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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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 国际贸易 交易结构

key word:Electronic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 structure

一、传统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构成及主要特征

1、传统国际贸易的交易结构的构成

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结构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消费者、贸易中间商、生产企业。在整个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中，每个个体的最终目标都是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且各方为了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往往是不惜损害另一方的利益的。这时候，充当中介的贸易中间商就扮演了有一定信任度的中介的角色，他一方面可以保障双方交易顺利实行，另一方面能很好的阻止投机主义行为的产生。为交易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2、国际贸易交易的次数繁多

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处在交易活动的两端，并且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数量也非常大，因此双方市场上搜寻适合的交易对象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其成本也因搜寻的频率而倍增。此时往往作为产品交易中间层的贸易中间商在市场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其常常拥有比消费者和生产企业更多的市场信息。

3、中间商是促进交易实施的主导力量

在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由于地域差距性，其想要顺利地实现交易具有一定的难度。这时候充当桥梁的贸易中间商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方面，贸易中间商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全球销售网络和物流配送渠道将生产企业的产品放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替消费者整理市场信息，并选购所需要的产品。消费者成功选购后进行反馈，中间商又可以把信息传递给生产企业，为企业生产满足消费者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产品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影响

1、对贸易中间商的影响

对于贸易中间商来说，电子商务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实现了更高效率的信息流、物流和商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中，从贸易合同签订之日起，产品的所有权便由买方变为卖方，同时产品也伴随着相应的物流活动，但是直至签订合同的那一时刻商品实体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由于信息网络的运用，使得某些商品和服务的供货、收货和结算等完整的交易过程可完全在电子信息网络上完成，此时的物流和商流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模式下，参与整个交易活动的主要角色是贸易中间商，因为贸易中间商直接参与了上游生产企业，下游消费者的交易活动，因此可以说，传统交易模式的中心是贸易中间商；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贸易中间商仅仅为整个交易提供媒介、信息和交易平台，他只是有效的促进整个交易活动，不可能直接参与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活动中。其次，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贸易中间商可以利用电子信息网络更方便、更快捷的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收集大量的信息，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迅速、方便地获取产品需求和供给信息，使整个市场运营处于良性的循环。但是电子商务的出现，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越过中间商直接进行沟通，削弱了其交易实施功能。

2、对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电子支付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商家、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可以通过电子手段把整个支付过程联系起来，支付活动可以通过网络在银行机构进行处理，网上资金的流动可以提高资金跨国间的高效率转换，这样极大的降低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中介成本。其次，电子商务降低了贸易中间商的信息沟通枢纽的作用，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提高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在整个交易活动中的地位。而且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实现自己个性化趋势的要求，生产企业通过网络也能更便利的得到信息，并提供完全按照消费者需求而生产的产品。避免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需求不对称的现象。

三、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及本质

1、贸易中间商的构成发生改变

信息技术的使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传统意义上的贸易中间商受到莫大的挑战。在这种新形势下，除了部分国际知名、实力雄厚的贸易中间商可以继续保持外，其余的贸易中间商纷纷在原有作用的基础上进行转换，一方面强化物流配送功能，生产企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能高效率的运往全球，也愿意将产品物流承包给贸易中间商，因此贸易中间商正在逐渐向拥有较强的货物运送和仓储能力方向转移，以此作为未来经营的主要竞争力。在这种前提下，一些贸易中间商开始运用信息技术对自己原有的良好货运和仓储能力进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将物流配送作为长远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由实物传送向虚拟转化。贸易中间商通过设立智能站点、提供信息服务、建立电子虚拟市场等做法实现由传统向虚拟的转化，从而通过解决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壁垒而拓展新的业务。

2、权力重新分配

在国际贸易交易结构中，一方成员要想促使其他成员为其做事，其必须拥有一种可以拥有和控制其他成员所依赖的资源的力量，权利就是指这种力量的大小。电子商务环境下，虽然绝大多数的生产企业在直接与海外消费者进行交易上不具备竞争优势，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极大的提升了双方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几率，从而使买卖双方对贸易中间商的依赖性大大降低。电子商务的发展降低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使得生产企业、贸易中间商和消费者三者的权力配置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产生，生产企业可以部分甚至完全绕过贸易中间商，他通过直接接触到目标顾客降低了对贸易中间商所信息的依赖程度，享有了部分贸易中间商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权利向消费者倾斜。消费者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结构中由于处于终端的位置，在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由于电子商务的存在，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轻松的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产品信息，增强自身对信息的掌握能力，从而摆脱了在传统国际贸易交易结构中完全受制于贸易中间商的命运，降低对贸易中间商的依赖。

3、交易活动的机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随着贸易中间商在交易活动中主导地位的削弱，生产企业、贸易中间商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首先，在电子商务国际贸易交易结构中，贸易中间商和生产企业合作的加强使贸易中间商的构成发生改变，各成员的权利也重新分配。此时，生产企业与贸易中间商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各不相同。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其核心竞争力主要集中于产品的生产方面；而对于贸易中间商来说，其核心竞争力则主要集中于产品的仓储和配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商的主要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发展自己的现有资源来充分提高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优势；而贸易中间商则需充分发挥自己在产品仓储和配送方面的优势，实现物流过程的不断优化。这样在为生产企业树立良好国际品牌信誉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树立了自己的中间商品牌。生产企业和贸易中间商通过合作，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实现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物流模式研究[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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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我国于2012年在原有的风能与动力工程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合并统一改名而成。2008年12月教育部批准长沙理工大学增设“风能与动力工程”本科专业，长沙理工大学也因此成为继华北电力大学之后，第二批开设该专业的三所高校之一，2009年开始招收“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生，2013年以“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招生本科生。目前，全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正处在创立摸索向定位发展转变阶段。2016年我国启动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中国高校改革实质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开展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发展定位与一流专业建设的探索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能源革命”给新能源产业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推动能源四大革命，并在《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着力优化能源结构，把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攻方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大幅增加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科学安排调峰、调频、储能配套能力，切实解决弃风、弃水、弃光问题。这些发展部署都属于新能源的范畴，必将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201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的《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将高效太阳能利用技术、大型风电技术、先进储能技术等新能源领域创新列入重点任务，开展大型风光热互补电站示范，掌握高参数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开展大型高空风电机组关键技术研究，研发 100米级及以上风电叶片，实现 200～300 米高空风力发电推广应用；研究太阳能光热高效利用高温储热技术、分布式能源系统大容量储热（冷）技术，积极探索研究高储能密度低保温成本储能技术、新概念储能技术以及全新混合储能技术。新能源产业技术的创新离开专业技术研发人才，给新能源专业人才带来就业的利好，同时，对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因此，能源四大革命新形势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办学模式也需适应新情况，进行教学“革命”。

2 供o侧结构性改革对新能源专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给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大学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主要为社会培养和提供专业人才。但从高等教育“供给侧”现状来看，人才供给结构并不令人满意。高校专业同质化非常严重，部分专业市场需求趋近饱和，而新的专业结构调整未能及时跟进，导致某些企业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作为供给侧的高校却无法供给。高等教育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就是看高校自身能否提供高质量的刚需人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科研体系与社会需求结合不紧密、人才培养和与社会需求不一致、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能源而已，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能源内部产业的结构调整，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以及配套储能之间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是新能源人才的培养，根据国家或行业的需求增强人才有效供给、提高人才供给质量。对高校新能源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如何精准定位，培养什么类型人才、如何提高人才供给质量。因此作为新能源人才供给方，高校新能源专业面临解决人才“供需错位”矛盾和增加人才的有效供给的挑战，相应的教师队伍及研究方向也需根据人才需求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响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能源专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3 “双一流”建设战略对新能源专业建设提出新目标

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建设一流学科是众多高校发展的重点。学科的发展以专业为基础，专业以学科为依托，建设学科为专业建设提供发展的最新成果、可用于教学的新知识、师资培训、研究基地；而专业主要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和发展的基础，更主要的是为社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在专业定位及培养目标、专业口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研究与使用、教材、实验设计与开设、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是学科建设微观实施。因此，“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具体专业的建设。之前，国家评价专业建设水平以国家特色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的方式评价，在“双一流”建设战略下，新能源专业建设应以建设“一流专业”为新的目标。

4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目前新能源专业存在以下几个特点：新专业，教育部2010年设置的专业；新技术，新能源专业涉及技术领域多数属于新技术；新教师，专业教师以年轻博士为主；新行业，新能源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诸多突出问题：缺乏专业历史沉淀、缺乏系统性专业资源、缺乏传统的社会影响力。专业建设存在以下不足：（1）专业定位和培养方向模糊；（2）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知识结构不成体系、不能相互支撑。（3）缺乏合理的实践和实训体系。

