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文学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世界古典文学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体味仁德，推崇爱国情怀

儒家推崇仁者爱人、行仁为乐，孔孟认为由“行仁”而做志士仁人是人生的崇高目的，“里仁为美”要求人们把追求仁德作为自身存在的终极目标。“仁德”作为内心世界的最高原则，至高无上。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这种圣贤的理想人格是以天下为己任，以自我牺牲精神来维护宗族以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事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诗人陆游唱道：“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他们的爱国之情、忧国之心无疑让后人为之动容和折服。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词，永远都是激励人心的优秀作品。

当然，重仁德的社会心理，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人们高尚其志、净化心灵，有着积极的意义。像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曾起到了激奋人心，唤起正义感的作用，这样的伦理观念逐渐熔铸成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共同信念，是民族得以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因而，仁义也便成了游戏人物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比如三国题材系列游戏，不论是《三国志》《猛将》还是《三国online》《傲视》，这些游戏中最正面的人物始终都是代表蜀汉的以仁义治民的刘备，这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仁德的一种深深体味。至于爱国，也可以看出每每乱世，都会有英雄人物站出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这类游戏的典型代表是《大唐豪侠》。

浑厚的民族精神

古典文学所蕴含的浑厚的民族精神，也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典文学披露的正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一个有着强大的民族自信、民族尊严和精神凝聚力的民族，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动力的主体性民族，这一点更加深刻地体现在游戏当中，凡涉及到古代题材的游戏，无不蕴涵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无论是《秦殇》《大唐》抑或者是《少林传奇》《郑和》，古典文学融会了民族思想与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充分浓缩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价值资源在先秦文学中，屈原以其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不仅为游戏塑造了精神主线，也为游戏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另外，中国文学又体现了人间的真善美，人与人之间的真挚与友爱，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不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体现出民族精神中富于人性、温良与美好的心灵价值。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品质等等，对于当今的素质教育、品德教育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游戏中体现出来的便是对正义、善良、美好的追求和对虚假、丑陋、邪恶的唾弃，无数玩家会踏着正义的足迹前进，这也正是中国古典文学所歌颂精神的一种传承。

古典文学的悲剧意识和隐喻的使用

中国古典文学悲剧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是和中国文化注重现时现世，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吻合的，也和执着与超越统一，此岸与彼岸统一的传统哲学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先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呐喊暴露了人的价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感受天道，这正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而体现在游戏之中，凡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游戏，绝大多数都要涉及到复杂的文化背景，反映的都是一种统一体，超越与执着的统一体，在游戏之中探询茫茫之路。

受儒家中庸平和、温柔敦厚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含蓄写意的美学风格，主张要有节制地宣泄情感，委婉曲折、隽永深沉，体现出温和、含蓄、偏重理性的民族文化性格。特别是在古典诗歌当中，几乎没有大喜大悲、狂风暴雨式的情感描写，而是多用隐喻意象来表现蕴蓄深厚的激烈感情。

这一点上和武侠类RPG游戏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凡这类游戏的主人公都是身兼重任，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以含蓄内敛的性格学得一身武功，锄强扶弱，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无论是《仙剑奇侠传》还是《剑侠情缘传》体现的都是这种隐喻的意象。

而这种隐喻在另一方面也为游戏场景的设计提供了良好的思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它在我们眼前立时呈现了一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我们仿佛真的看见一位乘风破浪，高挂云帆横渡沧海，去济时救世的大侠。

彰显乐观知足的民族

文化心理

篇2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64-03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

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

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

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 A. 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 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 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

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

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

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

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

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 Bonnie.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M].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篇3

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参与、创造，从字词句到语段篇章信息的译解、总合，不断建构新的意义图式，传送新的艺术信息。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鉴赏者的主动性，善于根据审美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首先，它强调吟咏。宋人魏庆之说：“诗全在讽诵之功。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的技诀不是环环相扣的条分缕析，它是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阅读过程是接受者跨越语言的栅栏，设身处地经受诗人所经历过的感情，重新获得感发的过程。审美情感的到来，非外在强力所能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贵在不着意地吟咏意会。这是步入审美之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为诗由语词符号构成，属于时间艺术，而且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音律的效果，注重音乐的美感效应，结构整齐，字字铿锵，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抑扬顿挫，通过谐美的声音传达意义，震荡心灵，陶情冶性，讽咏时，读者心里的尘俗之门被关闭，更容易进入诗的情境，感受诗人的一致之思。元稹记述自己读陈子昂诗说：“适有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1“吟玩激烈”，更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欣赏时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说明了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的不平衡态势。“吟玩”使得言语文字进入文学流通，接受者感入神思，彷徨八极，充分地化语词为意象，感受诗人的情思，处于一种最佳的情绪体验状态，并引发出元氏个人内心深处潜伏的情绪流，形诸笔墨，赋而为诗。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须着意”一样，这种“吟玩激烈”的情形，是接受者(元稹)感情被激活、鼓荡的产物，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暂时包容、取代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占据着自我的整个心灵，忘形忘物，“反复讽咏，便移寒暑”，它既是不同的文艺欣赏主体审美时的共同感触，又是鉴识、玄赏古典诗歌作品的特殊之处。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总是轻易地就能浸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诗歌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到读者知觉活动时意象整体组合，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所以，文艺接受又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古人说：“须是将来吟诵四五十遍，方可看注，看了又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见处。”(《诗人玉屑》卷十三)一首诗，特别象我国古典诗歌，字数一般不多，浓缩度却特别大，隐含的意义十分丰赡，只有反复吟诵，多番讽咏，才能使诗意渐次突现出来。换句话说，要理解诗歌作品，光靠看前人的注疏不可能达到深入的程度，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言语在理解中绵延，传统的注疏只代表前人的解读结果，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都会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新的阐释，赋予旧作以崭新的话语。

