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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我国正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老龄化现象还会加重,在老龄化的现象中“空巢老人”聚集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现实的生活中越发的老年人单独居住或老年夫妇独立生活,身边没有子女及无他人照看,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问题正成为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智能化新时代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所以未来空巢老人护理产品的发展趋势也会与互联网严紧结合,未来空巢老人的护理产品也会在新时代的前提下变得智能化。针对空巢老人日常所出现的问题,其护理产品的设计尤为重要。
一、“空巢老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1生活中缺乏精神上的慰藉,内心情感空虚
空巢老人内心最怕寂寞,空虚是他们内心共同的真实情感。他们的生活圈被禁锢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很少与社会交往,几乎脱离了社会的轨迹,再加上子女生活中无心无规律的陪伴老人,使老人缺少家庭照顾,无法享受家庭的呵护与温暖。同时,经过常年的身心劳累、精神上的过度空虚加上诸如想念亲人等复杂情感因素增加了空巢老人的身心负担,使他们的情绪抑郁、行为加速退化。
1.2身体机能下降,健康状况不乐观
空巢老人存在的最普遍问题是由于年龄的原因,身体机能的下降所出现导致的。由于认知能力的降低造成对不明药物的食用,因而带来无意识的危害。在疾病面前通常是小疾病忍耐,严重的疾病、慢性疾病是吃一些过去的药物,更多的老年人不敢给孩子的负担,来掩饰他们的疾病。大多数空巢老人的习惯或实际经济状况并没有做全面的健康检查。由于空巢老人身边没人照看,往往在突发疾病不能得到及时的抢救,生活经常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一些空巢老人很难照顾自己,缺乏自理能力。
1.3生活中安全问题存在隐患,容易成为事故受害者
安全问题,在生活之中对空巢老人来说是首要问题。往往会出现在疾病突发等紧急情况下,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空巢老人死于家中无人知晓的事件屡见不鲜,意外摔倒、不小心的跌跌撞撞对于老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伤害。与此同时,一些空巢老人由于戒备不足,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对象,个人安全和稳定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此外,安全问题还包括生活用水用电、自然灾害等。
二、未来空巢老人护理产品的设计原则
空巢老人护理产品设计的核心目标是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物质和精神上为空巢老人提供更多的关怀。通过以上问题可以得出未来空巢老人护理产品的设计原则。
2.1产品的实用性原则
受固有观念的影响,空巢老人的消费概念是实用、节俭,这是老一辈人的主流,当今市场大多数护理产品的现有功能设置与空巢老人的实际需求不相匹配。由于这些护理产品的功能过剩,所以增加了购买的成本和使用的繁琐性,这些功能对空巢老人来说,基本搁置。一个好的产品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功能体验,在空巢老人护理产品设计中,确保主要功能达到实用性和真实性,以得当的选择和精确的功能定位来满足空巢老人对产品的需求。
2.2产品的易用性原则
空巢老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学习掌握能力相对于年轻人来说逐渐的衰退了很多,所以在产品的使用上相对较俗成的产品更容易被空巢老人所接受。当然这里所说的俗成的产品并不是最适合空巢老人的,但多年来固有的使用习惯和思想更利于在产品的使用上产生共鸣。当今出现的许多老年类的护理产品,本来有设计师精心设计的一些功能,但是运用起来老年人觉得这些产品使用起来过于复杂,会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年人不了解这些产品的使用原理及其功能性,针对这一现象,设计师在产品的设计及功能的运用上应注重老年人对产品熟悉的使用形式,与老年人容易达成共鸣的同时展示产品的功能与特点。
2.3产品的安全性原则
身体机能的退化是空巢老人身体体征的正常表现,所以在对事物的感知判断能力和应变反应能力上表现出了相对程度的降低,在产品使用中经常出现不合理操作现象,可能会危及空巢老人的人身安全,在这种状况出现时空巢老人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保护措施。因此,在空巢老人日常护理产品的设计上,设计师要从用户的角度去想问题,降低产品使用的危险系数,并且综合考虑时间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做好使用前的综合预测,根据以上的这些因素,做出相对完备的设计将错误的操作尽可能的避免。
