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当前，国际市场中, 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已经大幅度超越了实体商品交易额，人们拥有的财富中也有大量的虚拟经济比重。这说明，目前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体以虚拟资产交易为主要内容。虚拟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抑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深入、系统的去协调这两者关系的是至关重要的。

二、虚拟金融和实体经济界定

1、虚拟金融

虚拟经济是指依靠金融运作来虚拟资本从而达到以钱生钱的目的。简单的说就是先把钱换成股票、债券，然后再在合适的时候换回钱，直接实现以钱生钱。虚拟经济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货币资本化的的必然产物，包含了各种所有有价资产以及所有权归属的不确定性。

2、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指的是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活动，具体体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是的货币、商品、生产资本等等。与虚拟经济相对应，实体经济即围绕价值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三、虚拟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仅以我国债券市场为例，从表3-1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人们对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认识的不断深入，虚拟资本的规模迅速扩张，其成分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其对我国实体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影响是双面的，是一把双刃剑。

3-1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指标(2001一2007)

1、正面影响

虚拟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张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资源配置更优化。信贷、证券、股票等能使社会资金自动流向发展更好的企业，动员全社会管理和监督企业，防止企业内部；（2）循环流通便捷化；（3）高科技企业创新化；（4）实体经济信息透明化；（5）股权私有化。股权激制度能够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管理者、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贡献。

2、负面影响

但同时，虚拟金融也有着一下几个方面的弊端：（1）生产缺失。当社会的大部分资金投资于股票、证券、银行等虚拟经济时，其高风险有时会导致血本无归；（2）投机活动频发。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在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另也加大了投机因素，一些国际金融炒家不断携带巨资袭击金融市场，采取声东击西、谣言惑众等手法牟取暴利。（3）心理因素作祟；（4）政府职能失效。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已经凌驾于各国政府调控范围之上，在各国货币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的时代，货币比价剧烈波动、变幻莫测。普通公民即使不直接参与商品、货币的经营，但无形中也会在汇率的变化中收益或损失，者极大地影响了公民的心理，造成物价不稳。

四、提高虚拟金融和实体经济协调度的措施

1、推动虚拟金融的适度发展

建立有效的虚拟经济规模扩张程度衡量和监管体系，对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进行实时的动态监管，在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基础上，建立虚拟资本的“适度”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各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维护国际经济安全。最大程度上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落实监管机构责任机制，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丰富融资手段，提升金融发展的抗风险能力。

2、加强金融市场监管

对于金融市场监管，可以提高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监管力度，强化资本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体制，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维护投资者权力，使投资者预期平稳，加速上市公司治理，改革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与控制权结构落实信息披露责任机制，使信息最大化的透明；随着金融市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对金融衍生工具如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等进行切实的有效监管。

五、总结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虚拟经济取决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又有反作用。经济政策的实施不能局限于调节实体经济, 必须把虚拟经济纳入经济政策目标和调整领域。正确协调虚拟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才能两者兼顾，达到双赢局面。

篇2

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持续高强度开发建设后，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传统产业和房地产相对饱和，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

但实事求是来看，相当多的供给满足的是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这同过去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出口的需求结构有关。随着进入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新消费时代，以往那种模仿型排浪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逐步退场，消费结构加快扩充升级，出口需求相对下降，既有的供给结构越来越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新趋势。

从更深层看，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加速扩大，对消费不断提出新要求。然而，供给体系未能及时调整跟进，结果一方面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供销不对路；另一方面消费者对质量高、有信誉保障的消费品需求快速增长，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境外物热度不减、“需求外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给的质量。这就要求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供给能够体现高质量高水平，必然会大大提高国内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和消费规模。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形成游资寻求一夜暴富。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实体经济严重缺血，导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一些企业难以维持，甚至选择歇业和退出。

