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有利于减肥。研究表明，每天看2个小时的电视会增加孩子肥胖的几率，而少看电视，带着孩子外出散步、游玩等有助于帮助孩子将体重保持在标准水平。

睡得更香。孩子晚上看电视越多，越不愿意上床睡觉，入睡也更加困难。在睡前，和孩子做点放松的事情，如听听舒缓的音乐，读读小故事等不仅能陶冶孩子的情操，也有利于睡眠。

增加实践机会。一味接受电视里的信息不如让孩子亲身实践，给孩子一个增加经验的机会：玩玩具、认卡片、学画画等，更能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提高学习成绩。要想成绩好，看电视时间要减少。研究显示，小学生如果每天看电视或电脑2小时以上，那么他们在注意力、社交能力和情感表达上更容易出现问题，学习成绩也比其他孩子更差。喜欢电子游戏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贴近大自然。外出感受鸟语花香，看一看蔬菜水果是怎么长成的，体会一下农民伯伯的辛苦劳动……抛开电视走进大自然，孩子会更懂生活，也更珍惜生活。

提升社交能力。学会与其他人沟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非常重要。与其“孤零零”地看电视，不如给孩子创造社交的机会。

吃西兰花可预防关节炎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一种化合物可有效预防最常见的一类关节炎，并减缓关节炎导致的软骨损伤等。

这种被称作萝卜硫素的化合物能遏制一种可引发关节炎症的酶发挥作用，从而减缓软骨损伤并缓解关节疼痛。萝卜硫素普遍存在于西兰花、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在西兰花中的含量尤为丰富。

此前研究曾发现，萝卜硫素具有抗癌、抗炎症等功效，这项研究首次发现它还有利于关节健康。研究人员已开始在一些医院开展小规模临床试验，以验证多食用西兰花对于人类关节健康的积极影响。

一次运动1分钟也有用

美国现行保健指南建议，每周至少从事2.5小时中等强度健身运动，每次至少持续10分钟。研究人员发现，可将2.5小时化整为零，即便每次从事中高强度运动1分钟也有健身效果，有助于减轻体重。

研究发现，女性经常从事1分钟中高强度运动，身高体重指数会降低0.07，以身高1.63米的女子为例，体重减少约226克；男性效果稍逊，从事中高强度运动1分钟，身高体重指数降低0.04，以身高1.73米的男子为例，体重减少大约122克。

这项结果显示，就健身效果而言，一周150分钟的运动不是非得分成几大块时间，只要运动起来，“1分钟也有用”。健身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有一千种方法可以化整为零，轻松健身。譬如，一边听着欢快的音乐，一边精神饱满地打扫室内卫生，或者在室外洗车；在厨房，尽量少用小电器，自己动手切切菜、洗洗碗、和和面；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公交车或者地铁，多步行一段时间。

口渴时反应变慢

如果你正因为伏案工作而疲惫不堪，效率降低，喝杯水或许是个好办法。因为，口渴的时候，人的反应会变慢，喝一杯水能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英国东伦敦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试验：让34位受试者分两次完成一系列测试，早餐只吃一块饼干后做一次测试，早餐吃了一块饼干又喝了一瓶水后，再做一次测试。那些不口渴的人，在喝水和不喝水的情况下，大脑的反应时间一样。但是那些口渴的人，喝水后大脑反应速度比之前快。

研究人员说，人在口渴时，大脑处理口渴感信息占用了大脑部分资源。而在补水之后，这部分大脑资源就释放了，提高了大脑的整体反应速度。

一支口红含9种重金属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研究发现，女士都爱的口红中含有多种微量有毒金属，其中铝元素的含量最高。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4款唇彩和8个品牌的唇膏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除了人们熟知的铝外，还含有镉、钴、铝、钛、锰、铬、铜和镍八种重金属。其中铝、铬和锰在所有被检测到的金属中含量最高。此外，为了增加唇彩的亮度，制造商们经常在口红中添加天然矿物云母。云母通常含有铅、锰、铬、铝等金属，而且口红颜色越深，金属含量就越高。

虽然口红对健康的危害尚无定论，不过专家建议消费者应掌握基本的安全常识。首先，不要让幼儿玩口红，因为他们对重金属的危害更敏感；其次，爱美的女士每天只涂抹2～3次口红即可。因为如果每天擦多次口红，等于摄取过多的重金属，这可能会损害身体及神经系统。

个矮的人易得冠心病

一项研究表明，个子矮的人比个高者患冠心病的几率高50%。当然，与身高相比，体重、血压和吸烟习惯仍然是更重要的危险因素。

芬兰的科研人员总结了全世界52项有关身高和心脏健康之间的研究，总人数超过300万人。总体来说，矮个子（即男性低于165公分，女性低于152公分）患冠心病的风险是高个子（男性高于178公分，女性高于168公分）的1.5倍。研究人员认为，个矮者冠状动脉较细，一旦血液出现问题，很容易阻塞。此外，个头高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生前后的营养环境。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早期的发育受影响，不但个子矮，身体的总体健康状况也不如高个子。

不过，专家表示，个子矮的人不要因这项新发现而烦恼，身高只是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尽管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高，但他们可以调整其他重要的因素，即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不抽烟、不酗酒、平衡饮食和多运动。

篇2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2012 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 %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消极影响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篇3

政府限制非户籍劳动力子女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是因为快速的非户籍人口的涌入，降低了本地居民子女的教育质量，招致本地户籍居民的强烈反对。当然还有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增加了本地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教育资源紧张只是一种想象。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高峰是1993年（116.7万），这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户籍。此后逐年下滑到2007年的低点53.33万，下降幅度超过50%。随着非户籍学生的增长，从2007年开始，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才开始反弹，上升到2012年76.04万人，但也仅为1993年的65%。如果不是非户籍人口增加，上海很多教师恐怕要失业了。

篇4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31-03

一、引言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张吉鹏，吴桂英（2004）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形成地区收入差距的可能原因很多，在文献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宏观经济因素，相异的资源禀赋，要素流动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等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王秀芝，尹继东（2007）以及朱云章（2007）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在这三篇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特殊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厘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方便关心中国地区差距的人士准确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好的起点。

二、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劳动力由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一方面会提高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降低高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反过来劳动力流动又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朱云章（2009）使用1983年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收入差距的数据，作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在5%显著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在5%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不能拒绝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Granger原因，但是，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也无法拒绝城乡劳动力流动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只存在由城乡收入差距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无法得到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反馈作用的证据，进而得出结论，靠增加劳动力流动规模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值得审慎注意。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应用其他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众多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更关注后者，所以对于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综述部分请参考王秀芝，尹继东（2007）。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与现实的相悖怎么解释？如果不能，又当如何解决两者同时扩大的问题？

1.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20世纪60年中期，Solow（1956）等人提出了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内容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人均增长率倾向于与人均产出和收入的初始水平负相关。尤其是，如果经济体在偏好和技术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较穷的经济体比较富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研究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的传统框架―Harris-Todaro（1970）模型，描述了一个迁移过程使农村地区劳动力报酬等于城市部门预期工资的均衡机制。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假设为递减，由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地区工人的边际产品。而由于制度的原因，城市工资是黏性的，或者由于遵从效率工资原则，城市工资是内生决定的。总之，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是不受迁移影响的，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或者保持不变，或者降低。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迁移模式解释了区域间可能有一个持久稳固的工资差异，但是它也指出相对而言于没有迁移时，迁移还是有助于趋同的。

传统贸易理论也认为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推动了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奥林（2001）指出，地区间商品贸易的后果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生产要素由价格较低的地区流出价格较高地区时，在价格较低地区的生产要素减少了，从而报酬增加了，而在价格较高地区的价格下降了。地区间生要素流动趋于使有关地区的价格较为一致。总之，要素流动是商品的替代物，两者都将推动地区间价格均衡。实际上，这也是其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假设。

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以Romer（1986）、Lucas（1988）的研究为开端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理论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潘士远、史晋川，2002），可以习惯性地分为三个大的分支（Drinkwater et al.，2002）：第一类文献最接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里的资本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第二类文献视内生增长为人力资本增长的发动机，强调人力资本外溢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三类文献中，新产品新工艺的发现是增长的动力。从前两类文献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是模棱两可的。Faini（1996）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可增值（Reproducible）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包含流动要素的两区域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Reichlin and Rustichini（1998）循着阿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迁移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所揭示的二者关系是混杂的（mixed），他们认为，新古典模型关于迁移与趋同的两个认识―迁移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迁移会加速经济趋同―与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