三、在当前智能化前提下解决以上问题,未来产品要包含的功能
在当前智能化前提下通过对空巢老年人特殊性的分析以及老年人对护理产品功能需求的总结分析,确定针对空巢老人护理产品实例的概念。技术层面,当前是智能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将产品的实物与虚拟的网络相结合,空巢老人日常护理产品也会顺应时代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需求以及所出现的问题,通过使用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捕获数据的使用云计算技术来有效地解决。在未来的护理产品中,空巢老人护理产品将基于互联网的基础之上,通过一系列物理传感器技术等将空巢老人的身体及生活各项数据收集以物联网为媒介将数据传输到指定的账户,及时获取最新的健康数据及生活的各项指示参数,做好监测准备。通过便捷与高效的智能技术为空巢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为空巢老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功能设计层面,空巢老人的身体健康评估等方面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与此同时,当居家的空巢老人面临紧急情况时对紧急呼叫的需求,针对紧急状况对社区医院及儿女亲属进行呼救。产品设计时考虑到的可延续性,在产品不使用时,可以使用其他额外的附属功能对该产品进行有效的再使用。包括根据空巢老人日常生活习惯划分屏幕的信息栏,将语音功能更加有效的利用在产品的其他方面,以及产品的各个功能之间达到有机统一循环利用,实现产品的功能丰富性和功能资源的可延续利用性。材料层面,产品的材料选择是对产品质量和产品舒适度的重要点评标准。绿色发展是时展的主题,尽量选择环保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材料,其次用户内心的情感及心理上的影响都与产品的材料有直接的影响。产品使用效果的直接性因素来自产品材料给用户带来的心理感受,例如金属材质通常会给空巢老人带来一种寒冷的心理感受,不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颜色,根据不同的色系会给用户带来不同的视觉冲击和心理触感,由于空巢老人的心理以及视觉原因,在材料的颜色运用上主要以鲜艳的暖色系为主,在提高了产品辨别度的同时迎合空巢老人的心理需求。使用流程层面,由于空巢老人生理功能处于下降趋势,在使用时需要考虑产品本身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空巢老人的记忆力降低,所以产品的操作流程上尽可能做到便捷性。在空巢老人的传统思想下将触屏功能与按键操作相结合使空巢老人减少在使用时产生的畏怯,使空巢老人更加自信的使用。
贵阳市的养老压力日益严峻,2014年底,全市养老床位总数达17388张,养老机构增加至140家,其中包括公办养老机构9家,民营养老机构74家。虽然养老机构和床位数在增加,由于公办养老机构对接收对象有限制,所以解决养老压力的主力还需依靠民营养老院。从贵阳市百岁以上长寿老人分布来看,云岩区和花溪区最多,均为33人。花溪区位于贵阳市南部,是著名的生态区,森林覆盖率到达41.53%,气候宜人,空气优良,非常适宜老年人居住。位于花溪区的亲情老年公寓,建院时间短,发展比较迅速,其运营模式值得社会关注。由于我国民营养老院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大多表现为私人创办,规模小、资金少、入住评价不高等等。有必要探讨经营比较成功的案例,吸取经验,促进民营养老院的发展。
一、亲情老年公寓经营模式
(一)地理位置。亲情老年公寓位于花溪区桐木岭村四组,101省道旁边。规模约为1700平方米,三层楼房、庭院型、独门独户式装修。基本上都是农田,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后院有大片果树林。空气清新、交通便利。
(二)配套设施。亲情老年公寓共三层楼,每层楼除老人房间外,一楼配置有餐厅、厨房、储物间、碗筷洗涤消毒间、储藏室、厕所、卫浴间、员工宿舍、晒衣场、垃圾间和院坝;二楼配置有卫浴间、客厅、阳台;三楼配置有小休闲室兼客厅使用、卫浴间、大型存放衣物柜二座,目前床位设置数为58床。
(三)受理对象及价格。养老院是以“需要护理照顾”的老人为主要服务群体,即招收半护理和全护理的老人,不招收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价格在2200—3200元之间,它是以老人身体需要照顾的程度来区分的。
(四)资金情况。养老院是属于私立性质的,所以是自筹资金发展。其次可以获得政府补贴:从2011年开始,政府对养老院的运营补助是,老人住满一个月以上,政府补助300元╱人。每张床位补贴3000元,分三年给付。水电费按照民用水电费来收并免税收。由于养老院服务好,老人居住反馈评价较高,贵阳市政府对花溪区亲情老年公寓补助60万,养老院自己出资100万,用于养老院生活区的改造。