这些不足将影响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发展定位与建设，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面临同样的问题与不足，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开展建设一流专业的研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5 我校新能源专业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议一，专业定位：（1）分析能源革命下新能源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新特征；（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能源人才培养和专业发展定位的影响；（3）我校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等相关学科实力调查分析；（4）结合我校办学特色、能源类专业办学优势，研究我校新能源专业开设太阳能方向的优势和特点。

建议二，“一流专业”建设：（1）师资专业方向缺口分析与一流师资打造；（2）科研学术成果反哺新能源专业教学的途径分析；（3）专业实验设备增设与专业实验开设研究；（4）基于“一流专业”目标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管理体系研究。

建议三，教学课程体系：（1）高质量新能源人才应具备的专业素养的研究；（2）一流新能源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以及核心课程教学大纲的研究；（3）一流新能源专业专业方向课程设置的研究；（4）一流新能源专业实验和实践教学系统的研究。

建议四，专业实践教学环节：（1）新能源专业实验课程的更新；（2）核心专业课程的课程设计调整；（3）仿真、认识、生产、毕业等实习基地的建设；（4）省级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项目申报及建设。

6 结语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借助能源革命有利时机，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确定适应新能源产业新特征、切实提高人才供给质量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发展定位，探索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一流专业”可行方案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朝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专业建设思考.长沙理工大学报，2016-04-18.

[2] 田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贡献高校力量.湖南日报，20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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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速放缓，加大了金融系统风险

自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的金融业受到了一定的波及，尤其是我国金融业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缓慢，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经济高位上，大约只保留了7%的水平左右。在这中新常态的背景下进行改变，开始了它的转换期和改革期。这时候，由于经济的缓慢增长和有意识的放慢，金融的风险就不断的显现出来。追根溯底，很大的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不景气而致使金融业的管理肩负很大的风险，由于债务人的经营不利，使得很多的借款不能及时有效的回收，最终，银行的大部分款项收不回来，也是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加大的原因。

2.经济结构升级滞后，金融环境得不到改善

前面就有提到，经济的发展是保障金融业的主要因素，而决定经济能否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经济结构。伴随着我过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必然会对金融行业产生改革和调整。作为服务行业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业也将会的到相对应的调整和优化，使得资本市场中的各种资源能够更有效的配置。而如今，金融行业遇到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大的进缓慢，金融行业的积极性也没有被调动起来。因此，中国在现如今的经济背景下没有适合金融创新的舞台。

二、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创新

1.重构三位一体的金融管理体制

社会普遍认为金融危机过后，微观审慎监管在防范金融机构单体风险没办法防范时间维度上金融系统周期特征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上与空间维度上的金融业中的风险的跨业机构传染而导致的系统向风险。由旧的金融管理框架管理的微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存着缺陷。所以，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针对经济体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重新对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之间的强化进行重构，对审慎监管与宏观调控进行协调统一。确定在金融管理整体框架下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以及宏观调控三位一体。根据国际经验，应该在合理的时间重新架构我国金融管理组织，对宏观审慎政策以及货币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根据我国在新常态下，初步建立起来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中的地方与中央目标不一致、工具的使用也难以达到协调。这也就难以很好的应对风险和挑战。综合上面所说，在条件适宜时对我国的金融管理体进行改革，重构三位一体的金融管理体制，才能能使金融行业更加的稳定。

2.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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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在摸索中不断优化合理,但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要求相比,福建省产业结构中还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当前,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提出,规划及战略实施,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角度来分析如何调整优化福建省的产业结构以增强福建经济发展后劲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产业结构协调性的方法理论很多,在实证分析方面,投入产出技术的应用最为广泛。施发启(1998)利用结构投入产出模型,在一定的技术经济结构中生产结构、最终产品结构和最终产品率的一一对应的理论基础下对中国产业协调性进行分析。张方清(2006)、狄乾斌(2007)、吉彩红、佟仁城(2008)利用投入产出特征法对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并得出“最佳”产业结构向量。以上学者是从投入产出表横向平衡关系来考虑的,他们认为最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社会生产结构与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主特征向量一致的状态。

还有另外一些学者是从投入产出表纵向平衡关系来建立模型,例如,李博、胡进(2008)基于分配系数建立投入产出表的纵向平衡关系模型,他们认为,最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总投入结构与分配系数矩阵的主特征向量一致的状态。

二、福建省产业结构现状

近几年,福建省的产业结构不断地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快速上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稳步中提升,可见福建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基本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符,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合理中。为了更清晰地看出福建省的产业结构的优势和不足,本文选取了全国及沿海城市,即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上海、辽宁、福建、广西、天津、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参照系。

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布数据,2007年福建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沿海城市的第8位,三次产业比重为10.8%、49.2%、40.0%,沿海平均的三次产业比重为10.4%、49.8%、39.8%,全国的三次产业比重为11.3%、48.6%、40.1%。福建省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低于全国,而高于沿海平均,这说明,福建省工业化水平领先于全国,但落后于沿海平均,与沿海城市相比,仅优于海南、广西、河北;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低于沿海平均,而高于全国水平,在沿海城市中排名第8,这说明福建省的工业发展与沿海城市相比相对落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低于全国,而高于沿海平均,位居沿海城市第6位,与其他沿海城市相差很少,但与上海相比少了12.6个百分点,差距较大,这说明福建省的服务业发展相对良好,另外还可以看到,福建省的第二、三产业比重不大,这更凸显福建第二产业发展的落后。

三、福建省产业结构协调性分析

(一)产业结构协调性模型

1、最终产品率r与1-λ1的关系

为了定量说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常常采用投入产出特征法。本文采用基于直接消耗系数的横向平衡关系模型。设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特征根为λ1,λ2,...,λn每个特征根λj对应一个特征向量Rj,要求∑Rij=1(j=1,2,...,n)。主特征根λ1对应的特征向量R1称为技术经济结构。[Y]=(Y1,Y2,...,Yn)T为最终产品向量,最终产品总量Y=∑Yi;社会总产品向量[X]=(X1,X2,...,Xn)T,X=∑Xi为社会产品总量,则最终产品率r=Y/X。现令最终产品结构[y]=(y1,y2,...yn)T,社会生产结构[x]=(x1,x2,...,xn)T。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横向平衡关系,有A[x]+r[y]=[x]。可见,当社会生产结构x与技术经济主特征结构R1一致时,有A[x]=λ1[x],则r[y]=(1-λ1)[x]。当r=1-λ1,社会生产结构、最终产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R1完全一致。所以,当r=1-λ1时,产业结构完全协调;当r>1-λ1时,产业结构协调;当r

2、技术利用效率

技术利用效率可以用来判断各部门是否利用充分现有技术经济条件,即Ti=xi/Ri1(i=1,2,…,n)。如果Ti≥1,可认为该部门对现有技术经济条件利用得较充分,否则认为该部门对现有技术经济条件利用得不充分。

3、离差系数

离差系数可以用来判断各部门的产出发展速度是否与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ηi=(i=1,2,...,n),-1≤ηi≤1①

如果ηi=0,可认为该部门发展完全协调;如果0≤ηi≤1,可认为该部门发展速度过快,即产出发展速度大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1≤ηi≤0,可认为该部门发展不协调,社会生产的发展速度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4、产业结构协调度的测量

以上几个系数均未能从一个具体的数值反映协调程度,为此,我们引进一个协调度γ的概念。首先计算社会生产结构向量与主特征向量的夹角α,然后计算社会生产结构向量所在区域(协调区或不协调区)的角度β,定义前者占后者的百分比γ为社会生产结构与技术经济结构的协调度。当0

(二)产业结构协调模型的应用

本文数据取自2002年、2007年福建投入产出表,将产业部门按三次产业划分方法划分,根据整理后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特征根、特征向量、社会产品结构、技术利用效率、离差系数以及协调度,根据计算结果分析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性。

表1列出了福建省三次产业的特征根、特征向量、社会产品结构、技术利用效率、离差系数及协调度。

从技术利用效率来看,第一产业减少了对内部技术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但社会产品贡献率的下降幅度大于技术经济贡献率的幅度,致使技术利用效率也有所下降;第二产业加大了对内部技术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但是技术利用效率有所下降,从1.11下降至0.94,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第三产业减少了内部技术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技术利用效率却有所提高,可见第三产业对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利用得较充分。

