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经济结构是优化的。

“新常态”的本质是新的国家经济治理方式下国民经济运行结果，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措施推进和落实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内在根源：

首先，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4万亿”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刺激行为是过去几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刺激对于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局部产能过剩，影响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改革思路。在此思路下，国家刺激行为将大幅收缩，市场对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将进一步显现。通过市场引导行为带动经济质量提高，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速。

如前所述，国家经济刺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局部产能过剩以及经济结构的失衡。“新常态”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

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促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过去片面依赖外需和投资转到要更注重内需和居民消费需求上来；二是在防范化解资产泡沫风险的同时保障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结构优化；三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要保护好生存环境，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中国新经济。

第三，是系统性风险更加可控。

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行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加速。

传统经济治理结构下累积的风险由原来的隐性走向显性化，因而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更为宏观的顶层设计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

如在地方政府债务领域，随着新《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即“43号文”）的颁布实施，未来地方政府债务将朝着更加规范和风险可控的方向发展，对于化解2008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隐患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常态”下的信托业

信托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节奏与宏观经济走势休戚相关。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信托行业自身发展也将进入自身“新常态”，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

行业发展增速将放缓。

信托行业过去几年经历了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信托行业抓住了国家通过经济刺激带动发展的历史机遇，最为典型表现就是与投资行为联系最为紧密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信托业务的飞速发展，以及银行信贷变相扩大带来了单一资金信托业务的发展。

随着上述信托行业发展动因的改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进入下行轨道，以及信托行业在经历高速发展后业务基数的提高，信托行业发展也将进入更为平稳的发展时期。

行业整体风险增加。

当前信托行业开展的业务一般都有土地、房产等资产抵押，流动性风险依然是信托业面临的最关键的风险。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是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消化库存已成为许多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部分经营主体将退出市场。当前信托行业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煤炭等产能过剩相对较为严重的行业，它们印证了这一风险因素。

从资金供给看，过去信托资产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依靠市场流动性释放背景下的资产价格上涨，但在整体经济风险提升，流动性收缩所造成的信托资产的流动性风险被不断放大。

行业发展方向的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信托行业的发展方向将发生根本转变。从发展机遇把握上，信托行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刺激下巨大的资金需求，信托行业利润来源的本质是在信贷管制与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张之间形成的监管套利。而在“新常态”下监管套利空间逐步缩小直至消除，需要信托公司更加积极地在市场中为投资者发现和创造价值。

从具体的方向上看，需要信托公司从传统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转向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及转型升级需求的市场领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新常态”下，信托行业的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竞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行业外部因素来看，随着泛资产管理竞争的深入，信托制度优势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信托公司面临在其他资管主体竞争时，已出现一定的监管弱势，因而亟须建构新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2014年以来，监管机构控风险、促转型的监管思路日渐明晰。在此背景下，风险控制较好、业务转型较快的信托公司将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市场竞争将围绕着风险控制和转型持续深入。 “新常态”下行业转型

“新常态”下，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托行业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信托行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切实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脉搏，融入到国民经济新的历史洪流中，实现再次跨越。

私募投行业务是当前信托行业主流业务模式，具体表现为以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的信托产品设计及销售。而在价值创造上主要表现为融资类业务的利差收益，相应业务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投资刺激下存在较大资金需求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而在经济“新常态”下，上述传统领域的发展风险不断积聚，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随着金融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低风险融资利率将呈现逐步下行的趋势，信托传统私募投行业务利差收益不断收窄，亟待实现在传统私募投行业务领域的价值重构。

信托行业未来的发展必须在“新常态”下实现新的价值发现。从业务机遇的把握上，随着“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将带来巨大的并购重组市场机遇。

在此过程中，信托行业需要积极发挥在资金募集、产品结构化设计等方面的灵活性，拓展并购重组业务。“新常态”下，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下的直接融资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信托公司要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实现信托产品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在产品功能上从融资型向投资型转变。

上述转变，需要信托公司转变经营思路，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尤其是在风险控制能力上，实现从融资性业务主要以信用风险管控为主，向投资性业务包含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在内的综合风险经营转变。

2007年颁布实施的新“一法两规”确立了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基本职能。而信托公司行业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信托的理财功能主要表现为实现融资性私募投行业务的辅助功能，也即在信托产品销售中实现投资者财富的增值，而缺乏相对独立和综合的财富管理功能。

经济“新常态”下，信托行业传统私募投行业务无论是在业务驱动力和规模前景上，还是在业务本身的质地上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以财富管理作为业务出发点，回归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能，能有效地突破信托公司未来的发展瓶颈。

根据麦肯锡的预测，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士，到2015年末将达到约200万人，可投资产约60万亿元，而在2010年仅为87万人和21万亿元。

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信托可以依据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因而信托公司向财富管理方向转型有着天然的优势。信托公司这一转型方向也与“99号文”提出的“探索家族财富管理，为客户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的要求不谋而合。

无论是私募投行业务还是财富管理业务，都是以单一需求作为驱动的业务类型。而在信托公司财富管理功能回归及私募投行业务价值再造的背景下，信托公司最终的职能表现为二者需求的嫁接和匹配，具体表现为以信托公司为平台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综合金融理财服务，为私募投行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投资服务、财务顾问服务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篇2

一、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一）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经济“新常态”是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新常态”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10%以上过渡到6%、7%。第二是结构发生变化，出口拉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可能在未来会有一定的转变。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被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取代，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第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以前的政府主导转变为未来以私人部门和以创新为主导的方式，目前也是在过渡的过程中。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模式。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涵盖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P2P网络借贷、众筹和第三方金融平台六种模式。其中，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模式指各大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通过建立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平台实现网上转账、网上投资理财、网上资金借贷、网上证券和保险交易等业务的模式；第三方支付指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与国内外各大银行签约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解除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为双方提供支付服务的模式；大数据金融指依托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海量的、非结构化的数据，通过专业化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模式；P2P网络借贷模式指资金供求双方直接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的模式；众筹模式指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上展示创意和项目，并提供回报、募集资金的模式；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模式指建立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销售金融产品或为销售金融产品提供服务的模式。

二、经济“新常态”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发生转变

2013年6月到2014年上半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销售兴起开始引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浪潮。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迫使传统银行业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逐步实现金融的互联网化，比如，多家商业银行正在利用自身在金融数据积累方面的优势积极部署自己的电商平台，筹建直销银行，甚至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直接进军互联网金融，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在线服务，如平安银行“陆金所”和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等。互联网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向金融业务渗透，同时传统商业银行也开始推出电商平台。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促使传统银行业在社交金融、电商金融等方面作了尝试。因此，在“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合”将成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主流关系。

