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
时间：2024-02-27 14: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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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家应当具有怎样的特征，并以此与非法治国家相区别呢？我以为，法
治国家必须具有民主完善、人权保障、法律至上和法制完备的特征。
民主完善是法治国家的政治前提。民主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政治基
础，完善的民主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法治国家是以完善的民主作
为基础和目标的，其中，最首要的是政治民主，最直接的是立法民主
。政治民主是立法民主的前提和保障，立法民主是法治国家得以建立
的首要条件。法律包含着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
义上讲，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家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制度化预想，
是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
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人权权利范围的大小与保护程
度好坏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国家的进步过程，也
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国家由非法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
转换，也是人权内容与保护的一次飞跃。人权保障状况的良好与否是
区别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
别，不是法治国家中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而仅是在于：法治国
家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较少；侵犯人权的事件一旦发生，即能获得依
法处理——侵权者会受到应有制裁，受害者能获得应有保护。
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的原则和
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歧见长期困扰着我们。有
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
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有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用的
否定。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而是强调任何权力
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的依据，受到法的约束。法与道德是两个
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任
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法律至上不仅不会
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经济决
定法是从法的本源意义上讲的，但就法与具体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
关系来说，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的规定，符
合法的要求。
法制完备是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
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有法律
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有适当的法律制度调整；调整
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相互衔接，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
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找到解决的途径；法制有着良
好的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应，进行有效的自我修
正。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法律制
篇2
DOI：10.14163/ki.11-5547/r.2017.16.076
牙本质过敏症是口腔科常见的病种之一， 是由于咬合面磨损、龋齿、牙龈退缩、楔形缺损或者外伤牙折等导致的牙齿在遭受外界刺激（化学物质、温度以及机械作用）时所表现的酸痛不适感， 其发生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 影响其生活质量， 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 还会诱发牙周疾病， 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造成牙齿脱落给颜面美观造成影响[1， 2]。临床对于牙本质过敏症的治疗手段较多， 如激光、化学药品、中药等， 但脱敏剂在牙本质过敏症中是不可或缺的药物[3]。本研究作者结合多年临床经验， 采用多乐氟和奥敏清治疗牙本质过敏症进行比较分析， 现将其治疗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12月在本院治疗的80例（108颗牙）牙本质过敏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临床牙本质敏感诊断标准；牙髓活力正常；无系统性疾病和药物过敏史， 患牙牙周情况良好；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精神病听力功能障碍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6 个月内接受过正畸治疗， 牙周治疗， 3 d 内服用过止痛药。按照1∶1比例分为A组和B组， 各40例。A组男22例， 女18例， 患牙53颗， 年龄24～66岁， 平均年龄（42.17±7.95）岁。B组男23例， 女17例， 患牙55颗， 年龄21～68岁， 平均年龄（42.09±8.64）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A组（53颗牙）患者采用多乐氟（高露洁公司）治疗， B组（55颗牙）患者采用奥敏清（大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治疗。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采用美晨集团生产的黑妹木糖醇防蛀牙膏刷牙。两组患者均由同一名医生进行治疗及评估。
1. 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根据日本石川修二[4]的评定标准将牙本质过敏程度分为 4 度， 无疼痛为0度， 轻微疼痛为1度， 明显疼痛， 而刺激去除后疼痛消失为2度， 难以耐受的疼痛为3度。显效：治疗后较治疗前敏感程度下降≥2；有效：治疗后较治疗前敏感程度下降1；无效： 治疗后较治疗前敏感程度未下降。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治疗后即刻、治疗后4周， A组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96.2%、90.6%， 与B组的94.5%、90.9%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个月， A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86.8%， 显著高于B组的69.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变， 牙本质过敏症的患者群体不断扩大， 据调查显示[5]， 约一半以上的成年人伴有不同程度的牙本质过敏症， 虽然其不会影响生命， 但仍然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及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因而， 采取有效的方法对牙本质过敏症进行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医学水平条件下， 牙本质过敏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主要认为是牙周疾病或者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釉质的丧失或牙龈退缩改变了牙本质的通透性， 牙本质小管口开放（过敏区为75%， 而非过敏区≤24%）， 暴露胶原网状结构， 牙本质小管内容物流动异常或者唾液中矿物盐沉积再矿化堵塞牙本质小管， 而神经纤维占牙本质小管全长， 当牙本质表面受到温度、机械或者化学物质刺激时会牵拉刺激牙本质小管内侧的或成牙本质细胞附近的神经纤维， 产生疼痛[6]。脱敏治疗是基于牙本质过敏症的神经终末传导学说及流体动力学说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疗方法， 其采用脱敏剂将封闭牙本质小管或者降低牙髓神经纤维的兴奋性发挥治疗作用， 具有疗效确切、安全性高等优点， 故世界卫生组织推荐脱敏剂为牙本质过敏症的首选。
多乐氟和奥敏清是临床上应用较广泛的脱敏剂， 本研究比较了二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显示， 治疗后即刻、治疗后4周， A组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96.2%、90.6%， 与B组的94.5%、90.9%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二者在短期内治疗牙本质敏感症均具有较好的疗效， 但随访3个月结果发现， A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86.8%， 显著高于B组的69.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两种脱敏剂有良好的即刻和4周短期疗效， 但多乐氟3 个月后的疗效优于奥敏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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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一、资产剥离与自我裂变
从1992年东方明珠上市伊始，中国大陆国有传媒业的资本之路在行进了15年之后，终于在新华传媒的经验中找到了具有相对普适性的出路，有望结束漫长且波动幅度较大的探索期，进入相对稳定的成熟发展时期。
之所以这么讲，并非是断然否认此前国有传媒资本运作的种种积极探索，而是因为包括东方明珠在内，电广传媒、歌华有线、北青传媒等每一次的资本运作，都带有强烈的特殊性，难以对更大范围内的未来实践提供更有效的示范。
更基本的原因还在于，新华传媒突破了国有传媒资本运作的现有框架，即主要基于产业内的价值积累和组织内的自我裂变来实现发展，转而依重于产业外资本推进价值积累，并通过战略联盟之上的组织共建来谋求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华传媒为我们澄清了三个事实，消除了我们国有传媒在资本运作上一直存在的某些误区。
第一，传媒资本运作的首要目的是资产增值而不是规模扩张或企业化管理[1]；
第二，传媒资本运作的客观前提是产权关系明晰而不是形式化的资产剥离；
第三，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与市场化的传播与营销之间，并不一定要先实行资产剥离，才能介入传媒资本的运作。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或因果联系。
上述三个客观事实看上去虽然非常简单，但真正要落到实处却十分不易，一方面有政策的硬约束，另一方面有内在增值能力的软约束，导致在长达15年的探索期里，我们一直徘徊在“先资产剥离后自我裂变”的框架之下。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由媒体发起并设立的传媒上市公司。经由当时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沪体改办（92）第23号文批准，东方明珠成立于1992年3月30日，并于两年后上市，发起人为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上海电视节办公室。上市的思路是先行剥离出一些经营性资产，包括电视发射塔、部分传输网络、音像制品营销机构等。由于这些经营性资产原本缺乏自主经营权，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所以东方明珠在整合这些经营性资产后，依托市场化运营机制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值。截至2003年底,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129753.5万元,分配红利126195万元,分配比例高达97.2%。上市13年来,东方明珠（600832）共进行了四次募集资金,募集资金232131万元，这些资金为上海文广集团2002年以来一直在实践的相关多元化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这一有力支持的统一思路就是自我裂变，集中地体现为组织体系的内部分化。
以下是东方明珠现有的组织架构图：
上述三大类21个集团子公司，一部分是东方明珠成立之初在资产剥离过程中接收过来的，主要集中于旅游服务类公司当中；另一部分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自我分化出来的，主要集中于广播电视类公司当中。这两部分都存在自己的问题。
前者的问题在于优劣资产剥离的非市场化原则。这是指上市公司在进行传媒资源整合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投资者，主要采用行政划转手段而不是资产清算或资产拍卖等市场手段来清理并剥离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尽管共同目的都是把一些跟传媒主营业务发展不太相关的公司清理掉，但客观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行政力量在主导资源的配置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而不为资本力量的参与提供合理的空间，至少资产经营的优劣就必然缺乏客观有效的评估，被剥离的资产到底是由于与主业相关性不高，还是由于管理者经营不善，因为行政行为阻碍了人们通过市场进行直接的观察，投资者对此不得而知。资产剥离能否确保优质传媒资产的整合，就失却了内在的保障。而且，在行政力量介入的现实前提下，即使传媒资产监管政策的硬约束允许以积极的方式来突破[3]，传媒产业内外的资本力量依然难以在行政网络的覆盖中找到合适的突破点。因为这一网络的护身符是政府对传媒内容产品的必要监管。对于政府监管是否必须以内容生产与其它业务环节的剥离为前提，本文稍后会作进一步的探讨。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东方明珠的资产剥离，不仅在最初受让了一些非优质资产，而且上市之后也对非优质资产的改造和增值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较之于后来上市的电广传媒、歌华有线和北青传媒等，它在提升国有传媒资产品质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贡献。比如：电广传媒在1998年发行上市时接收的经营性资产，以优质的高增值性资产居多，包括湖南各大传媒机构的广告经营、影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和销售，信息传输网络等。北青传媒作为北京市政府辖下惟一境外上市的媒体集团，2004年在香港以IPO方式上市时，其属下的资产更是优中选优，不仅包括《北京青年报》及下属三家报纸（《北京少年报》、《中学生时事报》及英文报纸《BEIJINGTODAY》）的所有广告及照排印刷等制作业务，还包括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等优质子公司。
这些不同个案的统一制度背景是，作为传媒资本运作的政策性突破，监管部门允许传媒宣传和传媒经营区别对待，经营领域的传媒机构可以从事业性质的传媒母体中分离出来，组建纯粹的经营性企业。理论上讲，先在国有传媒的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之间建立一道隔离墙，以确保宣传业务不受经营业务的影响，然后大刀阔斧地整合经营性优质资产，应该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是，如果缺乏公正、有效的划分优劣资产及经营状况好坏的标准，并过多依重于行政力量时，那么优质经营性资产的剥离与集中，不但不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国有资产经营的体制性风险。因为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本身投资额度大，投资周期长，价值链环节不像一般制造业那样可以随意分割，同时又需要较大的现金流来支持，一旦后端价值链管理不当造成优质资产贬值，便必然会逆向影响到相应国有传媒机构的内容创新与生产制作能力。例如：电广传媒就曾因广告经营不理想挫伤了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社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自主性，最终又将广告的统一经营权交还给各大内容制作和播出机构。能够这样自觉地及时纠正战略决策的失误，对于责权利尚不是十分明确的国有传媒机构来说已属难得。北青传媒就因为高层管理团队缺乏必要的自觉与自律，导致了优质国有资产在上市之初就出现急剧贬值与缩水，直至今日也未有明显好转。尽管北青传媒早在成立和重组之初，就与北京青年报社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实现了严格的区分，以确保上市公司的人员、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同时北青传媒以协议的方式获得北京青年报社下属《北京青年报》、《今日北京英文周报》、《中学时事报》和《北京
少年报》30年的广告版面经营权，为此每年向报社支付全年广告收入的16.5%作为经营性资产的转让费，并承担印刷及其它相关费用[4]。但正是这些过于简单化和形式化的资产剥离操作，加速了北京青年报优质经营性资产市值的下降，客观上影响了北京青年报的快速持续发展。北青传媒的个案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传媒内容生产与内容传播，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看具有特殊的整体性，不宜被随意地分割。更何况，宣传与经营资产的剥离，既不能从根本上确保宣传业务的安全，因为任何“安全”都要以发展为前提，否则就是坐以待毙；更不能从根本上确保经营性资产的增值。在我国传媒集团优质经营性资产较少，大部分国有资产运作效率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强行分割所造成的损失将是长期性和全局性的。
前文提到，东方明珠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主要以组织机构的自我裂变来实现规模的扩张和业务的增长，这同样也体现出国有传媒资本探索时期的不合理性。
二、借壳上市的战略与战术
东方明珠从最初较为单纯的电视转播塔和音像制品经销等业务范畴，发展出包含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地面波手机电视、户外及楼宇电视在内的诸多新兴业务，分化出近10个广电业务类子公司，几乎都是借助于产业内的价值积累与资本市场上的公开募集，再通过内部组织的自我裂变来实现的。这种扩张思路和方式在电广传媒、歌华有线，以及借壳入市的博瑞传播、赛迪传媒等众多传媒概念的国有上市公司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这与股份制上市公司追求在最大范围内寻求资本联盟以聚集战略性力量，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初衷是不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华传媒的上市经历，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有益经验与启示。
