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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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结构是优化的。

“新常态”的本质是新的国家经济治理方式下国民经济运行结果，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措施推进和落实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内在根源：

首先，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4万亿”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刺激行为是过去几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刺激对于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局部产能过剩，影响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改革思路。在此思路下，国家刺激行为将大幅收缩，市场对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将进一步显现。通过市场引导行为带动经济质量提高，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速。

如前所述，国家经济刺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局部产能过剩以及经济结构的失衡。“新常态”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

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促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过去片面依赖外需和投资转到要更注重内需和居民消费需求上来；二是在防范化解资产泡沫风险的同时保障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结构优化；三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要保护好生存环境，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中国新经济。

第三，是系统性风险更加可控。

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行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加速。

传统经济治理结构下累积的风险由原来的隐性走向显性化，因而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更为宏观的顶层设计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

如在地方政府债务领域，随着新《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即“43号文”）的颁布实施，未来地方政府债务将朝着更加规范和风险可控的方向发展，对于化解2008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隐患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常态”下的信托业

信托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节奏与宏观经济走势休戚相关。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信托行业自身发展也将进入自身“新常态”，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

行业发展增速将放缓。

信托行业过去几年经历了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信托行业抓住了国家通过经济刺激带动发展的历史机遇，最为典型表现就是与投资行为联系最为紧密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信托业务的飞速发展，以及银行信贷变相扩大带来了单一资金信托业务的发展。

随着上述信托行业发展动因的改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进入下行轨道，以及信托行业在经历高速发展后业务基数的提高，信托行业发展也将进入更为平稳的发展时期。

行业整体风险增加。

当前信托行业开展的业务一般都有土地、房产等资产抵押，流动性风险依然是信托业面临的最关键的风险。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是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消化库存已成为许多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部分经营主体将退出市场。当前信托行业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煤炭等产能过剩相对较为严重的行业，它们印证了这一风险因素。

从资金供给看，过去信托资产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依靠市场流动性释放背景下的资产价格上涨，但在整体经济风险提升，流动性收缩所造成的信托资产的流动性风险被不断放大。

行业发展方向的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信托行业的发展方向将发生根本转变。从发展机遇把握上，信托行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刺激下巨大的资金需求，信托行业利润来源的本质是在信贷管制与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张之间形成的监管套利。而在“新常态”下监管套利空间逐步缩小直至消除，需要信托公司更加积极地在市场中为投资者发现和创造价值。

从具体的方向上看，需要信托公司从传统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转向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及转型升级需求的市场领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新常态”下，信托行业的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竞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行业外部因素来看，随着泛资产管理竞争的深入，信托制度优势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信托公司面临在其他资管主体竞争时，已出现一定的监管弱势，因而亟须建构新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2014年以来，监管机构控风险、促转型的监管思路日渐明晰。在此背景下，风险控制较好、业务转型较快的信托公司将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市场竞争将围绕着风险控制和转型持续深入。 “新常态”下行业转型

“新常态”下，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托行业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信托行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切实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脉搏，融入到国民经济新的历史洪流中，实现再次跨越。

私募投行业务是当前信托行业主流业务模式，具体表现为以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的信托产品设计及销售。而在价值创造上主要表现为融资类业务的利差收益，相应业务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投资刺激下存在较大资金需求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而在经济“新常态”下，上述传统领域的发展风险不断积聚，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随着金融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低风险融资利率将呈现逐步下行的趋势，信托传统私募投行业务利差收益不断收窄，亟待实现在传统私募投行业务领域的价值重构。

信托行业未来的发展必须在“新常态”下实现新的价值发现。从业务机遇的把握上，随着“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将带来巨大的并购重组市场机遇。

在此过程中，信托行业需要积极发挥在资金募集、产品结构化设计等方面的灵活性，拓展并购重组业务。“新常态”下，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下的直接融资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信托公司要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实现信托产品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在产品功能上从融资型向投资型转变。