（二）经济增速的放缓加剧了互联网金融风险

受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影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必然导致各类金融价格的换挡。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贷款率上升以及信贷增速的放缓都是经济增速回落情况下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增加的必然结果（陆岷峰，2015）。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存在大量闲置资金，而银行存款利息较低，人们不愿把钱存在银行，并且随着投资理财观念的增强，人们更愿意把钱作为收益较高的投资，互联网金融成为人们闲散资金的很好去处。但是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吸钱、洗钱，增加了信贷风险，人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现阶段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已然“渗透”发展，互有牵连，外界环境的改变对两者发展的影响几乎同步到达。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传统金融的影响通过二者的“渗透”关系作用于互联网金融，加剧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增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中，中小企业是创新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并主要依靠互联网金融融通资金。相对于传统商业银行有形封闭的风险控制，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大、管理弱的问题较为突出，所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应随之完善。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并催生金融新常态的背景下，金融管理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逐步完善，政府包容的“观察期”即将结束，指导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以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与传统金融的合作力度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如此之快的情况下，未来实体商业银行会更加去应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去尝试着推动移动金融和电商金融的发展，有条件的银行甚至会主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在线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将不断地线下化，在新常态下，电商会积极与商业银行展开合作。以苏宁云商为代表的金融平台已经获得民营银行牌照，可以完全控制信息流和资金流，这是当前比较成功的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互融合的模式。互联网金融在地区应用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领域完全可以朝着农村金融的方向发展。

（二）全面深化互联网金融创新

（1）加快网络化数据化步伐。金融机构必须更快地进行自身调整，积极以各种形式尝试转型，利用互联网思想和技术创新盈利模式，改善客户体验。各机构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大力改进目前业务开展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促进信息的双向良性互动，增强平台的灵活性、模块性和智能性。

（2）大力提升内生能力。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战略中，从金融和互联网的特性出发，不断大力深化科技与业务的高度融合，持续提升科技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需要大力完善业务制度与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内部业务流程的合理再造，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确保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一致性与准确性。内因决定一切，银行等金融机构只有增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3）加大外部开放合作力度。面临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大力加强与各大电信运营商、金融同业以及监管机构等的全面合作，积极拓展和不断深化与外部机构的合作领域，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增强业务发展的合规性。同时，各互联网企业必须具有国际眼光、世界战略，积极加强与国际互联网金融的连接和合作，实现国内外中小企业充分合作。

（三）打造完善的自律体系

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要有企业家精神，忠于职业操守，并切实履行对客户、社会和全民的责任。在传统经济发展条件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盲目追求效益，其“野蛮生长”的结果是问题频发，同时客户权益受损，是不负责任的自我膨胀式发展，整个行业属于混乱无章的发展态势。而在金融新常态约束下，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强化责任意识，互联网金融企业要强化内部控制。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不仅依靠互联网金融协会，更应同时建立各细分行业协会，以便有效发挥行业的自律机制。

（四）加强互联网平台的安全保障

为了更好地实施金融监管，保障国家经济金融运行安全，在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首先从政策层面来规范其发展，才能保证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规范发展。首先，当前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还极不适应，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不多，急需新制定一批引领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法律。同时，有些互联网金融业务起步早、发展快、涉及广，早期出台的如有关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的相关法规、规章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变化，需要废除或更新。一些涉及网络支付和网上保险领域的政策虽然内容较为完善，但是贯彻落实还必须加强。涉及网络借贷和网络金融超市的监管几乎为真空状态，风险点多，涉及面广，亟待出台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参考文献：

[1]A.Montolio And F. Trillas， Regulatory federalism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broadband telecommunications[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3.

[2] Grody，A.Systemic Risk_It’s Still All About the Data.Intelligent Risk，2011，（2）.

[3] 黄琼. P2P 借贷行业的发展与风险控制[D] .兰州：兰州大学，2014 .

篇3

7月8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大局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的进展，但经济走势仍然分化，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新动力的成长势头正在加快。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指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更好分析形势和环境，更好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更好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应对挑战。为此，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养成问计于专家学者的习惯，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用活智力资源。对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的要积极采纳。专家学者要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着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注重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及规律，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篇4

从国际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我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

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不可避免换挡的同时，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持续转换，改革开放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良好发展态势可以保持。这些大趋势，决定了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战略机遇期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的自主增长动力没有形成，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减弱，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发展。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必须更多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高，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的经贸规则制定处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之中，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护和扩大我国发展利益。

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经济增速要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经济增速的减缓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增速减缓、市场需求减少的显著特征，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长期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增速呈现出逐步回稳态势。随着我国消费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个性化多样化特征转变、出口由单纯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向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并重转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传统人口红利优势向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优势转变，要求我们主动地降低发展速度，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

第二，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转变是基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等做出的科学判断。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经济增长要避免只顾短期发展，要求关注长远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同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相统一，追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体现为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产出较多的产品，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产业层次的提升；体现为以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协同发展，让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依靠政策刺激、高能耗等方式取得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大量增加。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必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形势带来的新挑战，须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创新驱动上来，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将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

三、认识“新常态”要克服三种倾向。指出，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三种倾向：

第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不能当作一个简单的事件看待。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中国过去30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现在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性现象。有人问，新常态是好状态还是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篇5

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动力和新机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制定战略战术，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同时，新常态对创新环保工作， 谋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环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态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是创新推进“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呈现下降态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是潜在增长率作用的结果。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想要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维持永动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做不到的，而且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还有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无法继续下去。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思维定式，也预示着长期以来以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时，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危机加重，新问题累积，错失改善环境质量的良好时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

改革红利释放，环境质量进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有望统一思想，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

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进入关键期。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

经济增速换挡，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粗钢、水泥以及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预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现峰值，传统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

能源消费增速趋缓，污染排放叠加进入平台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能源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能源强度控制增强，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将逐步脱钩。APEC会议特别是中美联合气候变化声明签署后，能源和碳减排任务日益明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均衡期。我国城镇化率已跨过50%的门槛，其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长期，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缓解的机会窗显现，环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对下降。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挑战

世界环境利益多元复杂、争夺加剧。“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持续慢增长态势，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趋势明显。世界人口增长，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加剧，相关博弈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美国重返亚太等经济政治因素，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重大压力。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

