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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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

孔子对圣人和贤人有着很高的赞誉，认为所教育出来的人，应该具有圣人的人格，这种人必须有刚强的意志，注重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修养，肩扛国家大任，关心百姓疾苦，居庙堂之上能“修己安百姓”，处江湖之远，能够“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并且具有博爱的精神，遵守一切礼制，遇难时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培养出一个“忠信孝廉仁义礼智”全都具备的“内圣外王”的形象。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常人与圣人相差甚远，则退而求其次。君子形象就成了儒家教育的现实目标。

要想达到君子这一形象。无外乎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这两方面。子日：“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者代表的分别是情感、理智和意志，所以，要想达到孔子所期望的君子形象，首先内在品格需要做到这三点，即：要有健全明晰的理智，爱憎分明的情感，勇敢坚强的意志。

对于君子的内在品格，孔子依据于“仁”，那么君子的外在形象自然是依托于“礼”。“约之以礼”是以“礼”为外在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仁”所包含的君子所有的内在品格要通过“礼”来具体表现，君子的行为必须要符合礼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仅在行为举止方面。在一些仪式和衣着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举手投足间必须按照“礼”的原则。

二、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道德教育，是以“孝”为基础，以“仁”为核心观念，以“礼”为制约和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

（一）仁

“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孔子要人人都怀有爱人之心，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有仁德的人会用爱心去对待他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仁”是一种宽容的精神。孟子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得很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如果把“仁”上升到社会的角度。那么它就是社会的最高准则，孔子认为统治者都有“天下归仁”的理想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要明白和遵循“民兴于人”的原则。

（二）礼

儒家中“礼”的地位亦是非常重要。其范围跨度非常广，小到日常礼仪和行为规范，大到规章制度和伦理纲常，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所以强烈要求推崇礼制，他的一生都在为恢复礼制奔波忙碌，虽是恢复，实则是建立一个新的礼乐制度。子日：“不学礼，无以立。”由此可见，孔子认为礼是人们的立足之本，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注意自己的形象。具体该怎样做呢？“颜渊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孑L子非常巧妙地根据“仁”和“礼”的关系。用“仁”来回答“礼”的问题。儒家所倡导的“礼”包含形式和本质两方面，礼的形式起着一个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而“礼”的本质，则是人内心的需求和欲望。用“礼”的外在形式来控制和调节其本质中的欲望。这是划分“礼”和“非礼”的一个界限，表现出来就是勿视、勿听、勿言和勿动。“礼”被看作是所有品德和行为的制约，只有经过它的规范和调节，人们才能修养为君子。

把“礼”放到社会这个大层面上来看，所体现的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伦理教化。孔子希望建造一个以“礼”为代表的有秩序的社会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司其职，各守其分，彼此不可逾越，“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由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秩序是“礼”的内在精神，人们按照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礼制，有条不紊地各尽其能，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三）孝悌

“孝”是孝顺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子日：“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孝悌”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孝”以“仁”为思想中心，以“礼”为基本规范。表现出来就是“爱人”，这是实现“孝”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所以，“孝”是以“仁”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一个人在家中如果能孝顺父母，在外面能够敬爱兄长，那他就具备了爱人这一品德。孔子认为具有“孝悌”品格的人是不会逾越合乎“礼”的等级界限的。

儒家提供了多种尽孝的途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顺父母要不违背礼，父母在的时候，以“礼”的标准去侍奉，父母不在了，以“礼”的标准去埋葬、祭祀。“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让父母只担心自己会染上疾病，品行让他们放心，这样也可以尽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如果想把赡养父母与圈养犬马分别开来。那就要对父母怀有敬重之心，此为尽孝。儒家这种“孝悌”的思想，在历代人们脑中根深蒂固，对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忠信

忠为“实心”，信为“实言”。“忠信”是尽忠职守、讲究信用。“忠”是作为国民的责任，忠于祖国和人民。“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根本，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强调修身要每日自我反省思想行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强调人要诚实守信，提高自身修养，以忠诚守信顺从大义来提高德行。孔子的优秀弟子、衣钵传人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替人家\划的事是否已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心诚意，学到的知识是否已温习实践。由此可见，忠信的重要程度。但讲信用也要谨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君子贞而不谅”，守信也并非不能不顾是非，要坚守正当。

三、儒家德育的方法

儒家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因材施教

孔子收的学生背景多样，生活条件、经历、性格特点和智力都不相同，所以在教学中孔子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有所发展。

一个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公西华对于孔子对两个人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释说冉求做事畏畏缩缩要鼓励他向前，子路好胜要抑制他。再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见大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个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仁，孔子根据四人的情况分别作出了四种回答。τ薅鄣姆迟。孔子只让他做到最基本的“爱人”：对话多烦躁的司马牛，孔子回答做到“仁”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谨慎说话；对不考虑他人感受、不谦逊恭敬的仲弓，孔子回答要体谅别人、换位思考；对德行很高的得意弟子颜回，孔子说要遵循“礼”，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是“仁”的最高标准。孔子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和造诣，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使每个学生都受用。

（二）启发诱导

孔子是教育启发诱导的鼻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其启发式教学理念。“愤”是学生对一个问题想要解决却又解决不了。这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进行指导。使学生开启思路，从而实现“启”的效果；“悱”是学生思考一段时间仍然没有考虑成熟。想表达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老师应该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本质，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老师还要求学生举一反三，这一教学方法在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今天的教育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言传身教

儒家强调道德教育要以身作则，树榜样作用。孔子比较重视身教示范，在这一方面做得尤为突出：“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在教育中提倡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将道德要求运用到实践中，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

篇2

在春秋战国时期，面临王室衰微、礼乐崩坏、社会动荡，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并以“仁”为核心，对人际关系、政治运作等进行探讨和实践，建立影响深远的儒学思想体系。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荀子的阐释和宣传，在先秦已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显学派别。我们在梳理儒家文献时，发现先儒们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和谐的主张，本文对此做一番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是正。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部分，要维持健康长久的发展，必定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先秦儒学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人不能违背天命，而应顺应自然；不能向自然过度索取，而应节约资源。所谓“天人合一”是在承认双方各自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协调的和谐关系。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说，天的运行、四季的转变、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是利用规律为人类谋福利。 先秦儒学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先秦儒学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来考虑，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充分肯定人同自然的有机联系，认为自然界中万物的本性及其变化关乎人类生命的存在，要求人事活动应同自然保持协调。《易传》中讲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就是指人中至尊者必定与天地合德。

其次，先秦儒学把节约自然资源与关爱别人结合起来，形成“节用而爱人”、“仁民爱物”的和谐观。子贡认为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孟子提出：“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可见儒家把节约看作人所必备的品质之一。“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奢侈使人不逊让，节俭使人固执，二者相比孔子认为节俭带来的固执，要比奢侈引起的不逊让好。儒学提出的节俭与礼并不相悖，孔子赞扬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是说大禹吃着不好的食物，穿着不好的衣服，而按照一定的礼节备齐物品去敬鬼神。

