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智慧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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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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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7.001

1 智慧管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信息数据时代,教育管理应及时进行教育管理改革,特别是高等院校,更应在管理理论方法和思路上进行颠覆式革新,这是当前信息时代教管事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和主要研究课题。当前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在改进和提升方面,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教育管理决策提供高效、专业化的实现平台。信息型、智慧型教学管理,一来可以大幅节约各项管理成本,二来可以有效提高教育管理从业者的管理效率,实现教育的科学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充分利用新兴技术,运用科学智慧的管理方式,可以全面准确地掌握校内各项杂乱的动态的数据,对于切实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具有划时代的、突出的现实意义。

2 教育管理信息化现存问题

(1)管理的信息化标准不统一、不严谨。信息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相关管理的严谨性、有序性会直接影响教育业务发展及管理效能的信息化水平,影响到信息的传输、共享和汇总分析水平,进而影响到教育管理的科学决策,然而限于历史发展背景,传统教学管理模式的藩篱,我国当前多数高校的管理信息标准并不完善。通常情况下,同一所高校内的不同学院常常各自为政,建设出不同标准的信息系统,此类系统数据之间的兼容性较差,格式也不规范和统一,在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浪费的同时,也给系统问的信息交换、整合和共享造成难度,直接影响到了整个院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持续性和规范性发展。

(2)智能化管理的程度较低,处于简单的数据统筹管理阶段。我国当前各大院校在信息化管理工作方面暂处于偏重管理过程的电子数据化,距离人性化与智能化较远,一切以“数据”为中心,智慧管理所注重的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尚未形成。对多数信息管理系统,相关管理人员也仅仅是进行大量的数据输入输出和简单的统计、报表汇总等浅层操作,海量数据使管理人员无法从繁杂的操作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3)管理数据基础缺乏精准化、精细化的管理,无法对教育决策提供准确参考。简单的数据输入、搜索和统计不是教学管理信息化工程,各类数据的统筹只是信息化的信息基础,最终目的是通过数据来提供高效率的、智能的各项管理服务,然而目前各大高校的数据库建设尚处于起始阶段,对数据的应用较为简单,就连数据分析也仅仅是得出一些简单的统计量或者分类数据,尚未看到或者尚未能发掘出数据中所隐含的管理型信息,无法对教育决策提供准确参考。

以上各类问题的存在呼唤着智慧管理、职能管理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为管理的信息化提供了技术和信息支撑,智慧管理,将切实引领教训管理的发展。

3 智慧管理特性和内涵分析

智慧管理的智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够到达对数据的深层级发掘,为教育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参考。智慧型的教育管理能掌控学习环境、识别各类教育者和学习者的特征、全方位监测教学过程,并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从数据中搜寻核心信息并运用到管理中,以辅助提高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二是实现教学管理的自动化,有效较低管理人力物力成本。通过智慧管理系统,能够自动处理各种信息数据,得出精准的结论和反馈,精简了各项管理流程,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同时更能有效避免因人为因素所带来的管理错失。三是能够对教育教学全流程实现全方位的监测和管控。对各个管理环节和教学过程进行识别和分析,实现对各类信息的智能化对比,实现对各项教学管理的智能诊断,有效解决教育业务开展过程中、教育装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诊断的基础上,进行挖掘分析,实现对教学管理安全状况的实时预警并提出针对性处理措施,保障教育教学的高效、稳健、有序进行。

4 智慧管理工作总体思路

(1)提高对智慧管理发展的重视程度。当前形势下各项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云计算等技术应用水平日新月异,各行各业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智慧产业,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力争快速实现智慧化发展,智慧行业的发展前景愈加向好,也必将成为未来主要而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教学管理也要紧跟时代步伐,切实提高对指挥管理发展的重视程度,尽可能投入足够的资源,摒弃传统的管理思维,颠覆惯常的发展理论,多做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和理解智慧管理的内涵和优势,结合高校实际,快速、有序推进信息化建设,向智慧化教育时代迈出前进步伐。

