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兽医学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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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853-4；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1-0336-02

中兽医学是我国传统的兽医技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笔者从中兽医学的特点出发，结合近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就如何认识中兽医学的隐性知识及如何将其转变为具体内容的途径进行探讨。

1 中兽医学教学中的隐性知识

在中兽医学教学中，既存在着大量有关具体内容的隐性知识，又存在着有关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行为的隐性知识。认识和理解教学中的隐性知识是整个中兽医学教学目标得以真正实现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教师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中兽医学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1.1 有关中兽医学教学内容的隐性知识

中兽医学教学内容的隐性知识，主要是由中兽医学理论知识的隐性知识所决定的。中兽医学是从宏观角度去研究畜体内在的动态联系和辨证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这决定了中兽医学在很多概念及内容上不同于西兽医学。这些概念及内容对于主要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学生，就形成了学习中的隐性知识。如“证”不同于“症”，它不只是对疾病症状的描述，而是疾病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和诊断的综合概括，同时还提出了治疗方向，因此“对证治疗”也不同于“对症治疗”、“辨病治疗”；又如脏腑，除了指解剖学上的实质脏器外，更重要的是对其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不仅仅是现代解剖学中内脏的概念，中兽医所涉及的肾还应包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

还有一些隐性知识则不能或很难以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示。比如经络能运行气血、沟通上下表里，像网络一样遍布全身，但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经，看不见、摸不着、挖不出；阴阳是对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隐性概括，而不代表任何具体的事物；五行以五为基数来解释万物的生克制化关系；气是具有功能活动的精微物质，在生命活动中表现出多种功能，这些功能也无法直接展现在学生思维中。

1.2 有关教师教授的隐性知识

在中兽医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知识对其本身而言，都很好理解和掌握，而学生却没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教师如果坚持那种满堂灌和一堂言的习惯，往往使内容过于隐性，学生总是受隐性知识的影响，不易想象和理解，接受就更加困难。如：一味地只从文字或语言上去描述阴阳的内容、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而缺乏图形的形象说明和仿真模拟，往往容易造成学生思维障碍，使中兽医学变得枯燥而乏味，缺乏实用性。

2 中兽医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途径

2.1 调整教学次序，注重前后贯通

中兽医学的内容包括理、法、方、药四大部分。笔者认为，中兽医学的教学虽然要给学生传授具体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无可非厚，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思维方式和治学能力的培养[1]，因此中兽医学的教学应按先基础理论（理），后辨证论治（法），再到方药，后到疾病防治的次序，学生更易于接受。

首先，专业的技能是建立在基础理论上的，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强化基础理论知识，只有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之后，对辨证论治的学习才不会难以理解。其次，对辨证和方药来说，应确立“方从法立，以法统方”的思想。中兽医治病，是以辨证为前提，再立法、拟方、选药，若倒行逆施，则使病情加重甚至造成畜禽死亡，且中兽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会因时、因地、因畜而不同，治疗的用药，亦贵在因时、因地、因畜不同，活泼斟情。

同时还应注意，中兽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环紧连一环的，讲解时不仅要分节分段讲解，而且要前后呼应，互相连贯，这样可以使学生加深理解。如在讲解脾胃生理功能特点时，还应该和脾胃病理的辨证、立法、用药治疗联系起来。以胃为例：基本功能之一：胃主和降，胃气以下行为顺；病理上：胃气不降，则出现少食，胃脘胀满或疼痛等；胃气上逆则嗳气频频，呕吐等；治法上：或消胀除满，或降逆止呕；用药：多用和胃、降胃气的药物，如陈皮、莱菔子等。这种教学方法能使所学内容融会贯通，既清楚又方便记忆，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2 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变枯燥为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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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自身存在文化知识基础薄弱、学习动力不足及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力较弱的问题。在专业课教学中，若仍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师只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则难以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作为高职动物医学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中兽医学》更是如此。《中兽医学》作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兽医学遗产的重要学科，在动物疾病防治、促生长和保健等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但中国传统兽医学抽象且深奥，导致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倍感困惑。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掌握更多的中兽医实用技能，满足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让《中兽医学》这一宝贵遗产得以更好地继承与发扬值得重视。

一、课程简介及现状分析

《中兽医学》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同动物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形成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的诊疗手段，其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诊法、方药和针灸等部分。中国传统兽医学具有方便、治疗成本低、疗效高、毒副作用少、药物残留低、对畜产品品质无不良影响等优势[1]。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及对绿色健康食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传统兽医学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虽然中兽医专业已发展成为具有培养本科、硕士、博士等高层次教育的一个专业，但从培养目标看，这些高层次中兽医人才主要从事学术科研，基本上已脱离中兽医临床诊疗活动，能够运用中兽医传统诊疗技术的人才少之甚少，中兽医许多宝贵的技术和经验已经或正在随着老一代中兽医工作者的相继离世而消失[2]。以培养高层次的“技能型”和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必须承担起应用和传承使命。高职动物医学专业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并承担这一使命，增强《中兽医学》教学效果，培养更多的中兽医“技能型”人才。

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及方法

受传统学科教学模式的影响，很多高职院校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痕迹明显，过于重视教师的教，轻视学生的学和做，严重不符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陈旧落后、教学模式单一死板，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弱。为培养合格的中兽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必须调整教学模式及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1.调整教学模式

关铜等[3]通过采用理实一体、工学结合、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获得显著的教学效果。吸取前人经验并结合《中兽医学》这门课的性质与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在中兽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中，由于中兽医基础理论深奥且抽象，相对来说枯燥乏味，如将阴阳、五行之间的变化及其他中兽医基础理论通过图像、动画展示，并让学生课下提前观看，让学生带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及问题进入课堂，这种课外自学与课内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必然会增强中兽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效果；而对于中兽医辨证论治的学习，则可以采取临床实践教学模式完成。

