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统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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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设计;传统文化

有人说文化与设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我觉得两者是不可分开的,人类已经有300万年的历史了,那么完全可以是设计的有300万年的历史。设计可以说是一门最老的学科,但同时可以说他是最新的容貌。我们说设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范指一切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创造性活动。设计的狭义是专指艺术设计与人有关的各种造型领域。包括建筑.日用品.装潢等。设计是应用绘画来欣赏,来审美,设计是以艺术和技术,并以应用使二者结合的事业。

设计是制造工具.设计是一门实用艺术,必须有目的的。设计的对象是产品,设计的本质目的是人。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艺术与科技,又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有不可逆的传承性。虽然有些艺术家总想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的里程碑,但传统文化还是到处可见。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传统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技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都对现代设计产生巨大的影响。[1]

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直到今天,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联想到落后。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早已经把那些落后的淘汰掉了,保留下来的,对今天和明天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人类从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设计,如果说设计是一个有广阔的发展的事业,那么他就最前卫的。中国的文化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其青铜的礼器和鼎,彩陶图案丰富多彩,有鱼纹、鸟纹和兽面等多种逼真的动物形态。你能说它落后吗?20世纪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但又激动人心的时代,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大量发明出来的新工业产品,包括飞机、汽车、远洋轮船、电灯、电话、电报等等,对于新艺术风格和新设计方法的诞生,都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对于现代艺术与设计的新探索和思想上的解放,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科学技术对艺术与设计的推动力,也是对人类思想的解放。

由于工业革命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技术革命激发起来的新思潮,使投身现代设计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如果我们回眸这场至今未果的现代设计运动,便会发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真正对我们今天的设计文化产生全方位巨大影响的,当属德国的包豪斯。包豪斯对现代设计影响之深远,不仅大大超过了它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披乌斯,而且也远远超出了它的国界———从德国走向欧洲,从欧洲走向世界。以至于在包豪斯的故事发生七十二年后,即1991年,重新向人们讲述包豪斯故事的英国人弗兰克·惠特福德,在他的《BAUHAUS》一书的前言里就写道:“很显然,包豪斯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设计我们生活环境的那些人,还是继续从包豪斯的作品当中汲取着灵感。而在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院校里,包豪斯的艺术教育方法依然普遍地影响着它们现在的教学。[2]

20世纪90年代,简约主义自北欧的瑞典兴起,它凭借简单而实用的形式、天然绿色的材料,成为瑞典先锋设计的主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近乎修道式的清心寡欲、朴素天然的风格,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和规范,不但融入了瑞典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其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深刻的影响了无数设计师、消费者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突出影响,我们不应忽视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启示作用,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没有传统的辉煌和历史的积淀,就没有当今绚丽于全世界的现代设计作品。传统文化之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我们是随时都能够见得到的。欧洲的“海洋文化”论,就一直影响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心态,军事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文化扩张⋯⋯无所不在的扩张。演变到今天,扩张就变成了所谓的“全球化”文本。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西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于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上面的个案分析中,已经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十分深刻,所谓的“前卫”艺术家们,也到传统文化与艺术中寻找创造的灵感,甚至常常直接把前人的艺术成果改头换面成自己的创造。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设计引导人”与“人引导设计”这本身就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就像法国印象派兴起的时候,连街头擦鞋的女子也会谈论莫奈的油画,中日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宋朝宋徽宗崇尚道教,导致了街上卖烧饼的老人也会说道。

这不也说明了我们设计在引导人的时候同时也在引导自己的方向。反过来,人引导设计的时候也引导自己,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影响意识,意识也影响物质。当人们有一定的共同认识即(共通语言)设计与人就走到一起了并带着一定的时代特性往前发展了,这时用什么来做为共同语言呢?无疑最好的还是“传统文化”。毕竟传统文化还是离我们较近的,如我们一些生活习惯,中国用筷子用了这么多年,如果改用叉子,还是有点不习惯的。这是人的一种意识一种情怀。设计师如果把握住这个情怀,一切问题也就好办了。

当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设计师的个人问题而是设计师与大众的配合的问题,寻找相同的切入点,即传统文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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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竹艺区一个报价1600元的八角篮，明明也是可看可用可亲近，却被评价为“这么贵？市场里花几十块就能买到”。尽管做这个篮子要劈许许多多条超薄的竹皮竹签，要细细编上七八天，却仍然受到了冷遇。对比之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青神竹编“牵手”世界顶级品牌“爱马仕”共同打造的竹编定制品，却能卖到上万元。