新华书店的前身是新华书局，于1937年4月在延安创立，曾在长达69年的岁月里为中国图书的出版与发行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垄断格局被打破，加之其它一些复杂原因，新华书店面临被市场淘汰出局的生存危机。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5]，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产权改革起步于2004年，第一步是将国有股权分流。2004年9月9日，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解放日报集团、文广集团、世纪出版集团、文艺出版总社，分别按照36％、34％、10％、10％、10％的比例担任股东，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从国有独资转变成"国有多元投资"格局。这样，该集团开始由上海最有名的几家媒体、出版集团共同持有，在产业链上也形成了一体。
2004年9月6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公告出让49％股权，底价为2.97亿元。该集团在交易所挂牌后，立马成为炙手可热的“绣球”，受到了众多大型企业的关注和追捧。经过遴选，上海绿地集团、上海宏普实业集团和香港TOM集团成为最后三家竞选者。2004年11月24日，在众人的期待中，股权转让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开标，上海房地产巨子――绿地集团以3.48亿元购得上海新华49%的股份，名列第一大股东。至此，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顺利完成了第二步战略改制，从国有多元集团转变为混合所有制文化集团，历史性地成为全国新华书店中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6],并实现了对非优质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图书销售25亿元，截至当年12月31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资产总额为98140.30万元，净资产为25362.72万元，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3479.82万元，实现净利润为4010.52万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2％，资产总额达到11.35亿元。在改制后的半年里，股东们共增资3．06亿元，为集团未来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和产业空间。在上述基础之上，上海新华开始把资本运作的进程推向了公开上市。最初的计划是争取IPO新股上市。2005年4月，上海新华已选择好券商，做出了上市方案。但2005年5月国家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为此暂停所有新股发行，新华集团于是决定借壳上市[7]。
时值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早在1994年就上市交易的企业正陷入困境，其2005年报显示：不仅出现10年以来的首度亏损，亏损数额高达4016万元，而且销售额下滑近20%。2006年一季度，华联又继续亏损174万元左右，净利润同比下降130.4%。很显然，华联超市已成为上海百联集团沉重的包袱。
2006年4月13日，上海百联集团发生重大人动，董事长张新生调任为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由薛全荣全面掌控百联集团。
2006年4月17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新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新华发行集团占95%，新兴商务公司占5%。同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又单方增资人民币12000万元，并且将部分净资产47960.83万元投入作为股本溢价（与上述净资产投入相关的资产总额为78546.12万元，负债总额为30585.29万元）。据悉，新华发行集团出资的净资产为新华发行集团计划持续经营的所有图书、音像和文教用品类核心经营性资产，包括上海故事会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上海联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久远经营有限公司、上海炫动卡通卫视传媒娱乐有限公司、上海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这些都是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优质资产。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华发行集团现金出资共16750万元，占新华传媒注册资本98.53%，新兴商务公司出资250万元，占注册资本1.47%。由于持续注资，新华传媒的总资产迅速增加。截至2006年4月30日，新华传媒的总资产为134280万元，负债总额为71132万元，净资产为63134万元。
2006年5月22日，经多方协商，上海新华与百联集团、百联股份、友谊集团、一百集团等4家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合计转让华联超市股份数118,345,834股，占总股本的45.06%。根据这份《股份转让协议》，转让股份以华联超市截止2006年4月30日（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91402.6万元）为基础,溢价2.42%来确定转让价格，最终的转让总价为42184.9万元，每股转让价约为3.56元。
2006年5月24日华联超市公告：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拟出资4.22亿元完成收购。上海新华在第一步收购股权时付出4.22亿元现金，华联超市稍后支付差价款2亿元，而在出售华联超市资产给百联集团的交易中，上海新华收到现款4.48亿元，整体上非但没有现金流出，反而进款2.26亿元，使得上海新华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地让其子公司新华传媒[8]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内陆资本市场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发行类传媒股票。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哈九如表示：该集团拟借壳华联超市上市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有关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2006年6月5日，华联超市正式复牌。原来的华联超市则藉此由商业股变成传媒股，主营业务由超市连锁转变为文化传媒，给其流通股股东带来利好消息。因为根据华联超市的公告，变更主营业务、注入文化传媒类资产将给华联超市带来新的盈利模式，以扭转2005年以来连续亏损
的局面。被置入华联超市的资产除上海的新华书店外，还包括《故事会》19%的股权、炫动卡通20%的股权、2200多个东方书报亭、2000多个遍布全国的图书零售网点，以及众多图书批发市场和贝塔斯曼书友会等[9]。
自此，新华传媒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国有独资到国有多元投资，从混合所有制企业到上市公司的跨越性转变，成功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本运营不限于优质经营性资产，而是关注于整体国有传媒资产的盘活与增值。对经营不善的新华书店和华联超市的资产治理，就是最好的明证；
第二，资本运营不限于产业内资本的引入，而是关注于能否实现全局意义上的合作多赢。引入房地产开发商绿地集团，一方面可以依托房地产业的资本力量，嫁接数量庞大的书店、书报亭和超市，使之形成一个有机的物理营销网络，另一方面又为报纸、杂志、电视等多媒体内容产品自然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社区拓展了现实的蓝图。最简单的前景描述是：每一个绿地集团的新楼盘，均可在一楼门面开设综合型超市，其中包含CD、VCD、DVD、报刊等文化内容产品，在房产与传媒产业之间形成积极的互补效应。
此前，电广传媒也曾开发房地产，众多其它行业的资本也曾介入传媒领域，但都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不同产业间的互补效应。
正是由于通过资本运营，成功地营造出了积极的产业互补效应，新华传媒董事长哈九如先生表示，在完成股权改置后，新华传媒将继续做强平面媒体的渠道和网络建设，同时拓展新媒体领域，朝着综合性传播媒体的方向发展。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华传媒将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传媒产业的经营性业务范畴里，而是会积极谋求合理地参与到内容产品生产与传播的核心业务之中去。
三、传媒产业链的整合与文化自决权的扩张
客观地讲，新华传媒的上市经历，不乏行政力量的介入，但总体上却给了资本的力量前所未有的行动空间，包括最大限度地引入绿地集团这样的非传媒国有资本，以及最大限度地融合传媒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从报刊等较为单一的内容产品的发行与传播，到电视及至多媒体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新华传媒在尝试用资本的力量，有机整合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媒产业价值链。
新华传媒提供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入市本身并不意味着国有传媒机构规模的必然扩张或社会公器职能的必然削弱，关键在于是否通过对资本的实际运营提升了国有传媒的资产价值和传播能力。法制和政策，都能够对资本市场内外的传媒机构行之有效地起到监督和监管的作用。有了这个自信，国有传媒的资本运作，不必再过多地拘泥于核心与非核心业务的严格划分，以及对战略性资源51%的绝对控股。
所谓核心业务，主要指内容，尤其是新闻信息的采编与传播，而非核心业务就是指广告和其它衍生价值经营。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内生性的，分别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体的互利性动态博弈，前者代表公众的非功利利益，后者代表市场的商业化利益。市场以广告为价值中介，与大众传媒达成关于商业信息传播的趋利易，客观上却间接地补贴了公众的免费或低价信息消费。而国家作为市场与公众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则以财政拨款和稀缺的制度资源，来平衡市场对大众媒介的支配欲望和现实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再纯粹的传媒娱乐内容产品也有潜在的物质利益导向，即使是商业广告也有它内在的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我们的国有传媒通过资本融通来完成产业价值链的整合，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获得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同步增长，同时以非功利的方式，来平衡市场无限扩张的物欲，并补贴社会公众的精神需要。
此前，国内众多传媒概念的上市公司频繁易主，乃至最终彻底退出传媒领域，还有很多由行政力量推动的传媒集团今不如昔，越大越弱，这些都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单纯去追求形式化的资本运作，而没能关注到资本运作实质的缘故。
传媒产业链的有机整合可以改善国有传媒由政策单一力量支撑的原有状况，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一是国家权力的合理退让；
二是文化自决力的内在扩张。
当只有国有资本可以介入传媒产业投资时，传媒在信息传播的自上，会受到客观的限制。这并非说国家或政府会对传媒业施加强力，而主要是指传媒机构会因为具有明显利益偏好特征的资本结构，为了更有利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产生出某种内在的不自觉，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过度强化国家意志，以求得形而上的意识统一，结果却造成了事实上的意识单一，甚至是意识混乱。因为这种不自觉无形中便削弱了传媒的公正性和公益性，何况意识的单一与统一完全是两个概念。单一，缺乏稳定的平衡，失衡之后就是混乱。意识的统一，事实上正是国家、民众、企业等多元化的行为主体之间，充满民主智慧的动态博弈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需要多元化的信道和信息，才足以容纳和融合多元化行为主体的互利与冲突等复杂关系。有条件地对非国有资本开放投资，正是合理收缩传媒业过大的国家权力，让渡给企业和民众的多赢之道。
国家权力的合理退让，无疑将完善公民的文化传播权(communication rights, culturalcitizenship)[10]，从而提升文化的自决权。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在相当程度上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有着一种同构性。这种同构性首先源于资本结构，非传媒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有条件准入，可以为国有传媒带来投资主体的合理多元化，进而带来资产的可持续增值和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欧洲各国纷纷修改传媒法和电信法，推动电信产业和传媒产业的重组和融合，掀起了全球范围内传媒机构的并购浪潮。据美国证券数据公司的统计，从1986到1990年，美国共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台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1993到1994年间，又有200多个电视台进入产权市场，完成了产权的并购与重组。到1999年，美国著名的三大广播公司已经全部被兼并。在上述资本运作的过程中，许多设备陈旧、缺乏创意、竞争力不强的传媒机构被淘汰，而那些充满创新活力的传媒机构则借助于新注入的资本，扩张了传播规模，提高了内容品质，成为持续增值的优质资产[11]，从而在整体上使欧美国家拥有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传媒产业，以及大量的优秀内容产品。与此同时，德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还通过创设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比如：给非营利性的公益传媒提供财政拨款或税收、用地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商业媒体的内容传播进行道德监管和利益调控等，保证了其文化体系积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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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病例选择：口腔患者中牙齿过度磨耗，颈部楔状缺损（轻度）牙龈萎缩牙根暴露的患者44例，共197颗患牙。其中男24例，女20例，年龄30～65岁，按完全随机原则分为ABCD4组，每组11例患者。
方法：A组50颗牙用脱敏凝胶涂牙面敏感区，反复擦2分钟，反复3次；B组47颗牙用极固宁脱敏，10秒再用小棉球蘸液体轻涂于牙体表面，涂匀后保持10秒，反复3次；C组45颗牙用75%氟化纳甘油涂于敏感区1～2分钟，反复3次；D组55颗牙，用50ml/L硝酸银小棉球涂擦牙体表面敏感区2分钟后，再用碘酊敏球涂牙体表面，反复3次。
结 果
4组即刻治疗后疗效比较：硝酸银组有效率96.15%，极固宁组有效率90.48%，脱敏凝胶组有效率85.33%，氟化钠甘油组有效率73.69%。
3个月后疗效观察比较：硝酸银组有效率94.57%，极固宁组有效率94.05%，脱敏凝胶组有效率92.00%，氟化钠甘油组有效率90.22%。
6个月后疗效观察比较：硝酸银组有效率94.40%，极固宁组有效率71.19%，脱敏凝胶组有效率75.00%，氟化钠甘油组有效率60.00%。
讨 论
阻止牙本质过敏症的发生，需从封闭牙本质小管和镇静牙髓神经两大处入手［1］。扫描电镜下观察［2］牙本质暴露75%牙本质小管处于开放状态，遇有外界刺激时牙本质小管内的液体会产生急速的运动，发生疼痛信号，传导至牙髓神经引起剧痛。因此，要有效治疗牙本传过敏症，必须封闭开放状态的牙本质小管，降低其通透性［3］，阻断该病的发生，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过脱敏凝胶中含有氟离子、钾、锶能阻断牙本质小管，硝酸银与牙体硬组织内蛋白质结合使其凝固成蛋白银形成保护层，堵塞牙本质小管阻断传导。极固宁与牙本质面发生反应形成无机结晶复合物，产生钙盐，钙盐在暴露的牙本质表面形成一连续沉淀层深度机械堵塞小管［4］，降低牙髓神经的反应性，达到双重脱敏作用。75%氟化钠甘油通过氟离子渗透到牙体硬组织中，与钙盐发生反应生成氟化钙或羟磷灰石，沉积在牙本质小管中发挥脱敏作用，但难以完全封闭牙本质小管，所以效率低。
参考文献
1 史俊南.现代口腔内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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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把财政权配置于议会，由议会来最终决定如何收钱和花钱。议会最重大、也是费时最长的职能是检查政府的财政。赋予议会财政权，既是基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更是基于人民的基础。因为国家的财政和赋税都来源于人民，必须置于人民的代表机关――议会的控制之下。政府是否真正受制于宪法，是否为有限政府，是否能将政府行为限定在法制化轨道，其根本在于国家的财政权是否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在政府自己手中。而且在两院制国家，下院一般享有审议财政议案的优先权。因为下院往往是由民选产生的，由民选的代表机关决定财产的支配最符合代议制度的原理和精神。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民主的国家，财政监督权是英国议会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权力。英国议会最早就起源于对国王财政需要的监督制约。如今，英国议会尤其是下院完全掌握着国家的收支大权，这主要体现在：（1）任何赋税如无议会法律规定，不得征收。（2）一切政府经费，如无议会法律规定，不得支出。无论政府任何部门，如果想支出任何一项经费，财政部门都必须以预算为依据给予拨付。（3）政府编制财政预算，议会审议政府的预算。议会在审议政府的预算案时对政府所提各项经费数目，只能减少不得增加。（4）政府预算，由议会逐年表决。这一规定使议会对政府的财政监督变得经常而更为有力。在英国议会政制下，政府提出的财政法案如果在下院未获得通过，则意味着对政府的不信任，内阁必须全体辞职，但内阁亦可反戈一击：提请国王解散下院。
与英国相比，美国国会对政府财政的控制更加严格。首先，美国国会可以自主编制预算。其次，美国国会控制着政府的债务额。美国政府举债受到国会专项立法的约束，国会债务立法规定了一个时期政府有权举债的债务总额，政府只能根据债务立法举债，并且不得突破债务立法规定的限额。第三，美国国会对审议财政法案拥有高度的制衡权。对于总统提出的征税、拨款、借债建议，国会可以自由决定采纳或否决，并可提出自己的政策取而代之。对于总统建议的征税额、拨款额，国会可以自由裁量，任意予以增减。第四，美国政府的开支只能限于国会同意的范围，政府收入和开支细目都要得到国会批准。美国分权体制下的国会与政府相互对立，互不从属，国会不能罢免总统，除非经弹劾程序认定总统有罪；总统也无权解散国会。正因如此，国会与政府在财政预算上的不同立场与抗衡有时会僵持不解。如1995年，国会与克林顿总统在平衡预算的时间表和削减开支的项目幅度上产生严重分歧，致使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预算仍未能获得通过，政府只能一再请求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来维持政府运转。由于分歧迟迟不能解决，联邦政府无钱运作，结果被迫三度关门。