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即劳动力均质）时，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累积循环，进而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会持久稳固，迁移会损害劳动力输出地。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内生增长模型可能会得两个相反的结果。在技能异质性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影响工资率：一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即以技能水平测度的劳动力存量，这一效应等同于均质劳动力模型：劳动力规模越大，相对工资越高。二是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比率，技能劳动力数量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可能有较高的相对工资。正是结构效应的存在，才使得迁移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复杂化。迁移一方面导致了输入地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通过规模效应提高输入地的相对生产率，从而扩大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迁移降低了输入地的劳动力结构，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比率下降，输入地的生产率由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而降低。也就是说，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多，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会对地区间的差距产生正的影响，即扩大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少，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大小权衡，或者说非技能劳动力的迁入或扩大或缩小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这样的一种分析，实际有点类似于新经济地理关于厂商对于运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的权衡，集聚一方面可以获得外部性的好处，但也有拥挤成本，此外还得考虑运输成本的影响，最终的均衡取决于对各种因素影响大小的权衡。

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中的典型模型是所谓的“中心―”模型，这一模型预言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核心区域，而随着人口和厂商移往核心区域，区域会变得更为荒芜（Deserted）（Pekkala，2000）。一旦核心区域开始形成，产业集聚的过程会自我加强，其中劳动力流动是这个过程主要动力（Martin和Sunley，1996；Ottaviano和Puga，1998；Forslid，1999）。假设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区域间真实工资的相对差异，那么，由于以下两上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会从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一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的市场工资率比较高（Kruman，1980），而核心区域市场最大，其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在人口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劳动者面对的制造产品的价格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由于劳动力并不是追求高的名义工资，而是真实工资，所以能给其提供更高真实工资的制造业中心就成为其迁移的目的地。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口和产业的地区间趋异（Krugman，1991a）。

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累积过程的基本因素（Pekkala，2000），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Fujita et al.（2004）指出，集聚被看成是劳动力流动促成的因果循环机制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最终部门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可能会形成中心―结构。然而，新经济地理核心模型所预言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异，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会得出地区间人均收入必然趋异的结论。Pekkala（2000）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地区趋同与以人口和经济活动衡量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可以同时发生，不过，核心区域总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劳动力的迁入促进了其人力资本的增长。

三、上述文献的相关评议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总体上来看，同意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占了多数，尽管有些研究认为这种缩小的作用可能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注意了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且一旦考虑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将变得复杂，具体情形要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与规模效应大小的权衡。此外，多数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太小（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李实，2003；张庆等，2006；Justin Y. Lin、Gewei Wang、Yaohui Zhao，2004；等等）。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2005）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

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复杂性，主要是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正如De Haan（1999）所指出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决定的，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经济后果总是相对的，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这取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迁移者的目的等。当然，研究结果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理论观点的冲突。就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数据的问题。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

2.影响机制问题。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范式，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下，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反向流动必然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生产和资本的梯度转移最终会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增长。然而现实是，中国的国内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国内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同时存在（郭金龙，王宏伟，2003），劳动力与资本呈现同向流动的态势，而沿海的“再工业化”（杨云彦等，2003）和过快增长（Lin. Et al.，2004），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拉大。所以，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中国遇到了挑战。在新古典框架下，各类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集中现象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所以必须转变新经济地理学，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下，探讨劳动力向东部的集聚，进而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3.政策建议问题。如何有效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也是理论研究应该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地区差距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最希望知道答案的问题。大部分劳动力与地区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政策含义还是比较一致的：加速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其中的矛头指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不过，伴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歧视性限制的消除，根据托达罗的模型，势必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如何控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市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公共设施的供给水平相适应，有待深入研究。

4.今后研究的方向。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证明两者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迥异的原因之一。新经济地理学换个视角，假定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机制――产业集聚。可以证明的是，去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促进产业在中心地区的集聚，进而形成一个合理分工的产业布局，至少中心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否一定能消除则取决于两者的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在产业向中心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范围内可能会继续扩大，不过，它最终会随着运输成本而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当所有成本接近于零时，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意义在于，加快中心―结构的形成，进而有助于中心地区向的扩散，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任何出于平衡区域发展的目的，人为地阻碍要素和产业向中心地区的流动，最终将无益于区域之间差距的缩短，并进而损害了整个经济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04（7）

[2] 朱云章.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检验[J].农业经济论坛，2009（1）

[3] 敖荣军.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王秀芝，尹继东.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综述[J].当代财经，2007（4）

[5] 朱云章.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J].江淮论坛，2007（6）

[6] 敖荣军.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 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

[8]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9]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 孙晓芳.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

篇5

中图分类号F32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便使劳动力输出地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劳动力输入地特别是东部城市将是溢出受益方，获得了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及受益情况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况又是怎样呢？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可能会进一步产生福利影响么？目前相关文献虽然都认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但是缺少对这种直接福利效应进行衡量并探讨溢出及受益双方的分布情况。

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估算

1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衡量

人力资本的类型包括：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能力人力资本[2] 。本文关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即教育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直接能力测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测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早期的文献是以学校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较各国人力资本投入时假设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正比[3-5]； Mankiw在经济增长核算实证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来测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为了衡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7-8]。 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而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投资相关性强。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同样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谢童伟等：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测算方法

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个不同学历层次，定义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学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为人力资本水平，AEY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为以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

13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统计口径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水平，以“乡村从业人员”测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RH）一般水平。这是因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估算结果

全国农村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国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见表1）。

2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各种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下降的

众多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动的规模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人数占主体。因此，定义“农业就业优势比”为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与从事其他行业比重之比，用于衡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农业就业优势比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越多。

图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业就业优势比

Fig.1Rur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vantage ratio

从图1可知，随着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优势比则迅速下降，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63；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应用VAR脉冲响应分析，分析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若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4期后负效应慢慢减小；也就是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时，引入“农业收入优势比（IP）”、 “农村劳动力男性优势比（GP）”，分别代表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农村男性劳动力比重；同时考虑户均耕地面积（S）及户籍制度改革（P），户籍制度是作为虚拟变量。

在模型设定时，将logistic模型做线性化处理：

π/（1-π）为优势比，此处为农业就业优势比，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参数问题转换成拟合线性模型的参数。logistic模型转化为线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用连续的因变量而不用离散的因变量，这样便于用连续的时间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别代表RH、IP、GP、S和P。从模型可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1%，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0.25%；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不是迁移性质的。

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3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之一是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动则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全国人数比例的88%到90%；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80%[9]。

为了便于估算，本文将卢卡斯模型简化，设定如下：

影响城市生产总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UH为城市教育人力资本水平；L为城镇从业人数；RH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σ、β、γ、η为估计系数。由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由原有流动的劳动力和新增加的劳动力构成，因此，RH应考虑滞后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如表2所示。

经过豪斯曼检验，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数据，均做可比性处理后取对数；滞后期的选定以模型显著程度判断。模型表明：城市获得了明显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的贡献显著。

32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份额计量

农村人力资本当期值（RH）、滞后一期（RH（-1））、滞后两期（RH（-2））若分别增长1%，则城市的GDP分别增长0.44%、0.46%、0.89%；这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4、0.46、0.89。依据弹性系数的定义，农村人力资本溢出对城市GDP的弹性系数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长的量。假设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M’为：

M’=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农村流动的总人口

依据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数据，可计算得M’分别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设定为0.40是比较合理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效应ΔSt为：

从1993-2009年，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城市GDP增加值贡献量累计22 983.07亿元，而跨省流动溢出对城市GDP增加贡值献量累计为9 301.51亿元；大致表现出“四起四落”的现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为溢出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间溢出增长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为溢出下降阶段。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经济发

表3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四起”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明显，跨省溢出呈现增长趋势。而在“四落”时期，我国经济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经济形势有所下滑，农民工需求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跨省务工成本及困难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应也随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跨省溢出效应下降最明显。

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每个省份都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与流入，只是流出与流入数量上有差别；因此，劳动力净输出地是福利损失地，而劳动力净输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分的人口（乡村）”计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出最多的为四川，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入劳动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为广东，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出劳动力的33.44%。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而导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应来看，净受益最多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损失最多的省份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见图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取决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地缘影响较大，即距离及流动成本影响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广东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个来源地为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除

图2各省福利净受益

Fig.2Net welfare benefit of every province

了内部之间的跨省流动外，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则主要来源于江西、四川、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来源于河北、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新疆则主要来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肃和陕西以及河南和安徽。从劳动力流出的情况看，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最明显，主要流向广东、新疆、浙江、福建、江苏等。另一方面，从长时间跨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即流出的几个大省和流入的几个大省基本上比较固定：劳动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损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劳动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这充分说明了由于地缘和路径依赖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集中程度直接决定了各省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间接福利影响