二．人与人的和睦。

任何社会都不是由单一的因素构成，人们共处一个社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而交织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只有和睦相处，社会才能得到和谐发展。孔子创立的儒学主要就人事问题进行论述。虽说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是都贯穿着一个主导精神：“仁”。“仁”的思想实质是儒学致力于社会和谐而提出的社会规范。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仁者以关爱他人为出发点，进而达到人人和睦，社会和谐。后来孟子又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张。荀子的“群居合一”之道，凸显着群体内部人际间的合和观。《中庸》进一步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可见对人与人的关注又是先秦儒学一个鲜明特征。

“和为贵”的思想是在礼中体现出来，作为社会中的人，与别人交往要以礼相待。孔子以射箭作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连人们认为激烈竞争射箭都以礼相待追求和睦，何况别的呢。当然处事时也要把握好分寸：“持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否则人与人之间就失去和气，相互间的关系就会紧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儒学力主通过“仁”的思想和礼的规范以调和群已关系。其目的是使整个社会形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各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

三．人内心的平和。

儒学所崇尚的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以个体的心理调适、道德自觉为基础。它所追求的社会稳定也是建立在个体心中所具有的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面对社会秩序的变革、利益的冲突，人们内心的怨恨和愤懑淤积在一起，儒学提出通过修身养性的方法调适人们的心绪，达到心情宁静安详，心绪和平恬淡、心灵和乐愉悦。

孔子认为由于人们内心的忧惧而产生的不平和，所以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就是告诫人们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才会不内疚，也就没有什么忧愁和恐惧了。孟子进一步提升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寡矣”（《孟子·梁惠王下》），寡欲是解决心病的良药，为人处事只有寡欲才能长寿。荀子发挥孔孟的思想认为通过自我涵养和省察“解蔽”的方法，进入“大清明”的境界。减少内心的焦虑，达到心态的平和，还应 “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孔子称赞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又提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对于别人的误解，孔子认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孟子·尽心上》）。用这种通达的生活态度，去化解人们心中的忧惧，实现内心的平和。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一方面我们在全面推进现代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我们要根柢传统文化，从特定的视角去挖掘儒学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与当前的现状相结合来谋求更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只有妥善的解决生态、世态、心态这三者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有序，发展才能更加协调均衡。

篇3

摘要：“检察文化”是一个全新领域，中国古代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先秦儒家也没有将“检察”二字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通过对先秦儒家典籍中“检察”之“察”字的考析发现，其并非仅是字面意义的简单呈现，其内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化的理论轨迹。“察”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或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其所包含的原则、方法、精神等构成了现代检察文化建设的“资源生长点”。

关键词： 察检察文化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3-0146-08

检察文化，是指支配检察官进行检察实践活动的意识、理念、方法等精神文化。①在现代法治的语境下，我国检察实践要不断推向深入，不仅依赖执政者的治国理念，而且必须启动检察文化引擎，寻找最自然的、最根本的文化原动力。文化，必然是植根于民族之自我，且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因此，要探寻检察文化的遗传密码，必须回归“轴心期”的文化宝库中。鉴于此，笔者以儒家典籍——“十三经”和《荀子》为文献来源，以“检察”之“察”为考析对象和切入点，通过考析“察”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原则、方法、精神等方面，勾勒出先秦儒家对“察”的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认识。

一、“察”之含义和地位

（一）“察”的含义

在儒家经典文献中，除《诗经》和《仪礼》外，“察” 这一词汇在儒家典籍中，共出现184次。“察”更多地作动词用，意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动作或行为活动。《说文解字》对“察”的解释是：“‘察，覆也。从宀、祭。’徐锴漀传：‘察，覆审也，从宀，祭声。’”段玉裁注：从宀者，取覆而审之，从祭为声，亦取祭必详察之意。按《尔雅•释诂》：“覆、察、副，审也。”可见，察，即审，审得清楚明白谓之察。《尔雅•释言》：“漠、察，清也。”《尔雅•释训》：“明明、斤斤，察也。”由此，“察”还有“清晰、明白、细致”之意。

在儒家经典语境中，无论是“察”作动词或是作形容词，其并非仅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或状态，这种活动或状态本身蕴含着相当高的规格和要求。作为一种活动，它严谨认真、明察秋毫，高度理性。作为一种结果或状态，光明正大、清楚明白、坦坦荡荡。值得注意的是，“察”并不仅仅指司法审断，包括审查、审定、审核、审视、审辨、审阅等，但审理、审判、审讯等司法活动肯定要做到“察”。

（二）地位——“以德配天”的重要方式

正是古人赋予“察”字这样一种意义，《尚书•吕刑》中说：“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这段论述从正反两面将“察”——详察狱事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从正面来讲，详察狱事是上天赋予四方司政的重要职责，也是圣贤伯夷的光荣传统。反面的教训就是苗民不详察狱事的施行，不选择善良的人，监察五刑的公正而任用虚张威势、掠夺财物的人，裁决五刑，乱罚无罪……从而遭到上天的惩罚。众所周知，在三代，人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天是一个至上的神，而人要行“德”，以“德”配天。天所赋予的职责是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不容违反，否则就要遭“天罚”。《尚书》作为一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继往开来的著作，在“天”、“帝”、“德”被夏、商、周三代视为最高权威和价值标准的时代，把“察”作为培养德、体现德的重要方式，要求官吏在定罪量刑时，务必详审、细察罪人的言辞，以确定言辞证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同时也要严格依据法理进行断狱，即“惟察惟法”，才能够“以德配天”。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察”是人行“德”的重要方式和活动。

②《论语•学而》。二、“察”之原则——“中和”之道

“察”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其体察、判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儒家的《中庸》一书正式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并将其上升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中和”思想所表达的是一种和谐、适度的状态。荀子在《至仕》篇明确提出：“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这里的“中和”主要是中正公平之意。在儒家思想中，“察”之重要原则是“中和”之道。“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理念之一。早在甲骨文中已有 “中”字,其意指立于正中央的旗帜或徽帜,反映着古代氏族的居民武装多以旗帜为中心这样一个事实。《考工记•弓人》说:“斫挚必中。”意谓砍凿木器,斧头要下到正中。《尚书•大禹漠》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说，这时的“中”具有办事要允执中道、切忌偏执之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中,内也,从口、|，上下通也。”后来的《说文解字段注》又说:“然而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指“中”的基本意义是中正不偏,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因而符合“中”这个界限和标准的事物或存在状态就是“合宜”的,所以也就是合理的。

“和”字在殷商甲骨文中也已出现,系一种古乐器的象形字。郭沫若先生认为，“和”的本义为乐器,引申为和声。“和”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多意,如“和,调也；盉(和)，调味也”。“‘和’又作‘咊’,从口而禾声,意相应也。”杨遇夫在其《论语注疏》中对《说文》的这些训释作诠释说:“乐调谓之和,味调谓之益,事调适者谓之和,其义一也。”据此,“和”的本意应是声音相和,亦可引申成五味调和、办事适合等意,其基本意义可释为和谐、适中等。由上述考析可知，中，是准确、确凿、确当、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冤无滥、不枉不纵。和，是协调、稳妥。而“察”是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权衡来求中，从全局来讲中。这样的中和才是适度、恰当、顺天应人的。察必得中，不中之察，害莫大焉。所以，察不是为察而察，必求中和之察。此外，中和之察，要知权，又不落入乡愿的无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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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南子》虽然以道家为主旨,却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儒家的许多伦理观念、哲学概念都可以在《淮南子》各个章节中找到。但是,《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先秦儒家思想,原因有二,一是黄老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改造,因此,《淮南子》中的儒家可视为道化的儒家；二是法家、墨家等其他被《淮南子》吸收的先秦思想影响了儒家思想,因此,《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可视为整合的儒家。