二战后的日本，在宪法中也将财政控制权完全赋予议会，明确规定处理国家财政的权限，必须根据国会的议决行使之。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和制度安排。
确保议会对财政议案的监督取得实效
为了真正落实议会的财政权，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主要包括：
（1）实现议员的精英化，以此来保证议员能够胜任财政监督的职责。在西方国家，议员大多是作为国家的政治精英由地方精英中推选出来的。美国政治学家戴伊等指出：“很明显，精英中的精英是在议会里，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其他立法分支机构里。”正因为议员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他们大都能够胜任立法、理财、监督的职责。对政府提出的财政议案，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
（2）通过议员的专职化来保证议会与政府的真正分立。在西方发达国家，议员都是专职的，不得在政府机关兼任任何职务。议员的专职化既保证了议员免受政府的控制，造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也保证了议员有充足的时间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3）以严密的程序设计保证议会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财政，包括：“三读”程序、辩论制度以及召开听证会等。如在美国，国会在制定授权法和拨款法时，都要经过极为复杂的立法程序，各有关常设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官员到会作证，说明现行预算的执行情况、目前各项计划执行情况和效益以及来年的计划项目等，并必须回答议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说，美国国会对有关预算的听证会实际上是对政府工作的一次全面审查。
（4）往往以法律的形式通过国家预算，保证议会财政权的权威和严肃性。例如，法国宪法第47条规定：“财政法律案草案由议会根据组织法规定的条件表决通过。”德国基本法第110条规定：“预算于财政年度开始前，以法律规定之。”
对国家预算进行全程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
为了控制行政成本，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将预算管理划分为编制、批准、执行、事后审计等四个阶段，对各个环节都加强监督。
一是强化对预算编制的监督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质量是强化预算监督管理的关键性环节。西方发达国家预算编制和审批的时间都很充分，比如财政年度与中国相同的法国，从每年的4月份就开始着手编制下年度预算，编制时间为6个月，10月提交议会审批。美国联邦预算的编制时间需要9个月。西方发达国家议会对预算草案的审议时间也比较长：美国是7个月、法国、德国也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这些国家的预算科目内容均非常详细，比如法国预算的“类”级就有1100多条，“款”级和“项”级科目数量更大。德国预算收入项目有1300个，预算支出项目8000个。此外，这些国家预算编制透明度也很高。如美国为了便于议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核各类性质的支出预算，专门设立了国会预算处，这个拥有大量人员的机构，实际上是进行预算业务调查分析的专家机构，而其掌握的资讯绝大部分都必须公开。
二是建立了多层次的预算监督机制，包括议会的监督、审计部门的监督、政府财政部门的监督。形成职能划分明晰，相互配合的预算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了预算监督的有效性。如美国公共预算的监督就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每个联邦部门都有自己的内部监督机构，由本部门的财务领导负责。同时，由总统领导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有权检查所有联邦机构的账目。为了防止公共领域里的权力滥用，美国于1978年成立了总检察官办公室。总检察官经国会批准后由总统任命，有权查阅被审计部门的所有文件，各部门的各类人员必须回答总检察官提出的所有问题。总检察官通常向国会提交两种报告：一种是每6个月一次的例行报告；另一种是在发现问题时提交的专门报告。
三是对预算执行调整方面的管理极为严格。一经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即形成年度预算法案，政府各部门必须依法定程序执行预算，未经国会同意，任何人无权更改或调整预算。如需追加支出，必须按立法程序办事。如在美国，行政部门在执行公共预算的过程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推迟或取消某些项目的支出，前提是这些措施必须向国会报告，国会可以同意也可否决这些措施。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经费超支或该花的钱没有花出去都是违法的。
四是已形成完整的预算执行监管体系。内部监控是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管理者为本部门预算执行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和程序，旨在保证政府机构有效运行，也称内部审计。而对政府预算的外部监控主要表现为立法机构、审计机构和公众的监控，而审计部门的有效审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得以保证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立法机构借以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如德国联邦审计法院相对独立于政府，也对议会的干预独立，它享有最高联邦权利，仅服从于《联邦审计院法》，只对国家立法机构负责。
五是预算法律体系比较健全。涉及预算程序的各个环节均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对预算程序、预算科目以及预算立法和预算执行机构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法律约束性很强，预算监督的法制化程度很高，十分有利于预算监督工作的开展。
实施绩效预算改革，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所谓绩效预算，就是政府部门按其所完成的各项职能进行预算，将政府预算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即干多少事拨多少钱。绩效预算由绩、效、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用具体指标评估完成目标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财政为这一支出目标提供的拨款额。绩效预算的最大好处是：它把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理念融入公共管理之中，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提高了财政支出的效率；它关注的不是预算的执行过程，而是执行的结果，不是政府的钱够不够花、怎么花，而是在这些花了钱的地方有没有实效。绩效预算的核心是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的管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绩效预算的目标应是老百姓受益，而不是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因此，绩效预算不仅是预算方法的改变，更是整个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革命。它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也可以大大激励各部门多干实事，提高政绩，对建设公共服务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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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生思想政治部分的学习是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必要部分，那如何让初中生能更快更好地理解并支持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行政策呢?本文将浅论初中政治中关于基本国情部分的学习现状及方法。
有人说初中阶段就开始接触政治课程是对学生思想的一种束缚，不利于其自由发展，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一方面，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初中阶段快速进入"青春期"。
此时期学生心理发展尚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思想的干扰，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中，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良莠不齐，初中生尚不能完全分辨其优劣好坏，很容易受到歪斜信息的影响，极其容易走错道路。因此，加强对初中生的思想引导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下的初中政治课程以学生为本，力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会学生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越早掌握其核心内容越有利于学生的健康长远发展。
同时，学习我国的基本国情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团结一致、忠党爱民的精神。就当前来说，学习初中政治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区分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长远来说，初中政治的思想引导作用也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初中政治涉及的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针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学习，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不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对国家没有热爱之情，这样的人才是不合格的。
加强中生思想政治部分的学习是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必要部分，本文将浅论初中政治中关于基本国情部分的学习现状及方法。
1.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兴趣
初中政治基本国情部分大多是枯燥的理论基础知识，对初中生来说缺乏吸引其关注的"焦点"。课堂气氛沉闷，调动不起学生的思考，更不用说激起学生的责任感，熏陶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了。
课堂上老师侃侃而谈，总觉得心中有千万知识点要告诉学生，而讲台下学生却要么昏昏欲睡要么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完全是老师一个人的"孤芳自赏"。这样的课堂是没有效率的，对学生、对老师都是白白地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要提高课堂效率，就必须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课堂气氛。首先，老师要走下讲台，与同学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法有很多，可以通过巧设提问、同学讨论等方法进行学习，这样既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又能适当地激发其思考。
其次，"变换"课堂内容。这里说的"变换"并不是抛弃课本内容，也不是"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是在原有课本知识内容的基础上改变原来的讲课形式和授课方式。比如，在讲"权利与义务"一课时，不要单纯地讲述"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情况，而是可以设计一个对话情景，让同学们分辨其对话内容的正误。
这样不仅可以讲课形式，更可以提高同学们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充分激发其思考。最后，老师要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
比如"服兵役"作为公民"义务"的一部分，老师不要仅仅是告诫同学们，可以通过播放当兵报名以及展现军队威武的视频，既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自豪感，又能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不能只限于记忆，要注重把握精神内涵
初中政治在很多师生心中就是一个副科，甚至认为不值得花费大力气去研究，只要能记住并能顺利应付过考试就可以了。
因此，目前初中政治课堂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老师进教室，什么话都不说，只一句："背吧!"然后就是同学们的"朗朗背书声"。政治课上学生就只能沦为背书机器，而精神意义却不能真正受到熏陶和启发。
初中政治课要真正做到启发学生就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学习基本国情的过程中，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的政体国体，让学生谈一谈自己的感受，在对比中体现出我国政体国体的优越性。
这样学生就能亲身感受到我国制度政策的好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之情也会油然而生。
其次，借助相关视频、报纸报刊等内容，借助事实和证据提高说服力。让同学们从思想上理解并认同我国的制度政策，从而进一步熏陶学生的情操。
最后，讲课过程中要注重让学生掌握精神内涵，可以适当播放国歌等激发感情的歌曲，或者播放奥运健儿胜利的场景视频，引导学生感受那种自豪。
3.不能限于课本内容，要做到联系实际生活
初中政治目前存在的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限于课本内容，不能真正联系生活实际。
由于初中生阶段对政治生活接触的比较少，且学生对政治生活也不是很敏感，老师讲起来也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很多情况下老师就直接限于课本，不进行拓展。
但是若不能联系生活实际，政治学习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精神意义，因此，加强初中政治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势在必行。
首先，让学生观察生活中的政治生活，并且进行分类整理，然后结合课本内容进行分析，这样既可以联系生活实际，又能加强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其次，鼓励同学养成观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平时也要多看一些报纸，上网也要浏览新华网、人民网等涉及民生的政治内容，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政治素养，长时间积累下来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就会有所提高。
最后，对于学到的政治理论知识，可以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政治或者是近期的国家时政热点，写一写自己的感悟，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这样就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初中政治理论的理解。
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人了解祖国的政治政策是将来为祖国做出贡献的精神基础。
初中政治课程比较浅显，所学内容也比较贴近生活实际，但是由于生活中初中学生对这些问题接触比较少，因此，在理解上有一定难度，要想实现学生对政治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还尚需时日。
但是初中政治作为政治教育政体课程的基础部分，根据《初中政治新课程标准》要求，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篇7
产业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路径，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产业创新理论。他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电力、钢铁、石油、化学、合成纤维、汽车、电子和计算机等产业的创新做了实证研究，并构建了产业创新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高技术产业创新问题日益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而高技术产业具有传统产业明显不同的高投入、高产出、高附加值、高风险、高渗透性等特点，由此其创新也呈现出新的规律性。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基本特征与过程机制，揭示其创新的有关规律性问题，对于产业创新的理论研究以及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和发展并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含义和特征
（一）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含义
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把创新比作生物遗传上的突变，“这类似于生物学上的突变理论，即不断从体系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结构的‘产业突变’构成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弗里曼指出，产业创新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系统因素是产业创新成功的决定因素。产业创新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产业创新是指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换的能力，而微观层次的产业创新是指一个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项目的能力。我国有学者将产业创新理解为介于宏观层次的国家创新与微观层次的企业创新之间、连接二者承上启下的中观层次，是企业创新的最高层次和归属，是企业突破已结构化的产业的约束，运用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及组合创新等来改变现有产业结构或创造全新产业的过程。