另一种是不把结构性供需矛盾看作是总需求不足，而是要看到真正需求的存在，关键是充分认识到有效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供给。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中小微企业抱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险”，这既有中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也存在金融企业“嫌贫爱富”的问题。破解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就是要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业实现了约20年的“黄金增长”，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衍生出的问题是，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本来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带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诱使资金脱实向虚，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依赖“房地产繁荣”，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坚持分类因城因地施策调控，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篇3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状态贯穿于整个发展的始终。金融体系在以交易需求为基础和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但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初期，作为中介地位的金融体系，加强了知识实体经济之间的密切交流，使其它们之间进行支付与汇兑工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实体经济的间接的发展起来。但是，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并不断的融合在一起，金融体系日益发展成遵守信用、讲求诚信的中介力量，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积累的原始资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同时利用最佳的手段和方式使实体经济原始积累的资本得到了最优的配置，从而直接加速了实体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开来。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制和股份制在实体经济中的运用而日益密切，使两者完成了从间接关系向直接联系的转化，也为金融市场向前健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展示舞台。但是，现今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发展成相互控制与制约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断出现了距离上的隔阂，究其原因是，在管理模式、科学技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基础上实体经济发生了不断的变化，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得到了转变与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日益分离的关系其速度飞速发展，致使，随着边际出现的递减导致实体经济日益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而金融体系也需要把诚信、信用作为自身发展的支柱。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先是相互分离的关系，再是逐渐的融合的关系，最后又呈现出相互分离的关系。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发挥的作用

金融体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并依靠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是实体经济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上的基础和稳定的收益，否则金融体系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如，金融资本的泛滥，进而流入市场，导致资源的配置得不到优化的配置，还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影响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使金融体系不能很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仅为实体经济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和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支付中介服务，并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如，稳步发展和降低风险等。现在的信息披露、信用体制建设、兼并收购、财务管理等新现象出现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立积极性作用，而且使实体经济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制定有效措施协调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

调动实体经济的积极因素，推动金融体系向前发展。要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分离问题，就要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的基础上，把交易的需求看做是发展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实体经济的积极主动精神。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出现了众多现象，具体表现如下，金融服务和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市场化发展及对金融的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向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随着实体经济增长而增长，进而进入金融体系，从而不断扩大了金融体系发展的规模等等，这些现象都影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进程。因此，要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相互融合，就需要对实体经济进行内部改革，充分发挥其积极因素，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促进金融体系改革的自由化。实现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满足资金供求的基础上达到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的高效，并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更多储蓄在直接融资完善与发展条件下直接转化为投资；二是政府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三是促使储蓄的规模得到扩大，利率的提升。四是避免金融市场出现结构的失衡，使金融市场实现差异化和多层次。五是提升实体经济的服务，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积极革新资本市场。要密切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资本市场的革新在两者之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金融体系有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部分组成，金融中介作为间接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债权债务两方面的关系，资本市场指的是直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及速度起着重要的影响。如，对实体经济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进行及时的公布，对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有缺陷的

篇4

为何会有新常态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拉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那么这三驾马车在前几年甚至三十年前是怎样的情况呢？

先说投资。很多人认为，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周期特别是前几年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投资刺激计划是前期投资增速高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个原因非常重要。但是，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前几年以及再前些年投资增速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需要且能够吸纳高速增长投资的阶段，这是内因，而应对经济下行周期的经济刺激是外因。或者说，前些年投资的高速增长是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周期或者人为刺激的问题。

在分析投资方面时，有一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房地产。我国从90年代末各地陆续取消福利分房制度，房地产市场全面进入市场化，带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建筑材料、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一整个产业链条巨大的投资额。但这是一个不可持续或者说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过程。大家的居住条件总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房地产市场也会逐渐趋向平衡。不能指望后几年的投资仍然可以在房地产投资的拉动下继续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除房地产之外，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这几个投资大户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超越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超越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果要么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要么是基础设施的闲置。

再看消费。从消费的特点看，受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的影响要小于投资。从根本上说，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一方面是数量因素，另一方面则是消费水平因素。从数量因素看，我国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一个增长较为缓慢的阶段。但消费水平在一般意义上存在一个所谓的“棘轮效应”，即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尤其是短期内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难于向下调整。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因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因此，从数据上也能看出来，在宏观经济增速放慢的同时，消费增速始终比较稳定。加之我国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在经济活跃度高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热点地区，消费潜力巨大。可以初步判断，即使剔除遏制奢侈消费及非正常消费的冲击因素，今后几年，我国的消费仍将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第三是进出口方面。从当前的外贸数据看，进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单纯从数据角度分析，这里有去年同期套利贸易导致基数虚高的因素。但若是从一个全球贸易发展的视角去分析，可以看到全球产业转移与产业替代效应在逐步发挥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不断提高，土地、厂房以及资金等其他要素成本也在不同程度地升高，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逐渐减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明显增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引发的制造业回流也将不断蚕食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因此，如果不能培育出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优势，就不能寄希望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会像前些年那样巨大。