［

关键词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民本；仁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9?104

《淮南子》是汉初黄老新道家的顶峰之作,然而,它同时吸收了先秦许多学派的思想,并以道家为主线融会、贯通了诸家。而被它吸收的各家思想之间也彼此影响,从而都发生了变化,不同与它们在先秦时期的状态。《淮南子》一书中除作为宗旨的道家思想外,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占的比重较大,时时在《淮南子》一书的各个章节出现。而这两家思想又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视为道化的法家和道化的儒家。由于《淮南子》的作者认为道家思想位于先秦各家之上,就以道家为本而先秦其他各家为末,先秦其他各家思想在此书中是道家的辅助。本文试以儒家思想为例分析《淮南子》一书中道家思想对各家思想的影响和各家思想之间的影响。

1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表现

《淮南子》一书中处处可见先秦儒家思想的概念和观点出现,也有许多字句是从儒家六经中直接或间接引用来的。总体上看,《淮南子》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主要有政治思想和伦理学两个方面。

1?1政治思想

《淮南子》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术上又兼容了儒家民本、仁政等政治观念,而这些观念又都成了道家治国之术的辅助。

1?1?1民本

《泰族训》说：“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淮南子》将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视如树木之于树根,这正是孟子民为贵,君为轻观念的体现。而孟子得天下者得民,得民者得民心的观念《淮南子》也予以采取。《泰族训》谈到纣之所以失天下与武王之所以得天下时说：“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商纣的土地东到大海,西到沙漠,但都倒戈相向,西周只有百里的土地却成了天下共主,就是民心的向背所致。“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於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淮南子》在这个观点上继承和发扬了《黄帝四经》得道者虽小必大,失道者虽大必亡的思想,《黄帝四经》认为胜负不在强弱而在是否持守大道,失道的大国最后会被得道的小国击败。同时,《淮南子》又用儒家思想融合了道家,是否得道在这里不仅是是否因顺自然,而更重要的是是否得民心,民意成了天道的化身。

1?1?2仁政

《主术训》说：“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於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这正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思想,王道政治立君为民,霸道政治立民为君,统治者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统治百姓,这既是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是行仁政的思想。介于秦亡的教训,《淮南子》的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爱民才能得民心。《兵略训》中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就能无不胜,因而明主应“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主术训》说：“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马矣。”国君能够不言而信、不赏而劝,不怒而威是因为其诚心于中,发动与外,苟四海不被其诚,则虽言不信、虽赏不劝、虽刑不畏。仁义乃治国之本,法度、术数是治国之末,是用来辅助仁义的,本固则邦宁,如树一物而万叶生,舍本逐末就像重视鞋帽却忘记了头和脚那样。所以,致力于王天下的君主应将提高自己的品德视为首要之事,而只知道扩大领土和占有百姓的君主就会落入困境。

1?1?3尚贤

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于邪恶的人之上,就能让邪恶的人正直起来,此思想也为《淮南子》的作者所采用。《泰族训》说：“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淮南子》一改先秦法家尚威势,不重贤智的做法,吸收儒家人治观念,高度重视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治国固然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更要有能完善地使用这些法律制度的人,“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贤能的治国者比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重要,有良法也许还会动乱,有君子治国却永远不会动乱。《主术训》说：“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君主之举不可不慎,一举不当,终身败亡。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姜尚而得天下,纣王用费仲、恶来而亡天下。君主无论贤或者不肖,都想提拔有才智之人帮自己治理天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君主对人才的判断不能超出自己的鉴别力,总是以为与自己相同的人就是人才,而把与自己不同的人舍弃。能臣服禹、稷、皋陶的人一定是尧舜,在桀纣的朝廷中,禹、稷、皋陶就没有立足之地。“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最高统治者的品德比任何人的品德都重要,《淮南子》主张应让最圣明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次一等的人成为三公,次一等的人成为九卿,次一等的人成为元士,使品德与爵禄相称。

1?2伦理学

《淮南子》一书中的品德修养术很多都从先秦儒家思想中继承而来,它首先吸收了儒家以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做法。《缪称训》说：“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於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孟子举孺子将入于井的事例来展示道德行为如何从人天生的情感发出,如何没有思量,没有利害的计较,《淮南子》在此完全采用了儒家的论点。《缪称训》又说：“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违其难也。”很有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意味。先秦儒家以醇厚的直觉为前提引申出了义利之辩、忠恕之道等道德原则,这些观念都进入了《淮南子》的思想体系中。

1?2?1义利之辩

以直觉为道德的前提很容易就可以推导出从直觉发出的行为是行义,从思量发出的行为是谋利的结论,而行义与谋利也就成了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先秦儒家认为君子志在行义,小人志在谋利,《淮南子》也说：“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小人做事考虑的是自己的所得,君子做事只考虑是否合乎道义,君子行义非从外入,乃自中出,如水必下流,火必上腾。然而,君子为善,不求名而名自从,不求利而利自归,小人放于利而行,必将多怨,君子之行积善,必有福祉,小人积恶,后必不祥,如春起之苗不见其长,日有所增,砥砺之石不见其减,日有所损。因而,《淮南子》认为：“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尧舜之朝,积千岁之善,桀纣之朝,积千岁之毁。然“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尧舜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日至于王天下,桀纣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天下。“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淮南子》将儒家意在区分道德与否的义利之辩化为治国术。

1?2?2忠恕之道

先秦儒家哲学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最简单却可以终身行之的道德规范,并由此推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絜矩之道。《淮南子》采纳这一观点,并将它从道德修养术改造为治国之道。《缪称训》说：“人以其所愿於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谁弗喜？”欲王天下就要得民心,欲得民心要所欲与之,所恶勿施之。当你欲求一物时要想到他人也欲求此物,不希望得到一物时要想到他人也不想得到此物。“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推此推己及人之心与天下,民即可无为而迁化。

忠恕之道还主张“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淮南子》对此也有体现。《主术训》说：“所立於下者不废於上,所禁与民者不行於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上有好者,下必更甚。君主要禁止百姓之恶,首先就要身不行恶。君主的品德就像风,百姓的品德就像草,风向哪里吹,草就会向哪里倒。“动於上,不应於下者,情與令殊也。”君主的教化能够深入人心,政策能有广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其诚心于中,假如君主口头上反对一事并制止百姓去做,而自己却去做此事,那就说明他实际上赞成此事,他无诚于中,百姓也就不会为他所化。