41大规模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乡间及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完全竞争且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要素、资源会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高回报率将吸引人力资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并加速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持续递增的人力资本流入。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也会像资本积累快一样，促使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向其稳态位置收敛。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除了表现在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社会产生外部效应外；从空间角度看还表现在因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而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外溢性。大规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持续大规模溢出导致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净流失状态；而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则因为中西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获得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扩大，进而拉大经济发展差距。

42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导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励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损失整理而得。

资本投资的最重要途径。教育外部性、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我国“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将从两个方面导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收益出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一方面，这种教育投入体制具有显著的属地性质，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西部地区流出的劳动的教育投入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由于这种属地性质，东部地方政府无需对该部分劳动力进行教育投入，这也就是为何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样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农民工子女却在东部地区得不到同等教育权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逐渐被边缘化。而这种属地性质还将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为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具体表现在地区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将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匮乏受到影响，拉大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经济差距。经济发展缓慢的直接结果是地方财政增长缓慢，从而教育投入经费将受到影响，很多地区教育经费一直无法足额兑现，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挤占教育经费。

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在2001年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由以前的“分级管理”改革为“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将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心由乡镇提升到了县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投入瓶颈、改善农村教育。但是到现在这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弊端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能力最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负担，而中央、省级则投入甚少。洪银兴，龙翠红（2009）估计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农村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投入规模直接受制约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农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2004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率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别为4.3%、18.6%，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12.2%与15.8%、9.2%[10]。人力资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与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程度并不对应，加上东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主要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就成为了常态。

5总结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随着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明显。持续大规模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外溢效应表现得相当显著。这种现象产生了直接的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其中，广东净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损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尽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出对城乡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间接福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77. [Sheng Laiyun. Mobility or Migration：The Economics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 [M]. Shanghai Far East Press， 2008：77.]

[2]朱必祥.人力资本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7-25. [Zhu Bixiang. Theory and Method of Human Capital [M].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ress， 2005：7-25.]

[3]Barro R， Lee J.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 Attain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32：363-394.

[4]Barro R， Lee J. International Measures of Schooling Years and Schooling 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6（2）：218-223.

[5]Kyriacou G. Level and Growth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A Crosscountry Study of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tarr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 Research Report[R]. New York University，1991：91-26.

[6]Mankiw N. Romer D， Weil D.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classical Model[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107：407-437.

[7]Lucas Jr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8，22（1）： 3-42.

[8]Lucas Jr R. Growth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USA Edward Elgar，1999.

[9]刘文，周立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点[J].经济研究参考，2004，（44）：37-38. [Liu Wen， Zhou Liqun. New Features of the Rural Labor Mobility [J]. Economic Research Reference， 2004，（44）：37-38.]

[10]洪银兴，龙翠红.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J].江海学刊，2009，（1）：79-85. [Hong Yinxing， Long Cuihong. Returing of Human Capital to Agriculture in the Condition of Labor Mobility [J]. Jianghai Journal， 2009，（1）：79-85. ]

[11]吴克明.教育与劳动力流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2-38.[Wu Keming. Education and Labor Mobility [M].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22-38.]

[12]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1997，（2）：37-42.[Zhao Yaohui.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1997，（2）： 37-42.]

[13]胡士华.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05，（10）：40-42.[Hu Shihu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to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J]. Economic Problems. 2005，（10）： 40-42.]

[14]王广慧，张世伟.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8，（9）：44-51.[Wang Guanghui， Zhang Shiwei. Impact of Education to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Incom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8，（9）： 44-51.]

[15]蔡防.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7-42.[Cai Fang. China’s Migrating Population [M]. Henan： Henan People’s Press， 2000：17-42.]

篇6

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1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引发关注讨论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拿出了一个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其中北京的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如果算上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已接近或超过1000万人,成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人大调研组认为,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已经提前十年突破。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增长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指出:“对于人口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调控人口的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发出强烈呼吁,主张从严控制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采取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相应措施。①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最近也发表了关于北京市人口的调研报告,披露的数据与市人大调研的数据基本一致,市政协调研报告认为,按现有趋势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突破2500万人,新增的交通供给将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调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协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把流动人口的控制作为主要对策②。

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的消息引起了关心北京发展的许多人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势下,解决好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我们且不说原来的发展规划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万的计划是否正确,常住人口提前超过原计划200万,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目前北京开始实施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下的新阶段,确实有必要对北京的人口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进行研究,拿出切实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调控对策。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关系

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现代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时代人动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动。所以,发达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为流动的人口。世界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作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级形态,必然是一个人口大聚集大流动的城市。权威的专家学者认为,世界城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会的缩影”,是多元的人种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国内各地、世界各国人口向北京聚集的过程,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外国人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几,远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结构的标准。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国人口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国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从总体看,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外国来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据笔者测算,再过5年(即2015年)流动人口将与北京户籍人口数持平,到2020年,流动人口将大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将形成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会高达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户籍人口中也会有外地户口不断迁入北京的“机械增长”的人口,如算上这一块,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又要迈向世界城市,这个趋势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科学预测到。北京本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要求着眼,北京应积极打开大门欢迎外来人口,北京将成为流动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户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会流动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经济是开放式经济,是聚集式经济。城市经济之所以比一般区域经济更发达,是因为城市经济有两种乘数效应。这两种乘数效应都是由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发的。城市经济可分为输出产业和非输出产业,输出产业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区域提供供给的产业,非输出产业是满足城市内部自身需求的产业。城市的发展会使输出产业迅速发展并优先增长,如为周边地区市场服务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会迅速发展,这就是城市经济的第一乘数效应。在第一乘数效应基础上,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城市,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生产力和市场发展,特别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各种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扩大非输出产业和输出产业。这就是城市经济第二乘数效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大大增强以上两种乘数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大发展。而在此大发展中存在极大的人口需求。这就使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因为有就业岗位,有人力资源需求,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趋势。北京正在制定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战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术创新人才、各种产业人才、各色服务人才。而这些靠现有本土常住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在需求结构上无法满足。于是就需要具备条件和素质、能够适应北京发展的外地人口、外国人口来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动人口来北京,会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落空。

再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评价外来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人们光看到外来人口占据了北京的就业岗位,消耗了北京的资源,但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北京的重大贡献呢?北京的经济总量、北京的gdp大约有将近一半是外地流动人口创造的。从一、二、三各个产业看外地流动人口都是人力资源主体,庞大的劳务大军成就了北京的发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达数百万的外地劳务人员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除了领取到相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并没有享受到北京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北京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不上北京应该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劳务人员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中,他们的子女来京往往进不了正规的学校和幼儿园。包括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所创造的北京经济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时,却无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动人口剔除在外。经济总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却没有他们了,只有北京户籍人口,所以按照户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断享受着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红利”,外地人却享受不到多少北京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这能叫公平和谐吗?在建设世界城市的新形势下,北京应认真对待流动人口问题,如果对流动人口政策不正确,将严重影响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3按照建设世界城市要求解决北京流动人口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就这样16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只相当于一个一般地级城市市域总面积大小,却承载了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省份的人口总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60%,市域平原面积不过6000多平方公里,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资源更是异常紧缺。如果人口增势继续加快,会加剧北京空间环境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也会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约因素。怎么办?能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调控对策,是对北京市的一场大考。只靠人为的行政的手段是无法限制的,以人为本、科学化解或许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并共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做贡献,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几条可供参考的对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国格局来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趋势

准确对外来人口增长进行预测是制定北京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根本依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北京流动人口的增势。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东方大都,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大调整、大融合、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加速进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对北京的人口、资本、物资、信息等经济社会要素的流动趋势,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带动力的世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北京会成为外国高端人才、经济贸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观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许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各种科技研发机构、各种金融机构等都会登陆北京,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这一人口增长的趋势要准确判断。当然,最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国内,伴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产生更大的就业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会大批涌入北京。对未来五年、十年国内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动的总量要做出准确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北京流动人口将在目前1000万左右的基础上增至1500万左右,未来十年将增至2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情况也可能会超过。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设世界城市,未来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总量达到和超过3000万人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日本全国人口为12700万人,而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常住人口高达2000多万人。韩国的首尔地区更是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达3000万人。北京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首都,未来发展成为3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边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亿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对北京对流动人口的战略性的预测和管理应该以这一大趋势为主要依据。

