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4 15: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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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茂春称,金融海啸促使中国的三大产业中的287个门类已经形成。这三个产业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加强对三农的补贴,加强土地的流转速度和农民的国民待遇,以及制造业平衡发展。
“中国借金融危机点燃了三大发动机。”何茂春表示:“第一大发动机在长三角。”在他看来,要是把长三角比作一条鳄鱼,那么上颚是上海,下颚是宁波,这里正在成为全亚洲最热的经济带。“第二个发动机是珠三角。珠三角有很大的活力,金融危机逼迫其加快资源的整合。而9+2的合作也使大珠三角得以成型。”此外,“第三个发动机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北方,北京和天津的组合成为环渤海京津冀的重心,而且京津冀为中国与俄国、韩国、朝鲜以及蒙古的合作带来机遇。”
科技水平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特别是高新技术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而我国的科技投入长期处于水平过低和严重不足的状况。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科技研究和发展(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1990—1993年间为0.7%—0.72%,1994—1995年间均为0.5%。这不仅与发达国家2%—3%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长期以来的科技投入不足已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到2000年全社会r&d/gdp比重达到1.5%。
为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刺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国务院也颁布与实施了一些财政税收政策。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高科技企业,按15%的税率征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同时对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服务于企业的技术成果、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暂免征所得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外商投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按15%的税率征税;从获利年度起,第1—2年免税;减免期满后,仍为先进企业的,可延长3年减半征税。并且,我国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工字[1996]41号)中明确规定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可入成本,增长超过10%时,另加50%税前扣除的优惠。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刺激了企业进行科技投入的积极性。但就目前来看,现行优惠政策基本属于税收优惠,体现在税率降低和税额的定期减免,其他相关措施不足,没有形成一系列多角度、多渠道的优惠政策。
一、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税收优惠对象选择上不尽科学。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一种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即只是针对高科技产业区、经济开发区。这种做法有悖于平等竞争原则,区内、区外的企业享受的政策优惠差异较大,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区外企业享受的优惠较少,不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同时这也给企业避税创造了条件,区内外政策不同导致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税收征收管理。
第二、现行所得税制在鼓励科技进步方面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直接性优惠过多、间接性优惠不足,特别是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两套不同企业所得税制与高科技企业所得税优惠产生交叉,并且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总体上多于内资企业,存在着技术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内外资企业的非公平竞争问题。
第三、我国流转税体制方面也存着不利于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因素。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实施“生产型”增值税的两个国家之一(中国与印尼),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中不得抵扣购进的固定资产价款,这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科技企业而言,是一部分额外的税负,相当于多付了一笔“投资税”,从而影响了企业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的进行。另外,由于现代科研的前期投入资金量大,但“无形资产”、“ 特许权使用费”等不得在进项税额中抵扣,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第四、现行税收征管工作的滞后不适应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需要。如我国对高科技企业税收征管大多专门设立税务机构进行属地管理,这固然有利于对高新产业区的企业统一管理,但对于其它非产业区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则带来了税收征管上的困难。同时税务机关在具体征管过程中把关不够,一些名义上的“高新科技企业”也在科技工业园注册、经营,这实际上只会带来国家税款的流失。因而,对于高科技企业的认定及完善其相关认定标准,是税务机关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 、国际上科技税收优惠的一般做法
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持,为鼓励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刺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
第一、准备金制度(reserve fund system)。所谓准备金,系为减少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立的资金准备,主要有技术开发准备金、呆帐准备金、退休准备金等。这是税式支出的一种形式,即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这其中以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 较为有影响。它规定企业为解决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资金需要,可按收入总额的3%(技术密集型产业4%,生产资料产业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在投资发生前作为损耗计算。这种做法适用的行业很广,并且该制度对资金使用范围和未用资金的处理有一定的限制:准备金必须有提留之日起3年内使用,主要用于技术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改造、技术信息及技术培训和研究设施等方面。
第二、加速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即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以后逐年减少,税负相对于后期较轻;尽管总税负不变,但相对于“直线法”折旧,企业享有递延纳税的好处,这就相当于给予企业一笔无息贷款。
第三、盈亏相抵(loss carryover and carryback)。系指准许企业以某年度的亏损抵销以后年度的盈利,以减少其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者冲抵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税的部分税款。一般而言,冲抵或抵销前后年度的盈余,都有一定年限。如日本是前1年,后5年;英国则是前3年,后无限。由于现行高科技企业投资风险大、市场变化迅速,这种盈亏相抵的作法有对其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因为企业发生亏损时,其亏损额可以从以前或以后年度的盈余中补偿。因而,这种作法受到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的极大欢迎。
第四、投资抵免(tax credit for investment)。即对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设备的企业,允许其在税前扣除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以减轻其税负。这种抵免有利于鼓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如英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资本性支出可以100%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并且购买知识产权和技术秘诀(know-how)的投资,按递减余额的25%从税前扣除。美国税法也规定,公司可以将当年的研究试验费用“资本化”,通过待摊费用的方式逐年计入成本。这样通过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负。
