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知识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经济学的知识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篇2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篇3

1.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教学模式的课程教学中，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比较陈旧，相关的知识结构也存在雷同情况。使用这种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理论创新的内容缺乏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构建，没有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现有教材存在的雷同或者陈旧的问题，成为阻碍政治经济学教学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

2.政治经济学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然处在教学内容的主导位置，教师的讲课方式以及课程的考核模式影响着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单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学校希望用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中体现这种新型的信息技术资源。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新型的教学工具并没有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也没有对课程内容进行渗透。

3.政治经济学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不高

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环节分析，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程度是衡量教师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科的学习兴趣程度不高，因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学习效率不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学生对于这门课程有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比较少，而且课程内容的设计与生活脱节，渗透薄弱，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空缺，使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改进措施

1.改进政治经济学的教材质量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比较传统，内容也比较陈旧，因此不能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融合进来。在教材改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专业性的内容融合，不断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将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展现在学生面前，从教材方面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位置。

2.深化教师的理论基础

教师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有关键作用，所以，应该加深政治经济学教师的理论基础，深化对学科的认识。那么如何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首先，可以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分析，按照整体的方向规划提升教师的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其次，可以制订科学合理的科研计划，按照计划督促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专业研究，逐步培养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参与学术讨论的习惯，从而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学学科对教师的要求。

3.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要改变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无用论的认识。教师要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科内容的理解，将生活化的内容全面融合进学科知识中，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门学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加细致地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精髓部分，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学模式也在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这门学科的要求。想要改进教学模式，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结合现代社会对教学模式的要求，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全面优化，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玉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5）：212-214.

[2]曾凡仙，彭俊华.函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西方经济学》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2）：9-11.

篇4

众所周知，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和最优行为(optimum behaviour)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一理论基础一直遭受批评。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批评了理性的程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批评了理性的偏离；阿克洛夫与耶伦提出的“近似理性”、哈特提出的“充分理性”、森提出的“一致性理性”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以放松完全理性这一不现实的假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理性程度的讨论之外，西蒙还对理性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经济理性不是一种实质(substantiv。)理性，而是一种过程(procedural)理性。实质理性是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自动地实现既定目标。过程理性并不要求行为人每一次决策都完全正确，只要求行为人能够根据经验逐步调整其行为、不断提高其决策的正确性，即过程理性的实现取决于产生它的过程本身，理性只是一种不断趋进的过程。西蒙的过程理性概念只是个体层次上的，哈耶克还提出了社会总体层次上的类似概念――演化理性(evolutional　tionality)。个人的理性对于整个社会演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语言、文字、道德、宗教、法律等人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人类的建构理性(construetive rationality)“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分散于个人的经验知识通过社会的交互作用不断累积、演化而来的。行为经济学也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不是要否定经济人的理性，而是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方式。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应该用过程理性代替实质理性，并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大脑和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来揭不理性形成的基础和过程，以此更好地解释决策者的实际行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进而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从哲学角度看，新古典中的实质理性是一种先验(transcendent)理性，过程理性是一种经验(experiential)理性。

上述对理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理性不再像新古典假定那样，是一种自然赋予或先天遗传(innnate)的、外生的(exogenous)的存在物(being)，即本能(gift)，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acquired)、内生的(endogenetic)、过程的(procedural)产物(beeoming)，即技能(skill)。这种过程就是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其产物就是知识(1earning或者knowledge)。学习与知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英文中，learning一词就有学习和知识两方面的含义。所以，在本质上，理性是一种学习过程，即过程理性；在表现形式上，理性是知识的一个函数，知识的数量决定了理性的高低，即基于知识的理性。

基于知识的理性不仅反映了理性的真正源泉和本质特性，还反映了理性在程度上或数量上的差异，即异质性(heterogeneous)和有限性：第一，理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根源于个体知识的差异性，或者说知识的分工。相比于同质的(homogeneous)完全理性来说，异质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质的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无差异的均衡结构形成的根源，而异质理性是经济活动多样性和收益差异性的根源，是差异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前提条件。生物进化论就认为，多元性和差异性是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第二，基于知识的理性表现为一个不断试错(try and error)、不断精炼和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极的过程理性，趋于完全但却永远不完全的理性。这与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在本质上不同：西蒙的有限理性是一种静态的有限理性，而基于知识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有限理性。或者说，理性的有限根源于知识的有限。

2．适应行为：更优目标与创新策略

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下，最优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下，满意(satisfied)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基于知识的理性的条件下，其行为模式则是适应(adapting)，具体体现为：更优目标、惯例与创新策略和动态竞争。

适应行为在其行为目标上，表现为从最优(optimum)转为更优(better)：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最优目标否定了进步和改进的可能，因而是静态的；更优目标则体现了改进、进步、适应、动态等演化的本质含义。这分两种情况：一是纵向改进，每一个t状态都比t－1状态更优，这体现为动态的演化过程；二是横向占优，至少比社会平均水平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只有达到平均的收益水平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否则就会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被淘汰。这体现了演化的适应特征。更重要的是，最优是更优的一个特例，更优包含了最优，是最优的一般化，因为更优就是局部的、相对的、暂时意义上的一种最优。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最优行为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也应成为建立在更优行为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特

在行为策略方面，适应行为模式表现为：经济人根据其是否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分别采取惯例或创新策略。能够适应则采取原有的策略，即惯例(routine)；否则采取新的策略，或模仿(imitation)，或创新(innocation)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追求更优目标的行为主体，创新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选择。惯例策略的结果是报酬递减的；模仿策略导致利润平均化，只有创新策略才可以获得超过平均的报酬，这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超额利润是创新的报酬。在预期利润将不断被平均化的条件下，必然采取持续的创新策略，因为单一的创新很快就会被模仿而导致超额利润消失。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惯例是既有的知识，模仿是知识的扩散，创新是新知识的产生。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知识的发现和利用，也是企业的知识理论强调知识作用的反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在完全理性假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理性表示无所不知，所有的策略和知识都是已知的。只有知识是有限的，才有创新的可能。所以，创新是更优行为的具体体现，是演化的本质要求。