布局性污染点状转移面上扩张、叠加明显。区域发展格局及城镇化形态发生转变，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区域型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征。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呈现不同特点，区域差异和分异明显，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挑战加大。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空间结构的变化。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既要考虑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对污染排放的利好趋势，又要深刻认识中西部能源重化工产业增长带来新的污染压力。传统与新型环境问题叠加，出现农村环境叠加城市环境、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国际环境叠加国内环境特征。

产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颈、加速转型。近年来，一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发展成支柱，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企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政府赔偿企业损失带来的财政负担显著加重，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污染治理迟疑不决、患得患失。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关系成为难题，环保资金投入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政府环保投入长效机制难以为继，污染治理主体承受力下降，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有的企业可能不上治污设施、上了治污设施也不正常运行，甚至偷排漏排，监管难度加大。

环境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社会公众环境权益观增强，环境公平正义的诉求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可达、可行、可接受之间的综合平衡难度极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阵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财税体制等改革短期内对基层环保能力、重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影响大，制度性供给能力亟待加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

在深化环保工作任务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强化环境质量管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健全完善环境监督方面，要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大力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健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改革环评制度，以环评作为结构调整的调节器、绿色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强化源头管理。扎实构建科学的环境监督体系，将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落到实处，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深化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严格环境执法，不断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篇6

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的“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的“态”，意味着一种区间与状态。“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个特征：中高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经济增速“减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增长之后出现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总量基数增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原因，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可以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缓，但并不等于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下行轨道。当前，转型压力势必导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稳增长，“又好又远”、“稳中有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第二个特征：优结构。从结构失衡转向结构优化，是新常态的最明显趋势。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世界产业格局经历重大调整，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低端产业结构难以为继，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二是需求结构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投资能力降低，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务完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力量。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发达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日趋紧张，推动产业转移领域扩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城镇化提速、农业人口转移缓解了生产和就业难题，区域差距逐渐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者成为“稀缺品”，人口红利优势渐失，而现代服务业对人力资源需求旺盛，劳动力越来越“贵”，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个特征：新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最核心要求。几十年来，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一比较优势，我们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时至今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后备劳动力紧缺程度日趋严重，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当前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下降，资源利用率低，单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从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主导，转向以生产工艺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导，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个特征：多挑战。从隐含风险转向多重挑战，是新常态的最宝贵机遇。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时期，受市场力量、区域差异、全球化影响的巨大冲击，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逐渐显现，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地方债务风险、体制矛盾、产能过剩、动力弱化等挑战复杂交织，钢铁、水泥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不断萎缩。挑战不容忽视，但机遇蕴含其中。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新四化”发展空间巨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实力、有智慧化解“成长的烦恼”。

新常态下经济行稳致远要有新动力

迈入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必须激发新动力，营造经济增长持久动能。

动力一：改革红利。改革是促发展、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释放的重要红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改革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转变，实现经济市场化、增长理性化、社会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标。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着力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资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构建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全民创业，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生产潜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动力二：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正在掀起，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能否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大力集聚、培养、用好创新人才，营造全民创新的浓厚氛围。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同时，要大力培育创新型干部队伍，为全民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软实力与好环境。

动力三：转型发展。新常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常态的出现，标志着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因此，大力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常态、激发新动力的关键。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以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推进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产经营链条向高利润区延伸。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决策要有新思维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已经发生了新变化。要改变思维方式，用新思维看待新问题，用新办法化解新旧矛盾。

（一）稳增长首先要稳心态。适应“新常态”，先要有个“好心态”。当前，有的同志还存在“惯性思维”，对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对经济运行的波动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简单认为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动作为，缺乏发展信心。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积极发力。一是以积极心对待变化。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落回稳，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经济运行保持在科学合理的区间。二是以进取心主动作为。树立主动作为理念，通过工作挤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导致的下滑。通过工作优结构，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转型升级。三是以责任心抓好发展。新常态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谁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得先机。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做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范、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重质量必须要重环保。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没有环保的质量不是高质量。适应新常态，既要走出高速纠结，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路径依赖。《人民日报》11月24日报道苏州河治理时说：先污后治，得不偿失。苏州河水由黑臭逐渐变清，是20年来持之以恒科学治理的结果，既可喜可贺，又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保作为项目准入的第一道门槛，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能牺牲环境破坏生态。

（三）抓发展一定要抓民生。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新常态下，我们可以不必纠结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发展，让更多的发展成果落实到群众身上。速度的底线是保证就业、是保证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们还有不少历史欠账和薄弱环节，人们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住房、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根本所在。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抉择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发展县域经济，更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新常态、探索新路径作为工作新要求、发展新目标，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篇7

1.1增速下行的压力加大

建筑业的规模增速与经济增长状况密切相关。当GDP从过去持续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换挡、回落为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时，建筑业的规模增速也必然会随之下行。这一变化趋势已经显现在“十二五”前4年的增幅变动曲线上，2011年建筑业的增长率为22.6%，2012年为17.8%，2013年为16.1%，2014年为10.2%。增速下行趋势迫使建筑业企业改变片面追求高增长的规模扩张思路，转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集约发展方式。

1.2结构面临强制调整

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主体和支柱产业；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的主导力量；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差距将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上升。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以投资结构的变动为基本导向，投资结构的变动方向必然会反映出对建筑业结构的强制性调整。

1.3创新驱动能力较弱

在较长时间内，建筑业的高速增长依赖于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这就意味着建筑业规模增长的原有主要推动力将会逐步减小。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建筑业而言，本身所具有的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较弱，在短期内培育出创新能力并以此驱动建筑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难度。

1.4多重风险更加显性化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些不确定性风险，特别是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与建筑业关联度较大的多重潜在风险可能会渐渐浮出水面，一旦这些风险因素演变成为实际的危机事实，对建筑企业市场营销、施工生产的正常运行以及资金链将造成致命的影响。

2工程项目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的全球化，现代项目管理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普及。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大变革时代，项目遍布每一个领域，项目管理正在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中国特色项目管理的生命力在于国际化、本土化、专业化的“三化融合”所迸发出的智慧和能量。在经济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三化融合”应成为工程项目管理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1坚持国际化方向

以PMI、IPMA、ISO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先后了国际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认证标准、项目管理指南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是建立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管理实践的基础上，代表着国际项目管理的发展趋势，对于推动国际项目管理的实践应用和项目管理人才培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工程项目管理创新只有坚持国际化方向，才能更好地学习先进的项目管理技术和方法，顺应现代项目管理的发展潮流，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2.2基于本土化国情

现代项目管理的体系构架来自于大量项目实践的理论提炼，具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在面向国际化加快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实践应用、理论研究时，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充分考虑民族文化、思维模式、行为惯性等本土化的适应问题，紧密结合本国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特别要注意总结多年来国内项目管理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只有将项目管理基本原理与本土化国情相结合，工程项目管理创新才能产生建筑行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2.3反映专业化特色