从离差系数来看,总体上看,只有第三产业的离差为正,第一、二产业的离差均为负数,分别为-0.0975和-0.4030,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而第一、二产业的产出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与2002年相比,第一产业的离差系数虽然都小于零,但都接近于零,这说明第一产业的结构趋近于完全协调;第二产业的离差绝对值从0.3623降至0.4030,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协调性有一定的改善;第三产业的离差绝对值从0.3561降为0.1374之后又上升为0.4996,说明第三产业结构离合理化还有一段差距。对第二、三产业而言,它们的社会产品结构和技术特征存在不一致,这也表明福建省需要进一步做产业结构调整,使其向更加合理协调的方向发展。

从产业结构协调度看,2002年福建省三次产业的最终产品率为0.367,小于1-λ1(0.3775),初步确认2002年福建省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不协调的,根据p向量,定义a向量为(0,1,0),计算得到α=6.69度,β=47.5度,即2002年福建省三次产业的不协调度为-0.141;根据同样的方法,可以确定2005年的协调度为0.285,2007年的协调度为0.865。可以看出,2002年到2007年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从不协调区域跨越到协调区域,取得了质的飞越,三次产业间的协调程度逐渐提高,最终产品率从36.65上升到66.59,表明福建产业结构的宏观经济效益在不断增强,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随时间推移呈良性调整,但离完全协调尚有一定的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福建省逐步在调整产业结构,相对2002年产业的技术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产业的协调性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针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协调性呈现出来的问题,对福建省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方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福建省第一产业比重偏高,与第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对于农耕资源相对贫乏的福建而言,应努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向,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农业内部技术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促进农业快速发展。

第二,福建省工业化程度较低,第二产业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相对落后。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保持现有优势产业,推进传统制造业技术装备更新、工艺新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技术利用效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提高产业的经济技术含量,提高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

第三,福建省第三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仍显落后,特别是与上海相比。福建省第三产业的比重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内部结构也不够合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以扩大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并重,实现规模经济和结构效益双赢,应继续发挥批发、餐饮、运输、旅游等的优势,为福建工业改造提供强大后盾。

第四,充分利用福建对台地域优势,加快闽台涉海产业对接。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台资投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重点引进台湾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积极实现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现代渔业的合作进程。

参考文献:

1、施发启.中国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J].统计研究,1998(2).

2、张方清.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上海产业结构的协调性[D].同济大学,2006.

3、狄乾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D].辽宁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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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05-02

一、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

“中等收入陷阱”一经提出，便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并且常常被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前景的参考点。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同时指出，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的世纪》报告中表示，针对经济高速增长亚洲国家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以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辙。因此，适时调整经济结构、矫正结构性失衡，成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规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

基于经济结构的视角，Hausman（2006）指出，由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转换和升级的过程[1]。Wing Thye Woo（2009）以马来西亚为例，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分析，指出为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马来西亚政府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结构改革[2]。Vandenberg和Zhuang（201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这些问题可能诱发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但林毅夫（2012）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中国经济的必然命运，经济水平长期处于低等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主要原因是不能进行持续性的结构变迁[4]。马岩（2009）、马晓河（2011）通过对比国家经验教训，认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是现阶段中国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5～6]。刘伟（2011）从微观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调控两个角度，分别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转型、转换发展方式[7]。

虽然国内外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众多，但绝大多数文献仍注重在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发展瓶颈的解决，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理论分析结构，仍缺少广泛的实证研究。另外，针对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这一现状，中国除有其他国家表现出的共性问题外，同时因经济大国的身份与国情的复杂还表现出一些特性问题，例如农业基础薄弱、区域发展不协调。因此，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还应当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指标与数据

世界银行以人均GNI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NI与人均GDP高度一致，人均GDP比人均GNI更容易获得，且经济研究中普遍以GDP或人均GDP度量经济增长，因此选用人均GDP（AGDP）代替人均GNI作为被解释变量。

参考广义经济结构的定义，主要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四个方面作为解释变量描述经济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居民消费率（con）衡量消费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pri，sec，ter）衡量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urb）衡量城乡结构、基尼系数（gini）衡量收入分配结构。

样本选取时间为1981―2014年，样本量共计34。除基尼系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取

考虑到选取多个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估计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对全部变量取对数处理。构建的模型如下：

lnAGDPt=c+b1lncont+b2lnprit+b3lnsect+b4lntert+b5lnurbt+b6lnginit+εt

其中，c为常数项，b1、b2、b3、b4、b5、b6为回归系数，εt为残差项。

（二）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分析时，首先要求各个时间序列保持同阶单整，才能进行后续的协整分析。由于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后的上述时间序列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不能拒绝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认为各时间序列不平稳。因此，对这些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对一阶差分后得到的序列进行ADF检验，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的P值均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认为各时间序列平稳，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三）回归分析与协整检验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中国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的协整关系的长期方程，由于在模型中存在影响不显著的被解释变量，因此对解释变量逐个剔除，最终模型如下所示：

lnAGDP=34.544+0.890lnpri+2.675lnsec+1.178lnter-0.248lngini

在该模型中，F值为5 741.828，F值与参数的t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表示该模型通过整体显著性和参数显著性检验，校正的判定系数为0.999，表示该模型可拟合99.9%的数据，DW值为1.661，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伪回归，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t值为-5.047，对应的P值为0.000，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示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平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长期均衡方程，上述长期均衡方程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由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但结果不显著，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短期均衡关系。

（四）结论

在长期均衡结果中，尽管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水平对中国收入水平均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中国不能从单纯地依靠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当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将分别带动中国的人均GDP增加0.89%、2.675%、1.178%，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虽然三次产业的弹性系数均为正，但考虑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另外，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边际贡献明显大于第一产业。因此，升级产业结构应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二、三产业能力的提高。当基尼系数变动1%时，将会使中国人均GDP反向变动0.248%，说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越会抑制经济增长。

四、政策建议

中国目前正处于刚刚摆脱下中等收入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为规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结构失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的相关理论出发，分析经济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关系，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思路。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再平衡。中国经济应当摒弃过去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以及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以推动经济改革作为经济再平衡的切入点，促使经济向创新驱动和结构均衡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二，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需求结构改革。政府应当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边缘群体的基本权益，推进户籍改革，力争城乡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公共服务。通过真正推动人口市民化进程，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内需增长的动力，促使中国需求结构的再平衡。第三，鼓励技术创新，发展现代化产业。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加大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和服务体系，引进优秀人才，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第四，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构建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实现共享型发展理念，平衡收入分配，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健全再分配机制，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持续扩大就业，稳定物价水平，是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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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 超二元经济结构 当代“三元”论 近代“三元”论

研究背景

“二元经济”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维生部门;一种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理论问世后,一直经历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有人根据实证资料对其假定前提和结论提出疑问,如舒尔茨、D•威尼斯、迪恩等。刘易斯本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模型进行补充和扩展,使它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变迁、城乡关系、技术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本世纪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目前主要依据已经成熟的大框架进行了扩展研究,不仅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和扩展研究,还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史。

超二元经济相关理论综述

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

(一)“三元”论

托达罗模式认为,在城市中,除了正规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三元经济”。

从国内来看,“三元”论有当代“三元”论和近代“三元”论之分。

当代“三元”论者,如,吴伟东等(1988)、(1991)、陈吉元(1994)、张朝尊(1995)、赵荣祥(2000)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已经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和城市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近代“三元”论者仅为少数,主要以吴承明、林刚等为代表。

近代三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其中,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被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代“三元”论者,还是近代“三元”论者,他们关注的都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我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两者在对我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关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林刚,2000)。

(二)“新三元”论

事实上,关于三元结构定位的文献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各有所侧重,差别主要体现在何谓“第三元”的界定上。郭勇、乔根平、陆海沧、孙芳伟(2002)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信息产业,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但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其他关于三元结构的提法还有:城市工业、小城镇产业和农村农业(毛锋、张安地,2007;赵秀玲,1995,1996);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出口经济(有的叫外向型经济)(黄真,2006);农村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卞凤玲,2005);前现代经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即由信息化带动的经济)(姜奇平,2006)。此外,李宝民(1994)还把小城市、镇及国有农场作为第三元经济;徐明华则等把第三元定义为城市农民工等等,不一而足。张培丽立足于知识经济部门的出现,试图对二元经济理论在新的背景下进行扩展,提出超越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刘易斯把工业经济作为经济结构中独立一元的原因,判断知识经济部门是否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划分的逻辑。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经济部门完全可以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立的一元,从而将二元经济理论扩展到“三元经济”,在比较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前提、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三元经济新的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二元半”论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我国“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第三元经济”―或者是农村产业经济即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或者是信息产业经济等,都还不太适合成为能够与前二元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经济相同地位的一种经济部门,即还不太适合使用“元”字(郑文兵、陈艳,2006)。因此,三元经济结构论的提法值得商榷,如,乡镇企业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交叉,既有传统部门的性质,也有现代部门的特征,不能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元,只能算半个经济元。