现在，“三驾马车”中的两驾不能和前些年同日而语，一驾保持基本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自然而然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运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下来，这就是新常态。

市场推动金融和经济共生共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和经济共生共荣，不存在弱实体经济下的强金融。如果短期内二者共存了，那就是泡沫出现了。媒体上“影子银行”“货币超发”“资金空转”“信用膨胀”“脱实向虚”等热点词汇都是对这一问题的警示。

实实在在的财富需要实体经济源源不断创造出来。金融的作用是将货币资金配置到更有效率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中去。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平衡。如果大家发现从事“配置”的工作比从事“创造”的工作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源就会向“配置”流动，愿意从事“创造”工作的人将越来越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最有效的指挥棒。参与市场的各个主体都以当下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的导向。但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许多采取激进、非长远、非理性利益最大化行为的个体恰恰成为了整体利益的掘墓人。所以，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很有必要，但另一方面，事实也会告诉政府，无论多么理性、周全的顶层设计，要想影响最基本的个体单位的行为都不容易。只有以“利益”作为导向和驱动的顶层设计才能真正有效和快速地推进实行。

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实现好的增长

对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悲观。这是因为：

篇5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以下简称EMEs）来说，全球因素对国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金融市场渠道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复杂，而且更加广阔。伴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系统的结构和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有所改变。防止新兴市场的系统风险，防止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还要做很多的努力，因此必须提高金融市场渠道、金融和实体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金融失衡这些变化的透明度。

金融全球化的基本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近年来势头迅猛，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增加紧密联系。然而，金融全球化包括的内容很多，其性质和结构上的变化意义更大。全球金融传导渠道的变化及金融体系的结构由基本趋势驱动。

储蓄的制度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大型跨国机构投资者流入的快速增长，投资收益研究，甚至分散风险的方式迫使投资组合经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工作，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与其相关性较低的周边市场。除了银行，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全球化的决定性驱动力。他们不仅集中利用金融市场，还进行新的更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些机构投资者创造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百分比已经上升。更好地了解这些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策略，能够提供对市场动态和蔓延及溢出的深入了解，提供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变化的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和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很关键，可以为监测全球金融稳定性以减少透明度差距创造重要基础。简单地说，如果无法理解全球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那也不可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进程，或者在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为了研究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而是为了研究主要投资者群体和评估市场动态，以达到更好、更及时的监控。

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创新与上述趋势密切相关。贷款和储蓄活动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的使用而进行。这个过程由于借贷关系的证券化和风险再分配的需要进一步加剧。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特征

（一）全球资本流动形势迅猛

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工业国家金融和房地产的财富增长是GDP的许多倍，并且金融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境机构投资者手中，因此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比以前更大。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资本流入EMEs显著增加，而且资本流动的结构有显著变化。这些发展尤其体现在2007年资金大量流向EMEs。特别是2005-2007年，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量已经急剧上升，流入美国的资金有1921亿美元，大约是2005年的2.5倍。

这一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这体现在证券投资有显著上升，在报告期内增长约120%。EMEs成为国际化运作的机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对投资收益及多元化投资的追求，使资金更多地投资到相对的市场，这些市场与主要工业国家资本市场的价格及收益率走势相关性不大。国际化运作的投资者在扩大和深化EMEs的金融市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过来，他们也使EMEs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和预期突然变化的影响。

（二）一国金融市场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一国金融市场发展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EMEs影响的程度是出乎意料的。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全球性因素对国家金融市场指标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结束，反而增加了。EMEs仍然容易受到突然变化的全球金融状况，尤其是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但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面改善对减少收益差异作出了贡献。

与以前相比，市场结构、投资组合战略的改变，较高的市场流动性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较少地取决于国内的实体或基础因素。相反，它们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组合再调整的驱动，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基本面，全球金融因素越来越多地取代特定国家的实体因素。这可能是宏观经济条件稳定的国家也卷入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EMEs中外国银行的活动日益活跃

