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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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23-04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严重后果，发达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手段相对匮乏，更容易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因此，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抑制气候变暖有着更加紧迫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国际压力。对如此内需外患形势，本文从对内对外两角度，分析中国如何缓解外部国际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具体措施谈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希望能为中国保护生态环境有所帮助。

一、温室效应及其后果

人口的快速增加，城镇面积的不断扩大，森林资源的造伐比例失调，草原退化成沙漠，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使得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剧烈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而且变暖速度空前。上世纪全球气候变暖非常明显，平均气温由1899―1901年的13.88℃上升到1999―2001年的14.44℃，净增加了0.56℃，其中80%的净增加量发生在1980―2000年[1]。自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经增加了31%[2]。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大气中含量继续增加，未来50~100年全球气候将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3]。我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基本一致[4]。近百年来，中国气温上升了0.4~0.5℃；198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出现了16个全国大范围的暖冬，1998年冬季最暖，2001年次之[5]。

气候变化将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温室效应的直接灾难性后果是全球气温升高，地球日益变暖，海水受热膨胀，两极冰雪部分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一些岛国、群岛和沿海地区。潮汐测量资料显示，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0.2米，上升速率为1.0~2.0毫米/年[2]。照这样趋势发展下去，未来100~200年内，美国沿海的部分地区、欧洲的荷兰、非洲的埃及、亚洲的孟加拉、越南、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等大量沿海国家和地区及岛屿将被海水淹没。我国上海地区也将被淹没，太湖水可能出现倒流。届时，将有数百万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2）由于极地冰层融化，被冰封几十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会重见天日，地球上的病虫害增加，而目前人类对这些原始病毒没有抵抗能力，所以人类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3）温室效应导致全球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而且年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干旱严重。

二、国际应对温室效应的新举措――低碳经济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气候变暖主要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8]。面对全球变暖的可怕后果，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被正式列入国际谈判的议事日程，成为环境学、生态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订，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到2005年该议定书正式生效，再到今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各国将就《京都议定书》到期（2012年）以后的碳减排义务达成新协议，削减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已成为共识，低碳经济正在逐渐步入历史舞台。很多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奥巴马政府把全球变暖当作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并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上。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其核心是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奥巴马政府主张，不断压缩传统不利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空间，建立一个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来限制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使用可再生新型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

就具体行动来讲，欧盟已把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一次能源消耗量减少20%，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20%。英国政府2009年7月15日正式了名为《英国低碳转换计划》的国家战略蓝图，其最核心内容是，设定英国未来电力构成来自低碳领域――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严格控制碳排放量，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为此政府出台具体刺激措施，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建立“碳预算”，提高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减排标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急先锋。

2009年6月，法国环境部长Jean-Louis Borloo公布了一份新气候-能源的白皮书，开始制定针对耗能产品征收碳税的方案，对那些在生产、运输中产生二氧化碳的产品征收“能源-气候”税，旨在引导法国消费者和制造商使用和提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法国政府对此立场很明确，萨科齐6月22日在议会演讲时曾表示，希望法国在碳税问题上走在最前面。加拿大也在酝酿相关政策。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引进了碳税机制。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减排60%～80%，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三、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作为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摆脱贫困和发展经济仍是首要任务。在目前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高度依赖于能源和资源的投入。因此，未来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不可避免地呈增长趋势。表1显示，1995―2004年的10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67倍，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能源消耗总量增加了约1.55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约1.56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我国近50年来的年平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大约平均10年减少2.9毫米，部分地区出现了暖干化趋势[2]，[5]。尽管温室效应显示的影响和破坏力越来越大，但二氧化碳的减排还存在很多经济和技术上的难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方面虽然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国内有效适应或全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框架。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只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随着奥巴马政府新能源法案的实施，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总量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排放国。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国际上要求中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难以回避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限制的承诺。

四、我国应对温室效应的对策分析

1.对外策略。（1）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付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各项国际环境问题的讨论和谈判，加强同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的沟通，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将我国国情纳入讨论和谈判范围，强调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同时考虑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承担可能的相对减排义务。对于具体问题，要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动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制定多赢的新规则，使我国从一开始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为企业生存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2）中国应主动出击，抓住双赢点多作文章。中国当前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能为发达国家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可观的回报，缓解其金融危机压力；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的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而中国拥有巨大的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需求，二者正好互补互惠；在低碳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定期交流和磋商，建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摩擦与争议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减弱我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

