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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662.505+.3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4-0043-05
近年来,春季“倒春寒”现象时有发生,烟台地区露地栽培大樱桃花期屡遭晚霜危害,坐果率受到影响[1,2]。大樱桃成熟前遇雨裂果一直是影响其果实品质和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个别品种严重年份裂果率高达80%以上,果实开裂后腐烂变质、失去商品价值,给生产者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裂果是果实接近成熟时,久旱遇雨或突然浇水,由于果皮吸收雨水增加膨压或果肉和果皮生长速度不一致而造成果皮破裂的一种生理障害[3,4]。目前,生产中一般采取雨前提早采收、喷施钙等抗裂果肥料等措施,但效果不甚理想[5,6]。为了解决果实在成熟期遇雨发生裂果的问题,国内已对葡萄、桃等进行了避雨设施栽培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效[7]。陈松良[8]、唐黎标[9]指出,避雨栽培可以减少裂果。搭建避雨设施是解决大樱桃裂果的有效途径,但避雨栽培对大樱桃生长环境及生理特性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试验研究了固定式塑料薄膜避雨栽培对大樱桃生长环境、物候期、裂果率及品质的影响,旨在为生产中大樱桃的避雨栽培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和地点
田间试验于2010~2013年在烟台市莱山区朱堡大樱桃试验示范基地进行,室内试验在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实验室进行。
试验地概况:年平均气温为12.3℃,全年活动积温为3 800~4 200℃,全年无霜期长达211 d,年平均降水量为627.6 mm,年日照总时数为2 698.4 h。土壤为砂壤土,pH值为6.3。
1.2 试验材料
8年生‘美早’等大樱桃,树形为自由纺锤形,株行距为3 m×4 m,南北行向,栽培情况良好,管理水平相同,树势基本一致。
1.3 试验方法
1.3.1 避雨设施的搭建 固定式塑料薄膜避雨棚南北向,长70 m,跨度8 m,顶高3.7 m。每两行树建一个棚,棚高依树高确定,棚顶离树体0.5~1.0 m的空间,沿行向每隔4.0 m设一根中间立柱,地下埋50~60 cm,中间立柱两边隔4.0 m各立一根立柱,高度较中间立柱低50~80 cm,形成一个坡度;然后用竹竿横向连接, 在连接竿上每隔1.0 m左右固定一根竹竿,上面覆盖塑料薄膜,棚四周薄膜下垂,膜底边距两边立柱顶部50 cm(图1),并用压膜绳固定,沿行向每隔20 m左右,留一个20 cm左右的通风口,作为减压阀减轻风压。
莱山区朱堡试验示范基地
图1 塑料固定式避雨防霜设施
1.3.2 试验设计 避雨设施栽培于花前搭架覆盖厚度0.06 mm薄膜,果实采收后除去,以露地栽培为对照,每处理重复3次。选择生长和结果情况基本一致的健壮树进行标记,每处理10株。
于2010年,观察设施内外大樱桃的生物学特性,观察记载的项目主要有始花期、盛花期、终花期、果实成熟期。
2010年4月28日上午9时下雪,实时监测露地最低温度-1.7℃,下午2~4时调查柱头发黑率、花瓣褐变率。
设施内外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的测定:于2010年6月大樱桃果实近成熟期时,选择晴天,使用浙江托普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DJL-18温湿光记录仪,测定设施内外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日变化等参数,每个处理测3个点,连续测量3天,取平均值;以露地栽培为对照。
2010年6月12日和2013年6月19日调查裂果率(此时,供试大樱桃处于果实成熟期,且正值雨后第一天),选取长势相近的大樱桃树同一方向、相近高度的果枝各10枝,统计果实总数与裂果总数,计算裂果率。
于2010年6月12日和2013年6月20日,每株选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进行叶片和新梢的测定,测定指标为叶片叶绿素含量、类胡萝卜素含量、光合作用强度、新梢长度、粗度、节间距和比叶重。于果实自然成熟之日,在树冠上东、南、西、北、中5点采收果实30个,进行品质测定,包括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可滴定酸以及维生素C(VC)含量的测定。
叶片叶绿素、类胡萝卜素用80%的丙酮提取,UV-2450紫外分光光度计比色法测定[10]。叶片光合强度利用美国LI-COR公司生产的Li-6400便携式光合系统,于晴天上午9~11时,选取树体不同方位的营养枝上的基部数起第6~8片叶进行测定[11]。新梢长度用卷尺测定;粗度用游标卡尺测定;节间距于新梢中部选取10个节间用米尺测量,求平均值;比叶重随机选取10片叶,用0.8 cm打孔器在叶片最宽主脉两侧的中心位置打孔,将小圆片在烘样盒中105℃杀青10 min,80℃烘干到恒重,比叶重=总叶干重/总叶面积。单果重用百分之一精度的电子天平称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手持糖量计测定[12],可溶性糖含量用费林试剂法测定[13],可滴定酸含量用NaOH滴定法测定[14],VC含量用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15]。
试验数据用DP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避雨设施栽培对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日变化的影响
如图2所示,塑料薄膜固定式避雨设施内的温度日变化与露地(CK)的温度日变化略有差异,二者均为自7∶00到12∶00温度逐渐升高,后逐渐降低;从7∶00到19∶00露地温度波动较大,而避雨设施内温度变化较平稳。同时,避雨设施内的温度略低于露地,但差异不明显。
图2 避雨设施内外温度日变化曲线
由图3可以看出,设施内外的湿度变化与温度变化呈负相关关系。避雨设施内的湿度与露地的湿度日变化略有差异,二者均表现为从7∶00到13∶00逐渐降低,13∶00到19∶00逐渐升高的趋势;从7∶00到19∶00露地湿度波动较大,而避雨设施内湿度变化较平稳。同时,避雨设施内的湿度略高于露地。
图3 避雨设施内外湿度日变化曲线
如图4所示,避雨设施内的光照强度低于露地。设施内外光强变化趋势为:自7∶00开始,光强逐渐增强,11∶00达最强,之后逐渐减弱;上午设施内外光强差异不明显,自11∶00后,外部光强显著高于设施内光强,上午11∶00 设施外光强为2 059 μmol/(m2・s),比设施内光强高12.76%。
图4 避雨设施内外光照强度日变化曲线
2.2 避雨设施栽培对大樱桃叶片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由表1可见,避雨设施内的大樱桃叶片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含量均较露地栽培的高,且差异显著(P
2.3 避雨设施栽培对‘美早’大樱桃叶片光合及新梢生长的影响
由表2可见, 避雨设施内的光照强度、透光率和净光合速率均低于露地栽培,光强低13.0%、透光率低13.0%,净光合速率低6.7%;而避雨设施内的新梢长度、节间距大于露地,新梢粗度和比叶重又低于露地,表明设施避雨栽培光照减弱,生长受影响,光合产物积累稍低于露地栽培。
2.4 避雨设施栽培对大樱桃裂果率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2.4.1 对大樱桃裂果率的影响 2010年6月,烟台大樱桃陆续成熟,但遭遇2次较大规模的降雨,其中6月11日降雨量为38.6 mm。由表3可以看出,露地栽培的红灯裂果较严重,裂果率为44.4%,其余3个品种裂果率为21.6%~28.3%;而避雨棚边缘处裂果率仅为2.8%~3.6%,棚内部裂果率接近零。
