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融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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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2.67[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各种福利待遇机制也渐渐走向了成熟。尤其是养老金，它作为一种退休金，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巨大作用。众所周知，养老金是我国现行的一种能够保证年老或失去能力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收入的保险待遇。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我国政府已开始对养老金进行了积极的改革，通过充分考虑社会贡献率和参与保险的资格等因素，力求缩小各地区、各行业的养老金水平差距，减少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发生。

1养老金、微观经济相关定义和概念

1.1养老金的定义

养老金隶属于投资范畴。它是国家、集体、个人三方一同承担一定的费用，通过一定的积累原则和运作机制，对未来生活收入的一种规划。养老金能够保证每名参与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在年老或失去劳动力后，得到相应的投资收益。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够平衡，一些发达地区和一些不发达地区，在养老金上有着明显的差距，再加上受物价和货币的双重影响，致使养老金水平差异进一步扩大。

1.2养老金的作用

养老保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险种。它主要体现了四大价值作用。第一，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基本生活，它对稳定社会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我国老龄化已变得日益严重。老年人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就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此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第二，养老保险能够推动劳动力的更新换代，以及保证社会化再生产。老年人退休，能够使新生劳动力进入劳动岗位，从而保证社会化再生产，以及保障再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进而稳定相应的就业机制和结构。第三，养老保险能够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实现多层次收入的公平与公正。众所周知，养老保险一直与职工的在职薪资，企事业单位缴费的比例，个人缴费的多少，以及国家相应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养老保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带动在职职工的工作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通过奖升的激励机制，能够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这对国家、企事业单位、个人无疑是极其有利的。第四，养老保险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制度之一。国家发展是否稳健，社会结构是否合理，个人生活是否幸福，都可以从养老保险的力度和水平中看出。总而言之，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养老金的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微观经济学

一般情况下，研究经济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经济两个方向出发。微观经济简称小经济，它所体现的是个体经济行为情况。在整个经济学中，微观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微观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它主要包括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意向，生产商生产产品的供给情况，以及相关的收入分配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现代经济学者对微观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微观经济对市场资源配置、市场价格拟定，以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有着一定的作用。

2养老金投资模型相关思想

2.1关于模型的假设

在这里，我们拟定人物模型。假设某座城市存在两个极有理性思维的退休老人。通过逻辑事例，对他们的养老金收入进行对比。老人a不同于老人b，他没有子女，但对保险事业十分认可，且有着超前的意识。他在平时省吃俭用，辛勤工作，积累了一筆财富H元。他将H元中的一部分G元购买了K商业银行相应的信托计划业务。信托计划按照规定给他支付M元。按照推算可知，老人a养老金收入由基础养老金，信托计划业务收益，国家相应的服务津贴，以及H-G的剩余资金四种。老人b只认可国家硬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并不认可其他金融养老保险。且老人b有一子女，对他一直承担赡养责任和义务。因此，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由基础养老金、国家相应的服务津贴、子女的赡养费三种。

2.2关于模型的构建

众所周知，基础养老金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社会贡献率等因素有关。建立此模型的目的在于更直观地分析出老人a与老人b收入的本质差距。政府向老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津贴是依照税收手段来实现的，它是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来进行相应的财富转移的。通过相应的公式可知，老人a比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更具活力，且更稳定。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相对缺少活力，且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基于此可以看出，投资商业银行相应的信托计划业务是一种重要的收入手段，它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更具有经济弹性。为了平衡养老金收入的差距，商业银行相应的信托计划业务始终保持着一个健康平稳的可调系数。