(2)充分发挥教师在智慧管理中的作用。我国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一直被视为高校工作的瓶颈。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教育管理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在理念、模式与方法上必须与之相适应。本文旨在通过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另一主体角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来探讨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学习一点管理的智慧,实行必要的智慧管理,这是现代教师理想的选择。

(3)切合实际,有效发展。实现信息化管理已经将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智慧管理更将对成本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各大高校应结合本校实际,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智慧管理。可以在个别学院进行试点,重点推动,实现局部的智慧管理。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控制成本,在不对学校正常运转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逐步推动全校的信息化和智能管理水平。

(4)确保信息安全。在信息化时代,最大的风险就是信息安全问题,各类信息均有着一定的私密性,安全的疏忽,往往导致重大的泄密风险,对他人带来严重影响。高等院校的各类信息,一方面会涉及学术技术、专利信息等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也涉及教师学生的个人隐私,这些信息均需要严谨严格的保密措施来保障安全。要保证各类信息的安全,需要考虑到信息管理的全过程,从信息的收集整理、传输和处理到实际运用多个环节。所以不论是基础的信息建设,还是后期的智慧化管理发展,要始终提高信息安全保密意识,将之放在信息管理工作的首要位置,通过建立完善的保密体系,保证智慧管理发展的安全运行。

5 智慧管理实施意见

(1)首要开展智慧校园建设,搭建智慧管理环境。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是为高校师生提供实时高效、一站式与个性化的校园信息化服务,帮助高校实现各类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深化高校信息化进程。大数据环境下的智慧校园建设思路应是在原有的数字校园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增强其智慧性,从而形成服务、管理更为完善、师生体验更为人性化的智慧校园。一是制定智慧校园的数据标准与应用标准,以及各应用系统之间的接口标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实现校园各类数据共建共享。二是整合贯通业务系统。在智慧管理系统的构建要注重对现有系统的升级改造,注重与其他系统的兼容,以在保障系统衔接性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建设成本。三是统一管理与维护。在信息化校园建设中提高效率,智慧校园的建设应对业务系统进行统一规范管理与维护。

(2)切实提高大数据采集效率及在科学决策中的应用水平。决策工作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关键,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高校的长远发展。在高等院校智慧管理工作中,管理者通过各类信息搜集和分析系统、现代化的网络系统等各类信息平台,尽可能全面地采集各类教学管理数据,全面统计,细致分析,深度挖掘,为管理决策提供精确的科学的数据支持,进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均衡发展。

(3)加强教育的可视化管理。可视化,是指通过设置多方位的信息采集和展演系统,对教学管理过程中各项教学活动、人员情况等信息予以搜索、采集和统筹分析,并通过某种形式最终进行可视化处理并展演给特定的使用者。从当前形势看,可视化将成为信息时代数据产业的发展必然,是学校开展智慧教育的必备条件,也是高校智慧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创建此类系统,各级使用者可以直观地查看与之相关的各类经处理过的有效的可利用的信息数据,为使用者得工作提供直接支撑。

篇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12-04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以来,“和谐”二字便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探讨和深究的论题。可以说,和谐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1]。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教育,只有和谐的教育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素质全面的和谐人才,这已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其实,中西方世界关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具有深邃而丰富的思想体系。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升级、变轨和转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正在产生,而旧条条、旧框框依然存在,使我国高等教育目的价值体系方面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和适应的矛盾与冲突。我国高等教育目的价值体系路在何方,应当做出并坚守什么样的价值标准,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应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和重视,而不应回避或置若罔闻。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的人的和谐发展思想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和启迪。