(五)养老院工作人员配备及日常管理。(1)老人日常饮食起居。早上6:00至6:30照顾老人起床洗漱,吃早饭。11:30为需要喂食的老人及餐饮有特殊要求者就餐时间。12:00自理老人就餐。17:30仍分两拨就餐。夜晚需要加餐的老人由护理人员自行安排。饮食方面早晚餐比较清淡,多为稀饭、面条,中午是三菜一汤,两荤一素,注重营养均衡搭配。养老院对于老人日常就餐有明确的记载,方便老人家属查看。(2)老人的清洁方面。讲究六个字“随脏、随换、随洗”,老人的床单、被套,脏了就换,保持老人的身体清洁。每天下午3:00为老人洗脸、洗脚。(3)健康日报表和生活记录单。每个老人床头都设有健康日报表和生活记录单,记录老人的血压、血糖及大小便情况。生活记录单是用于记录老人家人来看望老人时间及次数及老人生病时,养老院的人员是如何处理的。(4)生病住院处理。养老院的院长妻子曾是台湾养护中心的护士,负责日常的药物护理工作及员工医护护理培训工作。老人日常用药全部由管理人员统一管理,喂食时间与用量都有专门记录。养老院与花溪医院签订的有“绿色通道”协议,不用先交费直接救治,过后结算。(5)老人日常娱乐。娱乐方式多为看电视节目,天气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太阳。对其他行动自如的老人,有桥牌可供玩耍。一楼也有书记杂志可以翻阅。其他的娱乐活动就靠社会团体的慰问活动来丰富。经过对亲情老年公寓的详细分析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该养老院是在吸收台湾安养中心的经验基础之上,针对需要关怀护理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形成有特色的家长式经营管理模式。主张加强与政府合作,开创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先河。以老人需求为前提,提高要求,坚持高配比,提高服务质量。经过几年的发展,该养老院58张床位全部住满,目前仍有许多老人排队等候,床位供不应求。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借鉴其成功经验。但是,由于规模较小,该养老院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为“家长式”,由院长掌握大权,大小事务基本都经由院长之手,对于小规模的来说这种管理方法还能实行,但是若是对于规模较大的机构来说,这个管理方法效率不够高。
二、民营养老院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养护人员缺乏专业护理知识,流动性大。亲情老年公寓属于自主经营,自筹资金,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工资不高也无保险。养护人员多集中为女性人员,来自农民或者下岗工人,年龄较大,没有经过正规、专业的技能培训。缺乏专业医师,医护人员缺乏,仅院长妻子属于正规护理专业的人员。由于工资不高,加之护理老年人工作的繁琐导致员工流动性很大。另外,养老院的管理者也参与养护护理工作,这种配置使养老院中必要的技术分工无法实现。
(二)养老院配套设施简陋。老人活动范围较窄,康复设施比较单一,养老院就只有护栏和鹅卵石,老人的娱乐活动最多的就是看电视,或者打打麻将,比较枯燥和乏味。
(三)服务的提供不够多元化,老人的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虽然养老院受理的大部分是需要护理的老人,行动受限,但仍有部分行动自如的老人,应该注意加强他们的需求服务。在调查过程中,就有老人不愿意与言语功能不全的老人接触,可又找不到其他娱乐方式,整日闷在屋里看电视。长久下去,对这类老人的身心健康不利。
三、对改善民营养老院经营管理现状的建议
(一)民营养老院应加强对养护人员的培训,增强综合素质。目前很多民营养老院的养护人员大多是农村妇女或者是下岗职工,虽然他们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但仍缺乏专业的医疗护理培训。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标准对养老院服务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做到持证上岗。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制度,探索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邬沧萍,1999)。这个过程在学术界往往作两种理解,一是指人类个体的老化,二是指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邬沧萍,1999;Morgan & Kunkel,1998)。
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则是指老人受身心健康状况影响,在日常生活活动方面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顾。其中的“日常生活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前者是指基本的自我照顾活动,譬如洗澡、穿衣、修饰等;后者则是指更复杂、更高级的自我照顾活动,譬如做饭、洗衣、理财等(Kinney,1996)。