2.对内策略。（1）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节能减排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首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积极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加快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促进设备不断更新，求得更快更好的减排效果，提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其次，推进企业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构建跨产业生态链，推进行业间废物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能源消费的减量化利用，提高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燃料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强化技术创新，要组织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构建技术研发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技术标准示范企业建设；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开发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2）利用税收、拍卖和配额等经济手段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征收二氧化碳税（简称“碳税”）的方式使排污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为温室效应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伴随产品的价值量无关，所以最佳碳税应依据从量税征收，而不是从价税。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使得碳税政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专门性税收。对大量的高资源消耗行为课征碳税，使税制反映出商品和劳务的环境成本。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确定和调整碳税的税率，同时考虑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使碳税政策能反映出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的鼓励和优惠。当纳税人或污染源很分散时，税收征管成本相对就高。此时，政府可以颁布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综合排放限制，明确排放目标。然后，将允许的排放量基于拍卖分配给各个污染源，对于超过允许排放标准的污染源，可采取严厉的制裁，包括罚款等方法来限制；同时允许污染源将自己的排放量互相买卖。这样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可以重新设计工艺，降低排放量，将多余的法定排放量出售给其他企业，以节省生产成本。（3）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全民节能减排意识，推动全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机动车辆限号”政策，补贴公用交通工具；政府带头，发挥节能减排表率作用。2007年，科技部组织专家研究人们日常行为的节能减排潜力，选取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等6个方面的36项日常行为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36项日常生活行为的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由此可见，“全民从点滴着手、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廉价、最清洁和最快捷的一种减排手段。（4）建立一个非赢利性贷款机构，对清洁能源产业，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提供资金支持，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放低利率贷款或进行贷款担保，以激励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对一些基础设施，如城镇园区绿化、乡村沼气池等，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并进行补贴。（5）鼓励退耕还林，造伐并举，还原生态环境，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道路；把“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作为长期国策不变，防止地球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6）敦促环保机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和方针；环保协会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切实做到理论贴近现实、对现实作出指导；加强环保网站、报纸和杂志的宣传力度，增强全面节能减排意识；鼓励环保专家和学者百家争鸣、献计献策，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7）健全法制，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强化节能减排管理；不断完善政策，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高耗能企业建立有效的二氧化碳排放检测系统，防止企业偷排和虚报。

五、总结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二氧化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减少其排放量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相应的减排措施，如碳税、开发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生产方式较粗放，对全球气候变暖有不可否认的责任，气候变暖的可怕后果使得中国面临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

本文从对内对外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如何缓解国际减排压力，为经济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快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新能源，采用税收和拍卖的经济手段限制高耗能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设立非赢利性信贷机构为低碳技术开发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退耕还林和造伐并举，动员全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发挥环保部门、环保协会、环保研究机构和学者聪明才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督和管理制度，为中国人民和政府献计献策、排忧解难。

注释：

①低碳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减少人为碳排放，以保持地球生态的碳均衡[6]。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7]。

参考文献：

[1]Brown L.R. Global temperature rising. http：///index.php?/indicators/C51/temperature_2002，2002.

[2]许小峰，任国玉，王守荣，张政.气候变化问题与我国的应对战略[J].中国软科学，2004，（1）：23-27.

[3]秦大河，丁一汇.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秦大河，王绍武，董光荣.中国西部环境特征及其演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5]丁一汇.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OL].http：///cn/NewsInfo.asp?NewsId=3746，2002-9-18.

[6]DTI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UK Energy White Paper：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London：TS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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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问题正在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发展低碳经济是改变目前这种局面的重要途径①。目前，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识，众多专家、学者都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如何发展低碳经济上。但首先我们要弄清低碳经济的外部影响及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问题，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低碳经济更具有外部性，是一种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其应用涉及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研究低碳经济的利益主体及其外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政府调控问题。

二、低碳经济的外部效应分析

外部性问题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所谓外部性，也叫外在效应或外在性，它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根据作用效果可以把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类。其中，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益而无法从后者获取报酬；负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损而后者无法获得补偿。

低碳经济旨在围绕整个经济活动，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体现在对能源生产和消费作出更加有效率的选择，以求达到最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②。低碳经济是通过系统地调整体制从而激励节能技术创新、低排放技术应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进而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之间的旧的高度相关关系，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也存在外部性，例如：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这就是正外部性；与之对应，一些生产企业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福利，这就是负外部性。

（一） 资源环境的外部效应分析。

低碳化是全球趋势，也是中国目标。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实现低碳化的、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然而，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就是高碳、以煤为主的能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像中国的煤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以煤为主可能有成本优势，成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在低碳经济中却变成了比较劣势。因为低碳工业必须是建立在低碳或无碳能源基础之上，而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建构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有较长的建设周期。因此传统的能源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很难有颠覆性的改变。③低碳经济在注重开发新能源的同时，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结合，采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遏制化石能源总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经济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低碳经济正外部性的表现。

（二）国家政府的外部效应

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作为低碳经济的最大利益主体，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减缓气候变化对其现实经济利益和发展权益意义非凡。特别是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他们早已认识到高能源、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给本国的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趋势。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

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碳经济对国家政府具有正外部性。

但是，目前全球重化工业等高碳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集聚度在不断地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而发达国家掌控着高新技术产业、低碳能源产业、生产业等的技术、设计、标准、专利、品牌等主导权，掌握着金融、保险、物流、销售网络等低碳经济主要领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碳产业，为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高碳产业转移后的20-30年，将背负高碳经济所带来沉重的资源环境负担。因此，围绕碳排放权和经济发展权问题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焦点。④这是发展低碳经济负外部性的表现。

（三）企业的外部效应

从长远来看，企业在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向低碳发展战略转型，将影响到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从而对公众、地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企业的外部性表现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讨论。

一方面，中国是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发展高能源、高排放的产业来拉动经济发展，这些企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效益、效率的问题上，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将外部成本转嫁给社会，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严重影响。发展低碳经济势必要对这些传统工业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这就有可能提高企业成本、增加企业运营风险、影响企业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具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要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和调整的问题，产业因素可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低碳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良性的产业发展不仅能够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成本问题，同时，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在低碳环保方面发展较快的先锋企业更承担了探索和表率的作用。这是低碳经济在企业方面的正外部性表现。