青神竹编大师张德明于2008年开始和爱马仕（中国）合作，为瓷胎穿“竹衣”。合作的第一年，没能做出让爱马仕满意的作品。张德明采用两根丝交叉起来编，才让爱马仕一方觉得有点感觉。第二年，张德明将编织的经线变细，“线条开始流动起来，变得生动”。最终受到认可的作品出来时，距离最初提出合作，已整整过了三年。

张德明说：“能与这样的大品牌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我想让中国竹编艺术真正登上大雅之堂，把竹编艺术推向一个高度。”

让传统工艺成为时尚的缔造者，青神竹编谋划来一场“越传统、越时尚”的转型：一是高端品牌嫁接，比如与爱马仕的合作、为宜家生产灯具；二是瞄准国际市场，比如专门针对国际市场推出竹编女包，售价不菲；三是构建电子商务渠道，在淘宝开设青神竹编店，集中所有竹编企业；四是培育新产业，从单一竹编产品拓展到竹家具、竹建筑、竹纸巾。

相关主题：合作/品牌/影响力/优势互补

文化合作享共赢

如平价女装H&M和大牌范思哲合作、优衣库和爱马仕联手，大牌想要提升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平价品牌想要提升形象，两者的合作，让“阳春白雪”不那么“高冷”，令“下里巴人”也多了一些“气质和颜值”。在这样的优势互补中，权衡和冷静是关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而言，与大牌合作，无疑可以将“中国元素”做出“国际范”来；对爱马仕来说，加入中国传统元素，能使自己的产品更精致、更富特色，这是文化的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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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渗透，而是将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要素较好地融合起来形成新的艺术设计观念。因此，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积极寻找中国传统色彩的内涵，并且将传统色彩灵活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促使现代艺术设计作品充满丰富的传统色彩。虽然艺术设计在色彩应用方面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始终被人们尊崇。很多设计者将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了众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国传统色彩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红，中国人们始终喜欢红色，甚至红色被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红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象征着热情、奔放、团结的民族品格。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广告。其在中国市场的宣传过程中，广告内容就将传统色彩与艺术设计较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这则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整幅画面红色的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穿着红色衣服的福娃和身穿红色衣服的人们，同时手举可口可乐展现出一家人高兴、和谐的画面。

1.2中国传统书法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设计作品的信息，更发挥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这也就对现代艺术设计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这几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便能够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经过电脑合成，这样的字体与书法相比缺乏灵动性，呆板生硬，缺乏内涵。然而，将传统书法较好的融合到现代艺术设计中，能够较好的体现现代艺术作品的风格。不同的书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艺术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其中篆书代表着高雅；隶书代表着古朴的特征；草书代表着活泼和灵动。通过将中国传统书法较好的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有利于将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地体现出来，为艺术作品增添精神内涵，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印”的设计，就是传统书法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设计者通过深入理解中国传统书法的内涵和含义，然后将其灵活的应用到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出非常灵动的标志。这个标志通过自身蕴含的内涵有力的向世界传递了“新北京、新奥运”的全新理念。为了将传统书法灵活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便需要设计者深入理解书法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然后将书法内涵的经典之处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艺术设计作品具有更强的魅力。

1.3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吉祥的图案。这些吉祥图案大多数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包括“福禄双喜”、“龙凤呈祥”、“年年有余”、“如意纹”、“云纹”、“龙纹”等。这些吉祥图案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如中国联通的标志。这个标志在设计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佛教的“盘长”图案，从而让整个标志都充满了东方神韵。同时这个标志环环相连，蕴含着“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公司文化内涵。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华夏银行的玉龙标志、中国移动公司和中国邮政的回纹图像标志。这些现代艺术设计作品都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元素的延生和分解应用，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并且准确形象的将设计者的思想理念体现出来。但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时，不仅要注意对吉祥图案形的把握，还应该注意吉祥图案的“意”。只有深入领会了传统吉祥图案的意蕴，才能够灵活应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有效提高现代艺术设计作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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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及综述