在适应行为模式中，各个主体要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其竞争必然是一种不断争先(比其他个体更先创新)和争胜(比其他个体更优)的动态垂直竞争，即“熊彼特式竞争”，而不是主流经济学中通过价格争夺资源数量的水平式竞争。在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下，创新则进，不创新则退。只有不断地争胜和争先，才能够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这也是演化的本质内涵。

二、知识分工：差异结构与合作秩序

1．知识分工：分工导致的内生知识差异

分工问题曾经是古典经济学中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是却被主流经济学所遗弃，后来才被杨格、杨小凯等人重新重视，用于研究经济结构的演化。之所以分工是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基础，乃是因为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处于不同环节中的知识积累导致知识的差异，即所谓的“隔行如隔山”。这种内生的知识差

异才是导致差异结构而非无差异的均衡。

分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分工的本质是什么呢?哈耶克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后来，哈耶克对知识分工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知识分立性或分散知识方面，他指出：“没有超验存在的人类整体知识体系，而只有分立存在的个人知识，这种分立的个人知识是有限的。知识愈多我们愈无知。”“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知识分工是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在分散知识的基础上，哈耶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类自由秩序自发演进的理论体系。

贝克尔和默菲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识”的概念，并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积累之间是相互促进的；Drucker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概念。胡佛认为，把生产流程分为日益简单的工序是一个连续的“发现过程”，是企业内部不断产生各种可能性知识的过程。汪丁丁则说：“专业化的实质是生产者的知识结构的专业化，也就是生产者累积其专业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贝克尔所说的，‘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的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罗斯比认为，劳动分工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工的主要含义，并因此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知识通过分工增长，我们仅仅通过接受我们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们的知识。所以，分工的本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分工，而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即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通过个体分散积累来实现。

2．差异结构：循环因果与报酬递增

差异化的经济结构是差异知识通过循环累积因果过程(Cumulative Circle and Causation)的结果，简称为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这种累积因果的原理在经济中具体形成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两种机制。凡勃伦明确提出了“累积因果过程”的概念，维克塞尔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的循环累积过程的理论。缪尔达尔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循环累积因果的经济发展理论。阿瑟认为，在经济中广泛存在报酬递增机制即正反馈(positive fedback)。

在竞争环境下，基于企业的知识差异，如果企业的某个惯例或者是创新策略的收益超过了市场平均收益，则后续的行为将继续采取相同的惯例并继续取得超过平均的收益，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下去，就会产生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的正累积效应(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正反馈、自催化(self－catalyse)或自增强效应(self－reinforcing)。但是，如果其策略被大多企业所模仿，其收益水平被平均化，其超额利润率被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报酬递增效应消失了。如果其它企业不断模仿，并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则其收益水平将跌到平均水平之下，就产生了负的累积效应或者负反馈效应，即报酬递减。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排斥报酬递增，而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报酬递减的假设基础之上。只有报酬递减机制，才能够保证其唯一的、稳定的均衡存在，而这种均衡的存在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苦苦追求的最优资源配置目标的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无法提供报酬递增理论的生存土壤”，所以，报酬递增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

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经济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一种差异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知识优势形成的竞争优势不断循环累积，导致的差异扩大的集聚效应，或者通过学习和模仿导致的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形成生产上的产品结构或产业结构。知识创新产生新的产品，学习和模仿导致知识扩散而逐渐形成新的产业。不断创新和模仿，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之源。结构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化、产业区等集聚效应，也表现为经济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分工的不同组织构成竞争结构，竞争优势的循环累积导致垄断，处于劣势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分工和竞争的不同报酬结果形成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报酬递增拉大收入差距，学习和模仿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结构就是在差异扩大的聚集效应和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演化变迁的。

3．合作秩序：知识合作与共同知识

知识分工导致每一个体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就愈加贫乏，对他人的依赖性也就愈加增强，完全的自给自足在高度知识分工的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须加入到社会合作网络之中，一起共享知识才能得以生存。汪丁丁把知识的合作看成是知识的互补性。他认为，知识互补性包括两种：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空间互补性是指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上的互补，即基于知识分工的合作。哈耶克和贝克尔等人对知识分工的研究针对的就是知识空间的互补性。这就是说，在知识分工的条件下，分散的知识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才能够为大众所共享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知识共享而形成的合作方式就是制度的不同形式，它构成了人类合作秩序的基础，决定着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诺斯也认为，“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

哈耶克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易宪容引述斯科菲尔德的观点也说明了合作的知识基础：“合作在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是在于个人用什么方式知道他人的偏好与行为。进一步说，问题是在所谓的‘共识’，因为每一个人不仅必须知道他人的偏好，而且必须知道他人也知道我自己的偏好与策略。……因此，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既定环境下。一个人至少必须具备多少关于他人想法与欲望的知识，才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整体概念，以及能够用这种知识与他人沟通。”埃格特森也引述斯科菲尔德关于合作中知识的重要性：“合作的理论问题可以这样叙述：在给定条件下，一个人至少应该对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产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够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重复博弈进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的自我维持系统。这种“自我维持的共同信念”的定义与哈耶克的“共同知识”定义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

把制度定义为“共同知识”的优点在于：第一，“共同”一词反映了制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和合作性，说明制度是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交互行为的产物；第二，把制度定义为知识反映了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因知识分散带来的风险。人们不必担心知识分散带来知识合作的困难，人们可以依靠制度约束

和预期他人的行为，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汪丁丁说，“制度知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公共知识’减少博弈中的行为不确定性。”由于制度所蕴涵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所有人，它使每个人都事先知道其他人对他的特定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人们实现知识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协调成本，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励作用在于促进分散知识的形成，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于促进知识的分散积累和共同享用。