（四）公众的外部效应

民众是低碳经济发展最庞大的利益主体。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源消耗迅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在时间层面上，属于人类的那部分自然资源其实也并非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它同样也属于我们以后千千万万代的人。人类对资源的肆意掠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高能耗的企业排出大量温室气体，其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异常，严重威胁全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异常气候影响、保障民众身体健康。此外，发展低碳经济还会对公众消费产生巨大影响。　低碳经济能优化消费结构，给消费带来正的外部性，具体表现在消费的重点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环保型产业转移；消费者的偏好也将随生产的布局变化而变化，更加青睐于低能耗的产品。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通过对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方式的影响，也将改变消费者现有的观念，在工业社会下形成的“快捷消费”、“一次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消费观念及习惯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学习性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消费观念将逐渐形成，以追求健康消费作为消费的倾向，追求消费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同时也有利于大自然的健康。⑤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低碳经济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带来资源环境以及人们消费方式的改善，产生较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改善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而资源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使投入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来充分补充，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因此，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明确角色，强化职能。

二、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是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他们的选择和偏好就决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⑥但是，由于目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公众参与意识还比较低，对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不够积极，所以社会公众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主要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力量博弈的选择。其中，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效应，其生产创造的经济收益不可能完全归企业所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社会收益而溢出。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收益明显高于政府投入，能够产生社会净收益。低碳技术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它还对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因此低碳技术具有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功效。政府针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力度、发展途径所制定的政策将会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公众的消费方式和身心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私人部门对低碳技术研发投资的收益常常低于其成

本，而另一方面，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给全社会带来的效益又往往大于私人部门的成本，这就使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一）树立低碳经济的战略意识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密切联系，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⑦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低碳经济要求进行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经济一次全新变革，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目前我国面临社会经济发展与节能、气候变化的多重任务，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仍存在问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中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因此，国家政府对低碳经济的认识一定要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到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⑧

（二）加强企业激励机制建设

由于企业生产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致使企业对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性不高。目前，企业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应对其建立激励机制，激励企业进行低碳科技创新。⑨激励机制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因和直接动力，是政府引导企业从发展低碳经济中得到经济效益的方式和手段。政府可通过诸如价格、税收、信贷、收费和保险等的手段激励企业进行低碳生产，例如在具备条件能够明确界定产权的地区、领域，政府可以推广完善符合中国市场特点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即在实施排污许可证管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节约污染排放指标，这种指标作为“环境容量资源”、“有价资源”或“储存”起来以备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之需，或在企业之间进行有偿转让，⑩激发企业参与低碳经济实践的积极性。

（三）坚持国家利益

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客观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11)同时，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国家合作中，要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对技术和项目严格把关，并准确合算减排成本，增强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洁发展机制等项目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四）提高公众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如何激发公众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政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媒体等宣传工具，加强低碳经济理念宣传，提高人们的资源意识、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普及教育、培训、论坛等方式促使各级政府和民众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低碳经济能够实现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不断提高，认识到反正低碳经济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刘伟力.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辽宁建材,2009(11).

②柏林.低碳经济辨析［j］.企业技术进步,2009(12).

③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④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⑤陈春晓,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4).

⑥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⑦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⑧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⑨谢军安,郝东恒,谢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j］.2008(12).

⑩曹明德.排污权交易制度探析［j］.西北政法学院院报:法律科学,2004,(4):102.

(11)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参考文献:

［1］刘伟力.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辽宁建材,2009(11).

［2］刘华,杜金梅.循环经济的外部经济效应［j］.经济论坛,2004(23).

［3］柏林.低碳经济辨析［j］.企业技术进步,2009(12).

［4］邵伟.低碳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j］.金融与经济,2009(2).

［5］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6］陈春晓,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4).

［7］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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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X3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5-0015-074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发大会，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可持续发展20年来的实践与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6月即将召开的“里约+20”峰会将总结20年来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分享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果，共议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对策。“里约+20”峰会有两个主题，其一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其二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1］。对这两个主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在这两个主题上也存在着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下的矛盾和冲突，构建公平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将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均衡和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1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当前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日趋强化的严重制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成为当前可持续发展中的突出和紧迫问题，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提高，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地表温度上升。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降水分布改变，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增强，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减产，疾病增多等，对地球生态和经济社会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3］。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促进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

20年前的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主要措施是减缓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而随经济社会发展能源的需求量也将不断增长，因此，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减缓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即成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对于绿色经济的定义和内涵，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点。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国内环境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人民群众享有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当前讲绿色经济，主要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关注全球环境变化对世界范围和本国的影响，关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制度框架的构建和各国的合作行动。比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建立的“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就是旨在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而发展中国家不仅生态环境脆弱，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更面临国内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饮水安全、垃圾处理等诸多国内环境问题，同时还面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等一系列迫切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讲绿色经济，更多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内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仍是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要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在发展中解决可持续性问题，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内资源保障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环境的目标是一致的，具有高度的协同效应，两者可以紧密结合，协调推进。