三 、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吸收借鉴国际上的通行作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直接性优惠与间接性优惠并重;通过完善相应税制,制定以税收、投资、金融为主的多渠道、多角度的优惠措施,使企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进行技术改造。为此,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有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首先,科技进步离不开科技投入的支持。没有科技投入的增加,科技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要把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研究开发作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抓。我国企业投入能力弱、投入水平低、自有投资资金严重不足。发达国家企业r&d投入占整个投入的比例大多为50%—70%,日本为80%,韩国也为80%,而我国企业r&d投入比例不足30%。因而,借鉴国外的“技术准备金”制度,运用政策杠杆,促使企业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是一项具有重要推动和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韩国政府在振兴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制度。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使韩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腾飞。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比较相似,因而我们可以吸收借鉴这一做法,规定企业可以从其税前营业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在税前作为损耗计入成本费用列支。同时严格规定这笔资金的使用范围,并规定其在一定年限内使用(3—5年),否则对年限到期仍未使用的准备金,计入企业应税所得,并加收一定利息。这样,促使企业积极使用这笔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在规定年限、指定用途内使用,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其次,税收优惠要扩大其范围,特别是向一些高科技中小企业倾斜。因为新兴的高新科技企业在初期一般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另外,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较具规模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可谓少之又少。因而,可以考虑给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期间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可借鉴国外的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创业板”市场,并对购买高科技企业风险基金的所得减免税款,支持中小企业投资、融资。最近,我国台湾省出台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将租税奖励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公司和中小企业。其中,列举了一些人才培训支出抵减.建立国际品牌支出抵减等措施。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如今的知识竞争条件下,对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予以一定数额的退税。这样,对于固定资产较少,享受不到加速折旧好处的新兴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有利于其壮大发展。
最后,结合我国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可以尝试对有关税种进行改革,这主要有:
1、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所得税不易转嫁,因而可以选择对企业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范围作出相应规定来实施税收优惠,这可视为一种事前鼓励。针对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时地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措施,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中明确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次,税收优惠要趋向于间接性。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对凡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自开办之日起实行“二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同时可考虑对一些生产水平的高科技企业,在规定的减免期满后,再延长若干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填补我国高新科技空白项目的高新科技企业可实行“五年全免”的税收政策。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允许企业在税前按期扣除当期营业收入若干比例的费用。可考虑按费用总额的一定比例(中小企业可适当提高)扣除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用。同时对其购置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按购置价款的一定百分比(国产设备可适当提高)实行加速折旧。另外,考虑到科技开发风险较大、外部性强,对于企业的中间试验费用,可以对其按一定比例在税前列支。这样增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的积极性,降低其失败的风险损失。
一、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税收优惠对象选择上不尽科学。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一种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即只是针对高科技产业区、经济开发区。这种做法有悖于平等竞争原则,区内、区外的企业享受的政策优惠差异较大,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区外企业享受的优惠较少,不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同时这也给企业避税创造了条件,区内外政策不同导致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税收征收管理。
第二、现行所得税制在鼓励科技进步方面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直接性优惠过多、间接性优惠不足,特别是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两套不同企业所得税制与高科技企业所得税优惠产生交叉,并且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总体上多于内资企业,存在着技术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内外资企业的非公平竞争问题。
第三、我国流转税体制方面也存着不利于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因素。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实施“生产型”增值税的两个国家之一(中国与印尼),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中不得抵扣购进的固定资产价款,这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科技企业而言,是一部分额外的税负,相当于多付了一笔“投资税”,从而影响了企业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的进行。另外,由于现代科研的前期投入资金量大,但“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等不得在进项税额中抵扣,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第四、现行税收征管工作的滞后不适应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需要。如我国对高科技企业税收征管大多专门设立税务机构进行属地管理,这固然有利于对高新产业区的企业统一管理,但对于其它非产业区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则带来了税收征管上的困难。同时税务机关在具体征管过程中把关不够,一些名义上的“高新科技企业”也在科技工业园注册、经营,这实际上只会带来国家税款的流失。因而,对于高科技企业的认定及完善其相关认定标准,是税务机关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国际上科技税收优惠的一般做法
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持,为鼓励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刺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
第一、准备金制度(ReserveFundSystem)。所谓准备金,系为减少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立的资金准备,主要有技术开发准备金、呆帐准备金、退休准备金等。这是税式支出的一种形式,即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这其中以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较为有影响。它规定企业为解决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资金需要,可按收入总额的3%(技术密集型产业4%,生产资料产业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在投资发生前作为损耗计算。这种做法适用的行业很广,并且该制度对资金使用范围和未用资金的处理有一定的限制:准备金必须有提留之日起3年内使用,主要用于技术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改造、技术信息及技术培训和研究设施等方面。
第二、加速折旧(AcceleratedDepreciation)。即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以后逐年减少,税负相对于后期较轻;尽管总税负不变,但相对于“直线法”折旧,企业享有递延纳税的好处,这就相当于给予企业一笔无息贷款。
第三、盈亏相抵(LossCarryoverandCarryback)。系指准许企业以某年度的亏损抵销以后年度的盈利,以减少其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者冲抵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税的部分税款。一般而言,冲抵或抵销前后年度的盈余,都有一定年限。如日本是前1年,后5年;英国则是前3年,后无限。由于现行高科技企业投资风险大、市场变化迅速,这种盈亏相抵的作法有对其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因为企业发生亏损时,其亏损额可以从以前或以后年度的盈余中补偿。因而,这种作法受到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的极大欢迎。
第四、投资抵免(TaxCreditforInvestment)。即对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设备的企业,允许其在税前扣除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以减轻其税负。这种抵免有利于鼓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如英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资本性支出可以100%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并且购买知识产权和技术秘诀(Know-how)的投资,按递减余额的25%从税前扣除。美国税法也规定,公司可以将当年的研究试验费用“资本化”,通过待摊费用的方式逐年计入成本。这样通过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负。