根据上述关于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理论观点，结合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可将高技术产业创新定义为：高技术产业创新就是从高技术研发，经过技术创新和扩散，到形成高技术产业的突变过程。从微观来说，高技术产业创新也就是高技术产业化和高技术企业成长，形成一定产业规模的过程；从宏观来讲，高技术产业创新也就是高技术产业从初创期向成长期、从先导产业向主导产业转换引起产业结构跨跃式升级的过程。
（二）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基本特征
1. 高技术产业创新是介于宏观层次的国家创新和微观层次的企业创新之间的中观层次创新。企业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而高技术产业创新可以带动企业创新并为企业创新营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可以扩充企业创新能力储备，带动和活跃企业创新，并且通过政策扶植、帮助和引导企业创新，同时为国家创新提供信息、资金、智力等服务。所以，高技术产业创新对于企业创新和国家创新，具有重要的实践上的桥梁意义。企业创新、高技术产业创新和国家创新是一个从底层到高层的创新体系，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高技术企业创新是指由高技术企业为主体而实施的创新行为，是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基础。按照加里哈梅尔和普拉哈拉德的观点，高技术产业创新应该是“高技术企业转型的能力以及改造现有高技术产业的能力”，是高技术企业创新的最高层次和归属。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目的是通过创新而提高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高技术产业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化和减少高技术企业创新的风险使高技术企业摆脱高技术产业生命周期的束缚，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成长能力。同时，高技术产业创新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力也是一国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创新可以为高技术产业创新和高技术企业创新营造有利环境，包括为高技术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指导与制定行为规范和准则。
2.高技术产业创新是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互动与整合。产品创新是指产品技术上所出现的具有新价值的发展和变化，包括新产品的开发和现有产品的改进。工艺创新是指工艺技术上所出现的具有新价值的发展和变化，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加工技术、操作方法、生产技术装备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改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经常是交替出现的，二者统称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为经济活动提供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前奏，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高技术产业创新。但是，有技术创新，不一定有高技术产业创新。只有产品创新通过工艺创新不断提高其质量，降低成本，再通过市场创新开发新的市场或创造新的需求，随着需求的增加和技术扩散而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正是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市场创新的交替、互动和整合才形成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各阶段。
3.高技术产业创新更注重技术的高层性、先进性和自主性。高技术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新兴高层次实在技术群。高技术一定是新技术，但新技术不一定是高技术；高技术是以当代尖端科学为基础的，是高层次的技术。以高技术研发为发端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必须要有高的研究开发投入，在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已达到8%以上，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达到20%以上。因此，高技术产业创新所依赖的技术是高层次的技术，是先进技术，是自主创新的技术。
高技术产业创新的过程机制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从基础应用研究到实现产业化以及产业融合发展的连续过程，所以，高技术产业创新也是一个过程。结合上述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含义和特征的分析，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过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高技术产业化和高技术企业成长的过程
高技术产业化是指从高技术产品或工艺的研究开发到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商业化应用，通过技术扩散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全过程。这一过程经过R&D，形成可应用的高技术，高技术与资金、劳动等其它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经过高技术企业的整合，形成高技术产品，产品进入市场实现商业化应用，完成熊彼特的技术创新实现过程。随着高技术商品的扩散与渗透，生产同类高技术产品的企业数增加、规模扩大，从而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高技术企业完成产品创新并由此带动了相关的技术创新及管理创新，完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经营体系创新工作，获得了高额利润。这对其他企业将产生诱导作用，吸引其他企业效仿，使技术扩散到其他企业，最后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因此，以高技术企业创新为基点，带动高技术产业创新也是形成、发展新的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之一，如图1所示。
（二） 高技术产业新体系的形成过程
高技术产业新体系是指通过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产业重组，使原有产业边界模糊，实现产业融合，在原有的高技术产业分工体系和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分工体系基础上形成新的产业分工体系。高技术是产业融合的强大推动器，而产业融合又促使新的高技术产业体系的形成。高技术产业融合的方式主要包括高技术的渗透融合、高技术产业链的延伸融合和高技术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高技术产业的渗透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产业边界处。高技术具有渗透性和倍增性的特点，使得高技术可以无摩擦地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并会极大地提高传统产业的效率。
产业交叉往往发生在高技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部分。高技术产业链的创新促进产业分化，使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断扩大，形成一个又一个新产业。产业重组主要发生在具有紧密联系的高技术产业之间。产业重组导致新的高技术产业衍生或原有产业内部组织结构的根本性跃迁。这种方式代表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既适应了市场需求，又提高了产业效率。如我国信息产业经过重组最终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的“5+1”的竞争格局。目前，我国“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写到“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很明显，通过“三网融合”又能形成新的信息产业。
（三）从先导产业向主导产业转换的过程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指出，主导产业对产业结构的性质和特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不相同，主导产业转换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高技术产业创新可以看成是从初创期向成长期、成熟期的演进过程。初创期的高技术产业部门具有先导产业、战略产业的性质，可以称为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部门；成长期的高技术产业部门具有主导产业的性质，可以称为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是新兴的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产业，经过扶持放大，可以转化为主导性高技术产业。主导性高技术产业具有很好的成长性和很强的创新性，产业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很强，对其他产业发展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因此，主导性高技术产业的形成，便实现了主导产业的转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就是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宏观图景。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
构建我国“努力实现投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筹措市场化，建立健全以政府引导的、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高技术产业化投融资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大力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和中小高技术企业产权重组。
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扶持高技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制度环境，鼓励高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使之真正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
加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投资力度，尽快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建设高技术中小企业的创新网络，促进创新集聚和扩散；实质性地推进产学研合作，增强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放松产业管制，建立融合型产业体系，推进高技术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促进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为适应高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趋势，要大力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融合型和创造型人才培养，加强既掌握现代高科技知识和手段、又具有较强动手操作能力的“灰领”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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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082-02
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1994年,Jess Benhabib与Spiegel的研究成果指出,人力资本其实是以存量的方式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已经被人们所接受。那么,对我国来说,人力资本是否同样以存量的方式起作用呢？本文将采用Jess Benhabib与Spiegel的研究思路,对此作一个检验。
1 相关的理论回顾
20世纪中叶,舒尔茨等人将经济增长源泉的桂冠戴在了教育等人力资本之上。舒尔茨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资本投入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通过计算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量来衡量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20世纪八九十年代,Lucas(1988)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构建增长模型,同样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与Romer等人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Jess Benhabib与Spiegel(1994)的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通过增量的方式,而是通过存量的方式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人力资本简单地视作一种生产要素,因为对于一种生产要素来说,只有投入增加了,生产才会增多,经济才会增长。但人力资本不同,它是以存量的方式起作用的,人力资本即使不增加,只要有一定量的存在,它也能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Jess Benhabib与Spiegel是对上百个国家进行跨国的计量分析,得出上述成果的。本文将按照其研究思路,用年度数据,粗略检验人力资本对我国的作用机制是否仍符合存量方式的假定。
2 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中被广泛应用,本文采用这个函数。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人力资本,再将该函数转化为对数差形式：
Y为人均GDP,K为固定资本平均量,L为劳动率,H为人力资本存量。以此检验经济的年度增长与固定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量的关系。
2.1 数据的获得
对于Y――人均GDP的数据,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得到。对于劳动力,用从业人口除以总人口表示人均劳动力,数据也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寻找。难以得到的是固定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存量,这只能通过估算得出。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思路是：本年固定资本=上年固定资本存量×p+今年固定资本投资,p为折旧率,我国一般取为10%。对于人力资本存量,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是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国内学者的计算方法是Year=6×a+9×b+12×c+16×d,a,b,c,d分别代入六岁及六岁以上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专及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由于可得性,只应用近13个年度的数据进行检验,这么小的样本容量缺乏说服力。因此,本文所作的计量分析结果是不精确的,它只能够作一个粗略的检验,检验一下Jess Benhabib与Spiegel的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年度增长是否有一定的适应性。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检验的结果是事与愿违的。
2.2 模型检验
运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得到α、β、γ的估计值。得到可决系数0.636,F 4.67。模型计算结果很不理想,拟合度不能令人满意,系数的检验也不能通过。特别是,我们关注人力资本对数差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其系数很小。
上述模型认为,人力资本是以增量方式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此选用了对数差的方式,用以表示增量,但检验的结果很不理想,有必要对模型作出改进。从另一个角度入手,将人力资本看做是以存量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我们简单地用logH代替对数差DH,得到计量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可决系数为0.718,F 6.80。其中,DK、DL分别代表固定资本、劳动的对数差。
拟合度有所提高。但是,logH的系数竟然为负,t统计量还达不到10%的置信水平。结论是：如果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是以存量的方式,那么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却有负面影响。
接着考虑教育的追赶效应。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教育有利于欠发达国家吸收国外技术,帮助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或者说教育之所以能推动经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能够刺激自身的智力创造；二是更好地吸收国外技术,产生追赶效应,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与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有关的。那么我们简单地以上一期人均GDP衡量经济的发展程度,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除了logGDP,其他各系数的t统计量都通过了检验,而在不严格限制的情况下,logGDP也能够勉强通过。不过,问题依旧是,logH的系数是负值,这一点让人难以接受,有理由怀疑模型的正确性。但是,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却又通过了检验,使得我们又有理由接受这样的一个模型计量结果。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那种认为教育以存量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对于我国的适应性。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来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是人力资本,而是固定资产与普通劳动力,甚至,一个更为过分的结论是,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