一、人的和谐发展思想的历史梳理

1.国内关于人的和谐发展思想的历史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古老而仁厚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经久不衰和生生不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尚仁主和的民族意念以及超强的自我传承能力。从一定程度上说,“刚健、尚德、重义、合和、礼仁和中庸”构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和谐精神与和谐价值。中华民族的这种和谐理念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存在状态和未来趋向的向往和期盼。《周易》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关于自然和社会变化以及对立统一的和谐理念。儒家思想里的和谐韵味更是味浓意深及无处不在,处处彰显其独特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如《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和”集中反映了宇宙万物的存在状况和发展趋势,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精神[2]10。另外,“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25孔子的求学和成长经历是个人和谐发展的精典总结,说明人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及实现人和谐发展的一种价值趋向[3]40。因此,追求和谐应该是儒家关于社会和人发展的理想和信念。道家著作《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47,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4]60,表明宇宙万物只有保持常态的和谐,遵循自然之道,才能实现理想的发展状态和景象。佛学讲求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其所谓的“涅槃”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同一,或者说,就是了解了或自觉到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固有的同一[3]202。儒、佛、道作为中华文化思想的渊源和民族精神的灵魂,在中华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特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规范性的导向作用。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且必将对未来人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起重大而深刻性的影响,其根源于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贵和和进取的这种和谐精神——即和谐哲学,这也必将对今天人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的价值取向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2.国外关于人的和谐发展思想的历史考查

西方国家也有丰富而系统的人的和谐发展理念,如古希腊哲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提倡人和谐发展的典范。 他在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独到发现恰恰证明了人的和谐发展的存在和可能。他在其《政治学》中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在“形而上学”中关于“物质”与“形式”的共生,在“物理学”中关于运动的“可能性实现”[5]90,等等,都说明了他的经历和发现具有人的和谐发展的底蕴和基础。后来,他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及其后来学者的传播得以保存并进而影响到全世界。同为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类的真、善、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整,提出人的灵魂是由智力、道德和美感三者构成的学说。他从理性角度出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述了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关系问题,说明有德性和幸福是最高的善。也就是说,“他是全善的,他必须拥用绝对的权力,以便把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或者说他是全能的”[5]465。康德对人的真善美的探索毋庸置疑,即便康德最后把全智、全善和全能归结为上帝,但也不能否认他对人的和谐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德意志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在分析劳动在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完整而客观地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约性、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科学地总结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即“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体力与智力和德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人的最后解放”。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到中国和苏联。苏霍姆林斯基从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出发,创造性地将“全面发展”、“和谐发展”、“个性发展”三者融合在一起,把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并将其作为学校教育的理想和目标。至此,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正式形成并影响到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应合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顺应已然行成,并对我国高等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出现了与人的和谐发展有关的弊病与冲突

人的和谐发展作为一种育人理念和教育思想体系在古今东西方世界已然证明其具有可行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而出现的与人的和谐发展有关的各种矛盾、问题和冲突已成为制约我国向前发展的桎梏,并最终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目的的价值选择。

1.人才选拔强调应试,评价模式过于单一,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和谐发展

“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法宝”已然证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并必将在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任何具有民主思维和公平视野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它也必将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肯定。但是,当社会在肯定考试的意义和价值时是否也应当对考试的方式方法和适用范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抑或也应该对“人的发展”这个教育上永恒求索的论题进行详细的探讨。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个社会的人,他有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的发展需要,也有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等领域的完善要求,任何强调其中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行为都是对人的发展的一种损害,也一定会影响人发展的社会化水平和个性化发展水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景却令人异常担忧,主要表现就是教师对学生评价的方式过于狭隘和单一,把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选择和标准。什么科目都必须考试,只有考了60分才能过关;有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上课,把所谓的平时成绩纳入总分,美其名曰“综合评定”。老师有老师的标准,而学生也有学生的办法,有的学生总结出了一条过关秘诀,即“平时上课请人替代(因为老师要点名而又不认识学生,所以只有请同学答应),学期考试复习两天”,只要把考试范围背好,60分万岁。这种简单的学生成绩评价模式,促成了学生对待考试蒙混过关的心理,但是到大学毕业时却又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渺视,甚至于歧视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实际上,这仍是当前高等教育中的“应试“现象,即教师的教学目的不明确、对学生的素质发展没有帮助、存在应付差事的状况。教师并未真正具备事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并未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而学生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对自身的发展未作充分的思考,存在“应付”学习任务的现象,其结果是学生知识不全面且不精深,思维未得到较好地训练,能力未得到提高,情感发展不充分,动手能力不强,独立生活生存能力较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未得到锻炼,总之,人的全面发展未得到较好地实现,和谐发展只能成为一种理想。