读诗之法，以涵咏为尚。从容讽诵，不着意地习诵其辞句，悠游浸润，涵咏默会，以寻绎其旨趣，在往复低徊、抑扬曲折中，按索其谐美的节奏，洞明诗的真正旨归、真实性情。古人常把“吟咏合离”作为评判诗歌的圭桌，以诗语音乐的美感效果，与抒情达意之功能是否契合为准绳，合则为上，离而为下，分辨诗的工拙优劣。因为不同体制的诗篇，其声韵、音节等语言形式因素迥异，形成的风格特征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所以，吟诵能使人更好地深入到诗情的深层，体会诗的底蕴。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2沈氏认为：诗歌以声为用，通过声音传达诗人不同的情思，那么诗歌的意味就浓缩在诗歌语言的字词音律之间，一首诗的微妙之处即在抑扬抗坠、高低起伏中，营构诗的境象。这是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的客观性前提。因此，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要拥有审美的心境，“静气按节，密咏恬吟”，即澄怀虚胸，日常意识被垂直切断，依寻音节，细细吟咏，慢慢涵濡，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对象之上，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性的知觉活动中去，调动诸种心理机制，从语义的认知渐入审美的体验，领略诗的整体风貌，直探“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才真正得读诗趣味。

文艺接受是一种心理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上的共鸣，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大雅·棫朴》有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说：银河浩大灿烂，天空光彩闪闪。周王长寿不老，怎不造就人才。朱熹评论道：“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虚怀定力，“涵泳久之”，自然而然“条畅浃洽”，神爽心开，见着活泼泼的意象，把握住诗语之间的血脉流通；否则，引用繁复的言语说教，反而会破坏诗歌形象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贯性。无法用语言表述出当时的心理感受，恰恰是艺术欣赏的极境。可见，涵诵吟咏，作为古代诗学的解诗方式，是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实际的，它能更好地穿过语言的雾障，直指诗人心灵，是理解诗美的必由之路。

二、“玩味义理，咀嚼滋味”

唐代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4味指韵味，司空图把辨明诗歌语言内含的韵味作为评论诗的前提，进而透过诗的语言意象，洞悉其言外之意。以味言诗，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并非司空图所独创，早在六朝时代，刘勰就提出合乎法度、言辞简练的作品应该“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味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其后钟嵘以“滋味说”作为诗鉴赏的中心，在《诗品序》里，他从诗体的演进入手，以味之有无多寡考察四言之衰、五言之盛的原由，指明语言文字诸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后来，把“味”引入诗歌批评理论的更多。白居易评论元九诗：“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白居易集》卷十五)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只是一种物态形式，一旦接受者“甚觉有味”，才意味着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说明它翻新组合新的结构形式，超过了前人的语言领域，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清人刘熙载谈到词的语言时如是说：“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5体现了诗语的一种相摩相荡、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诗人采取何种表达手段，编织什么样语言结构系统，但要能体会出韵味则是共同的，否则，迫新逐奇，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感动人的力量。

前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古人的诗章也是有门径的，清人黄子云说：“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见而获之，后虽纵笔挥洒，却语语有古人面目。”6读古人诗不在于会不会理解诗句表面直观的意思，而在于感受出语言蕴含的滋味，对味的感悟并不在字句注释、解析，而在内心与诗意的冥合无闻，以我之心深入作者当时处境，化物化的文字为活泼泼的意象，通过把握古诗之味，唤醒自己心灵底情绪，陶冶着深层的人性结构。这才是欣赏诗艺、破译诗语的真谛。对后辈诗人而言，学古不是拟古，而是为了掌握古人诗章韵味，融入我之作品，使得“语语有古人面目”，同时又表达出鲜活的内容，体现异种情调，昭示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之后，若果能转益多师，采众人之长，融汇贯通，“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树立一家之格，而又能出于咸酸之外，不局限于某一种单调的味道，把诗的水准提到更高度。这类诗歌真中有幻，寂处有音，篇圆句紧，简约玄澹，其语境常常处在迷离惚恍之间，意蕴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及韵外之致。转贴于