(四)“四元”论

“四元经济”的提法,徐庆、谭崇台、朱农等学者都曾使用过。陈宗胜、徐庆等人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目标出发,批评了以产业类别相区分的二元和三元经济结构论,认为它们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模糊了经济发展同质化的方向,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与此酷似,有的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应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农村正式部门、农村非正式部门或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这四个部门经济(谭崇台,1999;赵勇,1996;汪段泳、刘振光,2005)。还有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形态”应该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再加上生态经济。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结构,包括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不发达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四个单元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经济流程难以合理,经济结构转换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流程合理的关键是城乡的适度通开。

(五)“环二元”论

吴天然、胡怀邦、俞海等人认为,我国经济不仅仅是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环二元经济结构:在总体上存在着城市及工业和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相互区别的“经济元”,而各个“经济元”内部又存在着两个相互区别的“微经济元”,并且还可以将“微经济元”再细分,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二元的环的重叠。

(六)“网络结构”论

周天勇(2006)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封闭的乡村和城市结构向开放的、互联的城市网络结构的转型,这同刘易斯在分析的时候只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他力图把发展经济理论简单的二元结构转型改造成为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转型的状态,进而形成发展经济学以“转移―聚集―网络”为架构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全新结构转型框架。形成一个发展经济学“传统社会的分散、隔离状态――转移带来的经济性――集中和聚集的经济和不经济――人口集中后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及公平的关系――现代城镇集中节点和网络相联系的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企业等各种组织、基础设施、信息、市场等各种交易媒介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经济发展就是从隔离状态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过程,二元结构转型本质上是从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的转型,转移是经济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网络经济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网络结构变动对聚集经济和转移经济的影响,得出在网络条件下,城市规模和经济组织规模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不断变动的。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仅仅揭示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般特征,而没有揭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虽然看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但与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衔接得不够,缺乏逻辑论证;环二元经济结构论和网络结构理论更好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但环二元经济结构论没有探究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也没有说明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网络结构理论说明了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却没有说明现代大城市在空间上出现集中的趋势后又为何呈现相对扩散的新的回归倾向(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现的“郊区化”趋势)。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共同缺陷还表现在,城乡空间结构转变是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空间变动过程,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动绝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一个多维的变动过程。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不仅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有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农村之间的空间转移模式。同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比如,我国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甚至跨国之间的劳务输出)对生产要素的竞争,要超过同一区域农村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周天勇,2006)。另外,我们认为,各种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不足还表现在过于倚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在构建多元经济发展模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代“三元”论相比,近代“三元”论者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的现实,其观点与政策趋向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启示。如:重新审视传统部门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传统经济并非一文不值;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两者是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互动关系;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传统经济中包含现代性的基因,传统农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前途应是现代农业,这是其他包括二元经济理论在内的所有多元经济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近代“三元论”者的思想与恰亚诺夫(1925)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后者提出的农业生产是“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一体化”等命题与前者的一些观点极易产生勾连)。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尽管我国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的吸收与消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是,这难道就应当成为我们否认工业化、城市化一般规律的充分理由吗?难道我们现代化的最终途向却是经济结构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吗?就此而言,近代“三元”论者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无疑是正确的。进一步讲,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视作我国最终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也是差强人意的。可是,如果过分夸大近代“三元”论的价值,可能会误入歧途,难免让人不认为它有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反现代化一般经济规律的嫌疑,从而使之颇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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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095-05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必由之路，它为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均衡发展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经济运行的枢纽，其本质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本文以西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金融化的客观进程为基础，试图探讨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互动影响，为正确把握金融业发展方向，并以此促进地方经济和金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1.经济结构调整的含义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1.1 经济结构调整的含义和规律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变动，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优化的状态。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实质是经济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过程，通过劳动和资本在不同产业和部门内部进行转移，实现不同产业和部门内部产出的调整。按照配第－克拉克和库兹涅兹等学者对占据经济结构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三次产业的演进是沿着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在这里经济结构的优化指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史上，三次产业是依次形成相继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可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取决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满足自身扩大再生产后所剩余的物质产品数量；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会通过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诸如金融、商业、运输、信息等服务，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

1.2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互动

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推进的过程。”金融发展和深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金融体系产出和金融资产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二是金融结构转换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金融发展深化最直接体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产出增加，这在统计核算中不仅使GDP总量扩大，同样体现出第三产业加快增长，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增加，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活动的载体，其种类体现了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服务功能和特点，反映了资产所属金融部门的发育程度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可以为经济结构升级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其次，金融发展可以理解为金融结构的优化，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在不同产业和部门进行转移，表现为资金的重新配置和流动，而各个金融部门对资金的分配方式要满足这种流动的需要，合理的金融结构通过改变不同产业部门的融资结构，改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使金融资源在行业之间进行转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优化经济结构，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上述作用传递过程越明显、越有效。如果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并与之相协调的金融结构就是最优的金融结构，那么金融结构的优化也是经济结构优化的要求，金融结构优化能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高的资金使用配置效率，从而克服调整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资金障碍，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步伐。而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的金融结构转变会表现为金融泡沫和金融抑制，不仅不利于金融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健康发展。同样地，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优化，经济运行方式、规则和效率等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金融结构作为产业结构中的子结构，它自身的结构特征是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反映，是会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的，所以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也具有影响。另外产业结构调整要求金融结构作相应转变比如改善金融产品、融资工具等，以满足对其进行相应的服务需求，这些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改变，也可以理解为金融结构调整的过程和结果。

总体而言，经济决定金融，产业结构决定金融结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无不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金融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反过来对经济和其结构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又可能对其起到阻滞的作用。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探寻最优的金融结构，使金融发展和结构与经济发展和结构协同，经济结构调整作用于金融发展和结构优化，金融发展和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最终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

2.西安产业结构演进和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2.1 产业结构演进

西安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57年，由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业为主时期。1952年，西安市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37亿元，其中农业占1.59亿元，几乎等于工业与服务业之和。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47.18∶26.11∶26.71，产业结构格局为一、三、二。“一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西安的扶持，拨付西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7.94亿元，全国156个重点项目，西安就占17项。截至1957年，西安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02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产值为3.97亿元，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26.06∶49.50∶24.44，产业格局由一、三、二演进为二、一、三，工业从末位跃居第一，西安也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为主的城市。

第二阶段：1957～1965年，在此期间，西安工业主导地位不变，服务业攀升，农业下降。工业在继续位居三产之首的同时不断发展，农业则下滑至三产之末，服务业随着工业的发展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一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贸餐饮、旅游等开始发展壮大。到1965年，西安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2.76亿元，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比例为20.53∶56.58∶22.89，产业结构格局由二、一、三演变为二、三、一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1965～1990年，是由工业为主转到工业与服务业并举，服务业领先的时期，在这段较长的时期内，农业持续下降，工业在经历了15年之久的平稳增长后从1980年开始回落，与此同时，服务业却随着改革开放，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截至1990年，西安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6.51亿元，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96∶43.05∶44.99，第三产业历史性的从第二位升至第一位，产业格局由二、三、一变为三、二、一。

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是服务业稳步发展，工业调整回升时期，这段时间内，西安三次产业结构稳定，农业占比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工业基本上处于调整之中，服务业则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到2006年，西安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 450亿元，产业结构之比为5∶42∶53，仍维持着三、二、一的格局。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近20余年来三次产业在西安的变动过程，第一产业占GDP比例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出现过短暂的上升外，其余时间占比则不断下降，二、三次产业呈现出交替上升的规律，不过从总的趋势看，第三产业占比稳重提高，而第二产业则在经过80年代的下降后，进入了调整阶段。

2.2 西安地区金融发展

此处，我们不应单纯地将金融发展割裂开来，而是应当将其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关注本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理论上，整个社会经济可以划分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随着货币流通与信用活动长期相互渗透形成新的且不断扩大的金融范畴，人们也逐渐倾向于将非实体经济领域统称为金融领域,而在金融创新不断挑战传统货币职能过程中，以金融总量替代货币总量、考察现代经济运行与金融运行结合程度的“经济金融化”思想应运而生，其中，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广义指标，强调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比关系。