1?2?3反求诸己

孟子说：“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淮南子》也说：“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因为双方都认为祸福都由自己造成,“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犹如清水可以洗帽带,污水就只能洗脚了那样,治国出了问题总是由于治身先出了问题。《淮南子》认为：“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治身在治国之前,没有身乱而国治者,也没有身治而国乱者。《淮南子》虽然主张人是形神二者的合一,但同时认为神高于形,以神为主,形必安,以形为主将危害神,最终也会让形受到危害,因此,正身首先要正心。在这一点上,《淮南子》与《大学》修身必先正心的观念相同。“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治国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反性意在正心。己心不正者不能修身,不能修身者不能安民,不能安民者不能治国。“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己也。”

2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变化

由于受到作为《淮南子》一书宗旨的道家思想和被《淮南子》吸收的先秦其他诸家思想的影响,《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发生了不同于先秦儒家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淮南子》认为道家思想是治国之本,儒家思想是在现实世界中对道家思想的辅助,儒家的治国术无论如何高明都在道家的治国术之下,因此儒家的治国术的实施都要以道家思想为背景；其次,由于受法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影响,《淮南子》反对先秦儒家复兴周礼的做法,主张礼应根据治国的需要而变化；再次,《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本位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人性论进行了改造。

2?1道本儒末

《缪称训》说：“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这正是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观点。失礼而后术,失术而后诈,失诈而后刑、而后兵。《淮南子》认为商鞅之法亡秦,因其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忘记了法律是用来辅助仁义的,仁义为本,法律为末。但《淮南子》更进一步认为,仁义也不是治国之本,治国应以不治治之。有道之国,君臣相忘,百姓不知有国君。法律只能禁人作恶,与不作恶相比,行善更高,然而善处即是恶根,与善行相比,无为更高。最好的统治者应使人不知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才是被人们爱戴。姜太公和周公相见时,周公问太公如何治理齐国,太公说举贤上功,周公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祸,太公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尊亲亲,太公说鲁国从此弱也。果然,鲁国三十二世而亡,齐国二十四世时被田氏夺取了政权。“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康,不顾政治,至於灭亡。仓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许多本来动机是善的措施后来都成了恶的根源,只有无善无恶方能长久。一言以蔽之,“仁义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

《淮南子》描述理想的治国状态说：“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与无为而治相比,仁义治国已经是次一等的做法。

2?2礼随事迁

《淮南子》采纳了先秦法家思想的观点,认为持守同一礼法而不知变迁如守株待兔一样愚蠢。《说林训》说：“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正因为礼是治世之器,不是治世之本,礼才要随时做出变化。价值连城的玉璧,如果揖让进献别人,别人就会高兴,如果扔给别人,别人就会愤怒。祭祀用的刍狗,当祭祀之时被尊贵地放在祭坛上当做神供奉,祭祀之后却被扔进阴沟里,此时再去寻这刍狗就是寻找恶梦。在一时一地使国家兴盛的措施,另样情形就会让国家衰亡。“夫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有人见他人因持守仁义而得福,也持守仁义,反而得祸；有人见他人因刚强而成功,也持守刚强,反而失败。《淮南子》认为这就像盲人看不见道路,别人告诉他往左他就往左,别人告诉他往右他就往右,即使没有出差错,心中也并不明白。“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治国不法迹而法其所以为迹,如得万柄宝剑也不如得干将莫邪之巧。礼是有形者,礼之后的道德是无形者,有生于无,无形制约有形,圣人应居于无形而运有形,如庖丁解牛一般以无厚入有间,应以无为之道为本,而因人、时、事采用不同的礼,如水是一,装进不同的器皿中却有不同的形状。“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於礼乐。”

墨家思想对礼的看法也影响了《淮南子》。《汜论训》说：“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墨子从实用、功利的立场出发,认为所有对目前的问题没有价值的言论都应该被排斥,而儒家道先称古就属于这样的言论。“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正如画工好画鬼而不好画犬马是因为犬马人人能见而鬼从没出现那样,儒家学者好称赞三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儒家学者所要复兴的礼也多是些加费不加民利的虚文。人都趋利避害,满足此愿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不能,亲生儿子也会背叛父亲。因此,《淮南子》提出：“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旧。”“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2?3对儒家人性论的改造

先秦儒家认为君子以公义胜私欲,小人以私欲胜公义。《淮南子》对此提出批判。《精神训》说：“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儒家要人以礼为纲去调节、克制自己的私欲,《淮南子》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戕害,并指出孔子的弟子颜回早死、子路被杀、子夏失明、司马牛病逝都是由于这种学说压迫了他们的性情,使他们丧失了内心的平和。“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淮南子》认为这种做法就像法家思想家用刑罚的威慑使想偷盗的人不敢偷盗,与其如此,不如使人没有偷盗之心。“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知一物有用,廉洁的人也不一定能让出它,知一物无用,贪婪的人也能舍弃它。要想让人不做私欲驱使之事,《淮南子》认为根本的办法是使他明白身重于天下、神重于身,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不足取,而这正是先秦道家思想家的观点,《淮南子》用道家思想从内部改造了儒家的人性论。

《缪称训》说：“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小鸟在森林中筑巢只需一根树枝,人也只需要很少的物质资料,尚能适性悦情,很少的东西也足以让人幸福,但是,有些人居于君主之位,得到整个天下的财富仍然觉得不满足。《淮南子》说这就像用一把壶到小溪中取水就能取满,可是,长江黄河的水也不能灌满一把泄漏的勺子。幸福发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周围,贪婪的人正是因为丧失了内心的幸福才会不断地向外索取。然而,“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得道真人所享受的才是无限的快乐,与这种快乐相比,耳目之乐犹如幻影,如果人尝过这种快乐就会不想要声色之乐,就像听过《韶》、《武》等乐曲便不想再听呕哑嘲哳的山歌那样。尧以天下与舜如释重负,是因为内心对天下并无眷恋,非欲而强禁。知嗜欲为性之累,便不再有五色、五音之好；知身重于天下,便不再以外物为念；知精神之重于身,自然视珍宝珠玉犹砾石。“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不以外伤内,自然无欲。

就像先秦儒家一样,《淮南子》也认为人性本善。《汜论训》说：“天下莫易於为善,而莫难於为不善也。”行善容易,因为行善是人的本性,行恶难,因为行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在人的善性是如何丧失、丧失的善性如何找回的问题上,《淮南子》提出与先秦儒家不同的见解。孟子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认为人天生的善性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后天养护而衰弱,人要发现自己心里善的火花——它从来没有熄灭过——使它燃成熊熊烈焰。《淮南子》却认为人天性清净,嗜欲乱之,破坏了人的清明,于是人性才会堕落。《汜论训》说：“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人要复性应远离嗜欲,保持心境的静漠虚无,如安定搅浑的水使它渐渐澄清那样。

3结论

《淮南子》在理论上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在实践上也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也根据汉初治国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改造了先秦儒家思想。汉代初年,道儒两家思想都有统一、整合先秦诸子百家的趋势,作为黄老哲学代表作的《淮南子》也如此。《淮南子》以道家哲学为宗旨融和了诸子,因此,作为诸子之一而进入《淮南子》一书中的儒家在理论上为道家思想所改造,儒家原有的本体论、心性论等都充满了以无为本的色彩,而在实践上,儒家的伦理学、政治思想等不仅为道家所改造,也被其他先秦思想所影响。《淮南子》继承了先秦儒家所创造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并意图维护此制度、使此制度为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服务,同时,又用法家思想的政治措施、墨家思想的政治措施做了补充,使此制度更加完善。《淮南子》继承了儒家以民为本、仁政爱民等理念,又用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贯通,从而避免仁义之道本身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淮南子》意在采各家之优长来建立最好的治国术,它对儒家思想有所弃也有所取。