三、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吸收借鉴国际上的通行作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直接性优惠与间接性优惠并重;通过完善相应税制,制定以税收、投资、金融为主的多渠道、多角度的优惠措施,使企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进行技术改造。为此,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有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首先,科技进步离不开科技投入的支持。没有科技投入的增加,科技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要把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研究开发作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抓。我国企业投入能力弱、投入水平低、自有投资资金严重不足。发达国家企业R&D投入占整个投入的比例大多为50%—70%,日本为80%,韩国也为80%,而我国企业R&D投入比例不足30%.因而,借鉴国外的“技术准备金”制度,运用政策杠杆,促使企业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是一项具有重要推动和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韩国政府在振兴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制度。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使韩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腾飞。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比较相似,因而我们可以吸收借鉴这一做法,规定企业可以从其税前营业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在税前作为损耗计入成本费用列支。同时严格规定这笔资金的使用范围,并规定其在一定年限内使用(3—5年),否则对年限到期仍未使用的准备金,计入企业应税所得,并加收一定利息。这样,促使企业积极使用这笔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在规定年限、指定用途内使用,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其次,税收优惠要扩大其范围,特别是向一些高科技中小企业倾斜。因为新兴的高新科技企业在初期一般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另外,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较具规模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可谓少之又少。因而,可以考虑给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期间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可借鉴国外的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创业板”市场,并对购买高科技企业风险基金的所得减免税款,支持中小企业投资、融资。最近,我国台湾省出台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将租税奖励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公司和中小企业。其中,列举了一些人才培训支出抵减。建立国际品牌支出抵减等措施。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如今的知识竞争条件下,对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予以一定数额的退税。这样,对于固定资产较少,享受不到加速折旧好处的新兴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有利于其壮大发展。
最后,结合我国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可以尝试对有关税种进行改革,这主要有:
1、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所得税不易转嫁,因而可以选择对企业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范围作出相应规定来实施税收优惠,这可视为一种事前鼓励。针对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时地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措施,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中明确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次,税收优惠要趋向于间接性。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对凡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自开办之日起实行“二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同时可考虑对一些生产水平的高科技企业,在规定的减免期满后,再延长若干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填补我国高新科技空白项目的高新科技企业可实行“五年全免”的税收政策。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允许企业在税前按期扣除当期营业收入若干比例的费用。可考虑按费用总额的一定比例(中小企业可适当提高)扣除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用。同时对其购置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按购置价款的一定百分比(国产设备可适当提高)实行加速折旧。另外,考虑到科技开发风险较大、外部性强,对于企业的中间试验费用,可以对其按一定比例在税前列支。这样增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的积极性,降低其失败的风险损失。
在全球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下,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有迫切需求。高中地理在高中时代化为单独的课程,让学生了解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教师在课堂上采用怎样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影响巨大,一个好的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翻转课堂,或称颠倒课堂,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翻转过来,让学生在课前完成知识的学习,在课堂上完成知识的吸收与掌握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产生于美国一些中小学教师的尝试,目前已具有蔓延到高效课堂教学的趋势,本文将这一模式与高中地理教学结合进行探讨。
一、合理设计教学视频
社会已经是信息化时代,全民进入网络化阶段,我们所处的周围环境都受着科技进步的影响,科技进步与发展不仅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便利,而且还充分体现在教育事业上。网络和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老师课堂教学的重要工具,多媒体教学方式已经成为主要的教学模式,正确运用能为高中语文课堂增添不少乐趣。教师根据大纲要求设计相关的地理教学视频,在讲解有关知识点时结合教学视频,使难懂的知识点形象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
二、小组模式下进行合作学习
地理翻转课堂中,应设计以合作探究为主的课堂活动。学生在自学环节已经基本了解了需要学习的主干或原理性的知识,而课上的活动应让学生有机会应用这些知识,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分组,把4~6个人分为一个小组,根据自身擅长的领域进行分工合作,而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学生能够与同伴进行交流沟通,从同伴中弥补自己学习的不足。老师从中协助时给予各小组足够时间讨论,并帮助学生提供相应的辅助材料,当学生碰到难点时适当指导,让学生往正确思路思考。最后小组讨论结束后,各小组汇报组内讨论的结果,教师根据结果给予一定的评价,再指出正确的结果,让学生对知识点更加深刻。
敬老,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义无反顾地敬老吗?
我曾经认为,世界发展了,科技进步了,观念当然也跟着进步了。终于,我发现我错了。在我们极力推崇敬老的时候,同一时间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
小A告诉我她的故事,我听后为之一震,我从没想过在如此进步的现代社会还有这样的思想。
小A的爷爷奶奶有6个子女,除了一个先天夭折的男孩和一个收养的儿子,总共有4个孩子。这造成了这个家庭复杂的关系和祖辈重男轻女的思想。小A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从小A平时的态度来看,她似乎十分怨恨爷爷。原来,小A有着一段不堪入耳的回忆。小A一年级的一天,和自己的亲弟弟还有一个表哥在爷爷家里玩。当时年幼的弟弟还不懂事,只是在一旁看着。表哥因为处在爷爷的溺爱中,十分胆大,竟然在房间里玩起火来,一个不小心,烧着了爷爷的东西。爷爷在怒火之中相信了小A表哥说小A玩火的谎话,决定惩罚小A。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来在当时,还有这种残酷的,类似于古代家规的惩罚方式——用沾过水的竹条鞭打。小A的父母迫于长辈的压力不敢出来为小A辩解。本就生活在爷爷重男轻女阴影下的小A从此对爷爷更加憎恨。
小A的叔叔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啃老族”,因为下岗,每月只有一点可怜的低保,而这根本无法满足嗜烟成性的他。于是借着自己父亲的宠信,常常从父亲那里要钱,还与小A的父亲同居同住。本来应该是各付生活费用的,可小A的叔叔却可以依照小A爷爷的“通行令”分文不付,成天在小A父亲的家里大吃大喝……
小A的爷爷奶奶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家里的男孩都十分宠爱。特别是小A的弟弟,爷爷经常带着小A的弟弟出去玩,而不曾带着小A;逢年过节,幸运的时候小A还能收到来自爷爷的2000元压岁钱,而弟弟每次都能收到8000元的压岁钱。我安慰小A说,算了,至少你爷爷心里还是有你的,不然连2000元都收不到。小A苦笑者说,那只是因为旧思想的牵制,不然,他才不会给我钱呢。大概在小A的眼里,爷爷就是圣旨,只要爷爷有稍微的偏袒,家里就会出现许多的不公平。
小A希望有人替她分担痛苦,又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过去,于是只对几个要好的朋友倾诉她的不平。
因为对爷爷的不满,长大的小A常常对爷爷冷眼相待。而已经年迈的爷爷,似乎有些神志不清,常常在小A一家吃饭的时候闯进来,在客厅里神神叨叨地念叨些什么,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本来成绩就不怎样的小A更加无法静下心来读书……
尽管科技进步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新技术总是要与真正的社会驱动力结合才能发生效用。例如,苹果iPad的成败虽然尚未有定论,但勇于尝鲜者早已迅速抢购了这一掌上设备,而众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也卖力地为其大唱赞歌。理由?“必须亲自尝试下才能发掘其本质”。
当然也有专家对此不屑一顾,认为iPad只是大一号的iPhone,或是精简了功能的笔记本电脑。所以,iPad的下场注定要像苹果公司众多其他失败的作品一样,比如Newton和Lisa。
科技类创业家的阵营同样泾渭分明。上世纪80年代,互联网出现之前,许多电脑技术专家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并获得了巨额财富,但另有一些人却未能如此幸运。