2.4.2 对大樱桃果实品质的影响 如表5所示,避雨设施栽培除果实单果重略高于露地栽培外,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和可滴定酸含量均低于露地栽培,分别低16.5%、4.8%和7.9%,但均差异不显著(P>0.05);只有VC含量显著低于露地栽培(P
表5 避雨设施栽培对‘美早’果实品质的影响
处理单果重(g)可溶性糖(%)可滴定酸(%)可溶性固形物(%)VC(mg/100g)
露地栽培10.6a9.82a0.89a12.1a4.20a
避雨设施栽培11.5a9.35a0.82a10.1a3.73b
2.5 避雨设施栽培对大樱桃防霜冻的影响
2010年4月28日,正值大樱桃盛花期,烟台地区突然降雪,实时监测露地最低温度-1.7℃。露地栽培处于盛花期的美早、晚红珠等品种的冻害率较高,柱头受冻害率分别为23.1%和16.4%,花瓣褐变率分别为44.2%、13.2%,避雨设施内的花瓣未受冻,柱头冻害率仅为0.01%~0.05%;露地栽培处于初花期的红灯和萨米脱花瓣冻害率分别为6.7%和6.1%,而避雨设施内均没有受冻害。
采收期调查结果,露地大樱桃遭受较严重的霜冻害减产20%~30%;而设施栽培的大樱桃,产量与往年产量持平,避雨设施起到了很好的防霜冻效果。
2.6 避雨设施栽培对大樱桃生育期的影响
2010年春季,气温回升较晚,供试大樱桃的生育期整体较往年有所延迟。避雨设施内的美早大樱桃花期集中在4月26日~5月7日,果实成熟期较露地栽培晚2~3 d (表7),因而其整个采果期推后5~7 d。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设施内的温度、湿度与露地略有差别,但差异不明显;设施内的光照强度与露地光照有一定差异,特别是下午对光照的影响较大,这可能与覆盖材料的透光率有关。避雨设施栽培,可以显著降低春季晚霜冻害,但避雨设施影响透光率,光线减弱,新梢长度变长,粗度降低。
设施栽培的大樱桃叶片叶绿素含量上升,类胡萝卜素/叶绿素的比值和叶绿素a/b比值降低。低光照强度下叶绿素含量上升,一方面是由于弱光减少了色素的光氧化伤害,另一方面是由于叶绿体内的基粒变大,基粒片层垛叠程度变高[16]。因此,弱光条件下大樱桃可以通过调整色素比例捕获更多的光能来维持原有的光合速率,还可通过降低光合速率来适应弱光。
采用固定式塑料薄膜避雨设施栽培的大樱桃果实成熟期较露地栽培延迟2~3 d。且成熟大樱桃果实的经济性状与露地栽培的差异不显著;仅VC含量显著低于露地栽培,这与李中勇等[17]对桃的研究结果类似。因此,在固定式避雨设施栽培中,应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对营养物的竞争,从而减少弱光逆境对果实生长发育的不良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丁春元.大樱桃花期霜冻发生情况及防御措施[J].西北园艺,201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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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滨海渔业的生态环境里,海洋是渔民的生存空间、生活场所,其价值观念是以安全、捕鱼为核心,形成崇尚妈祖的习俗。汉族渔民的民间舞蹈活动多与迎神赛会结合,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家宅兴旺的龙舞、蚌舞、鱼舞盛行。在福建、广东地区汉族的“鱼灯舞”里,“春鱼交尾”、“夏鱼出海嬉戏”、“秋鱼潜海觅食”、“冬鱼群聚岩洞”等是主要的表现内容。从事浅海曳网渔业和杂渔业的京族信奉海神,他们祈求海神保佑的舞蹈“跳天灯”,气氛肃穆、安静,舞蹈动作端庄优美,脚跟落地时坚实,膝部颤动有力,这是京族人长期行走在沙滩上形成的动律特点。
茂密的森林、巍峨的群山、清幽的河川,构成山林狩猎的生态环境,哺育着狩猎民族。他们在血腥地里“飞土逐肉”,龙争虎斗中获取果腹的食物、遮寒的兽皮。由于对动物的生存依赖和畏惧,狩猎民族产生了虔敬与戒慎的心情、感恩敬畏惜福的心理。每当打猎归来或是喜庆节日,他们都要歌舞狂欢,内容自然都与狩猎相关。如鄂伦春族有模仿动物和飞禽动作的“黑熊搏斗舞”,有表现狩猎的“依哈嫩舞”。
生态文明研究较为广泛,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一些歧义。综观所有学者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们用来维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这是表现人类多样机能的综合体,以一种多元化的系统体现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相对于以前的文明形态而言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常与自然生态融合一体的文明,表现为较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就这些观点而言,生态文明其实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物质与精神积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态物质、生态化技术以及生态化精神累计而成。生态环境变化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特征决定生态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态文明难以界定与计量。第二是生态文明的相关建设成效与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其消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效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与滞后性。生态文明这三大特点正是公共产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不足,投资主体缺位现象时有出现。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市场失灵时,必然会挤压社会资本投资,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政府的适当介入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财政支持政策是最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现实依据