3.2制定科学的北京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

依据对北京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预测,北京应该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规划,提出相配套的应对措施对策。到底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来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合理进行人口布局,对北京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应该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及早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对策研究,拿出详细的发展战略对策规划。否则,北京将陷入很大的被动。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计划时要把流动人口的增长作为编制规划的重要因素统筹考虑,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也要互相衔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长规模的目标要求。

3.3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3.4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的通开机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历来是以北京户籍人口不向外流动为前提的,我认为这个模式已完全不合时宜,应该坚决打破。原来那种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迁徙、只能进不能出的老模式应该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北京应该制定鼓励一般就业人员、老龄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迁往外地常住,政府给予鼓励和优惠的政策,户口可以保留也可迁出,社会保障待遇不变。对流动人口进入北京要进行科学性的引导,避免在京盲目买房、买车、盲目举家搬迁,凡是不具备举家搬迁的应给予耐心的说服。因为盲目流动搬迁不仅会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困难,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现今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外地与北京生活条件差距的缩小,举家搬迁北京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房价较高、生活成本相当昂贵的城市,所以不应该鼓励大批的低端劳务人员举家搬迁北京。因为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北京新的城乡结合部的严重问题,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难以形成北京和谐城市的局面。目前,学术界都对流动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两栖生活方式给予同情,认为下步城市化应该结束这种两栖方式,真正转变为流向城市的市民。对北京这样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动人口是可以实现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劳务人员还是不现实的。由于北京对周边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条件,多数的外来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举家搬迁的这样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边一二百公里的区域内都可以实现一小时内通达,北京到周边五百公里内都可以实现两三小时通达,这就使北京周边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协作城,分担北京常住人口的压力,多数京外人口可以维持现有的常住地不变而在北京就业、工作。同时,更应该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流入流出,减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时间。能够是季节性的劳务工作就无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继续增强对流动人口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大势,北京流动人口会持续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长远目标看,扩大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拓展北京城市发展空间是必然之举。北京这么一个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辖面积再扩大1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京冀发展合作的纪要和框架协议,确定加强城市规划衔接,搞好城市发展空间对接;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北京周边区域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深化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合作,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和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提高相互间产业发展关联度。这实际上就是拓展北京的发展空间,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北京远郊区县、与河北近邻区域完全可以承载更多的流动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调入,今后要加强与山西、内蒙古的协作,以保证对北京的能源供应。同时应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证流动人口增长对能源的需求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水资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近年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资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可行的对策是进一步挖掘水源潜力,建议加大对北京的调水量,大力提倡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城市。在供水节水问题上要制定严厉的地方法规,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保证节水,加大对节水的财政支持,这样多管齐下,用水问题还是可以缓解的。上海市由市财政统一出资更换全市居民的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仅这一项就节约了原来用水量的50%。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鉴,节约用水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3.6确立流动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权益

要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解决来京流动人口的困难,对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一视同仁,给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实提高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坚持同工同酬,保证流动人口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北京应大量建设面向外来流动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建设廉租房,使大量流动人口在京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又不形成过重的租房负担。对在北京长期工作,为北京做出较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应给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实行居住证管理,并探索北京户籍流转创新办法。对来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实行同城待遇,给予义务教育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牛凤瑞主编.城市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连玉明.重新认识世界城市[n].北京日报,2010.5.31.(17).

[4]世界城市论坛发言摘要.北京离世界城市还有多远[n].北京日报,2010.6.12(17).

[5]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观点摘要专版.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高端人才战略策论[n].北京日报,2010.6.7(17).

篇7

一、 本地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可以分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流入人口是指来到该地区的非户籍人口，流出人口是指离开该地区到其它地方工作居住的户籍人口。茭道镇位于武义县北大门，330国道穿镇而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工业经济稳步发展，拥有大小企业12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7家，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16.12亿元。截止到2012年8月底，登记在册的外来务工人员5559 人，其中外来育龄妇女2668人，已婚育龄妇女2027人。

二、 目前乡镇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掌握准确的婚育信息难。目前乡镇层面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生育行为隐蔽，部分地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因此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严重不到位，《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持有率不足50%，增加了管理服务的难度。同时，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差，自我保健意识不高，难以及时获得避孕节育指导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口计生部门很难及时、准确地掌握其婚育动态。

2、 对违法生育者的处罚难。一是人口流动性较强，经常会变换工作地点或者住址。违法生育查证难、送达难。二是她们的原籍家境大多都相对贫困，经济条件差，即使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也难以执行到位。三是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征收标准差异悬殊，一些违法生育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规避处罚。四是对不按时参加孕检、不及时终止意外妊娠、不按时寄回有关证件者缺乏有效管理手段和法律约束。

3、 两地共管机制的形成难。一是 “以现居住地为主”的人员管理体制与现行的计划生育立法规定生育以女方户籍管理为主的原则存有冲突，致使两地存在推诿扯皮现象。二是居住地管理部门存在管理难到位甚至不想管到位的情况，但迫于人口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压力，因此对外来人员生育、政策外生育信息故意隐瞒不报或是虚假上报的问题比较突出。三是户籍地片面强调“现居住地为主”，忽视共同负责协助管理的职责。有的只知开具证明，人走后则不再过问，有的甚至对流入地提交的信息有来无回。

4、 综合治理机制不够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涉及面非常广泛，仅靠人口计生部门难以管理服务到位。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方面，一是《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下发前，政府缺乏统一的牵头部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决策难、协调难、落实难”等现象，未真正形成综合治理的局面。二是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有些部门推出的政策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对人口计生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综合治理的力度；三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以后，流动人口“一证先行、无证否办”的规定难以落实。

三、 对做好乡镇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工作的几点思考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创新也必然是在基层，通过多年的基层计生工作，我结合本乡镇的实际做了如下思考。

1、 从源头抓起，管理和服务走上常态化。

流动人口绝大部分在企业打工，但企业毕竟更重视盈利目的，对这项工作欠缺较为完善的制度、法律等的约束。因此，要抓好民营企业流动人口计生规范化管理。一是与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定计生管理责任书，落实用工单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同时乡镇要强化对民营企业完成人口计生责任书的年终考核。二是要在企业人事部门配备专、兼职计生管理人员，由乡镇、街道计生工作人员进行管理，相互合作，牢牢把住企业人事管理关口。每当企业进人时，必须严格查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详细记录其婚育史，原籍，现暂住地，配偶是否同行等第一手资料，并及时整理建档备查。并把兼职计生管理人员工作作为企业计生管理责任制考核重点。

2、 从细节做起，管理和服务走上制度化。

由于大多数企业员工的流动性比较大，进进出出比较频繁。所以乡镇、街道计生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下企业了解情况，和企业兼职计生人员加强联系，从细节做起，要将流动人员档案资料做实、做细，第一时间登记好流入人员，并及时地将流出人员档案注销。

开发企业流动人口管理软件，在全县甚至全省范围内联网，这样对流动的人员就可以快速掌握情况，管理上形成衔接。

3、 从亲情做起，管理和服务走上人性化。

大多外来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对于优生优育、避孕防病等方面意识淡薄。乡镇街道计生联企人员要深入到车间、员工宿舍，与她们交朋友，耐心细致、通俗易懂地讲解有关计划生育知识、国家政策法规、生殖保健、优生优育对其本身的好处，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使其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要求。同时要多关心她们的工作和生活，

尽最大努力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在外来人员心目中树立起我们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就像她们亲人一样在关心、服务她们，让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基层计生工作者。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她们肯定能主动地配合工作。

4、 从制度做起，管理和服务走上规范化。

要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生育工作难的问题，还是要从制度上做起，使管理和服务走上规范化。

篇8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 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篇9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顺畅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内在要求，它能够有效的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流动也变得频繁，但是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却没有随着这种人口流动的频繁而做出变革，“各自为政”的格局限制了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一、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范围扩展程度对我国参与医疗保险的人数有直接的影响，也对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多现实因素，如城镇化、就业多样化、人口频繁流动等，都对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提出了要求，是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因为流动人口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诸如异地医疗费用报销问题、异地就业人员退休累计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这些问题严重的损害了处于流动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影响了他们参保的积极性，造成制度全覆盖与人员全覆盖之间的差距。当前对于异地医保关系的处理方法，很多地方的做法都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缴费年限有些地方不认可、有些地方认可或者部分认可；还有些地区对新农合缴费和城镇居民保险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也有按比例进行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年限的折算。不一致的标准导致了不同的医保待遇，不仅不利于我国医保事业本身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人口的合理流动以及我国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其次，医保存在区域封闭管理、制度分割的特点，全国医保制度从硬件到管理都存在较大差异，要统一就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利益协调过程；第三，地方政府投入医保转移接续受刚启动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限制，难度增加。

