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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4-0218-01
高血压是指收缩压≥140mmHg(18.6kPa)或舒张压≥90mmHg(12kPa),大多数的高血压病患者通过服用抗高血压药物后,血压可控制在满意水平,然而有15%~20%高血压患者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应用了合理联合的3种降压药物后,血压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或至少联合4种降压药物才能使血压达标时,称为顽固性高血压[1]。高龄、左心室肥厚、女性、基线收缩压水平高、非洲裔美国人以及顽固性高血压家族史等都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易患因素[2]。为进一步提高中老年顽固性高血压的治疗效果,选择我院2010年7月到2013年9月收治的90例中老年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阿托伐他汀钙联用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治疗中老年顽固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2010年7月到2013年9月收治的中老年顽固性高血压患者9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男性23例,女性22例,年龄45-76岁,平均(63.5±6.4)岁,观察组男性20例,女性25例,年龄48-73岁,平均(65.5±6.4)岁。高血压I期12例,II期48例,III其30例,其中合并糖尿病21例,合并冠心病40例,合并高血脂病30例,伴器官损伤2例,排除心脏传导阻滞、继发性高血压、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长短及治疗前的收缩压、舒张压及血脂水平等各个方面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阿托伐他汀钙口服治疗,每次2.5mg,每天3次。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磺酸左旋氨氯地平,每次20mg,每天1次,治疗期间停服其他降压药物,治疗中给予低盐低脂饮食,记录临床症状,6个月1个疗程。
1.3疗效评定标准
以卫生部《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草案》中的高血压疗效判定标准,显效:舒张压下降20mmHg或10mmHg并达到正常范围;有效:舒张压下降10-19mmHg或下降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一般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2检验,P
2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3讨论
正常人的血压随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在整体人群中,血压水平随年龄的逐渐升高而增高,以收缩压较为明显,50岁后舒张压呈下降趋势,脉压随之加大[4]。高血压是由外周血管阻力和心输出量两个基本因素决定,心输出量又受心率、心脏舒缩功能、回心血量和血容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5],而外周血管阻力主要受血液粘度和血管口径的影响,该病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一般起病缓慢,患者早期常无症状,或仅有 头痛、心悸、头晕、耳鸣等症状,是引发心、脑血管和肾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治疗不当就会病变成为较严重的脑中风、心肌梗死及肾功能衰竭等这些常见的高血压合并症[6-7]。
中老年顽固性高血压除改善生活行为如减轻体重、减少钠盐摄入、补充钙和钾盐、增加运动、减少脂肪摄入、戒烟、限制饮酒等,还需一定的药物治疗,阿托伐他汀是HMG-CoA还原酶的竞争性抑制剂,通过抑制肝脏内的HMG-CoA还原酶及胆固醇的合成而降低血浆中的脂蛋白和胆固醇水平,并通过增加细胞表面的肝脏LDL受体以增强LDL的代谢和摄取[8]。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是钙离子拮抗剂(CCB)类的降压药,平滑肌和心肌的收缩依赖于细胞外的钙离子通过特异性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内,其选择性抑制细胞外钙离子跨膜进入心肌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对平滑肌的作用大于心肌其可直接扩张血管平滑肌,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从而降低血压[9]。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95.6%明显高于于对照组的75.6%,两组疗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1]刘志苹,张年萍.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联合贝那普利治疗2-3级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J]. 实用医学杂志,2012,19(3):2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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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年修订版)[J].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12,19(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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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程龙献,魏宇淼. 积极降压与联合降脂治疗策略在高危高血压患者治疗中的价值[J].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08,24(10):721-722.
一、从价值的角度分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克服法律固有的局限性.