在现代社会，从各种不同专业的角度，项目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且项目的范围、经历的时间、难易程度、涉及的资源要素等差别很大，从而出现了专业化的项目管理。由于不同行业的专业技术要求不同，也使得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特征存在差异。因此，能够反映出专业化特色的工程项目管理创新才具有现实的竞争力。

3工程项目管理创新的思路

工程项目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一次性；二是独特性。项目的一次性特征从基本概念上界定了项目管理区别于长期性组织的运营管理；项目独特性特征则表明，人们不可能面对两个完全相同的项目。在工程建设领域中的工程项目都是不一样的，因而都必须根据工程项目的特点和难点，制定最佳的、不同于以往实践经验的项目管理计划并付诸实施，从而实现项目目标。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创新活动，工程项目管理活动必然是创新活动的管理过程。基于经济新常态对工程建设领域挑战的思考，应从以下几个角度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管理创新。

3.1以项目生产力理论创新指导项目管理实践

项目生产力理论是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其本身也需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工程项目管理创新更需要项目生产力理论的基石作用。近年来广大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管理的创新经验，为项目生产力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因此，要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角度，系统研究项目生产力理论对于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新内涵，深入探讨项目生产力理论对实现绿色建筑产品全寿命期管理的指导作用，着力探索项目生产力理论促进工程项目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范围、目标和路径。

3.2以项目管理模式创新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创新要高度重视先进的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引进和应用，在EPC、PMC、BOT三大系列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型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发展动态和工程建设规律的表明，业主方更加青睐能够提供更全面、更高效、更广泛服务内容的工程承包商。因此，工程承包商必须适应建筑业与金融业、服务业相融合的趋势，建立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融资、工程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运行的一体化集成服务体系，着力提升面向工程项目全寿命期的综合创新能力，赢得更加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加快转型升级，实现企业提质增效。

3.3以项目资源组合方式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建筑产品的形成需要经过概念、规划、实施、结束等多个阶段，每一阶段有其对应的市场主体，每一阶段都需要对技术、人才、资金、设备等多种生产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组合。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市场空间中，资源的取得途径和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方式会创造不同的效率和价值。因此，要从提高建筑产业国际化竞争力的角度，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势资源，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积极引入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最新组合方式、最佳配置方式，推动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方式和过程控制的精益化。在建筑产品全产业链上进行上下游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以新型产业链形态打造新的产业竞争力，有效应对新常态的挑战。

3.4以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提升项目管理效率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技术是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强有力的助推器。近年来，以BIM、云计算、虚拟现实、移动技术、协同环境、大数据为代表的各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不断涌现，这些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工程项目全寿命期管理的影响程度日益加剧，能够大幅度提高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优化、集成效益、可施工性、安全性、专业协同性、目标动态控制精度和“智慧管理”程度。因此，要加大项目管理层面信息化技术应用的力度，通过工程项目管理的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快推进传统建筑业走向现代建筑业的步伐。

3.5以利益形成机制创新构建合作共赢新范式

评价现代项目管理成功的标志是利益相关者的满意程度。对于现代工程项目，特别是日益涌现的大型复杂项目、项目群，项目全寿命期内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利益主体增多，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会产生较大的冲突和内耗，统筹兼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从而影响项目的实施效率和绩效，甚至导致项目失败。因此，要创造性地应用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合作竞争理论的原理，促进工程项目管理合作共赢、和谐发展新机制的形成，积极探索新常态下多种形式的利益共享、分配公平的实现方式。

3.6以项目人才管理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为适应现代建筑业发展的需要，要不断改善建筑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智力结构，努力推动项目经理职业化、管理人员专业化、产业工人技能化。要结合建筑业工人队伍的实际情况，改进多元化的劳务用工方式，加强劳务分包作业层管理，创新劳务人员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操作工人技能，打造适应新常态发展的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3.7以文化建设创新支撑项目管理软实力

项目文化是除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之外重要的项目管理资源。工程项目管理的创新应通过项目文化建设创新，使项目文化成为新常态下驱动工程项目管理引领时展潮流的软实力。首先，要注重用共同的企业价值观、愿景和行为准则凝聚员工的心智；其次，要注重培育员工的敬业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融入项目团队建设之中；再次，要凸显劳动文化、安全文化、绿色文化的特质，使之融入项目的日常管理；最后，要把文化基因融入项目制度建设，强化项目部管理层与操作层两个层次以项目文化为纽带的一体化管理。

篇8

一、前言

统筹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与原则。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迈入新常态阶段，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渠道的转变三个层面，实现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薪酬的关键性保障。从经济新常态的外延来说，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处于一种转型期，表现在经济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长期“L”走势和短期“W”走势。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各区域经济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的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并实现与周边区域经济体协同发展，是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思考的命题。本质重点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与主要挑战进行分析，探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

1.国家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手段与路径

随着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央及时的调整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部署，不断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台上有着明确的引导倾向，具体表现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径等方面。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强调要将以往的以单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转向省市联动合作协同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一带一部”等区域性经济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构建各地区的贸易合作机制、产业协作体系；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上，中央将不再是单纯的采用财政激励政策与行政指导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促进各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增强各区域经济的联系，使得各区域经济板块自发的寻求合作、寻求协调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上，中央更多的是开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承接转移的三部曲推进方式，全面强化区域经济板块间的依赖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国民经济的质量。

2.地方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时期，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处，只有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协调，国民经济的韧劲才能增强，才能在国际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下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地方层面也逐步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与此同时，传统的地区政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是抱团发展，然后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开始涌现，但这基本不属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仅仅是增强经济联系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僵硬的城市抱团发展不仅容易引发“城市病”，而且还造成核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马太效应”，进而造成各区域争抢经济发展资源的局面，最终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基本目标。在此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混乱与方式错位，从初始的优惠政策抱团申请逐步转向为产业联系的持续增强，进一步强化经济的互补性与互惠性，最终实现有内容、有层次、可持续的经济协调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挑战

1.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英国脱欧事件影响逐步发酵，欧洲地区银行业全面危机，美国加息疑云持续笼罩，美国总统选举一波三折，全球宽松预期再起波澜。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频发，国际需求疲软，这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况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的初级加工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艰难调整与转型。以东莞为例，随着国际订单的减少，东莞许多中小初级加工企业开始倒逼，并且随着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来东莞的低技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进一步提升，这将直接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冲击，因为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背景下，资源的抢夺、发展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并且发达地区为了限制风险的传递，会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