三、知识积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1．技术知识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循环因果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其缺陷是将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归于一个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这一缺陷，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以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为什么要将技术内生化呢?这是因为，技术与物质资本、劳动、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有着根本不同的两个特性：一是技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是不会被消耗掉的，是用之不竭的，因而具有客观上的非竞争性；二是技术知识具有一定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所以技术往往被看作是公共知识。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技术是报酬递增的。

大致来说，基于报酬递增的内生技术知识积累的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一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技术的递增报酬又成为新技术产生的资金来源，即R&D的投资，这种投资又使其技术的外部效应进一步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累积式的增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技术递增报酬―技术投资―技术进步―递增报酬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自催化、自循环机制的作用下相互促进。所以，知识积累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因果互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思想模型，还描述了这样一种知识积累模式：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又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二是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引入一个教育部门，或者通过引入一段接受教育的时间来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贝克尔等则描述了经济增长如何提高儿童教育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巴罗和萨拉一伊一马丁证明，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报酬递减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经济的内生增长。三是内生分工的模型。杨格认为分工既是市场扩大的原因又是市场扩大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循环累积，形成一个自增强、正反馈、循环因果的报酬递增和网络效应，经济也就在这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增长。贝克尔和墨菲提出了一个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认为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制度效率)。一个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其较低的协调成本和较高的分工效率，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新发展出来的超边际方法和数学模型发展了斯密一杨格定理，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效率(通过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这个结论，把经济增长理论又引到了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或提高交易效应的制度演化的新领域。

2．制度知识积累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非均衡经济增长等)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面临重重的困难，使得发展经济学家们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强调市场的作用。奥尔森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诺斯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低下。麦迪逊通过对经济史(1820－1995)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是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柯武刚和史曼飞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所以，Matthews说：“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经济的发展。”

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规则的边际演变开始的，非正式规则边际上不可见的连续演变，最终会引起可见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文化传统的变革作为非正式规则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前提条件之一。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为其“文化陷阱”所致。在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等知识结构中，制度创新的决策和行为必定会受到其制约，对于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也必然受其所积淀的文化传统所左右。如此看来，人类所累积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可能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传统又是特定的制度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是说，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引起正式制度的演变，但又被正式制度所决定，两者循环互动，导致整个制度的自我催化式的演变。

3．协同互动：技术与制度

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关于如何协调处于分工体系之中的人们的一种“社会技术”(social technique)或社会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界定为一种物质技术或自然知识，那么技术和制度就统一起来了。技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演进，制度演进也会影响技术的进步，两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协同演化的。当然这种协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对称的，它们会随着经济的演化过程而变化。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特定区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导地位，在另外一个特定阶段或者区域，另外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术的演化更慢，或者更为稳定。在制度稳定的时候，技术变革是演化主要方面；当制度处于急剧变革的时候，则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这正是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基层建筑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

Fagerberg，Freeman和Soete，Dosi，Pavitt和Soete等人都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很难区分出各种因素的作用和贡献，甚至还包括一些非经济因素。所以，任何仅仅强调单一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的模型，都是不合理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绝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应该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全社会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富于激励机制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分工演进和制度演进相结合的模型，认为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纳尔逊等也认识到应该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协同起来，这种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长推动力，而不是将两者孤立起来。并且，纳尔逊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激励是不会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即技术进步必须以制度效率为条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自身不断演进以使技术进一步创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纳尔逊认为，持续的经济进步需要一种促使技术、组织和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布什和图尔把技术看作是经济演化的推动力，同时把制度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支持性制度”。Perez和Freeman也认为制度和技术不能够相互对立，应该相互合拍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拉坦、马修斯等都赞同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

篇5

一、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内涵

一般而言，理论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知识总结与升华，同时也是认识世界的思维和方法。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源配置，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而且它也是分析人的理性选择行为，解释和理解经济现象，探究经济活动规律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1]。

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的稀缺性，而人们的欲望或者说需求是无限，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需求之间必然是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经济学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问题。人们进行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资源配置的过程。基于此产生了经济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机会成本与理性选择。

（一）机会成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佳选择的学问。选择意味着放弃，意味着付出代价，确定了某一选择，便会产生相应的机会成本。因此，机会成本是指做出一项选择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资源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比如读大学是有机会成本的。上大学所花费的学费、书费仅仅是一部分成本，还有更重要的时间成本，即把读大学的这段时间用于工作可以挣到的工薪。学费加上书费加上工薪就是读大学的机会成本。

（二）理性选择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欲望又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望之间充满矛盾，因此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就产生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或者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性选择问题。当下的理性选择就是在承认人类自私的前提下，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发展经济的外部正效应，积累正能量，避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现象。

当然，除了机会成本与理性选择之外，《经济学》中还有很多重要原理，比如边际递减、贸易原理、“看不见的手”、消费者剩余等等。在讲授这些经济学原理时，通过综合运用假设前提、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等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培养了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辩证思维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最终培养学生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二、高职院校经济学公选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职院校中，《经济学基础》一般是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专业课，而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经济学通识公选课的院校数量有限。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开设经济学公选课的院校，教学设计也是沿用《经济学》专业课内容，只是限于课时数，删减压缩了专业课内容，没有改革与创新，更没有突出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培养。综合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目标没有针对性

我国的高职院校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职业学院或技校合并而来，二是普通专科转来的。前者在教学目标上偏技能化和实用性，后者教学要求的理论性和系统化过强，他们都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不相吻合[3]。

高等职业院校《经济学》教学的知识目标要求过高，学生们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大量的经济学概念、原理、规律，并没有真正理解与掌握经济学原理。能力目标欠缺，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不足，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逻辑分析能力也不达标。另外，高职院校对经济思维能力的重视不够，学生不具备经济思维能力。

