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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儿童玩具产生的互动性是玩具具有趣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玩具的互动设计需要合理应用。基于“二胎”政策,家庭二胎的出现,改变了玩具互动性设计针对父母与孩子关系的考究。玩具的互动性主要体现在儿童与周围的人互动交流,通过玩具为实物载体来呈现。 “二胎”政策改变了儿童在家庭互动中的关系地位,把孩子之间的互动上升为家庭关系的主导地位。由于国家政策在此之前实施的计划生育,目前出现的“二胎”家庭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复杂,不同的家庭,两个孩子之间年龄存在的差距也不一样。基于这样一个年龄差距大的家庭环境,儿童之间的心理、生理、行为习惯等也存在很大差异,针对不同情况需要具体考虑玩具产品的设计。
1“二胎”家庭儿童对玩具互动性的设计要求
1.1 基于“二胎”家庭环境下,玩具设计在亲子互动关系的设计策略
基于“二胎”家庭环境下对儿童玩具互动性设计的要求,首先,父母在玩具操作认知上的引导作用。在儿童玩具设计中的互动关系中,存在着教与学的认知,在父母与一个孩子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父母与两个孩子之间的互动,父母的引导玩具才能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针对“二胎”家庭,在玩具互动性设计的角色关系中也因此改变,父母在引导的角色中存在着两个角色或者以上,因此,玩具设计师在玩具产品设计的互动性策略要做改变。这类的互动性玩具产品可为多角色扮演、多功能体验、产品系列化等设计。其次,对于“二胎”家庭环境关系中,一胎孩子和二胎孩子年龄相差较大的关系中,父母在玩具设计的策略主导地位可改变。在“二胎”家庭环境中,两个孩子之间的情感维系是一个重要矛盾。玩具设计师在玩具产品互动策略中,设计好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比父母在互动关系的主导地位重要。最后,对于“二胎”家庭环境关系中,一胎孩子和二胎孩子年龄相差较小的关系中,父母在玩具设计的策略主导地位还是不可改变的。产品互动的策略主要考虑低幼年龄段孩子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这类的互动性玩具可为感官认知、简单逻辑、行为习惯培养等设计。
1.2 基于“二胎”家庭环境下,玩具设计在儿童互动关系的设计策略
在一般儿童玩具产品互动性设计的要求中,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是主要的目的。通过玩具产品使孩子与孩子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培养良好的社交行为习惯。基于“二胎”家庭环境下儿童的互动性设计要求,对设计策略的趣味性要求更高。在儿童玩具互动性设计策略上,玩具产品一定具备符合儿童心理和生理需求的要求,玩具设计的趣味性要充满满足孩子的需求。尤其在“二胎”家庭中,互动关系对处理儿童之间情感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玩具的趣味性对互动关系有着重要影响。两个儿童在选择互动同一款玩具或者分享玩具的时候,玩具产品的趣味性是最能使两者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在儿童教育中,学会分享是孩子成长中重要的一课。因此,在儿童玩具互动性要求中,儿童在分享玩具产品互动中产生的乐趣,可促使儿童之间产生新的互动关系。
2“二胎”政策下儿童对玩具互动性的设计原则
2.1 安全性设计原则
玩具产品的安全性是这个行业的首要原则,对于玩具产品的安全要求,主要为产品的质量、使用的安全隐患、教育的引导方向性等等方面。在市场上不同年龄段的玩具产品,都有严格的安全标准和范围。对低年龄段的儿童和高年龄段的儿童安全标准完全不一样,因此,在“二胎”家庭儿童同时使用互动性玩具产品时,玩具产品设计师在安全设计上要求更高,产品要适应于较大年龄跨度的儿童。玩具设计师针对儿童玩具产品的安全性设计,主要看玩具产品使用的材质、造型和功能等。在“二胎”家庭儿童使用的玩具产品中,设计的安全性主要以低龄玩具安全标准要求为主,这样才能保证玩具在最安全的情况下使用。
2.2 创新性设计原则
玩具设计的创新性,是儿童玩具互动性设计的核心。任何设计类的项目都希望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任何的设计需要被设计,也是对创新的需求。儿童互动性产品的设计创新主要体现在玩具设计的规则产生的创新、玩具设计在外观形态上设计产生的创新、玩具设计在功能上设计产生的创新。在“二胎”家庭环境下,儿童玩具互动性的创新设计主要可运动玩具新规则的产生,玩具产品具有一定的游戏性和规则性,这样才能把两个儿童的互动性联系在一起。这类的玩具设计可参考故事场景类、角色扮演类、桌面游戏等规则性强的玩具。
关于儿童年龄差距大的家庭,玩具设计的互动性能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心理需求设计,这样的玩具产品已经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玩具设计师能否做到真正的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就需要对不同时期孩子成长的特点做深入的调研分析,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玩具产品互动的创新性设计原则也是遵循科学合理的条件下实施,因此,在互动性关系培养的策略中,多注入不同年龄段需求的元素。
2.3 情感化设计
对于“二胎”家庭儿童玩具互动性设计的重要原则,就是玩具互动性设计可促进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对于“二胎”政策的开发,多数人是否实施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胎在情感上是否接受“二胎”,这里就存在着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问题,因此,在“二胎”家庭关系中,两个孩子之间情感的互动,可用玩具a品的互动关系来设计。玩具设计师在一个家庭可同时使用两个孩子玩具的产品设计中,一定要考虑玩具产品的互动关系如何体现情感化。这种互动关系的策略设计能对孩子之间感情促进有一定积极作用。
2.4 “二胎”儿童玩具产品的寓教于乐
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调整、新的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提前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分析预测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及时防范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小学数量和规模需求可能成为几年后的连锁反应; 以及之后新的上大学难、就业难等等;生育政策调整带来低龄人口增加,必然会带动社会抚养比结构产生变化,从而带来社会抚养负担增加等问题,同样必须提前探讨。很多新问题、新难题将会出现,需要明晰和回应。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例外,肯定会让社会付出代价和成本。如何前后衔接、配套跟进,政策设计要妥善,避免造成新的矛盾。相同的担忧出现在美国的人口集中增加,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影响,Baby - boom Generation对婴幼儿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现有托儿机构、幼儿园、儿童医疗机构、甚至婴幼儿用品等方面的紧张和不足。
二、“单独二孩”政策概念、特点
2013 年计划生育“单独二胎”出台,之前过紧的生育政策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达到。经过 30 年的摸索实践,我国基本成功达到这个目标,迅速的使大量人口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上。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迅速发生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又面临人口结构性失衡,严重危及到了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单独二孩”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应对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负效应的过渡性政策,符合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
三、“二孩”政策的影响测算以及对教育的影响探讨
据统计,中国从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另一个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每出生1万人,就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
为了简便分析出出生人口与教育资源的关系,采用两个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普通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a);出生人口数(b)。如果a显著大于b,则招生人数比出生人口数大,出生人口不会对教育资源有较大的压力,下表参照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汇编,将招生人数与出生人口数进行对比可见: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由笔者汇编
由上表可看出,数据a显著大于数据b,进入2000年后出生人口与招生数基本持平,招生人数缓慢增减,波动不大,进入2010年之后,人口稳步小幅增长。2010年8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而且大都是晚婚晚育,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我国老龄化的问题凸现明显。
四、人口发展建议措施
4.1 网上预约出生计划
建立完善的生育系统网络,依据调查摸底得出各地不同婚配生育情况,进行登记,录入生育系统之中,进行社区汇总,通过部门安排,建立不同的子系统,最后汇总入总系统中。
4.2 制定优先级生育年龄,分段生育,避免出生堆积
为了避免生育堆积,影响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适当延后较年轻妇女生二孩,让出时间优先年龄较大妇女生二孩,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根据a和b的差异,制定出不同优先生二孩年龄来使用于不同地区。
4.3政府提前做好公共服务的分配,生育政策的调整放在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单独二孩”放开后,新旧政策如何衔接,配置政策如何跟进,这些问题更需要全面考虑。任何一个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都会涉及不同的群体,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政策的影响也会是不一样的。社会职能部门对压力的应对,实现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 马晓华. 人口学者: “单独二胎”后生育率将稳定在约1. 8[N]. 第一财经日报
[2] 乔晓春,李建民,陈卫,等. 人口学教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回顾我国的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便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倡导和推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初期,开始实施“双独政策”;到了2013年底,我国政府提出改行单独二胎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进而在2015年底,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随着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消息快速传播,不少家庭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二胎家庭的行列。然而,我们不得不强调“二胎时代”下家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这其中,父母由于种种的原因不知道如何应对生二胎后的家庭情况变化,以至于家庭教育出现了危机。“一个孩子的性格、习惯的养成受到家庭影响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多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对于所有选择生二胎的家庭来说也确实是一个难题。”因此,二胎时代中辅助家庭教育势在必行。于是我们关注了大学生这一群体。大学生的身心已趋于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基本形成,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都达到了家庭教育的要求。而且,大学课程弹性比较大,学生有一定的课余时间可以参与社会实践及其他活动,具有参与辅助家庭教育的实力。但是,为了保障大学生及辅助教育对象的人身安全及辅助教育的质量,需要对辅助家庭教育模式进行可行性论证,因此调查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
1调查分析
为了调查大学生参与家庭辅助教育的可行性,采取了问卷法和访谈法两种方式在开封市范围内从大学生和二胎家庭两个方向展开调查。一方面,随机抽取了开封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共300名,了解他们参与辅助家庭教育的意愿,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在开封市范围内选取了200个二胎家庭展开调查,了解其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预期的需求以及对大学生参与其孩子教育过程的意见和建议。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1大学生参与辅助家庭教育的意愿