2.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呈L型走势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各区域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城镇化、居民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协调的可行性较差。首先，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优，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长期存在，加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我国中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次，当前我国给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虽然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城镇化的质量仍然较低，各种城市病难以解决，并且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所回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较大，给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型职能政府建设还相对滞后，政府的自身权力约束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各级基层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区域经济调控水平仍有待加强。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并举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富强、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健康、高效、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局面，必须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深化对外开放主要目的通过利用对外开放的出口学习效应、技术扩散与竞争效应、FDI的综合溢出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扩大对内开放是通过降低区域市场行业壁垒，强化区域间的产业类型，提升区间产业承接转移的效率，不断优化、细分各地区的分工协作标准，最终提升各区域间的整体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实现区域经济板块间的协调发展。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鼓励自主创业创新并重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许多传统行业都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产能利用率较低，因此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不可避免，各地区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央这一高瞻远瞩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效益差、成本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坚决淘汰，不能为了区域个体利益而损坏宏观经济全局规划。与此同时，在当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就业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应该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方针，要坚决鼓励、支持、引导大众创业，从而提升经济的活力，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刺激自主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只要各区域经济板块的活力起来了，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协作空间与协调机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驱动顺利转换的关键，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性目标。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各市场主体都应该有协作意识、协同思路，要坚定不移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对内开发，要毫不犹豫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自主创业创新的支持与引导，以强化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韧劲，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臧天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内容及政策调控[J].商业经济研究，2016（11）.

[2]石文霞.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制度探讨[J].经贸实践，2015（09）.

[3]黎兵.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理论与实践评析[J].商业研究，2011（12）.

[4]孟志青，蒋敏，李|.基于竞争与合作共存视角的浙江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J].北方经济，2010（07）.

篇9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078-06

一、引言

2014年前三个季度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同比增长率依次为：4.2%、7.4%、7.9%，第三产业的增速超过一、二产业，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1]。在经济新常态下，商务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和优先发展部分，颇具研究意义，而国内对此研究却较少 [2]。目前，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聚集在行业层面和区域经济层面，尚未发现针对商务服务业从微观层面（即单个企业层面）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企业是构成行业的基本单位，单个企业的内部状态研究是了解一个行业发展态势、发现症结所在的根本依据。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2009～2013年的绩效状况进行分析，并从内部寻找影响绩效的因素，为促进商务服务业企业发展提供建议，为从微观层面研究商务服务业抛砖引玉。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绩效

在战略管理领域，“绩效”是一个重要的持续热点 [3]。关于绩效的测量，Liargovas和Skandalis（2010）[4]总结了13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对绩效测量指标的使用情况，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据此，本文选用ROA和ROE两个指标测量绩效。

绩效是企业发展程度和经营成果的集中体现。根据供需理论，需求是市场存在和行业形成的根基。一方面，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需要商务服务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商务服务业的作用逐步凸显，为生产、贸易等类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配套服务，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已意识到商务服务业的作用，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需要商务服务业。随着创业环境的优化，中小微企业孵化量提升，需要更多的商务服务业提供配套服务。商务服务业的需求方主要是生产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微生产型企业 [5]。总之，商务服务业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据此假设1：

H1：近年来，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整体绩效大幅提升。

同一行业的企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但企业具有异质性，不同企业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异[6]，因此，在同一行业，有些企业盈利颇多，有些却是惨淡经营或濒临破产[7]。据此假设2：

H2：商务服务业各上市公司间绩效存在显著差异。

（二）绩效影响因素

绩效影响因素的测量亦存在较大差异。Liargovas和Skandalis（2010）[4]、Rosairo等（2012）[8]、Khalifa和Shafii（2013）[9]、舒谦和陈治亚（2014）[10]均从不同层面研究了绩效影响因素，且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归纳出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四个维度（见图1），并基于此提出假设，构建影响因素模型。

图1绩效影响因素框架

1.基本特征：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规模、年龄是企业异质性的外在表现，在对绩效的影响上通常作为控制变量。有效规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最佳有效规模，规模与绩效呈倒“U”型关系。年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则缺乏足够的论证。年龄较大企业积累更多的资源、经验与技能，在规范性和要素禀赋上优于年轻企业，但在变革能力和增长能力上往往较弱。在新兴市场中，商务服务业处于前期成长阶段，经验积累和规模效应相对重要，据此假设3：

H3：基本特征是影响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假设包含以下分假设：

H3a：规模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H3b：年龄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陈青姣，盖玉坤：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

2.治理结构：高管激励与董事会行为。

高层管理者激励与董事会状况是研究治理结构的常见指标。在高管激励研究领域，形成了两类主流观点：一类认为高激励可以调动高层管理者的积极性，产生高绩效；另一类则认为过度激励可能导致高层管理者的过激行为，如铤而走险等，产生更大的委托效应和短期行为，从而对绩效产生负面作用。体现高管激励程度的主要指标为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情况。通常情况下，高管持股激励比高薪激励更为有效，可减少高管的短期行为。

董事会是企业所有者行使权力的途径，是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的一种机制[11]。在衡量董事会规范性、独立性和行为强度时，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董事会会议次数是常用的指标。关于董事会规模与绩效的关系，国外研究存在相反的结论[11]，可能的原因尚缺乏有效的说明。关于董事会会议、董事会独立性与绩效的关系也存在较大分歧[12]。由此假设4：

H4：治理结构是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此假设包含以下分假设：

H4a：高层激励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H4b：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3.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与国有股份。

股权结构通常采用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来衡量。另外，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比重通常也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本研究将此指标纳入股权结构测量的范围。

首先，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是利益收敛理论――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精心治理，企业绩效越好；二是利益侵蚀理论――大股东会侵蚀小股东的利益从而导致差绩效。[10-12]其次，两权分离度指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差值，差值越大越容易激起终极控股人侵蚀其他投资人的权益，从而产生隧道行为，这是委托问题产生的又一主要途径（Claessens，2001）。尤其是在财产保护机制并不健全的中国，两权分立带来的负面作用更易显现[13]。再次，国有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两种可能的影响：一是利用政府优势为企业带来更好的资源、政策与机会；二是在国有资产具体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不作为现象严重，不利于经营效果的提升。

基于上述三点，提出假设5：

H5：股权结构是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此假设包含三个分假设：

H5a：股权集中度对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H5b：两权分离度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产生消极作用；