（二）教学内容编排不科学

教学内容和结构不合理。国家历来重视本科教育，为此集中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组织编写了很多优秀教材。但是，对于高职教材建设却较薄弱，导致教材建设滞后，没有对路教材。

（三）教学与考核方法不科学，理论知识偏多，经济学思维方法训练少

《经济学》本身抽象，不具有技术性和操作性。在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主要是照本宣科的向学生讲授各个章节的知识，较少运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忽视了对学生经济思维和逻辑能力的训练。学生上课忙于记笔记，习惯于死记硬背知识点，仅限于掌握结论，通过考试，不去探究经济学原理的形成思路，很少主动收集相关的资料，更谈不上进行社会调查和分析经济学问题，也不会用相关原理分析经济问题，指导生活。学习状态被动，不利于培养学生经济思维能力。

考核方式不科学。一般只用期末考卷作为评价尺度，不注意考评学生学习过程投入状况和平时学习成绩[4]。因为课堂表现、作业等不计入考核，学生平日很难做到自觉学习和理解经济理论，也不会运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日常经济现象，很难形成经济思维习惯。

三、高职院校经济学公选课课程改革的措施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培养

（一）教学目标具有针对性

为了突出经济学思维方式的重要地位，也为了使课程名称更符合授课内容，即注重经济思维的培养，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把《经济学》公选课的课程名字改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教学目标就是理解经济学基本原理，能够运用所学分析经济现象，培养经济思维，最终提高学生素质，让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5]。

在知识目标上，要求学生掌握实用的概念和原理，比如机会成本，比较优势等；在能力目标上，要求学生能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日常经济现象。比如航空公司如何根据弹性理论进行市场营销。[3]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1）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主要包括：理性人假设、机会成本、需求与供给、边际递减规律、比较优势、博弈论等。（2）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这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公选课的重点培养目标。（3）具备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教学中要把理论与经济现象和现实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对概念原理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具备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3]。

（二）教学内容编排合理

第一，授课内容不仅参考国内外著名经济学类教材，如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而且充分利用经济学类通俗读物，比如王福重的《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保罗?海恩等编著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聊职院经济思维公选课教师团队充分利用这些著作，整合资源，集体备课，编制校本教材，精心准备教案。另外，学校还从国内著名高校聘请经济学教授给学生举办经济思维讲座，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与经济思维公选课教师团队一起全程听课，课下与教授一起探讨公选课的课程设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聊职经济思维公选课教学内容没有深奥的理论或者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出发，从分析经济现象、社会问题中学习经济学的道理，告诉学生经济学家是怎样思考的，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基于高职学生基础薄弱，专业不同，很多学生是第一次接触经济学，微观部分的内容相对宏观部分较简单，具体教学内容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另外课时数量也有限，目前只开设了16个课时，未来计划增加课时。所以聊职院校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公选课教学内容以微观经济学为主，重点讲解上大学的机会成本、理性人分析、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2]、供给与需求、效用论、比较优势、博弈论等。

第二，注重案例教学，提高学习兴趣。针对高职学生在学习和运用经济原理时普遍有一定难度，教师在讲解原理时，应注意实行案例教学法。比如讲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先提问学生，“人在饥饿时为什么不会一直吃馒头，永不停止？为什么感觉第一个馒头最好吃？提出问题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积极性，从而达到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的目的，并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6]。每节课都可以选用一些案例和学生关心的经济话题，比如春运期间火车票票价问题展开分析、讨论，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灵活运用

首先，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教师应综合运用“案例法”、“讨论法”等教法，提高教学效果。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应强调课下作业。要经常布置一些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和真实案例。比如美国1990年针对游艇、私人飞机等这类物品通过的新的奢侈品税带来的结果。让学生课下查阅有关资料。既考核了学生对概念原理的理解程度，又锻炼了他们学以致用、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实践，并随时整理，相互讨论交流[3]。

篇6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篇7

马克思有一句话来描述价值，他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意即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感受它的存在呢？那只有将价值范畴的客观性揭示出来。因此，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到近代西方经济学时期，每个时期总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论新主张，林林总总，重重叠叠。价值论也由单纯的劳动价值论逐步向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演变发展，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抛弃了价值本源的分析，由价格论取代了价值论。受此启发，本人认为，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等，还应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比如会计价值。

一、价值的概念和内涵

何谓价值？我们通常得到的答案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同时，人们又会告诉我们：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白暴力先生在其著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对价值是这样阐释的：价值不仅仅是三位一体的初始含义，更应是对三位一体概念的分解，而且要深入到价值范畴的内部去探讨。

1.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

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及其度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人们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三要素创造价值”，实质上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2.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商品的价格运动的中心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或价格运动中心的方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人们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价格围绕着价值拨动”、“价格由价值决定”，或者说：“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3.广义价格论

广义价格论通常指的是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与商品价格运动中心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内在所值就是决定价格运动中心的因素。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公理”。人们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则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就是不合理的。

二、经济学中对价值理论的认识

“价值”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被广泛应用的，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从早期的前古典经济学，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理论问题加以探讨。

1.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是经济知识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已出现了商品交换，货币和一些商业。色诺芬（前430―前355）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色诺芬已了解到物品有两种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换。但他强调的是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即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色诺芬关于物品有两种用途的思想，他已经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他在《政治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正当的使用，其二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他的这一思想到后来亚当?斯密那里发展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并从此成为经济学的固定范畴。

2.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的英、法两国。威廉?配第（1623－1687）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早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的概念。所谓“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而政治价格则是指商品的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政治价格涨落围绕的中心。并且配第从谷物和白银两种商品相比较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配第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借助有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正确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对于交换价值来说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他实际上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即物质承担者。

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商品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接着从商品的两重性导引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所含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说明了新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由资本转移到新商品上的价值则具体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马克思认为决定工业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在最劣生产条件下所必要的劳动，而是在现有社会的生产技术下，以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出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4.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19世纪70年代，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由边际革命直接导引出了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1842－1924）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把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供给、生产、卖方的力量，当两种力量相等时，就处于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状态，形成均衡价格。

