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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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定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的最大不足是其管控性。实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主要在“妨害、危害、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等消极语境上使用，管制色彩鲜明。主要从管控角度定位社会管理概念的我国实定法有重要的缺陷，社会管理创新是必要的，创新的一个方向就是弱化管控，强化与优化服务，实现从管控型社会管理、政府独揽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官民共治型社会管理的转变，而绝非就管理论管理，更不能简单地强化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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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9-0077-0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今天.全球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而创新则日益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科技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载体，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其存在的理由和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落脚点。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促发了我国企业现代化历程的加速。当前，我国企业现代化的历程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如何从适应计划经济走向

一、理论背景

在国内最早提出管理创新概念的是芮明杰和常泽修等人。芮明杰于1994年在其出版的著作《超越一流的智慧--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中，最早提出管理创新的概念。管理创新就是由管理主体对组织系统中的人们施加影响，使组织系统中的人们能积极和协调地工作，以实现组织系统预定的目标。该定义包含4层含义：①管理创新的基础包括：管理创新的前提假设、相关依据和基本观念：②管理手段创新是指企业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方法；③管理任务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做怎样的事情"来促使组织系统中的人们积极和协调地工作.以保证实现其目标；④管理目的创新就是实现组织系统的目标.包括经济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等。

二、研究假设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开放的社会需要管理的开放，不同管理思想和理论的互动与融合促使管理的深层变革，也引起了社会转型与管理转型关系的讨论。

（一）基本假设1：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

社会转型即社会形态的转变。而管理转型是指管理组织、管理主客体、管理行为以及人们对待管理的总态度、思维方式和一般价值观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因此，管理转型必然涉及管理的目的、任务、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根本改变。一方面，管理创新需要充足的创新知识资源。另一方面，管理创新需要有效的创新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国管理转型所要求的管理创新，决不是对某种管理思想的选择、认同所导致的管理思想一元化。恰恰相反，它应该是适应不同管理客体、管理环境需要的多种形态的管理思想的并存共荣。因此，要顺应社会转型需要进行管理创新。

（二）基本假设2：管理嵌入社会文化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管理嵌入社会文化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愈是能运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愈能取得成功。

（三）基本假设3："创新人"假设是管理创新的逻辑前提。

"创新人"指企业中参与创新的所有创新主体，如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及操作层的员工、企业的供应商与用户等。"创新人"假设作为管理学中人性假设的发展结果.以往的"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复杂人"及"文化人"假设都只是"创新人"假设的某一侧，"创新人"综合了以前各种假设的合理部分。既反映了管理学中人性假设的发展趋势.又反映了人性的创新本质，是人性假设在创新时代的新发展。因此.把"创新人"假设作为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点。

三、概念模型

发掘企业管理创新是一项科学的管理研究。选择建立管理创新的概念模型是这项研究的基础。对正在孕育的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两项：提出概念模型和发掘管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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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3以行政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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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社会管理创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后，社会管理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社科领域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前所未有。但是，由于构成这一词语的“社会”和“管理”两个语素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的参照语境下，有不同的定义，社会管理的概念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何谓“社会管理”，学者通常如此定义：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观念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而广义的观念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而官方学者则从我国现实政策层面对“社会管理”从内涵、任务、主体、目的诸方面进行了“质”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格局中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2]

有法学学者基于“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概念是思维的工具”的常识判断，以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实定法中“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的分布及法规范中“社会管理”概念在具体法语境中使用的差异及特点进行辨析研究后，认为：社会管理并非一个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概念；社会管理既是一个时髦的政策用语，也是一个严肃的法律概念。我国的实定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确实存在不足，并进而指出，“社会管理立法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与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加之社会管理法治化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它呼唤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3]，因此，在十报告中将之前社会管理的有关表述加入了“法治保障”，标志着当前和今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都是“社会管理法治化”，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亟需进一步予以辨明厘清。

二、我国现存的“社会管理”的不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社会管理是一个老问题，是任何一个形态的社会都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但是，“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当前这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旧的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妥善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4]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空前的社会变革，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突出矛盾和问题。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5000美元，意味着我国已经从中低收入阶段跨入中上收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交织时期，现实中突出的问题矛盾表现在：人民矛盾和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上访和多样多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既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但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公共安全事故频发，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突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管理服务问题突出；互联网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分配机制不够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缺乏有效流动机制，阶层分化停滞、结构固化；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等。

面对社会领域复杂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现存的“社会管理”模式沿袭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完全适应的方面。这种“社会管理”的目标是“服从”与“管制”，而不是“服务”；管理主体是“国家”或“政府”，而不是“社会”；管理的方式单纯依靠垂直、纵向的政府的行政权力，而缺乏自下而上的“权利”管理，即缺乏社会主体的动员与参与、缺乏公民民主管理、缺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与协商；管理客体不是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或提供物质的、精神的服务而是被管理者的思想或私人活动；它注重的是“威权”而不是“威信”，管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管理方式或方法是命令、指令。这种模式因其以国家强力实施的社会治理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在计划经济年代具有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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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是中国古都之一，是历史悠久的名城。近年来，这座古都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遇到了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经过详细调研，安阳市领导决定以下属“文峰区”为试点，积极探索网格化管理、信息化运作的社会管理服务机制，提高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效率。

安阳市文峰区委托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了符合安阳市特色的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并建立了覆盖全区的信息化运作系统。在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分别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站、室、组四级平台，并且在四级平台上建立四级信息网络；网格一级的管理员直接配备“社管通”，对于排查出的重大或突发事件，可以直报区中心，提高了基层排查、上报、处置问题的效率，实现了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运作；信息系统采集了大量的基层基础信息，实现了信息共享，改变了过去各个部门单独采集、各自录入的方式，发挥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三位一体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基层党建、维稳、治安、民生等工作的效率。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被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提升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也随之出现，从而支撑各级政府去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河南省安阳市就是最早采用软件信息系统来提升社会管理效率的地方政府之一，并确确实实为市民生活带来了便利。