H5c：国有持股比例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不确定。

4.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企业经营中不可或缺的经营杠杆。适当的负债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有益手段，而过度负债将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在金融市场不完善、融资途径相对狭窄的背景下，融资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负债率一定程度体现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同时，商务服务业企业需要通过高财务杠杆实现快速增长。基于此，提出假设6：

H6：资产负债率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通过财经网站“证券之星”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商务服务业板块的24家上市公司名录，其中4家公司数据缺失严重，最终选择了20家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公司的主要指标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原因是面板数据可解决研究对象较少的问题，减少数据偏差风险，同时，面板数据信息量大、变异性高、共线性少。在研究时间的选择上，截至2014年底，20家公司的平均年龄为15年，成立时间最长的是海印股份和粤传媒，达22年，时间最短的是华谊嘉信，仅有5年。综合研究对象的成立时间和数据的实效性、可得性，面板时间范围定为2009～2013年。采用STATA12.0和SPSS19.0分析数据。

（二）变量及测量

表1列举了变量及测量信息。考虑到商务服务业企业具有人员密集性特征，员工依赖度高，其规模用总资产和员工人数两个指标测量。为减少数据的共线性，用员工人数、总资产、企业年龄、高管薪酬等的自然对数测量。四、结果分析

（一）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状况分析

2009～2013年商务服务业样本企业绩效描述性统计见表2。相比之下，ROA更能体现经营状况，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有为了避免亏损或获得配股权而通过盈余管理将ROE维持在略高于6%或10%以上区间的激励[14]。从ROA均值看，仅有2009年超过了7%，其余四年在5%左右波动，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绩效不理想。

（二）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模型及结果分析

在绩效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中，人员规模、高管薪酬变异性较大，说明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个体间的基本差异较大。从员工人数和总资产均值来看，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规模不大。

绩效影响因素测量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为（见表4）：以ROA为因变量的模型1、3和4更适合固定效应，模型2更适合随机效应；以ROE为因变量的模型1和3更适用固定效应，模型2和4更适用随机效应。表4呈现了ROA线性回归结果（受版面限制，省略ROE的线性回归结果，只阐述主要结论）。

1.模型1：基本特征对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1（式1a、1b）测量基本特征对绩效的影响作用。

ROA it =c01 + a1 （size1 it） + b1 （size2 it） +

m1 （LN age it） + u it（1a）

ROE it =c02 + a2 （size1 it） + b2 （size2 it） +

m2 （LN age it） + v it（1b）

回归结果表明，模型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员工人数、企业年龄对ROA有显著促进作用，总资产对ROA有显著消极作用；企业年龄对ROE有显著促进作用，总资产对ROE有显著消极作用，员工人数对ROE有促进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H3、H3a得到了部分验证，H3b得到了验证。

2.模型2：治理结构对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模型2（式2a、2b）测量治理结构对绩效的影响作用。

ROA it =c01 + a1 （LNsalarry it） +b1 （Nshrsms it） +

m1 （LNboard it） +n1 （meeting it） +

d1 （duel it） +u it （2a）

ROE it =c02 + a2 （LNsalarry it） + b2 （Nshrsms it） +

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34-03

所谓“行业分析”,是指在对行业给予一个客观、准确描述的基础上,剖析行业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根据行业经营特征、资金流特征和产品特征等,明确对该行业的信贷政策、风险防范措施和营销服务模式,为选择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企业客户奠定基础。

一、商业银行开展行业分析的重要意义

行业分析是证券分析师、风险投资基金、股票投资者以及银行信贷经营人员等在进行行业、客户遴选和价值发现过程中的共同课题。与其他使用者仅仅关注投资回报不同的是,商业银行从行业分析中获得的结论贯穿应用于信贷管理的客户等级评定、项目评估、信贷执行和贷后管理全过程,并且需要根据行业的竞争模式、管理模式、交易模式、成本模式、发展周期变化、产品替代性、依赖性以及行业整体的财务状况等对于一些关键评价指标、业务运作条件和产品进行动态调整,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对于某个特定行业甚至某个客户的信贷运作政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商业银行在整体信贷市场上的战略决策。

行业分析是商业银行行业市场定位的基础工作。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市场是由所处不同行业的客户所组成的,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是商业银行进行信贷运作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也即市场和客户的定位问题。企业的发展无法完全脱离行业的整体形势,行业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内企业的未来收益,某个特定行业中的所有客户均具有类似的风险特征,行业的经营特征、管理模式和成本结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从该行业的企业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通过行业分析,可以从整体上对一个行业进行把握,从而挑选出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行业领域。

行业分析是信贷政策细化的关键步骤。信贷政策必须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行业发展政策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化进行细化和调整。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行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风险要素和风险程度,行业的准入、退出或者在某个区域的信贷政策都需要以行业分析为前提。

行业分析挖掘的行业基本特征和经营规律,为业务和产品研发提供依据。每个行业的经营和运转表现出来的资金流和货物流特征,应该而且必须成为银行在为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案时的主要考查因素,产品销售以及货款支付的流程将成为银行提供融资和结算等产品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也是围绕行业资金流的波动性逐步展开的。

行业分析为获取公司价值提供判断依据。通过分析行业,可以解释行业的运行规律和发展阶段,从而得出对行业整体的信贷运作理念。更重要的,行业分析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信贷运作方面,需要以行业的眼光去判断公司,发现风险特征和业务机会。企业和所在行业之间的关系是点和点所在线的关系,企业的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现在和未来收益,而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内企业现在和未来收益。行业经营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则是行业内企业经营所必须遵循的,同时它也是标示行业内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通过比较行业内企业竞争优势,为获取有价值企业提供依据。

二、商业银行行业分析的主要内容

行业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对行业给予一个客观的、准确的描述,其次是对行业进行横向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周期性规律和行业走势规律进行判断,分析该行业在经营管理和资金运用中的特征,然后明确银行在该行业中的信贷政策,同时对典型企业的信贷运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行业分析主要包括行业发展阶段界定、行业运营特征和规律、行业宏观环境、行业供需状况、行业基本数据、行业盈利能力以及行业内典型企业的分析。

(一)行业发展阶段

常用的行业发展阶段是依据生命周期理论来确定的,行业生命周期给出了行业在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据以判断某个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行业生命周期理论并没有考虑行业中诸多产品的种类、质量和替代性等差异性,而行业周期正是由行业中各类产品的周期所决定,因此,行业中各种产品的周期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的叠加影响将行业周期变动更加平缓和难以判定,有时产品的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升级会使得该行业发展阶段发生逆变,因此,在研究行业发展阶段时,应结合该行业中产品的具体特点进行判断。