三、会计价值观念

我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价值应使用统一的含义，即价值一词的原意或哲学观念去表达。”经济学中对价值的表述如此，会计学也不例外。我个人理解，会计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会计计量。

1.会计计量的发展历程

“结绳记事”是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们的计量观念已十分丰富，用绳结的大小表示事的大小，这与我们现在用数的大小来表示事务的多少并无实质差异。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由此，用“书契”计量和记录的时代来到了。到了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是应用实物价值观，采用实物计量单位。比如“黄钟钜黍”。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贝币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既见之于形，又存在于实，使会计计量跨入以货币计量单位的初期阶段。到春秋时代，会计计量中采用了铸币，而且人们已经对货币进行研究了。货币价值观的萌芽源于实物价值观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会计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2.现行会计计量的表现形式

目前会计对经济业务事项或交易采用货币单位计量，而货币的价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会涉及到会计选择何种货币价格进行计量的问题。当前中外会计界研究会计计量问题基本依据都源于FASB研究。因此下面内容拟以FASB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阐述当前的会计计量属性。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指取得一项资产而付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其特点是发生的时点是资产取得当时，即历史时态下的成本，是基于过去的真实交易。正因为如此，历史成本因其可验证、计量方法简单、取得成本较低等优点而被利益相关人作为决策的信息依据。但历史成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可靠性用事实表明并不总是可靠的。如采购员在采购时接受大量回扣，为此形成的历史成本就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上的公平市价，也就没有了可靠性。其次，在价格明显变动时，一些非货币性项目都可能因此被高估或低估。

（2）现行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时投入成本。指在现时为重置某一特有资产所付出的成本的计量属性。由于条件因素影响，事实上难以存在与原有资产完全吻合的重置成本。同时，在计算上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会计原则中不去考虑现行成本这一属性。但在经济学中，用重置成本进行资产计价，却是一些经济学家如J?R?希克斯坚持的观点。

(3)现行市价计量模式：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销售某种资产可望得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与前两种计量模式不同的是站在卖方的立场计量交换的产出价值，而非买方立场的交换的投入价值。这种计量属性的理论依据是，会计主体最需要的是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具备的较强的适应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这些只与资产变现价值有关。但事实上，由于某些资产的现行市价难以确定，降低了信息资料的可验证性，导致了极强的主观性；另外，不符合持续经营假设，似乎企业随时处于清算状态，不利于履行经营管理的责任。

(4)可变现净值计量模式：可变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它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计量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预期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可变现净值与现行市价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资产的脱手价值。区别在于变现的时点不同，现行市价是基于当期的脱手价值，而可变现净值基于未来的销售或其他事项。显而易见，可变现净值仅用于计划将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的负债，无法适用企业全部资产。

(5)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模式：是企业持有资产通过生产经营，或者持有负债在正常的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在所有可能的计量属性当中，只有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真正体现了资产、负债作为“未来经济利益的获得或者牺牲”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提供的财务信息对于使用者也是最为相关的。

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各有千秋，单纯地选择一种计量属性对于整个会计工作而言都不可能永远体现其连续、系统、全面的计量特征，也不可能始终使会计信息如原则要求的那样准确、真实、相关等。

3.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基于交易，即会计主体的资产计价根据过去的交易来计量，由于人为的会计分期所产生的时间差异，此时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不相等。而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解释是：在公平交易中，知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一般而言，市场定价是最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据此，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中，有一种市场结构所描述的状态与公允价值的内涵最接近。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是一个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市场上有无数个购买者和生产者，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厂商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定的市场价格，它们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有厂商在市场上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通过生产有差别性的产品来控制市场价格；厂商可以根据各行业的盈亏状况，无障碍地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这样，生产要素就会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行业，从而使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购买者和生产者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买卖双方都掌握有关产品和价格的完全信息，可以据此确定最佳购买量和销售量，也可以据此以一个确定的价格来出售产品，而不致因信息不畅造成多个价格并存的现象。由此可见，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最为合理，资源利用最为充分，生产效率最高。

如图：

在图中，P0 为市场价格，在这个市场中，每一个厂商和购买者都是在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出售或购买商品，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定义中的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暴力:《价值价格通论》.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第一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候荣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梁小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

篇8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 是工商管理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抑制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理解能力。

（一）课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内容体系陈旧、混乱。

国内大学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主要是论述马克思《资本论》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社会，考察对象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的早期发展现象，并试图将经济作为政治的一种附属品进行论述，缺乏对现达国家发展新特点、新动向的分析，更缺乏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分析。

2.对现实经济现象及规律的解释力不足。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资本论》。然而时代的车轮在不断前行，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开始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政治经济社会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政治经济学中的部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现实经济运作的解释力不足。如果《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还停留在几十年不变的陈旧理论体系上，不能结合中外经济发展的实践，那将使得政治经济学出现理论和实践偏离，学不能致用的情况。

3.内容缺乏针对性，影响学生学习兴趣。

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上缺乏针对性，不能根据工商管理类学生的学习需要进行变革，教材的可读性较差，案例分析普遍偏少。许多高校的教师都将《政治经济学》定位为纯粹的思想政治课程，不能从实际出发合理安排内容，解决学生急需了解和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差，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和精髓。

（二）教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是“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学方法，老师一人独占讲台，滔滔不绝，缺乏良性的教学互动。最近几年随着多媒体的应用，使得教学课堂略微生动活泼一些，但由于教学时间紧、教材老化死板、缺乏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等原因，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课堂仍然是大多数任课老师的“独角戏”。教学方法的呆板与单一，必然制约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了学习效果，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一）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对于工商管理类和经济学类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思想政治课，而是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经济类的基础前沿学科，因此必须从经济学的专业角度，重新设计《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1、课程理论体系的重构。