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提高了信贷和资本的国际分配，也提高了银行监管和承诺的国际标准。然而，这种发展掩盖了对EMEs风险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外资银行贷款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显著。在新兴东南欧，70%的银行资产被11家外国银行集团持有。融资区域的集中增加了风险传染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大银行，依靠其国外子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来缓和国内的流动性冲击，这对于流动性和资本金危机尤其如此，国际经营的银行被迫限制或收回贷款。国际杠杆化过程连同资产价格的急剧崩溃已经把这些EMEs放置在信贷紧缩的风险上。

国际化运作的银行敞口可能是金融市场危机传导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一些EMEs中母银行是“共同贷款人”。 在一些EMEs活动的国际银行构成国内银行活动的很大比例。外资银行巨大的敞口帮助传导工业化国家的紧张情绪。

（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更紧密

金融全球化的中心含义是提高美元利率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此至少有四种解释：合同多以美元计价的，甚至非美元交易的双方也以美元计价；许多国家的货币钉住美元；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外国投资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利率作为投资者预期的决定因素已经发挥更大的作用。

息差水平的变化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不断发展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正变得越来越有益。例如，利差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领先指标，这反映了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化。

随着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和房地产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效应对EMEs的总需求也日益重要。从1990年1月到2008年2月来自14个EMEs的数据显示，EMEs的财富效应大幅上升。房价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5%到0.49%；股票价格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9 %到0.39%；金融财富增加10%，消费上升0.41%到0.50%（T.A.Peltonen et al.，2009）。另外，企业被重要的国际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显著引导，尤其是美国股市，形成自己的商业预期。这些商业预期对机械和设备投资有直接影响，许多国家对此的反应非常快速和强烈，因此使经济实际推动力长期靠边站，虽然在一些国家有很强的投资活动。

对EMEs不限制的杠杆化过程和动态的贷款过程，不仅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

所有上述方面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强度。

（五）强劲的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预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信贷增长已经很迅猛，达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增长率。经验表明，强劲的信贷扩张经常为随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多数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都有过度借贷的现象。在一些EMEs，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借款的国家，细致地分析这些关系是很重要的。

EMEs贷款导致实体经济相对高度的波动。信贷繁荣的风险在实行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EMEs尤其高，其繁荣之前已经有大量资本流入。EMEs经历的超过50%的信贷繁荣之前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它们和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风险齐头并进。他们还经常伴随着货币危机（68%）、银行危机（55%）和“经济突然停止”（32%）（E.G.Mendoza，M.E，2008）。

金融市场渠道的重要性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快的速度在不同国家和市场传导。目前的证据反映这是通过金融市场渠道运作的结果。一个很新的因素是一些新兴市场银行对外国大规模资金的依赖有显著上升，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迅速扩大其美元计价的负债，它们通过在美元区的分支机构进行再融资。当这些市场的流动性干涸，来自这些市场的紧张局势非常迅速通过全球金融网络转移到其他金融市场。

许多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为境外资金提供信贷扩张。本地及外资银行用短期美元或欧元投资本地货币资产。当全球银行同业拆息市场美元借贷的成本增长时，由于受到严重的压力，导致严重的贷款延期。

世界银行的数据说明更密切的跨境关系正影响EMEs，EMEs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紧张情绪严重影响贷款行为。因此，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息差10个基点的提高导致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下降3%，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10个百分点的提高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增长约1%。

因此，要加强对跨境贷款区域内特别活跃的银行集团整体行为的分析。然后，当一国家出现危机的苗头，才能对外资银行将从稳定的EMEs收回贷款的程度做出更可靠的估计。

未来的挑战

跨境联系和溢出效应是否已经增加已不再是关键问题。这些仅仅是迅速推进更广泛的有益的金融全球化所伴随的状况，即为了使EMEs和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广泛的长期资本，从而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即使现在成本大于利益，这个过程应该不会也不能逆转。相反，找到以下两个挑战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金融体系如何才能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冲击，工业化国家、EMEs和发展中国家独立的系统如何能更有弹性？二是这个过程将对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一国如何应付日益提高的灵活性调整的需求，这源于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渠道，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渠道。

因此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能力以便更迅速地返回到平衡。这不仅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也需增强责任规则等激励结构，这些规则也适用于实体经济部门。另外，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框架。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可以伴随着当地监管能力的改善，但全球银行业规模和复杂性的显著增加给地方当局提出很大的挑战。东道国监管者必须仔细评估自己的责任，不能仅仅依靠外资银行所保证的风险被适当的管理这样的说法，需要对外资银行及其附属公司有更强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这意味着东道国监管具有更多的责任。