诗味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并不相同，存在着味之浅深、多寡的区分。清人张萧亭说：“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于平淡中求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诗，又非饮食之味之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者又极鲜矣。”7这就是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语言艺术境界，寓澹泊之至味，也是多而深之味，在古代诗学别受到推祟，象陶、王、韦、柳等人诗便如此。读他们的诗就要于“平淡中求真味”，如同品饮泉水，表面味淡，其实“乃天下至味”，使人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吟诗的目的不在观赏其华丽的外表形式，而在其深藏的意蕴，表面惹人喜爱的辞章，若无内在的质素，其味索然，这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些诗，其表平淡，没有招徕欣赏者的外部装饰，淡而有味，真气灌注其中，趣味暗寓其里，这是高质量的诗。如果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费尽咀嚼，终无意味，就不能算是好诗。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平淡，世所公认，但仔细品尝，“字字有味”，每个语词负载着最大意义负荷，透过“淡”，又能体验到“甜如丹山蜜”的味道。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总结，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学习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历史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篇4

一、注重积累，反复诵读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学生现在首要的缺憾就是积累少，文化积淀浅薄。古诗词作为中国文化财富中最为宝贵，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我们更应无条件的，大量的去积累，内化为我们自身的财富。所以，我们首先让学生养成独立自主讲诗的能力，即每节语文课前放手给学生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由学生轮流讲诗。第一次可由老师为同学示范，使学生清楚诗歌快速讲析的步骤：范读――练读――作者――诗意――赏析――背诵。这样每册课本的古诗词笔者都要求学生背诵，诗词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这样，学生度过三年的初中生活后，将会有一笔古诗词知识财富了。但是，光靠课前的五分钟学诗，未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些，为了加强学生对于诗歌的掌握，每天的晨读时间要求学生进行相互背诵的常规活动，随时抽查。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学习古诗词更要有这番毅力，所以，在晨读时间中，每周至少要抽出三天时间进行全体同学的诗词诵读，让大家在吸纳新诗之时巩固旧诗，温故知新，效果良好。

二、讲究方法，深入研讨

古典诗词文字简约，蕴含丰富。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比较注重教师的讲解分析。咀嚼后的强行灌输，不利于增加学生的知识积淀，训练学生的鉴赏能力。因此，面对传统教学，我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再溶于新课标探究理念中，以期丰富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故在诗歌教学中体会归纳以下几种方法：

1、了解作者及作品的创作背景。诗词作品常常是作者经历，思想感情的外现。因此，我们赏诗，须先对作者的人生经历及思想感情有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如：赏读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多数同学赏其词后并未真正洞悉词中真意，认为此中所言之情仅是一个离家在外的男子对在佳节对亲人的思念，缺乏对国家，民诗人个人命运的思索。这应该是一个误区，此乃因不详苏轼其人生际遇，情感变化之故所致。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展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一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了。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很明显，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另方面，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词人抒怀：“我欲乘风归去，又空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其中不乏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称心、不满意之事，迫使词人幻想摆脱这烦恼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不过，贯穿始终的却是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所以研究古诗词课前，先让学生收集诗词作者之人生经历及其作品的创作背景，学生在预习了解之中不但体会了此诗或词之意，同时亦丰富他们头脑中对于诗词作者，历史背景，社会现象等等的认识了解，成为自身知识的积累。为自己以后再去赏读该人之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2、品析名句。写作讲究锻字炼词，作者将其万千心绪凝于诗词作品之中。抓住关键字，词，句赏析诗词，可直接劈文入情，品味作者当时迸现的情感，体会炼词炼字之妙境。师生在研读过程中，适当渗透“以诗解诗”的方法，学生既能快速入境，亦能提高锻字、炼词、用句等写作能力，更能纵横联系，加强古诗之间的相互理解。

3、抓住诗歌意象鉴赏诗歌。意象就是出现在作品中的主观感情的物象。意象在作品中以个体形式存在，多个个体联接起来的整体，便是我们常说的意境。阅读时应首先抓住意象即物象，品味物象特征及物象中所寄寓的感情，然后做整体理解，体会意境。

意象大致分类及含义：

景观类：月、流水、斜阳、风、烟、霜等等。植物类：杨柳、落花、松、菊、梅、竹、莲、梧桐等等。动物类：乌鸦、子规、猿、鸿雁、鲤鱼、青鸟、鸳鸯等。行为类：登楼、凭栏、吹笛、吹箫、吹芦管、吹笙、捣砧、饮酒等。

篇5

一、人才培养方案中应合理安排授课学期和课时数

《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维吾尔民族古代文学的传承结晶，具有连贯性和奠基性。因此，在安排课程时必须要注意这点问题。但是，目前各高校安排本课的学期和课时数不尽相同。就拿我校来说，在2010年的教学计划中(三年种《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被安排到第二年第一学期上，一周六课时共十七周安排到当年第二学期;2012年的教学计划中，《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被安排到第三年，一周四课时共三十四周(136课时)。显然，这个计划有问题。其一，忽略了时间顺序。我们知道《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民间文学的延续，是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开端，如果将这门课程安排到最后学年上，不符合教学规律;其二，大大缩短了应有的课时。其三，忽视了教学效果《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学习相关文学专业课的必要补充，如果将其安排到最后学年没有发挥出其课程重要的基础知识的作用。

对此，笔者认为应将《维吾尔古典文学史》安排到进入专业学习的第一学年，在《维吾尔民间文学》课之后(或并列)，在《维吾尔现当代文学史》课之前。至于课时，要安排的尽量充足，保证其课程内容的全面讲授。

