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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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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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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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教学模式的课程教学中，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比较陈旧，相关的知识结构也存在雷同情况。使用这种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理论创新的内容缺乏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构建，没有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现有教材存在的雷同或者陈旧的问题，成为阻碍政治经济学教学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

2.政治经济学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然处在教学内容的主导位置，教师的讲课方式以及课程的考核模式影响着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单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学校希望用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中体现这种新型的信息技术资源。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新型的教学工具并没有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也没有对课程内容进行渗透。

3.政治经济学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不高

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环节分析，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程度是衡量教师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科的学习兴趣程度不高，因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学习效率不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学生对于这门课程有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比较少，而且课程内容的设计与生活脱节，渗透薄弱，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空缺，使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改进措施

1.改进政治经济学的教材质量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比较传统，内容也比较陈旧，因此不能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融合进来。在教材改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专业性的内容融合，不断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将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展现在学生面前，从教材方面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位置。

2.深化教师的理论基础

教师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有关键作用，所以，应该加深政治经济学教师的理论基础，深化对学科的认识。那么如何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首先，可以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分析，按照整体的方向规划提升教师的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其次，可以制订科学合理的科研计划，按照计划督促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专业研究，逐步培养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参与学术讨论的习惯，从而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学学科对教师的要求。

3.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要改变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无用论的认识。教师要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科内容的理解，将生活化的内容全面融合进学科知识中，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门学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加细致地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精髓部分，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学模式也在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这门学科的要求。想要改进教学模式，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结合现代社会对教学模式的要求，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全面优化，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玉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5）：212-214.

[2]曾凡仙，彭俊华.函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西方经济学》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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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和最优行为(optimum behaviour)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一理论基础一直遭受批评。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批评了理性的程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批评了理性的偏离；阿克洛夫与耶伦提出的“近似理性”、哈特提出的“充分理性”、森提出的“一致性理性”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以放松完全理性这一不现实的假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理性程度的讨论之外，西蒙还对理性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经济理性不是一种实质(substantiv。)理性，而是一种过程(procedural)理性。实质理性是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自动地实现既定目标。过程理性并不要求行为人每一次决策都完全正确，只要求行为人能够根据经验逐步调整其行为、不断提高其决策的正确性，即过程理性的实现取决于产生它的过程本身，理性只是一种不断趋进的过程。西蒙的过程理性概念只是个体层次上的，哈耶克还提出了社会总体层次上的类似概念――演化理性(evolutional　tionality)。个人的理性对于整个社会演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语言、文字、道德、宗教、法律等人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人类的建构理性(construetive rationality)“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分散于个人的经验知识通过社会的交互作用不断累积、演化而来的。行为经济学也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不是要否定经济人的理性，而是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方式。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应该用过程理性代替实质理性，并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大脑和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来揭不理性形成的基础和过程，以此更好地解释决策者的实际行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进而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从哲学角度看，新古典中的实质理性是一种先验(transcendent)理性，过程理性是一种经验(experiential)理性。

上述对理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理性不再像新古典假定那样，是一种自然赋予或先天遗传(innnate)的、外生的(exogenous)的存在物(being)，即本能(gift)，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acquired)、内生的(endogenetic)、过程的(procedural)产物(beeoming)，即技能(skill)。这种过程就是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其产物就是知识(1earning或者knowledge)。学习与知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英文中，learning一词就有学习和知识两方面的含义。所以，在本质上，理性是一种学习过程，即过程理性；在表现形式上，理性是知识的一个函数，知识的数量决定了理性的高低，即基于知识的理性。

基于知识的理性不仅反映了理性的真正源泉和本质特性，还反映了理性在程度上或数量上的差异，即异质性(heterogeneous)和有限性：第一，理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根源于个体知识的差异性，或者说知识的分工。相比于同质的(homogeneous)完全理性来说，异质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质的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无差异的均衡结构形成的根源，而异质理性是经济活动多样性和收益差异性的根源，是差异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前提条件。生物进化论就认为，多元性和差异性是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第二，基于知识的理性表现为一个不断试错(try and error)、不断精炼和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极的过程理性，趋于完全但却永远不完全的理性。这与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在本质上不同：西蒙的有限理性是一种静态的有限理性，而基于知识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有限理性。或者说，理性的有限根源于知识的有限。

2．适应行为：更优目标与创新策略

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下，最优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下，满意(satisfied)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基于知识的理性的条件下，其行为模式则是适应(adapting)，具体体现为：更优目标、惯例与创新策略和动态竞争。

适应行为在其行为目标上，表现为从最优(optimum)转为更优(better)：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最优目标否定了进步和改进的可能，因而是静态的；更优目标则体现了改进、进步、适应、动态等演化的本质含义。这分两种情况：一是纵向改进，每一个t状态都比t－1状态更优，这体现为动态的演化过程；二是横向占优，至少比社会平均水平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只有达到平均的收益水平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否则就会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被淘汰。这体现了演化的适应特征。更重要的是，最优是更优的一个特例，更优包含了最优，是最优的一般化，因为更优就是局部的、相对的、暂时意义上的一种最优。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最优行为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也应成为建立在更优行为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特