套用好莱坞编剧威廉・高曼(William Goldman)在《银幕春秋》(Adventures in the Screen Trade)中关于好莱坞的著名结论,创业是一件“没有人知道结果”的事。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在上市之前,没有人真正知道一项新的科技产品是否会成功。但在今天的科技创业环境下,马克・尼德曼(Mark Needham)有一个比大多数人都更好的主意。尼德曼早期在Psion公司从事用户定制应用程序和硬件开发工作,在Psion用户中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基础,直到该公司在2002年突然退出市场。
形势要求尼德曼立即以另一种突破性产品整肃市场。他研究了许多设备,比如Palm Pilot掌上电脑、Card Scan的商务卡读卡器等。最后,尼德曼意识到,尽管网络泡沫破裂使技术市场急剧降温,但科技消费品将蓬勃发展。
但是,如果说尼德曼为了找到下一个畅销产品都需大费周折的话,那么对零售商来说,如何选择新产品的问题显然更大。尼德曼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辨识出那些能够真正取得成功的产品,比如TomTom卫星导航系统。于是他创立了Widget UK,与零售商独家合作,帮助后者挑选出可能的畅销产品,确保交易能让供应商和零售商双赢,并且为自己的公司带来合理的利润。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018-03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贯穿于生产力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全部要素,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财富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地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能拥有科学技术或者将其应用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自身等生产力要素,谁就将拥有巨大的财富,反之,谁就将陷于贫困。科学技术在扩大贫富差距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历次科技革命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了发达国家财富的急剧增长,扩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以蒸气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催生了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毫无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大规模的企业合并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进一步扩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同时也扩大了垄断资产阶级和非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了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促使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阶段,垄断的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主导地位,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保障;以生物、信息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呈现出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的趋势,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垄断则不仅为其母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更进一步地控制着其子国的各种资源甚至经济命脉。
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市场进程的加快,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也使我国深刻体会到了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国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在一国范围内造就了一批凭借科技进步而拥有巨大财富积累的群体和地区,以致国内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国策指引下,必然出现地方政府一切工作以生产力为指挥棒的现象,过度地追求效率至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得以快速增长的核心,因此拥有科学技术就必将拥有快速增长的生产力,进而朝着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向发展;相反,则朝着贫困积累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据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分析发现,在当今,中国明显比以前富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资料显示,在2001―2003年的两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迅速扩大到目前的0.53左右;东、西部的城镇居民收入由1978年的1.6倍扩大到2006年的2.4倍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37∶1扩大到2006年的3.28∶1;我国职工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由1978年的1.38∶1扩大到2005年的5∶1,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收入差距更大;据统计,研究生文化程度就业者的工薪是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的15.1倍。
二、科学技术与贫富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
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让先进技术,保持其在技术上的控制和垄断地位,掠夺落后地区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以积累更多的财富,造成了贫富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则给发达地区带来更高的收入,而落后地区囿于自身条件只能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擦肩而过。科学技术发展为什么会扩大贫富差距?为什么贫穷的地区(个人)不能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来,从而达到跨越式的发展,赶超富裕地区?现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科学技术发展与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传导机制问题。
(一)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扩大了地区贫富差距
1.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科技水平的差异通过市场机制的放大作用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科技发展水平差距,后者则大多科技水平和科技能力较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东部沿海的科技能力远远超过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全国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基本为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所控制和垄断,控制着全国专利的80%以上。它们一方面通过技术转让或输出对落后地区实行经济扩张,索取直接费用和种种间接费用;另一方面通过附加各种条件,掠夺或者控制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科技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向落后地区进行技术转让,获取高额利润、占领市场和原料来源,而落后地区往往必须支付远高于其经济实力的各种购买费用,甚至根本就没有财力获得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发达地区的科技优势和对先进技术成果的垄断是国内贸易和投资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科技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说,科技发展差距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2.从动态角度来看,科技的发展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的直接作用扩大了贫富差距
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科技的进步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作用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新产业的出现和旧产业的分化、组合和退化、消失,新的社会分工出现。新的社会分工必将带动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新分化和整合,创造出新的职业和职位,淘汰旧的职业和职位,促进人才流动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根据配弟――克拉克规律,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将随着经济大发展呈现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呈现增长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由此也加快了社会就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各种职业角色的更迭带来了财富占有数量的变化。由“低级职业”向“高级职业”转变则带来了收入的迅速增加,相反则出现了财富的快速萎缩,贫富差距由此形成。
第二,科技的进步通过对劳动者的作用,引发生产要素价值的变化和内涵的延伸,使知识成为资本,给那些具有稀缺性知识和技能的人带来了竞争优势,从而成为了资本拥有者,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但是,落后地区最主要的资源禀赋在于拥有大量的低级劳动力,科技的发展在短期内只能带来更高的失业率,导致这些地区收入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第三,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增加了落后地区推广和利用科技成果的成本,而且其时滞效应又加大了落后地区实现赶超战略的难度。因此,发达地区持久地处于科技进步的前沿,而落后地区一直扮演着追赶的角色,差距越拉越大。
(二)收入水平决定了科技发展水平