“社会管理软件”的出现

河南省安阳市是在2012年直接部署的社会化管理软件。然而在部署社会化管理软件的基层政府当中，更多的是从城市管理过渡到社会管理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开发和应用社会管理软件的过程在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

近几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通过创建“数字东胜”模式和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开创了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数字东胜”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万米单元网格为单位，将市区划分为42个责任网格，将管理对象按7大类、95小类、10.5万个部件和6大类、55小类事件录入城市管理系统，每个责任区域都有专门监督员进行巡查，将发现的问题上报监督评价中心。目前，东胜区街路上每一个井盖、路灯、垃圾箱、建筑物等基础设施，都有了数字身份证和责任单位归属地。乱搭乱建、垃圾渣土、绿地缺失、路面破损、施工扰民等问题得到有效监控。“数字东胜”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各类管理案件15万余件。

在这个过程里，东胜区还不断普及惠民便民项目的应用，营造社会管理创新氛围。东胜区依托信息化网络平台积极创建“数字社区”。以镇、街道为单位划分出15个一级网格，以村、社区为单位划分84个二级网格，再将小区、楼院、商圈划分成486个小网格。在网格内实行一格多员、一员多责的责任捆绑管理模式。每个网格配备网格党支部书记、民警、物业人员等网格七员和社区轮值服务队伍，让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服务，有效提高了社区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同时，各街道社区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社区网格QQ居民信息平台、2212345居民热线服务、一键式呼叫服务、社区网络服务、市民卡服务等，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东胜区关注社会管理创新其实从2004年就开始了。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2009年东胜区实施“数字城管”工程，运行三年多以来积累了一些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的经验。藉此，东胜区委、政府在2012年成立了东胜区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委员会，以“服务周到化、联系普遍化、行为归属化、管理扁平化”为理念；以“管得到、管得住、管得好”为目标；以“网格化、物业化、技术化、精细化”为内容，全社会推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在采用信息化手段之前，等很多社会管理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周时间，通过采用社会管理软件，五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在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上，效率大大提升。

社会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那么，何为“社会管理软件”？赛迪智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所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能够体现并支撑社会管理的大部分职能，能够提供完整、准确、实时的数据与信息，为社会管理机构和人员提供决策依据和业务辅助的软件产品或以之为核心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称之为‘社会管理软件’。”赛迪智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所所长安晖介绍说，“社会管理软件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管理软件、群众权益维护管理软件、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软件、安全生产管理软件、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管理软件、社会治安防控管理软件、信息网络服务管理软件和社区管理软件等。”

社会管理软件的市场进展

赛迪智库将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划归得比较宽泛，其中包含了社会组织管理软件（包括社会组织专用财务管理软件、社会组织信息共享系统）。但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应该集中在一些点上，不能太过庞杂。无论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如何定义，从数字城管软件衍生而来的网格化社会管理软件都被认为是社会管理软件的核心内容之一。参与到这个领域里的企业包括数字政通、国研科技等。

从数字城管到社会管理创新

数字政通是做数字城管起家的。2003年，北京市东城区要在全国第一个开展网格化城市管理，数字政通承接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后来成了国家重点示范项目，被中办、国办、住建部多次推广。这直接触发了住建部在随后的2005年～2008年连续三批在全国共选取了51个城市作为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试点城市。在这50多个试点城市当中，数字政通为其中的30多个城市建了数字城管系统，这为数字政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1个城市的试点成功之后，住建部呼吁全国有条件的城市都可以推广和实施数字城管。

数字政通的数字城管系统有十几大类的功能，从城市部件，小到灯杆、井盖，大到城市公用建筑、立交桥，到各种突发事件，包括流动人口、污染监测、交通疏导等，都会在系统中涉及，形成完整的监督、执法管理流程。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些社会管理的内容。

当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出现，相关部门要将信息化手段运用于社会管理领域，而网格化管理的数字城事管理理念又非常适合于社会管理。因此，数字政通就顺理成章地将数字城管的软件功能进行扩展，应用网格化管理的理念，开发了社会管理创新解决方案。

数字政通的第一个社会管理创新项目是为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提供网格化管理系统，这个项目是在2010年启动的；随后又在2011年建立了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系统。2012年，社会管理的项目多了起来，截至目前，数字政通一共参与建设了7个项目，其中包含河南安阳、湖北荆门、广西鱼峰区等地市、区的社会管理项目。

7个项目相对数字政通一年做的一百多个数字城市管理项目来说，还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这些项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说明社会管理软件的市场已经进入萌芽状态，未来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虽然在数字政通内部将“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作为不同的软件产品分别进行研发，但在整个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来看，两者都属于社会管理软件的范畴。甚至在资本市场上，数字政通被投资者定义为政改概念股，认为数字政通的业务发展与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息息相关。

“今年前三季度，数字政通在经济不景气的市场环境下，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40%～50%的涨幅，”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邱鲁闽说，“有这样的业绩增长，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包括数字城管在内的社会管理软件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政府对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加了，市场需求越来越多，项目内容越来越丰富、项目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公司才会有比较好的业绩表现。”

从专项到集成

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科软也做了很多项目。“中科软除了做金融的客户之外，主要是做政务信息化。在我们的业务中，有40%与社会管理软件有关。”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介绍说，“政府有很多职能部门，比如财税、公安、工商、质检、卫生等。我们认为，政府部门用来对内部服务的软件不属于社会管理软件的范畴，而对外、对公众服务的软件则属于这个范畴。”