调查显示,大学生中对参与到辅助家庭教育具有较高意向的群体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达到了72.8%,其次,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这一方案,并愿意尝试的群体有20.6%。由此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实施参与辅助家庭教育这一方案,还是十分可行的。通过进一步地分析数据,可以得知,大学生年轻、充满活力,而且课余时间十分充足,主要用于参加社团活动、图书馆自习、上网娱乐以及兼职锻炼等活动。在对部分大学生的访谈过程当中,不少同学表示很愿意去通过兼职锻炼自己,并且对参与辅助家庭教育表示认可。
1.2大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首先,可以意识到,能够通过高考的选拔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这已然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体现。其次,经调查数据统计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还在努力掌握专业知识技能,考取相关证书。由此可见,大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高校对于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也是相当关注的,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来讲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十分正直的。
1.3二胎家庭的教育现状
调查显示,在现有的二胎家庭或者具有生二胎意愿的家庭当中,超过50%以上的家庭父母已经意识到其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存在问题,还有24%的家庭父母对未来预期孩子的教育存在忧虑。经分析发现,这其中的原因包括,父母认为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教育孩子;给孩子请专业家教或者参加辅导班、兴趣班等,将会给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二胎的出现导致家庭结构改变,父母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来面对新的家庭环境;以及隔代教育对孩子带来的教育缺失等。
1.4二胎家庭的教育的预期需求
尽管“二胎时代”下,家庭教育面临着众多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父母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反而相比以往而言更为重视。数据调查表明,近70%的家庭认为目前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其认为教育在当今社会中越来越重要,其中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当中,他们认为家庭教育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访谈调查,我们总结了二胎家庭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预期需求,包括学习知识水平的提高;身心的健康发展;心理的陪伴沟通等。
1.5二胎家庭对大学生参与其孩子教育过程的看法
在访谈过程当中,向二胎家庭的父母提出了大学生参与辅助家庭教育的设想后,超过四分之三的家庭父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超过50%的家庭父母对大学生参与其孩子的家庭教育这一模式是非常期待的。总之,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不论是大学生还是二胎家庭,对于建立“大学生参与辅助家庭教育模式”都有一定的需求,该模式的推广具有可行性。
2“大学生参与二胎家庭的辅助家庭教育模式”的意义
对于大学生而言,通过参与辅助家庭教育,能够将其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活动,从而使其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地提升。特别是,相比到企业实习或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而言,大学生提前参与家庭教育的方式能够增强他们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对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具感恩情怀。其次,大学生可以此方式赚取适当的生活费,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为自己赚取零花钱。对于家庭而言,参与辅助家庭教育的大学生可以对已入学的儿童进行接送服务和作业指导,对于未入学的儿童可以当其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提供看护服务和陪伴服务。相比家教老师、保姆或者长辈以及辅导机构来讲,一方面,大学生更加充满活力,更具有亲和力,能够跟孩子融洽相处,真正对孩子做到心理陪伴;另一方面,大学生并非以单纯营利为目的,不会对家庭造成过重的经济压力。对于高校而言,“大学生参与辅助家庭教育模式”这一项目的设立,能够促进校方勤工俭学岗位制度建设的完善,使高校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对于社会而言,大学生参与辅助家庭教育,能够有效地弥补原生家庭的教育缺失,通过心里陪伴和沟通交流逐渐扶正孩子的思想,缓解“二胎时代”家庭教育的压力,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大学生参与二胎家庭的辅助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
该模式通过校方和社区分别作为大学生和家庭的“准入机构”,使得有参加辅助家庭教育意愿的大学生与有辅助家庭教育需求的家庭父母建立联系,同时以律师事务所拟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劳动合同作为双方协议。
3.1模式依据
3.1.1理论依据其教育方式主要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通过隐性教育,尤其是在“最近发展区”做游戏的方式,通过大学生与受教育儿童的游戏互动,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在教育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下不同儿童的特点,包括儿童的心理、性格特点及家庭环境等因素,因材施教。如对于6岁以前的儿童,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戏剧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能力;对于6岁以后自主意识较强的儿童,可以通过讲解,交谈,有针对性的游戏,提高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同时,通过了解儿童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们解除困惑”。
3.1.2模式的现实依据与以往的家庭教育模式不同的是,构建了一个合法、安全、可靠、可行的新型模式,使大学生群体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重点在于弥补二胎时代下家长对于家中孩子的家庭教育不足的问题,缓解家庭教育的压力,为家中孩子提供更好的辅助教育。根据现实情况,校方制定标准,严格地筛选出具有高素质水平的优秀大学生,社区则审慎管理,保证能够参加项目的家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律师事务所为双方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服务要求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能够有效地保障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规避家长在通过中介机构为家中孩子寻求教育过程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风险。使家长和大学生双方可以提前对彼此有充分地了解,择优双向选择。与此同时,在极大的程度上,节约了双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3.2信息登记和数据库的建立
具有辅助家庭教育需求的家长在所在的社区机构进行登记注册并填写其基本信息。其中,除了基本信息之外还要特别表明家长的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孩子是否隔代教育,特别是被辅助教育对象的性别和所处的年龄阶段以及对所参加其孩子教育的大学生的具体要求。具有参加辅助家庭教育意愿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校方的学生处、招生就业处、团委等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并填写基本信息。其中,大学生所登记的信息除了基本信息之外,还要表明其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和所接受的相关专业培训以及所擅长的教育领域。
3.3准入机制的作用发挥
【关键词】二胎;家庭教育;影响;教育观念
一、对家庭的影响
二胎的出生对于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改变了原来的“421家庭模式”,整个家庭成员的分工和责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胎出生后,整个家庭的财产分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孩子由一个变为两个,孩子占的家庭开支多了,相应的其他开支就要减少,自然会影响到家庭财产管理、家庭成员保险投入、家庭教育经费储备甚至家族企业二代接班问题。同时,二胎的出生意味着家人要改变原来的家庭教育模式,要同时照顾两个孩子的感受,使家庭教育方式更加合理。
二、促使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
两个孩子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会有更好的交流,家庭成员之间会有更多的互补,同时成员之间会变得更加开朗和包容。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家庭成员彼此能感受更多的情感形式,比如兄弟姐妹情、父女情、母子情或者父子情和母女情等。角色多样造就了更加圆满的家庭。
(一)二胎的出生会促进两个孩子的成长
1.对孩子的童年成长有利
几乎每个独生子女的童年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和玩具玩。现在的家长都是双职工,不像从前一般是母亲在家带孩子。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生活,从小就是掌上明珠,老人从不会大声呵斥,更别说责罚了。由于被老人溺爱成一个不适应社会的人,因此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他们会害怕和其他人相处。而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生二胎对于孩子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童年有一个人和你一起度过,每一天都在一起成长,这份经历很珍贵。两个孩子相处时,老大会产生保护弟弟妹妹的意识,做任何事也会替别人着想,同时做事的过程中也会不经意地为弟弟妹妹做榜样,有利于老大的成长;对于老二来说,哥哥姐姐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安全感,他们从小就知道该怎么和别人相处。
2.二胎让孩子学会了分享
80、90后的独生子女,很多人在毕业后不出来参加工作,与社会脱节,靠啃老维持生活。究其原因是他们衣食无忧,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对父母家人的付出视而不见,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应该给自己的。如果多了一个孩子,孩子自私的性格会有所改变,也会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分享,增强责任感。
3.减轻了赡养父母的压力
独生子女的负担很重,要赡养四个老人,同时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随着社会养老机制的日益成熟,很多老人x择去养老院养老,但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比如生病需要子女照顾,会使子女的压力很大。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在遇到家庭问题的时候,可以互相商量解决。
(二)父亲承担起一家之主的主要责任
二胎意味着更大的开支,这就需要父亲更加努力地工作,也要付出更多来教育两个孩子。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预示着婴幼儿父母将更忙碌且要承担更重的经济压力。家庭和工作要求父亲付出更多,不可能像养育独生子女那样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因此,父亲势必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主动承担更多的教育和经济责任,帮助母亲分担更多的育儿压力。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在生活中要慢慢接受二胎出现的现实,并学习如何做好哥哥姐姐;同样的,第二个孩子也要从小学习如何与哥哥姐姐相处。这就需要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孩子的情感关注与积极引导,教会他们在感受被爱的同时也要学会去爱别人,树立正确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
