽然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为学生推荐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但是其总体效果还是有很大的欠缺。

（二）来自学生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

1.学生缺少“就业”的愿景。众所周知，心想才可事成。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如果心里对未来自己想干什么、从事什么工作没有一丝的想法，相反，每天都是心怀杂念无所事事，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认真学习的动机和行为，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马上要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工作。本人曾经兼任过7年的国际金融专业的班主任工作，我就发现凡是那些在校学习期间，心有定向、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工作，并且早早开始准备的学生，毕业后都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当然，学生缺少就业的愿景，一方面跟其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培养各类高技能人才的时候，不能只注重“教”，还应该要注重对“人”的培养，即所谓“育”。通过“育”人，让学生早早地走出迷茫，看清方向，从而做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2.学生缺少“从业”的资质。从事金融类工作一般都需要一定的资质，这里的资质主要是指通过了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的金融从业资格考试，比如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基金销售从业资格考试等。在学生就业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就是因为在校期间没有通过上述的金融从业资格考试，结果就是自己想去但总被拒绝。相反，那些毕业前就已取得一项或多项金融从业资格的学生，很容易就找到了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再加上他们在毕业离校前，已经有了为期超过6个月的从业经历，等到毕业时他们每月的收入已足够应付未来的房租、生活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因此这些学生往往都能够在现职岗位上继续安心踏实的工作，而且是越干能力越强、收入越高、信心越足，如此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3.学生缺少“乐业”的意愿。就我院国际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未来所从事的金融工作而言，绝大部分都是金融产品销售类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内勤文员类岗位，但是这些岗位往往所招聘的人员数量都比较少。俗语说“万事开头难”，金融产品销售类工作尤其如此。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在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忍受不了在销售过程中客户的反复拒绝，从而纷纷跳槽。在对这部分毕业生进行回访调查，询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岗位工作时，得到的答复往往都是简单的“不好玩”，或者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等等。其实，从事金融销售工作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除了“诚信”、“用心”等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而能否做到“坚持”，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乐业”的意愿。这种“乐业”的意愿首先来自于学生对所干工作正确的价值判断。比如做保险人工作，我们应该把保险的销售看成是为别人送保障、送安心，而不应看成是多拿提成的手段。其次，这种意愿来自于学生对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挫折和挑战要有一份坦然面对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挫折和挑战有困苦的一面，同时它也有磨练自我、成就自我的一面，正如星云大师所言“吃苦就是吃补”。

四、提升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对策分析

提升专业对口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专业对口率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对策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同时还需要循序渐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太过于一蹴而就。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提升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对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自我评估，就是对自己的职业兴趣、气质、性格、能力等进行全面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与不足。二是职业环境分析，是指分析内外环境因素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确定职业发展的机会。三是职业规划决策，是指对职业生涯目标的确定、路径的选择和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从上可知，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就说不能仅仅依靠采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系统化的工作。因为职业生涯规划涉及很多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具体信息，学生不可能完全知道和了解，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同样也不一定都能知晓，因此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该是国际金融专业所有专职教师的事情。比如新生入学之初的专业认知教育由教研室主任担任，负责向学生介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本专业主要面对的职业岗位等方面的信息。专业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负责向学生详细介绍该课程所针对的职业岗位相关信息，例如岗位的市场需求、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等等。

（二）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提高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如何增加学生在校期间的顶岗实习机会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实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二是校企合作，就是充分利用企业和学校两种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发挥企业和学校两方面的人才培养优势，共同作用于学生，达到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合作主要体现在教学资源校企共享（包括人力、师资、实训条件、设备、品牌资源等），培养计划校企共定，教学过程校企共管，文化氛围校企共融等方面实行合作。三是工学结合，就是由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企业订单设置专业，并和企业共同制订工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人才培养过程包含系统的知识学习和系统的技能训练，将课堂学习与现场工作有机结合。

（三）实施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改革

实施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改革，就是以天津滨海新区各类金融机构投资理财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结合戴士弘教授所倡导的高职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理论，对我院国际金融专业核心岗位课程实施整体教学模式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模式的课程改革应该遵循三大原则：一是课程必须突出能力目标；二是课程能力以项目任务为主要载体；三是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同时它也应该符合两个“对接”：一是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二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最后，其实施要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职业岗位，明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课程建设方向；确定课程在能力、知识和素养三方面的整体培养目标；根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课程教学内容，完成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设计等等。