上述转变，需要信托公司转变经营思路，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尤其是在风险控制能力上，实现从融资性业务主要以信用风险管控为主，向投资性业务包含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在内的综合风险经营转变。

2007年颁布实施的新“一法两规”确立了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基本职能。而信托公司行业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信托的理财功能主要表现为实现融资性私募投行业务的辅助功能，也即在信托产品销售中实现投资者财富的增值，而缺乏相对独立和综合的财富管理功能。

经济“新常态”下，信托行业传统私募投行业务无论是在业务驱动力和规模前景上，还是在业务本身的质地上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以财富管理作为业务出发点，回归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能，能有效地突破信托公司未来的发展瓶颈。

根据麦肯锡的预测，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士，到2015年末将达到约200万人，可投资产约60万亿元，而在2010年仅为87万人和21万亿元。

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信托可以依据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因而信托公司向财富管理方向转型有着天然的优势。信托公司这一转型方向也与“99号文”提出的“探索家族财富管理，为客户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的要求不谋而合。

无论是私募投行业务还是财富管理业务，都是以单一需求作为驱动的业务类型。而在信托公司财富管理功能回归及私募投行业务价值再造的背景下，信托公司最终的职能表现为二者需求的嫁接和匹配，具体表现为以信托公司为平台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综合金融理财服务，为私募投行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投资服务、财务顾问服务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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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一）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经济“新常态”是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新常态”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10%以上过渡到6%、7%。第二是结构发生变化，出口拉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可能在未来会有一定的转变。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被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取代，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第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以前的政府主导转变为未来以私人部门和以创新为主导的方式，目前也是在过渡的过程中。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模式。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涵盖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P2P网络借贷、众筹和第三方金融平台六种模式。其中，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模式指各大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通过建立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平台实现网上转账、网上投资理财、网上资金借贷、网上证券和保险交易等业务的模式；第三方支付指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与国内外各大银行签约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解除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为双方提供支付服务的模式；大数据金融指依托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海量的、非结构化的数据，通过专业化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模式；P2P网络借贷模式指资金供求双方直接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的模式；众筹模式指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上展示创意和项目，并提供回报、募集资金的模式；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模式指建立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销售金融产品或为销售金融产品提供服务的模式。

二、经济“新常态”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发生转变

2013年6月到2014年上半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销售兴起开始引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浪潮。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迫使传统银行业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逐步实现金融的互联网化，比如，多家商业银行正在利用自身在金融数据积累方面的优势积极部署自己的电商平台，筹建直销银行，甚至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直接进军互联网金融，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在线服务，如平安银行“陆金所”和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等。互联网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向金融业务渗透，同时传统商业银行也开始推出电商平台。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促使传统银行业在社交金融、电商金融等方面作了尝试。因此，在“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合”将成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主流关系。

（二）经济增速的放缓加剧了互联网金融风险

受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影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必然导致各类金融价格的换挡。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贷款率上升以及信贷增速的放缓都是经济增速回落情况下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增加的必然结果（陆岷峰，2015）。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存在大量闲置资金，而银行存款利息较低，人们不愿把钱存在银行，并且随着投资理财观念的增强，人们更愿意把钱作为收益较高的投资，互联网金融成为人们闲散资金的很好去处。但是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吸钱、洗钱，增加了信贷风险，人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现阶段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已然“渗透”发展，互有牵连，外界环境的改变对两者发展的影响几乎同步到达。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传统金融的影响通过二者的“渗透”关系作用于互联网金融，加剧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增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中，中小企业是创新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并主要依靠互联网金融融通资金。相对于传统商业银行有形封闭的风险控制，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大、管理弱的问题较为突出，所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应随之完善。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并催生金融新常态的背景下，金融管理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逐步完善，政府包容的“观察期”即将结束，指导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以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与传统金融的合作力度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如此之快的情况下，未来实体商业银行会更加去应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去尝试着推动移动金融和电商金融的发展，有条件的银行甚至会主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在线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将不断地线下化，在新常态下，电商会积极与商业银行展开合作。以苏宁云商为代表的金融平台已经获得民营银行牌照，可以完全控制信息流和资金流，这是当前比较成功的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互融合的模式。互联网金融在地区应用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领域完全可以朝着农村金融的方向发展。