3 寻找现实的解释
上述给出的结果很出乎意料,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会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但对我国年度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却与此相违背。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现阶段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进而寻找产生这种悖论的现实原因。
第一,这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所拉动,这是不合理的。上述的分析结果显示出固定资产投资与普通劳动力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必然会缺乏自身的内生增长推动力。自然而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减弱。因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吸收技术与创造发明,它不能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与普通劳动力也不能同等对待,而我国现阶段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不可能产生出口效应。
第二,这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同人力资本的低水平之间的落差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令世界瞩目的,就算是受国际上各种风波的影响,仍然是保持腾飞速度。但人力资本的水平却很低。2007年,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19,而欧美国家在1985年就普遍超过9.0,美国高达12以上。人力资本水平低,要求有更多的投入以提高其水平,但由于我国有经济高速腾飞的必要,而经济增长的方式又不合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必定会挤出其他方面对经济有着直接作用效果的投资,因此,反而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教育发展纲要就提出教育经费要占GDP的4%,但这个目标直到现在仍然未能达到,原因便是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非常时期,难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发展教育反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包袱。
参考文献：
［1］Benhabib J,Mark M,Spiegel.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1994,34：14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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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5. 025
[中图分类号] F8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5- 0035- 02
1 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发展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征信业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3年6月宏观调控以前，在全国大中城市由银行发起成立了一批资信评估公司，主要从事企业债券、内部股票和贷款企业信用等级评估等工作；二是1993年下半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家对金融进行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也由于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发展，社会评级和征信业相对萎缩；三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至今，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已成为社会共识。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同志明确指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信贷信用征信起步，多次强调要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形成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网络。2003年，国务院“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责，由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具体承担这方面的工作。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成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该数据库在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
2 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
从国际范围来看，征信体系的建立主要存在两种基本框架：以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为代表的“公共模式”基本框架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民营模式”基本框架。
“公共模式”基本框架是指由政府财政出资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个人信用数据库系统，由央行作为系统的管理者，运作机构为非营利性组织，直接隶属于央行。信用信息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同时，服务对象也只限于金融机构。因此。这种模式可以被称为“金融系统联合征信方式”，以规避金融信贷风险为主要目的。而“民营模式”基本框架，是指征信机构由民间投资组成，独立于政府和各类金融机构、商业机构之外，信息来源相对广泛，并为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信用调查服务。
两种基本框架各有特点。一般认为，“公共模式”有利于保护金融系统的信息安全，较大程度地保护个人隐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数据库的覆盖面广。但该模式投资大、成本高，而且市场化运作空间较小，服务范围有局限，不利于将不同类别的信用信息整合并渗透到社会更多方面。对扩大全社会的信用规模、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与“公共模式”相比，“民营模式”的长处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空间较大，服务范围广，有利于为降低更大范围的社会信用交易风险提供信用调查和咨询服务，具有保障征信企业投入产出实现良性循环的机制，对信用市场的渗透率较高，对扩大信用规模，进而带动需求增长的作用明显。另外，该模式不需政府财政投资，能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其不足主要在于，对于后发性国家来说，难以在较短时期内形成覆盖范围广、市场占有率高的征信机构，不仅时间要求长，而且激烈的竞争还有可能导致同水平的重复投资和社会资源一定程度的浪费。
结合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的特点，我国征信体系建设采用的是“公共模式”基本框架，即由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成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同时，我国鼓励民营征信机构的发展，以保证征信市场的竞争与繁荣。目前，在我国与征信有关的民营评级机构主要有：北方地区的中诚信、大公、联合、长城等，南方的远东、新世纪、鹏元等，台湾地区的中华征信等；进驻中国的外资评级和征信机构有穆迪、惠誉和邓白氏等。
3 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目前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的主要使用者是金融机构，通过专线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总部相连（即一口接入），并通过商业银行的内联网系统将终端延伸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贷人员的业务柜台，实现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定期由各金融机构流入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再经整合后实时流向金融机构的功能。其中，前者表现为金融机构向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报送数据，后者表现为金融机构根据有关规定向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实时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金融机构向企业和个人征信基础数据库报送数据可以通过专线连接，也可以通过磁盘等介质。
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的日常运行和管理由人民银行直属单位征信中心负责；征信中心和商业银行建立数据报送、查询、使用、异议处理、安全管理等各种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企业和个人基础数据库建立了完善的用户管理制度，对用户实行分级管理、权限控制、身份认证、活动跟踪、数据主体（企业和个人）监督；数据传输加压加密；对系统及数据进行安全备份与恢复；聘请国内一流网络安全管理专家对系统安全进行评估，有效防止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等，建立了全面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
4 进一步完善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若干建议
（1）扩大信息采集的渠道和范围，全面反映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面貌。建议以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为基础和中心，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数据库及其应用平台。具体讲，就是扩充人民银行基础数据库库容，把企业和个人在税务局的纳税记录、在工商局的合同履约记录、在质监局的产品质量记录、在公安部门的治安记录、在法院的诉讼记录、在纪检监察部门的处分记录、在海关的进出口记录、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在交通部门的车辆违章记录、在民政部门的婚姻记录、在社会保障部门的交费归集记录、在公共服务部门的水电燃气等交费记录、在电信部门的话费记录、在教育部门的学历记录等正面和负面的信用信息，统一传输到人民银行信用基础数据库，整合形成全国联合征信服务体系的数据库平台。可以由此形成一条银行与地方政府政务信息、监管信息、执法信息共享的信用信息链；也可以同时向各类用户提供信用查询、信用报告、信用评级等“一站式”服务。
（2）加强对征信机构和征信活动的监管。当前，我国征信业的监管较为混乱，既无统一的监管机构，又无统一的行业标准。俗话说“没有规矩，难成方圆”，目前征信机构的监管涉及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发改委、工商、税务、质监等众多部门，从事征信业务的机构更是涉及众多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他们各自为政制定了行业内的征信评价标准，造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使征信业很难发展。我国应研究和借鉴外国征信体系建设的经验，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监督、保障征信业执业标准的客观性、唯一性，促进征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3）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为了使惩罚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要实现处罚形式的转变，将法律制裁和道德审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合理的失信惩罚机制。具体体现在不允许公民具有多个身份证明、不允许公民随便更名、保留公民个人的指纹记录，工商局不准许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公民或外国人注册成为一个新公司的股东或担任最高管理职位等。依中国的国情，有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不能因为其破产或被清算就将其不良信用记录完全消除，而是要随着其主要负责人和企业法人一起走。将那些不讲信用的不法商户从市场中剔除出去，并在较长的时间内阻止他们再度进入市场，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4）大力培育征信中介服务市场。应按照严格的信用市场准入原则，逐步培育提供各种信用服务的中介机构。一方面要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几家具有一定规模、信用度高、资金实力雄厚的权威性专业中介机构，主要业务是依托企业和个人征信基础数据库的信息，根据商业银行等放贷机构的不同需要，为数据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包括满足放贷机构除信用报告之外的其他数据的需求（例如根据原始信息提炼出的各类数据项）、信用评分模型的开发、提供放贷机构金融服务的解决方案、通过征信产品营销提升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发展具有信用信息评估等增值服务特色的中介机构，主要业务是接受客户委托对其进行信用评级或接受客户委托对另一个企业进行评级或资信调查，这类机构可以从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获得信息，也可以直接从被评级企业和其他渠道获得信息。
（5）大力引导，推动信用教育与宣传。我国的信用行业刚刚起步，信用建设近几年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探讨。当前我国信用管理人才匮乏，各高校的信用专业屈指可数，有些企业甚至对信用管理一无所知，信用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就征信行业而言。征信机构专业人员数量不多与企业信用意识淡薄，使我国征信市场供给与需求双方均呈现不足。当前应鼓励高校开设信用管理专业课程，可考虑与国外机构合作办学，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提供高质量的征信供给。同时要加大信用宣传力度与普及教育，使信用观念深入人心，创造征信需求。还可以积极利用征信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展示征信成果、挖掘典型案例，强化社会大众和经济主体对央行征信体系的感性认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信用意识。
篇10
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一直为政策制定者所关心，但是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一直被忽略。20世纪9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简称为NEG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的重新审视，试图把空间问题再次纳入经济理论中，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令人感到疑问的是对于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到经济政策的研究，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NEG理论来分析欧盟的区域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区域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往往缺少理论指导。本文根据现有的NEG理论文献，分析其核心模型的主要特点，概括其中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以及对我国制定区域政策的启示。
NEG核心原理概述
NEG理论的核心是核心—外围模型。在核心—外围模型中，三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一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三是“市场拥挤效应”，其含义是指不完全竞争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促使厂商的空间集聚，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
产业的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将会导致产业集聚，反之亦然。那么如何衡量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呢？可以利用贸易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其中，高的贸易成本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反之，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在核心—外围模型中，贸易自由度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可以很方便地由图1来概括，又称为战斧图解，描述了在一个包含两个地区的经济中长期均衡的结构特征和稳定性。在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不变，并且产品在两个地区的运输不存在运输成本。我们通常把农业部门看作这样的部门。另一个部门属于垄断竞争部门，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并且产品在区域之间运输需要花费运输成本。我们通常认为制造业部门具有这样的特点，而NEG模型的主要特征就是要描述在这一部门中的厂商选址问题。
在图1中我们用贸易自由化的程度Φ作为水平轴，来表示贸易成本的高低。纵轴表示厂商在其中一个地区所占的份额。贸易自由化程度与贸易成本高低之间呈反向变化：当Φ＝0时意味着贸易成本无穷大。此时，在经济中不存在贸易往来，厂商也都在本地区进行生产，即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况。当Φ＝1时意味着贸易成本为零，实现了完全自由贸易。图中的粗实线代表长期均衡的结果，均衡时厂商的区域分布可以由纵轴看出：当贸易自由度较低（例如Φ＜ΦS）时，长期均衡的结果是两个厂商均匀分布于两个地区；当贸易自由度较高（例如Φ＞ΦB）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长期稳定均衡；当贸易自由度处于中等大小（例如ΦS＜Φ＜ΦB）时，集聚和分散都可能是长期厂商区域分布的均衡结果。藤田等人（Fujita et al.，1999）把ΦS称为“支撑点”（sustain point），把ΦB称为“突破点”（break point）。其含义是当Φ＞ΦS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可支撑的；当Φ＞ΦB时，原有的厂商在两个地区的对称分布将被打破。