在行为策略方面，适应行为模式表现为：经济人根据其是否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分别采取惯例或创新策略。能够适应则采取原有的策略，即惯例(routine)；否则采取新的策略，或模仿(imitation)，或创新(innocation)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追求更优目标的行为主体，创新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选择。惯例策略的结果是报酬递减的；模仿策略导致利润平均化，只有创新策略才可以获得超过平均的报酬，这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超额利润是创新的报酬。在预期利润将不断被平均化的条件下，必然采取持续的创新策略，因为单一的创新很快就会被模仿而导致超额利润消失。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惯例是既有的知识，模仿是知识的扩散，创新是新知识的产生。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知识的发现和利用，也是企业的知识理论强调知识作用的反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在完全理性假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理性表示无所不知，所有的策略和知识都是已知的。只有知识是有限的，才有创新的可能。所以，创新是更优行为的具体体现，是演化的本质要求。

在适应行为模式中，各个主体要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其竞争必然是一种不断争先(比其他个体更先创新)和争胜(比其他个体更优)的动态垂直竞争，即“熊彼特式竞争”，而不是主流经济学中通过价格争夺资源数量的水平式竞争。在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下，创新则进，不创新则退。只有不断地争胜和争先，才能够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这也是演化的本质内涵。

二、知识分工：差异结构与合作秩序

1．知识分工：分工导致的内生知识差异

分工问题曾经是古典经济学中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是却被主流经济学所遗弃，后来才被杨格、杨小凯等人重新重视，用于研究经济结构的演化。之所以分工是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基础，乃是因为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处于不同环节中的知识积累导致知识的差异，即所谓的“隔行如隔山”。这种内生的知识差

异才是导致差异结构而非无差异的均衡。

分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分工的本质是什么呢?哈耶克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后来，哈耶克对知识分工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知识分立性或分散知识方面，他指出：“没有超验存在的人类整体知识体系，而只有分立存在的个人知识，这种分立的个人知识是有限的。知识愈多我们愈无知。”“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知识分工是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在分散知识的基础上，哈耶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类自由秩序自发演进的理论体系。

贝克尔和默菲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识”的概念，并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积累之间是相互促进的；Drucker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概念。胡佛认为，把生产流程分为日益简单的工序是一个连续的“发现过程”，是企业内部不断产生各种可能性知识的过程。汪丁丁则说：“专业化的实质是生产者的知识结构的专业化，也就是生产者累积其专业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贝克尔所说的，‘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的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罗斯比认为，劳动分工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工的主要含义，并因此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知识通过分工增长，我们仅仅通过接受我们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们的知识。所以，分工的本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分工，而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即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通过个体分散积累来实现。

2．差异结构：循环因果与报酬递增

差异化的经济结构是差异知识通过循环累积因果过程(Cumulative Circle and Causation)的结果，简称为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这种累积因果的原理在经济中具体形成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两种机制。凡勃伦明确提出了“累积因果过程”的概念，维克塞尔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的循环累积过程的理论。缪尔达尔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循环累积因果的经济发展理论。阿瑟认为，在经济中广泛存在报酬递增机制即正反馈(positive fedback)。

在竞争环境下，基于企业的知识差异，如果企业的某个惯例或者是创新策略的收益超过了市场平均收益，则后续的行为将继续采取相同的惯例并继续取得超过平均的收益，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下去，就会产生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的正累积效应(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正反馈、自催化(self－catalyse)或自增强效应(self－reinforcing)。但是，如果其策略被大多企业所模仿，其收益水平被平均化，其超额利润率被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报酬递增效应消失了。如果其它企业不断模仿，并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则其收益水平将跌到平均水平之下，就产生了负的累积效应或者负反馈效应，即报酬递减。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排斥报酬递增，而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报酬递减的假设基础之上。只有报酬递减机制，才能够保证其唯一的、稳定的均衡存在，而这种均衡的存在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苦苦追求的最优资源配置目标的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无法提供报酬递增理论的生存土壤”，所以，报酬递增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

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经济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一种差异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知识优势形成的竞争优势不断循环累积，导致的差异扩大的集聚效应，或者通过学习和模仿导致的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形成生产上的产品结构或产业结构。知识创新产生新的产品，学习和模仿导致知识扩散而逐渐形成新的产业。不断创新和模仿，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之源。结构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化、产业区等集聚效应，也表现为经济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分工的不同组织构成竞争结构，竞争优势的循环累积导致垄断，处于劣势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分工和竞争的不同报酬结果形成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报酬递增拉大收入差距，学习和模仿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结构就是在差异扩大的聚集效应和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演化变迁的。

3．合作秩序：知识合作与共同知识

知识分工导致每一个体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就愈加贫乏，对他人的依赖性也就愈加增强，完全的自给自足在高度知识分工的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须加入到社会合作网络之中，一起共享知识才能得以生存。汪丁丁把知识的合作看成是知识的互补性。他认为，知识互补性包括两种：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空间互补性是指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上的互补，即基于知识分工的合作。哈耶克和贝克尔等人对知识分工的研究针对的就是知识空间的互补性。这就是说，在知识分工的条件下，分散的知识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才能够为大众所共享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知识共享而形成的合作方式就是制度的不同形式，它构成了人类合作秩序的基础，决定着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诺斯也认为，“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