全球动态变化传导渠道的监测是将来重要的挑战。应该提高此传导渠道变化的灵敏度。在此背景下，对国际化经营的机构投资者和全球活跃银行的战略行为的监管很重要。

因此，金融领域越来越重要，全球金融因素正越来越多地影响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境金融关系变得更紧密、更复杂，通过金融市场渠道，全球金融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最近几年，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效应和全球信贷活动的增加，已经很少是基于各自国家基本的发展，但对国家有持续的影响，其作用日益重要。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更多的国家受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如果金融稳健指标的早期预警在危机中不能证明其可靠性，不能预先精确地显示金融扭曲的情况，那么，这表明多大程度上包括太少或不相关的金融市场指标呢？因此，在现有的程序中，应该考虑跨境金融联系及其影响的程度问题。

参考文献：

篇6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Goldsmith (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 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其次是Robert C·Merton 和 Zvi Bodie(2005)提出的功能和结构金融学理论(function and structure finance),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内生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是把交易摩擦和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并完成每个经济体都需要的普通的融资功能。模型定制度环境的现实因素,是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信息效率进行正确评估,对行为因素和交易成本所导致的资本资产定价上的明显偏离做出合理解释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和本土化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这是因为各国在历史、文化、政策和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系统差异;特别对于正在重塑金融体系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历史包袱的环境中应用最新的金融技术,从而跳跃式地超越现有的最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国内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的资源禀赋结构论和殷剑锋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林毅夫(2006)认为处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应当是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金融体系中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迁,该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内生地相应变化。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提高。

    殷剑锋(2006)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在增长绩效上的此消彼长是历次技术革命中伴随创造性毁灭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基础技术存在着一个从介绍、扩散到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在不同阶段,金融结构将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由不为人知到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结构在新技术的推广和成熟技术的投资上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导向结构则在技术的传播和改进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从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他认为最适合的金融系统应该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应该具备齐全的金融功能,具体包括为新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为成熟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依相伴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银行;其次应该富于弹性,即能够根据技术的演进和不同技术对金融功能的需要,来适时安排恰当的融资方式。富于弹性的系统应该能够在保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防止单个金融机构的竞争失败演变为大范围危机。

    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中小金融机构,采用林毅夫(2001)和史晋川(2003)的界定。指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而资金供求双方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我国的要素禀赋特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格局,他们不能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容易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金融中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定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更有优势,Banerjee(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长期互动” 假说(long term interaction hypothesis)和 “共同监督” 假说( peer monitoring hypothesis)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李志赟(2002)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小企业的非匀质性(heterogeneity),贷款抵押和交易成本是影响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三个主要因素;缓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贷款抵押、降低交易成本,都将增加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在将中小金融机构引入模型后,发现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并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民间金融包括那些分散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参与主体主要有家庭、风险资本投资者、私人钱庄和其他民间自助机构等。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非正规直接融资是指最终供求者之间直接发生资金融通活动,在国外,其代表形式主要是天使融资;而非正规间接融资是指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中介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较为对称的信息,无需耗费高昂的信息生产成本,同时其交易合同必须能够自我实施,无需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这些约束条件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局限在具有人缘、地缘关系以及相同价值观的乡土社会的信任系统内部,并存在较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制裁机制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因此民间金融能够满足小企业、村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等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的金融需求。

    可见在寻求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前一部分最优金融结构原则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从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金融制度、功能与结构的适应性等角度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长期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

    寻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

    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活动可能成为引起金融秩序紊乱的潜在因素,它必然随着金融发展而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从2005年开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正在试图为民间金融的演进探寻路径。这一部分针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在金融实践中应该着力进行探索的方向、基于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创新。如建立社区银行,利用社区贴近企业和居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其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能更有效地获取信息;从政策上鼓励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的特色,在一段时期内限制地方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行;政府为主导来推动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从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立多层次、出资者主体多样化的信用担保体系,减少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中面临的信用风险。金融中介通过具体的业务创新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如小额信贷(micro-finance, micro-credit)、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基于产业集群生物链条的贷款或购买应收帐款等。其中整贷零还、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渐进式贷款(progressive lending)和采取灵活的抵押方式等逐渐广为人知并被复制。从中小金融机构面向小企业的市场定位进行相应的经营战略和内部组织制度设计。中小金融机构在避免与大银行进行同质化竞争中应该定位于服务小企业、小客户,相应地应该采取有效率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架构,如面向市场的客户经理制度;在贷款审批上进行前后台分离,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并对支行进行相应的授权,将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在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以客户经理组为主体的核算机制,对办理小企业贷款的客户经理组进行单独的核算。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快速变革,金融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步调渐趋一致,中小金融机构从数量、分布和资产规模而言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增长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才能满足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造成的信贷配给现象的解决,尚需要在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不断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适金融结构初探.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6.06