上图所示贷款占GDP与金融相关率②的变化体现了金融资源配置仍以银行为主导，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金融相关率和贷款/GDP的协调性体现了西安市金融资产的单一性，从1994年开始，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主体的多元化使得金融资产统计的范畴扩大，金融相关比率构成趋于多维，不过在“九五”期间，金融资产总量增长的速率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造成了金融相关比率下滑，随后的时间内，金融相关率几乎是伴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在到达2003年后出现拐点并突然下降，同时也体现在银行贷款数量的下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受到金融改革和风险管理的双重约束，加之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各银行机构开始主动控制信贷规模，并且从2001年开始，股市持续低迷，上市公司基本丧失了再融资的能力。但从2004年开始，金融相关率和贷款/GDP的趋势呈现出背道而驰的态势，协调性已被打破。一方面，银行机构在信贷投放方面仍然受到有效需求不足和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贷款增长速率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存差规模，使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共同作用下，银行业资金运用的压力较大，于是不得不改善资金结构来缓解资金沉淀的压力，如大力开展票据融资业务和积极参与债券市场交易，同时也将日渐增加的存差予以上存，使金融资源在整个系统内跨地区进行配置，提高效益。由于金融资产的统计中包含银行资金运用总计部分，因此虽然贷款/GDP下滑，但银行资金运用总计部分是不断增加的，也就是金融资产总量是大幅增加的，这也就是在贷款/GDP下降的情况下，金融相关比率依然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另外从2006年开始，股市出现复苏迹象，对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于保险方面，尽管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所占份额较小，其对金融相关比率的影响这里就不再加以分析。

3.金融发展对西安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分析

产业结构是实体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为检验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变动间的关系，选择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指标（IS），以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结构指标③（FS）作为金融发展的数量指标，数据样本范围为1990年至2006年。

从产业结构指标IS与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结构指标FS的相关系数看，产业结构指标与金融相关率之间具有比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了0.87，说明经济金融化对经济机构调整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作用；而产业结构指标IS与金融结构FS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44，表明经济结构指标与金融结构指标的线性相关关系较差，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在线形拟合的条件下，西安地区的实体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间还不够匹配。

以产业结构指标IS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结构指标FS为解释变量，分别做普通最小二乘的回归。得到IS与FIR的回归方程为：

IS = 0.8400 + 0.0279*FIR

70.4333 6.521576

(0.0000)(0.0000)

其中：方程的拟合优度R2=0.75，F=42.53096，相伴概率为0.00001，方程的DW=1.452>1.381,表明方程残差未出现一阶自相关的形式，同时怀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残差具有同方差性。因此对方程输出的结果可以理解为经济金融化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增加0.0279个百分点④，由此我们看到虽然西安地区经济金融化程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的贡献，但数值较小，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金融总量的增长并非实体产业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和主导条件，同时金融运行和发展对西安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贡献远没得到充分的发挥。

以产业结构指标IS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结构指标FS为解释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的回归，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IS = 0.860425+0.117850*FS

29.730731.900318

(0.0000)(0.0768)

其中：方程的拟合优度R2=0.20，F=3.611207，相伴概率为0.076787，方程的DW=0.321，远远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方程中金融结构FS在5%置信水平下未通过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但方程残差的同方差假设则得到了满足。总体看，该方程拟合优度太低，金融结构FS与方程整体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存在严重的自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表明西安地区实体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结构变化极不协调，而且也体现出非银行贷款的金融资产、非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的特点。

再以产业结构IS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相关比率FIR与金融结构指标FS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如下的方程：

IS = 0.858489 + 0.034633*FIR -0.079529*FS

55.511036.20886-1.732005

(0.0000)(0.0000)(0.10522)

其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76，F= 25.60057，相伴概率为0.000021，DW=1.55，通过方差膨大因子检验方程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同时也满足同方差的假设，但金融结构指标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体上看，若将产业结构指标和金融结构指标用来共同解释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了方程的拟合优度，显然也说明了金融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是多维度的。我们注意到，抛开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因素，金融结构指标的符号为负，说明非银行贷款的金融资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占比就要减少0.079个百分点，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当期非银行贷款的金融资产比重提高，则意味着贷款的比重就要下降，而在我市银行机构和贷款资产对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其他金融资产比重的增加并不能像贷款那样有效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作用。事实上除了资本市场的股票筹资额直接作用了实体经济外，其他类型的金融资产并未作用于西安市的实体经济，比如每年银行机构就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以存差上存的形态存在。因此，我们在扩大金融总量规模的同时必须给予优化金融结构以足够重视，而我市金融结构变化相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协调，无疑是妨碍金融贡献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4.关注的问题

4.1 金融对产业升级的支持主要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完成，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的主动性高效性未得到有效发挥

从前面的效应分析上看，金融总量的增长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正向的积极作用，但金融总量的增长并非实体产业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和主导因素。通过产业结构指标与金融相关率、贷款占GDP比重的格兰杰检验，我们得到的统计结论是产业结构调整是金融相关率和贷款/GDP变动的动因，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金融相关指标的变化，因此我们考虑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是否是被动的，对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是否真正得以发挥。事实上，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肩负着宏观导向的职责，往往由其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主导产业和行业的发展，进而金融机构再将金融资源配置在这些前景较好和政策支持有力的产业和行业上来。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金融机构则根据产业政策的调整减持信贷存量。不过从统计检验的结果看，金融业对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的主动性和高效率性未得到有效发挥。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相关指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Null Hypothesis:ObsF-StatisticProbability

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S15 1.03800 0.38939

I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 7.69888 0.00946

D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S15 0.33243 0.72481

I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K 8.46514 0.00706

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不是金融相关率的格兰杰动因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946，落入了拒绝域，这里应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金融相关率的格兰杰动因；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不是贷款/GDP的格兰杰动因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706，落入了拒绝域，这里应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贷款/GDP的格兰杰动因。

4.2 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加更多程度上体现在存差的增加，这些金融资源并未有效作用于本地区的实体经济调整

考察金融相关比率和贷款/GDP的走势发现，近几年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速率，而贷款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速率，这说明西安地区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但就西安地区而言，存在着优质企业较少、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因此大量金融资源无法通过贷款的发放予以消化，造成了贷款增长的放缓，使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手段有限的前提下，这些金融资源往往以存差的方式存在，或者以上存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配置，并且上存的资金占存差的比例还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这对以银行信贷占据资源配置主导地位的西安而言，大量的金融资源不能体内循环为我所用，无疑降低的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和效率，也从更深层次上折射出西安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4.3 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均衡，影响金融渗透的能力，妨碍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导致了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协调

金融渗透是金融活动日益扩展其广度和深度并发挥金融资源主导作用的客观进程，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表现。一般地，高次产业地金融渗透强度强于低次产业，那些发展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行业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因此金融渗透的一般规律有可能将某些发展前景尚不确定的行业排除在外，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就涉及到了金融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于各行各业之间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考量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间在金融渗透方面的互补效果如何，进而判断金融运行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否具有效率。换言之，也就是在银行机构倾向于大额贷款优质大客户时，金融体系通过发达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外部融资渠道，弥补低次产业高级化的资金缺口，这样日益增多的投资者和及时创新的金融工具将金融触角伸向更广泛的微观经济个体，凭借多层次、多样化的工具、机构、交易机制和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有力保证产业升级。目前，西安市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资源的多元化对金融结构的改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金融资源存量中，间接融资仍然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比重，债券市场存量相对于经济发展总量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股票市场有所发展，但毕竟规模太小、作用有限，还存在着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能力不突出，再融资功能较弱等问题，这样的格局最终表现在了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均衡，即经济发展过多依赖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相对经济发展不足等，这种不均衡的局面必然影响着西安地区金融资源的渗透能力，妨碍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协调发展。

4.4 在银行信贷为金融资源配置主渠道的前提下，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信贷风险上，同时也使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

产业结构由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发展，或者产业内部的调整势必对经济实体产生影响，而银行信贷又直接作用于经济实体，当一些新兴或落后的经济实体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时，这也就对银行信贷产生了风险；而当一些受政策调整限制的产业来说，其必然也将产生信贷的政策性风险，因此在我市信贷资金为金融资源配置主渠道的背景下，目前的金融结构很难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予以分散，使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了信贷的资金风险上，亦使风险过渡在银行体系，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动越剧烈，这种风险显露和爆发的可能性就越高。

4.5 产业结构中的垄断性行业更易吸引金融资源，一方面促进该行业盲目扩张，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集中与趋同

产业结构中的垄断性行业具有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比其他产业、行业更易吸引金融资源，这种状况可能会促使行业的快速盲目扩张，甚至引发该行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由于金融机构相互竞争力度加大和资金逐利性的影响，造成了信贷对象趋同和行业集中，过度的信贷对象趋同和行业集中势必导致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上升，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截至2006年12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前20大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 302.32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总额的54.75%；2003～2006年度前20大客户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4.08、6.52、9.82和10.9个百分点，表明全市贷款投向的集中程度仍在不断加剧。其中：最大一户贷款余额已超过289.09亿元；前三大客户的贷款余额均超过150亿元。从行业分布看，贷款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电信、房地产等行业，信贷投向仍主要集中于少数垄断性行业。