哈耶克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易宪容引述斯科菲尔德的观点也说明了合作的知识基础：“合作在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是在于个人用什么方式知道他人的偏好与行为。进一步说，问题是在所谓的‘共识’，因为每一个人不仅必须知道他人的偏好，而且必须知道他人也知道我自己的偏好与策略。……因此，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既定环境下。一个人至少必须具备多少关于他人想法与欲望的知识，才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整体概念，以及能够用这种知识与他人沟通。”埃格特森也引述斯科菲尔德关于合作中知识的重要性：“合作的理论问题可以这样叙述：在给定条件下，一个人至少应该对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产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够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重复博弈进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的自我维持系统。这种“自我维持的共同信念”的定义与哈耶克的“共同知识”定义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

把制度定义为“共同知识”的优点在于：第一，“共同”一词反映了制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和合作性，说明制度是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交互行为的产物；第二，把制度定义为知识反映了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因知识分散带来的风险。人们不必担心知识分散带来知识合作的困难，人们可以依靠制度约束

和预期他人的行为，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汪丁丁说，“制度知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公共知识’减少博弈中的行为不确定性。”由于制度所蕴涵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所有人，它使每个人都事先知道其他人对他的特定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人们实现知识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协调成本，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励作用在于促进分散知识的形成，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于促进知识的分散积累和共同享用。

三、知识积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1．技术知识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循环因果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其缺陷是将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归于一个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这一缺陷，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以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为什么要将技术内生化呢?这是因为，技术与物质资本、劳动、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有着根本不同的两个特性：一是技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是不会被消耗掉的，是用之不竭的，因而具有客观上的非竞争性；二是技术知识具有一定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所以技术往往被看作是公共知识。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技术是报酬递增的。

大致来说，基于报酬递增的内生技术知识积累的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一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技术的递增报酬又成为新技术产生的资金来源，即R&D的投资，这种投资又使其技术的外部效应进一步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累积式的增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技术递增报酬―技术投资―技术进步―递增报酬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自催化、自循环机制的作用下相互促进。所以，知识积累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因果互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思想模型，还描述了这样一种知识积累模式：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又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二是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引入一个教育部门，或者通过引入一段接受教育的时间来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贝克尔等则描述了经济增长如何提高儿童教育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巴罗和萨拉一伊一马丁证明，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报酬递减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经济的内生增长。三是内生分工的模型。杨格认为分工既是市场扩大的原因又是市场扩大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循环累积，形成一个自增强、正反馈、循环因果的报酬递增和网络效应，经济也就在这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增长。贝克尔和墨菲提出了一个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认为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制度效率)。一个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其较低的协调成本和较高的分工效率，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新发展出来的超边际方法和数学模型发展了斯密一杨格定理，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效率(通过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这个结论，把经济增长理论又引到了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或提高交易效应的制度演化的新领域。

2．制度知识积累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非均衡经济增长等)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面临重重的困难，使得发展经济学家们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强调市场的作用。奥尔森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诺斯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低下。麦迪逊通过对经济史(1820－1995)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是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柯武刚和史曼飞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所以，Matthews说：“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经济的发展。”

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规则的边际演变开始的，非正式规则边际上不可见的连续演变，最终会引起可见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文化传统的变革作为非正式规则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前提条件之一。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为其“文化陷阱”所致。在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等知识结构中，制度创新的决策和行为必定会受到其制约，对于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也必然受其所积淀的文化传统所左右。如此看来，人类所累积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可能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传统又是特定的制度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是说，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引起正式制度的演变，但又被正式制度所决定，两者循环互动，导致整个制度的自我催化式的演变。

3．协同互动：技术与制度

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关于如何协调处于分工体系之中的人们的一种“社会技术”(social technique)或社会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界定为一种物质技术或自然知识，那么技术和制度就统一起来了。技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演进，制度演进也会影响技术的进步，两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协同演化的。当然这种协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对称的，它们会随着经济的演化过程而变化。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特定区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导地位，在另外一个特定阶段或者区域，另外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术的演化更慢，或者更为稳定。在制度稳定的时候，技术变革是演化主要方面；当制度处于急剧变革的时候，则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这正是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基层建筑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

Fagerberg，Freeman和Soete，Dosi，Pavitt和Soete等人都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很难区分出各种因素的作用和贡献，甚至还包括一些非经济因素。所以，任何仅仅强调单一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的模型，都是不合理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绝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应该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全社会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富于激励机制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分工演进和制度演进相结合的模型，认为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纳尔逊等也认识到应该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协同起来，这种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长推动力，而不是将两者孤立起来。并且，纳尔逊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激励是不会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即技术进步必须以制度效率为条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自身不断演进以使技术进一步创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纳尔逊认为，持续的经济进步需要一种促使技术、组织和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布什和图尔把技术看作是经济演化的推动力，同时把制度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支持性制度”。Perez和Freeman也认为制度和技术不能够相互对立，应该相互合拍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拉坦、马修斯等都赞同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