篇7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其次是RobertC·Merton和ZviBodie（2005）提出的功能和结构金融学理论（functionandstructurefinance），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内生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是把交易摩擦和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并完成每个经济体都需要的普通的融资功能。模型定制度环境的现实因素，是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信息效率进行正确评估，对行为因素和交易成本所导致的资本资产定价上的明显偏离做出合理解释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和本土化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这是因为各国在历史、文化、政策和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系统差异；特别对于正在重塑金融体系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历史包袱的环境中应用最新的金融技术，从而跳跃式地超越现有的最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国内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的资源禀赋结构论和殷剑锋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林毅夫（2006）认为处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应当是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金融体系中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迁，该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内生地相应变化。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提高。

殷剑锋（2006）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在增长绩效上的此消彼长是历次技术革命中伴随创造性毁灭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基础技术存在着一个从介绍、扩散到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在不同阶段，金融结构将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由不为人知到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结构在新技术的推广和成熟技术的投资上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导向结构则在技术的传播和改进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从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他认为最适合的金融系统应该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应该具备齐全的金融功能，具体包括为新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为成熟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依相伴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银行；其次应该富于弹性，即能够根据技术的演进和不同技术对金融功能的需要，来适时安排恰当的融资方式。富于弹性的系统应该能够在保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防止单个金融机构的竞争失败演变为大范围危机。

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中小金融机构，采用林毅夫（2001）和史晋川（2003）的界定。指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而资金供求双方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我国的要素禀赋特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格局，他们不能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容易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金融中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定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更有优势，Banerjee（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长期互动”假说（longterminteractionhypothesis）和“共同监督”假说（peermonitoringhypothesis）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李志赟（2002）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小企业的非匀质性（heterogeneity），贷款抵押和交易成本是影响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三个主要因素；缓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贷款抵押、降低交易成本，都将增加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在将中小金融机构引入模型后，发现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并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民间金融包括那些分散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参与主体主要有家庭、风险资本投资者、私人钱庄和其他民间自助机构等。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非正规直接融资是指最终供求者之间直接发生资金融通活动，在国外，其代表形式主要是天使融资；而非正规间接融资是指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中介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较为对称的信息，无需耗费高昂的信息生产成本，同时其交易合同必须能够自我实施，无需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这些约束条件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局限在具有人缘、地缘关系以及相同价值观的乡土社会的信任系统内部，并存在较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制裁机制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因此民间金融能够满足小企业、村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等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的金融需求。

可见在寻求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前一部分最优金融结构原则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从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金融制度、功能与结构的适应性等角度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长期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

篇8

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上缴的税费相对较多，除了正常税收外，还有很多服务性费用的支出，这为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带来的一定阻碍，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税费进行改革，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为其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实体经济

想要了解实体经济，首先要对虚拟经济的内容有一个明确的掌握，虚拟经济是经济虚拟化后的产物，其除了融入资本化定价体系外，还加入了一些心理因素和技术要求，从而使价格呈现不同的波动，进而实现盈利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就是金融。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对的，不过在目前并未对其有一个明确的概述，主要是指除金融产业外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组织或者个体经济活动的总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减税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中的作用

篇9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金融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并有助于促进农业增收和弄明增收,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会为农村金融提供更好的发展基础和合作平台。

一、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内容

1.农村金融的适应性

农村金融的适应性是指,农村金融的供给与农村金融的需求相互适应。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量上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相互适应;二是结构上的是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的结构和农村金融需求的结构相互适应。