二、选择适合讲授《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的教师

《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一门复杂的课程，其复杂性在于它首先具有古老性，其次是具有历史一贯性。其中用多种语言文字记载着维吾尔先民衬托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历史的多变形生活现实。它早先是开放的文学，将东西方最优秀的文化精髓集于一身，形成复杂的思想体系，使得经验和模拟文学得到盛行，着力于作品的艺术性。最重要的是，维吾尔文人首先是学者型作家和诗人，其作品超越了纯碎的文学范畴，成为了反映所有学科、传播其最新成果并且传给后人的伟大窗口。总之，这类文学内容丰富、语言多样、形式独特、思想复杂、紧密联系历史，一般单科教师很难胜任其授课任务。笔者认为，要承担此门课程的教师除了首先应该了解课程内容和体系之外，还要精通维吾尔历史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民间文学，多少了解语言学知识和古代语言，家庭书房要有古典著作藏书，真正了解各种宗教的传播和特点，要具备能够及时掌握有关本学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并将其带进课堂的能力，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包括《写作基础》、《文学概论》、《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以及《宗教学》，即伊斯兰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专业学科和人文学科知识，很好地掌握维吾尔民族的精神境界。

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教师，一般很难胜任《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的授课任务，也很难让学生满意。

三、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

在2000年以前，其它高校和各类进修学校将教育家瓦伊提江吾普尔和艾斯哈尔玉赛因合著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一书(民族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研究家阿布杜热依木沙比提编著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一书(内部教材，喀什市师资培训部，1982年10月印)都作为教材使用，将射尔夫丁.吾买尔教授的《论维吾尔古典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一肋、《中世纪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两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19世纪维吾尔文学史》(三册，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等著作也作为参考资料。2002年起由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之前编写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出版)也被作为教材使用。以上教材都有自己的特色:《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体系完整、语言精巧、教材性质强，易于记住。当时，它是作为在维吾尔古典文学领域里出版的、很清晰精致、符合教材要求的第一部书，对维吾尔古典文学教学的组织、保证其正常秩序和培养出部分古典文学爱好者、研究者队伍的作用很大。不足之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很多新研究成果没被吸纳，忽略了修订更新出版、有些见解被推翻。至于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牵头编写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一书，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及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内容不断被丰富，体系更加优化，集体的智慧得以发挥，信息价值进一步提升。不足之处是由于执笔者较多，以致书中的思想和语言的一贯性受到阻碍，语言不够流顺，有些内容层次模糊混乱，有些内容光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做出结论，年鉴、内容排序上出现错误和模糊现象。

因这本教材出版己经十多年了，没有吸收和补充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应该对这本教材的体系，语言等方面做进一步的修改。

四、优化教学方法

《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一门内容丰富，综合风险、研究性很强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应以讲授法为最佳。