2.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学手段的不断更新，一些先进教学方法不断涌现，包括现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实验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参观法、角色扮演法等[4]。在中兽医教学过程中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比如在动物穴位认知教学中，可以采用模拟教学法，模拟明确标注穴位的动物模型，供学生进行辨认穴位学习；对于实践性较强的中兽医诊疗技术，可以采用现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认识寒证、热证临床症状的教学中，可以采用实验造模法；在中草药认知的教学中，可采用参观法，带领学生亲临中草药种植基地或中草药标本馆识别相应中草药。

三、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

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教学中亦被广泛运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我国高职教育教学顺应潮流，兴起主要以计算机和多媒体为代表的信息化教学。这种借助信息技术开展的教学，在教学方式上灵活生动，在教学设计上丰富充实，在促进学生主动掌握技能上起着重要作用，在增强教学效果上发挥极大的作用，并有效地激发和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有机结合。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是实现信息化教学的基础，能促进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实现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关键。将媒体素材、网络课程、微课等优质信息化教学资源应用到高职《中兽医学》的教学当中，必然会增强中国传统兽医学的教学效果，培养更多的中兽医“技能型”人才。

1.媒体素材的应用

媒体素材主要包括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在教师枯燥的讲授中插入具有极强的视觉表现力和丰富的感染力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媒体素材，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5]。比如在阴阳五行的教学中，由于阴阳五行的概念及变化规律比较抽象，教师可在网上选取相应的图形图像，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剪切代替乏味的描述；在经络学说的教学中，由于经络的走向与分布相当复杂，教师可选用或制作相应的动画让学生清晰地观察经络的走向及分布；在中兽医“四诊”教学中，特别是“闻诊”中闻声音的教学，即听各种动物的叫声、呼吸音、咀嚼、咳嗽、肠音等，如将各种动物的正常及病理声音录成音频，会更容易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的，让学生更牢固地掌握闻诊技术。

2.网络课程的应用

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学习内容并实施教学活动的网络化学习环境[6]。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的优势，将网络课程融合到《中兽医学》教学中，将传统课堂的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得听什么，不想听也得听的局面根本扭转。通过《中兽医学》网络课程的开发与应用，学生可以自己选取学习相关技能，并将听不懂的内容在课堂下反复学习，直到弄懂为止，对于《中兽医学》学习当中的疑惑之处亦可以在网上相互交流、讨论。由于网络课程交互性较强，学生的选择权较大，促使学生将被动学习转为自主学习，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中兽医学》相关教学内容的课题讲授时间，以便捷的方式传录中国传统兽医学的相关技能，间接增强《中兽医学》的教学效果。

3.微课的应用

微课作为信息化环境下一种新兴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主要以流媒体技术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制成十分钟以内短视频的形式开展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7]。通过微课，学生在课下可以自主学习，如果在学习中遇到困惑，就可以通过暂停、倒退、重放的形式帮助解决困惑，实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记录下来，方便教师堂上提供指导，具有翻转课堂中国化的味道，与高职教育特点相符合。比如在施针技术及电针仪的使用等技能教学中，如将这些技术制成微课，使学生在自己的手机、电脑上随时随地开展这些技能的学习，必然会促使中兽医技能得到广泛传播。

上述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使教学从呆板变得生动、学生的学习方式从固定变得灵活，学习过程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在增强学生获取信息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等方面，信息化教学资源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应用只能作为服务于教学的一种手段，绝不可用手段代替内容和目标，这就要求教师在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之时要保证信息化教学资源的有效性，才能实现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高效使用[8]。另外，信息化教学资源需要共建与共享才能充分保证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高效使用，才能使信息化教学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结语

《中兽医学》作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兽医学遗产的重要学科，在动物保健和疾病防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目前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学严重偏向学术与科研，基本上已脱离中兽医临床诊疗活动。面对这一局势，培养合格的中兽医“技能型”人才，是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及方法、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才能不断增强《中兽医学》教学效果，以期培养更多的中兽医“技能型”人才，将中国传统兽医学的精髓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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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铜，龙建刚，宋禾，等.高职高专中兽医教学改革与创新初探[J].中兽医医药杂志，2013（3）：74-77.

[4]王前新，卢红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53-172.

[5]解慧梅，张君胜，苏治国，等.高职中兽医教学法的探索[J].中国兽医杂志，2013（11）：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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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动物解剖学；畜牧兽医；教学创新

动物解剖学是畜牧兽医专业当中的一项基础课程，因此加强动物解剖学的教学创新，能够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动物解剖学是研究禽类与家畜基本形态以及其内在构造的一门科学学科。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需要对动物解剖学进行学习，才能够了解禽类与家畜的基本状况，从而掌握其专业知识。但是随着近年来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牧兽医专业的动物解剖学教学也出现了教学质量下降的状况，很多教学方面出现了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方法落后的问题。因此，探索畜牧兽医专业中的动物解剖学教学创新，有助于推动畜牧兽医学专业的发展。

1培养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

当前在我国食品领域出现了不少安全问题，如苏丹红、瘦肉精等，因此强化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提升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才能够让他们真正学以致用，为人民群众培育出更好的禽类与家畜，为社会主义的畜牧兽医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有良好的技术和实践能力，但是不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也不可能让他们真正的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因此在畜牧兽医专业的日常课程教学中，特别是在动物解剖学教学中，应该适当地加入职业道德的元素，帮助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从而为社会造福、为人民群众造福。