参考文献：

［1］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2］杜绣琳?文学视野中的《淮南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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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Some Ideas on Confucian Ethics

LI Junji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ebei Univeris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Whether Confucianism is a religion with the natu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paper objectively speaking, Confucian culture is of long standing, as the corn values of Chinese,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deeply affect our people's every word and action, such as the idea of " lov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 sincerity, and the idea of " harmony", of course, in the modern society, it is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 words Confucianism; love; benefit; sincerity; harmony

1 针对儒学宗教伦理的一些观点

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可以称为儒教，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将宗教进行了分类，并认为儒教属于入世神秘主义宗教。他认为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文化一直规范着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它的这种深厚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伦理，可以说它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

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反对把儒学定义为一种宗教，因为很明显它不具备宗教基本的特点。比如说它总是要问人生以前是怎样的，死后又会是怎样的，这是种超然的意境。在他的《东西文化之哲学》这本书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宗教不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只是一种情致生活。他认为孔子的宗教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孝悌的提倡；二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的提倡。

河北大学教授黄云明老师在他的《宗教经济伦理》一书中指出，儒学不是宗教，原因是因为儒学不具有宗教必备的宗教观念，而宗教观念中对彼岸世界的存在的坚信和向往是其核心内容，也就是宗教都是要求出世的，而儒家并不关注彼岸世界，只关心当世生活。孔子对于生活的赞美，乐在其中。他赞美“生”的话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尽管大家对于此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承认儒家或者说是儒教的一些伦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仁爱”、“义利观”、“诚信”、“和为贵”等伦理思想。

2 儒家伦理思想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2.1 儒家伦理思想 “仁爱”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了儒家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仁”的不仅表现为爱人，还体现在爱物上。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该提倡“恕”道，这才是仁的表现。①

后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指出人人都能有一颗仁爱之心，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而现代社会中，比如说企业内部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建立好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温馨的工作环境。企业的管理者要仁爱，爱护关心自己的下属，而企业的员工也要有爱心，大家相互包容，友爱互助，这样才能加强企业的凝聚力，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2.2 见利思义的价值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充满着智慧，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见利思义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基本特点，“义”主要指道义。“利”在儒家学派中是指个人的私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强调“义”，但是不反对通过正当途径追求“利”财富。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说明他是赞成合理获得财富的，即在崇尚义的前提下获取利。儒家反对自私自利，破坏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遵守道义却富贵了，这对我来说跟浮云没有什么差别。

对于企业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树立正确的企业义利观，要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观，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做到不义之财不取，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当企业的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企业自身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要毫不犹豫维护公共利益。

2.3 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诚信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童叟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绝对不可以的，他将会寸步难行。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也强调诚的重要性，“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当代社会，企业是非常有必要加强诚信的构建的，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企业的员工。诚信缺失也会对这个社会乃至国家也会造成负面效应，因此，企业的诚信构建有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仅需要道德力量，也急需制度上的安排。曾经震惊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企业明知奶农为增加蛋白质的含量加入了三聚氰胺，但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这样的产品流入市场，危害了许多孩子。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欺骗行为，更是天理不容的。

在日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任何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首当其冲，其利益损害也最大。我们在消费购物时总是钟情于一些老的品牌，比如众所周知的全聚德烤鸭，这家百年老店经营的成功之处，更多的原因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顾客讲求诚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终赢得顾客的信任。这样建立起的企业信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可是要失掉信誉却只在一念之间。

2.4 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这些思想颂扬了中国古代儒学的价值观。特别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礼之用和为贵”道出了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帮的待客之道。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在这里他强调人和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荀子亦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对内要充分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企业对外要跟竞争对手树立其双赢的理念，采取合法正当的竞争。另外，企业自身还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造福于全人类。

注释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58.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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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07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36[本刊网址]http//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思想是指春秋战国由孔子创建，并由孟子、荀子发展形成的思想，其基本思想是仁、礼，伦理是它的本位，人道是其中心，理想人格是其总目标。

（一）“仁”“义”为核心思想

“仁”可以说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将其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它是将内心的情感、信念外化为爱人之心，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仁体现在“民兴于仁”、“天下归仁”的理想；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仁体现在爱人，“亲亲，仁也”。在孔子看来，仁的根本在于孝悌。他曾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悌。”指在家时要学会孝敬父母，在外面时要学会尊敬兄长。君子只有做到此点才能推己及人，将仁爱之心扩散，才能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仁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如此重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应克己复礼，表现在“忠恕之道”上，即在肯定个体意志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意愿。“仁”在施行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孔子在讲到义时指出“义以为上”将其视为人的行动指南；“义以为质”将义看作是自身一部分，使其对自己的言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成为自己的归宿。

（二）“礼”为行为规范

“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论语》中关于礼的含义可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制度、规范；礼节仪式；待人的态度谦逊、恭敬、有礼。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旨在说明礼对人行为的规范。他认为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君臣父子都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行事，要遵守礼仪规范。荀子将礼视作可同日月、水火、珠玉等量齐观。“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同时，荀子认为礼事关国家之根本。“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如何实践礼，先秦儒家认为应采用“中庸”、“和”，以此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圣人”、“君子”为理想人格

培养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总目标，理想人格是塑造“圣人”、“君子”般的品性。

“圣人”在心性修养方面具有模范、教导他人的作用；在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方面具有一定建树之人，世人敬仰。但“圣人”一般民众很难达到。因此，孔子提出了“君子”。他认为作为君子要具有三种品性“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宽厚的情愫、智者的博学、坚强的意志。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孔子讲到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利思义”、“和而不同”等。可见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有着众多严苛的要求和丰富的内涵。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方法

先秦儒家不仅对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等方面有严苛的要求，在培养良好品格提升自身素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法，以此激励、引导自己和他人。

（一）榜样示范

先秦儒家重视身教重于言教的榜样示范作用，深切认识到教育者的言行举止形象风貌对受教育者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子“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荀子曾提出“师以身为正仪”的论断，这些都强调了师者率先垂范的重要性。在教育过程工作中，教育者更应注重其自身修为，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言行、举止、思想等方面为学生做出表率，增加教育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与行为。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特性有针对性的施以教育内容。孔子认为对教育对象，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听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针对不同的学生和情况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孔子根据学生性格差异给予不同的回答来教育他们。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教育方法，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每个受教育者都有不同的特点，教育要有针对性的施教，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质得以最大发挥。

（三）学思并重

先秦儒家认为学与思相互作用不可偏废，应思学结合。孔子日：“君子学以致其道”。荀子在《性恶篇》中，提出“积学而不息”的思想。儒家认为学与思不能割裂开来而应学与思相结合，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提倡“反省内求”就是“思”的具体运用。学与思是学习过程的基本环节，不思考将不能把知识消化吸收，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因此，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应启发学生思考，把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种理念的继承和传播只有与已有的文化体系相关联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认同、被继承、被发展，以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作用。