(三)母亲在细节上为家庭付出更多
对于两个孩子,付出最多的是母亲。平时细心观察孩子的天性,发现他们的差异和特长,鼓励个性发展,这是母亲最需要做的功课。有时候年龄相近的两个孩子会出现争吵和打闹,对此,母亲不必急着分清各自的对错,而是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如果母亲能够正确处理好这些事情,那么这也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
母亲要学着去引导孩子,让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约束自己,理解伤害和被伤害的意思。母亲作为监护人,不要强制施加给孩子自己的意见,在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学会沟通和倾听,而不是批评。即使孩子真的犯了错误,也不要在多人面前批评,应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避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否则可能会给孩子留下永远的心灵创伤。母亲要正确利用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关系,让它成为孩子社会性发展的正能量。
(四)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承担大部分的照顾任务
很多人觉得爷爷奶奶思想陈旧,由他们来照顾孩子,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事实恰恰相反,祖辈帮忙照顾的孩子在各个方面普遍优于母亲单独照顾的孩子。年轻的父母教育观念新颖,但不可否认的是年轻的父母都很忙,如果由他们独自照顾孩子,那么孩子将很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相反,老人的时间比较充裕,能使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面的人。相较于年轻人,老人还有一些照顾孩子的经验,会对孩子付出更大的耐心,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孩子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尤其是与外界环境相接触会大大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和反应力。祖辈照顾孩子会使孩子得到更多的爱,有利于促进孩子人格的完善。当然,老人带孩子难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溺爱,把孩子宠成了小公主、小皇帝,这种养育方式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这就需要父母和老人适当地沟通、交流,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五)保姆起到辅助作用
很多家庭在孩子出生后会请保姆来协助照顾宝宝,这时候家长必须对保姆进行考核和选择,因为保姆的素质也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家长可以对保姆进行培训,对保姆出现的问题要学会理解,家长的心态对保姆的心态影响很大。保姆与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感情,因此家长尽量不要中途换保姆,免得孩子出现不适应。
保姆对孩子照顾得越好,孩子就会越快适应,如果保姆来了很长时间,孩子还是没有适应,家长就要观察是不是保姆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保姆不够耐心,还是对孩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换一个保姆了。不论怎样,保姆对孩子的成长只起到辅助的作用,父母才是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主力。
三、教育观念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有人说:“家庭教育是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谁成功地完成了家庭教育,那么他就赢得了孩子的未来。”
(一)家长应该注重孩子行为品德的养成
伯克曾说:“教育之最终目的是培养人格。”家长工作忙,精力有限,两个孩子在一起经常会产生一些矛盾。因此,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关注孩子的品德培养,教育孩子要相亲相爱。家长可以寓教育于故事、实践活动之中,也可以抓准时机,情境兼顾,催生良好的情愫。注重激励,严爱结合,避免迁就和盲从,使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品德。
(二)家长应该培养孩子之间良性竞争的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大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孩子也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不自觉地在生活和学习中与同学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行比较。因此,家长应该培养孩子的良性竞争意识,让孩子学会竞争,但是不能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竞争必须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孩子之间发生竞争,说明孩子的心理发展是比较健全的,能够知道自己的需求,并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满足需求。理解了这一点,家长就不会为孩子之间的争夺而焦虑,而是用平和的心态来处理这个问题,尽量顾及每个孩子的感受。
四、更新教育观念,全家总动员
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对子女过度关注、过度爱护及对他们赋予过高的期望。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家长对孩子寄予很大的期望,因而独生子女受到的父母之爱是强烈而又集中的。独生子女家长常常处于担惊受怕之中,操心孩子的衣食住行、就业前途、结婚生子等一切问题,家长累,孩子也不轻松,因为背负的爱太浓、希望太重。这种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是病态的,是需要改变的,二胎时代的到来将为改变这种现状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当家中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家长不得不将注意力和精力平均分配在两个孩子的身上。
家长们要学会树立“理智施爱,爱而不娇”的家庭教养观念,当然也需要针对孩子的不同性格因材施教,要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总而言之,科学诊断、理论学习、亲子互动、榜样示范、定期评定、咨询指导、团体实验、个案研究等活樱更新了家长的教育观念,最终促进了孩子的全面发展。当然,家庭教育是需要长期坚持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摸索的,相信只要通过家长的努力,二胎的家庭教育一定会很好地完成。
选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期间我计划生育办管辖的已婚女性200例作为研究对象,200例女性均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其中育有一胎者148例,育有二胎者43例,未生育者9例,均无妇科疾病和不孕不育症。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00人,观察组女性年龄区间21~37岁,平均年龄(30.3±4.5岁),对照组年龄区间23~37岁,平均年龄(31.2±5.1岁)。观察组女性给予计划生育宣教护理,对照组女性不给予计划生育宣教护理,两组女性在年龄、体重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对全部女性进行随访,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并进行分析比较判断计划生育宣教护理的效果。
1.2方法
1.2.1宣传教育护理形式:
①书面教材宣教:给予观察组女性分发与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相关的教材,通过学习教材,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的认知水平;②面对面知识讲座:对观察组女性进行集中式的授课,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教护理,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及其工作意义的了解;③科学教育片:通过让观察组女性观看科学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节育及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妊娠不同时期的注意事项。
1.2.2宣传教育护理内容:
①我国人口现状;②人口数量与社会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③人口理论原理;④人口过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导;⑥优生优育的婚育观;⑦计划生育相关法条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为T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观察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育率和计划外生育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简单说,一个家庭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比如要不要生二胎),需要夫妻双方综合考虑家庭各方面情况,然后再慎重做出一个理性选择判断,其中尤其要考虑到该决定一旦实施之后,对整个的家庭可能会造成哪些后续影响,夫妻俩对这些后果是否都有所准备。
今天在这里提起这件小事,我的意思,不是说这对家长就一定需要生二胎,而是说即便他们选择不生,理由也不应该仅仅是 “老大不同意”。为人父母,不可以躲在“关爱孩子”的借口背后,逃避为家庭生活做出选择并且承担后果的重大责任。现在这一家人还仅仅是讨论要不要生二胎,将来一家人要不要买房、出国、换工作,难道都要听家里这个小娃娃的?
做孩子的好朋友 VS 什么都跟孩子细商量
最近这些年来,有很多家长,尤其是很多关心孩子、爱孩子、努力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二十四孝家长”,在现实的育儿生活中,常常会过早把一些自由,或者说权利,让渡给家里的孩子。晚上去哪家饭店吃饭、周末到哪里度假,甚至过年了要不要回老家,各种本来是家长决定的事情都来问孩子的意见。
然而,我却很想点破,像这样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理念,很可能仅仅是 “听起来很美”。从一个家庭治疗师的视角出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不平等的。爸爸妈妈不能随随便便就和孩子做朋友,他们是家庭的总舵手和护航人,肩头上还担负着对孩子的保护、抚育、教养、指导等等重大责任。很多时候,我们要在孩子不知道自己被保护的情况下去保护他们,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注意不要把一个孩子负担不了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
而且,对于那些额外获得很多特权的孩子,他们看似自由的内心却常常体验到弥散的不安――理想父母不仅需要对孩子有爱,还要有力量,只不过这份力量,我们不是用来伤害孩子,而是保护孩子。
如果一个家中的小孩,常常感到自己的权利超越父母,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当危险来临,他缺乏力量的父母并没有能力来保护他自己。这种不安,常常会导致那些被过度宠溺的孩子不断做出出格的行为,比如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各种熊孩子的笑话,其实都是他们在努力寻找安全感的边界。
童年愿望,可能让我们看不见生活的全部
有时候我在想,类似 “跟孩子做好朋友” 这种呼声,为什么会在当代受到那么多父母的欢迎?这也许,是因为当我们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都太渴望爸爸妈妈可以温柔一些,听听我们内心的小愿望,而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可能太少机会发生。于是,等到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成为父母,对这样一种童年愿望记忆得太深刻、太执着,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太过强调慈爱、温柔,有求必应的超级老爸老妈。
可惜的是,“过犹不及”的副作用就在这里体现。为人父母,我们当然有一部分功能要让孩子们常常对生活感觉温暖而开心,但是,我们肩上还有另外很多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要嗪饧翱悸巧活各个方面的需要,照看好我们孩子成长的家庭。而在我们管理家庭的过程中所做的考虑和安排,常常是不被孩子所了解的,尤其是当他们年龄很小的时候,思考问题的全面性有限的时候,就更加难以跟他们讲清楚。
我相信每一个为人父母的爸爸妈妈,在生活中都是朝着自己内心中的那个“好爸爸”“好妈妈”的样子努力,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自己所一直认定的那个“好”,是否就包含了“好”的全部意义。
很多太过强调孩子愿望的父母,可能在内心中对于“父母之好”的定义过于狭隘,他们可能混淆了教养风格中的“专制” 和 “权威”之间的区别,忽视了,很多时候身边有一个有力量、又肯为我负责的长者,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感觉――尽管有的时候他会十分坚定地要求我 “听话”,就像一位可爱可敬的老船长,严肃地提醒每一名登船的旅客都必须遵守安全须知。
