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有利于减肥。研究表明，每天看2个小时的电视会增加孩子肥胖的几率，而少看电视，带着孩子外出散步、游玩等有助于帮助孩子将体重保持在标准水平。

睡得更香。孩子晚上看电视越多，越不愿意上床睡觉，入睡也更加困难。在睡前，和孩子做点放松的事情，如听听舒缓的音乐，读读小故事等不仅能陶冶孩子的情操，也有利于睡眠。

增加实践机会。一味接受电视里的信息不如让孩子亲身实践，给孩子一个增加经验的机会：玩玩具、认卡片、学画画等，更能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提高学习成绩。要想成绩好，看电视时间要减少。研究显示，小学生如果每天看电视或电脑2小时以上，那么他们在注意力、社交能力和情感表达上更容易出现问题，学习成绩也比其他孩子更差。喜欢电子游戏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贴近大自然。外出感受鸟语花香，看一看蔬菜水果是怎么长成的，体会一下农民伯伯的辛苦劳动……抛开电视走进大自然，孩子会更懂生活，也更珍惜生活。

提升社交能力。学会与其他人沟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非常重要。与其“孤零零”地看电视，不如给孩子创造社交的机会。

吃西兰花可预防关节炎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一种化合物可有效预防最常见的一类关节炎，并减缓关节炎导致的软骨损伤等。

这种被称作萝卜硫素的化合物能遏制一种可引发关节炎症的酶发挥作用，从而减缓软骨损伤并缓解关节疼痛。萝卜硫素普遍存在于西兰花、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在西兰花中的含量尤为丰富。

此前研究曾发现，萝卜硫素具有抗癌、抗炎症等功效，这项研究首次发现它还有利于关节健康。研究人员已开始在一些医院开展小规模临床试验，以验证多食用西兰花对于人类关节健康的积极影响。

一次运动1分钟也有用

美国现行保健指南建议，每周至少从事2.5小时中等强度健身运动，每次至少持续10分钟。研究人员发现，可将2.5小时化整为零，即便每次从事中高强度运动1分钟也有健身效果，有助于减轻体重。

研究发现，女性经常从事1分钟中高强度运动，身高体重指数会降低0.07，以身高1.63米的女子为例，体重减少约226克；男性效果稍逊，从事中高强度运动1分钟，身高体重指数降低0.04，以身高1.73米的男子为例，体重减少大约122克。

这项结果显示，就健身效果而言，一周150分钟的运动不是非得分成几大块时间，只要运动起来，“1分钟也有用”。健身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有一千种方法可以化整为零，轻松健身。譬如，一边听着欢快的音乐，一边精神饱满地打扫室内卫生，或者在室外洗车；在厨房，尽量少用小电器，自己动手切切菜、洗洗碗、和和面；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公交车或者地铁，多步行一段时间。

口渴时反应变慢

如果你正因为伏案工作而疲惫不堪，效率降低，喝杯水或许是个好办法。因为，口渴的时候，人的反应会变慢，喝一杯水能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英国东伦敦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试验：让34位受试者分两次完成一系列测试，早餐只吃一块饼干后做一次测试，早餐吃了一块饼干又喝了一瓶水后，再做一次测试。那些不口渴的人，在喝水和不喝水的情况下，大脑的反应时间一样。但是那些口渴的人，喝水后大脑反应速度比之前快。

研究人员说，人在口渴时，大脑处理口渴感信息占用了大脑部分资源。而在补水之后，这部分大脑资源就释放了，提高了大脑的整体反应速度。

一支口红含9种重金属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研究发现，女士都爱的口红中含有多种微量有毒金属，其中铝元素的含量最高。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4款唇彩和8个品牌的唇膏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除了人们熟知的铝外，还含有镉、钴、铝、钛、锰、铬、铜和镍八种重金属。其中铝、铬和锰在所有被检测到的金属中含量最高。此外，为了增加唇彩的亮度，制造商们经常在口红中添加天然矿物云母。云母通常含有铅、锰、铬、铝等金属，而且口红颜色越深，金属含量就越高。

虽然口红对健康的危害尚无定论，不过专家建议消费者应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识。首先，不要让幼儿玩口红，因为他们对重金属的危害更敏感；其次，爱美的女士每天只涂抹2～3次口红即可。因为如果每天擦多次口红，等于摄取过多的重金属，这可能会损害身体及神经系统。