不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都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发展绿色经济，促进低碳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将引发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引起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当今发达国家创造的工业文明，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社会和人民福祉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全球资源和环境的代价，这种过多向大自然索取和破坏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方式和社会形态。生态文明的目标将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长期看，全球向以低碳为重要特征的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促进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这一更高的社会形态过度，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发达国家已实现了工业文明，有能力也有条件向生态文明过度。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不具备发达国家当年的世界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的条件，所以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过高能源消费和资源消费为支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必须探索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新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同时，努力向生态文明的目标迈进，实现跨越式发展。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趋势，也将引起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变动和争端。例如发达国家通过提高产品的能耗或环保标准，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或向发展中国家对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环境调节税）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打压发展中国家日益上升的贸易竞争力。最近欧盟强行将所有进出欧盟境内的航班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一方面反映了欧盟强行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义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欧盟借此强化和扩大其碳交易市场，对未来全球碳减排市场机制的发展施加影响，夺取先机，占据有利地位［4］。碳关税对于出口产品以高能耗、低增加值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为主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严重影响其贸易竞争力。据测算，对我国出口欧美的产品中隐含的CO2排放征收每吨35-60美元的碳关税的话，我国产品出口的税率将增加2.2-4.4个百分点［5］，这既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压力，同时也将促进我国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进行产业升级，降低产品的能耗，提高产品的档次和增加值，打造自身的低碳竞争力。

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其关键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环境相适宜的先进技术，例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建立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不再依赖地球有限的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全球人为活动的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趋于近零排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夺取低碳技术的竞争优势是当前国际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前沿和热点领域，是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技术领域。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中，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中的技术优势，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扩充和占领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力图保持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新形势下竞争格局的变动，传统的资源依赖型、模仿、追赶式的发展模式将面临进一步的挑战，但也要将其视为加速向科技创新型、绿色低碳发展方式转型的动力和机遇。

2 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中，发达国家较多地关注代际间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强调当代的发展不能牺牲后代的发展和福祉，必须为后代的发展留有充足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更加强调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要注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在当前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在日益重视全球环境保护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也应给予充分关注。因此，当前加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一方面要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持续，为后代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保证“代际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的关系，使世界不同国情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机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能彻底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和“人际公平”。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到各国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和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当前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全球资源枯竭和生态承载能力减弱、全球环境容量制约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和世界各国的密切合作，也需要对各国的发展和行为方式有所制约，需要各国都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必需的代价。在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各项矛盾中，需要平衡全球整体利益和各国的局部利益，这势必涉及各国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涉及国家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此需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制度框架。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谈判中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坚持的原则，这也应该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2.1 公平地享有全球环境容量空间

当前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2009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已对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达成共识，实现这一目标，即意味着全球的碳排放到2015-2025年期间必须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到2050年的排放水平至少比1990年减少一半。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年排放量大体相当，即使发达国家承诺自身减排80%，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也要绝对减排20%。当前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的排放需求约为1990年的4倍以上，因此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所允许的排放空间要比其需求量减少约80%［6］。因此，全球保护气候环境的目标将极大压缩未来各国的排放空间，碳排放空间不足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将极大地限制未来化石能源的利用和消费，因此碳排放空间将成为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对一个国家而言，未来的碳排放空间一定程度上即是其发展空间。地球大气圈是人类共有资源，适当的碳排放空间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人类社会每个成员都有改善和提高自身福利水平的权利，都有平等享受大气空间资源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维护未来合理的碳排放空间就是争取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生产要素。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高的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的人口只有世界的20%，其自工业革命以来累积的CO2排放则占全球的75%。中国当前每年的CO2排放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均累积的排放量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10［7］。各国人均累积排放趋同体现了公平分配全球碳排放空间的理念。但遗憾的是就历史和当前碳排放格局而言，世界已失去了按公平原则分配碳排放空间的机会。如果按人均累积排放相等的原则分配全球的碳排放空间，发达国家过去的排放量就早已超出其应有配额，当前和未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水平仍将高于发展中国家，其继续排放仍将不断地进一步挤占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留有必要的排放空间，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这是对挤占发展中国家排放空间的补偿。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排放空间严重不足的制约，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实现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减缓碳排放，实现保护全球气候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2.2 公平地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

全球保护气候、减缓碳排放将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很低，不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增加的能源供应保障，而且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改善也迫切需要优质商品能源的供应。当前全球仍有24亿人以木炭、秸秆、煤炭作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发达国家不仅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的4倍以上，而且就能源使用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能源消费主要是用在工农业生产领域（中国约占70%），而发达国家在建筑、交通等私人和公共消费领域的能源消费则占2/3左右。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减缓CO2排放，发达国家应着力转变消费方式，抑制奢侈排放。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引导生产排放，走绿色低碳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和群体，则要努力提供现代优质能源服务，改善其生存排放。

2.3 公平地适应全球环境变化

发达国家过去和当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使全球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高的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而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全球受到气候相关灾害的人口已从1975年的2%上升到2001年的4%，达2.5亿人，其中发展中国家占96%，而发达国家仅占4%。受灾人口的比例亚洲为5.5%，而欧洲仅为0.3%，估计到2030年受灾人口比例将达6%-8%，发展中国家仍然首当其冲。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粮食饮水安全日益受到威胁，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务之急［3］。发达国家因其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责任，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减少自然灾害和损失，不应将适应只看成发展中国家的自身任务。所以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全球适应资金，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提议发达国家每年以其GDP的1.5%作为援助资金，帮助气候变化脆弱国家、最贫穷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也是使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2.4 公平地承担责任和义务