5.政策建议

5.1 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建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优化金融结构，进而提高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配置效率，分散资金风险过多集中在银行机构的局面

目前，过多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业，既影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又导致银行系统积聚了大量风险。因此西安区域金融在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和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影响的格局下，必须坚持走稳健高效的发展之路，尽快进行地方金融结构的完善，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更有效率、多层次、更有利于吸纳资本的金融资本市场，解决金融结构失衡的问题，从根本上增强和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层次。建设完善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更有助于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优化经济实体融资结构，还可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并通过市场对资金的配置功能优化实体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5.2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体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高科技企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动作用已毋庸置疑，但我们前面谈到金融渗透的一般规律有可能将某些发展前景尚不确定的行业排除在外，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就需要风险投资的介入来弥补上述的不足，为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原始的资金支持，促进其发展，为西安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5.3 加强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实现信贷资源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更有效的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同时降低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

当前，西安银行业仍旧是金融体系中资金优化配置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媒介，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格局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格局，因此，还是要加强地区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降低低效率经济主体占用金融资源的比例，提升金融资源对高效率经济主体的配置，实现信贷资源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更有效的配比，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可降低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信贷风险。

5.4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信贷投入的微观经济基础，促进地区金融资源回流

前面我们谈到西安市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金融资源通过上存的形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进行着重新的配置，这除了受到地区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外，还主要受客观信用环境的制约。因此，应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入手，改善西安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银行业信贷资金投入的微观基础环境，促使金融资源回流。一是加强信用宣传和公民道德教育，逐步规范社会信用秩序，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增强企业信用风险意识；三是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定制度基础。通过以上措施，为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

注 释：

①经济结构分为广义经济结构与狭义经济结构，广义的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的总和，还包括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狭义的经济结构则专指产业结构，它主要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研究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产业及其关联性，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无需涉及经济结构的所有方面，因此所提到的经济结构代表狭义的经济结构。

②金融相关比率定义为金融资产总额与当年GDP之比。关于金融资产包含的对象目前仍值得商榷，本文的金融资产总额选取狭义货币（流动中的现金＋活期存款）、金融机构资金运用、股票市值、债券余额、保费收入之和，限于统计上的局限，此处金融资产的计量未包括债券余额，不过西安债券筹资总量非常小，因此并不影响对基本趋势的判断和分析的有效性。

③此处金融结构以金融资产结构替代，定义为金融总资产中非银行贷款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

④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60-1990年间美国仅服务业产值比重与金融化程度的弹性就在0.6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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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晓燕,王成亮.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2007,(8):32-33.

［5］数据来源均来自西安市统计局、西安市统计年鉴.

篇8

一、前言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力巨大，经济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发展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在这场危机中各国经济学家都竞相研究，如何准确把控经济发展的动向和未来。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与此同时，经济学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市场的影响很大，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其经济结构既要迎合市场发展结构，还需准确把控各经济结构的发展关系。本文将在重构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合理框架，使发展经济学满足中国市场的发展规律，为经济市场提供稳定的运营结构。

二、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现状分析

（一）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

新结构经济学是指在原有市场理论基础上，迎合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引出的一种新型市场运营理念，其理论发展依据可以真实反映出现代化市场运营结构特征和各领域产业发展情况。

（二）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特征

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其结构都是不稳定的，受劳动资源、商品储备、物质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既定的发展模式并不能满足各种产业结构快速发展需求，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应满足以下几点发展特征：

1.宏观指导意义。经济学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表述能力非常强，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可以从产业发展规模、生产能力、商品经营范围、交易情况、资本密集度等方面体现基础经济定位理念。还能增设多种理念配置，让各产业结构按照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发展。

2.经济走向突出。任何一个产业的经济发展情况都不仅仅体现在效益上，其商品使用功能、资源需求、市场份额等问题都会影响产业的经济走向。新结构经济将各种领域产业划分为诸多经济体，各经济体的产业基础配置和升级目标大体相同，在发展水平中，其理论指导价值非常突出。

3.定义发展水平。作为根本配置机制，市场对经济定向发展的掌控能力很弱，在市场资源配置日益复杂的经济市场中，只有推动产业升级才能拓宽产品经营范围，提高企业经济创新功能，所以当企业对公共知识、物质、精神消费陷入疲软状态时，新结构经济会重新定义各领域产业的发展水平，并制定一个具有理论依据的市场机制来稳定资源协调管理功能和控制基础设置。

三、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

通过上文论述发展经济学特征可知，实践经验对学术理论的补充作用最强，对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指导意义最大。本文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发现，重构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化过程，且其基本原理和结构框架对经济理念的引导能力巨大，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重构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框架。

（一）基本原理

以经济学发展为市场运作起点，经济在任何时间都不会随着学术理论组成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国家赋予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都是构成经济生产元素的重要内容，所以从概念上来讲，重构经济学框架应引入基础设置的发展作用。如现代化建设、制度建设、社会资本体系、价值理论观念等，这些内容都可以引导经济学演变。不同经济发展内容产生的经济结构不同，在正式交易与非正式交易中，经济学构架可以影响各层级市场的发展特征变化。

（二）框架结构

在现代化建设和制度、法律、文化系统的影响下，经济框架逐渐形成了软、硬两种结构理论，随着市场活动的多途径变化，基础设置对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影响作用越来越低。产业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风险预测等都可作为经济学框架，企业、组织、个人的生产劳务关系也是由固定金融机构联合构成的。从事产业生产的组织和个人不仅会影响硬性基础设置的动态经济变化情况，还会干扰软性基础设置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对于新结构经济来讲，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对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引导作用并不大，在发展层级市场结构的过程中，动态框架结构会逐渐转化成产业发展关系图，并会围绕各领域产业发展特征呈阶梯式发展模式延伸。发展经济学框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照相似发展理论。在革新理论结构过程中，经济学家通常会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现状进行经济对比分析，如国家经济发展状态、市场经营环境、经济增长背景等内容都可以突显出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发展经济学应引入并参照相似发展利润，以他国发展情况为发展依据，大力开展优势产业，尽可能避免因产业发展结构问题引发的经济停滞现象。

2.各领域产业发展关系。目前，我国公有、非公有经济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关系上，但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恶化，各领域产业的发展关系发生了改变，低碳经济、节能产业的发展，让经济结构框架的变化能力更具导向性和预判性，针对这些经济发展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协调软、硬基础设置的方式提高各领域产业和谐发展的关联性。

3.技术、产品的创新优势。新兴产业必须要具备多种市场竞争优势，如使用价值、发展价值和创新价值等，这些价值观念可以增进潜力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合作发展关系，帮助经济市场获得更多的发展能力。在资源和执行能力的限制下，大部分企业纷纷舍弃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任务，纷纷走向了粗狂型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结构主义上来讲非但不科学，还容易造成发展经济学框架结构紊乱和无序变化。

4.经济结构补偿。与传统结构主义比较，新结构经济学可有效促进发达产业市场优势的良性推广，税收政策、福利产业、保护补贴等结构补偿措施可以在时间上、经济资本量上给予经济市场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靠单方面的提供经济结构补偿，其重构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并不足以展现真实的经济市场运营构架，所以还应从开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实力、发挥潜在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拓宽经济结构补偿的发展道路。

三、新结构经济学对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与作用

本文对经济发展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后，逐渐认识到如果要想创建一个具有持续性、发现性、重构功能的经济学结构框架，必须在发展经济学中引入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理念，其影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突破固有研究方法

新结构经济学能够为发展经济学奠定具有高度科学功能的研究方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理论上具有明显不同，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新结构经济学能帮助发展经济学为经济市场提供必要的产业发展指导，资源配置中心作用和资源配置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各发展产业的结构完整性和理论时效性。成本较高的密集型产业可以增加产业的自生能力，让产业在不断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中拥有较强的信息补偿功能，并有效降低产业经济发展的成本费用。

（二）提升政策影响力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并不大，如果国家政府需要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置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话，则经济的增长需要付出多种类型的经营资本。所以发挥投资短期效应，为未来经济铺设发展道路，有效补充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利益诱导问题，可以促进政府获得强劲的经济增长、良好的贸易表现。如果政府对产业保护补贴的自生能力严重缺乏，则发展经济学结构的层级产业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关系，且这种关系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会逐渐加大。

（三）稳定经济贸易结构

发展经济学对于外贸市场结构主义的研究效益很强，在经济融合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带动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以增加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的融合性。随着西方跨国企业利用现代化产业抢占我国经济市场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发展结构已逐渐无法摆脱这种依附陷阱。所以针对重构后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建议中国经济市场应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现代化产业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在满足其他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再通过拓宽国外市场的方式，提高中国现代化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经营发展份额。