个矮的人易得冠心病

一项研究表明，个子矮的人比个高者患冠心病的几率高50%。当然，与身高相比，体重、血压和吸烟习惯仍然是更重要的危险因素。

芬兰的科研人员总结了全世界52项有关身高和心脏健康之间的研究，总人数超过300万人。总体来说，矮个子（即男性低于165公分，女性低于152公分）患冠心病的风险是高个子（男性高于178公分，女性高于168公分）的1.5倍。研究人员认为，个矮者冠状动脉较细，一旦血液出现问题，很容易阻塞。此外，个头高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生前后的营养环境。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早期的发育受影响，不但个子矮，身体的总体健康状况也不如高个子。

不过，专家表示，个子矮的人不要因这项新发现而烦恼，身高只是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尽管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高，但他们可以调整其他重要的因素，即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不抽烟、不酗酒、平衡饮食和多运动。

篇2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2012 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 %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消极影响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篇3

政府限制非户籍劳动力子女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是因为快速的非户籍人口的涌入，降低了本地居民子女的教育质量，招致本地户籍居民的强烈反对。当然还有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增加了本地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教育资源紧张只是一种想象。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高峰是1993年（116.7万），这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户籍。此后逐年下滑到2007年的低点53.33万，下降幅度超过50%。随着非户籍学生的增长，从2007年开始，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才开始反弹，上升到2012年76.04万人，但也仅为1993年的65%。如果不是非户籍人口增加，上海很多教师恐怕要失业了。

篇4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31-03

一、引言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张吉鹏，吴桂英（2004）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形成地区收入差距的可能原因很多，在文献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宏观经济因素，相异的资源禀赋，要素流动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等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王秀芝，尹继东（2007）以及朱云章（2007）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在这三篇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特殊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厘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方便关心中国地区差距的人士准确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好的起点。

二、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劳动力由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一方面会提高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降低高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反过来劳动力流动又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朱云章（2009）使用1983年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收入差距的数据，作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在5%显著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在5%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不能拒绝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Granger原因，但是，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也无法拒绝城乡劳动力流动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只存在由城乡收入差距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无法得到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反馈作用的证据，进而得出结论，靠增加劳动力流动规模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值得审慎注意。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应用其他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众多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更关注后者，所以对于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综述部分请参考王秀芝，尹继东（2007）。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与现实的相悖怎么解释？如果不能，又当如何解决两者同时扩大的问题？

1.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20世纪60年中期，Solow（1956）等人提出了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内容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人均增长率倾向于与人均产出和收入的初始水平负相关。尤其是，如果经济体在偏好和技术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较穷的经济体比较富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研究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的传统框架―Harris-Todaro（1970）模型，描述了一个迁移过程使农村地区劳动力报酬等于城市部门预期工资的均衡机制。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假设为递减，由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地区工人的边际产品。而由于制度的原因，城市工资是黏性的，或者由于遵从效率工资原则，城市工资是内生决定的。总之，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是不受迁移影响的，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或者保持不变，或者降低。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迁移模式解释了区域间可能有一个持久稳固的工资差异，但是它也指出相对而言于没有迁移时，迁移还是有助于趋同的。

传统贸易理论也认为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推动了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奥林（2001）指出，地区间商品贸易的后果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生产要素由价格较低的地区流出价格较高地区时，在价格较低地区的生产要素减少了，从而报酬增加了，而在价格较高地区的价格下降了。地区间生要素流动趋于使有关地区的价格较为一致。总之，要素流动是商品的替代物，两者都将推动地区间价格均衡。实际上，这也是其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假设。

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以Romer（1986）、Lucas（1988）的研究为开端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理论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潘士远、史晋川，2002），可以习惯性地分为三个大的分支（Drinkwater et al.，2002）：第一类文献最接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里的资本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第二类文献视内生增长为人力资本增长的发动机，强调人力资本外溢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三类文献中，新产品新工艺的发现是增长的动力。从前两类文献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是模棱两可的。Faini（1996）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可增值（Reproducible）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包含流动要素的两区域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Reichlin and Rustichini（1998）循着阿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迁移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所揭示的二者关系是混杂的（mixed），他们认为，新古典模型关于迁移与趋同的两个认识―迁移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迁移会加速经济趋同―与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