（一）丰富教育资源

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无法脱离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认同，进行新文化建设更不能脱离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教育必须以传统作为基础，去继承、创新。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之道，“见贤思齐”、“自强不息”的人格素养，“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节俭精神、“入孝出悌”的感恩意识；“榜样示范”、“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等方法，不论是对教育者而言还是对思政教育工作而言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篇7

1、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缺点，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

2、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君王不管多么荒唐，作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绝对不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更别说是批判了。

3、不符合礼仪的，不合法条的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话、去行动的。 在民主社会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所指明的条款，人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他们想看得东西，说他们想说的话。如果人们做的某些事情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新的法律条款就必须因应而生。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人们的行动应该不受制裁。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中国、南韩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的概念变成了为得到超度的绝对忠诚。因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上帝只适用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们敬畏、惧怕他们的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个。而东北亚洲人普遍习惯多神教,大多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求助于神,并不惧怕神,神在他们的精神力量里很软弱,因为对神(上帝)他们总是有自己的选择。

    宗教徒对死亡的看法与儒家理论不同。基督教徒们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产物。他们威慑于上帝的威严。男人劳动,女人生育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基督教徒认为生活在现实世界就是痛苦,死后可以进入快乐的天堂,死亡是解除痛苦的根本方式。起源于南亚的佛教是东北亚洲最为流行的宗教之一,佛教徒也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因而,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寻求解除罪恶与痛苦的救世主,如主、耶酥和菩萨等。

    相反,崇尚儒家理论的东北亚洲人最怕的就是死亡。他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只相信现在活着的世界,并不相信基督教里的天堂和地狱,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也不相信佛教里的伊甸园。他们认为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最快乐的世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痛苦。他们既不像基督教徒那样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被上帝选为圣人,也不能像佛教徒那样因生命的轮回而获得再生。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可能长久地活着,哪怕只多活一天。

    对东北亚洲各国来说,宗教是一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儒家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令东北亚洲国家的人们信服,后来的道家也成功地提供了一些解释。儒家思想在亚洲东北各国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是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还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尽管在东北亚洲长期宣传,仍然不能改变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看法。

    二、死后的世界

    儒家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控制精神的是魂,控制身体的是魄,魂魄的组合就是生命,死亡导致的魂魄分离。死后魂漂流到上界,魄到下界。根据这种解释,通过对死者魂的召唤可以获得生命。即死者可以通过招魂仪式重返人间。儒家的这种解释可以消除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恐惧。死者的招魂仪式就是用黄教。儒家是在黄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其他几种黄教只保留了仪式而未在理论上有进一步发展。在古代,儒家子弟举行死者的招魂仪式。随着儒家的发展,死者的家人和后代充当了这个角色。

    人们认为,生育后代是死者返回的必要手段。换句话说,生育后代是把某个死者的魂传给新生婴儿。在东亚这叫投胎,即死者的魂与胎儿的魄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即使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继承他魂的后代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通过招魂仪式复活先辈的灵魂使先辈能复活,因后代的出生而继续先辈的生命,这种信仰使人们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认为,做好事多的人死后投胎可以做人,而做坏事多的人死后就投胎到动物。这一观点将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动物死后也是魂魄的分离。这与当今社会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尊重实验动物的权利是相吻合的。

    另外一种解释是,后辈是先辈的再生。这种前辈和后辈最亲近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是未来的后辈,而子女是故去的先辈。这样,这种“先辈(父母)——自己——后辈(子女)”的关系对应的时间顺序是“过去(父母)——现在(自己)——未来(后辈)。”

    儒家提倡的孝道由三件事组成: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和养育后代。大众认为的孝道只是孝敬父母,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孝敬父母只是孝道的一部分,孝道包含完整的死亡观。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篇9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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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李唐王朝的全盛时期。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弃松赞干布，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

所谓“执子婿之礼”、“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它体现了什么思想呢？一句话，这一切都由儒家思想来支配。根据唐《开元礼》记载，皇帝纳后，大致进行如下顺序，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告庙、册后、命使奉迎、同牢、皇后表谢、朝皇太后、皇后受群臣贺、皇帝会群臣、外命妇朝会、群臣上礼、皇后庙见、车驾出宫等。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纳文成公主为妻，基本上是按唐代儒家一套礼仪程序进行曲的。松赞干布先后二次遣使入唐朝求婚；太宗同意求婚后，“松赞干布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为示婚礼大典，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主婚人，并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松赞干布则“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公主归国，弄赞“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这段史文，说明了这样三个礼仪程序：第一，皇帝、皇后受群臣贺，即所谓“谓所亲曰”者。第二，告庙者，即所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是弄赞对其先祖的祈祷与祝愿。第三，车驾出宫居住，即“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因此，可以这么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其婚礼仪式，完全是按照了唐代儒家传统礼仪制度行事的。这种礼仪制度的实施，其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思想居当时吐蕃的传入。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进一步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松赞干布于公元七世纪统一了附近的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统一后的社会私有制发展和的藏族贵族集团统治的加强，需要除佛教这种思想武器，也需要吸收和引进唐朝的儒家思想。而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纲常伦理等正适合这种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通过文成公主的入藏，逐渐传入。吐蕃贵族统治者为了提倡儒学除了向中原派遣留学生，还在唐朝国学习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唐朝国学所设课程主要是《尚书》、《左氏春秋》、《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诗》、《书》为必修课。吐蕃不断派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就学习当时的孔子儒家思想。同时其使者来唐时也抓住这一学习的机会。将在中原地区学习到的儒家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嫁松赞干布后，吐蕃“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里的所谓“中国识文之人”，无疑是指中原汉族的封建士大夫即知识分子。这些“识文之人”大多是“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儒学人士。松赞干布邀请他们到吐蕃来替他拟写汉文的公文，这在和唐朝的交往中是必需的。这样，汉族的文化尤其是儒学，在吐蕃发生了影响。

《旧唐书·吐蕃传》还记载说，“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这种由“释毡裘”改为“袭纨绮的服饰，也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君臣百姓，对服饰的要求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有着天子之服、皇太子服等，不得“犯上作乱”。它完全由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孔子思想来支配。

自唐太宗至唐中宗这一历史时期，唐蕃虽有交恶，但和平相处乃是主流，双方聘使包括吊丧、贺即位、礼仪、告生辰等使节频繁交往，这些繁文缛节其本身就反映了儒家思想已经开始生根开花，且开始呈发展的趋势。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其大战凡四次，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遗使论弥萨等人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皇帝许之。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设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新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论弥萨所说的“礼数”，即是儒家的礼仪程序和说教，说明儒家思想已日益深入吐蕃人心中。