“原来中科软做的政府职能项目都有一定的专属性，公安只做公安，质检只做质检，卫生只做卫生，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提出之后，项目之间有了一定的集成性，需要信息共享，要制定数据的交换格式，制定标准，这是未来的方向。此外，政府服务公众的水平也要提高。这些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主导部门循序渐进地做。”

对中科软来说，过去的项目是分项去做的，针对社会管理软件概念的提出，中科软会将相似的软件产品进行梳理，重新归类和定义软件产品。左春认为，社会管理软件的概念出现之后，政府部门会更多关注这个领域，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会有所增加。

从纵向到横向

做社会管理项目，太极公司的优势是从上往下延伸，而不是从基层做起。“我们在两个方面做得比较好，一是与公共安全、卫生、民政等有关的系统，国务院应急平台、平安北京顶层设计、卫生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民政部低保系统就是太极在做，包括北京市奥运安保（警务）指挥系统；二是电子政务领域，与服务群众有关的项目。具体说比如智慧北京的顶层设计、北京市政务资源交换目录、北京市物联网支撑平台等，其中牵扯到数据交换，牵扯到政府的联合审批，因为这其中都有为基层群众服务的问题。”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海东介绍说，“虽然太极做的项目大多是纵向的，但最终都会向下、向基层延伸，比如公安系统会延伸到派出所，政府系统也许会延伸到居委会。社会管理软件是面向基层的，横向连接的，所以怎样将纵向的系统与横向的社会管理软件相对接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基层的数据采集上来了，但是无法跟上面的垂直系统对接，那这个系统也不好使。”

太极公司正在做北京、重庆、广州等城市的智慧/平安城市项目，数字/智慧城市的设计其实有很大一块就是关于社会管理的，这是太极公司目前比较重视的潜在市场，太极公司内部也叫做“数字社区”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做公安、民政、卫生等系统，一个城市也许就能卖一套；但每个城市社区、街道办的数量是庞大的，因此社会管理软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社会管理软件面临的问题

在社会管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与产业化资源分散。

安晖认为，无论是政府应用，还是企业研发，目前都还处于自发阶段。企业未将社会管理软件作为单独产品体系和发展的重点，只进行了初步研发；地方政府很少进行顶层规划设计，只是根据需要进行临时性采购或委托当地中小企业进行开发，无助于产品体系的建立。

数字政通邱鲁闽认为：“现阶段，社会管理软件项目小而散，如何找到比较合适的客户——主管这件事的人就不容易。即便找到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能力也参差不齐；另外，基层单位人员的信息化水平也不高，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大，这都是社会管理软件推广的难题。”

“这个市场前景比较好，但是项目主体比较分散，项目规模也比较小，所以这个市场会怎么演进目前还看不太清楚，”太极周海东说道，“我不太认为会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统一市场，几家大企业全部垄断，可能会有众多的中小型方案商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

产品功能性能参差不齐，产品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对社会管理软件还缺少统一的功能、性能规定与标准，加之相当多的地方是委托企业进行定制化开发，因此不同产品在功能、性能方面差别较大，既不利于社会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更大区域内社会管理工作的统一开展。”安晖说，“目前的社会管理软件所实现的功能多仅限于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功能和业务处理，尚无法支持多源信息整合处理、多媒体信息和非结构化信息处理、数据分析挖掘、网络信息跟踪分析等需要，难以满足对社会管理工作更高更新的要求。”

牵涉部门太多，协同工作有障碍。

“社会管理软件的应用推进在名义上是经信委主导的，但是牵涉的部门太多了，有市政、公安、综治办、流管办、司法局、局等，主导部门推进也很难。加之当前各层级政府部门使用的软件不一，社会管理软件接口不标准，数据格式不一致，使得信息共享面临阻碍，产生了新的信息孤岛，难以满足跨地区、跨部门统一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缺少评价体系。

邱鲁闽认为与数字城管相比，社会管理软件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形成。“怎么评价一个社会管理软件项目有没有用？现在还没有特别完善的评价体系。在城市管理领域已经有了评价标准，比如城市管理问题每天的案件上报率、解决问题的平均时间、有效处理结案的数量，这是经过七八年的运转以后形成的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那么如何来评价社会管理系统带来的效果？这个小区怎么更和谐了？邻里的关系如何更融洽了？这些评价指标还有待于我们逐步摸索，逐步细化，提炼出评价的指标。”

策略和建议

针对目前社会管理软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赛迪智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所对社会管理软件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统筹规划设计，引导社会管理软件发展。

社会管理软件的研发应用与社会管理工作密切相关，需要包括社会管理、软件行业管理在内的相关政府部门一道，加强社会管理软件业务需求和产业需求调研梳理，做好社会管理软件体系设计和功能设计，并从政策、标准、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社会管理软件的发展与应用。

丰富软件种类，打造安全可靠的软件体系。

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建设步伐加快，社会管理的工作内容日益多样复杂，对社会管理软件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社会管理软件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需要企业与社会管理部门、机构加强交流沟通，结合业务需要开发更多更好的适用软件产品，并与安全可靠基础软硬件研发相结合，打造安全、可靠的社会管理软件体系和解决方案。

加强创新研发，增强社会管理软件功能。

一方面，面向社会管理信息海量化、多结构化的发展趋势，加强多源信息整合处理、多媒体信息和非结构化信息处理、数据分析挖掘、网络信息跟踪分析、工作流、业务流程迁移等相关技术研发，不断提升社会管理软件功能性能。另一方面，要将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GIS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与社会管理软件结合，使之适应社会管理机构分散化、信息多源化、办公移动化等特点，支撑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