2.大师欠缺已成事实,教师素养有待提高,高校学生的和谐发展困难重重

“社会的发展靠教育,教育的发展靠教师”,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应该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对这一论题的落实却是力道不足,或者说,是认识不够精准和全面的,它主要表现在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适应的高校教师素质问题上。众所周知,本世纪初我国在高等教育连续扩招的推动下,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3%[6],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已真正步入大众化国家的行列。这原本应该是值得全国人民同贺的喜事,然而,高校教师素质的下滑问题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如有的教师过度关注经济利益和名望,一切以科研为中心而无视课堂教学,置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发展于不顾;有的教师赶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时髦,整个学期都让学生上课堂代替自己“讲授”,名曰“新课改”,实为教学上的“偷工减料”和“懒惰行为”;个别教师授课“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无一点高雅的思想内容,为了取悦学生,甚至讲一些的笑话以博得学生的喝彩。或许有如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腐败现象一样,大多数人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教师素质下降已见怪不怪,但是,稍有一点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对诸如此类的现象忧心忡忡。值得高兴的是,当前我政府和高校管理者对此问题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关注,然而,治理方法欠妥和力度不够已为社会所诟病。

如此的教师素质和教师育人策略,又怎能用“大学非有大楼而有大师之谓也”去称呼呢?又怎能去相信这样的教师所教授和培养的学生呢?这已为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社会所应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必将会证明,“只有一流的老师,才会教育出一流的学生”,如果没有教师素质的提高和专业技能的加强,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必将成为一句空话,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也必将是低效和毫无建树的,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和谐发展也将是纸上谈兵而已。既便是当前高校在招聘新教师时对教师学历已有了较高的要求,但是,只要是对教育有过关注和思考的人都知道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如果简单地用招聘高学历教师来解决此问题,就犹如医生给病人治病时的“治标不治本”,这根本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3.教师教学方法欠妥,创新观念不足,严重影响学生的和谐发展

教师注重知识的传承本无可厚非,这原本是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之一,学生把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作为第一要务,这也为教育界所肯定和认可。但是,如果高等教育仅仅关注知识的传承和学生对既定知识的掌握,那么培养的人将难以有所作为,也很难促进社会向更高的文明前进和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即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当代社会,人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素养,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和谐发展的人。但是,也应该知道,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上,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目的[7]。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和大变革的时期,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我们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高等教育也同样如此。显然,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注重知识的呈现,忽视知识的发现;只重视知识的记忆,忽略知识的思维;只强调学生动脑,轻视学生实践;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漠视学生的生活;等等。高等教育只重视知识教学,把知识的获得作为高等教育唯一目的,教师只会讲授书本上的知识,学生只会记住教材上的每一句话,只要考试能考高分,这就是目的。其次,从人的知识结构上的和谐本义上说,并不排斥矛盾和冲突。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有对立和斗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但是事实上,在学习过程中,个别的人对新思想和新观念是很担心的,认为新思想和新观念会动摇他们原有的知识结构,会造成他们的“无知”。其实,中西方世界的哲学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对立面和多样性,和谐是一种合理的差异性,和谐的统一不是整齐划一,它尊重差异[7]。也可以进一步说,任何创新都是在矛盾和差异中产生的,因为新事物的产生总是要打破原有事物的空间和结构,新事物替代旧事物总是在一种矛盾和对立的状态中产生的。因而,重视知识的学习和忽略知识的对立差异也不是和谐,也不可能对人的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形成有多大帮助。

三、人的和谐发展理应是高等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又一诉求

1.人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和一系列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它科学地回答了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我国“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等社会广为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科学发展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从本质上说,科学发展观弘扬的是一种和谐发展的伦理精神[8],是对和谐发展的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状态描述。高等教育作为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机构,人的和谐发展理念的提出是高等教育对科学发展观思想的理论应合。首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即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倡导了一种关于人发展的理念,即社会的发展应以人的发展为手段,人的发展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全面发展,而且还追求人发展的和谐和协调,即人应有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发展,又应有知、情、意、行的全面进步,还要关注人的语言能力、身体运动、空间感知、艺术美感和自我认知的提高。第三,科学发展观从不排斥人的各方面发展的矛盾和斗争,它认为,人的发展都是在对立和冲突中实现均衡和协调的,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和谐发展。