不让孩子为家庭做主,不等于忽视他们的情感需要
上个月,我们小区的一个老邻居搬家,但是家里4岁的宝贝不想换幼儿园,原因是他很喜欢现在班上的小朋友。这个温柔的好妈妈受不了孩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恳求,就做出了 “搬家,但是不换幼儿园” 的决定。
结果呢?不到一个月,这妈就快要疯了。北京的交通大家都知道,她们家搬家之后,她每天不得不在六点之前就叫孩子起床,然后开车一个半小时,才能赶到我家旁边的幼儿园,把娘俩都搞得异常辛苦。
但是,绝对不能说这一切后续的麻烦,仅仅都是这个任性小朋友的错。这个锅,应该是由这个放任孩子去任性的妈妈来背才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凭什么要求他能评估到北京交通情况的作用力?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孩子供奉到一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高位,实际上,就同时把很多莫名奇妙的责任推到了他头上。
这里我不是教唆大家去十分粗暴地对待家中那个小小的、还不太懂事的孩子,而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接受孩子“不懂事”,所以,才会在他懂事之前,不要求他为自己或我们的家庭做出重大的抉择。
再说一遍,权威和专制不是同一件事,管教和为孩子负责也不是只有凶巴巴一副面孔……
就比如说这个幼儿园的例子,如果这个妈妈可以在行动上行使自己作为一个家长的决策权,综合考虑自家的情况,为孩子安排好新家附近的幼儿园,同时,也允许孩子为了换幼儿园而伤心,在孩子表达思念原先那些小朋友的时候,温柔地陪伴他,安抚他的情感需要,那她就是一个很温柔同时也不逃避责任的权威式父母。但是,如果妈妈在孩子伤心哭泣的时候,仅仅是简单粗暴地要求孩子“不许哭!以前的幼儿园多远啊”,反而就是不肯接受孩子无法理解远近概念的现实,就是专制而且拒绝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
不要把孩子拔高成我们的朋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跟孩子做朋友也挺令人遗憾的。那就是,有些父母会在无意间,邀请或者说诱惑孩子过来安慰自己,关心自己。特别是当经历一些生活中的困苦,内心太痛苦、太脆弱,身边又恰恰没有其他人可以分享的时候,就可能会忽视了孩子仅仅是个孩子,他们并没有相对我们而言更多的心理能力和现实资源,反而会从他们那里攫取一些好友般的支持和安慰。
一、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二孩生育积压问题严重。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像“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等封建残余思想至今仍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随着我国各项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农村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现在抚养孩子的成本降低,国家又实施了一些知情选择政策和长效节育措施,导致现在的很多家庭要完一个孩子之后还想继续再要第二胎,使得我国现在出现了二胎积压的现象,近些年来,二胎的出生人数不断增长,已经逐渐占到每年生育总人数的40%,使得我国的生育水平逐渐开始出现反弹的现象。
2、流动人口的管理难度大。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到城市打工的人群逐渐增多,很多未婚青年过早地进行生育,国家对其却没有正确的管理措施,这些人往往没有受过专业的高等教育,法制观念淡薄,对计划生育的观念没有真正地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来,在外出打工的时间内进行生育,使得国家的户籍制度无法对其有效地监管,另外,这些流动人口的活动范围广,居住地不稳定,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难,政府对其社会抚养费和调查取证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往往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得不到预想中的工作效果。
二、我国现阶段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1、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虽然在此前的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我们的人口生育率有了明显的降低,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在面临着人口过剩的巨大威胁,人口的不断增长,增加了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问题不断涌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遏制和解决,我们不能在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就开始骄傲自满,放松对人口威胁问题的重视,造成人口的第二次高增长。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基数大,如果不对人口问题作出严厉地指示和打击,势必就会造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利影响,一方面,人口过剩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环境的过度污染,给我们生存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增加了经济的消费,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巨大阻碍因素。正确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我国的人口增长,是从我国国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制定的严格规章制度,是我国实施的一条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2、我国的人口总量多,人口密度大,对资源和环境的需求量大,人类的经济活动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又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近几年来,各种自然灾害不断侵袭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给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针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反思人口增长的问题,如果我国的每一位国民都树立起计划生育的意识,减少人口的增长,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可以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使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在清洁干净的环境中,并且也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大都散布在农村地区,农民的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加之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般都会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一方面,农村的经济水平低,抚养孩子的净成本也低,家长一般认为,多抚养一两个孩子也不会追加多少成本,基本可以维持原有的生存状态,并且在很多落后地区,年龄在五六岁的孩子就能帮助父母进行家务劳动了,这种现象更增加了家长对生孩子的重视,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问题迟迟得不到良好的解决,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结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坚持走计划生育的道路,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让人们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更要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力度,使人们了解我国的政策法规,在意识领域加强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认识和重视,促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减少我国的人口增长量,降低人口增长的速度,减轻人口问题对我国的资源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宋淑梅.中国现阶段继续推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J].经营管理者,2011,(03)
最近有两组数据耐人寻味,一是去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个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每挣100元要花掉100.5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很负责任而美国人不顾明天死活只顾今天享受?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在《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我们谈到住房按揭贷款、医疗保险、汽车贷款、教育贷款、退休养老保险等金融品种对缓和储蓄压力的作用,这些金融品种可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也可帮助平衡个人一辈子的消费水平,关于这些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但,金融发展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实现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有46%还留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以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提前消费。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根据“收入流”来花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收入流”加“财富存量的增值”花钱。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存款总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存款总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去年可以消费的人均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考虑到人们对未来收入信心的增加,去年美国人的人力资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这部分也算进去,美国人去年还是存下不少财富。
中石化赚钱
对中国经济是个坏消息
■ 陈青蓝
中石化公布上半年业绩,利润比去年大涨333%,看各大网站的评论是骂声一片,竟然找不到一个帖子是替中石化说话的。
中石化、中石油招骂也是情理之中,一方面说国内油价还没涨到位,要继续涨,还哭穷说炼油环节一直是亏损;另一方面又购买数百万元的吊灯,志得意满地宣布中石化盈利能力独步全球,这样的表现如何让人说好话?
当国企的辩护士们为近些年中国国企的“盈利”欢呼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中国的银行、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等行业的大型国企业绩“傲视全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管理效率比欧美企业更高,而在于它们拥有那些欧美企业所没有的条件:行政垄断。
中石油和中石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石化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国家无偿划拨的油田开采权以及垄断的石油进口权而产生。这种凭借占有资源和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收入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租金。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向佃农收取一定的收入称为田租;凭借行政审批权而公开或私下收取费用,被称为权力租金;占有垄断权而坐收其利则是垄断租金。
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所谓“利润”很大一部分即来自于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是所有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使用它们的成品油的下游产业和个人所支付的。支付这份租金的人几乎包括全体中国国民,因为石油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没有一个产业不需要运输,每个人每天的吃、穿、用的所有物品都不可能是肩挑背扛送到你手里,必然要借助交通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石化、中石油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全球最大最盈利的石油企业”,是因为截取了中国广大民营企业、下游产业和普通老百姓所创造的财富,因此中石化、中石油越是“盈利”,每个中国人的负担就越是加重,中国的各个产业的经营就越艰难。