人口老龄化的上述两个侧面对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的形成均具有重要影响。就人类个体老化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或心理会逐渐衰退,甚至会患有慢性疾病,不能独立生活,需要他人的照顾。穆迪(Moody,1998)指出,长期性身心失调经常会使老人丧失完成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老人患有长期身心失调症状,通常会使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帮助。金尼(Kinney,1996)的研究发现,在所研究的65岁或以上的老人中,将近85%的老人至少有一种慢性病,并且慢性病的发生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五分之一的老人需要洗澡、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活动的援助,五分之一的老人需要做饭、理财、持家等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的援助。在75岁及以上的老老人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关节炎;将近五分之四的人至少有一种日常生活活动限制;90%以上的人至少有一项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限制。在多项日常生活活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限制的人相当普遍,五分之一的老老人有四项或更多的日常生活活动限制,三分之一的老老人有四项或更多的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限制。可见,虽然年龄的增长不是老人需要日常生活照顾的直接原因,但老人对日常生活照顾的需求的确是同年龄的增长相伴随的。诚如杜吉(Dooghe,1992)所言,随着平均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将需要别人协助处理日常生活活动。虽然活到80岁不一定会丧失个人的独立性,但危机会随着年龄而增长。摩根和库克尔(Morgan & Kunkel,1998)也指出,对老龄化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直到85岁左右,在没有慢性疾病的情况下,老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情况并不明显。但到了85岁,大约25%的老人即使没有患病,也会表现得孱弱。
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同样对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有重大的影响。随着整个人口群体的老龄化,社会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需求的满足发生重要影响。首先,随着整个人口群体的老龄化,社会中的老人将会越来越多,年轻人所占的比率则会相对减少。在家庭内能够照顾老人的人数也会减少,照顾老人将会变得愈来愈困难(Bass & Noelker,1997;Dooghe,1992)。其次,随着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社会的赡养比将会提高,平均每个年轻人赡养老人的比重将会加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个问题则显得更为严重。因为国家要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全盘考虑,很难拿出大量的资源用来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无论从人类个体还是从整个人口群体的角度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人的日常生活照顾将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诚如迪万和库尔顿(Diwan & Coulton,1994)所指出的,老人数量的增加引起了人们对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的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在题为《照顾孱弱老人:政策的演进》(Caring for frail elderly people:Policy on progress)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老老人的增加在维持退休金和健康照顾资金的来源之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议题——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
二、老人非正式照顾系统照顾能力的弱化
非正式照顾系统(informal care systems)是解决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的一种自然机制。该系统主要由家庭、朋友和邻居组成(Angel & Angel,1997;Cantor & Little,1985; Dobelstein & Johnson,1985;Moroney,1998)。许多研究发现,孱弱老人经常从家庭、朋友和邻居那里获得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帮助(Cantor,1975;Cantor & Little,1985;Christianson & Stephens,1984;Kirwin,1991;Shanas,