加快标准制定，推动社会管理信息共享。

以加快相关部门单位和各地区间社会管理信息资源共享、畅通社会管理业务流程为目标，做好社会管理软件产品标准及数据标准的制定，实现信息的一次采集、多方利用。同时加快社会管理软件信息安全保障方面的标准规范制定与应用，保证人民群众、单位组织的信息在受限范围内使用，保证社会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加速应用推广，不断完善提高软件质量。

坚持应用和创新双轮驱动，在鼓励企业加快研发、不断提升软件质量的同时，选择条件成熟的城市（区域）或部门组织开展试点示范，通过实践反馈增强产品的易用性、互动性，提升软件质量。

资源整合，提高产品企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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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4-0021-05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進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持续推進,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基层社区建设有序推進,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社会安全体系進一步完善。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明显滞后。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使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增大。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当前我国现代化進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手段,也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紧密结合,始终将社会管理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为支撑,坚持依法治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

应该说,社会管理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自国家产生以来便有了社会管理,只不过由于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不同,其管理主体和模式不尽相同。传统上,人们把社会管理仅仅视为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政治管理职能、文化管理职能并列的一种行政职能。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是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涉及的范围一般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管理不仅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是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由此逐渐形成了广义的社会管理概念:社会管理是指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为满足社会需求,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進步,推進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進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活动和过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采用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社会需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和社会都迫切要求对社会管理模式進行变革和创新。所谓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以及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埃米尔·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维护这种集体意识和价值准则对防止社会的崩溃是必须的;同时,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力量。”由此,法律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规范依据和保障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要推進社会管理创新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只有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用法律来规范、引导和促進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才能形成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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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职能，而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下，合理的利用管理的经验、资源，进行管理活动的创新，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政法是社会管理活动最重要的依据，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必须要在行政法的指导下进行，使得管理活动有据可循，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活动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在行政法的指导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以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1.社会管理的概念界定

 

社会管理的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城市的社会管理、农村的社会管理、社区的管理，还包括社团组织的管理、社保的管理以及流动人口的管理，这些社会管理的活动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一定的创新，不同领域的社会管理会面临不同的创新课题，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也比较广泛。

 

2.社会管理创新及创新系统的启动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的工作下，进行总结和改革的过程，依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将一些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运用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中，使得社会管理的工作方法得到改进和改革，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实现事前制定的创新计划，适应管理工作的需要。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活动的过程，只有存在社会管理时，才能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它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秩序，保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二、社会管理理念的更新

 

1.重视人民的利益

 

任何社会管理层面的创新，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照顾到群众的利益，减少管理活动给人民造成的损失，要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将管理的目的进行转换，从维护社会稳定转换到维护人民的利益上来，使人民群众得到管理活动的好处。

 

2.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自治

 

以前的社会管理是将强权施加到群众的身上，造成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随着管理理念的更新，社会管理更加倾向于管理服务，这也是我国管理工作正在实施的理念，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之下，服务的理念也会受到冲击，必须要进行转变，当前管理理念的转变要更倾向于培育社会组织管理的主体，尽量让社会实现自治，让社会处在一种自律的状态下，使得多元主体共同进行社会管理，同时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

 

3.将管理理念制度化

 

在管理理念的更新环节中，除了要强调以人为本之外，还要将先进的管理理念进行制度化，将其落实到真实的各类法规和制度中，转化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切实可行的依据，便于具体的操作，这样在进行社会管理工作时，会更加有据可循，会提高管理的效率。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

 

1.理顺管理各方的关系

 

当前，参与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部门较多，管理的权限还存在许多交叉重叠的部分，这种情况下就会增加矛盾纠纷，使得管理工作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让群众感觉到政府部门办事效率较低，因此，要理顺社会管理各方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首先要坚持党和政府的主体地位，即使进行社会自治管理的方法，也要以党和政府的管理为基础，同时要强调政府公共财政的更多投入，扶持社会自治、自律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作用，使得管理的效率提高。

 

2.提升管理效率

 

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要严格以行政权利为导向，使得管理工作不超出行政法的范围，尊重和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强社会服务体制的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水平，消除社会排斥，推动社会的融合。

 

3.加强民生建设

 

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民，人民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强对民生的保护和扶持，这不仅是我国政府的职能要求，同时也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只有解决了群众的问题，才能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政府既要承担起直接提供各类服务的职责，又要善于借助其所掌握的权力、权威和信息、资源，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使其参与解决民生问题。

 

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实施策略

 

1.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多，这种情况下，使得社会管理的难度较大，社会管理经常处于被动和无序的状态。在创新工作中，要公平的对待流动人口，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在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环节进行帮助和扶持，减少他们的困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2.加强特殊人群的管理

 

在社会中还有许多特殊人群，他们包括服刑在教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而且青少年在其中的比例也非常高，对待这部分人群，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教育改造与安置帮教工作双延伸。对特殊人群的管理，要有良好的措施、有先进的方法、有完善的体系，应在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上下功夫，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3.加强重点区域的管理

 

我国的许多城市正处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城中村的居民逐渐成为市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城中村的居民还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较差，其中的矛盾问题也比较突出，对待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特殊的地区，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环境，健全基层管理组织、延伸公共服务的触角，切实处理好整治、服务、管理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完善长效机制，突出指导服务理念。

 

五、总结

 

篇8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59-05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 高永久（1964-），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GAO Yong-jiu

Abstract： Ethnic relation is the important public social relationship in multi-ethnic country，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fun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is a basis and premise of innovation to accurate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analyzing its connotation. And management concept，management practice，management mechanism， management methods comprise its structural framing，and its content is also discussed. Meanwhile，it is essential for profound understand about its connotation to take note of peculia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cause of levels of nationality concept and levels of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民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化的趋势。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里的重要的公共社会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尝试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使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职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和内容，是实践和创新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公共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公共、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事务的内涵