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拥有者处于交易的主导地位,科技市场往往是卖方市场。买方往往要通过相对于自己收入较高的成本获得其使用权,穷人相对于富人而言更难获得科学技术的使用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凭借其经济优势、人才优势和消费环境等优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及产业,从而进一步稳固其垄断地位,为富人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而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导致的教育落后和环境不利等因素,难以形成科技发展的动力,更难以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在社会分工中处于劣势,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时,大多数学者认为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必须施行跨越式的科技发展战略,最终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落后地区欲通过发展科技来缩小贫富差距至少存在以下壁垒。
1.市场壁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落后地区的科技产业在市场组织规模、范围经济、产业集聚、专业分工等方面都不如发达地区,缺乏竞争力。因此,科学技术难以在落后地区取得发展。
2.资本壁垒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几乎不可能从日常的实践中通过“试错”而得来,只有在大量学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中心进行大量地消耗性实验中产生。因此,落后地区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难以显现;同时,由于其收入水平低,资本积累少,一来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发展科学技术所需的各种必备资料,二来没有足够的资本购买先进的技术进行模仿创新,最终难以突破发展科学技术的资本壁垒,也就不可能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改变其收入水平低的状况。
3.人力资本壁垒
落后地区往往教育基础薄弱,人力资源素质差以及科技人才流失严重。因此穷人欲通过劳动来改善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愈显困难。同时,人力资本与科学技术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使得落后地区或者穷人的赶超战略难以奏效。科学技术最终还是属于那些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和个人。虽然部分低收入群体对教育投资十分关注,但贫困制约着他们对教育投资的支付能力以及他们享有教育机会公平性。收入水平低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学习的机会不均等;二是所享受的教育条件的不均等。如部分贫困家庭的子女会因为负担不起读书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不得不放弃接受教育的机会。
4.环境壁垒
贫富差距不仅是科技发展的结果而且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在落后地区,一是由于其他要素的匮乏,人们收入大多来源劳动要素,贫富差距不大,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不足;二是发展和购买科技需要较高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导致人们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科技进步的对外依存度普遍偏高;三是各项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不能满足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四是一些发达地区或企业利用其在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地位影响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政策导向,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地以获取最大的利润,阻碍了落后地区的科技发展。
三、政策建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十届年会上发表讲话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使人类面临道义问题和潜在的爆炸性问题。”他指出?押“如果听任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那么,贫困问题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冲突,最终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不能再对悬殊的贫富差距坐视不管。”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合理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努力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社会环境。
(一)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
教育是现代化社会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是现代科技进步的推动力。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构建一个覆盖全体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网络和体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以适应科技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缩小地区人力资本差异,从而降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最终实现地区收入水平的合理均衡。
(二)建立、健全国家相关制度
建立、健全国家相关制度,鼓励发达地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扶持落后地区消化和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落后地区科技发展水平,促进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要在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与贫富差距的控制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
1.税收调节
通过新增和调整相应税制,调节地区间收入过分悬殊的状况,促进社会公平。如,试行遗产税、征收高额累进税制等。
2.完善科技管理体制
推进落后地区政府科技管理机制创新,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科技研发的投融资体制,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引入科技发展资金和政策引导,突破科技研发的资本壁垒。
3.完善人才流动制度
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劳动力迁移模式,为落后地区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以让其改变自身发展路径,实现财富的更快积累。改革现行人才流动管理模式,降低人口迁移的成本,使迁移人口在迁入地得到应有的保障,是从根本上改变落后地区科技水平低和收入少的局面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唐晓云,赵黎明.论现代科技革命在转型时期社会分层及流动中的特殊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1):163-165.
[2] 胡鞍钢,熊义志.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押特点、成因及对策[J].管理世界,2000,(3):5-17.
社会不断在进步与发展,我国与国际的联系日益增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像语言就是发展道路的首要难题。英语作为一门国际化的语言,能在与人交谈中进行很好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在我国教育中对于新型人才的要求也趋向于多样化,拥有一门出色的外语能力能在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掌握好英语的学习,能够架构起一座桥梁使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民可以流畅的沟通。小学英语的学习起步是较早的,在小学阶段打好英语基础能促进日后的学习发展。由于词汇是英语的基础部分,词汇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英语能力,同时也是对内容理解的重要工具。而当前的小学英语词汇教学情况中得到的结果是不容乐观的,由于教师在词汇教学所采用的方式大多数为先进行单词的拼读,然后再列举词的意义和用法,再解释词的构成及其语法功能,最后进行造句练习等。不仅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而且使得词汇的学习成为大多数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因此在小学英语词汇教学中融入情境教学,所谓的情境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基于教学目标出发,制造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场景或氛围,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理解教学内容,促进学习发展。但在现实英语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情境教学无法应用在英语词汇教学中,因此从小学英语教学出发,结合英语学科特点进行探讨。
一、基于兴趣出发创造情境
小学六年级是小学与初中的衔接点,这时候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如何更好的创设情境去激发学生的兴趣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必须关注的一点。正所谓兴趣是打开事件大门的关键钥匙,一件事情要想做成功必然有对这方面的兴趣,才能花心思在这方面。通过正确的方法指导争取将学生的兴趣用在学习上面,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教师结合学生爱玩的心理,创建相关的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
二、合作模式的情境化学习
小学生的英语学多数都是在学校课堂里,学生能够学习到充足的理论知识但难以得到实践应用,这样的情形是不利于将来学生的发展。而且学生学习的很多词汇无法与生活相结合,也就是说课堂上老师教完后,学生完成相应的任务之后就无用武之地。我国目前的教育无法做到老师带学生离开课堂,在感受大自然的基础上进行英语教学。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模式,小组合作就是随机的把5、6个人分为一个小组,综合组内成员的意见进行合理分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布置完任务后可以宣布通过竞赛形式使学生得到相应的奖励来刺激学生的胜负欲,从而提高课堂参与度,由于学生性格都不同,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思考总结。
科学技术对人文传统的冲击
科技与人文的结合
传统与现代
时新素材
人文谷歌
在科技进步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轻便的电子设备作为文化载体,让你轻点两下鼠标,便可知晓天下事。也有人会担忧:我们该如何在电子时代维持人文艺术财富?它们会被科技湮灭吗?