1979;Stoller & Earl,1983;Stone,Cafferata,& Sangl,1987)。但在非正式照顾系统内部,家庭成员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构成了老人非正式照顾系统的主体,为老人提供主要的日常生活照顾(Abel,1989;Brody,Poulshock & Mascicchi,1978;Doty,1986;Herrman,1994;Horowitz,1985;
Stoller & Pugliesi,1988)。安杰尔和安杰尔(Angel & Angel,1997)指出,朋友和邻居无疑在购物和交通方面提供不少帮助,但由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未必能够在其他方面为老人提供更多服务。约翰逊和卡泰莱诺(Johnson & Catalano,1983)亦指出,虽然朋友和邻居对于身体健康老人的社会化和互助是重要的,但他们很少照顾孱弱老人。还有一些学者(Cantor 1980;Johnson,1983;O'Bryant,1985;Stoller & Earl,1983)指出,朋友和邻居大多数只在孱弱老人缺乏家庭照顾的情况下才提供照顾。
正是由于家庭成员在照顾老人日常生活上承担了最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也承受着最大的负担或压力。这些负担或压力包括:第一,提供照顾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负担或压力。杜吉(1992)指出,许多研究表明,提供一段时间的照顾之后,照顾的情感和身体压力会导致照顾者及其家人的健康恶化。沉重的照顾压力会破坏家庭的健康和福祉,过重的照顾任务会使一些照顾者遇到短期或长期的身体健康问题。当照顾的责任完全落在一个人的身上时尤其如此。
第二,提供照顾所带来的社会负担或压力。杜吉(1992)认为,由于提供照顾,家庭成员要冒着变得疏离的危险。在他看来,承担照顾角色通常会减少社会联系和闲暇活动。由于有家庭成员需要照顾,所以照顾者会减少拜访朋友的次数。反过来,他们的朋友也会减少拜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金尼(1996)在对照顾后果的比较研究中亦指出,毫无疑问,向老年家庭成员提供照顾会导致负面后果。照顾者同非照顾者的比较显示,则非照顾者相比,照顾者社会功能更差,譬如,对社会活动的满意水平更低、限制更多。
第三,提供照顾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或压力。杜吉(1992)指出,对家庭慢性病成员的长期照顾经常伴随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照顾的成本包括用于照顾的物品、医药费、调整住房、额外的加热或特殊设备。此外,由于照顾老人不是受薪的工作,所丧失的收入也是一个经济负担。惠特拉奇和诺埃尔卡(Whitlatch & Noelker,1996)也指出,经济压力是提供长期照顾的一个结果。而且,照顾责任通常会导致工作状况改变的事实更加重了这种经济压力。
第四,提供照顾所造成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坎托和利特尔(Cantor & Little,1985)指出,照顾孱弱老人经常出现强大的张力和造成家庭的损毁。大多数照顾者是妇女,尤其是中年妇女,她们一方面要对老人负责,另一方面要对她们自己的家庭负责。杜吉(1992)也指出,提供照顾在家庭内部会产生张力。冲突的产生是因为家庭成员抱怨不被注意。照顾老年家庭成员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尤其是子女和在同一个家庭内生活的人。照顾的负担不仅落在主要照顾者身上,而且也落在家庭所有成员身上。一些家庭成员会感到他们受到忽视。许多照顾者也会感到他们得不到或者没有充分得到受照顾者的赞赏。在一些情况下,压力会毁坏老人和家庭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并影响到所提供之照顾的质量。
第五,提供照顾所造成的照顾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斯通、卡佛拉特和桑格尔(Stone,Cafferat,& Sangl,1987)报告说,由于要提供照顾,在职工人不得不改变工作时间(29%)、减少工作时间(21%)、利用休息时间做没有薪水的工作(19%)。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需要向老年家庭成员提供照顾,一些成年子女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工作岗位(Blieszner & Alley,1990)。
简而言之,尽管家庭在照顾老人日常生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他们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负担或压力。这些负担或压力非常之大,以至于如果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很难继续提供这种照顾。
三、老人正式照顾系统及其演变