公共事务中的“公共”一词，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其着眼点在于集体而非个人，强调某一或某些问题是为特定群体中的成员所普遍共有或普遍关心的。具体来说，“（私）是指一种‘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状态，是在个人中心取向前提下所具有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而‘公’则是以集体生活为中心取向以及在这种趋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指向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利益，强调私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其中不仅包含着收入、就业、住房等实际利益的维度，也涵盖了部分程序性的内容，如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公共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所谓“公共事务”被界定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需要，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务”[2]。广义上来说，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满足，一方面这些利益的表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些利益的满足则有赖于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化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等。从狭义角度看，公共事务就是指在狭义的社会领域中，公共部门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此，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对象主要分为两种，即与民族关系相联系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从基本属性上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所谓非竞争性，主要是强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同于市场消费商品的非营利性特征，它们的提供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在于满足最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因而，任何人对产品和服务的获得都不会降低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所谓非排他性，则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得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不是向市场商品那样将消费对象限定于某一特殊群体，并构成阶级（阶层）区分的外显标志。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点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边界和力量差异十分清晰，各方面发展力量相对占优势的民族相对于发展较弱的民族有着多方位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发展力量占优势的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持其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排斥这些民族，使其不能顺利享有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平等理念的指导下，努力保护和帮助各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的一面。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学、管理学和行政学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共事务管理下了许多定义。

公共行政学视角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往往从政府职能角度着眼，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活动，因而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3]。简单来讲，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政府“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活动”[4]。进一步讲，公共事务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系统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管理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的活动。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对家庭、社会团体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事务涉及整个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威加以解决；第二，主要内容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具体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第三，核心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它决定了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社会政策的核心是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政策[5]。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往往从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理论出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为第三部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公民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国家和政府为了调和利益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领域加以规范和监管[6]。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7]。由此，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规范有关社会事务，即政府的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二是社会（即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8]。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概念建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结构发生分化的基础之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事务的管理，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近似于“社会管理”概念，是指作为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9]。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与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需要社会各子系统的管理来进行支撑；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实现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环境和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公共事务管理“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10]。具体来讲，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其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而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这些主体通过综合决策建立起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人民福祉，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扩大。

总体来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它并不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各民族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公平和诚信。可以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主体不仅需要政府作为管理的主导作用，也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协调。

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并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分析和理解公共事务管理概念的基础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指政府、事业团体等组织为了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工作和协调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利益需求，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和谐，维护民族间的公平与诚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社会学两大学科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则是民族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的分支，是管理学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应用，是对民族学与管理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是充分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含义时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第一，“谁来管理”是在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的参与。第二，“管理什么”是从管理内容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内容不等于政府管理的全部，也不等于民族事务管理的全部。由于对政府和民族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在理论上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扩展为政府管理或者民族事务管理，从而使其在内容上使趋于泛化；二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缩小为狭小的社会生活领域，忽略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比较狭窄。第三，“如何管理”是从管理手段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在多民族社会中，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控制手段[11]，但是更多地还是有赖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灵魂。

具体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对民族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二是民族社会自身进行自我管理。从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民族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已经逐渐为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趋势。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民族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广泛，且实践性和实用性都较强，而且，由于民族关系的敏感性而使其充满了挑战性，要求在从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三、民族关系中的

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建设、教育普及、文化事业建设、民族宗教事务、国防建设、外事管理等内容。从狭义角度理解公共事务，即从狭义的社会领域出发探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事务。目前，在东西部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尚未实现真正的均等化，这一方面会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阻碍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会因民族间的对比而催生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事件，给民族关系的和睦蒙上一层阴影。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务。社会保障体系对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民族成员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仅有助于增进少数民族的物质与文化福祉，更有益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睦，巩固社会和谐安定的局面。三是少数民族就业事务。劳动就业是少数民族成员获得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个体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劳动就业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率和相互理解。四是民族基本住房和社区建设事务。“作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纽带，社区一方面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其思维与行动提供资源、情境和规则；另一方面，又是构成社会之“器官”，是社会影响个人的中介”[12]。基于社区的这种中观性质，加强民族社区特别是多民族社区建设既是保障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理顺民族关系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的需要。五是民族社会组织事务。民族社会组织是各民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建立起来的利益表达组织，在表达本民族利益诉求、争取本民族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要发挥民族社会组织在调整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合理规范组织建设和行为，化解民族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和误解，防止组织的私利化转向。六是民族宗教事务。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多信仰宗教。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对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宗教通过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它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宗教会对社会稳定起到负面的制约作用”[13]。由此可知，妥善做好民族关系中的宗教事务，是理顺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任务之一。七是民族工作与民族社会工作事务。“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地区工作和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及民族人士工作的总称，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事务等多方面内容”[14]；而“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5]，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责任主体，前者单纯是国家政府部门的责任工作，而后者则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协作互补。八是民族人口工作事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口流动不仅扩大了民族间的互动面，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复杂化，更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16]。然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成为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态”[17]。九是民族社会公共治安事务。“社会治安作为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是与其他诸多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综合性公共产品，它覆盖全社会，以其他许多公共产品为基础，同时也保障了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18]。