总体而言，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的缺失对于我国人口的流动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从而保证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推进我国劳动力资源地区间的合理自由流动，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冲突与阻碍因素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险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难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受地区间存在的较大发展差异影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层次较低；第二，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只愿意转出而不愿意转入增加自身的财政负担；第三，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不够完善；第四，管理系统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从社保关系主体角度分析，地方政府间的博弈以及参保人员道德风险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当前城镇职工跨地区流动或农民工社会保险退保现象。而实施医疗保险关系转接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就在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以及现实医保制度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各地区之间的社保政策和标准各不一样，城乡人群的户籍身份、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距，以及管理机构和参保方式的不同。管理体制分割、统筹层次低、筹资标准差异过大、认可标准不统一、风险调控措施不完善等，是阻碍当前医保关系异地接续转移的主要困难。

总结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导致的医疗保险基金权益与义务在流入与流出地区的不均衡；第二，存在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所导致的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过低；第三，技术准备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实时跟踪的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且各个统筹地区的医保卡的编号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三、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可行性措施探讨

篇10

中图分类号：F299.21；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045-007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城市化总体质量不高，农民市民化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表现为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社会认同 “内卷化”等。如不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其中一部分人将失去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是要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变在城农民的“半城市化”状态。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城农民（即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实现彻底城镇化问题，我们称之为“再城镇化”。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城镇化快速增长，1978年城镇化率为17.8%， 2015年达到56%。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是在2012年，城镇化率为52.57%左右，标志着我国基本实现镇化。但是，学术界纷纷对此质疑，并提出了“半城市化”（王春光，2006）、“伪城市化”（蔡继明，2011；叶檀，2012）等概念。的确，我国城镇化率不是按照城镇户籍人口计算，而是按照城镇的常住人口来统计。2012年时，户籍人口率只有35%左右，有近18%的在城农民被统计成了城镇居民，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量最多。

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的另一个路径是村改居和整村拆迁，即政府通过推行村改居和整村拆迁使得城郊结合部的许多农村人口成了城镇人口。村庄以三种方式消失：一是撤消和兼并，即多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另一种方式是村改居，即将原先的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原先的村民身份变为居民身份，即城镇户籍人口。第三种方式就是整村拆迁，或分散或集中地安置到城市、城镇小区和一些大型集中区（王春光，2013）。由此使得城镇人口获得快速增加。

如果说，农村流动人口更多的是在统计上“被城镇化”，那么村改居和整体拆迁而成为城镇居民的那些人口都是被行政性的“城镇化”了。前者是既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又没有实现社会融合，后者则是获得了市民身份但是仍没有实现社会融合。

可见，农业人口第一次转移只是进入了城镇，转移并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市民身份和待遇的缺位与不到位。农民市民化，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拥有城市户口。在村改居过程中，一些城中村村民获得了城市户口，但大部分城中村村民仍然是农村户口。农村流动人口中更是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购买商品房等途径获得了城市户口。当前，一些地区在试点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划分，居民统一为“居民户口”。这项改革为农民市民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但随之而来的公共福利、就业等的均等化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第二，制度上没有完全接纳。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在社会保障、就业、子女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上，没有完全接纳进城农民，直接影了他们城镇化的进程。农村流动人口遇到的困难首先表现在基本民生问题上，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城市相关制度与农村流动人口脱节的集中表现。而涉及城中村村民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征地款的数额与发放形式常常不够公平，更主要的是现行制度并没有妥善解决其再就业、再发展等问题。第三，与城镇居民的互动还不够，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镇居民之中。城市中有相当规模的农民中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与当地市民的融合问题。城中村村民的融合程度好于其他群体，但他们联系最多的还是原本村村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和市民仍有很大差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他们基本上没有与城市发生互动的时间、空间和机会。为最大程度赚钱，他们会兼几份职，至于是否结交当地人做朋友、是否熟悉城市生活，并不重要，也不容易，他们在情感上依旧认同和眷顾家乡，地域文化进一步束缚了他们的融入。

可以说，这些群体虽然进入城市，但没有实现彻底城市化。不解决这些问题，是谈不上真正城市化的。

二、文献回顾

在城市化研究方面，不同学科的理解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无论哪一种理论都会重视研究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不过不一定都涉及或突出农民市民化的问题。

在国外研究中，推拉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比较值得重视。这些理论也是国内学者们借用最多的理论。但个别研究在借用这些理论时还存在偏颇，忽略了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我国实际的重大差别。国外相关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针对来自外国的移民，研究内容上处理的是外国移民与本国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二是这些理论都诞生在发达国家，其现实基础与我国不同，并不一定都适合于理解中国现实。

国内研究跟“人”的城镇化问题的相当度显得更密切一些，主要包括：农业人口转移原因及特点研究，农业人口分层和分化后不同人群市民化研究，农民工和农民市民化内涵研究，农民市民化障碍研究，市民化实现途径研究，“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研究等等。多项研究认为，一是当前阻碍在城农民市民化、彻底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是制度，二是不同类型在城农民的社会融合不同，三是城镇化存在着不同发展阶段。

和本文密切相关的是城镇化存在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界以半城市化来概括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中，不少人正在失去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学者们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了深入探索。下一步应转向对在城农民的不同城镇化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和调查。在不同阶段，在城农民面临的因素和条件是不同的，因此需要采取的对策也应该有所差别。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戈特曼提出了地理空间半城市化的概念：“处于城市之间的非城市用地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的乡村地区，而是以与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观和产品同城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城市人口提供游憩场所，同时获得来自于中心城市的各种服务的所在。”国内学者关于半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进城农民的半城市化。王春光（2006）在借鉴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的研究后，提出了“半城市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系统之间的不整合，即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相互不衔接和不整合，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第二层含义是社会不融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相互不融洽、隔绝和排斥等；第三层含义表现在心理上的排斥、歧视和不认同。”叶檀（2012）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半城市化”现象有伪城市化之嫌，中国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进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掠夺性红利”。“掠夺性红利”使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业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另外，户籍制度造成一方面消费不足，一方面抑制消费；一方面资源不足，一方面浪费严重。陈丰（2007）提出“虚城市化”在中国，是指社会身份与职业的不一致。由于没有市民身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与生存状况恶劣；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学术界以半城市化来概括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说明现有的研究已经关注到城镇化的发展是存在不同阶段的。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城农民城镇化实现的过程首先是半城市化，即农业人口退出农村、进入城市；然后是再城镇化，包括落地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

三、再城镇化主体的界定

为了界定再城镇化主体，本文作者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城市化率较高的城市进行了调研。调查选择在城市的城中村和私营企业展开，理由是在这里聚集着大批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加上本地的失地农民（村改居居民），构成了研究再城镇化所需要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调查采用问卷和结构性访谈两种方法。收回有效问卷1500份，其中，被访者为城中村村民的750名，为农村流动人口的750名。同时，从他们中按年龄、职业、户籍等选择一部分人（规模在50人左右）进行了深度访谈。

通过调研，发现再镇化主体不是指所有的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而是指城中村村民和在城市生活、就业并有城镇化意愿、城镇化可能的农村流动人口，除这两大主要群体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小群体和个人。以下所用数据均来自调研结果。

（一） 主体之一：城中村村民

城中村村民无论是居住还是就业，都不可能再回到农民状态，因此，无论他们市民化意愿与否，都注定市民化。但其城镇化意愿、利益诉求、社会融合等方面的状况变化为再城镇化不同阶段影响因素的寻找提供了依据，在不同阶段，需要采取的对策也应该有所差别。当下，这些方面的状况是：

1.主观意愿

通过访谈和问卷分析，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城中村村民受惠于城镇化，但是焦虑于再城镇化。尽管当下的生活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城中村村民无论是纵向比较（和城镇化之前的生活）还是横向比较（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们提高。因此，在面对再城镇化时， 城中村村民显得“患得患失”。根据问卷调查，当时城中村村民所占的城镇户口的比例仅有16.24%，当问他“是否愿意获得城市户口时”，回答“否”和“无所谓”的比例占到了83.76%。村民不愿意获得城镇户口的理由很多，这也反映了城镇户口对于城中村村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在社会融合和城镇化发展趋势上，尽管数据表明多数的村民认为自己与市民“基本没有差别”，也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深入，但是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城中村村民与市民的互动频率和空间都十分有限，在承认市民生活优点的同时，更加强调自己当下生活的好处。在对未来的预期中，每个人都热切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锦上添花，但是城中村的城镇化进程是受到宏观政策的强烈影响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未来的变数同样大。他们对待再城镇化是矛盾的：对融入城市生活后的高预期让他们在内心期盼再城镇化的进程加速，而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对再城镇化有一丝怀疑和抗拒，毕竟他们个人不能决定再城镇化的走向。因此，城中村村民的状态是满足于当下，焦虑于未来。