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
反弹就是一句空话
■ 许小年
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板块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经济循环:如果没有美国旺盛的经济需求,中国的投资高增长也不可能;没有中国人给美国人供应大量的廉价出口品,美国的消费增长也不可能。因此,中美两国或者是两大经济板块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现在好日子结束了。
美联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商业银行滥发信贷的结果致使美国的企业、家庭和经济严重依赖商业信贷,借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突出表现是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危机之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是零,就是说美国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不储蓄,工资收入百分之百的花掉,也就是说消费率是百分之百。
中国的问题和美国正相反。美国人是过度借债,我们是过度储蓄――我们的储蓄率是40%左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储这么多的,储蓄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美国人借了钱,拼命去消费;我们中国人存了钱拼命去投资,不消费。钱存到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和政府去投资,因此,美国人的问题的反面就是我们的问题。
现在这个循环转不下去了。美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去减少消费,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但是感觉难受的是我们,因为消费品都是我们生产的。美国的调整叫“去杠杆化”,而我们是要“去库存化”。如果美国人“去杠杆化”不到位,它可持续的复苏就无法到来;如果中国的“去库存化”不能完成,中国经济的复苏也无法到来。
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走出这场危机――不是再去花钱拉动投资,而是坚决地把经济发展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已经太多了,现在缺的是老百姓的消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美国是15%,日本是20%多一些,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比重是35%,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中美两国之间差一倍,当然美国的70%可能是太高了,而我们的35%无疑是太低了,我说如果政府有钱的话最好是刺激消费。
如果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财政政策就不是建更多的“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而是把资源直接发给老百姓,或者是充实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给老百姓、企业减税。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减税,应该是增加在收入和财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
生二胎的“性价比”
■ 鲁宁
笔者所供职的报社,本周二刊发一份上海市民是否乐意生二胎的民调,结果如本次专项民调酝酿策划时所料,多数市民不乐意生二胎。具体说比例高达八成以上。
首先上海户藉人口老龄化是不争事实。联合国的老龄化标准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上海去年末是21.6%,国内最高。何况,上海户藉人口已连续近20年的负增长。
其次,上海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户藉人口中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生育二胎的做法,不是拍脑袋决定的土政策,而是符合国家《计生法》的地方法规,即上海市人大2003年颁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符合12种条件的上海户藉的育龄夫妇可申请生育第二胎,其中最硬的一条是,夫妇双方均系独生子女,只要本人申请,均可合法生育第二胎。很显然,这主要针对80后育龄夫妇,也是本文议论的重点。
80后夫妇普遍不愿生育二胎,第一原因是经济压力,华师大《中国家庭育儿方式调查研究报告0-6岁(上海组)》调查披露,上海市民把孩子养到6岁,平均费用为11.8万元,可以想见,如果养到大学毕业,费用又该是多少。这还不包括子女婚嫁的巨额成本,也没计入养育成本的年均增幅远远高于家庭收入的年均增幅这一客观窘况。
这项民调设定的问卷题很多很细也比较中性,但美中不足,没有设定育龄夫妇自身的工作压力和当下及今后家庭关系的演变趋势作为问卷内容。工作压力包括两个指向:一是工作本身的压力,二是饭碗的牢靠程度,尤其是第二指向对育龄夫妇是否乐意生二胎的选择非常关键。人和家庭都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理性动物”,对未来的经济来源及整个生活不敢做较乐观的预期,规避生育风险系理性的“家庭选择”。还有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家庭文化均受到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先不说养儿育女图个晚年天伦之乐的“不可靠性”,光就比盛夏温度计的水银柱蹿升还快的婚变率这一条,甭说生育二胎,许多育龄夫妇连生一胎都宁可放弃。加上养儿育女之巨额成本,城市工薪家庭包括一般的白领家庭均难以承受,凡此种种,大致可得出生二胎“性价比”极低的结论……
邯郸学步
中国汽车发展战略
存“致命”失误
■ 侯宁
我反对“大力发展汽车业”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是能源匮乏的贫油国。在石油一半靠进口的背景下大力振兴和发展汽车业,尤其是发展私人汽车,是不是脱离国情,有点不“因地制宜”,甚至有点东施效颦呢?长此以往,油价能不涨了又涨,通胀能不如影随形么?而在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我们的投入力度根本无法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想比。
第二,中国是土地短缺的人口大国。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富裕人群的增加,梦想着像美国那样人手一车,后果恐怕就不是油荒频仍、交通堵塞这么简单了。
第三,中国的汽车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适度发展汽车业没错,但从一开始,我国发展汽车业的战略便存在致命的定位偏差和发展误区:
1、无序盲目扩规模增销量,但国产车安全性能屡受攻讦,核心技术更是历来靠进口,技术攻关投入严重不足。
2、限制小排量汽车,等于鼓励浪费能源,和世界企业发展潮流完全相悖。与四川腾冲要引入耗油王“悍马”一样,除了能说明中国不怕能源危机,说明中国有的是爱显摆的“富二代”,还能说明什么?
3、政府部门的虚荣性误导。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清单和政府用车从来都是奥迪、奔驰、宝马等“进口车”、高档车优先,对“汽车入侵”从不设防,以至于“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以至于在当今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反倒成了欧美汽车巨头们的“大救星”!滑稽么?但中国汽车销量已连续半年占据全球榜首,这是铁的事实。
当然,对于我的观点,有人是会反对的。水总就说了,认为我的看法有道理,可政策改起来谈何容易,而且,“后富起来”的“无车族”肯定会反对这种“歧视”。
然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哪一项改革没遇到过“大笑(大骂)”呢?作为一个试图崛起的泱泱大国,我们是否应该因地制宜,从长计议,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汽车战略或汽车产业振兴计划呢?这,才是我对“振兴汽车业”投反对票的真意。
低水价无法缓解贫困
■ 周业安
水价提高必然会导致普通家庭的贫困吗?这个问题看似成立。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水价的提高也会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增进。如果水价提升,能够改变人们的用水激励,增进人们的节水意识,那么水资源就能够逐步得到合理运用。价格机制的关键作用就是激励,正确的价格产生正确的激励,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可惜这个常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人们总是着眼于水价提升所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由此产生一种抵制水价调整的情绪。殊不知这种情绪无助于改变自身的福利。正确的说法是,水价提升会降低普通家庭的当前福利,因为每个月生活开支增加了,但会增加未来的福利,因为水资源匮乏问题得到缓解了,并且节水技术的创新大大加快了。因此,实际上面对水价的变动,普通家庭需要权衡的是当期福利和未来福利的问题,而不是当期水消费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可能有人说了,上述权衡没错,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水价提升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异常紧张,任何一块钱的增加都会导致这些家庭不得不缩减其他方面的支出,以保持整个家庭预算的平衡。是的,水价之变动对于贫困家庭肯定会非常严重,不过这种担心混淆了一个问题:对贫困的救助和水价无关!也就是说,水价的变动仅仅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关,和贫困问题无关。这是因为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公共政策来加以解决。即使把水价问题连带考虑进来,依然如此。
假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能够明白本文前面讲的权衡,那么就应该考虑到,当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逐步提升资源的价格是多么重要。给定资源的价格必然上升,必然会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此时怎么办?笔者也特别强调,解决贫困问题可以和水价剥离开来。因为贫困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或政府可以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方法未必可行,但其本意在于,当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时候,水价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水价上升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加以规避。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水价,而是在于公共政策是否配套。
警惕,华尔街颂歌声又
■ 钟茂初
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真可谓之“健忘”。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系,给全球、全世界民众带来如此之大之广的危害。时间还不到1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刚刚平稳些,人们又开始歌颂起华尔街制度的“贡献”了。
也难怪,如果没有人们的健忘症,也就不会有股市的大起大落、也就不会有周期性的经济繁荣与危机。当然,也就不会有金融从涨涨落落中牟取的巨大利益。
君不见,近日来连篇累牍的华尔街颂歌、反击金融危机时期对华尔街的批判性反思,诸如《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贡献很大》、《货币战争开错了药方》、《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不要用阴谋论来理解比我们发展更快的国家》、《制度决定国穷国富》。
华尔街金融制度的拥趸们,表面上针对的目标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而实质上是对非主流金融批判的一次全面反击。把非主流批倒搞臭(把非主流批成“迷信”、“科幻小说”、“还珠格格”……),一切又重归“溜光大道”,华尔街又可从“过街老鼠”恢复为人人敬仰的“财神爷”。
记得去年,美国时任总统对于金融问题说:“毫无疑问的,华尔街是喝醉了。它还要多久才会清醒过来,不再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布什的“醉酒”言论极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式的金融系统原本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其时笔者评论道:“整个金融体系都呈现出庞氏骗局的特性。鉴于金融体系存在如此致命的内在缺陷,所以,经济理论界、实际部门、政策部门都应理性地进行反思。但愿,布什这一口无遮拦的言论,不会被自以为高明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人士当作笑柄而一笑了之。”
现在看来,那些高明的金融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一笑了之,而是要对非主流观点清零了!毕竟,谁统治了财富理念,谁就掌握了攫取财富的金钥匙!