2培养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学习方式

首先，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动物解剖学的专业名词和概念。动物解剖学当中涉及到许多的专业概念和知识，这些东西想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才能够进行记忆。动物解剖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帮助学生掌握动物解剖学中较为复杂的概念，从而让他们更加顺利地掌握专业的动物解剖学名词。比如动物解剖学当中的鼻窦这一种概念，主要是指动物的鼻腔两侧的结构，对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而言，鼻窦这一概念就需要他们通过分解的方式，认识其主要结构，从而帮助动物解剖学概念的分解。

动物解剖学需要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进一步认识基础概念，这就需要动物解剖学的教师帮助学生分解这一基础概念中的构成，让学生全面掌握这一基础概念。其次，动物解剖学当中需要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不同禽畜器官的解剖结构，包括其结构、形态等。对于动物解剖学当中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解剖学结构，单纯从理论的角度让学生进行认知，可能他们没办法形成具体形象的理解。因此，动物解剖学的教师应该结合标本挂图或者是动物尸体，进而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动物的解剖结构。这需要在教学方法上面进行突破，也只有通过各种不同的标本或者活体认知的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更快地掌握动物解剖学的相关概念。

最后，动物解剖学的教学当中，需要帮助学生认识各个动物的细胞器官结构。由于很多细胞结构都是无法直接用肉眼进行观察，所以需要动物解剖学的教师通过标本等方式，让学生通过显微镜等途径进行观察，从而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在不同情况下，动物的细胞器官结构所产生的改变以及其包含的特征。这样能够帮助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认识动物的微观结构，从而帮助他们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知识。

3结束语

对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而言，认真学习好动物解剖学的专业知识，对他们形成牢固的专业知识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动物解剖学的教学方法上，应该尽可能地创新各种方式，通过标本、活体等不同的方式，让畜牧兽医学的学生更进一步的掌握动物解剖学的有关概念，从而让动物解剖学的课程更加具备创新性。参考文献

[1]董玉兰，等.以提升综合能力为基础的《动物解剖学》实验课程体系改革[J].家畜生态学报，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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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852.3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地域辽阔，中草药资源丰富，几千年来，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于防治畜禽疫病，保障畜牧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兽医中药学，是专门研究中兽药的基本理论和各种中兽药的品种来源、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是中兽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校牧医工程学院自2001年设立兽药制剂专业，兽医中药学是该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唯一的中兽医体系的课程，该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兽药人才。从而更好地防治畜禽疫病，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在长期的兽医中药学教学过程中，逐渐发现学生在这门课程学习中，存在不少问题。由于中兽医学的理论体系有别于西兽医的思维模式，而多数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现代兽医的思维模式和内容，因此，若是按照中医药院校讲授这门课程的方法，学生很难接受，教学效果也很难保证，更谈不到以后的工作学习中的灵活应用。此外，因为没有其它的中兽医临床如方剂学课程，不少已经毕业的学生反馈，工作中很多地方需要用到中兽药相关的内容，却苦于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针对学生提到的上述问题，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农业院校特点，进行如下教学改革。

1贴近生活，提高学生学习中兽药的兴趣

第一堂课，以“药食同源”为引子，以学生日常生活过程中接触到的中兽药为开篇，如山药、大枣、生姜、大蒜、芫荽、蜂蜜、葱白等，让学生对中兽药的神秘、空洞、毫无概念，很快变成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等，很快提起全班同学的学习兴趣。

在讲到中兽药四性基础理论，寒热温凉，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如服用薄荷之后是清凉的感觉；喝了姜汤水胃部会有温热的感觉等等，引出药物寒热温凉四性以及药物的归经的概念，同时提出“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的中医总的治疗原则，即病人体寒，需要热性的药物进行治疗；病人体热，则使用寒性的药物。也就是说，药物的性质和疾病的性质是相反的。薄荷能够用于外感风热引起的发热、头痛、微恶风寒等外感风热表证，因此为寒凉之性；而干姜对腹中冷痛、脉沉无力等里寒证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因此为温热之性。通过这些具体的例子，学生很快明白，中兽医、中兽药离他们并不遥远，学习起来比较轻松，学习的兴趣也愈加浓厚。

在学习到具体药物以后，带领学生到专门的中医院大学中药标本室进行参观，玲琅满目的植物标本、动物标本、矿物标本，栩栩如生的的水浸标本室，如进了天然植物园，一排排的腊叶标本，让学生们大开眼界，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如此繁多的中药，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记住是很难的。在理论教学中，每讲到一个重点药物，即将这个药物的原植物、饮片、果实和种子等在幻灯上进行展示，学生通过实物和图片两次的认识，印象进一步加深。尤其有些中药是平常在校园中常见的植物，或者是学生在田地里见到过的、或者是吃过的食物，学生对该药物的兴趣就大大增加。学生一看到这些常见的植物，竟然是传说中的治疗某种疾病的药物，通过这种多层次、立体的学习，学生学到的是看得见、摸的着的实实在在有用的知识，学习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我们大家常见的柳树皮，早在200多年前，英国就有医生使用它治疗风湿痛。而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镇痛药物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乙酰水杨酸最初也是从柳树皮中提取出来的，他们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学生们很快将这类药物牢牢的记住了。另外，鼓励学生留意自己家乡周围的中草药，可将采集的中草药或者照片带到学校，让不同地区的同学互相认识不同产地的中药原植物；鼓励学生业余时间去中药店、中药材市场去识别中药，去兽药市场认识中兽药相关的制剂，让学生明白学有所用，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2加强过程管理，监督学生学好每一堂课

学生入门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兽药涉及的药物非常多，需要学生掌握熟悉的药物也非常多，在这部分的学习中，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容多、难记忆、枯燥乏味和容易遗忘。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各论学习中的具体问题，我们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尽量让学生能够反复记忆，抓住学习重点，掌握中兽医的精髓。