2.经济利益

对于城中村村民来讲，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能否在“再城镇化”的过程中得到延续或提高。前文中提到城中村村民不愿意获得城镇户口，当我们问及原因时，有72.7%的村民认为“保留农村户口，有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利，生活有保障”。城镇户口的福利附加值对城中村村民的吸引力较小。并且相关的政策、配套设施等并不能跟上形势的变化，很多承诺需要假以时日去兑现，这让城中村村民有一种“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当下城中村村民并不愿意轻易改变当下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愿意改变的直接动因是，一些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提出的改造条件很诱人，村民在改造完成后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中产甚至以上，很多人希望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此，经济利益的因素是城中村村民采取行动最核心的考量。

很多城中村的家庭都是三代同堂，进入城市后，年轻人要面对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及教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中村村民生活质量的阀值已经提高，他们担心改造后，单一的收入来源能否完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即使是城镇居民，政府能提供的保障和福利也是有限的，并且短期内很难照顾到体制外的广大人群。所以，城中村村民特别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

3.社会融入

在我们的“您有城市归属感吗”设问中，70.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归属感，并且可以融入城市中。从城中村村民的角度来讲，他们还是十分愿意融入主流社会当中，并且希望自身能被城市文化所接受。但是当他们被拒绝时，他们的“身份意识”也会被激活，会强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新一代的城中村村民进入城市，希望自己能在城市中不受歧视，找到心仪的工作，并且以自身的职业为核心，加强与市民的相处交流，逐步融入城市生活里。

4.组织期望

村集体是村民利益的代表，在“再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民希望村集体能够在未来为村民谋得更多的利益和福利。

首先是村集体要更加有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与政府、开发商等谈判时，能为村子争取到更加优惠的改造政策和补偿资金。其次，要求村集体能够公正透明。涉及村民集体利益的政策，要及时告知村民，并且争取到的权益要按照村里惯有的分配方式（通常为平均分配，依据为本村户口）公平分配，做到改造成果共享。第三，要起到调和和联络的作用。再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调和村民间的矛盾，保证邻里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村子原本的风俗秩序；另一方面保护好村子的人际网络和文化传统。

（二）主体之二：有城镇化意愿和城镇化可能的农村流动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不断发生层化，层化后的群体又衍生出一些亚群体。谈城镇化时，已经不能简单去看农村流动人口的哪个亚群体是“准市民群体”，而是要综合考虑，即：有城镇化意愿和城镇化可能的农村流动人口，当然，有城镇化意愿和城镇化可能的农村流动人口的范围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变化。

当前，对待城镇户口，农村流动人口的看法有三种：一种是不想得到城镇户口，占56.4%。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比较单一，就是赚到钱后返回家乡。尽管城市收入比较高，但从人脉和未来生活看，即使在城市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最终还是选择返乡。第二种是想得到城镇户口，占18.1%。在调查中，有这种想法的人所占比例较低，包括收入最低和最高的两部分人。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主要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和憧憬；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人，有 38.1%的人愿意获得城镇户口。第三种是对待城镇户口持无所谓的态度。在访谈中，有25.5%的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城乡户口的功能区别已经逐渐缩小，拥有农村户口，有土地保障，有自家房屋，有的还有村集体分红等等；而有了城市户口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见表1）

同时，农民变市民，还要具备一定可能性。如：文化水平、技能水平、经济状况、社会网络以及城市发展本身的目标的调整等等。

四、再城镇化的内涵

本文认为，在城农民在第一次转移中没有实现彻底城镇化，他们的再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所谓再城镇化，指的是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再城镇化。再城镇化的对象为城中村村民、有城镇化意愿和城镇化可能的农村流动人口、其他可能的小群体和个人等。

（一）再城镇化的广义和狭义内涵

再城镇化是相对于第一次城镇化（或者说人的半城市化、伪城市化）而言的。农业人口第一次转移只是进入了城镇，转移并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可持续，他们要真正成为市民还需要一个再城镇化过程。再城镇化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广义的再城镇化包括三个阶段，即落地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

（1）第一阶段是落地阶段，对应的是再城镇化的初级目标，核心内容是在城农民获得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与市民享有同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发展，解决了制度层面的排斥问题。我国的公民权依托于户籍制度，而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人口管理制度，限制了农民从“城外”进入“城内”。同时，户籍制度更是一种福利制度，户籍的背后涉及了城市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平就业、劳动者保护等等的不平等分配。农民只有了获得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才能在城市落地安家。另外，应保护他们在农村的原有财产权利，消除其再城镇化的后顾之忧。

劳资关系和劳工权益涉及农民在城市的“落地”基础，是再城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劳资关系主要是指劳工和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双方通过签订的劳动契约和团体协约而形成的关系。劳资关系和谐，对劳资双方都有利。目前，农民以诠ど矸莩鱿值睦妥示婪撞欢希这些表面的、局部的纠纷背后，是他们的劳工权益受到损害，增加了其对城市的不信任，越发没有安全感，生活也会因此常陷于窘迫中。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果作为主体的这些农民不能在城市“乐业”，他们也就没有心思和能力在城市“安家”，再城镇化的后续工作将无法推进。

劳工权益的内容广泛：一是平等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机会平等；二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建议申诉检举等；三是人身自由，包括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住宅安全权、通信自由；另外，还有财产权、劳动权和休息权、文化教育权、物质帮助权等。落实劳工权益，不能一拖再拖，一再打折扣。

（2）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对应的是再城镇化的中期目标，核心内容是在城农民不仅作为蓝领工人主力，而且要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产阶级。农民文化水平偏低，进城后多数在工厂打工，以“农民工”的身份成为蓝领工人中新群体，他们更注重抓紧时间赚钱和攒钱，很少进行人力资本提升。未来随着企业的不断转型升级，“机器换人”会普遍出现，已经取得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的农民在再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需完成观念、知识结构、技能等的再造，在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的合力作用下，实现身份方面质的转变，开始进入中产阶级阶层。

“中产阶级”即中产阶层，与其相对应的两端是上层和底层。一个社会如果是稳定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必然是中间大，两头小，呈“橄榄型”。在这一类型的社会中，中产阶级起着稳定社会，提升民主品质的重要作用。当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由于存在地方发展的差异性，构成中产阶级的某些要素，如经济要素等，也只能取平均值。此外，中产阶级的确定，不仅看经济收入，还有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周晓虹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中，提出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占11.9%。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5大城市居民的调查得出的。参考的标准是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宛丽认为中产阶级大致占我国目前就业人口的13%～15%，她依据的标准是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工作及劳动方式、就业能力、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消费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影响力等。可见，目前我国中产阶级应该是一群收入在全社会占中等水平的相对富有群体。他们有高质量的生活，多数文化修养较高，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

以上界定说明两个事实，一是中产阶级在我国还不占大多数，二是无论以哪种标准划分，在城农民都和中产阶级相差甚远，只是其中极少数私营业主步入了这一行列，其他人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主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特长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学者测算了目前中产阶级的年收入为6～50万。本文问卷的统计，农村流动人口中，月收入绝大多数不高，且无房无车。

但是无论如何，再城镇化一定要求未来要推动在城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实现这个目标也一定更多地要靠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的通力合作。目前虽然普遍缺乏相应条件，但是需要各方为此作出规划、准备。对在城市农民的政策支持也要有利于走向这个方向。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机器换人”会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政府在产业和岗位的设置上，应为他们留出过渡空间，收购或建设一批科技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有序安排他们进入适合的行业工作，以期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3）第三阶段是成熟阶段，对应的是再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核心内容是在城市的农民享有平等稳定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他们最初身份的弱势，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心理上。即使完成了再城镇化的第一、第二阶段，决定他们弱势地位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如果没有一个让该群体稳定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他们就有可能向下流动，重新被边缘化。因此，需要在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继续争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树立这样一种更高的目标，才能为这一群体的提升提供动力，同时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推力。

广义再城镇化的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依次递进。第一阶段是第二、三阶段的基础，在城农民只有拥有了市民身份和待遇，才能以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形式，具备提升政治和经济地位，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同样，第二阶段是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在城农民成为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向上层社会流动才有机会。但是，第三阶段不是第一、二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城农民的市民身份、市民待遇、收入中等化是其向上由缁崃鞫的必要条件，还需要社会流动的畅通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社会流动是防止社会阶层结构固化的必要过程。