世界热钱涌入中国三大理由
■ 卞洪登
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屡禁不止,追究其动因主要有三大理由:
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开征遗产税的大国
各个发达国家商人之所以争相裸捐,就是因为遗产税太高,留给后人的空间太小,想明白的人真不如裸捐以后可以落得个慈善家美名。例如:日本的遗产税高达85%,松下幸之助若要留给后人100亿美元,那么就要给政府上缴85亿美元遗产税。台湾王永庆若想留给后100亿美元,那么也要按照台湾开征80%遗产税的规定,上缴政府80亿美元。这或许就是日本,台湾等商人愿意到没有开征遗产税的中国大陆投资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全球华人投资中国,全球有剩余资本金的资本家都愿意到中国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二、中国房地产价格起点低,升值率高
1989年的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1800元起步,现如今已经步入3万时代。地方上中小城市从1万元1亩地叫价到现在500万元一亩,北京从30万1亩叫价到现在3000万元1亩。从而使得外商和华人华侨深感中国房地产升值快,有些增值多达几十倍,上百倍。
关键词:
义务教育年限;基础教育;人口预测;LESLIE模型
一、引言
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在教育技术快速发展的近30年间越发成为该领域体现潜能和优势的研究方向[1]。利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进行数据的分析并提供决策支持的思想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早期就已形成。随着教育决策涉及的复杂性日益凸显,教育决策科学化的需求对基于计算机的决策的依赖也越发突出。比如,针对是否需要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以及如何延长的问题,由于涉及到人口、经济投入等诸多复杂因素,如何借助计算机模拟的方式为决策提供依据,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86年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我国义务教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义务教育从刚开始的低水平逐渐发展至今其普及率和质量达到较高水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教育经费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加,我国正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在此背景下,有专家提出我国应逐步实现12年义务教育,其中北京和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尝试延长义务教育年限[2][3]。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可冒进[4][5]。近几年关于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之争备受关注,有研究认为经济因素、人口状况、国家传统、法律准备是影响义务教育年限的四大主要因素。但是,有关我国是否已经满足义务教育延长条件的争论大多基于经验,而缺乏具体数据支撑,让数据说话在教育决策中能够使得相关决策有据可依[6]。因此,预测义务教育常规学段,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学段(幼儿园)和向上延伸学段(高中)学龄人口的变化和趋势对研究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有着深远意义。
人口的数量、结构及其变动,会给教育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龄人口变动对义务教育的影响更是长远而深刻。不少研究指出,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为当前困扰各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难题[7-9]。预测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对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义务教育问题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不同的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方案的研究[10][11]。义务教育年限向高中学段延长还是向幼儿园学段延长,对高中学段和幼儿园学段学龄人口规模预测为此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和参考。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人口规模预测分析需结合当前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对教育决策的支持才更精确。本文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2014年的人口历史数据为依据,采用LESLIE人口模型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学龄人口未来10年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通过分析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特征,对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备与管理决策的影响做出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和建议。
二、学龄人口预测模型
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影响义务教育年限政策的重要考量。在我们的模型中采用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人口变化进行预测。目前国际上已发展形成众多成熟的人口预测模型,国内众多文献基于本国人口数据对一些模型进行了验证和优化研究,如曲线拟合[12-14]、GM(1,1)灰色预测模型[15-17]、基于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18]和Logistic模型预测模型[19]等。但是,上述人口预测模型仅对总人数进行预测,其预测结果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即没有提供不同年龄具体的人口预测数据。对于义务教育年限延伸方案学龄人口规模的分析,需要对幼儿园至高中不同阶段适龄年龄段的具体人口数量进行预测。上海幼儿园学龄段为3到5岁,小学和初中学龄段为6到14岁,高中学龄段为15到17岁;而全国与其他省市的幼儿学年龄段为4到6岁,初中学年龄段为7到15岁,高中学年龄段为16到18岁。本文采用LESLIE模型对义务教育年限延伸方案中不同阶段学龄人口进行预测。LESLIE模型是由澳大利亚学者LESLIE提出的一种分析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数学模型,现在一般多用于以年龄及性别为机理的人口预测[20]。式(1)中,矩阵中sn代表生存率;bn代表生育率。LESLIE设定第i年某个年龄阶段的人口数就等于此年龄组上一个年龄段乘以对应的生存率。而第i年出生的新生婴儿数就等于各个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乘以对应的生育率。本文基于LESLIE人口模型进行模拟预测不同年龄的人口数量。LIESLIE模型实际上是通过生育率和死亡率建立女性单项性别生命矩阵。
三、学龄人口变化的计算机模拟
1.学龄人口模拟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MATLAB软件为仿真平台,使用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分别对全国和各省市2010年到2025年人口预测数据进行仿真模拟,以验证这一模型的有效性,以便在决策系统中采用。在我们的仿真过程中,人口预测初始数据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每个年龄段的人数、死亡率和出生率,在MATLAB上编写预测人口运行代码,预测的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LESLIE人口预测算法的优势在于,比起其他人口预测算法,能够对年龄结构、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多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从而形成动态的发展预测系统。使用LESLIE预测算法可以得到预测年度的人口年龄分布图,预测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满足本文对预测各学龄阶段人口数量的需要。当然LESLIE模型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例如从表1看出预测的人口数比实际人口数量少,全国预测误差在2013年达到最大,绝对值为0.00694。总体来说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全国和各地区的预测效果均达到较好效果。LESLIE预测误差主要源于模型将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参数生育率和死亡率定义为常量。比如在本文中,预测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恒定为2010年的生育率与死亡率。但是随着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每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看出,LESLIE的预测结果的人口增长比实际人口增长速率要缓慢,可能是因为中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条件的不断改善、放开的二胎政策等影响,所以生育率有升高趋势。基于模型的静态建模的倾向,我们对原来LESLIE模型进行了改进,以全国人口为例对所测结果添加了修正系数。在MATLAB仿真平台下,求出实际人口数与预测人口数的误差平均数r,再加上LESLIE模拟预测的人口数,得到修正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见,修正后的预测结果与实际人口数更接近。最大误差绝对值减少到0.001842。随着预测时间延长,实际数据比预测数据多的趋势仍然呈增长趋势。同时,各个人口结构分布的数据也需要做相应修正。本文中,我们假设总人口数变化的比率与每个年龄的变化比率一致。所以使用以下公式对每个年龄的预测人口数进行修正。
2.预测结果比较为检验LESLIE预测数据的效果,本论文使用多项式拟合方法预测2010-2025年的人口数据,再与LESLIE预测数据结果进行比较。本文将多项式拟合方法预测结果与LESLIE模型的预测结果做比较,如表3和图1所示。如图1所示,黑色直线表示2010-2014年全国人口实际总数量,黑色星号表示使用LESLIE预测的人口数量,黑菱形表示多项式拟合人口数量。从图1中可看出,LESLIE模型预测数据与实际人口数的差距要比多项式拟合预测数量与实际人口数的差距小得多。从表3可见,使用拟合预测人口,其最大误差绝对值为0.00424,且随着预测时间的延长,预测的误差不断增大,而LESLIE的预测误差变化较平稳,最大误差为0.001842,说明使用LESLIE预测人口数的准确度较高。
四、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学龄人口模拟
是否需要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需要综合考虑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我们开发的决策支持系统中,主要将学龄人口、经济发展因素作为主要变量,通过系统模拟,提供给定的决策选项下面临的人口和经济情况。决策者可以对诸多因素选定不同优先级或者综合加以考虑,以审慎地制定相关政策。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根据以上的学龄人口预测模型,决策支持系统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和各省市2010年至2025年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龄人口进行了预测,为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提供了人口因素的科学依据。下页图2-5分别为模拟决策系统模拟的2010-2025年全国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龄人口规模趋势图。从图2-5可以看出,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各不相同,所以根据不同的变化趋势,对不同阶段教育的决策也应结合具体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一)学龄人口对现阶段教育的影响自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来,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度和效度成为两个重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适应城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入学”[21]。因此,在稳定推进义务教育普及的前提下,最理想的状态是各个地区的办学规模应随当地学生数量的变化而做调整,一方面保证学生都能有学校可上,另一方面实现老师资源的最优配置,以保障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的生源和质量。例如,从图4可看出,从2010年到2017年全国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因此我们推测某些地区的生源下降,针对此情况,可以对特定地区采取撤出合并学校的方式来达到学校人口的平衡。从图2和图5可看出,2013年到2016年全国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数也呈减少趋势,高中的减幅相对较大。因此,也可采用同样的方式来维持生源与学校之间的平衡。直到2017年,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化趋势趋于平缓,2020年后,幼儿园阶段学龄人口继续缓慢减少。但是目前对中小学撤并学校的已有研究也提出新问题,东中西部地区学校撤并速度均超过学生减幅[22]。因此,学校的撤并速度应与人口的变化速率相适应,而预测学龄的人口变化趋势恰恰能够为学校撤并速率提供科学参考。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3],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学龄人口变化的趋势,相关教育部门需要实现均衡发展这一战略性任务。根据学龄人口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各项资源。例如,从图3可以看出,全国小学阶段学龄人口的发展趋势比较复杂,呈现“先减少—后增长—再减少”的趋势。针对于此,国家对小学阶段每年的教师和其他方面的配置都需要提供特殊介入,以确保教师以及其他资源与相应的学龄人口相平衡。同样,国家对于小学阶段每年的经济投入也应做相应调整。如果一些年份的学龄人口数量处于波谷与波峰时,在波谷年与波峰年的教育生均经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此年的教育经费投入可根据人口变化适当减少或增加。由此可见,人口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教育决策做出有力支撑。使用LESLIE预测人口的问题假设之一是,预测期内社会比较稳定,人口平稳发展,人口数量不会出现大的动荡起伏。因此,短期内人口的生育率与死亡率的总体水平可看视为常数[24]。而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会促进妇女生育率升高,促使新生儿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所以在参考LESLIE预测数据的同时应结合二胎政策对人口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而二胎政策是否会平衡我国人口减少的趋势还有待考察。
(二)学龄人口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的影响第一,学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义务教育的影响深远,目前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主流的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方案:向上延长与向下延长[25]。向上延长即为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向下延长即为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关于我国是否已经具备延长义务教育条件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各专家的观点和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但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决定义务教育年限是否延长的最主要因素[2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说明“优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27]。因此,人均GDP在义务教育投入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人均GDP越高,该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其在教育经费上面的潜在投入就越多。结合人口规模来看,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在相同经济收入情况下,人均GDP就越小,教育经费的潜在投入方面能力下降,对教育建设的负担加重,此时,在同等质量的教育环境下,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就会减少。根据模拟决策系统的推算,在2010至2015年期间,全国人口的增长趋势缓慢,每年的增长速率递减。因此,从人口规模上来看,在我国GDP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我国人均GDP不会大幅度下降。由此,学龄人口预测对义务教育延长决策中的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第二,学龄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必定对教育决策产生影响。关于我国义务教育是否达到延长的条件并非仅仅关乎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少。除此以外,当前义务教育的质量是决定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和监测制度”[28]。决策模拟系统的学龄人口预测数据可以让我们推算出不同学龄段已完成和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数量。对于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他们已构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底,他们是否会对社会的经济效应与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待进一步研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度是义务教育年限是否延长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观察、分析与借鉴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可以分别预测向上延长或向下延长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并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的决策进行再思考。第三,对学龄人口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教师队伍的发展规模。跟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我国教师总体配置的生师比逐步下降[29]。到2013年,全国小学的生师比为16.76:1,初中生师比为12.76:1,高中的生师比为14.59:1。因此,决策模拟系统通过预测学龄人口数量,可以进一步预测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对师资力量的需求程度,推断目前的教师队伍是否满足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之后的办学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义务教育年限是否延长的有关文献中,很少提及二胎生育政策对此带来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二胎政策实施后的短期内,我国可能会出现小的生育回潮,新生婴儿增多。但总体而言,该政策对我国人口总规模的影响有限[30],但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能量是累积的。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十年以上。已育一孩的妇女计划生育二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未来4年,其中第二年为峰值[31]。因此,我们推测,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人口变化对义务教育年限向下延长的影响更明显,对义务教育年限向上延长的影响滞后一些。模拟决策系统通过对未来学龄人口规模的预测并结合当前的生育政策,将为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五、结束语
本文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采用LESLIE模型预测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根据不同人口年龄段的生育率和生存率对未来人口发展进行推演,预测的准确度相对较高,并得到幼儿园到高中不同阶段的学龄人口结构数据和发展趋势,为基础教育的资源配备和管理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价值。根据文本研究的学龄人口趋势,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可以合理调整撤并学校的进度,使教育资源达到最优化,同时可以合理调整教育经费的投入规模。对于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而言,参考学龄人口预测趋势可以为决策提出新思路,通过分析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效度和教师资源配备程度为是否进行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此外,考虑到LESLIE人口预测规模的假设前提,模拟决策系统预测的人口数据必须结合当前二胎政策对未来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学龄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总之,我国基础教育的学龄人口预测研究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具有深刻影响,对我国义务教育的管理决策、基本资源配备以及教育经费投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小清,林仕丽等.教育数据30年:从CMI到DDDM[J].电化教育研究,2010,(9):55-63.