（四）创建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平台

截至目前，适合国际金融专业学生报考的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主要包括：证券经纪人从业资格考试、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等。这些考试其实都不是很难，而且其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知识在相关的专业课程里都有所涉及，但是很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较差，到毕业的时候，大概只有25%的学生能够通过1～2项从业资格考试。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认为学校的相关系部完全有必要创建一个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平台，由国际金融专业的相关教师担任培训讲师，利用业余时间对本专业的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考前培训，从而起到一定的督促和辅导作用，使国际金融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前都能够取得多项从业资格，为学生从事金融类岗位工作提前做好铺垫。当然，这种培训服务最好是非盈利性的。

篇2

出于稳产、高产的需求，农药在中药材种植业被广泛使用，但普通化学农药毒性高、残留多、不易降解，不仅威胁药农健康，还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并使得我国中药材及其制剂的农药残留偏高。随着各国农残检测标准日趋严苛，我国出口中药多次因农残超标被封存、销毁或者退货，因而施用对环境友好、低残留或无残留、低毒或无害的绿色农药，是中药材种植发展的必然。本研究以多年生宿根草本药材三七为突破口，在云南省文山州对三七药农（七农）进行调研，以期解读影响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在问卷问题和模型变量的设置中，强调生产投入、产出回报、贷款保险和价格预期等经济学参数，希望为合理高效的推广绿色农药提出经济上可行的政策建议。

1 研究对象选择

三七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的根茎，是常用的名贵中药材之一，传统认为具有活血散瘀、消肿定痛的功效，享有“金不换”、“止血神药”、“南国神草”的美誉[1]，为云南白药、片仔癀、血栓通、三七片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现有正品药用三七均为人工种植，未见野生种。近年来，由于三七售价持续高涨，造成三七红籽、种苗的价格屡破历史纪录，种植三七所需材料农资、人工也连带上涨，三七种植成本随之大幅攀升。据测算，2011年新种植三七每亩（1亩≈667 m2）成本已达2万～3万元。三七从育苗到收获需要3年或以上时间，且病害十分严重，因三七种植存在连作障碍，一般新种三七需另选地块，或者10 年以上的轮作周期才能继续种植[2]，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种植三七的难度和生产成本。三七的种植，充分体现了中药材种植中长周期、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特点，因而选取七农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合适的。

2 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2.1 模型描述 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只有愿意或者不愿意2种选择，属于离散被解释变量中的二值选择（binary choices）。故本研究利用二元 Logit 选择模型，令Y=1表示愿意，Y=0表示不愿意，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围内，建立回归方程：ln是几率比，即Y=1与Y=0的概率比；参数βi（β1，β2…βm）为回归系数 [3]。

2.2 解释变量的假定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4-11]，结合前期调查所获知的文山州三七种植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假定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因素有七农个人特征、七农家庭特征、三七生产特征、七农获取外部支持情况、七农的农药认知及三七价格走势判断5大类，含义及预期作用方向见表1。

2.3 模型计算与结果 2012年10—12月在三七道地和主要产区——文山进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调查后，以EpiData3.1软件录入问卷数据，运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运行Logit计算，采取向后条件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期间将文化程度这个分类变量视为哑变量，经过多步回归后，最终取得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最优Logit模型，相关回归系数及检验值见表2。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77.1%的受调查七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表1中列出的22个假设解释变量中，人均产值、防治病虫害效果的认知、低农残三七售价认知在10%水平上显著，平均每亩农药花费、三七农残现状认知、三七销售价格预期在5%水平上显著。从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建立的最优Logit模型准R2达到了0.923，卡方检验是227.4，显著度P为0.000 0，整体拟合效果好，回归效果比较理想，证实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3 分析讨论

分析三七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各类显著或者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一些与其他作物种植户不尽相同的特点。

第一，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七农种植年份、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等常规考察因素对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没有显著的影响。传统观念中，受过良好教育、家庭人口数少、家庭收入高的年轻农户更容易接受绿色农药，但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证实。另一方面，以往文献报道中，种植经验丰富、种植收入高的种植大户更倾向采用绿色农药，这点在本次研究中也未得以体现。