2.狭义的再城镇化是指在城农民获得市民身份、待遇和实现社会融合。目前，再城镇化要完成的主要是狭义方面的内容。

获得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旨在解决制度层面的排斥问题。社会融合要解决的：一是在城农民自我认同以及与城镇居民相互认同问题。在城农民面对截然不同的传统农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冲突，容易产生心理矛盾与紧张。要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意味着融入者必须下决心改变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城市社会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在社会融合中主动克服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上的困难。同时，还要引导市民认可、认同城中村村民和进城务工人群等城市新居民。二是建立正常的社会交往关系。在半城市化状态中，在城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都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社会网络是亲缘、地缘、业缘性的，与市民交往极少，双方都不愿意与对方接触。

再城镇化必须同时解决好获得市民身份待遇和实现社会融合这两个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市民身份和待遇的获得解决了制度层面的排斥问题，社会融合的实现更多的是表现在社会认同和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和谐共处。如仅注重在城农民市民身份待遇的实现，就会使在城农民在社会生活、行动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会发生内卷化，从而使半城市化状态结构化、长期化和永久化，而这种情况对我国城镇化、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如仅提升在城农民与城镇居民的社会融合度，而不解决市民身份待遇问题，那么这种融合将是没有根基、不彻底、不完全的。没有市民身份和户籍背后的城市福利及保障体系，进城农民在制度上始终处于受排斥的境地，在身份上受到“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待遇。如此，城镇居民仍占有优势地位，在心理上不可能接受、认同进城农民，平等的社会交往更是无从谈起，二者无法实现真正的融合。

（二） 再城镇化内涵的特殊性

1.再城镇化是特指“人”的再城镇化，是相对于“人”的半城市化而言。一般意义上讲，“半城市化”内涵广泛，涉及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的薄弱、区域环境污染堪忧、土地利用空间上的无序等等。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在城农民的大部分还没有彻底转化成市民，只是在地域上和职业上发生了变化。本文涉及半城市化的含义是狭义的，是指“人”的半城市化。

2.再城镇化主要不是指在城农民的再社会化。个体在一生中，由于各种原因（例如社会巨变），并非一次完成社会化，需要有再社会化的过程。再城镇化虽然也包含某种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如何使个体接受城市的社会规则、价值观念等等，因而也有某种把自己由个体变成社会人的内容，但本论题坚持社会学关于行为的有限的外在决定论立场，认为首先要解决在城农民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的缺损问题，解决社会排斥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和美、日等国一样，旨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国情特殊，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是分阶段进行的。经过农民进城的初次城镇化，到农民变市民的再城镇化，有望实现这一过程。要完成在城农民再城镇化这样一个系统工程，社会成本巨大，单靠某一个主体是无法完成的。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在城农民再城镇化过程中成本分摊的机制。政府要进行统筹规划，承担再城镇化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继而采取多种举措，确保在城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企业要公平对待在城农民，做到同工同酬，为其提供适当的培训，并且依法和其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相关的保险；社会对待在城农民市民化时要宽容，相关的组织、机构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城农民自身要掌握一定技能，能够在城市安身立命，为城市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建立自己良好信誉，争取在城市的社会地位。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城农民的再城镇化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007，（2）.

[2]刘玉侠，高俞奇.外来流动人口的“再城镇化”研究[J].浙江学刊，2014，（4）.

[3]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13，（3）.

[4]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8）.

[5]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6]王春光.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J].学习与探索，2005，（1）.

[7]叶檀.半城市化就是伪城市化[J].新民周刊，2012，（20）.

[8]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篇11

“民工荒”从珠三角蔓延到中西部地区，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我们做了调查，从城市化因素考虑，预计从2010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预计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而从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来看，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约2亿通过就地或外出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1亿，其中39岁以下的只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民工荒现象。

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估计在现有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还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或者说不习惯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可能会变得不再剩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也低估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的人数，甚至把那些进了乡镇企业但没有进城的劳动力，也部分地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是无穷无尽。

劳动力短缺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含义

劳动力短缺不光是一个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特殊含义。迄今为止，中国有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过程。这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使得中国的人口扶养比低，与之相伴的是极高的储蓄率，从而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均GDP增长中，有26.8％来自于人口扶养比的下降。研究表明，人口扶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应增长0.115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池子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原来单纯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急迫的需求。因此说，刘易斯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意味着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以后较长时间内，企业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个重要的支撑面，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很显然，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渐渐失去。中国经济增长，最终会进入一个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发展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说明，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其它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的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流动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的政策倾向转向偏劳动。

应对新情况的政策要点

揭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远比想象的少得多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可以在政策措施及其力度上有丝毫的放松。相反，这些变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的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实际上，“刘易斯转折点”走近的时期，正是产生大量制度需求，提出更加紧迫改革任务的时候，“三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的核心是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即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为那些尚未实现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创造更好的流动条件，为那些已经转移到城镇的流动人口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就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政策环境，同时构建农村保障体系，保持农村的繁荣与稳定。归根结底，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户籍身份所附着的福利含义。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创造城乡统筹的就业环境和保障体系。城乡统筹就业和社会保障，需要加快步伐，作为近期“三农”政策的重点。

第一是通过创造更好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环境，降低转移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门槛，使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在其它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也具备一定的转移条件和转移意愿，扩大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由于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以及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转移的务农劳动力，在年龄和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具有―定的劣势，吸引和鼓励他们继续转移，需要有更强的激励手段，也就是要进步一步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并逐渐创造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是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释放农业中的劳动力。顺应农业技术变迁的节约劳动倾向，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由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信号来诱致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受到城市更高打工收入的吸引而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农业中劳动力数量减少，因此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增大。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迅速增加，以及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的更快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技术变迁已经越来越以劳动节约为取向。在农业生产总量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迅速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农业技术变迁不是以节约劳动力为方向的认识，并以此制订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和方案，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得以继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

篇12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89-03

1 新建城市的优势

首先，新城市的建设可以有很高的产业发展起点。新兴的城市完全可以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领域作为产业选择的范围，新产业在这样的地区发展，既没有发展的机会成本，又不需要破坏原有的任何发展成果。

其次，高起点的产业可以有较高的城市效益，并形成高效益产业和高效益城市的正向循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先进的、新兴的产业在世界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占有有利地位，它利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可以在不同产业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价值基础，它会有更好的产业效益。而一个城市的产业效益好，这个城市的城市发展效益自然就有了基础。当城市效益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产业效益的提高，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

再次，新建城市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选择范围。新建的城市不存在原有空间位置的限制，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样的选择对发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然资源容纳度的问题，解决城市发展的空间局限、资源局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将城市建设在最佳的经济点上，使其产生最大的城市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可以给城市选择更大的有余地的发展空间，减低城市发展后期的空间成本。

最后，新建城市有更大的人口容纳量，可以解决我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新城市不存在固有的人口压力，或者说新城市的问题也许在于必要的城市人口不足，所以，它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人口，这样一来，不仅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有了出路，而且也没有城市失业问题的困扰，甚至可能对缓解其它城市的问题还会有所帮助。

新城市的好处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明显，而且现实中也有成功的典型。深圳过去不是一个城市，然而它却取得了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快的发展速度，而且这个城市发展的产业起点高，新产业进入及更新速度快，城市效益好，从而成为一个新兴城市发展的典范。这个新城市的发展不仅对这个城市本身，而且对全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深圳的高速发展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政策优惠及特殊地理位置，那么现在这种优惠的政策已经遍布全国而且沿海的与之相类似的位置的地区，但是为什么其它城市没有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呢？就经济基础来说，无论北京还是上海都具有更好的发展基础，但是，深圳作为一个新城市，有比较好的产业选择及其它各方面发展余地，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2 新城市发展策略

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的现存状态给予了过多的重视。由于我国城市大都有较长的历史，其他一些新兴城市也都要么是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要么是建国以后产业拉动的结果，这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即城市发展是历史的或产业发展的产物。人们很难直接地操作城市发展的过程，所以人们很少考虑怎样以新城市发展为核心选择和带动产业的发展，而更多地考虑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如何发展产业或者以产业为核心的社会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城市的构成要素是自然物、人类制造的物品和人。

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自然物不过是水、空气等人类生存必需的物品及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这个条件要求在世界决大多数地方都能够达到，不过城市由于高度密集的居住，对这些自然物要求的数量更大而已，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根本性限制。