NEG核心理论的政策含义及启示
区域政策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在制定区域政策的过程中往往缺少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开放，并且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就是为了减缓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核心－外围模型的政策含义，可以分析我国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改进建议：
区域经济政策存在锁定效应。一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自我实施机制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此时如果对两个地区实施同样的优惠政策将不会改变这种差距。只有更为强劲的政策介入，使政策的强度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我国目前的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产业保护等方面。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些政策的力度不会太大，因此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不是单调的。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效果是不同的。在我国，随着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贸易壁垒的减少等政策干预，区域间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多数产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情况下，由于集聚租金的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会进一步吸引其他地区厂商向这一地区流动，加剧两极分化的格局。而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反而有助于缓和区域经济差距。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有重要影响。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落后地区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既削弱了东南沿海地区对劳动要素市场的竞争压力，又扩大了东南沿海地区消费市场，从而使产业进一步在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但是从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减缓了区域间的个人收入差距。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区域间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预期对厂商的选址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厂商的未来预期来改变厂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外宣传以及树立良好的地区形象等方式吸引厂商的流入，并最终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而一旦建立起这种初始的优势，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将导致该地区成为经济的核心。
总之，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期不同，核心—外围模型预期不等同于区域经济增长，不会是一个逐渐趋收敛的过程。快速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发生在某些区域，产业集聚导致区域间不平等扩大，形成工业“核心”与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外围”。当离心力小于集聚力时，这种“核心—外围”模式会进一步强化；当离心力超过集聚力时，工业化会波浪状地由核心向周围的外围地带扩散，使某一些落后地区加入到“发达俱乐部”（rich club），而其它地区仍旧处于落后状态。
篇11
关键词：通货膨胀 综合症 稳定物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面对当前持续高涨的物价形势，国务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召开常务会议并出台了四项稳定物价措施，明确表示要充分认识稳定市场价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抑制价格上涨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1月19日国务院又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要把“保障民生、稳定预期”作为做好物价调控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要求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可见，管理通胀预期，维持物价稳定已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厘清我国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深入挖掘通胀的本质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状况与内在特征
自2009年7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总体上呈现同步上涨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11月，CPI和PPI分别累计上涨3.2%和5.5%，并呈现加速趋势。其中，11月CPI同比增长突破5%，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PPI同比上涨6.1%。当前我国物价形势已十分严峻，呈现出物价结构性波动、通胀成因复杂、冲击影响持续、稳定物价艰巨等特征。具体而言：
（一）物价波动的结构性
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使得边际消费率和实业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消费和实业投资意愿低下，进而导致经济出现中长期结构性内生通胀（周建元，2010）。近年来，我国通胀的总量指标受到结构性冲击就是最好的例证。据统计，2004-2008年期间，我国食品价格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分别对CPI和PPI波动的贡献超过50%和60%，而其在CPI和PPI的权重仅为33%和40%左右（纪敏、王月，2010）。在本轮通胀中，物价波动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PPI波动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幅度，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持续领涨。在CPI波动中，农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城市消费价格上涨幅度；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服务品价格上涨幅度（如表1所示）。同时，物价波动正发生结构性变迁与扩散，价格上涨影响已从生产资料扩散到生活资料，从基础农产品扩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动物价水平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二）通胀成因的复杂性
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胀的重要推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价格的结构性波动不仅与总需求条件变化有关，也与不同商品、服务、资产的供求弹性、生产效率，以及对流动性和通胀预期的敏感性有关（纪敏、王月，2010）。余力等人（2010）认为，我国通胀周期性变动，既存在需求拉动诱因，又存在成本推动的特征。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指数持续向上是“内外夹击”、“长短期因素交织”的多因综合症，既有国内货币超发拉动需求上涨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的作用；既有市场成本上升推动的影响，也有通胀预期的心理作用；既有灾害天气等自然因素对食品供给的影响，也有各类游资对各种农产品炒作的作用。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四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中，前两次（即1993-1995年和2004年）主要是政策导向推动，2007-2008年的大涨是因为国外通胀输入和国内疫病带来的猪肉飙升。而当前的上涨则是由供给不足诱发，宽松流动性接棒推升，要素价格上涨、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霏阳、杨柯，2010）。
（三）冲击影响的持久性
在影响当前物价水平的各因素中，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冲击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物价上涨幅度但通常不会持久，会随着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而逐渐减弱，而成本因素则能够产生持久影响，推动消费价格较长时期的持续上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影响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有研究表明，二战后，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时期都曾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水平高位运行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汇率风险加剧，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成本上涨，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而推升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加剧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导致物价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高位运行。据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仅为13.8%，创下此项调查实施以来（1999年第四季度）最低点。其中，高达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61.4%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继续上涨，居民的资产保值方式正逐步由储蓄向购买债券、股票、基金等投资转移（牛娟娟，2010）。零点公司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无法应对当前的物价变动，生活成本成为城乡居民最主要的压力来源。约有48.3%的城市家庭，46%的小城镇家庭，62.8%的农村家庭计划下年压缩消费。
（四）稳定物价的艰巨性
通胀形成的内在复杂成因以及政策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本轮通胀的治理难度，使稳定物价面临“两难”困境。主要表现为：既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经济过热，维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要应对国内各种结构性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又要应对国际热钱、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引起的输入型通胀；既要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节过剩流动性，又要维持货币政策中长期的持续稳定，保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防止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胀；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改变劳动力和资源性要素价格市场扭曲的现状，又要防止各种成本叠加交织作用，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过快上涨，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或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进一步推高物价，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治理当前通胀的战略思路与政策组合
当前通胀的内在特征表明，治理通胀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能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政府要始终围绕经济改革目标，不断提升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要针对通胀的复杂成因，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加强供需管理
加强供需管理，实现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进。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产出缺口都是影响通胀水平的决定因素（何宝、周宁宁，2010）。维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需坚持保障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加强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产销衔接和区域调节，推动供需均衡，市场出清。要严格规范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抛荒现象。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化肥、农用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农村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比较收益，保障农产品供给。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对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管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物价调控体系，刹住乱涨价的歪风，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炒作行为。要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稳定性，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坚决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二）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内外并举，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缓解流动性过剩冲击压力。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到201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估计将达到1.86。在流动性总量过剩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可见，政府不能一味回收流动性，也要积极探索建立民间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机制，通过深化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清理民资进入壁垒、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推进资本市场扩容、提高新兴产业投资收益、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方式，促进社会富余资本和新增信贷向实体经济流动。同时，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降低外汇占款上涨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此外，还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缓解国际热钱涌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
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转型和创新来应对、消化高成本。要健全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改革资源税提高高能耗企业的资源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价格补贴、科技奖励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采用清洁能源，减少对污染能源的需求，降低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要通过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薪待遇，减轻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压力。要坚持“少取多予”的方针，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税外费用征收、允许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和结构调整准备金并在税前列支等手段，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创新企业和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激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要通过“首购”、“订购”等措施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创新企业的市场风险，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四）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通胀能力。要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及时调查通胀环境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研究建立健全低保家庭生活补贴、失业保险标准、大中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探索通过基本生活费用临时补助、价格补贴、食品券、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要不断完善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廉租住房制度，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抗通胀能力。