生态环境恶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却非常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态资源与环境“透支”获得;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该年GDP的10%左右。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实施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逐渐认识与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投入量逐渐增加。统计资料显示,生态环境投资在“七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7%、“八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8%、“十五”期间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本投资比例1.5%-2%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外汇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国有能力也有足够财政空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二、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困境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1998年至2007年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建设中的实际投资就已经达到2700亿元(见表1)。统计资料显示,1950-1999年50年间,国家在草原生态建设上的投入仅为21亿元;2000年以来,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总计约100亿元,大体相当于前50年投资总额的5倍,平均达25元/hm2;同时,国家林业投入达1100多亿元,平均630元/hm2,是草原投入的25倍。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至2008年间,造林面积增加40093.29千公顷、增加林地面积3.64亿亩,森林覆盖率增加近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保护性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以及森林覆盖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在草原生态建设方面增长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退牧还草面积达到17005.33千公顷,禁牧休牧草原超过13亿亩。在湿地保护方面,主要是利用退田还湖等方式来实现,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立湿地保护区域473处,面积高达434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也是生态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五”期间仅水土流失治理经费达到122.6亿元,经过治理达到较好效果。2007年我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99.87万平方米,较1998年,已经增加了24.85万平方米。生态建设进展较好,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级自然保护区2669个,总面积达到14979万公顷;国家自然保护区为363个,面积高达9415万公顷。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整体实现需要财政支持,但由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导致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囚徒困境”中,具体体现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需求不断增加,这已超出国家现有的资金投入能力当前投入需求压力主要体现的因素在于:一是当前我们国家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的难度也逐渐增强。仅仅以过往简单技术来治理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难达到效果,这就需要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则需要大量资金,这样就促成污染治理投入资金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增大。二是生态环境污染的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当前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性、流域性等新特征,这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新矛盾,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则需要更多生态环境投资资金。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投资“欠账”过多。一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整体水平比较低,远远低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水平。就国外开展环境治理的主要经验可以知道,只有当我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达到GDP的2%时,整个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过往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水平还远未能达到这一最低要求,这样就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包袱越来越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民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期望与需求也逐渐提高,这也为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压力。(2)生态环境投入渠道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虽然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逐年递增,但是相比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局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额环保资金缺口,往往就会促使生态环境投入力不从心。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容易挤压其他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渠道,这样就导致一部分投入渠道萎缩,而另外一部分投入渠道就显得名存实亡,这样就很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跨区域、流域性的大规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资金的筹措和调度上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资金问题已经普遍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瓶颈。(3)生态环境投入管理方式还比较落后,未能适应市场而创新管理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生态环境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使我国生态环境投入变成一个国家性垄断行业,使一些社会资金介入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非常困难。同时也缺乏一套非常严格、具有规范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是难以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的,也难以与当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相匹配。因此,如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就需要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将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逐渐向社会开放,以便吸收社会资本的介入。