第二，只有5.3%的被调查七农参加了农作物保险。由于占比过小，很难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参保比例过小，这在一个生产周期漫长、价格波动剧烈、面临风险巨大的产业中是极不正常的。

第三，人均产值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前期预计吻合，但这是在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种植面积变化趋势等变量都不显著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说明，盲目扩大粗放式的种植规模并不能有效的提升药农采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只有在精耕细作、集约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才能确实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

第四，平均每亩农药花费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前期估计不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绿色农药售价比普通农药高，农药物资投入已经较大的七农不愿意选用。这点可以在调查问卷中寻求支持，问卷针对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七农，追加了为什么不愿意使用的问题，71.7%的答题者都勾选了“绿色农药价格高于一般农药”。

第五，认为三七农残情况严重的七农反而更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让人出乎意料，这可能需要依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进行解释。药农自行核算农资、人工、土地等生产资料投入，考量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其理性的一方面。但当前农村信息还是比较闭塞，药农获取的是片面的农药污染信息，只知道目前农残问题严重，却没有掌握其他知识，如农药对人体的威胁不仅仅是急性损伤，还会造成慢性疾病，这会产生比短期正向收益更大的长期负性收益；农药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阻碍农业的持续发展，长期看来总体收益会因为农药过量使用而下降等等。药农对农药问题不能全面认识，会导致只考虑眼前收益，在认为多数同行都在使用普通农药的情况下，自己若加大投入使用新农药会造成成本上涨、利润下降，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而未考虑健康环境的收益，这是其不理性的另一方面。药农处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使得认识到农残情况严重的药农反而拒绝使用绿色农药

第六，认为绿色农药防病虫害效果最好的七农更趋向于采用绿色农药，这与假设变量时的推断相符。三七的病虫害较多，不同农药针对不同病虫害的效果不尽相同，并不能单纯妄下论断哪种农药的效果最佳。但树立药农对绿色农药抗病虫害的信心，确实有利于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推广使用绿色农药。另一方面，是否认为绿色农药对人体伤害最小、对环境危害最轻的变量并没有进入最终的优化模型，从侧面说明药农对绿色农药的理解还存在偏颇，药农愿意选择以否，并不基于对绿色农药低毒、低残留特点的理解差异上，而更多受到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信心程度影响。

第七，对三七价格预期理性的七农更愿意选择绿色农药，这点同假设相契合。观察10余年来三七的价格走势，2001年到2002年价格较低，2003年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又降低，2006年后价格逐渐升高，2009年至2010年呈直线上涨[12]，2011与2012年度继续大幅攀升。高昂的价格已经影响到三七最大宗消费者——加工厂家的生产，致使一些三七产品停产。同时，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三七种植出现盲目扩张，调查中作者发现93.1%的七农种植面积呈扩大趋势。这很可能导致三七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三七价格下行的可能性极大。本研究调查问卷完成于2012年10—12月，三七价格正位于高位，认为三七未来价格可以保持或者继续上涨的七农，首先考虑保产增产，较少思及健康与环境因素，因此不愿意尝试换用绿色农药。

第八，如果七农认为种植过程中施用绿色农药的低农残三七比普通三七的价格高，则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其更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与先期估计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59.3%的受调查七农认为低农残三七并不比普通三七售价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药材农残检验还不完善，低农残药材质优却不一定价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农药的使用。

4 政策与建议

4.1 促进集约型规模化药材种植 药材种植中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必然促使生产向实力雄厚的种植公司和专业大户聚集，单体种植规模会越来越大。但许多生产大户的田间管理和采收加工依然依靠传统经验和技术，属于粗放式简单复制以往生产方式。研究结果提示，通过集约型规模种植，才能真正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因此，可以从选地、环境质量检测和监测、人员技术培训、种植采收、质量检测、加工仓储等多个环节入手，制订和落实集约型生产的方法和措施，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达到增强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目的。

