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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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今天的中医仿佛是被西方现代医学抽取了灵魂的躯体，在西方现代科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语境下，中医文化逐步沦为附庸性的，留下一些技术性的残片，成为某种文化身份的特殊标识，拼接在西方现代临床医学上的“文化补丁”，进而成为一种点缀性的“花边”。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中医实际上正面临名存实亡的局面。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依靠中医养生和治病，卓有成效。实践证明，中医包含了深刻的科学道理和合理因素以及现实有效性。中医的保守和僵化的一面，在与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冲突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清算。相反，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极端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对传统中医造成的破坏性的后果，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检讨。在现代科学语境下，对中医最严厉的指控即是中医中所包含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因素，在现代科学视角下的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巫术”。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妖魔化的方式，既不能真正清算中医中的糟粕，更不能激活这个古老的文化生命。

传统医学文化的消亡，不仅仅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性的问题。科学理性的僭越和狂妄，正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并已经遭遇到来自大自然的严厉惩罚。20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自身也在进行反思批判，检点科学极端主义的缺失，抛弃了在科学的名义下的傲慢与偏见。然而，至今仍有一些“科学偏执狂”，依然以一种反科学的精神来诋毁和破坏科学边缘地带的文化。这种人，既不懂得现代科学精神，也不懂得尊重文化传统，把近代科学看作是一种僵死不变的东西，凡他们不懂得的，一律斥之为“伪科学”。这种愚蠢粗暴的“真伪观”本身，就违背科学精神，就是反科学的。那些抱着一知半解、固步自封的“科学观”的自命的“科学警察”，正在把科学变成新的迷信。

毫无疑问，传统医学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的知识生产体系和模式来实现，但科学并非一个保守、封闭的概念系统。开放的科学观和知识体系，才更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中医的现代性转换需要解决的双重难题，一是现代医学科学如何对中医进行合理性的阐释，一是传统中医理论如何兼容现代科学的内容。

篇2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作文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01).

篇3

后现代文化语境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文化审美的宽泛性，表现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被模糊，艺术与非艺术、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对立被消解。在20世纪西方文坛上，《魔戒》造就了一场旋风，其作者托尔金也成为一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托尔金与《魔戒》代表了20世纪文坛上多元而一体的现象，即“学者”与“小说家”的同一，“学术”与“虚构”的同一。《魔戒》在艺术上、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中文化商品运作的典型特征，即 “畅销”与“经典”的同一。《魔戒》所代表的多元而一体的现象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后现代文化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意味，突破狭义文化的界限而扩张到无所不包的地步。

一

托尔金的学术生涯和文学创作与他所钟爱的语言与哲学不可分割。作家生前是中古语言文学研究者、语言学教授。作为一个专业的语言学者，他并不像多数语言学家那样对语言进行抽象思辨或实证的科学性的研究，他更感兴趣的是语言美学。在给W.H.Auden的信中他承认，他对“语言形式有一种敏感，它像色彩和音乐一样打动着我的情感。”他强调创造的源泉是语言，认为语言及与之关联的神话传说是不可分割的，语言赋予了故事“内在的连贯，语言风格上的统一和历史感的幻觉”。可以说，中古语言是他的故事的直接来源。古老的词语不断激发着他的心灵和想象，起到了构建作用，使他创造了一部他自己的“神话体系”，一部独一无二的个人的神话体系。这些文字的形式大于意义，它们让古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他的神话中得到了感性的复活，让现代读者感觉到强烈的神秘感和辽远的历史感。托尔金的成功很好地诠释了后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多元而一体的现象：他不仅是学者，也是小说家，其作品不仅畅销，也是当代文学经典；他不仅会研究，而且更会虚构；最关键的是，其作品颠覆了关于小说的定义，一方面似乎是回到更为古老、自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似乎是向前突飞猛进，拓展了小说的技巧。

多元而一体的现象不仅见于托尔金，在另外一些作家身上同样能看到：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约翰・巴斯、戴维・洛奇以及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都在学术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取得了文学上的成功，都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潮中保持了清醒和睿智。一方面，他们开创或吸收了种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用元叙事、互文性、戏仿、拼贴、伪造等创造了一个文本狂欢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沉溺干文本游戏之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的作品有着哲理性和批判性。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小说家的学者和作为学者的小说家。作为小说家的学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虽非体系精严的理论大师，但见解却都有独到之处。多有专门的著作问世，作为学者的小说家，他们都在具体的创作中自觉运用理论观念，具有浓厚的学院气息。他们的小说批评理论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基础，也有对创作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和抽象升华的批评实践为依托，同时还有塑造感性形象的创作实践作为一种尝试和印证，从而超越了一般学院派批评抽象、晦涩、过度阐释的局限，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他们的理论和小说自成一体、别具一格，最终重新定义了“小说”。更具体的讲，他们将昔日文学作品中的大量片断以花样无穷的方式植入文本，在一种拓扑的原则下使小说本身不仅是novel和fiction，而成了无所不包的literature本身。譬如：《魔戒》的雅俗共赏使它成为不折不扣的经典，但这样一部在大众文化里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品，却一直面对毁誉参半的命运。在学术界，对托尔金的态度是将其文学作品边缘化，采取“含混的沉默，或策略的拒绝”的态度。造成这样的反差和学术界的回避的重要原因是文学评论界很难在文类上对其做出统一的界定，因而在评判上失去了一个既定的标准，造成批评话语的缺失。《魔戒》既不属于罗曼司，也不是魔幻传奇，更不能简单定义为散文史诗。我们不能以其中任何一种为作品打标签。它是一部纯想象的、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与现代社会没有直接联系的另类“历史”。因而不是现代文学常见的小说样式――它有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复杂的结构、它构筑了另一个小宇宙，有自己的时空和生物圈，有自己的神话体系，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诗、神话和传奇的共存。正因为《魔戒》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既定的评判模式，对其艺术特质的讨论不能囿于当代评论的传统策略。事实上，正是这种难以定义、不可名状的特性使托尔金的创作呈现出新颖的特质。

整体上讲，上述作家都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者，而是由批评家转向思想写作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开拓了人类的视野而具有认识论的价值。托尔金的“神话体系”建构，博尔赫斯对“时间”的思考，纳博科夫对“模拟之谜”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承认后现代不确定性特征的同时呼唤着更为开放的、多元的、自由的文学创作。

二

在20世纪取得文学成功的作品，一般都来自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即实现“畅销”与“经典”的同一。后现代语境中艺术媒体、审美观念、传播媒介、发行渠道、读者趣味的改变，使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美国著名的后现论家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表现为空前的文化扩张，文化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消失。一切文化因素，无论是高雅与否，在全球化语境中，在新的生产媒介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后现代特质――切都成了“深度丢失”的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从过去的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魔戒》在艺术上、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充分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中文化商品运作的典型特征。50年代《魔戒》出版后，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比如奥登和爱德蒙・威尔逊――纷纷撰文评介，大加赞扬。1965年平装本问世后，十个月间销售了25万册，继而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广泛发行，一时间压倒了戈尔丁和塞林格，成为英美文坛和大学校园最受推崇的作家，读者建立了“托尔金协会”，学术界对其象征主义和互文性的研究如火如荼，热潮持续到70年代。再加上近年来作品借助影像技术走向大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文化上的冲击。耗资2.7亿美元改编的电影《魔戒三部曲》震撼影坛，累计票房过亿，最后一部《王者归来》独 获11项奥斯卡大奖。

篇4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