2.1学好章节概述

我们所用教材是按药物的主要功效来分类，在每一章的概述部分，是以本章所有药物的功效为核心，概括出来的共性和要点，学好了章节概述，在学习具体药物时，就不需要重复记忆和学习，只需比较和共性部分差异的内容。记住了本章药物的功效和主治，就记住了本章药物最为核心的内容。例如：化湿药物，都具有化湿和中的功效，用于湿阻中焦脾胃所致的脘腹痞满、恶心呕吐、食少体倦、大便溏薄，舌苔白腻等，而在苍术、藿香、厚朴、佩兰、草果等药下，就不必反复记忆功效主治方面的这些重复内容，只需找出各个药物的特点和差异。通过这样学习，学生只要知道了某个药物（下转第64页）（上接第55页）在那个章节，就知道了这个药物最为重要的用途，然后再学习特殊的用途，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2.2 10分钟课前测

随着手机在大学生的普及，发现很多的学生在课前玩手机，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利用好这段时间，引导学生进行碎片时间的学习，上课前10分钟，进行课前测验。这样一来，早到教室的学生会很好地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上次课程的复习，积少成多，而十分钟的测验，是对学生前面课程的检查，也对没有好好复习的学生是个很好的鞭策，学生普遍反应这种方法对克服惰性非常有效，同时也避免了期末考试前的无所适从。

2.3穿插著名的中兽药方剂

方由药成，药为方统。在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中，中药学的学习是基础，后续是方剂学的学习，我校兽药制剂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和中兽药相关的课程只有中兽药一门课程，相当一部分学生到了中兽药相关的企业，需要用到方剂学的知识，为了让学生真正的学有所用，在讲授到具体的中兽药的过程中，给学生穿插相关的著名方剂，特别有代表性的，会给学生讲该方剂的来源，如何选择药物，君臣佐使如何搭配，遇到不同的病症，如何在原方的基础上进行改动方剂等等。比如许多中药的功效、主治与方剂的功能主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方剂中的君药常常体现了方剂的主要功效特点。比如麻黄作为君药，配伍桂枝、苦杏仁、甘草组成的麻黄汤，具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的特点，治疗因为风寒素表，肺气不宣引起的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咳喘等。而在三拗汤、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中，麻黄则主要发挥开宣肺气，散风寒平喘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讲解，一方面学生掌握了麻黄这个药物主要的功效和应用，同时也对该药物相关的方剂有了很好的认识理解。而这些内容，又会实实在在的应用于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中。

参考文献

[1] 赵越，贾真，韩彬，等.中药与方剂的相关性在《中药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J].中医杂志，2011，52（7）：627-629.

[2] 田春，张德显，汉丽梅，等.动物药学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模式[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4，16（4）：45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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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西兽医药学的特点就是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不论是疫苗接种预防还是抗病原体与代谢病等，其都是针对某一种病因进行的防治；西兽医处方也有多种药物或疫苗等的应用，但他们都是针对不同病因而各行其是，不像中药处方是根据君臣佐使理论将其组成一个整体来使用，其优势是分工明确、针对性强，在防治简单性的单一病因疾病，尤其是在急性病症的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性疾病（如混合感染、病原体变异、复杂性成因与慢性病症等），其有效性受到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其一，猪瘟疫苗正常使用对猪瘟有很不错的预防效果，而如果与蓝耳病、圆环病毒、附红细胞体病等发生混合感染，或者是饲喂霉变饲料、猪慢性中毒等引起猪免疫力降低或免疫抑制，即可不同程度地导致猪瘟疫苗免疫预防失败。牛疱疹病毒4（BoHV-4）可能既不直接引起乳房炎，在乳房炎发生过程中也不起作用，但当乳房已经发生细菌感染，其在乳房免疫细胞和（或）乳导管上皮细胞中复制，则可能造成更严重、时间更长的乳房炎[1]。奶牛群乳房炎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与其饲料中的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E、硒、锌、铜的含量有关，奶牛日粮中单独添加或共同使用这些抗氧化性微量养分可以增强机体对乳房炎的抵抗力[2]。

其二，有研究表明，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与抗生素后白细胞增效作用（post-antibiotic leukocyte effect，PALE）不仅与抗菌药物的种类、浓度、细菌的种类、数量以及与药物的接触时间等有关，而且还取决于机体的不同生理、病理状态等。抗生素的作用无论多么强大，最后杀灭和彻底清除微生物还有赖于机体健全的免疫功能，机体免疫功能状态良好、抗生素选择适当，则可迅速、彻底地杀灭、清除病原微生物；反之，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抗生素无论如何有用，也难以彻底杀灭并清除病原微生物。此外，脓肿形成、抑制抗生素的物质产生，或者在实验室条件下没有表现出来，但在动物活体中产生的毒素等等，使实验室药敏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常常不一致。而在实践中，人们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往往都是一味地强调抗菌抗病毒感染，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的存在与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特点，使其认识与处理在不同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从而使临床疗效时好时坏，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加大药物用量或延长用药时间，导致增加药物的临床毒副反应与残留，却并不能改善与提高其临床疗效[3]。这也许就是西兽医药在急性病症及其初期的防治中多能屡建奇功，而疾病一旦转为慢性或者是病程拖延较久的慢性病和现代疑难杂症，其防治效果就不甚理想且临床毒副反应也比较明显的原因。