2.3关于模型的分析

根据老人a与老人b模型所提供的信息，对其进行更加详细的计算。通过把握影响养老金相应的因素，不断分析正式与非正式的健康护理服务津贴的边际效用，从而确定投资养老保险的实际价值。另外，我们可以从劳动力、养老金融、健康服务三个市场对养老金收入进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分析，这三大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如果劳动力市场缺乏张力，且处于平均水平，健康服务市场就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充，从而保证老人的养老金基本收入。如果养老金融市场不景气，且社会平均工资呈现弱势，那么老人子女的工资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人的晚年生活。此时，老人的收入不得不偏向于国家的健康服务津贴。如果健康服务市场不景气，养老金融市场能力差，老人则不得不依托于劳动力市场，只有提升相应的工作效率和社会贡献率，才能保障基本生活需要。

3养老金投资模式的讨论与总结

3.1养老金投资模式的讨论

随着我国养老保险事业的不断完善，养老金投资模式不断的增多，给老人提供了更多的养老收入取向。由相应的经济行为现象可知，当老人b在消费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时，该项服务费用会随着其子女的收入增加而降低，会随着其子女收入的降低而增加。这是一个负相关的函数。子女获取更多的收入，需要通过加班来实现，这就使他们必须要缩短照顾老人b的时间。子女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看老人b，就需要牺牲掉一定的工作时间，从而就减少了相应的经济收入。另外，当老人b在消费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时，在没有超过相应的系数值的条件下，其信托计划投资收益会随着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减少而减少。当老人b在消费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时，在超过相应的系数值的条件下，其信托计划投资收益会随着非正式健康护理服务的增加而减少。老人如何去选择养老服务，这就成了一种经济直觉。

3.2养老金投资模式的总结

老人的养老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十分重视和关心的问题。为了帮助老人更好地选择养老模式，本文通过相应的模型范例，对老人a与老人b的养老金收入和养老服务进行分析，可以明显区别子女赡养养老模式和居家养老模式。在不考虑整体因素，单从个人情况上看，购买养老金融产品的老人，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能力基础上的，他的购买情况取决于基础财富、养老金、健康服务的价格。不购买养老金融产品的老人，他们更加倾向于子女的赡养费、基础财富、基础养老金。不论使用哪种养老模式，老人都需要充分考虑个人的实际经济情况，生活的诉求性和自由性，以及养老效用最大化。

4对养老金投资的一些思考建议

4.1政治层面上的建议

首先，政府应大力推进养老改革，充分发挥自身的干预和主导作用。借助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保证养老投资实业的有效运行。其次，政府应严格划分相应的养老职能，不断引导养老金融市场。通过对养老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把关和监管，不断规范养老金融产品，充分体现养老金融的实质性作用。再次，政府应全面推动相应的市场发展，全力建设养老金融市场。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和激励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下，通过让养老金融产业自行竞争，不断淘汰劣质的养老金融产品，从而使养老金融市场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最后，政府应支持相应的金融机构，通过给予和放宽一些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用养老金融产品发展其自身经济。这不仅能使养老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也能有效解决养老保险体系独占鳌头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4.2企业层面上的建议

挖掘市场消费需求，刺激市场消费，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开发新的养老金融产品，促进形成良性的养老金融市场，企业必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企业应不断迎合市场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身的運作能力，提高自身的风控能力。以保障资金安全为宗旨，以合理运作产品服务为核心，通过相应的激励策略，不断扩大消费者的养老投资与消费需求，从而增添自身的发展动力。第二，企业应充分考量随机波动和通货膨胀。通过进行精准的市场调查，给予正确的市场分析，不断深化养老金融产品服务，从而使老人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性和效率性。第三，企业应主动强化养老市场的协同能力，不断优化和升级相应的市场结构。养老服务不是单一的问题，需要更多企业共同协作，全面推进养老体系发展，从而促进养老投资的计划性、规模性等全方位发展。

4.3个人层面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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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这是党和政府对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走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新常态、应对新常态，并在新常态这一基本约束条件下深化改革，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稳固的保障基础。