(一)制定进度计划应从实际出发，增强科学风险、操作性。目前，我校人文学院2010级学生开设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三年制度)安排了102课时，2012级学生安排了136课时(课堂讨论、小测验、考试安排都在课时之内，这样一来，实际授课课时又缩减了10课时左右)，实际授课时数不多。采用的教材为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牵头编写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下两册书。这本教材实际上是为本科层面的学生使用而编写的，对大专层次的学生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方面，的确有点儿吃力。总之，我们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既受到时间(课时)，又受到学生素质，同时还受到教材等几方面的压力。显然，制定计划时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无法保证课程的体系、进度甚至对课程的领会。那么，进度计划怎样制定才合适呢?笔者认为，制定进度计划应坚持突出重点，对重复的内容、非文学内容要采用简略的原则处理。具体来说，绪论部分时间要宽裕一点儿，特别是要把《维吾尔古典文学的特点》这一内容讲的深入，使学生深刻认识到该学科的复杂J险和学习的重要性，培养兴趣;有关语言文字的内容因在《现代维吾尔语》课程中专门进行讲解，故应予以简化;因《民间文学》课程单独讲授，故本课程中与此有关的内容应予以精简，只讲传说神话部分;长诗部分，特别是《乌古孜汗传说》要重点地讲授;塔里木、吐鲁番绿洲古代文学艺术部分没有像样的内容和值得给学生讲授或者阅读的大著作，所以按照一般评论的形式进行讲解，为给其后的经典内容的讲解抽出时间打下基础;对鄂尔浑时期的文学特别是当时的历史论述多抽出时间，就塔里木绿洲和鄂尔浑流域的维吾尔人的总体状况和个别情况、以后的命运进行全面的讲解，力争解开学生头脑中对维吾尔族的起源和所生活的地域不太清楚的观点;重点讲解碑铭文学;重视高昌时期的文学，对喀喇汗王朝文学特别是对《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的讲解创造条件，抽出宽裕的时间，讲清讲透;辽、元文学要以总体评论的形式进行讲解，重点讲解察哈台和帖木儿时期的文学，要突出其中的拉勃胡兹、鲁提菲、纳瓦依等人物;在叶尔羌王国时期的文学中要重点讲解当代历史和赫尔克提的创作，着力于霍卓时期的文学;突出讲授仔黎里、艾尔西、哈拉巴提、诺比提、麦赫宗等先驱;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后的文学中要重点讲授艾合迈德.沙.喀拉卡希、阿布都热衣木.尼杂里、诺茹孜阿洪.孜雅毛拉.夏克尔、纳克斯和毛拉比拉力艾则孜、毛拉比拉力纳孜木等;介绍性地讲授各时期史学家及其著作;关于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和泰杰里的内容要在《维吾尔现代文学史》中进行论述，暂时忽略不讲。总之，把应讲授200课时左右的内容压缩到100课时左右的情况下，减缩上述一部分属于非文学或者正处于研究阶段的内容，重点讲授既有作者，又有著作而且造诣较深的内容，更要突出其中的有些内容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中达到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多效果的目的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机动、针对性强。在组织课堂教学中要以讲授法为主，也适当采用讨论法和研究法。重要的是要能在短时间内正确掌握学生的特点，设计机动的教学方案，要灵活执杭《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以具体的作家诗人及其著作为主的文学，在讲授某一位作者及其创作时，教师应有与其有关的著作和图片，在上课时让学生观看，有些重要著作，比如:《乌古孜汗传说》、《希四传说》、《碑铭文学遗产》、《占卜书》、《卜古可汗传说》、《高昌维吾尔诗歌》、《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真理的入门》、《圣贤传记》，纳瓦依的各类著作，其他作者的大典要以整篇或摘录的形式阅读给学生，如果学生自己能够查阅的应布置学生在课外阅读。在课堂上，不要动不动就说很可惜，他的著作没有被流传下来之类的话来忽悠学生;也不要一味地说那些其诗歌语言轻巧、流畅，有效利用修辞手法，，在著作中赞扬真善美和人间真情以及忠孝、鞭答假恶丑和不忠不孝等通用的套话，将学生拉入条条框框之内;要用该作者创作中的实例来印证每一句话，突出个性。笔者认为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对自己没有读过著作，甚至连情节都不知道，就进行盲目进行分析的教师是对学生、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也不会树立起自身的威信。另外，授课教师要善于将课程联系历史，力争在课上让学生成为既能了解几千年的历史，又能掌握历史知识的人。在整个课程过程中要以完整的意义充分体现课程名称所提到的维吾尔 、文学、古典,历史等四个词。

篇6

一、广告节微电影分析

1.叙事结构

《Thank you for loving me》微电影以黑龙江大学第十二届广告创意文化节的摄像、摄影纪实资料为素材，以感恩为情感基调，意在表达对黑龙江大学各部门的帮助与配合、各位老师的指导与支持的感恩之情，以及对所有为广告节不辞辛苦的各位同学的赞扬。整部微电影的内容均是来自于实景拍摄的原始素材，使得整部影片的画面感更加朴实，情感表达更加真挚。学生部分按广告节部门排序归类，以主席团、创作部、宣传部、大赛部、活动部、外联部、后勤部、财务部的顺序进行介绍，通过宣传部和大赛部同学熬夜工作、创作部和活动部同学头脑风暴、外联部组织开展外联校园活动和专场招聘会、后勤部忙前忙后搬运物料，财务部精打细算严格分配资金等镜头具体展现了各部门同学为广告节的付出，这部分结构清晰，叙事简洁，观看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同学们认真负责的工作状态、勤奋坚持的工作信念和其乐融融的工作氛围。而老师的部分，则着重选择了老师给予学生指导、与学生沟通的画面，如开幕式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郑亚楠教授为广告节送上寄语提醒广告节应注意事项、创意点评会中校团委周成刚书记等老师为同学们点评作品以及广告系各位教师在广告节各项活动中进行工作指导提出宝贵意见，突出表现了黑大教师对学生活动的支持，对人才培养的尽心尽责。这两部分紧密切合背景音乐，渲染了良好的氛围， 可以很好地调动观众的情感。

2.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上，微电影以最真实直白的素材作为基石，在剪辑手法上以长短镜头相搭配，大量采用了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在广告节期间勤劳工作、合作沟通以及互相探讨的视频画面，使微电影更加贴近广告节实际，能够触动观众的情绪。背景音乐是Bon Jovi的《Thank you for loving me》，这首歌紧紧地契合了微电影“感恩”的情感基调，感谢老师、领导对广告节的支持，感谢同学们对广告节的付出和热爱，使观众在真切朴素的画面中，最直观地体会到广告节中老师同学们的辛勤与坚持，同时也凸显了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一家人，新传一家人的学院精神。

二、延展对比

1.横向对比――同其他大学生微电影对比

《Thank you for loving me》微电影与其他大学生创意微电影相比，在纪实性和专业性方面更具优势，整部微电影的剪辑素材均来自于广告节纪实资料，取之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广告学同学进行摄像和视频剪辑方面的课程学习，相比之下技术更专业更全面。但由于局限于广告节的范畴微电影的故事性不强，而且未能参与广告节的观影者在观看时可能难以体会到本微电影所要传达的情感。