三、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生态文明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的扶持与维护,这些都离不开财政支持。当前的财政投入资金尽管逐年增加,但是投资效率较低、投资环境恶化、投资监管失位比较严重,这就需要不断创新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与思路,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路径。
1、构建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政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区域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原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方而言,需要关注区域差异性的特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则需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性,从而形成区域差异性的策略。例如,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较强、市场完善化程度要高些,这就需要在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注意适当引入社会资本进入,优化投资结构,以便降低财政支持压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状况较差,市场化程度较差,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这些都会影响生态投资渠道与需求。因此,构建一个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体系,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统领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建立生态环境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生态环境投入在目前阶段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就需要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由于历史欠账、经济发展差异性以及民众生态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财政生态投资比例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态投资需要占到GDP的2%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5%,这说明我国财政投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而构建财政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可以借鉴农业财政支出的具体做法,利用《环境保护法》在法律上规定财政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比例,将其控制在2%-3%之间。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监督力度,对不能完成的各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采用问责制度,真正将制度落实到实处。
3、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较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环境保护在政绩考核中地位不突出,甚至未能纳入考核体系。强化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生态环境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需要突出其权重。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实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与成效,避免定性指标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量化指标全面及时地反映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绩效。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绩效指标构建中就需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因而在指标选择与指标权重的分配上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权益,要具有差异性,以此更加科学地反应出实际问题。
中图分类号:P64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进行生态环境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发现,环境工程与环境适应性直接影响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环境系统差别很大,其适应性也有不同变化,所以在进行治理和预防的过程中,必须抓准侧重点,针对性解决环境工程中发生的问题。
一、环境适应性和环境工程基本概念
环境适应性定义GJB4239《装备环境工程通用要求》中明确规定,环境适应性是“装备在其寿命期预计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的作用下能实现其所有预定功能、性能和(或)不被破坏的能力,是装备的重要质量特性之一”。该定义中的环境是指寿命期中遇到的冒有一定风险的极端环境,其基本思路是认为如果装备能适应极端环境,一定也能适应较其温和的环境。定义中的功能是指装备实现或产生规定的动作或行为的能力,有功能并不能说明达到规范规定的技术指标,因此还要求其性能满足要求,只有功能和性能均满足要求才能说明其在预定环境中能正常工作,这是环境适应性的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是装备在预定环境中不被破坏的能力,例如:经受振动等力学环境作用,结构不损坏;经受高、低温和太阳辐射等气候环境作用时,产品材料不老化、劣化、降解和产生裂纹等。应当指出,若装备在某一极端环境中(例如低温-55℃)下不能工作或正常工作,当环境缓和(如-20℃)时,又能恢复正常工作时,只要技术规范不要求在此极端环境中正常工作,仍可认为其环境适应性满足要求。许多电子设备的元器件经常出现这种现象。环境适应性的本质。质量特性包括功能和性能、安全性、环境适应性、可靠性、测试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等,环境适应性是产品的一个质量特性。装备环境适应性主要取决于其选用的材料、构件、元器件耐环境的能力和其结构设计和工艺设计时采取的耐环境措施是否完整和有效。一旦装备完成定型,选用材料、元器件、结构组成和选用的加工工艺已冻结,其耐环境能力也就基本固定,因此环境适应性是装备固有的质量特性,它是靠设计(试验)和制造纳入、靠试验和管理来保证的。