养老保险体系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为实现老有所养而采用的一整套体系，包括养老保险机构、养老保险产品、养老资金投资与监管制度等。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世界银行（1994，2005）认为世界各国在构建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中应至少包含三大支柱：一是政府强制执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二是由政府或者雇主出资并带有福利色彩的养老金计划（即企业年金）；三是通过个人储蓄或投资而形成的个人养老金融资产。

国内外学者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企业内生增长能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等。研究结论概括为三个观点：（1）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很多国家通常以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年龄来加以应对[1-7]；（2）企业内生增长能力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经济体中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就可以推动产业进步，同时促进劳动收入占比有效提升，对冲社会养老风险[8]；（3）养老保险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证明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本国居民提供有效的养老资产配置，反过来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9-11]。

前两个观点的文献资料较多，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金融市场与养老保险相互促进的文献主要局限于国外研究，这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薄弱有关。为此，本文基于国家政策角度，重点研究人口老龄化、企业内生增长能力、金融市场改革三大因素对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情况下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基本思路[1，2，3，12]进行建模。首先假设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有三大经济部门：为数众多的个人（或家庭）、为数众多的竞争性企业、一个政府。

个人层面：为简便起见，本文不特意区分个人和家庭，个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安排消费和储蓄，作为理性人实现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消费最优化（也可以将储蓄理解为推后的消费）。

企业层面：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组织生产。同时企业按照资本边际租金水平支付利息，按劳动边际成本支付工资，按企业家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模型简便且由于企业数量众多，故假设企业整体上不存在超额利润。

政府层面：假设该经济体中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基础性社会制度给定，政府坚持利他，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大化为目标实施经济政策。假设政府创建了养老保险体制，除了养老保险之外政府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

（一）劳动人口

在人口代际结构中本文仍然采用OLG假设，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不考虑个人寿命的不确定性，假设个人寿命分为两个阶段：成年期和老年期（每个阶段大概为20～30年）。

（三）社会养老与家庭决策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统账结合”的养老制度，其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都来自于工资，假设社会养老保险费率为q；除去社会养老费用后，个人自主选择消费储蓄方式，并通过金融市场转化为有效投资。同时政府制订了社会养老保险计发工资水平，为当期社会工资水平的一定比例，设为w。

以第t代典型个人为例，假设成年期个人收入为工资，支出为消费、社会养老保费，显然收入与支出之差为储蓄。在老年期，个人收入为成年期积累的储蓄、基本社会养老金给付，支出为消费。结合上面的相关假设，特作如下定义：

令（t，1）为第t代人的成年期，（t，2）为第t代人的老年期，则Ct，1为第t代在成年期的消费，Ct，2为第t代在老年期的消费；St为第t代在成年期的储蓄；β代表个体的时间偏好程度，参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越倾向于当期消费，反之则倾向于延迟消费。因此，家庭决策模型描述如下（效用函数定义为对数效用函数）：

四、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一）参数设定

对式（23）所涉及的经济参数进行校准（每期设定为20年），具体参数设定及其理论依据如表1所示。将表1中的参数值代入式（23），解得年均利率水平为10.60%，这与当前中小企业实际贷款利率基本相当，表明模型构建具备较强的应用价值。

（二）政策情景设定

1. 延迟退休。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延迟退休。按照现有材料，预计我国将延迟退休5年，即第（t-1）代人口在第t期还要多工作0.25个单位时间（每期为20年，延迟退休5年即增加0.25个单位时间）。在第t期劳动人口共有：

Nt+0.25Nt-1=Nt+0.25Nt/（1+n）=1.18Nt

因此实施延迟退休后，劳动人口增长率将从原有的0.38变动为最高的0.63，即0.38≤n≤0.63。但是如果没有实施延迟退休，我国老龄化情况将持续严重，为简便起见，设定n=0.3，情景设置中n分别取值0.3、0.4、0.5和0.6。

2. 社会保险费率。

社会保险费率沿用表1中的取值为28%。未来国家有三种选择：一是维持现有水平保持不变；二是降低费率（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提高费率（人口老龄化压力）。相应地，设置三个政策情景：28%保持不变，下降为20%，提高到40%。