（二）全面深化互联网金融创新

（1）加快网络化数据化步伐。金融机构必须更快地进行自身调整，积极以各种形式尝试转型，利用互联网思想和技术创新盈利模式，改善客户体验。各机构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大力改进目前业务开展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促进信息的双向良性互动，增强平台的灵活性、模块性和智能性。

（2）大力提升内生能力。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战略中，从金融和互联网的特性出发，不断大力深化科技与业务的高度融合，持续提升科技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需要大力完善业务制度与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内部业务流程的合理再造，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确保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一致性与准确性。内因决定一切，银行等金融机构只有增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3）加大外部开放合作力度。面临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大力加强与各大电信运营商、金融同业以及监管机构等的全面合作，积极拓展和不断深化与外部机构的合作领域，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增强业务发展的合规性。同时，各互联网企业必须具有国际眼光、世界战略，积极加强与国际互联网金融的连接和合作，实现国内外中小企业充分合作。

（三）打造完善的自律体系

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要有企业家精神，忠于职业操守，并切实履行对客户、社会和全民的责任。在传统经济发展条件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盲目追求效益，其“野蛮生长”的结果是问题频发，同时客户权益受损，是不负责任的自我膨胀式发展，整个行业属于混乱无章的发展态势。而在金融新常态约束下，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强化责任意识，互联网金融企业要强化内部控制。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不仅依靠互联网金融协会，更应同时建立各细分行业协会，以便有效发挥行业的自律机制。

（四）加强互联网平台的安全保障

为了更好地实施金融监管，保障国家经济金融运行安全，在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首先从政策层面来规范其发展，才能保证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规范发展。首先，当前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还极不适应，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不多，急需新制定一批引领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法律。同时，有些互联网金融业务起步早、发展快、涉及广，早期出台的如有关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的相关法规、规章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变化，需要废除或更新。一些涉及网络支付和网上保险领域的政策虽然内容较为完善，但是贯彻落实还必须加强。涉及网络借贷和网络金融超市的监管几乎为真空状态，风险点多，涉及面广，亟待出台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参考文献：

[1]A.Montolio And F. Trillas， Regulatory federalism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broadband telecommunications[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3.

[2] Grody，A.Systemic Risk_It’s Still All About the Data.Intelligent Risk，2011，（2）.

[3] 黄琼. P2P 借贷行业的发展与风险控制[D] .兰州：兰州大学，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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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大局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的进展，但经济走势仍然分化，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新动力的成长势头正在加快。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指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更好分析形势和环境，更好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更好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应对挑战。为此，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养成问计于专家学者的习惯，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用活智力资源。对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的要积极采纳。专家学者要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着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注重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及规律，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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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我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

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不可避免换挡的同时，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持续转换，改革开放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良好发展态势可以保持。这些大趋势，决定了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战略机遇期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的自主增长动力没有形成，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减弱，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发展。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必须更多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高，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的经贸规则制定处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之中，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护和扩大我国发展利益。

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经济增速要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经济增速的减缓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增速减缓、市场需求减少的显著特征，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长期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增速呈现出逐步回稳态势。随着我国消费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个性化多样化特征转变、出口由单纯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向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并重转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传统人口红利优势向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优势转变，要求我们主动地降低发展速度，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

第二，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转变是基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等做出的科学判断。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经济增长要避免只顾短期发展，要求关注长远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同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相统一，追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体现为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产出较多的产品，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产业层次的提升；体现为以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协同发展，让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依靠政策刺激、高能耗等方式取得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大量增加。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必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形势带来的新挑战，须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创新驱动上来，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将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

三、认识“新常态”要克服三种倾向。指出，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三种倾向：

第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不能当作一个简单的事件看待。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中国过去30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现在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性现象。有人问，新常态是好状态还是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