2.农村金融的有效性

农村金融的有效性是指,农村金融以提高自身的金融有效性为目的,通过金融机构向需求主体提供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同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供给产品的有效性,只有有效才能保证农村金融的运行得以继续和深化。二是指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给需求主体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后,需求主体得以有效的发展经济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获得了预期的效益,农村金融的价值实现方具有了有效性。反之,如果金融需求主体虽然使用了金融产品和服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经营失效,甚至有了亏损,这样农村金融就多了一份不良资产,金融的有效性就大大降低了。而一旦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出现逃废债务的现象,则农村金融机构就是血本无归。

3.有效性和适应性的关系

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与适应性的关系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农村金融的适应性是农村金融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反映了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及其适应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适应性的提高。同时,农村金融的供给与金融的需求相互适应,能够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农村金融的适应性是农村金融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二、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现状

目前,农村金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低效性。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适合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需求,而且不少农村需求主体对信贷资金的使用不能实现良好效益,存在严重的还本付息问题,农村经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巨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比较低,又缺乏创新能力,导致经营机构死板。同时,农村经济相较于城市经济比较落后,存在较高的风险,农村收入比较低,农村的经济实体规模化经营水平很低,加之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等原因都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低效性。农村金融的低效性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有着严重的制约,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金融的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需求结构也在日益变化,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新需求情况。仅就农村需求总量举一例,据有关数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的资金需求总量约达到15万亿元,而这些资金大部分都要由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农户的资金需求规模将大急剧扩大,农村金融需求结构也将进一步复杂化。这就要求农村金融要实现多元化和层次性的金融供给与之相适应,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三、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

要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就要努力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农村金融结构能够透视出农村金融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有助于人们对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同时,农村金融总量也受制于农村金融结构,如果金融结构不合理,必然导致因金融总量的单一扩张而出现金融适应性降低、有效性弱化的问题。因此,不但要重视农村信贷总量的扩大,而且要推进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最终实现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

目前,农村金融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潜在的金融需求也被激活,而单一的金融供给与日趋丰富的金融产品需求严重不相适应。农村金融的行业主要是银行业,非银行的金融业比较缺乏,这就导致农村金融中存放类资产占比过高,而贷款类资产尤其是长期贷款类资产比例很低的问题,尤其是证券和保险类资产几乎没有。因此,要完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不但在资产抵押贷款和关系融资方面不断创新产品,而且要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和农业保险方面推出多类型的金融产品。同时,要努力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资产结构,逐步改善农村融资结构,并优化农村金融行业结构,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所有制结构,形成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格局。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构建农村金融结构,要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借助市场的内生力量,同时因为农村的经济金融比较落后,市场力量也比较弱小,如果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优化农村的金融结构,是很难实现的,而是要善于借助政府的力量,政策推出既遵循农村自身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规律,又强调政府的强制和推动作用,让二者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农村金融结构的构建。

此外,优化农村金融结构,一定要明确目标,即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保障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相互促进并持续发展。同时,要始终坚持农村金融适应性这一基本原则,将适应农村不断发展的金融需求状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改善原有的金融结构,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l]何德旭:中国金融服务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篇10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篇11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各金融领域的业务交叉和相互渗透已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流动性的总体过剩以及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导致各类资金在金融行业内的跨界循环也越来越常态化。

这种交叉渗透和跨界循环是造成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泡沫偏多杠杆偏高的原因之一，也容易造成不同金融行业的风险交叉感染甚至产生互激效应，从而加剧风险的聚集和扩散，比如去年股市的大起大落就与各路资金的大量涌入和去杠杆过程中的大批撤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分业监管的格局不仅不利于防范和应对传统金融领域内的风险，更不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迅疾发展的非传统金融领域的问题，要么因监管死角的存在和互相推诿造成监管不足不利于稳定，要么因阶段性联合执法造成监管过度不利于创新。

全生态监管有利于调动协调相关各部门的监管资源，能够更有效防范风险跨界“传染”和监管套利。与此同时，全生态监管作为一种系统管理，能够更好地以系统弹性来应对单个行业金融风险累积所带来的冲击，也因此能更好地纾解和分流具体行业的监管压力。

因为重在保障整体生态的稳定，全生态监管可以从全局出发来度量风险，而不必过分纠结和执迷于具体领域和行业在具体时点上的风险，因而也更有利为创新预留充分的空间。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从来不会存在于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而是一个鲜花和毒草并存的世界，唯有如此，生态平衡才得以维系。同样，像“毒草”一样存在的金融风险的苗头，有利于人们保持警惕之心，并提醒人们如何“道法自然”，以更符合金融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进行监管。