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上，各国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和矛盾冲突的焦点。在当前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力图模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强制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类似的减排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责任。减缓碳排放责任义务的分担应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依据《公约》的原则，发达国家率先承担了量化的减排义务，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2007年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启动了“双轨”谈判进程，即讨论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2012年后应进一步承担的减排义务，同时讨论发展中国家在《公约》下如何开展实质性减排行动。经过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及其后的坎昆和德班气候大会，基本上维护了“双轨制”的框架，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今后“德班平台”讨论2020年后全球减排机制的谈判中，如何进一步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各自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公平地承担责任和义务，将对未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随经济社会发展、国力增强以及排放量占全球比例的增加，势必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但所承担的义务要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与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相称，不能超出自身的能力，更不能对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的刚性制约。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承担与国家能力相符、经过艰苦努力可以实现的减排义务。我国要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又要积极推进国内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2.5 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

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国际制度的建设要体现公平理念，既要体现各国间的平等协商和广泛参与，全面均衡地听取和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也要在行动准则上体现公平理念、历史责任与各自能力，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公约》和《议定书》体现了公平的理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在《公约》和《议定书》下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的绝对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自主采取减缓行动。《公约》和《议定书》是最具普遍性的国际条约，是构建国际气候制度的基石，也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未来完善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需要整合目前世界可持续发展各主要相关领域的制度和机制，相互协调，增强权威性和行动效率，以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3 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人口占全世界的近20%，经济总量和外贸进出口总量均居世界第二，年能源消费量和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将有重大贡献和影响。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各大局，协调推进。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理念，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公平发展的空间和权益。另一方面，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国内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既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和贡献，也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打造国家经济、贸易、科技综合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联合国环发大会倡导可持续发展20年来，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就显著。从1990-2010年，GDP总量增长7.3倍，人均GDP也由1990年37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4 4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期间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55%，CO2强度下降57%，而同期发达国家下降的幅度不到30%，世界平均只有约15%［8-9］，我国在节约能源、减缓碳排放方面的成效为世界瞩目。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也呈较快增长趋势，1990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CO2排放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的人均水平。中国当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5%，每年新增CO2排放量约占世界年增长量的一半左右。中国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的增长趋势，不仅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和控制碳排放的形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国内资源保障、环境容量和能源安全也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当前这种资源依赖型、粗放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无论从全球保护气候和环境的角度，还是从国内资源环境制约的角度，中国都必须加速向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转型。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措施主要有几个方面。

3.1 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我国当前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驱动。2008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3%，而世界投资率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只有30%，家庭最终消费的比重占GDP的37%，而中等发达国家也高达50%［10］。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制造业中低端产品，能耗高、增加值低，为生产出口产品在国内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总能源消费量的1/4［11］。改变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扩大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降低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投资品的需求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当前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7%，已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峰值，钢铁、水泥、家电等产量也达世界产量的半数左右，存在调整产业结构、降低GDP能源强度的空间和潜力。因此，要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快产业技术升级，推广先进节能技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产品的能源单耗、提高产品的增加值率，努力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中近期要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实现我国2020年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承诺目标。长期要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控制，以总量控制的目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通过强化节能和转变能源结构，争取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其后随经济增长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峰值的CO2排放量争取控制在100亿t上下，人均约7 t，低于发达国家当前人均11 t的水平，以适应全球减缓碳排放的形势进展［12］。

3.2 加快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近20年来，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在能源构成中比重由1990年的5.1%提高到2010年的8.6%，其供应能力相应由5 000万tce增加到2.8亿tce，增长5.6倍［9］。我国制定了202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达15%的目标，届时其供应能力将达约7.5亿tce，将有效地替代化石能源的增长。到203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年供应量将达约10亿tce，占届时能源总消费20%-2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工业体系日趋完善，随着其在能源构成中比例的不断增加，将逐步成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列的在役主力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快速发展是促进CO2排放尽快达到峰值的关键，也是突破资源环境瓶颈性制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根本出路。到本世纪下半叶将逐渐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12］，届时经济社会发展将基本不再依赖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而其CO2排放也将趋于近零排放。因此，要加强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制定和实施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加强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低碳技术领域中夺取国际竞争优势，将其成为我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重要机遇。

3.3 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低碳城市建设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已由1990年的26.4%达到当前的50%［9］。城市化过程既伴随快速的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也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化过程既是我国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福祉的强大驱动力，也是促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要注意地区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注意城乡统筹，注意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城市进程中也必须以生态低碳理念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低碳城市化道路。在城市的规划与布局、交通体系与出行方式、建筑结构与节能标准、能源供应与消费方式等方面统筹规划，避免沿袭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高碳基础设施和高碳奢侈性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要探索新型的以低碳为特征的生态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绿色人居的生活方式，引导规范和制约社会和公众的消费行为，倡导健康、适度和文明的低碳消费方式，这与建设低碳产业体系一样，都是实现低碳社会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3.4 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国内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将有效地促进全球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对各国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将起有效的指导作用。当然也会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规范和制约各国的发展路径、行动方式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与之相应，将建立和形成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各种机制和规则，为此，我国要加强国内相应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在未来全球机制和规则的演变中争取主动，占据优势。