2.纵向对比――与上一届广告节微电影相对比

上一届广告节微电影通过对广告节纪实素材进行剪辑，传达了感恩付出和对广告学的热爱之情，本届广告节微电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主题突出、拍摄剪辑手法、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同时纪实素材与主题音乐的完美切合使整部微电影的情感触动性更加强烈。

三、广告节微电影的优势与不足

通过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我们对广告节微电影得出如下评析：广告节微电影的优势在于影片着重于工作细节，用质朴的镜头挖掘人物的内心，表达真挚的感情。影片以感恩为基调，以广告节工作推进进程为线索，为影片注入情感，基本达到了预期制定的艺术目标。同时，影片也有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设备原因及参与拍摄的有经验不足的低年级同学，部分镜头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不一致；二是因拍摄缺乏组织性导致镜头不连贯，部分场景镜头语言较为混乱；三是影片中，缺乏新奇的镜头手法，但可以在后续的改进中添加。

篇7

从《马可.波罗行纪》的第一部分就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希望他的旅行是带有传教色彩的。在书中第六章大汗询及基督教徒及罗马教皇中写道:己而大汗详询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中写道:己而大汗命人用靴靶语作书，交此弟兄二人及此男爵，命他们贵呈教皇遣送熟知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此等人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他(指大汗)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因此，这本书也促使欧洲的传教士们想要去征服非凡又神秘的东方人，让他们成为新的信徒。

二、耶稣会的建立和来华意籍耶稣会士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

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

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 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

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饭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

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

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

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

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饭依。

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俊，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诀馅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僧之耳。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

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钾《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抵。《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钾《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集盛柜兽，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酞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

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做《中国之智慧》，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状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郭纳爵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

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

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和坦普尔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三、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 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等人的贡献突出。

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

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价幽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1935年出版的《全志》( 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翻译的法语版。

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

图罗马萨拉尼所编写的《E书:远东的回声》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渔父、湖畔,镜中女人、秋沙鸭、秋思、梳放者、七夕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的研究最为著名。

篇8

我国古典文学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主要是指从远古直到五四以前优秀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历朝历代文学作品，包括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激越华美的现当代文学等[1]。古典文学历史悠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优秀精神，以及特有的文学审美魅力，彰显我国几千年华夏文明、灿烂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文化修养的最基础内容。在当今社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中西文化、多元价值观念急剧碰撞，对“三观”尚未定型、社会经验尚不足、明辨是非能力还不强的高校学子来说，易对其道德观念和价值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引发思想上的纷争。基于高职教育加速改革、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教师要重视古典文学的教育价值与意义，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民族性原则，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教育功能，应用弥足珍贵的古典文学，对学生开展德育、美育等，启迪思维，传播中国声音，凝聚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从而引领大学生建立正确、高尚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顺利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优秀接班人和建设者。

一、古典文学在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中融汇的价值意义近

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有机融入。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为古典文学教育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的融汇提供了依据[2]。将古典文学融入大学语文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形成，集成儒道释等多家思想文化，蕴含稳定的共同精神、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民族特征等。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丰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与“魂”，也是当今治国理政的智慧源泉，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文化源泉和实践指导，体现我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学校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典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历程，延续并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历史，饱含中国人民汇聚形成的民族精神，凝聚中华儿女的理想信念[3]。将古典文学教育融汇到大学语文教学中，将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二）有助于“大国工匠精神”培育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发展和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亟需具有创新创造精神的当代工匠。古典文学中，蕴含很多与工匠精神培育相关的知识与内容，如先秦时期的《考工记》中，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其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与当今提倡和弘扬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非常契合。在大学语文课程中，融汇古典文学教育，可引导学生敬业奉献，勇于创新，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具有优秀专业技能的职业人才。

（三）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与人文与职业素养

高职学生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对语文学习相对轻视，但语文是各门学科学习的基础，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基础作用。将古典文学融汇到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进一步丰富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和吸引力，提高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又有利于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有效性。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成为重要的课题。语文是高职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培养学生人文与职业素养的重要学科，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古典文学教育的融汇，能使学生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接受中华传统美德对心灵与精神的洗礼，受先贤圣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对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和良好思想修养的养成、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古典文学与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融汇策略

（一）增强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生动性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不少作品创作时代久远，其作品创作的背景、语言、表达方式等，与当今社会存在较大差别，客观上给学生的学习带来障碍[4]。教师要注重采取合理的教学方式，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实现寓教于乐，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高职大学语文教师要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找准学生的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古典文学和语文教学，使之更贴近学生的专业学习。部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字晦涩难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障碍，教师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佶屈聱牙的古典文本转化为有声有色的形象或文本，营造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将文学知识生动地传授给学生。例如，教师在讲授上古神话时，可运用多媒体展示黄帝、精卫、蚩尤、刑天等形象，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引领学生深入学习和理解。再如，学习《诗经・蒹葭》时，可播放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该首歌曲根据《诗经・蒹葭》改编而成。概而述之，在古典文学教学中，教师应精准找到学生的兴趣点，通过多种教学手法和风趣、幽默、诙谐的教学语言，不拘一格、多管齐下地开展教学，使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沃土中绽放智慧鲜花。