内容上，笔者在坚持讲授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克服教条主义，结合其他经济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有用理论进行课程理论体系的重构，对于一些不符合当今时展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比如在适当的地方穿插一些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原理等后续课程的知识点，结合讲授，帮助学生将《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内容框架安排上，根据教学时间、教学任务以及教学目标的要求，进行重新设计，摒弃过去教材的“大而全”现象，根据专业不同，重点讲授部分知识点，将不符合时展的理论和观点留给学生课后自行思考，批判性继承。尽量吸纳社会新发展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形成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理论体系， 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2、课程内容的变革和丰富。

在重构课程理论体系的同时，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内容也进行了丰富和变革，具体来说，一是结合时代的发展，创新课程内容体系。改变教材内容陈旧、僵化的问题，将最新的中外经济发展实践引入课程教学内容之中，特别是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纳入教学内容当中，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解释最新的经济状况，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双方关系；欧美以及日本最近10年的经济发展概况等。二是选择最新、最热点的典型案例，放入教学内容中。现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和中国国内的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需要新的典型案例来阐释和学习政治经济学。比如结合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和规律；利用08年到10年黄金价格的变化帮助学生理解货币的相关知识等。

（二）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

1、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

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性强、逻辑性强、时代性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现实分析能力的高素质学生，新时代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引入互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与学生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

2、案例式教学模式的探索。

考虑到工商管理类学生未来主要从事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工作，需要的更多的是运用理论解释现实，运用经济学理论去指导自己实际工作，因此，在教学方法改革过程中，笔者把传统的讲授法和案例分析法、问题讨论法以及社会实践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将案例分析、互动教学作为传统讲授法的主要补充，通过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广大同学在“参与式”教学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促进《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的大幅度提高。以达到将《政治经济学》运用于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使旧理论能与时俱进，指导新世纪下的实践。

在对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探索中，笔者发现下面几点是课程重建的关键：

通过建立一套跟课程相关的世界最新经济现象的案例系统，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篇9

有效教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每个从教者努力追求的目标。目前高职院校生源呈现多元化，录取分数普遍较低，生源总体质量不高，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高职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针对目前高职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真正实现有效教学，是高职教师面对并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有效教学理念

有效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所谓“有效”，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所获得的具体进步或发展，这种有效不单单是用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它更关注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学到多少内容，进而关注学生是否具备了主动构建知识的能力，是否养成了积极探究知识的创新思维方式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有效教学理念下对高职经济学教学的启示

在多年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经常会发现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出现前学后忘的现象及厌学情绪。为此，我们需要找准问题，采取措施，力求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掌握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运用。

1.明确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筛选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理论基础课，内容繁多抽象，且数学模型、图形公式以及定量分析较多，高职学生普遍知识基础较弱，很难理解其内涵与实质，容易让学生产生枯燥难学的印象。而经济学业的教学周期通常只为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所以，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筛选。

现在高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还是沿袭微观和宏观的基本分类方法，这两部分比较而言，微观知识相对更具体、更稳定，变化略小，学生更易理解，可分配稍微多的授课时间进行详细介绍，但其中的效用理论，成本理论等涉及的数学知识过多，对高职学生而言难度较大，可一带而过，不必过于详细地讲解，避免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宏观部分内容变化较大，可介绍一些宏观理论的基本政策原理，对经济增长等相关复杂模型可直接略去，注重让学生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2.创造和谐、有效、互动的课堂氛围

教师应多立足学生的角度来设计教学过程，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创造和谐、有效、互动的课堂氛围。经济学是一门与生活很贴近，实践性很强，对个人和社会都非常有用的学科。现行经济学教材一般都配备有很多案例，案例教学也是经济学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可以选取经典案例进行讲解，组织学生对身边的实际案例进行分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适时予以肯定和鼓励，或组织学生参与相关的社会实践，分享其实践感受，让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会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运用到鲜活的实际中去，真正了解和感受经济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学到垄断市场的价格歧视时，让学生分析讨论麦当劳的折扣券等学生亲身经历的案例，让学生了解三级差别价格的应用，价格歧视的应用条件，厂商的获利情况，进而对垄断市场乃至各种市场的定价及利润情况都有更深的了解和认知。

3.现代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

在经济学教学中，现代教学手段主要是PPT的应用。经济学课程内容里有很多数学推导和图表，高职教学课时有限，所以在讲解这些内容时，以多媒体为主，能更准确清晰地传递教学信息，且省时省力。但也要给学生充分的接受和思考时间，避免学生跟不上教师的教学进度，所以适当地辅以板书强调和突出重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4.知识体系更新迅速，教师要及时调整

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该门课程理论体系相比于其他学科更新较快。它要求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教材更新也较快，教材的更新调整包含了案例的不断更新和理论知识的改动与补充。因此，教师不管使用哪一类教材，都必须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新理论的补充及案例的调整，科学划分经济学案例的不同类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跟踪国内外形势，总结教学实践，建立案例库，尤其是丰富本土化的教学案例，并不断更新、强化案例教学。

篇10

一、世博经济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的集中体现

世博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经济全球化在世博经济中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 经济信息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世博是人类沟通信息，进行科技、文化、经济等全方位交流的舞台，也是科学技术频频诞生的摇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世博过程中，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观众不仅可以亲身来到世博园场馆进行参观，更可以通过网上世博，足不出户就可以参观各国特色场馆。曾有观点认为，知识也就是科学技术创造价值，而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似乎这是矛盾的。其实不然，知识确实在增加价值，但知识是人类精神生产劳动的成果, 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仍然是科学的。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再次得到了印证。

第二，国际组织日益健全。经济全球化要求消除阻碍商品在国家间流动的壁垒, 以国际组织来监督协调。世博会主办方作为一个跨国界组织，即负责协调管理世界博览会的国际展览局，英文简称为“BIE”。国际展览局成立于1928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章程为《国际展览公约》，其宗旨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正是这类全球组织机构的存在，极大促进了世界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