全生态监管也更有利于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衔接和协调，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资本反哺金融行业。资本永不眠，在产业和金融周期的影响下，不是金融资本搅动产业格局的重组，便是产业资本分食金融蛋糕，以求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此过程中市场的波动无可避免，监管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将波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篇12

首先，过去常规的概念就是金融要么是商业性，要么是公益性，采用类似二进制的提法，非零即一。但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商业性机构都经历了自身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过程，所以充分发挥作用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如果说公益性融资一般过去都是应该财政花钱，但各国财政情况也不一样，有的财政空间也不大，所以国际上就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再次关注。中国正好有三家这样的机构，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一个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在一起大概是15万亿人民币左右，其中绝大多数资产是商业可持续性的资产，所以在“零”和“一”之间有一些业务，这些业务过去大家不太在意，但是在危机期间大家觉得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也就是说，低于商业性回报，但又不完全是公益性，这部分业务的发展可以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同时又能弥补一些在“零”和“一”之间的融资空间。

对于中国来讲，也有一些特殊含义，就是中国经济从过去集中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转轨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价格体制等）造成一部分业务的商业性融资做不了，政府融资力量也不够。因此，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仍旧把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描述。

另外，在这一节里还提到了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做好这些事也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讨论来逐渐达成共识。

第一，在中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现象还比较多，和国际相比可能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质疑，就是说如果扩大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进一步放宽准入，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混乱？

第二，中国金融服务的总水平如何？是供给十分充足不需要再设立更多的机构？还是金融服务总体不足，导致一些非法、钻空子性质的欺诈金融活动反而有很多的市场和机会。所以这个问题也需要通过讨论来明确。从“十三五规划”看，我觉得中国作为这么大的经济体，虽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数量不少，但因为国家很大，基层金融服务总量上来讲还是不足。

第三，中国政府历来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观点也有不同，有人认为金融发展了，就会把资源占走，反而忽略了实体经济。有人认为，金融界创造的市场和一些产品自己炒来炒去，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所以对发展金融服务业持有比较负面的看法。我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三类：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可以是双赢局面，也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双输局面。对于中国来讲应该做到什么样，至少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如果金融业不能够更好地发展，提高更普遍的金融服务，同时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么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强调地比较多，说法也多种多样，要把“十三五规划”中有关金融改革的内容落实好，就需要进一步理清这方面的认识。

“十三五规划”第十六章第二节内容是“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其中最突出和最开始提到的都是如何健康发展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有很多资本市场服务的市场需求、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以外，在中国也有一个稍微特殊的考虑，就是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偏高，也就是大家常讨论的总的借贷等债务和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十三五规划”也希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使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企业部门或者公司部门的高杠杆率？我想说三点：

第一，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一般国家在GDP的20%―30%左右，中国去年的总储蓄率还是46%点多，其中居民部门在35%以上。储蓄率高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储蓄的钱多，通过银行和买债券渠道的债务融资就会高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也不奇怪。当然也不能高的太多，否则也是有问题的。

第二，中国的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股票市场在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市场发展的时间还短，所以资本市场总融资比例比较低，民间的股本融资也相对薄弱。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比较快，但总的民间积累、民间财富还比较少，所以民间财富变为股本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借贷比例比较高，就容易产生一些宏观上的风险，这方面我们也是和国际上很多朋友们一样给予高度重视。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股本融资能够使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资金进行股本融资，也就降低了债务占GDP的比重，也降低了债务股本的比例。

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这一节中还谈到了很多其他内容，包括债券市场的发展、健全利率、汇率的市场决定机制。大家都比较关心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我们前一段时间在G20的场合下也讨论了汇率机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去年年底之前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利率管制，不管是贷款还是存款都已经取消，金融机构都有了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当然，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比如说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指导还有一个健全传导机制的问题。再比如说，利率形成机制也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不断磨合、逐渐完善的过程。因此，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但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了决定性的进展。

“十三五规划”第十六章第三节内容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这方面，首先，规划中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还是很重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中央银行过去比较强调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很多央行还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仅做到这点还不够。即便有些情况下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经济体系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首先强调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另外，“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这方面，要认真研究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包括在去年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包括有一些观点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还不是很理想，因此我们要从吸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