另外,一种判断行业发展阶段的方法依据了经济周期性之间的契合关系。在经济周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而言总是繁荣、衰退和恢复交替发生,不同的行业在经济周期变化中的表现差异是很大的,可以将其划分为平稳型、增长型、跟随型,平稳型行业受经济周期变化影响较小,因价值链较短和刚性需求,经营状况能够保持持久和稳定态势;增长型的行业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能够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独立于经济衰退时期;大部分行业都属于第三类跟随型企业,遵循经济周期的变化趋势,这一类行业在经济的增长期获利颇丰,并因经济衰退盈利下滑。

(二)行业运营特征和规律

行业经营过程中,有别于其他行业的资金流、物资流特征和规律,影响了企业的融资模式和管理模式,这对于银行全面介入行业金融服务至关重要。物资流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泛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资金流是一段时间内用于表现财产、物资的货币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情况。在行业运行的稳定时期,行业内的大部分企业,其物资流和资金流具有一定共性,原材料的采购方式,生产储运模式以及产品销售模式,资金支付结算、回款时间等有差异,但是共性明显。

(三)行业宏观环境

诸如货币政策、外汇政策、行业发展规划、税收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均会对行业的发展带来影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立、完善过程中,现行制度的变革、新的法规和新制度出台,都会对一些行业的经营格局和经营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深刻变化,在变革中可能会孕育着新的机会和挑战;而伴随着与国际市场紧密程度不断加深,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可能会对行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四)行业供需状况

行业发展状况最终还要依赖市场的供需状况,对于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供求关系,需要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给予一个全面的分析。从内部看,应从较长的时间区间分析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技术对于该行业的影响。绝大多数产品,从技术角度都有潜在的升级需要,不会一成不变,这既是生产商互相竞争的需要,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断提高的产品体验的需要。因此,对于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几项产品,应给予高度重视,对于推动其技术进步的内在力量和市场前景进行认真探讨,对于新进入者,该行业的市场壁垒能否产生作用,市场的新供应者是否容易地进入该市场并对市场供应产生影响。从外部看,主要分析对与行业相关产品销售量具有强相关关系的经济、社会和政策变量,如经济增长、人口数量、地域特征等,判断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对产品销售造成的影响,通过较长时间的影响因素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对比,可以选定与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指标深入分析相关性。通过这些分析给出供应和需求的定量预测和趋势判断。

(五)行业基本数据

行业的整体经营和财务数据对于判断该行业的当前运行状态和发展趋势都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数据积累也可以用于判断行业发展与其他经济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行业分析的目标是制定行业的信贷政策,并且通过行业的一些平均数据,从行业客户中遴选出优质的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需要从多个渠道获取行业基本数据,如国家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外部网站和科研单位等外部机构,获取的数据包括近年来的产销量、行业的销售利润率、资本积累率等,除此之外,银行内部的生产系统产生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行业数据,也应进行统计和加工,用于本行在某个行业的信贷分析。

(六)行业盈利模式

每一个行业都有一条价值链,对于制造行业,从原材料的购买、储运到产品的设计、生产再到品牌的打造和销售,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而在这条产业链条里,是有着好多个利润区的,而且每个利润区的利润高低是不同的,有的利润区高,有的稍高,有的则很低。对于某个行业来说,能够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环节是有限的,有些利润空间是部分独占的,行业的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趋势需要根据这些盈利环节设计发展战略和模式,对于银行来说,挖掘并分析这些利润区对于挑选行业中的优秀企业是至关重要的。

(七)行业内典型企业的分析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运营规律等都会在行业内的典型企业身上表现出来,对于行业的分析,最终目的是要揭示银行在企业经营运行过程中应该采取的对策和措施,落脚点还是企业本身。选择行业内的典型企业,可以是行业内的领头羊企业,也可以是发展状况欠佳的甚至是已经退出行业舞台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的分析,要能够区别行业内共性的特征和该企业的个性化内容,从而对于行业分析和信贷政策和产品研发提供充分的依据。

三、商业银行行业分析的组织和开展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一般可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经营过程中,信贷运作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是信用风险。通过行业分析把握行业信贷规律,可以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起到较好的控制作用,行业风险的定量或定性的判定,也可为行业风险和信贷业务对比定价以及行业主动性风险控制奠定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和行业发展波动明显尤其金融危机导致多数行业陷入低迷,商业银行更应该重视行业分析工作,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该项工作。

行业分析的常态化。行业分析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基础工作,商业银行应从自己关注的焦点出发,建立适合自己信贷运作的行业数据库和行业分析模型,根据行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定期进行修订和完善;研究分析不同行业的共性和差异,提取用于信贷运作中企业的判断标准和依据,并且对于行业的信贷政策,充分考虑地理区域差异,明确各区域的行业政策。

行业分析的组织化。应该在明确具体工作职责的基础上安排专职或兼职人员承担,行业分析人员应该接受系统的培训,掌握行业分析的前沿技术;建立横向和纵向协调联系的沟通机制,对于行业经营发生变动、行业信贷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等情况,建立畅通的渠道,从经营部门迅速传递到决策部门。

行业分析的实用化。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将信用评级、项目评估和信贷分类的因素进行了整体把握,而行业分析为授信业务的全过程提供了判断的依据、标准和风险管理控制策略,这些都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为行业进入和退出政策提供依据,行业运行数据为评级分类参数的调整提供参考等。除此之外,行业分析得出行业资金流、物资流和信息流的特征和规律,为银行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明确了产品组合策略,为新产品的创新奠定设计基础。

四、结论

行业分析是商业银行信贷运作的基础性工作。在国际、国内两个金融市场逐渐融合的背景下,行业分析作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运作水平的重要工具,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和各家银行的高度重视。本文对于行业分析的重要作用、行业分析的主要内容以及行业分析工作的实现方式进行探讨,为商业银行开展行业分析工作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王娓娓.银行信贷管理中行业分析问题探讨[J].金融观察,2006,(7).