四、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具体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实践、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四个方面。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是指公共部门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调整和理顺民族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既受到国家性质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在根本的意义上，民族关系的内容和本质特征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既受社会制度和时展的制约，也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方式、途径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相应地，民族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也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但实质上维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护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是指公共部门在管理理念指导下，从社会利益和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出发，以制度化方式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问题，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普遍需要的活动。简单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就是要以制度形式来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问题。管理理念不同，管理实践活动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主要表现在表达民族社会利益诉求、协调民族社会矛盾、规范民族社会组织、维持民族社会秩序等领域。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其中，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民族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也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领域。在追求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导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管理和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和建设民族社区、管理和扩展民族社会组织、管理和深化民族社会工作、管理和创新民族人口工作、管理和强化民族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公共部门）之间以及责任主体与服务对象（公共部门与少数民族）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通常管理理念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并不断促进管理体制的完善。相应地，管理理念的落实和实践活动的展开也有赖于由一系列组织和机制组成的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民族关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具有民族性的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协调民族利益关系。在稳定、秩序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更多地倾向于民族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民族关系危机管理和民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内容。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社团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民族社区管理体制和民族社会工作体制。从体制构成内容上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民族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和民族工作体制[20]。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段是指在管理和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理念的落实、实践的展开和体制的运行，最终都会有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政治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是公共部门在管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时通常采用的手段。在多元化的多民族社会，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同时也要及时吸取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充和应用新型的信息技术手段。

五、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

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含义

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必须要注意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这主要源于民族概念含义的层次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层次性。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具有四重含义[21]。第一重含义是指作为人类群体形式的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此种意义上，部分文献和研究者试图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替代民族概念①。第二重含义是指少数民族，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是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群体，民族教育、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等术语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民族概念。第三重含义是指国家境内的全体居民。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些生活在同一国家内、接受同一政府管辖的人们群体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第四重含义是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民族形式。中文中民族含义的层次性要求人们在分析具体民族现象时，根据需要来选取适当的含义。民族概念的层次性决定了民族关系概念的层次性，相应地，民族关系的含义也具有四重含义。在本文中，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在第一和第二重含义的层次上来界定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在中国的特殊性，也需要认识目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趋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巩固；56个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所形成的共同因素越来越多，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高，自觉性在逐渐增强。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不和谐的因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目前比较突出的不和谐因素[22]。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新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处理民族关系的难度；中华文化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又提供了精神纽带[23]。

（在该文写作过程中，我的研究生秦伟江、刘海兵、郝龙、杨建超、张杰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注释：

①对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认识，是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开始引进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并翻译为“民族群体”、“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等。后来，借鉴台湾、香港学界的译法，大陆学者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目前“族群”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对ethnic group最为流行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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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G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35-03

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分化加剧，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人们思想日益多元，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加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资本要素，在社会管理中举足轻重。因此，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研究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途径意义重大。

一、以社会资本推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动因分析

（一）内在关联：社会资本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机理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并列的重要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和起源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明晰的定论，但是，在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是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等人对社会资本的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但是科尔曼也指出社会资本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拥有共同特征的、包含社会结构某些方面的不同实体。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

尽管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参与互动形成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并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产生信任，以提高社会的效率。

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对各类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活动，实际上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管理是同等范畴的概念。狭义上的社会管理，指的是除去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后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途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是政府责任感和效率的体现，是公众和政府之间互信度的增加，是社会公众和政府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过程中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的存在――社会资本。

普特南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研究的学者。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看做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强调社会资本要素所发挥的功用能使社会组织间互惠互利的合作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够提升合作的数量和效率。高度的信任是达成这种功能所必需的条件，因为高度的信任可以使信息成本大大降低。我们所说的信任是公众对政府、非政府组织的信任以及政府对非政府的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社会公众通过参与社会网络与社会发生联系，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发生互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构成了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体现，也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保证。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是非政府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对非政府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非政府的发展空间。在社会管理中，社会资本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保障有序社会的建设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表达、实现两个方面。社会资本越雄厚，社会资本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提供的社会网络越密集，就越能够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沟通与合作。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的凝聚力，社会资本的积累为社会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有序化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而这恰恰是社会管理要达成的主要目标。良好的社会管理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形成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民的多元主体的管理格局。

（二）现实需求：社会管理中政府和非政府的SWOT分析

对政府的SWOT分析：

政府的优势：政府有法律赋予的权力作保障，有强大的税收收入作为公共财政的经济资本，有强大的动员系统，有任何公民和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社会资本数量。因此，政府在进行一些时效性强、动员范围广、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事项时就有着绝对的优势。除此之外，政府在承担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等方面有着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

政府的弱点：政府是科层制结构，结构固化，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性。

政府的机会：政府可以利用其合法性和自身资本获取更多国内外社会资源，积蓄更多的社会资本。

政府面临的威胁：在宏观层面，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或者说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治理权力。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究竟是要强还是要弱？在具体层面，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政府有时出台的政策不能够很好地与现实结合，也就是所谓的“不接地气”。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对非政府的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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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这里是把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统一起来看，并且指出了社会管理的主体不只有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也强调了社会管理既是一个“讲民主和法制”又是一个“讲管理和自由”的过程。其中，社会管理是一个对“上”侧重讲法制和对“下”侧重讲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上”主要讲“管”和对“下”主要讲“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外”更多要讲“管”和对“内”更多要讲“理”的过程，其实主要的对政府讲法制和对个人讲民主。而且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了社会成员的自由和进步，为了社会成员的幸福和尊严，为了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