其三，牛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谱广，可感染50多种哺乳动物和25种禽类，可在人和动物间相互传播，其病原不仅有可能来自于家畜与家禽，还有可能来自于野生禽鸟或野生动物如獾属动物（badgers）等，使其以消除病原为主要手段的净化措施不仅代价昂贵，而且难度也非常大。欧美等大多数国家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仍没有实现完全净化的目标。欧美国家实施牛结核根除计划已有40余年，欧洲多个国家（如丹麦、比利时、挪威、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虽已声明消灭了牛结核，英国、法国、美国等宣称已控制牛结核，但至今尚无任何国家获得OIE“无结核”认可[4]。

其四，不仅临床医学是这样，而且基础医药学乃至整个生物学都同样面临着如此的困境与挑战。如Science在2011年9月与10月分别发表社论指出[5，6]：人类基因组大约有2.1万个不同蛋白质编码，而现在，这些基因产品近一半的功能只能靠猜测来获得，即使我们知道某一种特定蛋白质的准确功能与结构，把其导入常常具有极其复杂相互作用的细胞后，就像药物治疗一样，其结果也很难预料。今天，基因组技术可以对人体基因组进行常规的扫描，以探讨任何紊乱的遗传改变，有2000种以上的单基因疾病已经用这种方法得到阐明。然而，尽管发现引起剩余2000种孟德尔疾病的遗传学改变在可及的范围内似乎唾手可得，人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普通病、慢性病与复杂性疾病中要获得类似的理解是令人失望的。再如，由于生物体外试验与其要模拟的体内试验系统缺乏一致性，现代药物研究中的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组合化学（combinatorial chemistry）、基因组学（genomics）、蛋白组学（proteomics）与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等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新产品，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干细胞研究（stem-cell research）、DNA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与癌症疫苗等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采用一种病毒蛋白的肽片段开发疫苗的简单化方法也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等等[7]。

2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看中兽医药学特点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鉴于经典科学每每在近乎于圆满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出错，从而在对其认识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传统科学（经典科学）虽然也强调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但由于其多习惯于“单因素线性分析”的认识方法，使其更擅长于对“单一因素作用”的线性认识与把握，而对复杂系统中的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则认识不足，从而使其对慢性、复杂性疾病的认识、把握与处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鉴于此，复杂性科学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得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线性”与“物质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其本身，更是由其所处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初始条件所决定的”等不同于传统科学的认识，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与“一次世界观的转变”（A Worldview Shift）[8]。复杂性科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研究、认识与处理动物疾病时，我们不仅要重视病原微生物感染等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还要重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的“初始条件”。例如，根据现代科学认识，感冒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但其发生、发展与转归却和气候变化与机体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气候变化与个体常常会有不同发生与转归或继发感染；奶牛乳房炎在不同牛场不仅病原体谱系不一样，而且其群体发病率与发病程度也会因不同的饲养管理水平而有很大的差异；临床实际中的许多动物感染性疾病有时很难治愈，而在实验室中要人工感染发病却也并不容易，不仅要求要用无特定病原的敏感动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采用一定的措施，使动物处于应激或免疫抑制状态下才能发病；实验室人工发病大多是急性典型发作，而临床病例发病却常常是多种多样，有时常见慢性非典型发作，防治起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众所周知，中兽医药学的特点是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而中兽医药学不仅在整体观念中强调动物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更是用辨证施治的方法保证了其整体观念认识的落实。中兽医药学的“证候”是动物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只与某一种因素或组织器官相联系，往往被认为不科学，但根据复杂性科学来讲，其作为各种因素或物质进一步作用的“初始条件”，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一，由多因素共同决定。这一方面导致了疾病发生、发展与表现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却又使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即决定疾病的各种因素组合也许是变化不定的，但其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病理状态或证候，反复出现却也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病理状态或证候的出现规律进行认识与把握，从而达到认识与把握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综合规律的目标[9]。其二，由于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是针对病理状态（证候）这一不同的“初始条件”进行认识、把握与处理的，使其作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等复杂性科学的认识特点，不仅其药味要随证而变化与加减，而且每一种药物的用量在不同处方中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与西医学“致病因素与药物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例如，一般0.2mg乌头碱就可引起人中毒、2～6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医在临床上对心衰进行辨证施治，在不同的证候状态下和处方配伍中，附子用量从0.3g到600g，其间相差2000倍，却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而无毒副反应[10]。其三，中药的复方配伍与炮制等也对中药的疗效与毒性具有很大的影响，使其“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而不同于西药的各自为战或两种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有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关木通加六味地黄丸与关木通加滋阴药的配伍，均能显著减少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对具体致病因素及其组织结构认识的不足。正因为这样，使得中兽医药学千百年来也没有筛选与开发出像现代抗菌与抗寄生虫药物等以及针对具体致病因素的特异性高、作用强的防治药物与方法。如温病学向称湿温缠绵难愈，因湿邪重着黏腻，湿与热合，如油入面；但诸如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杆菌病等湿温类温病，今天已知并非“缠绵难愈”，用特效抗生素治疗多能迅速遏制病情。再如，虽然种痘术首先发明于中国，它可以说是免疫学的先驱，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与成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传染病与感染性疾病防治的彻底改观，却是在西方的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理论建立与发展起来之后实现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定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认识的优势与重要性，因为它不仅与西兽医药学的辨病防治有所不同，而且更是对后者具有重要的补缺作用。