随着老人非正式照顾系统,尤其是家庭照顾系统照顾能力的弱化,社会中产生出正式照顾系统(formal care systems)来为老人提供服务。该系统主要由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组成(Angel & Angel,1997;Cantor & Little,1985;Dobelstein & Johnson,1985;Moroney,1998)。它们在解决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问题上也具有重要作用。诚如惠特拉奇和诺埃尔卡(1996)所言,虽然非正式照顾系统是老人最偏爱和最经常使用的援助来源,但正式照顾系统也提供很多支持,尤其是对许多单独居住或没有适当的家人或朋友提供援助的老人。
早期的正式照顾主要为机构照顾,即把有日常生活照顾需求但没有家庭照顾的老人,或者虽有家庭但家人无力提供照顾的老人送入机构,由机构照顾。但机构照顾老人的效果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引致了不少批评。学者认为,机构照顾容易造成社会疏离、非人性化和科层制的管理,也不能实现帮助老人过有意义的生活和达成适应其环境的目的(Wong,1992)。除此之外,机构照顾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政府也想利用一种替代方式(alternative)来纾缓经济压力(Chow,1993;Fast & Kolodinsky et al.,1998)。再者,由于退休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老人亦希望留在自己家里养老(OECD,1996)。
在这种背景下,社区照顾逐渐地取代了机构照顾的主导地位,成为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主流。社区照顾源于英国,是指“为因受到年老、精神不健全、弱智或弱能或五官功能受损等问题影响之人提供服务与支援,使其能在其家庭,或在‘接近家庭环境’之社区内,尽量度过一个自主和独立的生活”(李翊骏,1998)。按照最初的设想,社区照顾是指“在社区中照顾”(care in community),即透过把专业或专门人员安排进社区之中,为居住在自己家里的案主(老人)提供服务(Victor,1994)。但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赋予了社区照顾新的含义,虽然这个时期仍然使用社区照顾这个概念,但其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在社区中照顾演变成“由社区照顾”(care by community),也就是说由非专业或非专门人员志愿地或半有组织地提供照顾(Victor,1994),并且最终演变为“由家庭照顾”(care by family)(Chow,1993)。如此一来,在社区照顾政策于英国实施了30年之后,在1970年代后期,家庭、朋友和邻居等非正式系统的照顾负担日益加重(Walker,1993)。
四、社区照顾的新方向——支持家庭照顾者
由于机构照顾的不尽人意和社区照顾沦为家庭照顾,所以至1970年代,家庭照顾重新成为老年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Bass & Noelker,1997)。不少学者认识到,即使现在,家庭仍然是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主要提供者。格林(Greene,1983)所谓的一旦提供正式照顾,家庭就可能放弃他们的照顾责任的“替代模型”(substitutionmodel)是不成立的(Brody,1981;Horowitz,1985;Noelker & Bass,1987)。周永新(Chow,Nelson 1993)在评论香港的老人社区照顾时也指出:如同马丁·布尔默所说的,“社区照顾”不一定可以“压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顾”,香港的经验表明,正是家庭系统扮演着老人照顾主要提供者的角色。这既是因为大多数老人仍然同他们的子女生活在一起,也是因为政府所提供的家庭服务不能够充分满足需求这个事实。
这也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家庭照顾仍然是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主体,但他们同时又承受着沉重的负担或压力,那么社会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家庭?发展社区照顾显然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和可行的选择。但为了避免社区照顾重蹈覆辙,至少有两点应当格外注意:第一,要理顺社区照顾几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颜文雄(1994)援引艾伦·沃克的观点,把社区照顾有系统地分为三个推行层面:在社区中照顾、由社区照顾和为社区照顾(care for the community)。认为第一个层面是社区照顾的崇高目标,第二个层面是社区照顾的推动基础,第三个层面则是社区照顾的扶助力。在推行方面,应要先有第三个层面,即足够的支持性社区服务,才能积极扶助第二个层面之实践,最后才踏上第一个层面之目的地。所以,大力发展支持性社区服务是推行社区照顾的关键。