第三，市场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推行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 与世界经济接轨。世博经济之所以能够让人趋之若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的统一，消除了壁垒，实现了世博经济向国内经济渗透，才向国际经济延伸的世界格局，极大促进了地区间物质经济的交换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世博经济的欣欣向荣很好地向我们诠释了经济全球化的观点。

二、世博经济体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性优势

世博会已经有百年历史，但是本届世博会却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多项第一，整个世博会令人叹为观止，所带来的世博经济效应可谓空前绝后。是什么能让发展中的中国在世博会举办的成功度上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呢？这里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主要原因。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体现之一。整个世博会筹备过程复杂、工程浩大，资金庞大，远远不是一两家跨国公司，或者一两个部门就可以承担运作的。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政府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有效调动了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参与世博建设，以政府资金作为主导，引导大量社会资金、技术、工程和人力资源投入到世博建设中来，创造了世博经济的奇迹。整个世博会期间预计将有200万志愿者，接待游客人数超过7千万人次，仅在工程建设阶段，世博工地每天都有近10万人的劳动者大军在进行建设，想要协调理顺如此庞大的人员队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二，表现在对经济利益的社会化分配上。多方参与合作，必然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其中，占据主体的普通大众也享受到世博经济的成果。经济利益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核心。马克思讲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只有对那些影响人的行为的利益因素进行彻底的透视，才有可能对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说明。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伟大诠释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世博会是人类文明史的盛宴，而世博经济是世博会催化的产物。世博会的主体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舞台，是世界各国展现民族风貌、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人文思想的共有平台。本届世博会有近200个国家，50多个国际组织和18家大型企业展馆对城市这个概念进行诠释，阵容空前、规模庞大，仅场馆建设就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举办世博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否则如此规模庞大的世博会就不可能能够举办起来，更不用说举办规模如此之大，如此之成功；而这样一个文化平台，却对世界各国经贸交流，物质传递，科技交流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在举办过程中的设计施工建设以及本身的产品线为参与各方提供了经济资源，进而整合形成了世博经济。

四、世博经济反映出的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随之变化向前发展。但是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

告诉我们，人类改造世界（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同时，也意味着，一旦人类不能按照自然规律使用生产力，就将遭受自然的报复。

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人们正确看待自然，看待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世博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绿色世博、环保经济。世博会的举办，迎来了世界环保经济的大发展，使得人与自然能够更加和谐。生产力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当将造福于全人类，运用不当将成为人类的祸根。世博环保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人类对生产力的运用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陈燮君 刘健：世博与艺术[M].东方出版中心,2009.

[2] 吴敏：世博与科技[M].东方出版中心,2009

篇11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掩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确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确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操纵，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术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局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支配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买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西方学者根据购买者对质量信息的可获得性把商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购买时通过观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质量的搜寻品(search goods)，第二类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获悉商品质量的体验品(experience goods)，最后一类是使用后也可能无法知道商品质量全部信息，因此购买之处主要是相信其质量的信任品(credence goods)。显然，消费者在购买后两类商品时会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逻辑，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的市场交易效率损失。可以设计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场失灵的机制。例如。卖方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商品质量鉴定证明，主动揭示商品的质量信息；卖方提供质量承诺，对一定期限内可能出现的商品质量问题负责，如退货、更换合格商品、保修等，减小信息不对称可能给买方造成的伤害；在法律健全的国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调节来实现对不完全信息的矫正，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信息不对称市场的运行，通过强制性法律来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权益，也是矫正以上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这就是本文关注的商品质量政府监管问题。

三、商品质量的政府监管

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介入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条件。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规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环境等目的对某些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监督、管理。

1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消费者权益至上或者说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均为考量商品市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的主要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质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损害将是政府部门进行质量监管的立足点。

传统经济学考察消费者利益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差来计算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消费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没有涉及商品质量问题，是因为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潜在假设。在信息完全的经济世界中，理性的消费者必然会抵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财产等带来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场机制会自动将影响消费安全的问题商品排除在外，实际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没有质量问题的。在此情形下，价格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由此而来的消费者福利问题也就成了价格水平的比较了。

现代经济学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论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标准依然是评价市场运行效率的主要指标。但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仅包含消费者剩余的计算，还考察他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会不会对其身体健康和财产造成伤害或有潜在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要求对商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质量监管的社会效益很难用明确的公式进行计算，但这种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　法律法规是质量监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中所讲的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以确保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的机会主义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制度的规则既有市场自发形成的商业惯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刚柔相济，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市场来说，通过法律法规这种正式的制度形式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是缓解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关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所售商品质量负责，对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危害承担法定责任。这些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对商品生产经营者事前不负责行为的警示，也是对因质量问题造成危害后对其实施严厉制裁的制度依据，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特征，加大了对问题商品责任人进行惩罚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商品质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会强加给生产经营者无限的质量责任。按照著名的汉德法则，只有在预防成本小于预防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包括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而生产经营者却未对商品采取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并对消费者带来危害时。他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政府都是依法对商品质量实施监管的。例如，1975年，美国颁布针对商品质量的《马格努森一莫斯保证法》(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对生产经营者的保证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生产经营者对有缺陷产品承担修复及更换的责任。这一法律与《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79)、《产品责任法》(1982)等一起成为美国监管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石。

3　最低质量标准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念，政府不应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即使是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因为政府干预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从商品的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和最终使用或消费流程看，质量监管的重点在企业生产市场与交易的界面。换言之，在商品质量问题上，政府监管切入点不应该是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质量监控，因为从监管资源的数量看，政府的力量无法覆盖所有企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看，与商品质量相关的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内部事务，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质量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实行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监管。即在商品进入市场销售时，监管者必须确保商品质量符合最低的质量要求，将不合格产品拒之门外。不合格产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产生的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自行承担，这是市场约束的一个基本规则。