3 转变科学观念，科学合理使用中西药物

中西兽医结合的几十年实践证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仅可以克服中兽医无证可辨与西兽医无病可识之不足，而且能够显著地提高和改善中西药物的临床疗效，其在初期可以说是尽显优势；然而，由于“病”、“证”两张皮，尤其是在经典科学理念的主导下，中西兽医药学悬殊对决，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的概念不断被强化，而证的理念则愈来愈被弱化，前者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而后者则是逐渐枯竭乃至消亡，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了见什么病用什么药的“对号入座”，结果，中兽药研究、开发与使用中的“重药轻医”或“废医存药”思想日益盛行，不仅影响了中兽药的临床疗效，使其走向了反面，而且也严重地干扰与影响了中西兽医药学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一方面，畜禽疾病愈来愈复杂且难以防治，西兽医药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兽医药学在临床上日渐衰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等国外中兽医药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治疗动物疑难病症方面屡有报道。如澳大利亚Ferguson博士2008年报道，一例患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的哈巴狗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兽医院经过2个月的西药治疗后，出现体重减轻、肌肉萎缩无力、精神忧郁嗜睡、腹部肿大坚硬、几乎不能行走等现象，主管兽医师认为，该狗对药物反应迟钝，预后不良――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失控，怀疑可能有顽固性疾病或其他潜在性肿瘤疾病，而转诊后根据中兽医辨证施治，其耳鼻冰凉、口舌苍白稍有湿润、脉沉迟、腹部肿胀、大便稀、昏睡、肌萎缩等，被诊为中焦虚寒（脾气脾阳两虚），治疗采用理中丸配合针刺百会、足三里、阴陵泉、胃俞穴等，同时停用甲硝唑与硫唑嘌呤，减半并逐渐停用泼尼松与螺内酯，经过3个月的治疗，该哈巴狗逐渐恢复了健康[14]。因此，要转变科学观念，改变以往传统科学一统天下的片面做法，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这也许才是中西药物科学合理使用的首要前提。

3.1 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重视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

由于临床实际中的各种条件不像在实验室中可以进行严格的人为控制，使得临床实际中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要远比实验室人工发病复杂得多，尤其是慢性病症与疾病的后期，没有一个相对简单而又突出的主要因素，或者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变化性比较大，其作用结果有时比各种因素本身显得还要重要，这使得我们在畜禽疾病防治中不仅要重视对主要因素的认识与处理，也要关注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变化。如仔猪水肿病的防治，除疫苗与抗病原体药物应用外，其关键还在于改善饲养管理，饲料营养要全面、蛋白质含量不能过高；加强断奶前后仔猪的饲养管理，提早补料，训练采食，断奶不要太突然，饲料喂量要逐渐增加，防止饲料单一或营养过于浓厚，增加维生素丰富的饲料；病初投服适量缓泻盐类泻剂，促进胃肠蠕动和分泌，以排出肠内容物等。奶牛乳房炎的防治既要考虑病原感染因素，也要重视饲养管理、环境卫生、季节气候变化以及不同牛场对病原体谱系与奶牛机体的影响，进行综合防治。疫苗与抗生素应用，既要考虑病原的针对性与敏感性，也要重视机体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在保障准确规范应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穴位注射或与针灸与中药等配伍使用，以提高其临床应用的效果。

3.2 重视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认识方法上也对西兽医药学具有很大的补充性。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说，与西兽医药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相比较，其“多因素整体综合分析”属于更高级的认识[15]，这也就是为什么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经验与知识的总结方式，而且从今天的认识来说也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应该重视对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以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如研究发现，虚证患者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壮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虚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机体的细胞免疫，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而殊不知，清热解毒药也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当然不是针对虚证状态而言的。从免疫调节的角度来说，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具有免疫增强作用或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其中既有多种补益类药物，也包括多种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利水等类的中药及其复方药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临床上就可以不加区别地应用这些药物[3]。

3.3 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学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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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半仿生提取 中药成分 复方中药

中药成分的提取向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尤其是中药复方成分的提取，更是需要涉及到许多相关学科，兼容并包。用何种思路和方法将中药的药效物质最大限度地提取出来，以保持其原有的疗效，是中药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目前，对中药药效物质的提取研究，多采用水提法、水提醇沉法、醇提法等，且往往只以某种单体成分或指标成分为指标选择提取工艺和控制提取物的质量，有的直接提取中药的某种单体成分。从大医学的角度看，这种以单体成分为依据的提取值得鼓励，因为它对认识中药的某种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十分有利，也可以从微观上说明中药的某些药理作用机制，使制成的制剂更精确化、量化，有利于进一步走人工合成的道路。但是它忽视了中药中各种成分的层次性、联系性，不能体现中药的整体作用，更不符合中医临床用药的综合成分作用的特点。

1995年张兆旺等［1］利用“灰思维方式”提出了“半仿生提取法(Semi-bionic Extraction Method，简称SBE法)”的中药提取新概念。从思维上看源渊于仿生学原理，具体方法是模拟口服药经胃肠道环境转运原理而设计，目的是尽可能地保留原药中的有效成分（包括在体内有效的代谢物、水解物、鳌合物或新的化合物），打破了以往只提取单一有效成分的西医西药模式，符合中医药传统哲学的整体现、系统观，体现了中医药多种成分复合作用的特点。

1 概念

“半仿生提取法”在提取工艺的设计中坚持“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机体药效学反应”的观点，是一种将整体药物研究法与分子药物研究法相结合，从生物药剂学的角度，模拟口服给药及药物经胃肠道转运的原理，为经消化道给药的中药制剂设计了一种新的提取工艺［2］。具体是将提取液的酸碱度加以生理模仿，分别用近似胃和肠道的酸碱水溶液煎煮2～3次的新的中药提取法。既考虑到活性混合成分，又以单体成指标，不仅充分发挥混合物的综合作用，又能利用单体成分控制制剂质量，已对多复方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了SBE法优于其他提取方法。但其不足之处是高温煎煮，对有效成分有破坏。

2 原理

在以往实践与构想的基础上，明确提高到建立一种中药的仿生提取方法，即综合运用了化学仿生（人工胃、人工肠）与医学仿生（酶的应用）的原理，又将整体药物研究（半仿生提取法所得提取物更接近药物在体内达到平衡后的有效成分群）与分子药物研究法（以某一单体为指标）相结合。是将生物技术手段应用到中药研究的尝试，集中体现了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整体观、系统观。恰与著名的生物学家贝培朗菲著名的定律“整体作用大于各孤立部分作用的总和”相吻合。