第二,要调整社区服务的方向。社区照顾固然可以直接以老人为服务对象,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老人所在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透过向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维持家庭的照顾能力,以达到满足老人日常生活照顾需求之目的。不少学者指出,1990年代的主要问题不是家庭是否正在废弃其责任,而是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和使家庭能够继续提供照顾。倘若家庭仍然是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主要方式,那么支持家庭就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帮助家庭的方法(Stone,1991;Dooghe,1992;Kirwin,1991;Topinkova,1994)。
五、支持家庭照顾者的若干方案
随着学术界重新强调家庭照顾的功能,和关注家庭照顾的困境,相应地社会中发展出种种不同的方案(programs),来帮助减少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和减轻非正式照顾系统所受到的侵蚀(Stone,1991)。这些方案被学者们划分成不同类型。布鲁贝克和布鲁贝克(Brubaker & Brubaker,1992)把它们划分成在家庭内部提供的支持(support within family)和在家庭外部提供的支持(support outside family),在家庭内部提供的支持包括主妇服务、送饭服务、暂托服务,在家庭外部提供的支持包括成人日间照顾、交通服务、家庭外暂托服务、辅导和支持小组。佛拉德金和希思(Fradkin & Heath,1992)把它们划分成家庭为本的服务(home-based services)和社区为本的服务(services based in the community),家庭为本的服务包括送饭、家庭健康照顾和家务服务,社区为本的服务包括营养场所、成人日间照顾中心和交通服务。莫罗尼(Moroney,1998)把它们划分成工具(instrumental services)和情感或认知服务(emotional or cognitive services),工具包括传统的照顾服务,譬如身体上的帮助(走路、上下床或楼梯),文书或理财上的帮助,其他的实际帮助(做饭、购物、家务),跟被照顾者交朋友,提供药物、注射和换药等;情感或认知服务包括社会支持小组、辅导和心理治疗等。虽然学者用来分类的概念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实质上是一致的,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社区支持。所谓社区支持是指由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在社区中所提供的服务,提供服务的地点既可以是入户的,也可以是在社区机构中,所提供服务的内容既可以是工具性的,也可以是情感或认知的。具体来讲,这种社区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对我市社区进行抽样选择,主要选择年龄大于65岁而生活不能治理的老年人,将选择的老年人神火社区组成小组,安排文化程度较高,健康知识较为丰富的老年人担任社区健康干预群体的组长,小组设置数目一共15个,将本市的主要生活社区已进行基本覆盖。设置专门的干预组,成员人数根据干预的工作强度进行设置,一般5-15名,并将社区居委会作为护理干预的中心,首先设置其科学、合理的健康干预方案。共选取老人200例,其中男性112例,女性88例,选取老人年龄为64-90岁,平均年龄(71.2±2.1)岁,200名老年人中,46例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初中文化程度老人32名,123名老年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
1.2方法干预组成员在对老年群体干预前、干预中以及干预后都需要对老年人进行全方位身体检查,并在检查之后将体检报告分发到各个老年人手中。由社区组建其的社区医疗服务站负责为老年人解答各种健康问题。
1.2.1检测所有患者老人的活动情况从实施干预开始,老人在每周起床之后即开始进行几步测量,直到老人晚上睡觉。对老人日常活动量进行仔细记录。
1.2.2为每位老人分发健康手册手册中主要包含运动量、心里舒畅以及合理的膳食等,并对干预对象适时进行随访,安排更多的时间和老人进行健康交流,老人的主诉要仔细倾听。
1.2.3组织老人在一起进行健康新的交流在此过程中老人自身也能够相互交流养生经验,社区健康交流可以在一个社区内进行举办,也可以联合多个社区举办。
通过对200名老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包括一般资料、体重、肺活量以及身高和日常行走时间以及身体各项指标等。
2结果
在对社区老人实施护理干预后,接受干预后老人地运动技能指标相对于干预前,老人行走10米所用的时间比较无改善,表明干预之后老人日常行走时间无明显变化,而干预后老人行走10米心率指标相对于干预前更加健康,充分说明社区干预护理对老人健康改善作用较为显著。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