1.2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指“在一定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以及社会效率，社会管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和政府，他们通过综合决策建立社会管理模式。”这是比较完整的社会管理的定义，它着重指出了社会管理强调共同价值观等社会共识和集体良知，而且社会管理旨在保卫社会、建设社会甚至重建社会，即改善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来建设一个好的社会进而实现社会管理要实现的目标。管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管理是服务而不是控制。人的本质是自由，而人类的本质是管理，社会的本质就是管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类的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满足人类的各种合理需求。其中，衡量社会管理的标准就是“三权”（权力、权利和权益），即是否有利于保证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力，是否有利于保卫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是否有利于保障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其主要通过“放权”、“强权”和“增权”来实现。其中，“放权”就是权力向社会开放，即政府“平放”权力于社会，政府赋权力于社会，政府还权力于社会，就是政府退出对市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和不当干预，政府不“越位”、不“失位”，让公民、社会组织等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与主体，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建设与自我保卫。“强权”即发展、维护、保卫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是让公民、社会组织等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作为个体的公民，真正实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变；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保障权利”的目标。“增权”即增加社会成员的各项正当权益，当然“增权”是以社会成员的既得权益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增加；不过，这是权利和权益的目的和归宿，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3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管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管理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也就是通常讲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而通力合作对社会生活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组织和协调的过程，它以合作精神和现代公共规则的确立为价值取向”。因此，只有三者整合于一个中心时，才能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发挥群力，社会稳定与结构平衡才能成为可能。如果政府过分地干预市场，则可能存在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市场失灵”等效率问题；如果政府过度地放任市场，则可能出现不平等甚至出现“社会失灵”等公平问题；如果政府和市场都没有也不能还无力触及的一些领域，则需要社会中介组织依靠自身的“身份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灵活的体制与充分的资源优势进而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进而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社会管理的概念既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又有顶层、中层和底层之别。在宏观（即顶层）层面是指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管理；在中观（即中层）层面是指对经济之外而且与经济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的管理，即通过政党政治等一般规则和程序来实现国家社会管理的；在微观（即底层）层面则是指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领域的管理与调整，主要通过宪法制度与产权制度等既是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其中，“社会管理”既不是对社会问题进行的管理，又不是对社会危机进行的管理，也不是社会控制与社会统治，而是社会服务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就是对“私域”、“公域”和“第三域”（既不是“公域”，也不是“私域”，而是二者之外的）进行的调适与规范，实现“私域”、“公域”和“第三域”的均衡发展、和谐整合与动态平衡。而且社会管理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和内涵：社会自我管理、社会他管理（被管理）、社会共同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即主动管理、被动管理、合作管理和公共管理，自“下”而“上”的管理、自“上”而“下”的管理、自“左”到“右”及自“右”而“左”相结合的管理和超越“上下与左右”的管理，主要是通过社会自组织、社会他组织（被组织）和社会组织和社会公共组织来实现，因为社会既是一个自组织又是需要组织的，其中既有自组性又有他组性，通过自组实现自主和自治。

2管理失灵，以致导向不适和管理无力

当下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政府管理，或者说是行政管理、上下管理、“金字塔式”管理。但它已经出现了一些“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即管理的“缺位”、“失位”、“错位”与“越位”的现象，由此还形成了一些侵犯公民的私人空间，剥夺公民自由的问题。其实，政府管理更多地强调通过权力、外力、强力、强化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引导、鼓励、内化、感化、教化来实现的。此外，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民主化、法制化、合法化、人性化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以至于出现了“暴力管理”，比如“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而如今的管理就有一些倾向于“暴力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是依据权力或权威来推行的，刚性有余，弹性（柔性）不足；限制、制约和约束有余，而自由、导向和激励不足、不适和无力；男性有余，女性不足；简单地把“管理”看成了一门技术，而不是一种艺术。“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是在追求效率、效益与经济，而忽视人道主义和人文情怀；也在过分地强调了效益的最大化，过分地限制了人的自由与个性，而不关心也不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人权、需要与愿望。其实，管理的核心是“管人”，不仅管理的客体是人，最主要是管理的主体也是人。这就需要文明管理，即管理过程不能没有“人性化”的因素，不能不考虑被管理者的适应感，以及管理者的轻松感；文明管理的核心是管理文明，而管理文明最基本的就是要关心和尊重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保证其合法的权力，保卫其合法的权利，保障其合法的权益。其中，理想中的管理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保卫少数的合理的话语权，保护少数的正当的权益，保障少数的合法权利；满足少数和多数的合理需求，尊重的少数和多数的意愿选择，发挥少数和多数的能动作用，促进少数和多数共同发展。

3管理转型需要管理创新

21世纪是现代化的时代，人类社会正处于新一轮的转型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开始转变、转折和转型。因此，社会管理也开始了“大转型”，社会管理已经通过创新悄然从传统进入到了现代，即社会管理的运行状态由“单向”进入“双向”，途径手段由“管”进入到“既管又理”，目的由“控制”进入“建设”。

3.1“管理转型”的核心就是“双向运动”

“管理转型”就是管理者的无限扩张、不受规范与节制与被管理者的被迫自卫、自我保护的“双向运动”，并不是管理者应对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及管理难度所做出的被动调整，而是被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通过“反向运动”对管理者进行节制与制衡来进行自我保护的过程。其中，“管理转型”的核心是“双向运动”；而“管理”已经或者正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单向运动”到“双向运动”、从“重‘管’轻‘理’、先‘管’后‘理’、有‘管’不‘理’、有‘管’无‘理’”到“既‘管’又‘理’、‘管’‘理’并重、以‘管’为辅，以‘理’主”、从“一人管理”到“两人管理”、从“重男轻女”到“男女平等”、从“刚性管理”到“柔性管理”、从“暴力管理”到“人性管理”、从“强制管理”到“文明管理”、从“技术管理”到“艺术管理”的转型，即管理的理念、主体、过程、手段的转型。而“管理”已不再是“单向运动”，而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互动，是“管”和“理”的互动，是“外”与“内”的互动，是“感化”与“强化”的互动，是“男性”与“女性”的互动，而且是力量对等方向相反但不对立的“双向运动”。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所言，“未来竞争是管理的竞争，竞争的焦点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外部组织的有效沟通上”，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将是任何管理艺术的精髓。