从商品的类别看，体验品和信任品应该是质量监管的重点。因为搜寻品的质量是外在的，容易观察到，消费者购买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体验品和信任品来说，如果没有最低质量标准监管，不合格商品将进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体验品和信任品中，那些与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关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可能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风险防控远远比伤害成为事实后的经济补偿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低质量标准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低质量标准将不合格的产品阻挡在市场的大门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场现有商品的平均质量，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商品支付高价，因此，提供优质商品的生产者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最低质量监管可以使买卖双方的福利状况都得到改善，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如医疗、法律、会计等，也存在对服务质量的监管问题。与有形商品市场不同的是，由于专业服务依托从业人员而存在，所以，监管者对服务质量的主要监管之一是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定。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获得执照或从业资格是进入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理论上讲，具有从业资格或拿到执照许可的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符合基本专业水准或质量要求的。可以看出，专业服务市场的执照或从业资格监管与商品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监管可谓殊途同归。

4　市场约束是商品质量监管的基础和有效补充

虽然对于体验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工作非常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包办一切。借助市场经济的规则，靠企业的内在机制来保障商品的质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有助于企业把质量控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为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符合企业实现持续经济利益的内在目标。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质量标准下，不合格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的。利益独享和风险自担是企业进行质量控制时面临的同一个约束机制，它是驱使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对于追求长期繁荣的企业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声誉机制是规范企业质量行为，确保质量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因质量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安全事故。都会造成企业的声誉损失，损害企业长期培育的市场。而可靠商品质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美誉，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富有吸引力的价格。也有利于现有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业绩增长。

另外，在商品质量存在差异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上销售商品的平均质量，广告、产品演示、试用等营销手段还可以让购买方获知更多的质量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知识经济学下的商品质量监管：一个理论延伸

在有关质量监管的经济理论中，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规制经济学都把监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而知识经济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质量监管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知识经济学中，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易、消费时经常会面临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经济决策有可能犯系统性错误。一个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经济行为可能重复发生，直至某一天人类通过学习发现了能够理解、纠正这种不当行为新知识为止。按照这种观点，即使是最负责任、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在商品质量问题上也会犯错误。例如，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无法解决那些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害的质量问题，但消费者维持生命存续的强烈需求和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让这些商品提前进入市场；在现有质量检测体系下，无法

在销售前甄别产品的某些质量瑕疵，尽管这些瑕疵不一定都变成事实上的危害；按照现有理论。可能误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技术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质，或提高产量，获得更高经济效益的法宝，等等。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众多质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源自生产者知识不足引起的质量风险，是商品质量监管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质量不确定性，同样也面临知识有限的监管者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对于这一点，担当市场商品质量监督重任的监管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监管实践中，应秉承审慎、预防的原则，设计相应的制度预案。例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技术和装备下暂时无法解决的质量隐患，监管者必须果断出手，将问题商品隔离在市场以外，绝不可因小失大；对于企业事后发现的质量瑕疵，监管者应迅速启动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小问题商品可能给使用者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对于那些目前无法对是否有质量风险做出肯定判断的高新技术。监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质量风险监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质，或有助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提高。质量监管工作也应该摒弃短视策略，把消费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不让那些可能有风险隐患的商品进入市场，为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隐患。

知识经济学中的知识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对称假定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尽管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难度比后者更大，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巨大飞跃无疑会推进监管理念的创新，提升监管效率。

篇12

一、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企业组织理论

由于基于“经济人”、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等假设条件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作一个没有内在结构的黑箱，一个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具有完全的同质性，因此，其很少关注企业组织，对企业组织的关注明显不足。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假设研究了企业组织理论，形成了交易费用理论、理论、团队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演化理论等学派。

交易费用理论的代表是科斯与威廉姆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科斯最早认识到企业组织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他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市场和企业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组织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但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也是有费用的，企业组织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费用的比较。威廉姆森对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交易成本的节约是通过不同的治理结构来实现的，即组织存在的目的在于当市场失灵时降低交易成本。他在1975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的《市场与科层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阐释了运用交易成本分析企业组织的方法，强调企业组织是一种规制结构，而不是一种生产函数。总的来看，交易费用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企业组织的出现是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的结果，企业组织的规模和边界是由企业组织的边际交易费用决定的。

理论认为，企业组织在实质上是一系列委托—关系的总和。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等情况，在不完备契约的条件下人可能会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采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委托人必须强化对人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同时也要建立一定的激励制度，增加人采取不道德行为的机会成本。以避免在企业组织中出现损害整体效率的问题。

团队理论把企业看做是一个信息系统，主要研究了在既定制度安排条件下，企业组织选择什么样的信息机制是有效率的（Marschak & Radner，1972）。

企业能力理论主要包括企业资源论、核心能力论、动态能力论、企业知识论等具体的流派。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不同的企业组织，即使是在同一行业，也各自拥有不同的资源和发展能力；企业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与企业组织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文化等有关，由于其形成过程具有路径依赖、复杂性等特点，因此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和学习。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看做是生产性知识的一个集合组织。他们倾向于从知识和能力的角度考察企业组织的成长和演变，把企业组织的发展看做是知识积累的过程（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8；Baney，1986/1991；Teece，1990；Parahalad & Hamel，1990）。企业能力理论还从知识和能力的角度研究了企业之间进行合作生产的组织形式对企业竞争力的显著影响，这些组织形式对于企业的知识获取和学习有很大的裨益。

演化理论学派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组织形式随时间的推移而经历的发展历程。理查德·R·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 Winter）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们提出了“惯例”（Routines）的概念。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的集合”，“它可以是指整个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方式”，即企业在运行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方式、规则、程序、习惯、战略和技术。企业组织中存在的大量惯例在组织演变中起着类似生物基因的作用，一旦形成，可以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