人类制造的物品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固定在特定空间的物品，如城市的道路、建筑、其它基本建设物品，另一种是城市生产、生活流动消耗的物品，无论哪一种物品，都可以体现为资金形式，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买方经济市场的情况下，只要有资金，上述物品的获得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至于城市构成中需要的另外一种要素――人，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不缺乏的要素。在农村人口和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背景下，新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的人的要素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资金，新城市的发展技术上就是可行的。有没有新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为新城市发展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新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可以看到这个资金可以分为生产资金和城市建设资金两个部分。生产资金是否能够进入新城市，完全取决于新城市的城市效益，也就是说如果新城市效益好，生产资金的进入是市场的自然选择。只要我们的新城市选址正确、产业起点高、生产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具备，新城市的城市效益就有了保证的基础。城市建设资金是发展新城市过程所需要的城市发展投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否进行这种投入主要取决于老城市与新城市建设投入的回报，老城市的改造和发展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由于老城市的建设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报酬递减规律看，对老城市的进一步投入所产生的效益要小于对新城市投入的资金回报。在现实社会中这一点也非常好理解，在老城市投入几个亿，可能只是使原有城市多了几栋大楼，而同样的资金投入新的地区，可能建成了一个新城市整个的道路系统。

更为重要的是新城市的建设资金有多种资金渠道来源，新城市不存在原来的建设基础，新进入的资金可以选择最佳的位置，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且新城市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人们可以直接根据发展的要求确定最合理的市场法则，所以新城市的建设会有更多其它渠道的资金加入这个过程。事实上，在深圳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资金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同样被建设成为一座最现代化的城市。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新城市是一项有效的、可行的城市化及社会发展策略，可以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应当成为我们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基本的政策选择。

3 新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方法

3.1 产业推进法

产业推进法是指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新城市形成与发展的方法，产业推进法是现代城市推进常见的方法。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原因、目的、基础和结果。产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发展具有最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产业发展推进的城市通常具有产业城市的特征，即城市以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的发展为核心，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围绕特定的产业进行。

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典型的程序是：首先，一个或一些围绕某种特定产业的企业进入这个地区，在企业进入的同时，有一部分服务性机构开始进入。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服务性机构更多地是以企业附属的后勤机构的形式存在。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员居住的固定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为企业的生产人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种服务从生活服务到生活服务，从生活服务到社会文化服务，企业及企业周围的人口数量增加，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城市的自循环机制形成，这时候城市的发展就开始逐渐脱离企业的势力范围，开始向更大的领域、更多的产业迈进，城市的自增长机制开始作用，城市开始以城市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产业的发展规律运行，完成新城市的创建。

通过产业推进建立城市，通常需要特殊的产业发展条件，这个发展过程中，企业要承当一部分的城市发展费用，所以，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或者行业发展的特殊要求，一般的企业不愿意承担这个角色。

通常情况下，可以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生长点的要素有：

（1）特殊的资源。如果某一地区有特殊的资源，尤其是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就容易在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集中，进而完成城市推进。我国的许多产业城市的发展都属于这种类型。

（2）特殊的产业发展政策。某些欲促进城市发展的地区提供一定的特殊发展政策，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中国的深圳就是这种特殊政策的产物。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有类似的发展历史。这是一个沙漠地区，没有什么可供开发的资源，工业农业发展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这里有特殊的政策，规定赌博在这里为合法的活动，结果形成了以赌博业为核心的娱乐业发展的城市。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提倡对赌博开绿灯，而是提出一种城市发展的思路。

（3）特殊的产业发展环境。特殊的交通交汇点、沿海、大城市周围、发达的经济区域内、政府机构所在地、特有的风土人情都能够成为发展的特殊优势。

利用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的思路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思路，也是我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更愿意看到的结果，或者说是我们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直追求的结果，但是这种发展思路的局限在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新产业是不愿意在完全没有城市基础的地点生根的，所以在使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必须注意在产业落点的同时，主动推进城市建设，推进城市由单产业城市尽快地向综合性城市转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充分发挥城市效益，使城市及产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否则，如果仅仅实行“先发展，后生活”的思路会限制城市的发展，从而限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2 人口拉动法

所谓人口拉动法是指将大量的人口集中到某一地区，促成新城市发展的方法。

人口是城市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城市效益形成的基础，城市发展之所以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也完全是因为人口的原因。人口不仅是城市的劳动力基础，也是城市的市场基础，将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非常容易引导城市的形成。

人口拉动城市发展的程序通常是：大量人口集中在一起，引起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当人口和产业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可以实现城市的突变。

由人口拉动的城市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集中初期产业生存基础的问题。没有产业的先行发展，集中起来的人口的吃饭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所以这种城市发展方法是人们避免使用的方法。但是人口拉动的城市发展往往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人口、市场、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性使得这种城市发展能够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人口拉动法在下列情况下使用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1）集中的建设性移民。目前我们解决移民问题的思路是将移民分散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使他们在相对恶劣的的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移民的思路一方面剥夺了移民的利益，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遇到极大的抵抗，另一方面这样的移民不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这些移民介入的地区，大部分属于不适宜的耕作区，他们的开采有可能败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改变思路，利用移民人口，直接促成城市的发展，则一方面给移民以更大的利益，使移民工作更加好做，另一方面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区域的新的经济生长点。

（2）农村剩余流动人口。农村剩余流动人口具有盲目流动的特点，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引导这些人口朝一个方向流动，则既减少了流动的盲目性，又使流动过程切实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在引导流动过程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人口沉淀机制，将多次往复型的流动变为一次性沉淀式流动。给流动者更多的留在城市的机会，使他们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才会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最大的作用。

（3）大城市集体外迁的产业。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一些产业需要迁出城市中心区。过去我们在操作这项工作的时候，往往是被动地外迁，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不得已的经济损耗过程。事实上，含有大量人口及与人口配合的产业，是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地区巨大的发展源，这些人口和产业进入一个地区，会引导这些地区围绕这些人口和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促使一个新城市的形成，是我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利用的力量。

3.3 资金拉动法

所谓资金拉动法是指在一个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促使新城市形成的方法。

资金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认同，资金代表着过去人类的劳动产品，代表着劳动力、代表着科学技术也代表着新产业选择的条件，它是城市产生与发展最强有力的物质支持，有了资金，就有了新城市的发展基础，有了新城市的城市建设。也就有了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前提。

在资金投入促进新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城市基本建设资金的投入比直接的生产性资金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发展效益。在良好的建设条件下，生产性资金或者产业发展资金就会按照自己的流动规律进入这个地区。

资金拉动新城市发展的过程通常是国家选择特定地区，集中投入城市建设资金，进行城市的基本建设，与此同时，城市的产业迅速进入，与良好的城市建设环境相结合，形成新城市的发展。

在资金拉动新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也就是在新城市建设的同时必须很快地有产业发展作为支持。如果没有产业的同步发展，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就得不到应有的投入回报，这种投入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耗，因为城市建设投入的使用有明显的时间效应，过了一定的时间，这种投入就会自动损耗。

资金拉动的城市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实施。这种建设往往不仅带有大量的资金，同时还带有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和资金结合在一切，对新城市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利用外资促进城市发展，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发展和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能使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产业选择。国外资本的进入，虽然带走了一部分利润，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是发展了的城市，是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所以，对引入国外资本进行国家建设，尤其是进行城市发展建设具有非常大的好处。

3.4 大城市边缘渗透扩展法

所谓大城市边缘渗透扩展法是指利用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在大城市边缘或者大城市附近，通过大城市的经济带动，实现新城市起步的方法。

边缘渗透扩展法又可以分为渗透和扩展两个部分。所谓渗透主要是指新的城市发展与原有城市连为一体，其实质就是原有城市在地域上的扩张。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发展并不能算做是新城市的发展，而是旧城市的发展。

扩展是指利用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发展的新城市。这个新城市与原有大城市的关系有卫星城市关系、关联城市关系、辅助城市关系等。

边缘渗透和扩展法共同的特征是原有大城市在新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城市不仅在地域上与原有大城市的距离非常接近，而且在经济关系上也具有补充或辅助经济的性质。

在大城市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新城市一开始通常是服务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市将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原有大城市发展状态非常良好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辅质很难得到改变，这些城市的发展会被大城市的发展所压抑。但是当大城市的发展遇到问题，尤其是当大城市的发展空间不再能够支持新的发展要素的时候，当大城市的产业要素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的时候，这些城市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从大城市溢出来的要素会首先在这些地区寻找立足点，这些城市中有一部分就会得到超过原有城市的更快的发展。

3.5 其它可作为新城市生长点的因素

除上述新城市的推进方式以外，还有其它许多因素可以作为新城市发展的生长点因素，利用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新城市的发展。这些因素包括：特有的自然旅游条件、特有的风土人情、特殊事件等等，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地区，都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实现新城市的突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