2.人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的核心内容

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转型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主题,也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蕴涵了关于人和谐发展的基本思想内容,同时也对人的和谐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规范,体现了人的知、情、意、行和德、智、体、美的统合和协调。众所周知,当我国经济社会在进行全面发展和革新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是城乡差别、贫富悬殊和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然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不采取应对措施必将会危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至的人的经济利益的调整加剧了人在社会之中的差异性、多变性和对抗性。其实,这时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人理性的和谐。反之,人的全面和和谐发展又会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和水平。毋庸置疑,社会和谐与否定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会造成人的和谐发展成为未知和不可能。可以这样说,社会和谐和人的和谐二者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二者犹如一个事物的正反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但是,在认识二者关系的同时,应当毫不含糊地承认和肯定人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内容,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中心和关键,社会不能离开人。

3.人的和谐发展是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

当前,随着我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和不断推进,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在向纵深发展,我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升级、变化和转轨,社会的经济利益和分配方式正处于全方位的调整和组合中。新事物正在形成,而旧事物却依然强大,新旧更替导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如生活的压力让人疲于奔命,城市房价的上扬让人眉头紧锁,工作的压力让人精疲力竭,竞争的激烈使人急于充电,社会的变幻莫测让人无暇应对,如此等等,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谈和谐发展是多么困难。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和发展,不得不承认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最终的目的而非手段,人应当是社会的“中心”,即一切应以人的幸福作为标准。当然,在这些社会冲突中,摸清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应为第一要务,而这也必须从“人”本身出发,如果缺少对自我的全面认识,不能科学客观地把握和评价自己,缺乏自我管理、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不足为怪。然而,不论社会如何转型和变换,人作为社会的中心当然不会改变。社会的和谐应首先是人的和谐发展必会成为永久的普适真理。因此,人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4.和谐发展是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

中国文化崇尚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位,以“和”为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宇宙的变化发展是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和统一。“和合”文化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主要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主要是在承认事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把相互对立和斗争的事物统合于一个完整的事物中,使事物内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制衡和协调,从而达到最佳的组合,以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进新事物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可以说是最早的和谐教育,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和谐发展。中国文化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兼容并包、和天人合一。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和谐教育,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内在和谐发展和外在和谐发展的统一。内在和谐主要是处理自我的关系,是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谐;外在和谐主要是指处理与外在的关系,是个体与外在环境和条件的和谐。从总体上说,人的外在和谐和内在和谐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一方紊乱必将影响整体的和谐发展。实际上,今天高校实施的素质教育和实现人的和谐发展,本质上和中国古代修身养性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达到人的内在和谐。今天强调尊重社会多元和个体差异就是对中国古代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和“”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理念下的人的和谐发展是对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5.和谐发展是人才培养的理想目标

人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关于人的发展理念的合理界定,其本质在于强调以人为本,即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和谐发展理念继承了过去素质教育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并且是对素质教育理论和全面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的教育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冲突和问题,是马克思的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和谐应为当代教育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人的和谐发展更是当前社会对人的培养的最佳价值选择。和谐发展的人应是通才与专才的有机结合,应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兼顾、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兼备、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兼优、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兼具、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妥协和不抱怨,具有破旧立新和敢想敢干的精神和勇气。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和使命,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和模仿,唯有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因此,归根到底必须回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人的和谐发展当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目的的最理想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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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教育评估起源于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思潮。教育评估组织是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关系的“缓冲阀”,可以在政府、市场与高校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以应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情况下的困境。因此,教育评估机构的运行应该独立于政府与高校之外。根据运行中机构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疏密程度,教育评估机构可以划分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评估机构、半官方的独立评估机构以及完全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评估机构。由于旧体制的影响,我国教育评估机构发展较晚,绝大多数属于事业单位,如:2002年成立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以及江苏省教育评估院。而“麦可思数据公司”以及“大学排行榜”的三大评估机构属于独立的民间机构。但是,这种影响大的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凤毛麟角。隶属于行政部门的评估机构参与的评估项目主要由政府设立,项目本身以及评估结果的社会认同感不强;民间独立评估机构参与的主要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如:麦可思数据公司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以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大学和专业排行榜”就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可。