4.2 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 在这里并不是建议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强行限价或者降价，如果无利可图，农药生产厂家会减少甚至停止生产绿色农药，这无益于解决问题。绿色农药的价格同其他商品一样，主要由成本决定，成本主要包括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税金等。可通过国家设立专门基金扶持绿色农药新产品研发、绿色农药销售网络给予财政补贴、运输绿色农药物资的车辆免收过路费、绿色农药生产厂家免税等方式，降低绿色农药的成本，进而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促使更多药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

4.3 加强绿色农药特点的宣传、促使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 本研究表明药农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认知是愿意选择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药农如果认为绿色农药防治病虫害效果好，则愿意使用的可能性就大，绿色农药对人体危害小、低毒低残留的特点却没有受到重视。但绿色农药对某些病虫害的作用并不比普通化学农药强，且施用后见效较慢。这就很可能造成本来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药农真正实施使用行为后，回退到不愿意使用的状态。为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应加大宣传，让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了解普通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伤害，熟悉绿色农药安全低残留的特点，使得药农在抉择生产方式时，能将环境和安全列入考量，这才能坚实稳步的推广绿色农药。

4.4 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 中药材价格的频繁波动，从长远看，是绿色农药推广的障碍。药材价格虚高时，药农为保证产量，无暇顾及健康与环境的损害，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药材价格暴跌时，种植药材零利润或者亏本，药农不可能再加大投入来使用绿色农药。近几年来，中药材的价格频繁遭遇暴涨暴跌，三七价格屡创新高，太子参在两年时间里创下17倍的涨幅，其他如人参、金银花等一些药材，也经历过大幅涨跌的行情。这里面有异常天气、突发疫情等原因，但经销商囤积居奇、游资炒作和药农盲目种植是造成中药材价格坐过山车的主要原因。要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中药材收储机制，以有效防范中药材供应量短期减少的风险；建设中药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及时各品种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市场价格信息，避免药农和经销商跟风操作；建立中药材期货交易市场，促进市场流动性，以适度的期货投机缓减价格波动；积极查处炒作中药材的违法行为，严查炒作、囤积以及哄抬药材价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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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evidence on Panax notoginseng production areas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QIAN Yun-xu1，2， YANG Yue1， ZHAO Wei3 ， CUI Xiu-ming2，4， BI Kai-shu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Wenshan Institute of Panax Notoginseng， Wenshan 663000， China）〖JZ）〗

篇3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研究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地区差异,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七十年代开始,辽宁生育率急剧下降,1970总和生育率为4.23,1982年为1.74,到2000年仅为1.2。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围下降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着。本文将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篇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为 1.20。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把这5年的生育率数据调高10%，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32，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过低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国内来看，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减速，其中辽宁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甚至变为负数，原因之一就是东北的低生育率和人口流失。从国外来看，日本经济近20年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也是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危机。

虽然现在日本、德国都已陷入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但其实这两个国家近几年的生育率都在1.4左右，略高于我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出现我国现在这么低的生育率，都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不少地区的标准与超生人群收入、职业等挂钩，对于3胎以上的超生，更是加大征收力度。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是过低而不是过高，那么，育龄夫妇多生孩子，显然有助于扭转我国的低生育率现状。但对生三孩以上的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不是压抑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吗？

人口学常识是，即使全国平均每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的人口还是会缓慢减少的。因此，一个国家合理的生育率不应该低于2.0。由于有一部分夫妇不愿意生二孩，甚至还有一部分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因此，要使生育率达到2.0，就不可避免要有一部分夫妇生三孩以上。

按照全面二孩政策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二孩最好。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夫妇愿意多生孩子，有些夫妇愿意只生一个孩子，还有些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假设一个国家的生育状况如下：10%的夫妇生三孩或三孩以上（平均四孩），70%的夫妇生二孩，10%的夫妇生一孩，10%的夫妇患了不育症或自愿丁克，这样平均每对夫妇所生的孩子数为：10%×4 + 70%×2 + 10%×1 + 10%×0 =1.9，平均不到两个孩子。可见，如果希望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孩子，那么至少要有10%的夫妇生三孩以上，才能弥补一孩家庭和丁克家庭所导致的孩子欠缺。事实上，在当今社会，由于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大（例如高房价把众多工薪阶层人士压得喘不过气来），愿意生三孩以上的家庭未必会达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