3.2现代管理：既管又理

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管理既需要创新，又需要系统创新，还需要与时俱进。现代管理就是既管又理的实践过程，其核心理念就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节约成本，提供服务，致力建设。管理创新，首先是创新理念，需要什么样的管理，即“管理文明”；其次是“人”的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管理者”，即“文明管理者”。“谁是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以及“谁来管理和谁被管理”，即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且二者是互为主体、互为客体并且是统一于管理过程的、地位对等的有机体，也就是说，管理过程中的“人”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管理者的同时又是被管理者；再次是“技术”的创新，手段和途径的创新，“如何来管理”，即“文明管理”，包括“管”创新与“理”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机理创新。具体而言，现代管理就是“既管又理”，即是“外管行为”和“内理机理”相统一的过程，是通过“管”的手段和方法而达到“理”的境界的一种状态，以寻求内部秩序与外部环境的均衡和发展，实现“对内稳定，对外发展”。而从机理的角度看，是既需要约束又需要引导的，是既需要限制又需要放纵的，是既需要压抑又需要激励的，既追求效率又充满人文情怀。现代管理不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不仅要通过“外力”来管，更需要通过“内化”来理，即内外并重，内外共同作用，形成合力。

篇11

一、社区与社会管理概述

社区的概念，形成于近代工业社会。最早定义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他用gemeinschaft这个词，表示在一定的地域内，有一定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守望相助、出入相友、休戚与共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德文gemeinschaft被译为community，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等人，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创造了一词，用来表示与德文gemeinschaft和英文community相同的意义，这个词就是“社区”。

社区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其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的基础之上，需要其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功能。从总体上讲，社区功能包括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两大类。其中，政治功能是指设置各种机构和组织，维护社区秩序，创造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保障居民合法权益，保障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教育功能包括：举办各类讲座、开展技能培训、实施终身教育、服务功能、娱乐功能、凝聚功能等。

二、社区与社会管理的关系

社会是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一个对人类生存形态及关系状况的总括性概念。对社会需要在人的抽象思维中加以把握，而凭感官直接感觉认识到的则是社区。社区是社会的具体和缩微，是社会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的体现，所以，社区是局域的社会，是具体的社会。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的产物。社会管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涵盖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是社区所无法企及。社区是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育程度及运营程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管理工作能否得以实现。可以说，社区是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补充和支撑，社会管理又为社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可能。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深化，社区数量不断增加，社区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社区承担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大、社区作用越来越明显，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

三、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一）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社区在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控制各种非稳定因素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的结构、地位和作用，通过在社区开展上述工作，有利于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借助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平台，构筑社区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带。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群众进行自我管理在自治性组织，其主要功能是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区内部事务，调解纠纷、化解矛盾。这种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有效缓解了因政府处理问题欠妥而引发的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正面对抗，引发群众的不满，在此社区充当了缓冲带的作用。另外，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培育一批社会帮困、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等等的社会组织，有效的发挥其在缓解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矛盾，有助于控制潜在的和现实的非稳定因素，从而实现社区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提供服务，满足需求

社区具有的社会服务功能是现代社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在政府的资助和政策扶持下，根据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由社区内的各种法人社团和机构以及志愿者所提供的各种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是一种无偿性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社区服务包括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少年儿童以及各类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帮助和服务，也包括面向社区全体居民所提供的各种公益，如社会救助、计划生育、公共卫生、职业培训、就业指导、便民利民以及体育锻炼和文化休闲等。社区提供的服务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如果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势必会引发居民负面情绪，最终不利于社区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现代社区正是通过社区管理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为社区个体提供方便，满足其需求。

（三）整合资源，保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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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8日下午5时前后，全国各地网友陆续反映支付宝“用不了”。手机和电脑版要么无法登录，显示“超时”、“出错”或“乱码”；要么打开了也无法支付；许多用户一时无法支付饭钱，打不了车，缴不了费――特别让不少人受到惊吓的，是余额宝突然“没钱了”……

支付宝官方随后回应：因杭州市某地光纤被挖断，所以少部分用户暂时无法使用，运营商正在抢修。

支付宝现在是人们公认最为“高大上”的代表，成为中国最有创新意义的产品。但任何前沿的创新仍然离不开基础管理，而社会管理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

“马路链”折射社会管理短板

这次导致支付宝崩溃的道路施工，属于城市行政管理的范畴。市政建设对国人来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相声讽刺市政建设管理的无序混乱。相声大师马季建议给北京的马路上安个拉链，想安装管线时就拉开，安完了再拉上，省得一天到晚挖开了再填上，刚填上又挖开。

可是时隔60多年，我们的市政管理水平并没有多少进步，相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每到雨季，动辄就水漫金山，年年都有相关恶性事件发生：井盖吞人、立交桥下淹死人、地下管线爆炸、马路塌陷吞汽车，北京甚至还出现过热水管泄漏将行人烫死的恶性事件。社会管理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显著的一个短板。

创新，亦不可忽视风险

近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秉承的是非均衡发展思路。就是在整体推进困难的情况下，先在某一局部地区、局部领域谋求突破，进而实现全局的改观。

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非常见效，但长期沿用这种思路，则给均衡发展带来很大困难，管理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可控因素越来越多。如导致此次支付宝“掉链”事件的原因就已经超出了企业风险控制管理的范围。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网络支付工具，支付宝的风险管理压力可以说与日俱增：支付宝现拥有近3亿实名用户，2014财年，支付宝的总支付金额达到38720亿元，日均支付量已超过百亿，相当于中国日均零售总额的六分之一。这些数字多么惊人！系统内的风险控制管理尚可对企业提出要求，但此次事件中出现的系统外风险显然对企业来说力有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