在国内促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中，首先要整合现有各种相关制度机制和政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当前以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为基础，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建立地方和行业低碳发展的的评估指标体系。积极推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长期目标提供法律保障。与此同时，要重视国际新的发展趋势，进行超前部署。在全球减缓碳排放国际合作行动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碳市场和碳金融将在未来国际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欧盟等发达国家已在其内部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以市场手段促进企业减排，碳金融在发达国家甚至全球也有快速发展之势。我国“十二五”期间，也将在四个直辖市和广东、湖北两省开展碳交易试点，探索以市场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碳市场的建立需要以地区和企业碳排放的统计、监测和核算体系为基础，碳市场的建立则会极大地促进该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这是中国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的制度建设，也是应对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技术制度改革和竞争格局变动的自身能力建设。

3.5 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未来10-20年，仍是我国和平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同时也将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的共同愿景日益紧迫，对各国发展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制约也将日趋严格，我国要顺应世界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抓住这一重要的机遇期，在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下，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由当前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由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转移到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由模仿追赶式的传统高碳发展路径转移到自主创新型新型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上来。基本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而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并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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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统计局. 2011中国统计摘要［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19-38, 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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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是指干扰生物体内维持自稳及调节发育过程中激素的产生、释放、代谢、结合、排泄、交互作用的外源性物质。本文介绍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定义、分类、人群暴露方式以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生物体免疫系统的危害;目的在于探讨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与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系。1996年3月，T Colbor，D Dumanopski J PMyers编著，由美国副总统戈尔作序的环境著作《Our Stolen Future》出版。该书对人工合成化学品在环境和食品中的残留、积累以及对人类内分泌、免疫系统等的干扰提出了警告，引起了公众对这类化学物质的强烈关注。研究发现，20世纪后期，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常现象，人类内分泌系统异常的突出表现是生殖异常。最早发现一些鱼类的生殖器官始终不能发育成熟，雌雄同体率增加，雄性退化，种群退化。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人类。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性一生中乳腺癌的发生几率仅为1/20，而20世纪90年代上升为1/8。而且近50年来男性的癌发生率增加了 ［3］ 几倍，前列腺癌增加了2倍 ［1］ 。大量调查资料表明环境中存在多种能模拟和干扰动物及人类内分泌功能的物质。这些外源性化学物进入机体后，干扰体内内分泌物质的合成、释放、运输和代谢等过程，并且能够激活或抑制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从而破坏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导致或加速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学术界将这一大类物质称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ers/endocrine disruptˉing chemicals，EDCs）。更有学者认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已成为继“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之后又一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公害问题，属第三代环境污染物 ［1，2］ 。 自身免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发病因素不仅决定于外环境多因素的变化和体内免疫功能的失调，内分泌激素的分泌和调节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Wilder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甲状腺炎患者中的女与男比例分别为3:1，9:1和19:1 ［3，4］ 。同时，育龄期女性在妊娠期及产后激素水平出现明显波动时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使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内分泌激素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影响。美国变态反应学家Randalph认为:新的医疗模式应该充分考虑患者的发病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关系。人类自身的遗传因素是人类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但环境因素可能直接触发疾病的发生 ［5］ 。由于B和T细胞表达的特异性总库是随机产生的，其中必定有许多细胞是对自身成分特异的。因此，机体必须建立自身耐受机制，以区别自己与非己决定簇，从而避免自身反应性的发生。然而，任何机制都有崩溃的危险，自身识别机制也不例外。