2.评估指标的编制:注重行政管理诉求,忽视社会需求

第四代评价理论的代表人物古贝(Guba)和林肯(Lincoln)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由于传统评估理论过分强调标准化的科学管理而陷入了单一性价值的泥沼,因此,现代评估应该尊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担忧与争议,并建立共同的评估价值,以此解决传统评价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现代教育评估理论的观照下,可以看到当前的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存在着行政管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指标体系是由科研人员、评估组织以及学校管理者组成的专家团队研制,尽管他们在主观上尽量使指标的编制更加民主科学,但是,从实践中不难发现,当前的教育评估指标主要还是在政府行政管理的话语体系中编制而成的,社会力量集体失语。因此,政府的需求与行政管理意愿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往往被政府的话语霸权所筛选,“教学评估成为强制师生达到某种预期的管制行为,”[1]他们的主动权与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

3.评估结果的应用:限制性与隐匿性使社会丧失知情权

由于教育评估项目的形成与实施都取决于政府,因此,依附于政府的教育评估机构就会对政府负责,评估结果也会交由政府处置。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往往是在体制内封闭运行,评估过程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制度不完善,评估过程几乎是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而评估结果也向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隐匿,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甚至根本不公开。尽管社会公众是一个非特定性对象的概念,但是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个体却是具体的,因此,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纯粹虚化的主体,评估信息向社会公开就是对公众公开。从法理上来说,政府有义务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公开高等教育的评估结果,让公众知道并合理使用评估结果,这既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公民行使社会监督权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高等教育评估结果的不透明引起了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并引起了对高教评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估专家也是由行政部门来指定,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专家遴选机制以及退出机制,评估专家更新频率低,严重地制约了高等教育评估信息的公平、公正与公开。

二、社会参与机制梗阻的归因分析

1.“全能政府”包揽高等教育形塑了封闭式的办学体制

教育一度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教化百姓、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看做政府必须完全控制的公共物品,政府独揽了高等教育举办、管理以及评价等一切权力。随着现代国家管理理念的深入,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开始由“全能”向“有限”转变,高等教育封闭式的办学体制逐步被打开,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再包办高等教育的举办、管理与评估,一些教育发达的省市开始将教育评估工作从原来的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表面看来,这些教育评估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已经去除了行政性质,但是,实际上是了政府的部分行政权力,因此,它们所实施的教育评估依然是行政委托行为,几乎无法超脱于行政力量之外。

2.“官本位”文化阻隔了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评估

两千多年封建制度沉积下来的“官本位”思想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场”,并以一种隐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社会运行模式。在这种“文化惯习”中,我国高等教育的运行过程有很明显的“官本位”特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校的行政化运行模式。我国高校实行科层化的行政运行体制,大学管理者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来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此外,“官本位”思想排斥了非官方的社会评估机构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参与。我国的本科高校大多数具有正厅级及以上的行政级别,多数半官方评估机构的级别是副厅级单位及以下,而民间评估机构更是不带行政级别。因此,民间评估机构与半官方的评估机构必须得到教育管理部门或者学校委托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否则评估结果不能被官方行政部门认可。此外,我国是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国家,行政部门拥有决定半官方评估机构以及民间评估机构“存与废”的特权,使民间评估机构在对公办高校实施评估的时候有所犹疑;而半官方的评估机构往往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赋权而对高校进行自上而下的评估。作为评估主体,这些评估机构因为得到了上级的行政赋权而在地位上高于作为评估客体的高校,这种不对等的主客体关系造成了高校对评估机构的“软抵制”,评估中的造假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国家权力先天性的扩张欲望会促使政府对社会化评估组织进行过分干预,通过权力的滥用与越位使社会化评估组织依附于政府,从而失去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独立性。因此,在高等教育评估需求旺盛的“强市场”中,社会评估机构却呈现“弱参与”的态势。