二、环境两大特性
1.环境适应性
环境适应性是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特征之一,环境适应性是在变化的生态环境之中,可能出现全部情况造成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人类对自然变化的适应能力,还有不同物种之间的适应能力,还包括自然变化使物种被淘汰。有些自然变化属于良性变化,并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但是近年来恶性变化不断增加,已经影响到了人类居住的空间,对人类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多挑战。为了降低人类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必须努力降低恶性影响,尤其是能源短缺、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等问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所以在不会永久损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是生物适应性的重要表现。生态环境在变化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遭遇多次极端危险情况,这些危急情况会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永久性损伤,使生态环境寿命下降。如果在极端危险的状态下,生态环境也可以发挥出调节功能,那么就可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发挥功能。但是这种适应功能有一定限度,例如在人类使用氯氟烷烃时,往往都会在流层大量堆积,而且会分离出氯游离基,臭氧层与游离基发生反应,臭氧浓度不断下降,最终导致臭氧层产生空洞。这种空洞一旦产生,自然环境根本无法恢复,这就是环境适应性存在的局限。而这种能力是生态环境特有的,所以环境适应性存在于生态环境之中,是生态环境的基础属性。
2.环境可靠性
环境可靠性也属于生态环境的基础属性,但是二者存在一些差别。首先,虽然两者都是强调生态调节能力,但是环境适应性主要强调可能发生的极端危险情况,环境可靠性主要强调日常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具体情况,并不是特指极端情况。在描述生态环境破坏时,环境适应性主要通过定性方法进行微观诠释,环境可靠性则是通过定量方法进行宏观诠释。当然,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互相存在一定联系,环境适应性越强,生态环境的可靠性就越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在进行环境保护试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适应性与可靠性的区别,环境试验尽可能选择可靠性试验,可以获得准确的生态环境基本数据,在模拟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需要添加环境适应性试验,检验环保措施的实际效果。
三、环境工程的预防与治理
由于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破坏承载力,如果超过承载力就无法进行自我修复。所以在破坏性过大的阶段,需要采取环境工程进行修复,在自然环境恢复适应性后结束环境工程。目前我国常用的环境工程为以下几项。
1.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基本资源,也是生态环境中的主要因素。根据2010年我国开展的水资源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全部城市中,有50%以上的城市存在缺水问题。在世界水污染城市中,前十个城市中有8个是我国的城市。所以进行水污染防治已经是我国环境保护部门面临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水资源保护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水污染。例如漂白粉、活性污泥法等水污染治理技术,都起到了十分优秀的效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部门格局实际污染情况,制定出合理的水污染控制规定,完成水污染防治工作。
2.大气污染防治
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各类家电数量急剧膨胀。虽然家电为人民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大气污染问题却更加严重,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威胁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冰箱与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释放氟氯昂,这种物质会破坏臭氧层。而人们最常用的出行工具就是汽车,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会排出大量尾气,这些问题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了降低大气污染,我国采取了工业气体净化、除尘等空气净化技术,使空气污染呈现下降趋势。
3.固体废物防治
固体废物防治难度非常大,不仅因为无人面积广,还因为固体废物污染源较多,无法采取全面控制措施。我国常用的固体废物处理方法是填埋法,这种方法在公元前3000年由古希腊发明,通过填埋有效降低固体垃圾数量,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得以提升。目前我国进行了多种工业废渣研究,已经将部分工业废渣转换为建筑材料,减少了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固体废物防治方法将不断增加。
结束语
环境适应性、生态环境、环境工程是环境问题的三要素,既是独立性要素,也是密不可分的统一要素。在进行环境保护工作时,人们在采取保护措施后,往往都会让环境发挥出自身的修复能力,而修复能力的实际意义就是环境适应性。环境适应力是自然环境最基本的属性,在进行环保工作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生态环境破坏率过大的时候,环境适应性完全失去效果,这就需要环境工程帮助生态系统恢复良性环境。由此可见,环境工程与环境适应性是开展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环保部门必须积极配合,共同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祝耀昌,徐明,任占勇.加强环境适应性基础技术研究发挥环境工程对型号的保障作用[J].航空标准化与质量,2001,05: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