作为网络搜索引擎的巨头,谷歌用行动否定了这一疑问。2011年初,谷歌的在线画廊,采用了街景技术,使得很多不能实地观看画展的非洲、拉美孩子也能够接受艺术的熏陶。此外,谷歌还宣布要在线拯救3000多门濒临灭绝的语言,谷歌希望通过这一“拯救濒危语言”项目的推动,使全世界的学者、组织、团体和热心个人积极参与到保护全球语言文化资源中来,人们可以上传自己所有的濒危语言材料,通过网络的推动和交流,保护全球的科技文化资源。
租赁课本
教科书行业是一项投入大但周转率低的业务。美国的教科书定价一直不菲,据统计,教材销售在过去的20年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是物价上涨速度的两倍。
相比昂贵的新书,租赁业务对学生吸引力巨大。教材租赁市场的大赢家——美国齐格公司,在5年时间里已面向全美7000多所学校的学生租赁教材。但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压力无处不在。随着电子教材数量的增长,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等实力雄厚的公司都参与到电子书的竞争中来,齐格面临着来自传统市场和电子市场的双重考验。但齐格老总说:“如果你接受过高等教育,就会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制度和200年前没什么两样。”所以,纸质课本的大量使用,还是能让齐格公司未来的课本租赁生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网络媒体改变世界
2012年,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和《政客新闻网》首次荣登世界最著名的新闻界奖项——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名单,显示出新闻媒体传播业格局的改变。《政客新闻网》的记者马特·伍尔科尔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社论性漫画奖,“我以传统的方式工作,笔、水彩颜料,和18世纪中期的漫画家是一样的。”身为网络媒体记者的伍尔科尔说。
《赫芬顿邮报》则凭借资深战地记者戴维·伍德的长篇系列报道《战场之外》获得国内报道奖。伍德对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严重受伤的美国士兵们在身体和情感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用8个月的时间,在网络上发表了10篇纪实文章,然后经过扩充整理,形成一本电子书。这一深度报道作品不仅对受伤士兵,而且对网络新闻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往期素材
爱心满微博
2011年,中国人深刻领略了微博这一新兴媒体带来的方便和好处。微博上众多热心网友们的爱心接力,成为网络一抹新的人文亮色。
在城市的层面上而言,建筑是城市的主要构成因素,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一座城市的文化风貌离不开建筑,其文化品位也取决于建成环境的整体品质。如果我们考察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城市建筑是必要的评价指标。一座城市中的建筑是多种多样的,形成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层级划分相对应。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层级差别也在建筑上有所反映。再进一步讲。国家与区域的差别似乎是更高层面上的决定因素,这可能会有所谓的强势文化之说。城市文化影响力最终表明了国家或区域的文化影响力。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在全球化的时代,城市文化影响力的概念是科技进步与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仅有科技进步而没有文化传统的城市,大概是某个方面的新兴城市,其影响力是在相关方面;仅有文化传统而没有科技进步的城市,只是在吃老本;唯有科技进步与自身文化传统相结合,才可让城市真正具有强劲的文化影响力。发达国家似乎较好地解决了科技进步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协调问题,反映在城市建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包括古代希腊、罗马遗迹在内的各个时代的建筑的连续性图景。
如何理解建筑对城市文化影响力的贡献?我们自然会想到大型的等级较高的公共建筑,也就是建筑史上常说的monumental architecture,即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建筑:从史前期到后现代》的作者特拉赫腾伯格和海曼将此类建筑称为文化进程的最为敏感的、强有力的试金石。此类建筑物与社会的公共生活相关,其建造需要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极高;另一方面,此类建筑也为建筑科技进步成果提供了应用的平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梦想往往汇聚在它们身上,代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发达国家中的常被引用的例证是悉尼歌剧院,其结构方式与建造方式的苛求致使造价大幅突破预算,但若干年后它的形象使人浮想联翩的时候,一个共识就达成了:这个代价值了。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人在建筑方面有所梦想,与传统上视房屋如衣物的潜意识相比,那是值得庆幸的事。不过,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难免让我们在代价方面遭遇道德上的困扰。
如果一些国家级或世界性的重大的文化、体育活动在某个城市举行,就已表明这个城市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而此类活动又有助于使其具有更强的影响。此类活动至为令世人瞩目者,当属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更为关键的是,此二盛会都要求有水准极高的各类场馆,无论花落谁家,都会给那座城市平添做梦都难以见到的建筑文化财富。若非北京申奥成功,何以有名震四方的鸟巢呢?而世博会的主办国、参展国也往往在建筑场馆上尽心尽力,使主办城市的建筑文化水平大大提升。原本临时性的参展建筑有时竟成传世之作。1929年巴塞罗那的世博会上,密斯设计的德国馆就成为现代建筑史上的里程碑。当然,申奥艰难,非世界级的大都市恐难有什么作为。其实,能够办个亚运会、全运会什么的,对许多重要的城市而言,都是难逢的机遇,好处多多。例如在南京,以举办全运会的奥体中心为依托,一座环境良好的新城市中心迅速崛起。而且在这之前,城区的主要街道两边的建筑都粉刷一新,在这期间,街道干干净净,绝无占道经营。也许这有些表面文章之嫌,不过,这也无可非议,因为以良好的一面示人,乃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传统之一。于是,时常举办一些文化体育的盛会,就可以让城市时常处于迎宾的状态,“表面文章”可以深入到社区内部,久而久之,就可以达到老子所谓“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状态。若此,城市就真的让生活更美好了。此外,还有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时装节、美食节、各类大型会展等等,名目繁多,诸多城市均可由此获得种种机会,且获得声名。
另一类对城市文化影响力有所贡献的建筑是历史文化建筑。有些城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出现了许多popularplaces,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建筑的形式实存,或是依托于建筑而实存。此类建筑的数量以及能够持存的数量一般与城市的历史地位成正比。其中有一些是某个时代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为了预设的目的而大兴土木的那种;有一些建筑本身很普通,却由于在其中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或者某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生长于其中,或者在某个时期为某个著名历史人物所用,也就为后人所珍视,诸多名人故居均属此列。当然,历史文化建筑大多是与历史上的某个政治力量相关,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属性。若相隔久远,那些建筑的政治属性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淡化了。一座独特的历史建筑与所在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提到它就会想到那座城市。比方说,一提到大斗兽场,人们就会想到罗马,一提到天安门,就会想到北京,一提到中山陵,就会想到南京。
在历史文化建筑中,宗教建筑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城市的老城区里,大大小小的教堂的尖塔控制着城市的天际轮廓线,蔚为壮观;而礼拜日早晨所有教堂的钟声响起,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回荡,更是令人肃然。事实上,大教堂和修道院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越这些显象,因为在战乱的黑暗时代,它们承担了保存知识的重任。在我国,有名的大寺往往有久远的历史,能持存至今者,历经三武灭佛、历代战乱,实属不易。太平盛世,寺院里香火燎绕,信众或常人前来寄托美好的愿望,也是自然的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若干与第三产业相关的建筑集聚成街,商业街是较为初始的状态。传统商业街与宗教建筑相结合,其实与旧时的赶集和庙会有关。较负盛名者有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苏州观前街,这些商业街的声名对所在城市的声誉都是有所助益的。随着行业的细分而出现某某一条街的名号,诸如金融一条街、电子一条街、珠宝一条街、酒吧一条街、餐饮一条街之类,更是特色突出,且声势浩大。更有甚者,干脆划出几个街区,构成个什么城之类的。其实这也很正常,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嘛。此类集聚效应对一座城市的文化影
响力大有作用,而且业态的丰富性也为城市的文化影响力注入新的内容。想想在计划经济年代,商业活动受到城市等级的制约,道理也很简单,商业需求的多少与城市的级别、规模成正比。其时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相当于国家的商业中心。那样的状态其实是很奇怪的。还要有原创性的、各具特色的新建筑,它们是科技进步在城市文化上的体现。这样的建筑应多多益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较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过去的30多年间,我们经历了可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城市建造活动。虽然我们有了一些原创性的建筑作品,但是与新建建筑的总量相比,可谓微乎其微。对此人们颇有微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到,原创的、有特点的建筑的产生是不容易的。