[2] 乔纳森・戈林.银行信用分析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 孙建林.商业银行授信业务风险管理[M].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4] 杨军.银行信用风险――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ing analytical work of the industry in the commercial bank

MA Zhen-ming,CHEN Xiao-ming

篇11

二、我国目前经济环境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当前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仍在为适应新经济形势而进行着调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水平。这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其次，产业发展结构将不断优化和调整。“第三产业”，“消费需求”，“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将成为关键词。同时，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1]。此外，创新成为发展的新动力。尤其是制造业，只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科技创新才能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当然，新常态经济也伴随着新的风险，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也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三、新经济环境下的财务管理

我国当前经济环境的诸多变化，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要主动适应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使企业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一）企业成本上升，要加强成本管理能力

?^去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只要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但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此外，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企业必将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资产重置以及高新技术研发等，这些都将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大提升，利润空间缩小[2]。这就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压力。企业要普及财务管理系统，缩减财务系统操作人员数量，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整体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可以减少企业职工薪酬支出，减轻企业压力。此外，还要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水平，规范企业成本支出和核算，加强成本费用类支出的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推动降本增效，提高存货管理，为企业减少压力。

（二）产能过剩加重，要加强资金管控，提高生产和盈利的协调能力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是重资产行业，由于其固定资产数额较大，折旧摊销比较高，企业经常会通过提高产量来降低单位固定成本，这会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让企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这就要求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加强资金管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存货、产成品占用资金。此外，企业要加快自身转型，提高自身的技术优势，捕捉新的利润增长点才能够实现良好的生存和发展。这就需要企业的财务管理加强协调产量、成本与利润的能力，提高财务管理中的投资决策能力，识别对企业有利的投资项目，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应对激烈的竞争。

（三）资本多元化，要加强投融资决策能力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也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许多境外银行和国外企业入驻我国，这会带来大量国际资本。同时我国企业也在积极走出国门，寻找企业发展的新路径。资本加速流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要加强财务管理中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能力。在融资决策方面，要加强提高企业信用等级的建设，为企业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善于将自有资金、债务筹资以及股权融资相协调，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满足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在投资决策方面，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对各业务的投资、成本和利润进行分析？科学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为企业找到正确的利润增长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价值。

（四）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要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种风险如楼市风险、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财务管理中的风险预测和风险评估能力，增强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健全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在制度和技术上加强风险控制，降低企业风险发生的概率，确保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市场中使企业平稳健康的发展。

篇12

因此，为避免或减弱新常态下企业的不利影响，加强企业财务运营的监控，及早发出预警信号，将企业面临的潜在财务危机告知利益相关者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在回顾已有的财务预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融合神经网络和Kalman 滤波法的财务预警模型，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这既改变了单一方法的预警模型，又提高了财务预警的准确性，并对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管理有参考价值。

一、文献回顾

财务预警是借助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活动等进行分析预测，以发现企业潜在的风险，并在危机发生之前向企业经营者发出警告，促使企业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的风险演变成损失。最早的财务预警研究是Fitzpatrick 开展的单变量破产预测研究。他首先将样本公司分为破产和非破产两组，再尝试用不同的单一财务比率进行对比，最终认为股东权益/负债这个比率的判别能力最高。

随后，William Beaver提出单一比率模型，即利用单一的财务比率来预测企业的财务困境，发现营运资本流/负债和净利润/总资产是最好的判别变量。但由于用单个指标判别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Altman重新选择样本进行研究，确定出了判别效果最好的五个指标，最终对每个指标确定出权重，构造出了一个综合指标由此进行判别。Altman 采用的多元线性的方法，对后来学者的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Ohlson将Logit 回归模型引入财务预警的研究中。

因此，过去对财务预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些成果，但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这些预警模型的运用都有较强的适用条件。从现实案例和财务理论来看，公司财务危机都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越临近财务危机的发生，财务指标中所包含的危机信号就越多; 二是财务数据的时间序列性，当期财务数据会对下一期造成影响; 三是财务危机具有历史累积性，财务危机是长时间的经营不善所导致的最终结果。而现有研究成果大部分只是从其中一方面进行考虑，所构建的财务预警模型的适用性大大减弱，预警的准确性不高。本文中融合神经网络和Kalman 滤波法的财务预警模型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二、研究设计

国内学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常把是否被ST 作为划分财务危机公司和财务良好公司的界限。这样非黑即白的划分方式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研究中忽视了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 二是如果临近财务危机的发生才对企业做出预报，企业就没有充足的时间应对危机，这就丧失了预警的意义。所以，为延长企业财务危机的应对时间，从财务状况良好到发生财务危机，应该再划分一个过渡状态。

本文将企业财务状况分成三个状态: 财务状况良好、轻度财务危机和重度财务危机。以前的研究显示，企业被ST 当期的财务数据，与该企业之前7 ～ 8 年的财务数据呈现显出著性关系，所以本文将企业在T 期至T - 7 期之内净利润均大零的情况，定义为财务状况良好; 若在第T 期企业被ST，则第T 期的财务状态则被定义为重度财务危机，T - 1 期至T- 5 期的财务状况被定义为轻度财务危机。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择标准为: (1) 2012 年或2013 年首次因连续两年亏损被ST 的30 家公司，其T 期数据作为重度财务危机企业的判别样本。由于ST 企业从其前7 ～ 8 年的数据开始才与发生ST 当期的数据呈显著性相关，所以本文选择企业T - 1期至T - 7 期数据作为预测T 期财务数据的预测样本。(2) 2012 年或2013 年首次因连续两年亏损被ST 的29 家公司，其T - 5 期数据作为轻度财务危机企业的判别样本，其T - 1 期至T -7 期数据作为预测T 期财务数据的预测样本。(3) 2012 年或2013 年非ST 公司，并且十年之内均未出现净利润为负值情况的30 家公司，其第T 期数据作为财务状况良好企业的判别样本。为满足配对原则，同样选择其T - 1 期至T - 7 期数据作为预测T 期财务数据的预测样本。

此外，剔除有以下情况之一的ST 公司: 纯B 股的ST 公司，因其他状况异常而被ST 的公司，存在严重假账的公司，上市两年内就被ST 的公司，这类公司存在虚假包装上市的嫌疑，有严重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理的公司。根据上述标准，本文从CSMAR 数据库中选择了89 家公司见表5) ，选择的对象均为工业企业，时间分别为20062013 年、20052012 年，共11392个数据，满足客观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等基本特征。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

(1) 融合了神经网络和Kalman 滤波法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有较好的预判效果

本文综合运用神经网络与滤波法以及Matlab 和Python 编程技术，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角度建立预警模型，通过对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得到了保留大部分信息同时又完全正交的主成分因子，从而为神经网络和Kalman 滤波器提供了最优的输入集，模型预测的正确率达到了73. 03%，这表明将神经网络与Kalman 滤波法有机结合是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实现企业财务预警是一种有效路径。

(2) 企业财务危机的产生

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企业可以运用财务危机出现之前的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每股收益、现金流量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财务指标数据对财务风险进行预测并发出预警信号。本文研究结论对经济新常态下的投资者、企业管理层和证券监管部门均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