3.社会评估机构自身的不足造成功能性缺位

理论上来看,社会力量参与高等学校评估的明显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来整合评估资源,实现评估项目与评估指标的合理形成,评估过程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公正。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要进入社会,人才质量的高低最终要接受社会的检验,而社会检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化的检验机制。面对人才市场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教育管理部门的“有限理性”往往会对市场流动快速的变化做出相对迟钝的反应,因此,评估工作就会和社会的需求脱节。而社会化评估机构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与发展的,它们对市场有天然的敏感性、灵活性以及共时性,这就决定了社会参与高校评估的合理性。但是,社会化评估机构本身也存在规模过小、专业人才缺乏、运作不规范等方面的不足。因此,社会参与高校质量评估在实践中还存在不足,最终造成评估成本的增加以及评估结果的失真,这是社会评估机构功能性缺位的表现。

三、社会参与机制的理顺与创新

1.理顺社会力量的导入机制

首先,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评估项目形成机制。传统评估项目的形成与运行多数在体制内进行,评估项目关注体制需要而忽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诉求,高等教育评估无须社会机构的参与。但是,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2]政府不可能在评估中长期“一家独大”,“必须保持权力和权利的协调性,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管共治,实现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性。”[3]因此,必须重建评估体系,加大社会诉求在教育评估体系中的比重,让社会参与项目的遴选、指标的设定、评估专家的遴选等等。同时,对于一些政府指令性的评估项目要运用市场的竞争机制进行招标,从中选择更合适的评估机构,甚至引入一些社会评估机构对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完成的评估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更好地促进评估机构的自身建设。其次,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高等教育评估的目的不仅是对高校办学效益的考核,还是为公众的教育选择提供客观信息。因此,高等教育评估的相关信息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对社会公开,让公众了解不同高校的教学质量,以此决定自己的高等教育选择。评估信息公开机制首先要公开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让社会公众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对评估结果进行判断。信息公开机制是教育主管部门合理引导社会理性选择高等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与质量提升。同时,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可以使社会对评估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督,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社会需求的多元性促成了评估机构的多元化,这些机构代表着不同群体对高等教育的诉求。社会市场的存在决定了评估机构之间竞争的存在,由于传统评估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评估机构以官方形式为主、权力过于集中而且效率比较低下,而社会性评估机构刚刚起步且比较式微,因此,教育主管部门首先要赋予高校根据自身需要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以保证多样化评估机构的合理存在;要制定合理的博弈规制,保证评估机构之间的有序竞争与有益互补。在必要的时候还要针对社会评估机构制定阶段性的优惠政策,让社会美誉度高的社会评估机构优先得到政府的评估资源,促进它们的快速健康发展。

2.创新社会评估机构的培育机制

首先,建立社会评估机构的激励机制。当前我国一些省份的教育评估机构基本属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半官方机构,无法独立于政府与高校之间,并且很难给出令社会信服的评估结果。因此,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政府必须在宏观方面通过采用适当的行政干预手段或启动立法程序,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微观方面要制定评估机构的设立标准,鼓励社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可以成立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评估机构,也可以成立基金会法人性质的评估机构,既鼓励同质化竞争也鼓励错位竞争,使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生态性发展。另外,非营利性(公益性)评估机构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利他性,在运行逻辑上遵循的是文化道德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甚至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发展。其次,健全社会评估机构的监督机制。评估机构的多元化并存与竞争可以激发活力、提升评估质量,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非官方评估机构具有营利性特征,它们属于公民社会更属于市场社会,当缺乏有效的制度规约时,它们的逐利性就会异常彰显,使评估异化为一种交易行为。因此,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社会化评估机构的市场行为,推动社会化评估机构的规范化与组织化建设,使这些评估机构真正成为公民有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中介与平台,如健全监督与问责制度、制定规范化的评估秩序、评估成本的核算与公开制度、外部审计制度、收费制度等。政府还要加强对不同类型的评估机构进行资质审核与绩效评估,对有问题的评估机构进行跟进指导、责令整改、停业甚至撤销退出;政府还要对评估专家进行资质认证或者实行教育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4]促进高水平专家的成长以及专家队伍的形成,提高社会化评估机构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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