（二）应用古典文学强化语文德育效果

古典文学具有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德性文化”，以及完善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经过批判扬弃和创造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智慧，契合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道德主张，至今仍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古典文学作品特有的审美吸引力，能够唤醒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主体自觉，使其在主动接受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强化古典文学教育，传承和弘扬蕴含的民族优秀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提升。教师要积极转变语文教学理念，充分认识古典文学教育在思想品德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教育教学体系中给予古典文学一定地位。重视古典文学的社会性、人文性特点，遵循“经世致用”的文学传统，将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转化为德育教育的现实资源。主动改进教学方法，有意识地开展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诵读古典文学，开展文学体验和进行探究式学习，灵活运用微课、小组讨论、任务驱动、翻转课堂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和古典文学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三）多措并举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

首先，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古典文学中蕴含丰富人类智慧，但其语言、表达方式等与现代习惯存在差异。在学习中，只有具有一定文学功底与素养，才能将作品中文化精髓充分领会，增强学生与作者的情感互动。教师要对学生文学功底进行全面了解，根据学生的文学素质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分层次的文学素质培养策略，使全体学生进步。其次，要注重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古典文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教师要定期对学生汉语语法、语义、表达能力等进行训练，使其掌握古典文学翻译的技巧与能力。再次，提高学生古典文学鉴赏能力。当前，高职学生古典文学鉴赏能力整体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知识碎片化、基础能力不扎实、审美感受浅表化，审美感受力不敏锐、文学阐释模式化、文学阐释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大学语文教师要注意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鉴赏能力。然后，利用网络平台和数字图书馆资源，有针对性地推荐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相关书目，采用师生共读的方式，逐渐增加学生的古典文学阅读量，使学生养成自觉阅读古典文学经典的习惯，在阅读中不断提高基础能力和古典文学修养。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文学鉴赏方法，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鉴赏方法，使其通过知人论世，了解作家和作品的背景知识；通过以意逆志，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推测作者创作时的志趣、意图和价值取向，解读、认识作者要在文章中真正表达的意志和情感。最后，经过多次训练和实践，有效提升学生审美理解力和想象力。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志、兴味，必须深入品味，才能真正领会。教师可利用音视频等多种资源，为学生创建古典文学教学情境，引领学生进入文学世界的意境中，使其品味和享受文学的美。引入实践法，通过口头和书面文本评价、小组自由探讨、课后写作训练等，引领学生将鉴赏理论与知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全面提高高职学生的古典文学鉴赏能力。

三、结语

古典文学契合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对接现实教育资源。高职大学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古典文学的教育价值，将其引入到语文课程教学中，促进二者融合渗透，使学生在文本体验中丰富精神世界、涵养内心，促进知识传授与思想道德养成教育目的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陈光锐.论高职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文史结合”[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8(01):75-78.

篇9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篇10

中国古典文学中多有“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等说法。与会学者表示，“文以载道”的核心思想是把“文”作为手段，“道”作为目的，将文学视作思想的载体。

“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广泛意义上的‘道’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表示，如果没有“载道”这一目的，则“文”将没有存在意义。思想意识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非但不会损害作品的文学价值，反而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意义，会使作品具备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

“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本体化的社会伦常与秩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广宏表示，在承载“道”的目的性层面上，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才更能明确位置、获得重视。

“中国古典诗歌在本质上都是个人抒情诗，凡是优秀的诗歌作品，都是直抒胸臆、毫无伪饰的。”莫砺锋以杜甫的诗为例表示，被称为“诗史”的杜诗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诗中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含着充沛的精神力量，是“文以载道”之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力证明。

中华文化为古代东亚文明主题

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广泛传播，使中华文化成为古代东亚文明的主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戏曲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形式。“观察日本伎乐与汉魏乐府的关系，可以看出其中的中华文化因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认为，考辨伎乐的表演内容以及“吴公”一曲中的假面形象等要素可以看出，伎乐虽然根源于印度文化并融入了西域文化元素，但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适合表演形式的素材。

“朝鲜王朝独尊儒家，卫道文人保持传统的文学观，对小说一向保持批评的态度。但16世纪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表示，16世纪中期，朝廷大臣主动接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并将其以金属活字印刷出版、广泛传播。至18世纪以后，中国小说的输入更加普遍，并被统治阶层接纳。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大量进入朝鲜社会的明清小说，传播了外部广大世界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意识的逐渐产生。

18世纪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开始西传法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林森表示，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得益于18世纪法国汉学的勃兴与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译介。从《诗经》法译文本的流布看，马若瑟、白晋、钱德明、韩国英等神父进行了大量的译述与诠释工作，并在当时即引起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参与和回应。

以现代视野推进研究创新

学者认为，以现代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既是中国文学研究长期和基础的工作，也是系统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任务。

“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旧体诗歌的现代性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林宗正表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但多数研究集中在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且集中于小说研究。实际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一直是主要的文学形式。旧体诗人，不论是唐宋元明或是晚清，都熟悉古典诗歌的传统，也都讲究创新。