人类在急剧变化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可导致环境性免疫功能失调，终致发生各种变态反应性疾病 ［6］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是否会对人的自身耐受机制造成威胁，从而打破人类的自身耐受机制呢? 1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名称和定义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viromental endocrine disˉruptors/Eds或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也叫环境荷尔蒙/激素（enviromental hormonals）、环境雌激素（enviromental oestrogens），还有人将它称为“雌激素类似物（Estrogen Mimics，Oestrogen Chemicals）”或者“外源性雌激素（Xenoestrogens）”。作为第三代环境污染物，其名称及定义都很多，美国EPA内分泌干扰物审查和试验咨询委员会（EDSTAC）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定义为:干扰生物体内维持自稳及调节发育过程中激素的产生、释放、代谢、结合、排泄、交互作用的外源性物质 ［7］ 。 2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种类和来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被人类利用的化学品有成千上万种，而有很多物质被证明与人类疾病相关。自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问题得到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重视以来，已有上百种化学物质被证明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或具有雌激素效应。笔者依据其用途和来源将目前已认知的或怀疑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分为以下几大类: 2.1 工业用化学品 （1）多氯联苯类（PCBs，Polyˉchlorinated Biphenyls），用于电容器、油墨等，是一类难降解、难代谢脂溶性环境激素。可经胎盘到胎儿体内，蓄积在肝肾中;（2）二英类（Dioxinlike Chemiˉcals），是具有高环境持留性和毒性的三环有机氯化合物。主要来源于有机氯化工厂中的副产品和杂质、城市固体废物焚烧以及纸浆漂白过程等，具有强烈的致畸、致突变性和抗雌激素作用，与雌激素竞争受体结合位点，影响内源雌激素的作用 ［8］ ;（3）烷基酚类包括壬基酚和双酚A等，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s）的主要降解产物之一，雌激素活性较高，而且污染广泛。（4）邻苯二甲酸酯类（又名酞酸酯类，PAEs，Phthalates）是塑料制品的主要原料，可用作聚氯乙烯塑料的增塑剂和软化剂。橡胶、油的添加剂中也含有这类物质，已成为全球性的污染物，可造成大气、土壤、水体的严重污染;（5）金属类，已发现某些金属对天然雌激素有拮抗作用，如四乙基铅用于含铅汽油中作防爆添加剂，具有很强的生殖毒性，能影响雌激素对成熟前期小鼠子宫各型细胞的作用;镍可使大鼠孕酮分泌下降。 2.2 农用化学品类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半衰期长的有机氯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最典型的当数有机氯农药中DDT及其降解产物DDE，以及六六六（HCH）等。这些残留的有机氯化合物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健康存在巨大威胁。近20年来出现的拟除虫菊酯杀虫剂，已证实它能刺激MCF-7乳腺癌细胞增殖和p52基因表达，具有雌激素活性 ［9］ 。 2.3 药用环境激素 天然或合成的激素药物，如雌二醇、雌酮、己烯雌酚等，被用作药物及饲料添加剂。人工合成的己烯雌酚（DES）极容易与体内雌激素受体蛋白结合，具有比天然雌激素更强的基因表达。2.4 植物雌激素 某些植物产生能与雌激素受体结合、诱导产生弱雌激素活性的以非甾体结构为主的化合物，称之为植物雌激素。有些无活性或活性较低的物质通过肠道微生物的作用可转变为活性较高的产物，这些化合物主要有异黄酮类（如染料木黄酮、黄豆苷原、equol等）、Coumestans（如拟雌内醇）和木质素（如去甲二氧愈创木酚）。植物来源有豆科植物（大豆、黄豆和三叶草等）、茶（去甲二氧愈创木酚）和人参（人参皂苷）等 ［10，11］ 。这些植物雌激素对内源雌激素和脂肪酸的代谢及其生物活性产生影响，具有抗激素活性。Nogowski ［12］ 等发现拟雌内醇影响 碳水化合物和脂类的代谢，直接作用于胰岛素受体。日本和中国等食用豆制品较多的国家乳腺癌、冠心病和前列腺癌等激素依赖性疾病的发病率较欧美国家低，这可能是植物雌激素所诱导的免疫反应起作用的结果。植物性雌激素可能既具有雌激素活性，也具有抗雌激素活性 ［13］ 。 2.5 真菌性雌激素 有一些真菌毒素具有雌激素活性，称之为真菌性雌激素，可以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发挥雌激素样效应，其中有代表性的物质有玉米赤霉烯酮，可引起动物黄体减少、卵巢萎缩等。活植物体受到真菌感染时植物雌激素出现率和含量升高 ［10］ 。 3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人群暴露方式 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大量使用化妆品、洗涤剂、消毒剂，以及口服避孕药、焚烧垃圾、“三废”的排放，可污染土壤、空气和水体，所以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广泛存在于土壤、水、空气和食品中。由于生物富集作用，受PCBs等污染的挪威海域附近居民体内PCBs等物质的血浆含量与其消费该海域的海蟹量呈正相关。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受TCDD污染严重的地区，妇女体内血浆中的TCDD与食用家养的禽类和鱼类呈正相关 ［14］ 。包装食品的聚氯乙烯塑料薄膜、聚碳酸酯和聚酚氧塑料以及罐头内侧涂有的环氧树脂，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单体进入食品中，而且罐头食品等本身含有大量食品添加剂，如色素、防腐剂和杀菌剂，人们过多食用这些食品，可导致血浆中EDCs含量升高。可见，通过食物摄入是一般人群暴露于EDCs的重要途径。 职业引起的对化学物质，如无机铅、锰和汞以及有机物（DBCP、乙二醇和CS 2 等）的暴露，能对男性生殖系统产生副作用。对于许多其他的试剂，包括大多数环境激素都被认为或者怀疑与这些作用有关。婴儿暴露于EDCs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出生前受母体体内EDCs水平的影响，因为有些EDCs为脂溶性，可以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二是出生后通过母乳摄入 ［14］ 。 4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生物体免疫系统的影响 EDCs对水生生物以及人类的主要危害是造成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异常、失调，突出表现是生殖异常。同时EDCs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进入人体内，作用于内分泌器官，如甲状腺，改变了人体的激素平衡状态;也可作用于神经组织，干扰神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与神经内分泌系统可通过各种细胞信息介质联系，因此EDCs也可能影响免疫系统，改变机体免疫功能和增加自身免疫性的作用 ［15］ 。已观察到人暴露于DES、有机氯农药等时，可出现免疫抑制反应或过敏反应 ［16］ 。生理浓度的雌激素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较大剂量则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机会。实验显示，小鼠经雌激素处理后，体内T细胞功能减退，而B细胞功能亢进，淋巴器官中淋巴细胞减少，促进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外源性的“扳机”，如环境雌激素、杀虫剂等都是诱发的危险因素;妇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本身与体内雌激素水平有关，妇女绝经后雌激素替代疗法可增加发生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雷诺综合征的机会 ［17］ 。可见，EDCs引起的免疫功能改变，表现在降低及抑制免疫能力，加速自身免疫性病变的发生和引起胸腺萎缩，其免疫损伤是不可忽视的。