3 方法

以人工胃、人工肠为基础，依据正交实验法或均匀设计法、比例分割法，优选最佳条件（例如：pH、温度、时间、酶/底物浓度等），并加以搅拌设备（模拟胃肠道蠕动）。具体应用到生物药和植物药可根据具体情况改换某个因素。例如，对于生物药，由于酸性中胃蛋白酶水解后存在大量H+，给后续的工艺带来麻烦，如有腥味，制成的药物口感也不好。胃蛋白酶的水解不是一个必要步骤，可将胃蛋白酶改为木瓜酶，既可免除胃蛋白酶的腥味，又因木瓜酶为非专一性酶，可水解成更多的氨基酸、小分子肽。对于植物药可以纤维素酶代胃蛋白酶，对水解植物纤维更有利。食物中蛋白质最终水解为氨基酸才吸收，水解的二肽、三肽还有另外的吸收途径；此外，还可能有另外的水解产物。

4 应用

陈晓娟等［3］为优选杜仲叶中绿原酸和黄酮提取最佳工艺，以绿原酸和黄酮含量为考察指标，通过正交实验对半仿生法和酶法两种提取方法进行了优化和比较。半仿生法的工艺条件为：杜仲叶为原料，以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的缓冲溶液作为提取液，m（杜仲叶）∶m（提取液）= 1∶20，提取液pH 分别为2. 0，7. 5，8. 3，在70 ℃，提取1 h/次，提取3 次。果胶酶提取的工艺条件为：杜仲叶为原料，以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的缓冲溶液作为提取液，m（杜仲叶）∶m（提取液）= 1∶15，果胶酶酶解温度为60 ℃；提取液pH 为3. 6；每5 g 杜仲叶中加入质量分数为0. 5%果胶酶1. 5 ml，酶解2 h 后，升温至80 ℃，1 h/次，提取3 次。在此条件下， 半仿生法提取杜仲叶中绿原酸和黄酮，绿原酸的得率达1. 44%，黄酮得率达0. 044%，都比酶法提取的绿原酸得率1. 29%和黄酮得率0. 043%高。半仿生法提取与酶法提取相比提取成本低，耗能低，可以提取和保留更多的有效成分，得到含药理指标高的活性混合成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提取方法，为提取杜仲叶中绿原酸和黄酮提供了重要参考。

彭智聪等［4］以清上蠲痛汤为例，与常规煎药法（CD法）进行比较，探讨半仿生煎药法（SBD法）对小鼠止痛作用的影响。清上蠲痛汤口服，对电刺激引起小鼠尾部的疼痛有镇痛作用，且镇痛时间较长，在60～90 min时达到镇痛作用高峰。实验结果证明对清上蠲痛汤而言，半仿生煎药法的止痛作用优于常规煎药法，使药物的生理效应更好。

张学兰等［5］对交泰丸作半仿生提取法（SBE法）、水提取法(WE法)、半仿生提取醇沉法（SBAE法）、水提取醇沉法（WAE法)4种方法提取液的成分比较，结果4种方法提取液5个指标成分（小檗碱、肉桂酸、总生物碱、挥发油、干浸膏量）的综合评价值为：SBE液>WE液>SBAE液>WAE液。SBE液中小檗碱、总生物碱、挥发油的转移率均大于50%。4种方法提取液与黄连对照药材层析行为基本一致。但SBE液与WE液中挥发油的气相色谱有差异。气相色谱表明，SBE液与WE液中挥发油主成分相同，但各组分的相对含量有差异：油中主要有效成分桂皮醛的相对含量呈现出SBE液为89.15%， WE为83.66%。

修彦凤等［6］对参附汤方药半仿生提取法（SBE法）、半仿生提取醇沉法(SBAE法)、水提取法(WE法)、水提取醇沉法(WAE法)4种方法提取液的指标成分含量比较。以人参二醇、人参三醇、总生物碱、酯型生物碱、丹参酮ⅡA、原儿茶醛、总糖、干浸膏为指标，根据SBE法理论和附子炮制原理，综合评价指标：SBE液>WE液>SBAE液>WAE液。验证了SBE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刘娟等［7］为了探讨半仿生法提取中药羊藿、补骨脂对小鼠的性激素样作用，将中药羊藿、补骨脂用半仿生法提取和常规水煎提取，并用器官重盘法对未成熟小鼠进行性激素样作用探讨。结果表明羊藿、补骨脂均有性激素样作用，实验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有极显著差异(P

周淑贞等［8］在新促孕液分煎合煎方式优选时，将新促孕液的4种组分药排列成15种组合，分别用半仿生法提取，以成品药液的羊藿苷、小檗碱、总生物碱和干浸膏的含量以及高效液相色谱图中成分峰的总积分面积为指标综合判定提取效果。在15种药材组合方式中，以第10种组合(黄柏与羊藿合煎，益母草和红花合煎，然后合并)的提取液综合评价指标最高，表明此种组合的提取效果最好。为确立SBE法提取新促孕液的工艺流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惠建国等［9］选择半仿生提取法提取痢必灵片方药的最佳药材组合方式。将方中3味药物组合成5组，用半仿生提取法提取，以苦参碱、苦参总碱、芍药苷、干浸膏得率等为指标进行综合评判。对不同药材组合提取液中的指标成分进行定量研究，测定结果经标准化处理，综合评价指标最高为(A＋B＋C)，故提取时，选择苦参、白芍、木香3药合煎的组合方式。