[2]吴岩,刘永武等.逐步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新世纪北京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J].教育科学研究,2002,(8):5-9.
[3]蒙秋霞.深圳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J].海南政报,2000,(1):44.
[4]徐广宇.实施义务教育不可冒进[J].教育发展研究,2002,(6):25-29.
[5]徐谨严.实施义务教育不可冒进——对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几点不同认识[J].中国教育学刊,2002,(5):33-35.
[6]顾小清,黄景碧等.让数据说话:决策支持系统在教育中的应用[J].开放教育研究,2010,16(5):99-106.
[7]许邦兴.高校生源缩减的原因、影响与应对策略[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38-146.
[8]李渤海.农村基础教育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J].甘肃教育,2010,(13):9.
[9]颜淑霞,俞玲萍等.生源变化与上海市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J].上海教育科研,2004,(7):9-13.
[10]闫建璋.我国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合理性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11]肖兴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12年的可行性研究[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1):10-14
[12]唐家德.基于MATLAB的非线性曲线拟合[J].计算机与现代化,2008,(6):15-19.
[13]王可,毛志伋.基于Matlab实现最小二乘曲线拟合[J].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52-56.
[14]罗成汉,刘小山.曲线拟合法的Matlab实现[J].现代电子技术,2003,(20):16-17.
[15]茆长宝,程琳.两种人口预测模型的精确度比较——以人口年龄移算法和灰色预测模型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29-32.
[16]唐丽芳,贾冬青等.用MATLAB实现灰色预测GM(1,1)模型[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35-37.
[17]周瑞平.GM(1,1)模型灰色预测法预测城市人口规模[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5,(1):81-83.
[18]尹春华,陈雷.基于BP神经网络人口预测模型的研究与应用[J].人口学刊,2005,(2):44-48.
[19]付艳茹.基于MATLAB曲线拟合的应用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55-58.
[20][24]付艳茹.基于MATLAB的人口预测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21][23][27][28]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22]何卓.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8,(1):35-39.
[25]王丽英.义务教育学制年限之争论[J].新西部(理论版),2013,(6):114-115.
[26]肖兴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12年的可行性研究[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1):10-14.
[29]国家教育督导团.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关注义务教育教师[J].教育发展研究,2009,(1):1-5.
一、健全养老保障体制任重道远
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到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二、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相结合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已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查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三、提高人口素质和关注成年人问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R71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18-0105-03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 for labor of multiparas
HE Shujun ZHANG Juan LEI Bo GUO Mi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Beijing Haidian Maternal & Child Health Hospital,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esthesia for the labor of multiparas on the labor, pain and newborns. Methods 60 multiparas who voluntarily accepted labor analgesia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0.1% ropivacaine+0.5 μg/mL sufentanil 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PCEA) was used. 60 cases of multiparas who underwent the natural delivery without concurrent analgesia intervention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chos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abor time, neonatal umbilical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neonatal Apgar score, maternal pain visual analogue score(VA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abor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neonatal umbilical artery blood gas analysis indicators measured were in the normal range in the two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Apgar scores was 10 points at 1 minute and 5 minutes after birth,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S before and after analges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Key words] Multipara; Labor analgesia; Epidural; Ropivacaine
分娩痛给药模式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是PCEA[1],镇痛效果可靠,产妇满意度高,在产科麻醉中已经广泛应用。李冰等报道[2]0.1%罗哌卡因+0.5 μg/mL舒芬太尼硬膜外自控镇痛用于分娩潜伏期,镇痛效果确切,对产程干扰小,对母婴安全无明显影响。这些研究多以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二胎产妇的比例迅猛增加。那么椎管内分娩镇痛对经产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又如何呢?本研究拟探讨硬膜外自控镇痛(PCEA)用于经产妇分娩镇痛,对产程、产痛和新生儿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我国2016年分娩镇痛专家共识[15]指出:不再以产妇宫口大小作为分娩镇痛开始的时机,产妇进入产房后只要有镇痛需求即可实施。《妇产科学》认为在没有分娩镇痛禁忌的产妇,当开始规律宫缩,疼痛VAS评分>3分时即可开始分娩镇痛[16]。因为经产妇人群有其特殊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状态,分娩过程表现为明显的个体化差异,同时绝大多数情况下经产妇分娩过程比较快,缺少可预测性。尽管本研究以宫口开至1~3 cm作为硬膜外阻滞镇痛起始时间,仍有多例经产妇因急产而失去分娩镇痛的机会。赵燕峰等[17]采用连续硬外预置管法阻,用于经产妇分娩镇痛,满足产程中不同阶段镇痛需求,而且为分娩过程中的急诊剖宫产赢得麻醉和抢救的时间[18,19],很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0.1%罗哌卡因辅以小剂量舒芬太尼用于经产妇自控硬膜外分娩镇痛,镇痛效果确切,不影响产程及新生儿,副作用小,是目前分娩镇痛安全有效的方法。但对于经产妇要灵活运用,才能为每一位经产妇提供个体化的分娩镇痛。
[参考文献]
[1] 徐铭军. 分娩镇痛临床教学的热点问题[J]. 临床麻醉学,2016,32(8):819-822.
[2] 李冰,陈绪军,郭艳,等. 不同浓度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在硬膜外阶梯式分娩镇痛中的应用[J]. 临床麻醉学,2016,32(4):361-365.
[3] Najafi TF,Bahri N,Ebrahimipour H,et al. Risk assessment of using entonox for the relief of labor pain:A healthcare 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approach[J]. Electron Physician,2016,8(3):2150-2159.
[4] Mukherji A,Glickman-Simon R.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coffee consumption and mortality,phytoestrogens for menopause,light therapy for non-seasonal depression,electroacupuncture for labor pain[J]. Explore(NY),2016,12(3):210-214.
[5] Kranke P,Girard T,Lavand′homme P,et al. Must we press on until a young mother dies? Remifentanil 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 in labour may not be suited as a “poor man′s epidural”[J]. BMC Pregnancy Childbirth,2013,13:139.
[6] Schnabel A,Hahn N,Broscheit J,et al. Remifentanil for labour analgesia: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Eur J Anaesthesiol,2012,29(4):177-185.
[7] Heesen M,B?ihmer J,Klhr S,et al. The effect of adding a back-ground infusion to 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labor analgesia onlabor,maternal,and neonatal outcome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nesth Analg,2015, 121(1):149-158.
[8] Arendt KW,Segal B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pidural labor analgesia and maternal fever[J]. Clin Perinatol,2013, 40(3):385-398.
[9] Niesen AD,Jacob AK.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versus epidural analgesia for labor and delivery[J]. Clin Perinatol,2013,40(3):373-384.
[10] Lovach-Chepujnoska M,Nojkov J,Joshevska-Jovanovska S,et al.Continuous versus 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 for labour analgesia and their effects on maternal motor function and ambu-lation[J]. Pril,2014,35(2):75-83.