四、结论

通过上文对新结构经济学以及重构发展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之后可知，从多元化发展视角上分析，经济学理论的完整度和完整性对现实经济市场各领域产业运营结构的影响与作用非常大。虽然复杂的市场环境给经济学理论重构框架带来诸多干扰因素，但是却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生差异性。所以，在主增长理论的支撑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还会逐渐向重构后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延伸，并且其影响意义会逐渐加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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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金融冲击的定义

金融冲击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首先，经济和金融向来都是近乎为一体，不能够分开来谈的，所以人们习惯于把当今的市场经济叫作金融经济。其次，经济关系日趋金融关系。如今的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凸显为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风险-保险关等金融关系。拿美国来说，早在美国8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自己直接拥有股票和债券。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直接和间接的拥有股票与债券。这其中的股票与债券包含了医疗保险基金、社会保障保险基金和各种投资基金。一般用金融相关率，来表示社会资产金融化的程度。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最高曾达3.26-3.62之间，之后逐渐变低。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5之间。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是0.07。英国的金融相关率是0.03-0.35。德国的金融相关率是0.12-0.15。法国的金融相关率是0.16-0.20。意大利的金融相关率是0.20。日本的金融相关率是0.021。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一） 国内经济的相关研究

所谓的经济制度改革就是对已有的、并在实施中的制度进行调整和优化，这是每个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制度的完善需要贯穿整个经济变化过程。我国研究者利用有限的创新制度为基础，对经济制度的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方向。同时，也对经济制度改革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进行的阐述。除此之外，我国研究学者还对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总结，即：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产权结构和文化传统等。

（二） 国内经济发展现状

经济制度的变化应该是面临各行各业的，就中国而言，正处于“转型”这一阶段。而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五大要素是不可以忽视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今年，我国的主要经济政策依然是以保证企业经济稳定增长、对经济结构和风险间的平衡进行调整为重点，重心工作还是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并从供需两侧发力。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还是朝着好的一面进行。因此，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还是：潜力足、回旋余力足，而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条件也没有变，对经济架构进行优化的态度依然明确。

（三）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整体经济状况来看，经济的发展属于稳定增长状态，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研究发展，主要问题包括：投资增长后劲欠缺、市场出清困难、就业压力日益严重、金融风险增加。这些问题在无形中也阻碍的经济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阻力。

三、金融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冲击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一般来说，基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就业环境，以及工业制造和服务行业的聚集化发展，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金融的冲击也会加快社经济的发展进程。社会基本需求的转变加速第一产业的升级，而经济的发展又将促使社会性需求发生转变，并促进技术的进一步革新。当第一产业的不断升级促使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增加时，更加集中化运作的社会资本便孕育而出，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使得人口更加集中，经济发展速度更快。

金融冲击成就了我国经济发展，反之，金融化也会从不同侧面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首先，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产业处理就越趋于现代化，促进更多更先进更实用的升级型技术和产品扩散。另外，人口的高度集中能够刺激社会制造业的发展，让工业化产品拥有更多市场。最后，金融化水平越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意义越是重大。金融化发展还能实现新产业的诞生，关联更多产业的相互关系。可见，金融冲击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生产力、扩大产品市场，并有效促进相关产业和趋于和协作发展。

依照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上面内容提到的看法。我国现在相比于全世界正处在中等收入的行列。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最具有代表性质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还是取决于资本的推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的产业化改变，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影响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除此之外，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也会向金融化迈进。金融的有关机制会变成使存储的资金转变为一笔投资，所以，即便是经济正处在发展的阶段，金融冲击也会使得其内部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为了较为直观的说明问题，对相关的回归分析及其结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细化地讲，IS与FIR的回归方程为：

y= 58.1579+ 0.1156x1。

（2.193） （0.010）

其他统计值包括：R2= 0.859。

调整后的R2= 0. 852。F= 127. 457；。t截距=36. 468。t斜率= 11.290。DW= 0.729。 从弹性的角度来分析。金融化的进程每提高1%。则可以带动第2、3产业的产值比重增加0.1156%。因为这一结果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比较还有很大程度的差距。另外就IS与FS的关系而言，其回归方程为：

y= 38.3654+ 1.0487x2。

（4.734） （0.315）

由于其中的判定系数R2= 0.341。调整后的R2= 0.310。F= 10.865。t截距= 3.402。t斜率= 3.296。DW= 0.288。进一步地，我们对IS。FIR。FS。计算多重线性回归。从而可以得到有关方程：

y= 71.32+ 0.141x1-0.474x2。

（1.989）（0.014）（0.202）

其中的相关系数p= 0.933。判定系数R2=0. 889。调整后的R2= 0.878。F= 80.238。DW=1.183。

所以这一点又体现了我国实体经济结构的改变和金融结构的改变的相关性较差。

四、民营经济的金融冲击对我国经济的作用

随着民营资本的逐渐增加，它显然已经融入到了金融体系中。它的实行能够为经济产业的调整带来新的力量，在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的效率的同时，同时促进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发生改变。一方面这样能够促进金融经济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垄断式的金融业发出了挑战。但是，在关注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带来的风险和盲目扩张带来的消极的影响。

五、有关调整我国经济波动的措施

（一）把握经济波动调整的重点

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可以把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产业要带动第二产业整体进行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进程。其次，不能让生产要素持续现在的情况，即只在第一产业上流动。应该要通过人为的措施使得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加快。可以说，这两个方面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很大的一部分要取决与金融渗透的程度深浅，和相关产业的调整。

（二）关于金融渗透的策略

低端的产业想要靠近高级化的产业，一般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资金方面的缺少，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使得小型企业有能力吸引更多的融资赞助投资，金融渗透的加快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机制、金融市场等方面，应该更加的多样化、多层次化。

（三）针对有关的负面影响的行动策略

尽管金融化的实现能够提高各方面的效率，但是在有关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还是要考虑到其带来的消极后果，企业在向这高阶段迈进的同时，要识别风险带来的危机，及时有效的采取措施，防止掣肘消耗，实现健康的融合。

结语：

根据上文的描述，金融冲击和我国经济波动有很大的相关性，金融结构的调整很大一部分的会改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民营金融业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使得金融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带来了比较大的经济隐患。对此，必须积极的采取措施，使我国的经济迈向高效、健康的发展进程，实现金融化与经济调整之间的有效共存。

参考文献

[1]耿强，章雳.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外部冲击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数值模拟分析[J]. 经济评论，2010，05：112-120+138.

[2]陈利锋. 金融冲击、企业生存状况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05：1-13.

篇10

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一个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同样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观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

（一）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政治结构是政治关系的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是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结构是经济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原则。第三种结构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它包括一个时代的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显然，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中，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等) 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

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观念、价值、法律、文化、艺术形式等等。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产生基本的决定性影响。当然这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反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一定历史时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三）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

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的基本的功能需要。他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可见，社会结构的基本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它特殊的历史需要。

（四）社会结构的有序定向变迁

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变更，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动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其模型将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重点。这种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指出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观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

（一）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

吉登斯认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 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 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二）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也就是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内在依据。

（三）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

社会结构的存在离不开实践。因为在吉登斯看来，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成了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结构在实践中才有动力，才有灵活性。正是在实践中结构获得了某种灵活性或能动性，吉登斯才依此导引出他颇为自豪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他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像决定论(如前述的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观) 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人的行动如何构成社会；而是行动是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的，与此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即人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着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四）社会结构的变迁

吉登斯认为，行动及其行动者都是能动性的，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的监控能力。在吉登斯看来， 行动者“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会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将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吉登斯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 和个人性(主体性) 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在处理这种“二重性”的时候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他把时空关系引入到社会学领域，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分析社会结构，并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变化规律，这无疑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亮点所在。但吉登斯的综合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淡化了结构概念原来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使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

此外，吉登斯对“记忆痕迹”、对“结构底层符码”的强调远远大于他对“经验事实”、对“表层结构”的强调。因此，他的“综合”是有倚重的，他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比如，他提出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约束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

三、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二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但是，马克思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约束性。

在马克思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了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却认为，这样犯了割裂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错误。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记忆) 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态（社会整体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观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似乎依稀可以看见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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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产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即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孙皓，2011）。一些学者将产业结构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产业在技术进步方面不同步而引发的产业结构的变动；二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实施的产业政策不同而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来带动经济重新起飞。本文基于中国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为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二、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解释的扩展

正如前言中所说，产业结构的变迁可以分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本文主要探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

干春晖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一国中各个产业之间的产业聚合质量，既能反映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也能体现该国的资源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它反映的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高低。学者们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气公式为：