二、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

唐中宗统治时期，吐蕃国人立赤德祖赞为赞普，之后，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熏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咄等来迎金城公主，吐蕃国内的统一，与唐蕃经常保持友好的交往，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儒家经典大量传入吐蕃。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藏嫁于赤德祖赞为妻，携带了不少儒家经典到吐蕃。开元十八年（731）后，吐蕃使者到长安，公开要求赐予孔子的儒家书册。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显然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十分支持对吐蕃进行儒家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次，吐蕃入唐使者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据《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记载，盛中唐时期吐蕃遗使入唐者计有；开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坌达延献书于宰相；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腊来唐献盟书；自五年至十年，凡八次来朝，并贡方物。十三年，遣使来贺。十七年，复遣使来朝。后来又遣重臣名悉腊随唐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其大臣属虚、论莽藏来朝，及献方物。自二十九年七月，金城公主薨，遣使告哀。至德二年三月，复遣使请和，且助国讨逆。三年二月，又遣使来朝，复请盟。大历元年至十年，七来朝贡。自德宗以后至文宗即位，吐蕃入朝不绝。

在这些吐蕃使中，其名目有告哀使、贺正使、通婚使、请和使、泛使等。根据唐朝礼仪制度，他们入唐后在进行上述往来活动中，必须接受汉族的礼仪程序。如据《开元礼纂类》二六《宾礼》（又见《通典》卷一三一《礼典》）记有《蕃主来朝以柬帛迎劳》、《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等。其中如《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程式云：

前一日，尚舍奉御令整设御幄于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守宫设使者次，太错觉令展宫悬，举麾位于上下，并如常仪。其日，典仪设使者位于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庭实位于客前。设典仪位于县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半仗屯门及入陈于殿庭。太乐令帅工人入就位如上仪。符宝郎奉宝俱诣阁奉迎。使者服其国服，奉书出次，通事舍人引立于阖外西厢，东面；从者执币及庭实立於后，俱东面北上。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乘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将出，仗动，太乐令令撞黄锺之锺如常仪，符宝郎置宝于御座，侍卫如常仪，乐止。中书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俟于西阶下，东面北上。舍人引使者及庭实入就悬南位。使者初入门，《舒和之乐》作，立定乐止。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仗。中书侍郎帅持案者进诣使者前，东面。侍郎受书置于案，回诣西阶。侍郎取书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书，有司各帅其属受币马于庭。

曲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诣使者前，问蕃国主；使者再拜，对讫，又再拜。舍人回奏，又承敕问其臣下，使者再拜对。又劳使者以下，对拜及舍人回奏并如常仪。舍人承制敕劳还馆，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下出，乐作止如常仪。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 伏，兴，还侍位。皇帝兴，太乐令令撞 宾之钟如上仪，侍臣从至阖，乐止。

从以上《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礼仪程序中，可以看出，蕃国使者当然包括吐蕃使者，他们在唐朝到皇帝和大臣接见时，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一套程序行事，吐蕃使者也接受了繁琐的儒家礼仪。这些使者在完成与唐的使命任务返回吐蕃时，或多或少在吐蕃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有利于孔子及儒学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

另一方面，唐朝在盛、中唐时期，也挑迁精通儒学的人到吐蕃去，除了进行诸如告哀、通婚、贺正、泛使之类的任务外，也有到吐蕃阐扬儒家经典的使命。据《旧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卷九七《吐蕃》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唐文宗即位这一百十余年中，唐入蕃使者计有忠王友皇甫惟明、御史大夫崔琳，工部尚书李皓和崔光远、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杨济、和蕃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太常少卿韦伦、判官常鲁、鸿胪卿崔汉衡，前太子右谕德崔擀等。这些入蕃使者，大多是进士等科出身，熟识孔子儒家经典，这对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再次，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还具体表现在吐蕃使者所上皇帝的国使表章的内容里。如开元十七年（730），玄宗遣忠王友皇甫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往问吐蕃。当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金城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重臣名悉腊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万负，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从赞普所上国表内容考察，一是唐蕃国君是以甥舅相称，是以儒家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将双方的关系划成一定的等级，的反映。二是所谓“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以及“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书”和“谨奉金胡瓶一，……谨充微国之礼”云云，都是孔子及儒家以忠孝为道德之本、提倡太义名分，不可犯上作乱等主张的反映。事实上，吐蕃政权注重并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进行教育，不仅只为培养掌握儒家治术的官吏，同时也是以儒家思想来移风易俗，使吐蕃能出现较多的忠臣愚民，以利于稳定当时的吐蕃社会。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思想经初唐、盛唐和中唐三个时期约二百余年在吐蕃的广为传播，得到长足的发展。但这三个时期，吐蕃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是佛教。特别是在社会上层，佛教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

三、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衰落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吐蕃的由盛到衰，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很难划清明显的阶段。姑且以“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是文宗即位起为界划分。

篇11

首先，先秦儒家学习思想以人性论作建构基础。

从孔子到荀子，儒家学者对学习的探讨，始终以人性问题作为立基点。也许有人会说，孟子、荀子谈学习修养的必要性时，确实或以“性善”而“养心”，或以“化性而起伪”(性恶善伪)而“劝学”，但孔子并没有明确的以人性问题为立脚点来阐发其学习思想。事实上，孔子的学习思想仍然不离人性论基础。他关于“性”和“习”的看法就是显证。

张岂之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在早期表现为“人学”，是关于个人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学说，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学说，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人的认识学说(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人”的相关问题是“人学”的核心。张岱年先生考察分析人性学说时说：“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思想家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他认为：“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应如何施教，应如何为政，须先看人之本来状态是如何，于是便提起性的问题；而亦由此，乃特别注重人本来是好或不好，即性与善恶之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也就是说，人性论实际上是人将自身视为认识反思对象的理论思辨结果。应该说，用“善”与“恶”来限定“性”主要是从道德起源的角度说明人性。这种说明其实已缩小了人性的范围，并且“善”与“恶”的界定也没有实质性地指出性的内容是什么。用人性“善”与“恶”只是讨论修养、教育、政治的逻辑前提。

逻辑性是一个思想体系保持内在严密一贯的基本要求。先秦儒家学者正是从人性论这个逻辑起点上，阐发了学习的价值以及必要，从而保证了分析的深刻性。孔子不以“善”“恶”限定人性，从“成人”的角度，强调人通过学习修养将外在“礼”和内在“仁”结合起来。从曾子、子思起，儒家开始转向从内在心性的德性方面寻求“成人”根据，萌发出“性善”的端绪，进而系统阐发学习“成人”的目标和方法，即“大学之道”和“中庸”。孟子延续了从心性角度探讨问题的进路，以人的良心本心具有“善端”说为基础，强调扩充修养善端成就理想人。因为良心本心为人内在固有，所以主要以反思自得的方式求取。从曾子到孟子强调了孔子学习修养中的“仁”。荀子与他们不同，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礼”，强调学习教化对于改变人的气质的意义，提倡“化性而起伪”，通过对儒家经典、王道、礼义规范的学习践行成就儒家的理想人格。这样看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包容性最强。孟子和荀子各以“善”“恶”界定人“性”，虽具体化了问题却不免偏重之嫌。无论是善还是恶，强调学习修养的必要价值则是一致的。这似乎映证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其次，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尤为注重知行结合问题。

“学习”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知行结合的意义，按照古语用法，“学”相当于“知”而“习”则相当于“行”。学习或者说知行统一，就是指要把获得的知识、技能等运用到实际生活与道德品行的践履中。使二者有机结合；同时，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来源于“行”，人经过反思总结后上升到理论的“知”层面，又会获得带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掌握。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人类认识学习活动的完整性。