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即劳动力均质）时，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累积循环，进而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会持久稳固，迁移会损害劳动力输出地。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内生增长模型可能会得两个相反的结果。在技能异质性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影响工资率：一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即以技能水平测度的劳动力存量，这一效应等同于均质劳动力模型：劳动力规模越大，相对工资越高。二是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比率，技能劳动力数量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可能有较高的相对工资。正是结构效应的存在，才使得迁移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复杂化。迁移一方面导致了输入地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通过规模效应提高输入地的相对生产率，从而扩大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迁移降低了输入地的劳动力结构，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比率下降，输入地的生产率由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而降低。也就是说，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多，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会对地区间的差距产生正的影响，即扩大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少，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大小权衡，或者说非技能劳动力的迁入或扩大或缩小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这样的一种分析，实际有点类似于新经济地理关于厂商对于运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的权衡，集聚一方面可以获得外部性的好处，但也有拥挤成本，此外还得考虑运输成本的影响，最终的均衡取决于对各种因素影响大小的权衡。

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中的典型模型是所谓的“中心―”模型，这一模型预言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核心区域，而随着人口和厂商移往核心区域，区域会变得更为荒芜（Deserted）（Pekkala，2000）。一旦核心区域开始形成，产业集聚的过程会自我加强，其中劳动力流动是这个过程主要动力（Martin和Sunley，1996；Ottaviano和Puga，1998；Forslid，1999）。假设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区域间真实工资的相对差异，那么，由于以下两上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会从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一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的市场工资率比较高（Kruman，1980），而核心区域市场最大，其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在人口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劳动者面对的制造产品的价格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由于劳动力并不是追求高的名义工资，而是真实工资，所以能给其提供更高真实工资的制造业中心就成为其迁移的目的地。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口和产业的地区间趋异（Krugman，1991a）。

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累积过程的基本因素（Pekkala，2000），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Fujita et al.（2004）指出，集聚被看成是劳动力流动促成的因果循环机制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最终部门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可能会形成中心―结构。然而，新经济地理核心模型所预言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异，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会得出地区间人均收入必然趋异的结论。Pekkala（2000）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地区趋同与以人口和经济活动衡量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可以同时发生，不过，核心区域总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劳动力的迁入促进了其人力资本的增长。

三、上述文献的相关评议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总体上来看，同意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占了多数，尽管有些研究认为这种缩小的作用可能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注意了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且一旦考虑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将变得复杂，具体情形要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与规模效应大小的权衡。此外，多数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太小（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李实，2003；张庆等，2006；Justin Y. Lin、Gewei Wang、Yaohui Zhao，2004；等等）。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2005）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

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复杂性，主要是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正如De Haan（1999）所指出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决定的，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经济后果总是相对的，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这取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迁移者的目的等。当然，研究结果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理论观点的冲突。就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数据的问题。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

2.影响机制问题。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范式，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下，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反向流动必然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生产和资本的梯度转移最终会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增长。然而现实是，中国的国内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国内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同时存在（郭金龙，王宏伟，2003），劳动力与资本呈现同向流动的态势，而沿海的“再工业化”（杨云彦等，2003）和过快增长（Lin. Et al.，2004），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拉大。所以，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中国遇到了挑战。在新古典框架下，各类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集中现象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所以必须转变新经济地理学，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下，探讨劳动力向东部的集聚，进而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3.政策建议问题。如何有效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也是理论研究应该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地区差距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最希望知道答案的问题。大部分劳动力与地区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政策含义还是比较一致的：加速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其中的矛头指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不过，伴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歧视性限制的消除，根据托达罗的模型，势必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如何控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市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公共设施的供给水平相适应，有待深入研究。

4.今后研究的方向。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证明两者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迥异的原因之一。新经济地理学换个视角，假定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机制――产业集聚。可以证明的是，去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促进产业在中心地区的集聚，进而形成一个合理分工的产业布局，至少中心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否一定能消除则取决于两者的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在产业向中心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范围内可能会继续扩大，不过，它最终会随着运输成本而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当所有成本接近于零时，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意义在于，加快中心―结构的形成，进而有助于中心地区向的扩散，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任何出于平衡区域发展的目的，人为地阻碍要素和产业向中心地区的流动，最终将无益于区域之间差距的缩短，并进而损害了整个经济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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