（五）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合理引导通胀预期，避免因心理恐慌引起物价螺旋式高涨和经济剧烈振荡。心理预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非经济因素，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从影响强度上看，通胀预期往往比通胀本身更可怕。1987年夏天出现的抢购商品潮，2007年股票市场疯涨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扬，都是通胀预期推动价格飙升的具体案例。通胀预期能够改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引导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大通胀压力。同时，通胀预期与通胀之间存在自增强效应和放大效应，物价上涨会进一步放大通胀预期，加剧通胀螺旋式上行压力。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增强监督等强化措施，稳定商品市场供应，增强市场对农副产品供给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价格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客观地公布当前的物价形势和价格政策，让群众参与价格监督。同时，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利用舆论工具引导城乡居民提升理性判断能力，避免盲目跟随错误信息做出非理性的消费选择，引起经济剧烈振荡。
参考文献：
1.周建元.大滞涨理论：谨防“中国式滞涨陷阱”[J].经济学动态，2010（11）
2.纪敏，王月.结构性价格上涨的结构和总量分析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0（7）
3.余力，陈红霞，李沂.我国通货膨胀的严重性生成机制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1）
篇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中的财政保障标准与保障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3AH005）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3-0102-06
一、引言
“十二五”期间，国家已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了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并通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公众免费开放等文化项目和工程，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增强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力度，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加大：全国基本公共文化的财政总支出在2000年为63.16亿元，到2014年则增至583.44亿元。然而，尽管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文化服詹普支出的绝对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仍存在着公共文化领域严重供不应求、不均等化等问题。为此，在给定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还应考虑尽量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这要求建立合适的测算机制，找出决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为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供依据。
当前，在财政研究领域内，通过核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探究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一个研究热点。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借助了两阶段分析框架法：首先，在效率测算模型中不考虑社会经济等不可控要素，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测算；随后，考虑到经济社会因素等外生变量，在事实上对决定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地区差异起着巨大的作用，因而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之中重点探究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①。如唐齐鸣与王彪借助两阶段分析框架测算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其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②。还有部分学者对教育、卫生等某种具体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但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例如，杨林与许敬轩采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研究了2000―20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③；赵佳佳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2008―2011年间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④。以上研究都是采用传统的DEA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没有考虑小样本所导致的效率偏差问题，得到的效率值可能会低估或者高估实际水平⑤。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3年间30个省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利用受限因变量回归分析方法（Tobit），从地理、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探究造成各省市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提出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和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1. 研究方法
（1）Bootstrap-DEA方法。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相对效率评估方法，具有不需要事先设定决策单元生产函数、不受投入和产出指标量纲影响等优点；但该方法却存在无法进行统计性检验、决策单元较少估计有偏等不足。在实践中使用传统的DEA方法时，有时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有效指数都等于1的情况，此时无法依照效率值的高低对各个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和评价，也就难以比较地区能效水平的差异⑥。考虑到前述情况，Simar与Wilson（1999）提出了基于Bootstrap的DEA方法⑦。Bootstrap-DEA方法模拟数据产生过程，通过抽样得到大量样本，借助对大样本的计算以修正传统DEA方法的估计误差，还考虑了效率值对样本变动的敏感性，故而效率估计值的比较和分析结果更合理。考虑到本文要研究的是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投入，即在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出最大化。为此，本文采用基于产出导向的BCC 模型，借助MAXDEA软件测算各省（市）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
（2）Malmquist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方法不仅可以考察各区域技术变化情况，进一步还可将技术效率的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并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本文选用变动规模收益下的距离函数，Malmquist指数计算式为：
M（x■■，y■■，x■■，y■■■）=■
■ ■
=Effch×Techch=Techch×（Pech×Sech）
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是指在变动规模报酬假定下的技术效率变化。技术变化（Techch）反映生产前沿面的移动对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程度；规模效率变化（Sech）代表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大于1，意味着综合生产率水平提升；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小于1，则表示综合生产率水平状况恶化。如果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的某一变化比率大于1，则表明它是综合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反之，则表明它导致了生产率水平的降低。
表1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考虑到2000 年之前的基本公共文化数据比较零散，并且省份相关数据不可得，故本文选择2000―2013年间除以外的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30个决策单元。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年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1―2014年。投入变量设定为各省市在2000―2013年间的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整体核算，故这里选取人均文化事业费、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投入指标。产出变量设定为代表地方基本公共文化发展情况的变量，从基本公共文化资源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两个方面选取产出指标，具体指标体系由表1给定。
3. 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的结果分析
（1）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对全国30个省级政府在各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全国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图1给出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在2000―2013年间的变化趋势。由图1可知，2000―2013年间全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在2000年最低为0.846，在2012年最高为0.960；多年均值为0.92，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总体效率还不够高，存在着8.0%的投入浪费；效率值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明显，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缓速提高，存在着资源未充分利用的题。
图1 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
变化趋势（2000―2013）
（2）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对东、中、西部地区 ⑧ 省级政府在各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分别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各地区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进一步得到2000―2013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变化趋势（图2）。从图2可看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地域差异，但差异逐年变小。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在大部分年份里处于最低水平；在2006年之前（除2000年以外），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2007―2010年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2010之后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又稍高于东部地区。
图2 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
支出效率值变化趋势（2000―2013）
表2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
基于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出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⑨，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表明中部地区内部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最大，西部差异次之，东部差异最小。东、中、西地区内部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性显著，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聚类效应。另外，全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异系数值在14年间上下起伏，整体上由2000年的0.112下降到2013年0.0746，地区不均衡的状态改善不明显。
分别对30个省级政府在2000-2013年的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进行累加平均，作为各省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均值，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中国各省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明显，存在着不均衡现象。效率值排在前十位的省市中，北京、福建来自于东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来自于中部地区；内蒙古、宁夏、贵州、广西来自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及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大多也更高。
图3 全国30个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均值（2000―2013）
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结果分析
基于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值，通过软件Deap2.1得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Malmquist指数（表3）。由表3可见：在2000―2005年间，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后，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文化建设服务的重视程度，财政支出明显增加，财政支出效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都呈现出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二者对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6―2010年“十一五”规划期间，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效率和技术增长速度相较2000―2005年间有所提升，但效率变化增长速度相比有所下降。“十一五”期间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增强了文化创新，将现代技术更好地融入公共文化领域，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但财政投入资金规模仍然不够高，且资金未得到有效利用，财政资金管理不完善和财政投入方式有待改变。由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值都大于1，表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是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2011―2013年进入“十二五”规划期，效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整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效率、效率变化以及技术变化增长速度相较于2005―2010年期间有所下降。我国基本公共文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相较于“十二五”时期有所改善，但仍需要继续增强文化创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以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变量与计量模型设定
通过核算和对比2000―2013年间中国各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发现各省市存在显著差异。为缩小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省际差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需要针对造成各省市基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目前，针对政府综合财政支出效率、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专门针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我们结合已有文献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经验和现实情况，考虑从地理、财政分权、文化政策、经济发展、人口密度、教育水平等角度出发分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如下：