儒家学者在阐发学习思想时，首先肯定实践中有丰富的可学习对象和内容。从孔子起，他们以自己的治学经历和人生经历践行结合，反思总结治学经验而形成理论化的学习思想。他们认为伦理道德实践诸如“孝”、“悌”、“信”、“仁”等都是“学文”的基础，投身政治实践也是学习的重要方面。学习书本理论知识，体会文化典籍包含的丰富文化知识，对于事父事君都很有意义。熟读《诗》《书》经典，却不能处理实际政务，不能解决人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儒家学者还从学习的阶段上强调“知行结合”。《中庸》强调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荀子则将学习的阶段划分为“闻、见、知、行”。四阶段划分便于人们抓住各阶段的特征提高学习的针对性，也说明人自身的学习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一再强调学要“止于行”。“止于行”不仅是对所学的运用，更是对所学的检验。通过“行”的检验，所学价值方能显现。

“知行结合”包涵了对理性思考价值的承认。因此，在具体学习方法上它又牵涉学思统一的问题。人类认识学习活动，从一开始就肯定人的理性思考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学习就是人的理性活动。学习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这种理性思维离不开实践提供的基础。

儒家学习思想的知行结合特点还从根本上保证了现实社会中儒者的行为价值取向。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不少人对现实毫不掩饰悲观失望之情，甚至逃离隐蔽于山林。尽管当时的隐者在学识修养等方面可能有较高境界，但却没有儒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们没有亲身参与重整社会秩序的热忱。这一点与儒家绝不同。儒者即使如隐者所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却从不放弃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这可能正是“知行结合”特点植入儒者脑海的必然结果。

最后，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在学习宗旨上确立“为己”以“爱人”的目标。

篇12

【关键词】

儒家思想；佳能公司；管理文化

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绵延两千年，深深地影响着华夏儿女的生活习惯、工作模式、思维方式，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如若不将儒家思想融入，将难以真正开拓在中国的市场规模。因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第一步，便是适应中国的市场情景化管理源。佳能公司作为一大知名的跨国公司，便在异域经营中尝试着去适应新的本土环境，以便使其自身的管理和中国的情景最大化融合并作出调整。

相比于在日本诞生的佳能企业在管理研究中所着重的创新思维、科学管理、分析哲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和流程等法理环节，中国的本土管理更倾向于系统性思维，以道德、人性和灵活性等作为管理的焦点智慧。只有更好地才能在中国这肥硕的市场中攫取到有利的份额。

一、中国的本土管理模式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影响

1.传统思想

就传统思想而言，儒家思想的“德治”和法家思想的“术治”各具说辞，各有千秋。“德治”以信任为契机，是情理大于法理的一种体现，管理者崇尚人性化的方式，对员工的忠诚度有极高的要求。如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种彼此的信任托起公司的治理，是对人心的管理。

然而，彼此间绝对的信任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相互间有条件的信任和不信任，因此，韩非子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势”、“法”、“术”相融合为基础的治理方式。即法家的“术治”思想，这对中国当今企业管理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

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术治”目标一致，儒家是个人修身的基础，而法家则是管理他人的手段，功能互补，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思想，为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2.传统文化

（1）“家”文化

“家”是中国的重要组成单元，在中国人心中至高重要。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极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文化。

（2）“关系”文化

“关系”几乎出现在中国的每个组织和个人中，中国人从一出生就处于“关系”网络中，随着他的不断成长，这个“关系”网络也不断扩大。而“关系”文化的出现所引出的官僚体系可谓是当今社会的毒瘤之一，而且很难拔除。

（3）“面子”文化

“面子”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悠久的文化心理现象，“丢面子”、“给面子”、“顾面子”、“要面子”、“留面子”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象征性词汇也在中国人的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有限自立性”

“有限自利性”是指中国人对人的自利主义行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有限，中国人同西方人一样也讲自我和自利，但中国人对自利的接受有一个限度。与西方文化基本内核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不同，中国人对人的自利的忍受度和接受度要远远低于西方社会。中国人对人的自利主义行为的接受度是“有限自利性”，自利行为的目标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就是“为富不仁”，就会遭“报应”。但其实这种有限的自利性一般只表现在中国人对他人的看法上，“苟富贵，勿相忘”主要是一种对他人自利行为的约束。

（5）“伦理道德”

在宗教盛行、法律健全的西方，人们的行为都以宗教为信仰、以法律为约束。而在宗教普遍缺失、法律不够健全的中国，伦理道德是评判人们行为对错的主要标准，所以中国人的一些不合法，但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常常会得到人们的谅解，甚至是同情。

（二）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期，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凸显出如下特点。就社会现状而言，我们必须坚定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而言，一方面，我国经济仍然可以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并由此产生大量市场机会；另一方面，经济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效果亟待加强。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市场变化和竞争，但也依然关注政府政策和动向。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影响企业战略选择方面依然有较强的影响力。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而言，相对国际同类知名企业，中国企业一方面创新资源不足，面对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同时，中国企业又热衷于外延投资和扩大市场份额，通过价格竞争获得发展，由此造成企业产能过剩但国内市场难以有效启动。

二、佳能企业的经营特色

“佳能”的英文翻译为标准，这个名称十分贴切地为佳能企业做出了总结，这也是佳能企业一直不懈追求的目标。科技部的董

建龙先生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方面对佳能企业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在技术创新上支持员工不断地开发新技术，坚决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明确追求独有技术和世界领先技术的目标，将专用技术和通用技术进行“技术融合”，用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产品质量，以此博得消费者信赖。而这种信赖与支持员工的管理模式正是为佳能企业带来无限商机与忠诚顾客的原因之一。在企业管理理念上，佳能企业建立了自生产系统，推行“牛奶周转”模式，开展自制化和无模型实验活动，倡导自发、自觉、自治的“三自精神”，将生产创新、研发创新和培育新技术产业等各种管理活动融为一体，力求与时俱进，奋勇超前。

可见，与中国的大多数私营企业相比，佳能企业的优势显而易见。佳能企业对公司的未来有十分清晰明确的定位，不单纯注重经济利益的增长，而是全面地为可持续利益地发展做足准备，浓厚的企业文化和对品牌以及企业形象的关注度都是中国大多数企业所未曾考虑到的方面。

而佳能企业之所以能在这个既保留着优良传统思想，又充斥着人情、关系等地域文化的中国市场立足，正是源于其开明开放的管理风格和入乡随俗的可塑性管理模式。

三、佳能企业在中国情景下的管理模式

佳能企业在面对中国市场时，完全将消费者需求作为企业目标，依据社会需求制造企业战略，多元化发展企业使其保持勃勃生机。合理滴融合进中国儒家思想的“德”治，人性化管理员工，多支持多鼓励，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并正确地分配员工的长处以更加有效地为公司服务。同时，佳能企业保持科学管理的风格，最大化将开拓创新、高标准严要求的经营风格带入中国市场，使之融合以更好地维护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佳能公司在中国情景下的管理模式是一代典范，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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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J].经济管理，200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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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照云，罗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假设的情境化管理[J].当代财经，2009（2）：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