霍丹群等［10］在为葛根复方(葛根、川芍、山楂、槐花米、麦冬、甘草等)研究半仿生提取工艺时，以葛根黄酮得率为指标，在粒度、提取次数、提取工艺、浸渍剂浓度等条件相同时，考虑乙醇溶液pH值、提取时间、提取温度、配伍比例选用L16(45)正交进行实验，确定最佳提取工艺。结果为第1煎提取液pH为7，第2煎提取液pH为11，提取温度为85℃，提取时间为4h，配伍比例为4∶3∶3∶2∶2∶2(葛根∶川芎∶山楂∶槐花米∶麦冬∶甘草)。葛根类黄酮分子中含有较多的酚羟基和醇羟基，而山楂、槐花米中的芦丁等物质含有较多的酚羟基和芸香糖基。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易发生缩合反应，引入亲水性羟基和糖基，使得物质亲水性增强，易于溶出；当进入生物体内后，易于透过生物膜，提高其生物利用度，从而提高疗效。

张学兰等［11］在选择交泰丸方药提取时药材的最佳组合方式时，将方药组合成两组(AB和A＋B)，用半仿生提取法提取，提取液作小檗碱、肉桂酸、总生物碱、挥发油、干浸膏量的测定及甲醇精制液的薄层色谱、挥发油的气相色谱比较，结果5个指标成分的含量为：A + B>AB；2种组合提取液的薄层色谱无明显差异，但挥发油的气相色谱有差异，油中主要有效成分桂皮醛的相对含量，AB较A+B明显降低。综合以上实验结果，认为交泰丸方药半仿生提取时以黄连、肉桂分别提取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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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义

半仿生提取法主要是针对口服给药的提取，将原料药经模拟人体胃肠道环境，克服了半仿生提取法的高温煎煮易破坏有效成分的缺点，又增加了酶解的优势。多数药物是弱有机酸或弱有机碱，在体液中有分子型和离子型。根据人体消化道的生理特点，消化管与血管间的生物膜是类脂质膜，允许脂溶性物质通过，分子型药物更容易吸收。

小肠是药物被吸收的主要部位，增加药物的溶解度是最重要的。这与药物的酸碱提取法有本质的不同，酸碱法仅是增加某个有效单体的溶解度，而半仿生提取法则是增加整个有效群体的溶解度。药物在经过模拟胃、肠液以后，经过酸（或碱）性条件下的酶解，药物已水解成易于吸收的相对小分子群，而又保留了有效成分群：克服了以往提取以单体成分为依据的“唯成分论”，而是体现了中药以单体成分（或适宜的药效指标）作指标，混合成分的复合作用的统一，符合中医临床用药的综合作用的特点。进一步精制分离可以结合药效指标追踪得到药效更集中的小群体。

“SBE法”在提取工艺的设计中坚持“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机体药效学反应”的观点，药效物质的提取率高，不改变中药、方剂原有的功能与主治，生产周期缩短，成本降低。自1995年正式提出该法至今，已对数种中药［12］和十余个中药复方进行了研究，结果皆提示：SBE法有可能替代水提法(WE法)；半仿生提取醇沉法(SBAE法)有可能替代水提醇沉法(WAE法)。

采取“半仿生提取”的同时，为了达到最大限量的提取有效部位与有效成分，有时根据方剂的组成与中药中化学物质的特点，采取合煎与分煎结合的方式。方剂中药味的合煎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方药单煎合并使用并不完全等效于方药的合煎使用。因此，在实际操作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必要的组合，达到较理想的提取效果。

6 前景

半仿生提取法是中药口服药制备中的重大革新，不仅可解决中药存在的粗、大、黑，因杂质多而易吸潮、易霉变等问题；同时，由于反应温和，不仅大大节约了能量，而且不存在有机溶媒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易燃、易爆和对生产环境的特殊要求，易应用于工业生产，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推广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其方法本身的原因，应用范围还局限在有机酸（或碱）成分的提取，这势必会使其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参考文献

［1］张兆旺，孙秀梅.试论“半仿生提取法”制备中药口服制剂［J］.中国中药杂志，1995，20(11):670.

［2］孙秀梅，张兆旺.建立中药用“半仿生提取”研究的技术平台［J］.中成药，2006，28（4）:614.

［3］陈晓娟，周春山. 酶法及半仿生法提取杜仲叶中绿原酸和黄酮［J］.精细化工，2006，23(3):257.

［4］彭智聪，刘昌林，张红玲，等.半仿生煎药法对清上蠲痛汤止痛作用的影响［J］.中药现代应用药学杂志，2002，19（6）：507.

［5］张学兰，李正杰.交泰丸方药4种提取方法的比较研究［J］.中草药，2003，10：895.

［6］修彦风，孙秀梅，张兆旺.参附汤方药4种方法提取液的成分比较［J］.中草药，2002，33(8):699.

［7］刘娟，朱兆荣，杨 敏，等.半仿生法提取羊藿补骨脂对小白鼠的激素样作用试验研究［J］.中兽医学杂志，2003，2：8.

［8］周淑贞，胡元亮，张宝康，等.半仿生法提取中药新促孕液分煎合煎方式的优选［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7，30（1）:147.

［9］惠建国，王英姿，张兆旺.痢必灵片方药半仿生提取药材组合方式的优选［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9（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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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

[6]S.Woolgar，CritiqueandCriticism：TwoReadingsofEthnomethod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1，1981，p.504-14。

[7]M.Callon.，TheSociologyofanActor-Network：TheCaseofTheElectricVehicle，InMechelCallon，JohnLawandArieRip(eds)，MappingTheDynamicsofScienceandTechnology，London:TheMacmilianPressLTD，1986，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