篇11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研究中发轫的文化转向也开启了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关注文化、政治、权力关系、主流诗学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文化成了翻译研究的重心，从而使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的语言学分析和长期以来的“直译”与“意译”，“忠实”与“通顺”等无休无止的争论。文化研究学派在90年代后主导了翻译研究的潮流。其中，韦努蒂在讨论译者隐身的现状后，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开始要解决“翻译对原作中原语语言和文化汲取的多少和译作对原作文本差异的保留多少的问题”（Steiner 2001：148）。虽然韦努蒂倡导的“异化”主要用于从弱势文化向英美强势文化译入时英语的翻译者应采用的翻译策略。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典籍翻译实践中“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实际效果。本文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两种最常见的译本（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使用及效果进行个案对比，从而对此类翻译中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的使用进行有益的探索。

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丰富的文化蕴涵及其翻译障碍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灿烂的文化积淀从而充满恒久的魅力，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介绍到世界各国。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涉及的文化既有共时文化也有历时文化。所谓共时文化就是这些文学名著成书时的中国文化，所谓历时文化就是书中涉及与赖以为背景的在成书之前到成书之时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些文化包括姓名文化、职官文化、器物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医药文化、地理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字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各种宗教文化等。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至少有三大障碍：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文化。就语言材料而言，《红楼梦》用的并不是古代汉语材料，严格的说，是用浅近的古代汉语写成的，夹杂着古代汉语成分。尽管如此，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语言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从而成为翻译的一大障碍。另外，作者的写作艺术手法也是翻译的一大障碍。《红楼梦》的写作艺术手法出神入化，有时候成为翻译中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该书采用对称结构，一干多枝的情节布局，前文伏笔、后文交代的连接方式，人物姓名、语言、诗词歌赋都与情节相关联等手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演绎历史事实。从而创下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手法纷繁复杂之最。其次，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的姓氏排行、雅名俗称、言谈举止、诗词歌赋、社会交往甚至活动空间都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暗示了人物必然要走向悲剧结局的命运。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深厚的文化蕴涵无疑成为翻译的最大障碍。《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扛之作。《红楼梦》同样涉及了成书时中国清代的历史文化，也涉及清代以前的历史文化。清代是我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满族文化虽然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但其本身的文化特色并没有完全消融。另外，《红楼梦》还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虽从印度引入但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文化等。还有对《红楼梦》成书期的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文化研究。康、雍、乾虽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但由于当时西方已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洗礼，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王朝已开始走向衰落。《红楼梦》全书和书中的许多描写都要结合这些情况来理解。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时，译者必须面对以上所述的诸多翻译障碍。而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采用也将产生大不相同的效果。

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中翻译策略分析：归化与异化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当今文化派翻译理论视角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无疑，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根据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翻译学词典》将归化定义为：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最大限度的淡化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Shuttleworth&Cowie，2004：43-44）韦努蒂把归化看作是英美的主导翻译传统。韦努蒂认为归化是一种对原文文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删减以符合欧美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所以极力反对归化策略。（Venuti 1995:20）奈达可以说是归化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最贴近的自然的对等”理论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他认为译文读者从译文中获得的感受应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从原文中获得的感受。因此，译者有责任帮译文读者将一些有可能难与理解的信息“改头换面”，从而使译文的阅读与理解轻松自如（Nida，1993:121）。

另一方面，韦努蒂极力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毫无疑问，文化派眼中的异化决不是简单的直译。因为异化的概念以远远超出了语言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诗学、以及政治的层次。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根据韦努蒂的理论，《翻译学词典》把异化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Shuttleworth&Cowie 2004:59）。韦努蒂认为采用异化策略将呈现“在当今的世界事物格局中的一种战略性的文化互相认可”。因为异化翻译将挑战欧美主流文化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倾向与排挤翻译文本中的“他者”。把异化翻译看作是一种使目标语种族多样性的手段，韦努蒂认为它具有“保留原语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送到国外”的作用。这种策略涉及的不仅是摆脱了对目标语语言和文本限制的绝对遵从，而且可以选择不流畅的、不透明的风格，以目标语的古文来再现原文的真实。这些方法的使用将会给目标语读者一种“异域的阅读体验”（Venuti，1995:20）。

可以看出无论归化还是异化，以韦努蒂为代表的文化派已经将翻译中不同的文化差异处理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把对文化差异的削弱或保留看成是文化侵略或对文化侵略的抵制。尽管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的讨论是针对弱势文化向欧美强势文化翻译过程。但这种基于文化因素的划分和界定无疑会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负载着向不同文化传播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采用不同的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也将深深影响这种文化交际的最终结果。

四、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艺术魅力绝非仅仅限于语言本身。其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社会学内涵更是弥足珍贵的。另外现代西方译论尤其是近年来的功能目的论、交际功能论、文化学派给我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鉴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特殊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充分考虑：（1）翻译的目的；（2）译文的目标读者群：是普通的国外读者还是西方的精英读者；（3）交际功能。运用异化策略翻译无疑会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要考虑到此种策略可能给普通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但保留文化的特性应是此类翻译的主要目的，因此异化的使用应多于归化。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程永生.汉译英理论与实践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篇12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