E=∑ni=1|Yi/LiY/L-1|=∑ni=1|Yi/YLi/l-1|（1）

上述（1）式中，E表示产业结构的偏离度，Y表示的是一国产业总产值，L 表示有效劳动力（就业），i 表示某一产业，n 表示产业总的部门数。有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假设可知，经济社会处于稳态均衡状态时，其前提条件是各产业部门间生产率水平一致。而由定义可知，Y/L 即表示某一产业的生产率，因此当经济社会处于稳态均衡时，Y i /L i = Y/L，从而 可得E = 0。与此同时，Y i /Y 表示各产业的产出结构，L i /L 表示各产业的就业结构，因此 E 同时也是对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度量。E 的值越大，就表示一国经济越偏离稳态均衡状态，该国的产业结构就越不合理。众所周知，一国的均衡经济很难达到，因此一般情况下E不等于0。但是（1）式这种测量度方法将涉及到的各产业均等对待，从而不能区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式中绝对值的引入也加大了运算量，因此我们在这里采用干春晖（2011）提出的泰尔指数来进行测度。干春晖将泰尔指数重新定义为：

TL=∑ni=1（XiY）ln（XiLi/YL）（2）

当一国的经济处于稳态均衡状态时，TL=0，而且该指数将各个产业的相对重要性纳入到体系中来，大大减小了模型的计算量，同时也没有失去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其代表经济含义，因此，本文将泰尔系数作为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

（二）产业高级化的度量

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用铲结构的高级化来表示，传统经济学家采用第二三产业（即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认为非农产值的比重越大，则产业结构越高级。但是，最近一次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了重大冲击，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世界经济由“工业化时代”向“经济服务业时代”转变新的经济形势下，许多学者已经将经济结构服务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指标而非农产业包括第二和第三产业，因此再以第二三产业（即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不再准确。鉴于在“经济服务化” 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吴敬琏，2008），本文采用干春晖（2011）所提出的方法，用服务业的产业产值与工业的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将其表达式记为：TS=X3X2（3）

上式 中，TS表示服务业产业产值与工业产业产值之比，X3表示服务业产业产值，X2表示工业产业产值。这一表达式准确的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与之前的指标相比TS具有更精确的经济意义。TS 值增大，则意味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即表示该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

（三）新产业结构度量对经济的解释

我们将1978―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并用上述两种度量方法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的TS，TL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1978―2014年的TL，TS值变化均表现出波动性，这主要依赖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在农业上，第一产业产值大幅增加；另外，中国政府对第二产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市第二产业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TL与TS值开始下降。随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重心放在城市，此时，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解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因此在这一时期，TL值变动幅度不大；经济改革引入的私营经济，极大地繁荣了第三产业，因此真个八十年代，TS值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从此劳动力流动性加强，市场配置作用逐步增大，因此TS值持续上升。但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带动了第二产业高速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TS值呈下降趋势。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随着市场配置作用的加强，政府辅以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因此TL值逐渐下降。

三、小结

本文先从传统的产业结构出发，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分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心了探析。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巨大，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为此结合本文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应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政府应根据国情出台合理的产业政策，来引导中国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第二，从本文结论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应作为产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如前文所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即产出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的耦合程度。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对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教育活动，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要规划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例。这样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孙皓，石柱鲜.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人口与经济，2011，（2）：1-6.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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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是对发展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体现着人们对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与哲学提升，对发展水平评价有着重大影响，它集中表现在人们对发展过程中，发展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和评价上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阶段性。

早期的发展理论是以经济发展核心内容和判断标准的经济发展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几种典型的思潮包括二元结构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二元结构论是刘易斯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的。他重点解释“现代”部门的收入分配和“现代”部门增长速度。在刘易斯看来，发展实际上可以简化为“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部门，发展过程就是“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吸收劳动力的过程，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在刘易斯的命题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变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之镜，吸收发达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经过十多年的历史检验，人们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有些主要经济指标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并没很大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文化素质并没有相应的改善和提高，所以有人批评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

社会发展观是对经济增长发展观偏差的修正，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讨当代的中国发展观念非常有启示意义。如法国佩鲁强调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认为发展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同转变的现代化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结构是影响发展重要因素的依附理论等等。

人为发展的核心是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的，佩鲁指出，新发展观的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以经济增长为标志的片面发展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当片面增长的代价暴露的时候，为一切人和完善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表述了对社会发展观的不同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发展是社会特征变量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强调发展是社会特征变量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分化的理论渊源主要来源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多学科广泛关注的理论，人们为现代化赋予了不同的内涵，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是工业化、科学技术化、富裕等内容的一个混合体，吸引了学术界和官方的持续注意力。

现代化是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这就决定了由现代性而标志的现代化的是阶段性的过程。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从经济结构转变开始到非经济结构变迁的各个方面，著名学者列维提出可以根据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过程来比较社会和区分社会。为了使社会变迁为现代性社会，包括社会的传统结构价值也必须完全由一套新的现代社会性结构和价值来替代。列维分析了现代化的伴随现象和结果。他提出了区分“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标准。

社会发展观中对于发展的第三种认识是依附理论，依附论是作为主流学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强调世界体系对发展的影响，以普雷什和佛朗克为代表人物的依附理论从世界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在于外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平等。普雷维什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极其主要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中心—”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心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中心处于支配地位，只能是被动的从属中心，而这种由于殖民时代延续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不合理贸易比价，使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因此，普雷维什指出国家要获得发展必须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

强调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是由于不平等的国家地位造成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的佛朗克。他提出了“欠发达的国家”这一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状况不是自然条件的产物，而是长期殖民主义的结果。

多斯·桑托斯在研究了依附的结构后，给出了依附的定义。他指出，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在根据外国需要确定其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依附性的了。依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金融与工业的依附、科技与工业的依附和政府的依附。总之，一个国家的发展障碍不是缺少资本、企业管理技术、民主制度，相反，在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外部控制，依附与发展是不相容的。

如果说，经济增长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代表着国家是发展的组织者和评价者，那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实践，联合国是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和评价者，发展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地域的空间限制，同时考虑到当代人与未来人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公平与协调机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个别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国内对发展的理解

中国自主发展的道路决定了对发展问题的许多理解和实践是原创性的。“五年计划”从建国开始制定，至今已经出台了“十一五规划”，以“五年计划”为主线展开，可以看出国内对发展的理解。

（1）发展是总量的增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因此，能够快速发展就成为建国之始的主要目标，“一五”计划的经济增长指标即反映了这个特点，至于后来的“”则将此推到了极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历次“五年计划”依然把总量增长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究其原因是人口压力造成发展速度指标的过度追求和外在压力对增长目标的强化。我国与发达国家增长指标相差非常大（产业结构、人均GDP、国际竞争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必然是赶超战略。

（2）结构问题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通常来说，经济总是不断扩张，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就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是相对应的，钱纳里通过对世界上154个国家20年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比较指出，产业结构变化，引发就业结构变化，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二元结构”熨平的过程，可以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是核心，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自动调整，问题是，我国和西方的产业发展道路不同，因此，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果从初级产业、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份额来看，我国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不及工业化的中级阶段)：而如果从制造业份额来看，我国则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超过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存在结构偏差，任何单项指标都不能反映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这种与标准结构的偏离和我国特殊的工业化赶超战略有关。这一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制造业实现了超常发展，导致了结构关系与标准模式的偏离。

经济结构调整历来为政府所关注，修正结构问题，一直是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从“六五“计划开始，直到“十五”计划，政府对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的基本判断之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十五”计划则把结构调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看，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结构”即“二元结构”问题，但是，结构问题不仅是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还包括产业组织结构、地区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一国的经济结构，还受世界产业结构发展升级与竞争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不能不受世界发展的影响，这就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3）发展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与发展观演变的规律相一致，中国政府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强调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继而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六五”计划第一次把社会发展列入了纲要的重要内容，“六五”计划以前，中国的五年计划全称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种变动本身就是我国开始把社会发展作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最好证明。1992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保护环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九五”计划中正式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比较“九五”计划与“十五””计划及“十一五”规划可以看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政府观念的调整，可持续发展不能取展和包含社会发展，它仅构成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国外发展观的启示

在对发展观认识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发展的理解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发展的增量，发展的经济层面和可测度部分，而发达国家则更关心发展的一些深层要素，如自由、权利等，这是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大系统的运行，以及从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认识的，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非工业化可能适合于一个国家某些地区，但尚不适合于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一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发展的某一个刻度，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会相同的。能否走上那条必然的可持续的理想之路，“只能产生于现实的态度，否则就不会产生出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决定于各国政府的选择，这种选择既要积极地面对人类未来又要稳妥地面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制和秩序的巨大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