（1）地理因素。引入地区虚拟变量D（D1代表中部地区，D2代表西部地区）代表自然禀赋和地理区位条件，考察其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
（2）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可能会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以及效率产生影响。根据分权理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公共服务，由于了解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因此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更有效率⑩。但是在现实中，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具有不确定性。例如，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因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强化，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及资源分配权利。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财政制度缺少约束，地方政府可能并不关注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效率，为此，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考证。这里借鉴龚锋与雷欣（2010）所使用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11}。考虑到财政分权对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同时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变量的交互项。
（3）文化政策（P）。2006年，国务院颁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计划经济时代文化政策制定时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做出改变，可能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有影响。将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变化用引入的年度虚拟变量来加以表示，该虚拟变量在2003年到2007年时为0，但在2007年到2013年时为1（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同样，考虑到文化政策对各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4）经济发展水平（gdp）。通常认为，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例如，Antonio认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财政总财政支出效率{12}，王银珠与朱耘婵认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推动文化需求增长和文化产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13}；但是杨林与许敬轩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为负，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会过分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14}。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证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这里以人均GDP 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反映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
（5）人口密度（pd）。Grossman等认为高的人口密度更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为此，人口密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效果正相关{15}；Antonio认为，人口密度较高会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显著，最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水平会得到提高。这里人口密度使用总人口除以区域面积来表示。
（6）教育水平（edu）。Milligan{16}等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当地居民选择有能力官员及辨识官员腐败的能力，为此，当地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正相关{17}。这里采用文盲率（年龄15岁及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表示教育水平，文盲率越高说明教育水平越低。
基于上述设定，我们可得到以下回归模型：Yit=X’itβ+εit
其中：Yit表示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ai代表一些不可观察且随时间无变化的个体异质性，Xit表示会影响综合技术效率的政策、经济和社会变量，包括前述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人均GDP（元/人）、文盲率、财政分权指标、文化政策虚拟变量、中西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和财政分权指标、政策变量的交互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因变量取值在0-1之间，为平衡面板数据类型，采用显著水平值被设置为5%的受限制的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不但可以避免由OLS估计所引入的偏误，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包含在面板数据中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信息。
2.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0的Tobit分析，得到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由表4给出。其中，模型1考虑了财政分权、文化政策、人均GDP、文盲率、人口密度和地区虚拟变量，模型2加入了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模型3加入了文化政策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由表4可知，各变量在不同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都相对稳定，各变量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较为稳健，模型较好地拟合得到各因素对效率差异的影响。对Tobit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表4 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
（1）从地理区位上看，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在模型1中的系数分别为负和正值。这说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相较于东、西部地区偏低，但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其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也印证了前文所描述的情况：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没有出现东、中、西部的聚类现象，地区因素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并不明显。
（2）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分别表明财政分权在5%、10%、10%的显著水平上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强的正相关性。当前，各地方政府都注重对人民群众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既将重心集中在提高经济增长方面，同时还重视短期内不易提高及难以衡量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财政分权对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并不够高。加入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模型2则显示，财政分权对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因此，财政分权对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效率差异的作用不明显。
（3）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分别显示文化政策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正相关，但都不显著。模型3中添加了文化政策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文化政策对东、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正，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负，但都不显著，表明文化战略上的改变和上下级政府文化事权可能由于滞后性或者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不明确，并未达到所预期的理想的效果，使得2006年实施的文化政策对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效率差异的作用都不大。
（4）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显示人均GDP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正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能够促进文化需求和文化产出的增加，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由于广大民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会刺激政府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通常也高，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5）人口密度（Pd）。Grossman等认为高的人口密度更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为此，人口密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效果正相关{15}。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均不显著，表明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结论并未得到印证。
（6）文盲率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微弱的正相关，且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结果都在1%显著水平上。文盲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本公众受教育程度，文盲率低的地区，所受到的教育水平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通常较低，可作如下分析：在西方国家，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在直接选举的制度背景下，致力于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才更可能被受到高水平教育的居民选出，所以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有利。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是由上级来任命的，其被受教育水平较高居民选举的可能性一般并不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总体效率还不够高，在2000―2013年间的平均值为0.92，存在著8.0%的投入浪费；财政支出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幅并不显著，仍存在着资源未充分利用的问题；地区之间的财政支出效率具有地域差异，发展不均衡，但差异逐年变小；东、中、西部地区未呈现聚类效应，区域内部的效率差异性显著；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都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根源。（2）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还受到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因素的影响，但和文化政策、人口密度、地理等因素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水平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需要了解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项目内容的需求，出台扶持基本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科学化、合理化，使文化政策有效地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提高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第二，合理规划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分配、使用、管理、审计和监督，明确各自的权责， 减少资源的浪费，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能力，进而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此外，由于适度的财政放权会提升财政保障效率，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可考虑将相关的财政支出责任由目前的较高政府层级转移到较低的政府层级。第三，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升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需求。第四，文化相关部门积极举办相关讲座和培训，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和居民的文化素养。
注释：
① A. Afonso， S. Fernandes， Measuring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Efficiency： Evidence for the Lisbon Regional， The Regional Studies， 2006， 40（40）， pp.39-53； S. Seifert， M. Nileswand， What Drives Intermediate Local Governments Spending Efficiency： The Case of French Department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2014， 40（5）， pp.766-790； 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4期。
② 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2 年第2期。
③{14} 杨林、许敬轩：《地方财政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④ 赵佳佳：《我国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地方财政研究》2014年第8期。
⑤ L. Simar， P. W. Wilson，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fficiency Scores： How to Bootstrap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1）， pp.49-61.
⑥ L. Simar， P. W. Wilson，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 The State of the Art，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0， 13（1）， pp.49-78.
⑦ L. Simar， P. W. Wils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stimating and Bootstrapping Malmquist Ind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9， 115， pp.459-471.
⑧ x取中国内的30个省市区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地理位置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和河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份。
⑨ 变异系数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CVi=SDi/Ei。其中，CVi代表第i年的变异系数，SDi与Ei分别代表第i年各地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标准差和均值。
⑩ C.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pp.416-424.
{11} 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统计研究》2010年第10期。
{12} Antonio Afonso， Sonia Fernandes， Assess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for Partuguese Manicipalitie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5， 37（5）， pp.1946-1979.
{13} 王银珠、朱耘婵：《基于面板数据的地方政府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研究》，《经济问题》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