法律虽然是从一般的生活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社会规范,但是其高度抽象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社会现实存在差距的,另外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法律不可能规定的面面俱到,因而是有一定的局限性。①因而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线的尤为必要,具体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法律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其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在不同的语句环境下有时会有不同的表达意思,另外由于立法者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其认识能力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每个法律概念、术语的制定不可能完美无缺,更不可能一直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因而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会限制法律在社会当中的作用,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弥补法律自身的缺陷,法官对于法律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可以在符合法理精神和立法者本意的前提下做出一定的能动解释,更好的实现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因为正义是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导致正义的错位,因而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应尽量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就像费尔巴哈说的那样:“在服从成为背信弃义的地方,对法官来说,不服从就是他对待正义的一种神圣的义务,他仅仅报效于公平正义。”其次,法律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对一定行为的确定性规定,要求社会行为都应符合法律规则的实质要件,但是社会在不断变化,人们对社会价值的定位和行为价值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行为的合法性,这样人们今天的行为不会受到明天法律的追究,因此法律的滞后性就显得尤为明显啦,在这样的法律状况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一般的法律条文具体化,明确化,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去,使得相对落后的的法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只有这样,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管理社会的手段,才能维持其自身的权威性,才能保证正当行为的合法利益和追究违行为的责任。最后法律还具有僵硬性的特点,具体是指法律一经制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是不会改变的。法律是对一般的社会行为的规范,但是案件是具体的个别的,法律的僵硬性使得法律很难实现个案的正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于个案的公平正义显得尤为重要,法官通过对具体的案件的研究,并结合法律规定,将法律的僵硬性通过能动的应用和解释,将个案的情况能够个案解决,实现法律的真正的价值。
二、从法律概念的角度构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要求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更好的实现法律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去理解法官的自由裁量就有可能产生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问题,因而会让这种自由裁量在法律外衣的保护下进行违法的司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要求法官自身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之外,我们更应该从法律的制度上构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作为我们法律语言最精华的部分在于法律概念的对法律事物的概括总结,因而从法律概念的角度出发,去构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样既可以让法官有合理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司法的能动作用,又可以将法官的权力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不至于没有边界的行使权力。
法律概念作为司法中心主义的一个元素,是指基于法律共同体的约定而承载着价值的、在司法操作中通过与案件事实的对接而释放其意义的制定法上的最小语言单位。在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概念具有规范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应该遵循这样的法律概念,具体来说:首先,法律概念的规范性特征是说法律概念自身的具有对行为的相对标准的定位和对行为的价值承载功能,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首先要遵守法律概念规范的定义,从行为事物的最源头出发,去理解行为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件的情况来处理案件的具体问题,将对案件的理解限制在规范的法律概念范围之内,这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达到情与理的统一。其次,法律概念的开放性说明法律概念其本身是具有包容性的,不是完全封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概念是对生活事物的总结,但又不是完美无缺的总结。在这样的情况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可以按照法律的实质价值去处理案件,另一方面通过法官的能动作用,将法律适用于新的事实,适应新的社会与政治的价值观,不断为法律注入新鲜血液,当然,我们说的法律概念意义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恣意。因为既然法律概念基于规范目的而生,其意义之开放就必须以规范目的为限度,在此基础上法官可以发挥法律概念的包容性。最后,法律概念具有实践性的特点,法律是来源于生活的总结,是对实践当中发生的行为规范的总结,因此,法律概念也应具有实践性,来源于实践中的法律概念才能符合现实的需要,而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在遵循着实践的准则,将法律条文和实践当中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从上面的法律概念的特征来看,法律概念可以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融洽的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在构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时候,从法律概念的角度出发,让法官按照法律概念所界定的范围去判决案件,因为法律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对某种行为的界定,对一类行为的界定是比较规范的,因此法官在理解行为人的行为的时候,可以从行为的源头去理解一个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样法官可以正确的理解一个行为的性质和属性,从而可以正确定位案件的争议所在,同时由于法律概念又具有一定包容性,因此法官在理解当事人的行为的时候,又可以有一定的能动范围的理解,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将现实的具体案件和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司法的公正。同时我们可以借鉴案例国家的制度,对于相同案件的相同法律概念的定位可以参照以前判决的理解,因为这是从一个小的角度去理解案件的性质,一方面可以减少案件的争议性和错案的判决,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自由裁量又被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让法官只能在案件合理的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不至于没有边界,最后达到案件的公正处理。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法律概念的角度是去构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符合法理之基本精神的,将法官对一个法律行为的理解限制在法律概念的范围之内,从根本上去解释行为其自身的意义,从而实现个案的真正公正,法律的价值也能够得到彰显。(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光营:《人性视角之法官自由裁量权探究》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年5月。
[2]吴炳新:《论法律概念-一个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3月。
[3][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6。
引言
鉴于中西文化的不同,语言结构的差异,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逐渐成为了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道难题,如何完善中国法制建设,如何消除中西文化的语言隔膜,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克服的语言难题。自顺应论关联理论的提出之后,它对语言翻译所产生的穿透作用便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顺应论的涵义