5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作用机制 5.1 与受体直接结合 包括:（1）雌激素受体（ER）介导的反应。EDCs中以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物质研究得最为清楚。这些物质可与雌激素受体结合，作用于DNA中的雌激素反应元件（ERE）激活基因的转录，然后产生雌激素效应。这些化学品的效应与17β-雌二醇（E 2 ）等内源雌激素相似，包括:DDT、PCBs、烷基苯酚等 ［8］ 。但可以看出其结构各不相同，说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可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产生作用。有的化学品如σ、ρ’-DDT可阻塞E 2 与ER结合，具有抗雌激素效应。（2）某些化学品可与雄激素受体结合，阻碍雄激素与受体的结合，表现出抗雄激素效应。迄今为止，已鉴定出的具有抗雄激素活性的杀虫剂有3种，即烯菌酮、杀虫剂［N-（3’、5’-二氯苯基）-1、2-二甲基环丙烷-1、2-二甲酰亚胺］和p、p’-DDE ［18～20］ 。 5.2 与生物体内激素竞争靶细胞上的受体 通过竞争的结果，环境激素与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减少受体对天然激素的吸附或阻碍天然激素与受体结合，从而减少了天然激素的作用。天然激素与受体的结合受环境激素的阻碍，进而影响激素信号在细胞、器官、组织的传递，导致机体功能失调。 5.3 有些内分泌干扰物可产生类似雌激素的效应，却与雌激素受体的信号传递途径无关。芳烃受体（AhR）即为性激素受体外的一种信号传递途径，它可以与许多环境污染物如PCBs、二英和呋喃结合，产生抗雌激素活性，包括增加雌激素代谢（降低内源雌激素水平）、降低ER的结合活性以及降低 ER介导的基因表达等。 5.4 影响内分泌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调控作用 内分泌系统紊乱使其他系统受到伤害，从而引发致癌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以及生殖毒性。 5.5 影响受体数量 受体的数量决定于它们的合成和分解代谢率，而它们的合成与分解代谢会受到一些化学物质的干扰，例如，TCDD能对雌激素受体的表达的增加或减少发生作用，进而引起内分泌系统紊乱。 5.6 影响激素的合成、储存、释放、运输和排出 对于哺乳动物来说，雌激素增加血浆中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的浓度，而雄激素却使之减少，这可以影响激素的释放、运输和排出的过程以及效率，内分泌干扰物可能有类似的作用。 6 环境

内分泌干扰物与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系环境与变态反应病的关系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受到重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许多疾病的发病率在逐年下降，而变态反应病的发生不但没有受到遏止，反而逐年增多。以支气管哮喘为例，据美国心肺血液研究所所长Lanfent的报道 ［5］ ，从1980～1987年，哮喘的人群患病率上升了29%。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类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导致各种变态反应病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人类在急剧变化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可导致环境性免疫功能失调，终致各种变态反应病的发生 ［21，22］ 。而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即为变态反应中的一大类。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和病理损害是由自身免疫应答的产物包括自身抗体和（或）自身特异性T淋巴细胞引起的。许多研究证明雌激素可调节T细胞、B细胞、NK细胞、内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的活性。而且，T细胞是雌激素作用的主要靶细胞，雌激素水平的改变会导致T细胞调节功能的紊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形成的重要因素。环境中存在的激素样物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后，影响天然激素的合成、储存、释放、运输和排出，从而改变体内天然激素的水平，妨碍胸腺素的分泌，从而抑制T细胞的成熟，未成熟的T细胞可能攻击自身细胞而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 有报道，在许多具有抗激素受体自身抗体的疾病中，这些抗体实际上模拟有关的正常激素的功能而改变。Graves病（甲状腺毒症）是第一个被确认具有抗受体抗体的疾病。新生儿甲状腺毒症为我们提供了“天然被动转移”试验 ［6］ ，因为来自患甲状腺毒症母亲的IgG抗体穿越胎盘，与胎儿甲状腺上的甲状腺刺激素（TSH）受体直接反应。已经报道许多甲状腺毒症母亲的孩子表现甲状腺高反应性。TSH受体的自身抗体能刺激细胞分裂和（或）促进甲状腺激素的产生，而另一些自身抗体却可通过抑制上述功能而起相反的作用。EDCs可模仿天然激素，与激素受体直接结合或与天然激素竞争结合靶细胞上的受体，从而起抗雌激素或抗雄激素、抑制天然激素的合成、分泌、运输、代谢或影响激素受体数量的作用;也可能模拟正常激素，起着抗激素受体自身抗体的作用;还可能通过:（1）改变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的基因表达;（2）促使向外周释放自身免疫性细胞;（3）改变自身某些分子，使免疫系统将其判定为异物等机制，导致免疫功能失调，最终诱发或加速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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