当代农民群体包括留守乡村的务农群体和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外出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农村固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这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农民生活中起到“在场”和“缺场”的种种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农村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时代了，而是成为整个人类行动和跨时代的现实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生存的或即将生存的大脑。因此，研究农村传统文化需要将农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相结合，把农村群体和进城群体进行对比，将传统文化逻辑和现代文化逻辑相比较，以此来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新时代的国民，甚至是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体也无法真正地认识到此种风俗习惯的重要作用，而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现代新生农民群体所轻视和忽略。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对农民群体文化中的固定行为模式进行心理解读，再通过简要分析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固有文化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新的文化逻辑碰撞时产生的行为失范、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后果，笔者将对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真实的心理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始终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密切相联，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的取向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从已有的对农村文化、社会网络、农民群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产的象征，它使得人情的产生和形成，除了表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中，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2]。有的学者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利用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利用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3]。有的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下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区域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历史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生活的民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4]。还有学者在社会转型及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送礼”的心理基础——安全心理及从众心理、面子心理，进行农村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以指导农村社会文化建设[5]。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的文化传统，可从“符号互动论”、跨文化心理学、农民的社会人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社会情境与社会互动、不同群体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但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农民群体自身的现实心理体验和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象征。本文将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并着重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农村传统文化及农民群体的现代性遭遇，对比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农民群体的日常实践得出一些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现代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二 基本概念及理论简介

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讲述：第一、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由有机体的感受性选择决定了他的环境将是什么，在环境中发现的刺激本身释放出一种按照某种方式动作的趋势；第二、意识与有机体相联系的环境的关系：说明意识是取决于环境中某物与某个有机体的联系的一组特征，心灵的东西便于环境对于一个特定有机体所具有的特殊特征相应；第三、“自我”的普遍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区别：“客我”是普遍的，而个人的不同感受使普遍的“客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表现。“理性”出现在有机体（主我）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的有机体的态度（客我），并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与群体的语言、文化等符号相关系，所以理性（心灵）以组织以及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主我”对采取群体的态度时，发生的姿态唤起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姿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最终促使社会的改变。“客我”是指自我的关于他人对自我的形象的心理表象或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它代表自我的被动性、社会性的一面。“符号”就是用于唤起其他人反应态度的一套表意姿态（语言等）[6]。

农村传统文化指的是从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其主要内容包含农民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规范等。信仰体系主要有神、祖先、鬼三类；仪式形态有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的象征（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传统的文化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需要之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对‘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私与公、人与‘超人’、世俗与神界关系的界定，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要内容”[7]。传统文化以惯有的亲属关系生产为中心的象征逻辑，深植于农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之中，例如祖先祭祀、人生礼仪、族谱修复、宗祠重建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表现系统，但当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以物质经济生产为目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渗透时，这些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客我”普遍性模式，是正在消失还是复兴？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的社会网络互助关系将走向何方？流向城市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遭遇被排斥的境遇，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行为？

三 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一）对农村宗教仪式的分析

农村盛行的看风水、占验术等宗教仪式，在科学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下，往往被贴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在当今众多人类学家看来，宗教仪式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科学思维是平行的，并不存在进化高低等级之分。但正因为当今社会是以科学实证的唯物主义观统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模式，而巫术等民间信仰带有的神秘和超验色彩，在科学世界里显得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无法解释的认知模式，对于民众“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实现来说是毫无关涉的，因为民间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自己感知和解释世界的另类逻辑，特别是当农村文化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河床底端，对于表面的河水浪潮冲击要滞后甚至逆流而上，促使民间宗教的不断复兴，这种存在已久的事物，与其说是与来自人们对外界的一种恐惧感有关，不如说是民众的“自我”在当今过于唯物化、去魅化的现代社会认知压力下，寻找一种重新通往救赎的新途径。而将其打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过于强调和没有批判对象的虚假解释。相信鬼神、灵魂的存在，却又不能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以获取某种满足，但可以通过宗教“专家”获得某种联系，甚至达到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感应。这种基于个体的感应体验，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经验和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因此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客我”意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一种悬置的态度，从它所关涉的社会情境来解读。

（二）农村宗教仪式复兴的社会心理探源

在当今农村，因人口流出、市场商业竞争渗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农民缺乏对现代性后果的有力预防，这使农民面临着种种不安全、不稳定的“客我”反应心理，急需各种特定力量来进行庇护。农民的“自我”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环境的稳定感情况下，除了“自我”在主观意识下的勤勉劳作外，还要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自我”的期望。因为农村社会对家庭繁衍的祈求、命运的掌控、声望的追求等，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客我”集体标准，而为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控制风险厄运带来的威胁是带来否定性的“自我”。寻求宗教、人情就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泛化的他人”使“主我”从中找到改变现实的另类途径。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意识模式的过程，这种有机体与物理对象的关系，与人们对巫术的关系和社会对象与自我之间的重合关系类似，是没有矛盾的“主我”行动决定融合其中，在动作之手段表现了目的[6]。