首先要有具有原创能力的建筑师,还要有鼓励创新的政府官员,能够为原创性埋单的业主,独具慧眼的评审专家,大众整体的鉴赏力,以及足够好的建筑施工队伍。如此诸多因素缺一不可。但愿相关各方都意识到这一点,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原创性的、有特点的新建筑会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城市也会像柏林、巴黎那样,有成百上千座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建筑,构成灿烂的城市建筑地图。别忘了普通的大量性的民用建筑,它们也很重要。大量性建筑的品质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了城市社会的整体水准,也反映了社会正义。如果一个城市有壮观的公共建筑,有奢华的富人区,同时也有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贫民窟,那么这样的城市文化就没有什么推广价值。回想起在苏黎世的日子,整座城市并没有什么特别富丽的殿堂,即使是那条世界级的金融一条街――班豪夫大街,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走遍整座城市,你肯定看不到破破烂烂的街巷、不能遮风蔽雨的陋舍。普通的大量性建筑符合一定的水准,乃是创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障之一。考虑到建筑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建筑上的美好愿望是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联系在一起的,可谓任重而道远。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
一、知识产权属于合法垄断权
知识产权是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基于智力(脑力)劳动成果,依据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利益决定着法的产生、发展和运作;法律影响着(促进或阻碍)利益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方向。”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达越来越凸现出智力成果的价值所在时,创造者们开始有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需求。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创造,同时维护公平自由竞争,法律赋予知识产权人以特权。知识产权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熊彼特假说,创新是一项不确定的活动,除非有足够的实力敢承担创新风险,它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入,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的开发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别人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智力成果,那么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继续进行智力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最终会阻碍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所以,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对特定的客体的垄断权或者独占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即排他性地享有、使用、转让或者排除损害的权利,为其带来独享的收益和声誉,以利益驱动机制刺激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争力,更好地释放其竞争潜能。因而,知识产权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赋予所有人的一种独占性或专有性,其实质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
垄断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垄断并不必然对社会不利。相反,正因为各种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因此才有了所谓的“比较优势”,才出现了交换,也才有了竞争,社会就在这种交换中繁荣起来。因此,总体而言,垄断并不必然对竞争不利,相反,垄断往往是竞争的产物。垄断也并不必定或总是没有效率的;相反,有时竞争反倒是没有效率的。过度的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垄断一方面是规模经济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并购经常发生,而且绝大多数的企业并购案例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虽然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国反垄断法都有控制合并的规定。但这种控制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的绝对规模,而是保证市场上有竞争者;另一方面垄断可能是更有效率的,如企业间统一产品规格或者型号的协议、中小企业的合作协议以及统一产品出口价格的协议,这些限制竞争的协议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生产率,对经济有好处,一般被视为是合理的限制。因此,法律并不笼统地反对或禁止垄断,一个合情合理的反垄断法实际上最多只应反对那些没有效率的垄断,惩罚那些为了成为垄断者而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来保护其垄断地位的竞争者。企业凭借其技术上的创新能力(比如获得工业产权)和高质量的产品,垄断或独占产品的生产、制造与销售,获得某种垄断地位,或者国家授权一个企业在某个行业享有独家经营的权利,这种享有特权的企业自然就是一个垄断企业。这完全是合法的,法律并不处罚这样的自然垄断者。这种垄断由于保证了知识创新者的各种投入能获得高过市场价格的回报,因此也就鼓励了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投入。
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矛盾统一性
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客观存在着。
首先,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有着共同的目标。它们统一于与竞争的联系和对竞争的促进,从而推动创新和促进紧急发展的目标和功能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反对垄断和知识产权所鼓励的竞争是具有共同追求的。由于智力成果和知识产品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进行创造发明、技术研发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资,且伴随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如果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以外的人任意地、无偿地使用其智力成果,其合法的权益就得不到保护,势必挫伤创造者的积极性,最终会阻碍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法正是为了鼓励创新,因而给予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生产者一定程度的垄断权,这与反垄断法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因为反垄断法的目的与知识产权法一样也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良好的竞争。
其次,二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是一致的。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可以统一于对消费者的保护上。反垄断法通过各种反垄断的措施,把企业置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迫使他们努力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研发新产品,其结果将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消费者的福利。而知识产权无论是通过鼓励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而增加消费者的福利,还是通过对具体市场的假冒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裁来使消费者免遭交易中的损害,都可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正如1990年的Atari Games Corp.v.Nintendo Of America,Inc案件中,法官指出:“专利和反垄断法的目标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因为两者的目标都在于鼓励创新、勉励竞争。”
最后,在谋求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上一致。各国知识产权法对防止滥用权利的限制竞争行为本身均有所规定,如受民法的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的限制,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专利法中规定强制许可、在先使用权以及权利穷竭等。这一点TRIPs第7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作者与使用者的相互收益并且是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第8条第2款也规定:“为了防止权利所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采用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对技术的国际转让有不利影响做法,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以这些措施符合协定的规定为限。”这都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谋求权利和义务平衡的一致性。
从上述可以看出,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冲突。它们在刺激劳动者和企业的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上保持着一致性,两者相辅相成,为社会的进步和公正起着鼓励和保障作用。但是,它作为一种财产权,与其他的财产权一样,能够产生限制竞争的影响。也就是说,拥有知识产权本来就是对竞争的一种限制,而反垄断法的目的根本上就在于保护市场竞争。从现实来看,一个企业在拥有知识产权后,就很可能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虽然反垄断法并不反对或限制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但是,这类企业与一般企业一样,如果其不受竞争规则的制约,就容易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其中包括利用知识产权支配地位妨碍公平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存在潜在的冲突。
由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在具有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矛盾和冲突,那么按照反垄断法的原则和方法来协调和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就是非常必要的,以此维护法律的和谐统一。其中,对于那些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应该受到反垄断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制。不过,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获得垄断地位的行为进行规范,而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合法的界限内行使的知识产权垄断行为则不应反对。
三、知识经济下把握二者的新特征