[11] 曲元,吴新民,徐成娣,等.腰麻-硬膜外联合麻醉和病人自控镇痛用于分娩镇痛的可行性[J]. 中华麻醉学杂志,2000,20:216-219.
[12] Joshi GP,Bonnet F,Shah R,et al. A systematic revive of randomized trials evaluating rechniques for postt-horacotomy analgesia[J]. Anesth Analg,2008,107(3):1026-1040.
[13] 岳剑宁,徐铭军. 椎管内阻滞在潜伏期分娩镇痛中的研究进展[J]. 中国围产医学杂志,2007,10(1):6-9.
[14] 郑剑秋. 镇痛分娩对母婴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J]. 医学综述,2013,19(23):4230-4232.
[15]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产科学组.分娩镇痛专家共识(2016版)[J]. 临床麻醉学,2016,32(8):816-818.
[16] 谢幸,苟文丽. 妇产科学[M]. 第8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85.
[17] 赵燕峰,李斌,欧阳雨芳. 硬膜外预置管用于经产妇分娩镇痛临床分析[J]. 中国现代医生,2015,53(35):113-116.
【关键词】 围产儿; 出生缺陷; 监测; 分析
Analysis of Perinatal Birth Defects Monitoring in Guangming New District Shenzhen 2004-2014/XU Jin-jin.//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7,14(16):068-071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perinatal birth defects in Guangming New District of Shenzhen during 2004-2014.Method: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erinatal birth defects in Guangming New District of Shenzhen from 2004 to 2014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erinatal birth defects.Result:The perinatal birth defect rate of Guangming District of Shenzhen from 2004 to 2014 in different year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Incidence of malebirth defects was 1.40%(560/39 920),female was 2.30%(751/32 685),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字2=81.17,P
【Key words】 Perinatal infant; Birth defect; Monitor; Analysis
First-author’s address:Central Hospital of Guangming New District,Shenzhen 518107,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16.019
出生缺陷是指新生儿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结构与功能代谢异常,而导致儿童在生理,心理、精神、机体、遗传以及智力等方面的异常,甚至出现死产、流产、婴幼儿早夭[1-2]。出生缺陷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精神与经济负担,同时增加了有限的社会卫生资源支出[3-5]。本文通过了解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和相关危险因素,旨在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妇幼保健和妇幼卫生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预防和降低该区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因此,本研究分析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深圳市光明新区2003年10月-2014年9月(按照妇幼统计年度)住院分娩的包括死产、死胎、早期新生儿死亡的围产儿,所有围产儿均为孕满28周胎儿或出生体重≥1000 g且在分娩后7 d内的新生儿[6],其中计划外妊娠引产的围产儿不作为监测的对象。
1.2 方法 由经过出生缺陷监测工作专门培训的儿科妇、产科医生填写《深圳市出生缺陷儿报告卡》,并将其上交到妇女保健科,同时统计所有孕妇的年龄、文化水平、居住地等基本情况,并准确地填写调查表,再由妇女保健医生将相关数据录入妇幼保健信息管理系统。
1.3 质量控制 医院妇女保健医生每月负责对出生缺陷儿进行查漏补录,确保出生缺陷填报资料的质量及上报数据的准确无遗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6.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2.1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情况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各年份间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字2=3.63、2.41,P>0.05),见表1。
2.2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相关因素分析 出生缺陷儿男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81.17,P
2.3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类e及顺位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类别的前六位依次为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外耳畸形、唇裂合并腭裂、并指(趾)、唇裂,见表4。
3 讨论
3.1 出生缺陷儿发生现状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儿发生率为1.81%,而2004-2009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儿发生率为1.98%,2009-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儿发生率为1.68%,2009-2014年的围产儿出生缺陷儿发生率较2004-2009年低,说明近几年本区在控制出生缺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其可能原因是,卫生主管部门逐年增加大了对围产儿出生缺陷儿的监管力度,监测人员工作效率日益增加,使质控环节逐渐完善[7-8]。
3.2 围产儿出生缺陷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出生缺陷儿男性发生率明显低于女性,这可能与二胎政策开放有关,二胎政策放开之前,绝大多数家庭的孕产妇只能孕育一名子女,且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在产前诊断发现围产儿出生缺陷为女婴时,往往有许多家庭选择放弃,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绝大多数家庭的孕产妇有了孕育二胎的愿望,若产前诊断发现出生缺陷的围产儿为女婴时,部分家长往往可能会选择继续妊娠[9-10]。
3.3 出生缺陷儿孕妇的年龄及文化程度 本研究结果分析显示,围产儿母亲年龄构成(
3.4 出生缺陷儿类别及顺位 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类别的前六位依次为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外耳畸形、唇裂合并腭裂、并指(趾)、唇裂。因此目前本区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重点是降低这6类先天畸形。其中先天性心脏病的出生缺陷儿发生率最高,这可能是随着产前诊断技术的不断提高及产后心脏超声筛查的结果,提高了先天性心脏病的检出率。由于先天性心脏病结构复杂多样,且严重程度不一,还会因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其诊断的困难性,因此,超声检查时胎儿先天性复杂心脏畸形有些是很难见到的,近年来由于超声仪器分辨率有了一定程度地提高,而日益完善和系统化超声检查技术,使胎儿心脏超声检查已成为一种超声检查的常规项目[15-16]。而其次出生缺陷发生率为多指(趾)畸形,其可能是由遗传基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尤其受到近代工业的污染,损害肢芽胚基的早期分化,从而导致多指畸形[17]。
3.5 出生缺陷干预策略 需严格进行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对免费婚前保健及孕前保健工作进行加强,监测叶酸的规范服用,持续开展宣传预防出生缺陷的健康教育知识,以提高群众关于预防出生缺陷的知识水平,可面对群众提供关于生育遗传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并避免具有高危因素的高龄妊娠,促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降低;二级预防:加强孕期保健和营养,孕期避免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病毒感染及接触辐射等对胚胎具有较高致畸可能的因素,可规范孕期检查,加强产前筛查、超声诊断等孕期监测,加强可使孕产妇能及时获得有利便捷的保健服务的设施及基层卫生保健人员的投入,降低出生缺陷的出生;三级预防:针对发生的出生缺陷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及经济补助,从而减少出生缺陷儿发生远期并发症和后遗症等,倡导民政、卫生、计生、宣传教育及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积极参与,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儿发生率,使持续开展预防出生缺陷工作[18-20]。
综上所述,2004-2014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与其性别、孕妇的文化水平及年龄结构等有关,为降低深圳市光明新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应加强婚检与孕前保健工作,积极开展围产儿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工作,可促使产前出生缺陷检出率提高,从而达到预防发生出生缺陷,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素质。
参考文献
[1]贝伟红,戚小兵,伍平,等.2011-2013年珠海市前3位出生缺陷围产儿特征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5,32(3):230-234.
[2]张宝芳,邹宇华,方磊,等.佛山市围生儿出生缺陷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7,32(4):733-736.
[3]池雅琴.2011至2015年吴江区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6,16(19):260-261.
[4]陈亮.孕前保健对出生缺陷及其他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J].医学综述,2016,22(11):2200-2202.
[5]丁月华.湖州市2011-2013年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2016,33(1):183-184.
[6]杨F,汪吉梅,钱蓓倩,等.73498例新生儿出生缺陷监测分析[J].临床儿科杂志,2015,33(6):553-557.
[7]陈玉华,王升华,张娇.青岛市2005-2014年围产儿出生缺陷变化趋势[J].中国妇幼保健,2016,31(16):3206-3209.
[8]孔丽华,罗妮娜,杨兴娥,等.宜昌市夷陵区2006-2013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5,30(36):6489-6492.
[9]何晓燕,王红,王静.扬州市城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分析[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17,25(1):110-111.
[10]邱晖,虞慧婷.2014年上海市黄浦区出生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5,12(18):4-8.
[11]董琳,唐毅,汪勤,等.城市化初期居民出生缺陷知识需求及宣传教育模式[J].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15,16(6):345-346.
[12]江帆,耿可亭,郭瑞珍,等.广州市南沙区家庭生殖健康促进模式的探讨[J].中国妇幼保健,2016,31(21):4327-4330.
[13]青,李清丽,尹如铁.GnRH类似物对化疗患者卵巢功能保护的研究进展[J].实用妇产科杂志,2016,32(10):727-729.
[14] Martin J A,Hamilton B E,Ventura S J,et al.Births:finaldeta for 2013[J].Natl Vital Stat Rep,2015,64(1):1-65.
[15] Seo J S,Song J M, Kim Y H,et al.Effect of atrial septal defectshape evaluated using three-dimensionaltransesophagealechocardiongraphy on size measurements for percutaneousclosure[J].J Am Soc Echocardiogr,2012,25(10):1031-1040.
[16]孙晓旭.抚顺市农村孕妇孕中期免费超声筛查出生缺陷项目成效评估[J].中国现代医生,2014,52(1):135-137.
[17]周汉珍,肖红玲,谢丽青.花都区B超联合血清筛查出生缺陷的应用研究[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4,5(14):85-86.
[18]孙艳.11697例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结果分析与干预措施[J].中国妇幼保健,2014,29(2):17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