顺应一词最初起源于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概念,当它被人们用作语言研究时,它的实际含义就被赋予了其它的概念。从顺应的角度出发,在语言翻译中,顺应指的是发话人与对话人之间根据语境的不同,不间断的作出语言上的选择过程。语言选择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语言结构层面上的改变,二是语言策略层面上的开展。语言选择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语境和语言内容二者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如果清楚的认识到顺应元素在语言翻译中重要性,并适当的做出语言选择,那么翻译的质量就会越高。
2.关联理论的涵义
关联理论是一种衍生于语言交际的理论,它的主要论点就是:语言的内容和语境的结构以及各种隐含式的深层表达,使聆听者对原话的产生联想出不同的涵义理解。聆听者在多种情况下,多个场合中无法对语言表达的原意,进行正确理解,因为它只会按照统一的规格标准去陈述原话,然而,这个统一的语言标准就是聆听者对原意推敲的唯一认证,这也就是关联性的具体含义。在语言交际中,发话者并未向他人明示自己的真实意图,但是听话者可通过言语之中的逻辑性推理,寻找出其中的关联依据,从而揭示出言语中的隐含之意。
3. 顺应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法律术语翻译
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囊括了多种语境的结构,蕴涵了多重语言的层次,按照翻译结构的不同,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结构,一是对等翻译,二是不对等翻译。
3.1对等翻译
中西文化尽管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法律的背景之下,中系法律和外系法律其制度基础和法律根基是无法变换的,鉴于法律概念和制度原则的相似性,在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过程中,可使用一一对应的对等翻译法。基于翻译内容的特殊性,对等翻译法在使用中又可分为两种清况,第一种是法律英语的专业法律术语,且只有一个指定的法律原意,而在汉语翻译中也具有相似的法律术语,具备对等功能,在相似的法律概念面前,翻译者只需将中文内容与外语涵义相对应,即可实现翻译目的。例如:plaintiff一原告,defendant一被告,Y'apP一罪,force majeure-不可抗力等。
第二种情况就是,当英语术语已经成为法律的专业用语时,这种对等翻译的概念已逐渐向汉语法律传播,由于这种翻译概念已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固定思维,翻译者必须不受愿意的干扰,对法律涵义进行正确的理解,才能将对应概念的汉语术语进行匹配翻译。
3.2不对等翻译
基于翻译情形的差异,不对等翻译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普通法系特有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二是两大法系存在差别理解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
第一,普通法系特有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语言特定性和确定性,一个专业术语只存在一种解析,这种理解方式是英美法三国共同开创的。但在中国法系中并没有这种对应的语言概念,也就是说,目前中系法律还存在着这种语言术语的翻译空缺。在语言翻译过程时,翻译者需要反复斟酌,作者的原意信息和隐含内容,才能准确的表达翻译内容。法律英语专业术语是英美法三国法律概念的专用词语,它的实际含义必须要与法律概念相一致、相契合,这样一来,才能保障法律内容、法律原则的正确性。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法律英语的汉译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英美法等先进发达国家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因此翻译者在法律英语术语的翻译过程中,既要准确无误的传递法律概念的真实含义,又要避免隐含词汇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第二,两大法系存在差别理解的法律概念词的翻译指的是,法律词汇在涵义上、概念上的相似性,词义雷同,但不等同。例如:英美侵权法里面的两个词语:libel和slander,根据《布莱克法学词典》的解析,libel指的是利用语言文字、印刷图片等形式,对他人的名誉与尊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而slander指的是,为了达到破环他人名誉、破环他人职务和职业的目的,说出诋毁他人名誉的言语。根据《新英汉词典》的权威信理解,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被译为“诽谤罪”。而依照读者自己的理解“诽谤罪”是刑法中的概念,侵权法属于民法的范畴,显然不等同于刑法制度,翻译者从原文语境中所寻找出的关联词语,正是导致了翻译错误的原因。归根到底,在汉语的理解中也存在着民法的诽谤概念,但不区分具体的形式,翻译译完全可以将libel和slander分别译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
4.结语
自此,基于以上学者们在历史上曾作出的论断,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对于法律文化概念展开讨论了。法律文化亦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法学界对于法律文化的界说仍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范畴,人们对它的理论研究的历史较其他概念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西方在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上早于我国,但也只早了20余年。虽然从法律文化走进我国学者视野至今的时间并不长,但综观众多的法律文化著作与文章,我国学者对于法律文化概念的定义不下几十种,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对于法律研究的重要性。
1 法律文化的概念
在我国,随着中国学界对于文化问题的愈加关注,“法律文化”在法学界开始走红。在西方首先创造“法律文化”一词的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他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当然,我国学者在深入研究时也对法律文化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卓泽渊教授认为,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包括物质性的法律文化和精神性的法律文化两个层面”。而周旺生教授将法律文化概括为实体性要素、意识性要素和精神品格要素的复合。刘作祥教授认为,“法律文化是指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发展”。虽然各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看来各不相同,但其中蕴含的两个普遍存在的特征是明显的,那就是人化和法律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看待法律文化的概念,可以说它是一切人化了和法律化了的物质、意识的复杂结合体。
2 法律文化的分类
在对法律文化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之后,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又可以将法律文化作出不同的分类。依据“法系”和“法统”这两个概念作为标准,我们可以将法律文化分为罗马―日耳曼的法律文化、普通法的法律文化、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以及其它或非西方的法律文化。还可以依据社会形态将法律文化分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甚至还可以依据法律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精神世界将其划分为宗教法律文化和世俗法律文化。其中,世俗法律文化还可以分为伦理型和现实型两种类型的法律文化。但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还应当是刘作祥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上的法律文化和隐型结构上的法律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文化也从显型结构和隐型结构层面上进行分析,构造出法律文化的结构模式。其中,隐型结构层面上的法律文化分为三个次级层面: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显型结构层面上的法律文化分为: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三个次层级面。而这两个次层级面也正是法律文化的主要内涵。
3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虽然我国学者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才兴起的,但是我国作为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我国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且源远流长。我们国家的法律文化不仅博大精深,它还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主要内容体现在:皇权至上,等级特权,权力支配法律;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主张法律道德化,轻视法律的作用;法律以义务为核心,重刑轻民、律学独秀;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调解,强调“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都汇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它们对于目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 刘作祥:《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个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第17页。
[2] 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23页。
[3] 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