首先,关注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领域中新的垄断行为的规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基因工程产业等,这些依靠现代科技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知识产权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离开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靠创新于科技进步的产业,要实现高速发展是难以想像的。但是,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如果对特定的知识产权提供过高的保护,而又缺乏反垄断法的规制,很容易形成和维持垄断,从而严重影响市场自由竞争,损害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促进技术发明于创新制度设计,曾经受到历次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但以前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没有像发端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以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创新的第四次技术革命那样,对知识产权产生更高的要求;就法律限制特别是反垄断而言,知识产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有助于垄断的形成,对于具有互联互通功能的信息产业和具有资源有限性的基因工程产业来说,知识产权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限制竞争的主要手段。
最后,尝试通过确立新规制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问题。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财富,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知识产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其在激励新知识和新信息源源不断地被产生出来并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的独特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扩张、滥用等所产生知识产权垄断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重,迫切需要反垄断法做出回应。然而,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能否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以及能否胜任对新条件下的知识产权垄断行为有效地规制等,便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竞争行为在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中只是诸多反竞争行为中普普通通的一类,并且常常因为对知识产权的认可、尊重而受到反垄断法的宽容或豁免。而今,当不断扩张的知识产权在技术垄断者的滥用下日益被演绎为知识产品垄断的工具时,原有的反垄断法规制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对新条件下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有效规制,需要通过反垄断法的制度创新,拓展反垄断法的制度体系,确立系统的知识产权垄断法律控制微观规制,从而实现对知识经济条件下危害严重的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有效规制。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政法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当今社会,随着高科技和互联网运用日趋广泛,信息传递渠道多、速度快,加之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方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企业工会组织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给企业的工会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稳定的大局,加强和改进企业工会工作,是企业工会组织面临的重要课题。要想实现企业持续、和谐、健康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会工作全局,促进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于企业工会而言,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使企业内部和谐稳定,从而使企业能够健康的向前发展。在目前利益格局多元化的今天,工会既要保护劳动者基本的合理的权益,也要维护企业发展的良好局面。因此,工会要协调企业内外部各方面力量,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职工的整体团结。企业工会要将企业各方面力量尽最大可能组织到工会中来。掌握工会工作特点,有机结合党的工作,紧密依托企业发展,切实提高工会的工作水平,使工会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促进企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工会要把职工当亲人,从心底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只有从各方面统筹兼顾职工利益,才能促进职工群众整体的团结统一,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要切实维护职工基本的经济利益,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个方面。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职工投身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企业职工是企业生产最重要力量、科技进步的传承者和延续者。因此,企业工会要围绕企业发展这个重头戏,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内心深处的干劲,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共进退、共荣辱。当然,工会要把职工的合理诉求优先考虑,替职工当家,为职工做主,下大力气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使职工能对工会有一种认同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大河有水小河满,有效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还要让全体职工了解并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让职工真真切切感受到与企业共同进步的实惠与好处。大力提高职工业务技能,提升政治素质,为企业良性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队伍。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培训,要引入竞争机制,严格目标责任考核,实行领导职务聘任制,逐步探索适合工会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含工会干部),发扬我党长期积淀的优良作风,搞好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工会干部要经常走基层倾听职工的呼声,了解他们最渴望的、最盼望的、企业能为他们解决的实际问题,搞好调查研究,做好摸底排查,真正了解职工思想动态,为企业高层决策时提供可靠的、真实的、有说服力的依据。
(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高企业工会的三种能力。第一,提高企业工会组织能力。下大力气打牢企业工会工作的组织基础,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第二,提高企业工会的维权能力。工会组织必须以企业的进步与发展为主旋律,组织职工以最饱满的热情、最积极的态度参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及时反映职工合理的诉求与现实的愿望,保持企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第三,提高为职工服务的能力。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要依据现有法律做好工会各项工作。工会要依据法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武器(《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坚持依法维权。
(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工会自身建设(包括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从目前工会自身建设情况看,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工会组织机构独立性不强、工会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偏低等。要尽快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就必须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下大力气把工会自身建设抓紧抓好。一是要建立健全工会组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领导机制,明确责任,定期召开会议,为基层工会组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指导;二是要努力建设学习型工会组织。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新要求,基层工会要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学习型工会组织的建设,把工会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当作重要任务来抓;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工会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在工会工作考核评价中,引入职工和群众评议机制;四是不断地推进制度建设,把维护职工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作为维权的重中之重,最大限度地实现职工合法利益。这样,我们基层工会组织就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工会工作就会充满活力,展现出企业工会的鲜明特色和蓬勃生机,不断开拓工会工作的新局面,在构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工会是企业高层联系基层群众的渠道和平台,工会工作不仅要服务企业工作的大局,还要协调各方利益,维护职工基本的合法的利益。企业工会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式与方法,才能发挥企业工会应有的作用,促进工会工作科学发展,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景继侠《新形势下如何搞好企业工会工作》
【2】王成义、王存亭《新形势下的企业工会工作之我见》《工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