（三）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在宗教仪式中，由民众、宗教“专家”、超验力量三者构成社会行为主体。民众祈求与自然环境、超自然力量的和谐共处，宗教“专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超自然的中介角色，完成民众对于自然、超自然的刺激形成的“客我”形象认知。民众对于超自然的相信，是民众与宗家“专家”进行合作的前提，也是民众对“专家”的角色扮演意义的信任。“专家”的角色扮演融合了民众和超自然环境的“客我”与“主我”的具有超验性的实践相结合，使自我在咒语、道符、姿态仪式等符号中得到表现。而民众的反应是否具有同一性和有组织性，关系到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与习惯性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社会时空）中的一种必然性关系中，以说明宗教仪式的意义，使民众的“主我”能通过“专家”的语言等符号的指示，直接做出针对“客我”的一系列可控制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当然，“专家”的姿态符号系统并不为民众所熟悉，因为该符号系统对所有不同个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由于对前者和超验力量的深信，民众以一种非思维的意识参与该过程，所以宗教仪式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心理意识内容，而只是当它和人类的表意符号成为同一的时候，意义才变成了有意识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等。所以说，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带着现代功利主义的理性心理偏见来看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到后来人们的交换关系脱离自身的社会网络环境，变成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时才产生了理性计算的意识。

（四） 不同社会场景的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比较分析

当今农村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农村的社会关系、道德传统似乎日益衰微，他们的“客我”和主我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所有中国村落里，都存在着两种或多或少互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信仰：一种是广义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促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原则是自我关照的、裂变的，其作用在于强调分化与差异性[7]。在市场经济越来越盛行、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个人选择能力的增强对经济理性约束的淡化甚至崩溃时，“经济人”的过于理性意识带来的异化后果，使得爆发式的逐利吞噬一切心灵（自我）[8]。所以，当今很多农村是以第二种原则占支配地位的，但另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互助网络势力在新的充满敌意的状态下，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甚至主导着农村的社会变迁，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社会互助、公益事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消费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以历史记忆中的“客我”为标准，重新吸纳并调适外来的力量刺激，以整合进一个新的“客我”之中，“主我”仍然运用传统的符号模式去创造性社会实践，以实现符合传统的“自我”。所以说我们一味的以经济标准的“客我”去衡量农民的“自我”成就时，我们陷入了一个相当狭隘的“自我”偏见之中，盛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这也许就是当今城市生活出现不安定或者社会维稳成本如此巨大的客观来源。因此，我们急需做的就是疏通河道，让河水中的每一分子找到属于自己前进的渠道以实现自我。

四、反思与总结

从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仪式、象征中，从农村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下的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外出的年轻农民群体的现代遭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仍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会坚持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客我”模式。日常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我，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原有的结构和系统，使社会的再生产得以继续循环下去。因此，复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组织了社会环境的“客我”，“主我”受其影响和制约，不断地在现实环境中复制这些社会文化体系。但离开乡土这样的变异，是不影响农村体系的维持，而只会影响外出人的“自我”实践和实现，这是因为与城市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隔阂，他们并未实现“主我”与“客我”的融合。面对失去有普遍性意义的“客我”，“主我”也就失去了应对的所有期待、规范及理智，只剩下如何实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自尊感，而面对不被尊重和无多大能力展现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采取一系列扭曲的行为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找不到真正的属于超越单一标准的“客我”，而这种“客我”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传统象征体系的生产复制为取向的人生取向，另一个是以物质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体系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当农民脱下传统的装束走向另一极时，难以找到适应现实的“客我”及那一套信仰、价值规范、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体系。各层面的“客我”标准互不干涉，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更高程度的“主我”的主观创造和发展水平了，自我也就不断地在现实无奈之中为寻找优越感而处于极端之中。

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客我”的尊重，这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教育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文化体系，却没有教会他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生产体系的裸的理性牢笼，使得他们像“流浪者”出没于城市的铁栏中一样。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不使其成为失去“客我”的单向度的人，让他们在工作的场域中找到归属感，形成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这不仅需要他们“主我”的主观性提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城市市民群体的不断地改变交流的态度，有情感的投入到现实行动中，作为城市的“东道主”和共同体的一部分做到应有的善待“客人”，客人的“客我”才能做到逐渐改变社会的感知结构，客人的“主我”才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客人的“自我”才会因共同的社会情感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平和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环境中形成亲情关系增长的共同体社区。米德认为：经济社会和普遍宗教能够接近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理想[6]，但缺乏普遍宗教信任的“去魅化”的经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是难以达到大同的理想。因此，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互助网络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

[2]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1996（02）：57|64.

[3]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10）：87|93.

[4]张海钟.中国城乡跨文化心理学和区域心理学与心理学本土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01）：50|54.

[5]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46.

[6]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5、246|247、286|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