3. 劳动收入占比。

增加劳动者收入水平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因此也设置两个政策情景：劳动收入占比保持在0.5不动（α=0.5），劳动收入占比提高至美国当前水平（α=0.25），即0.25≤α≤0.50，情景设置中α分别取值0.5、0.4和0.3。

4. 金融改革。

随着我国出现新常态，金融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储蓄转化为投资将更为顺畅。基于此，设定0.8≤b≤1，情景设置中b分别取值0.8、0.9和1.0。

（三）数值模拟分析

在上述政策情景下，按照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养老保险盈亏情况，定义Dt为第t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盈亏，即第t代成年人社会养老保费支出减去第（t-1）代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则：

显然，只需要计算q-w1+n就可以得到养老金盈亏占人均工资水平的比重，因此，将该比例定义为养老金盈亏比例。

从表2中养老金盈亏比例来看，不管是否实施延迟退休，只要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较为严重，为了维持社会养老基金的正常运转，提高社会保费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也需要付出市场利率显著上升的代价；另一方面，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条件下，如果确保市场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窘境。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421”人口供养结构使家庭财富积累和代际转移难以满足养老需求，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又决定了短期内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化养老，因此，推行养老保险市场改革势在必行。本文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效应模拟分析结果说明：

1.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

与校准值相比，组合C～G都表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适当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如果单纯实施延退而缺少配套的金融市场改革措施，那么，延迟退休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并不必然使养老金扭亏为盈，例如组合E市场利率由校准值10.6%上升到10.69%，养老金亏损由15.47%上升到17.5%。延迟退休可以延长缴费年限，相应缩短领取养老金年限，主要目的是解决养老金可持续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避免，现阶段延迟退休更多的是个人自主选择，学术界关于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延迟退休对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明确结论，因此，可以考虑实施放宽人口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放开二胎”就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保持劳动力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导向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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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碍企业养老金会计发展的因素分析

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已经有所发展，但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养老金会计的国际标准之间尚有一定差距，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然而，在其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上也存在很多障碍，形成了较大的阻力。而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与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相关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年金发展速度缓慢。

（一）缺乏高素质会计师和精算师是主要的阻碍因素

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从经济实质上来说属于既定受益型养老金计划，随着企业年金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完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也会逐渐向既定受益型转变。因此，我国未来的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将会立足于既定受益计划。而既定受益计划下的养老金会计十分复杂，这一点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中有充分的体现。养老金成本构成内容多、不易核算，养老金负债和养老基金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困难，这些都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国目前尚没有一支足够庞大的高素质会计师和精算师队伍，阻碍了企业养老金会计的进一步发展。

（二）中小企业年金市场发展缓慢也是阻碍因素之一

不论从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来说，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更是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随着企业年金制度的不断完善、扶持政策的陆续到位和监管部门的大力推动，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年金市场潜力巨大。尽管如此，年金市场仍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有大型企业在年金市场中充当着“顶梁柱”角色，中小企业的企业年金发展缓慢，截止到2006年2月，中小企业年金基金总额占企业年金基金整体还不到1%。中小企业年金规模的限制不利于规范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企业养老金会计，即使准则中对养老金会计有更为细化的规定，也很难在所有企业中得到正确应用。

导致中小企业的企业年金发展缓慢的因素很多。从其自身特点来说，中小企业的劳资问题比较突出，职工权益的保护不够；企业管理手段和管理体制存在较大问题，尤其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没有充分树立人才竞争观念，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手段也比较落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很强，劳动关系不稳定。这些特点都是中小企业发展企业年金的障碍。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要使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首先清除欧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中小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要依赖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企业年金计划，而要使中小企业年金市场能够吸引基金管理机构的注意力则需要政府监管机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需要依托国家现有的教育资源，加强相关专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丰富其知识储备，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导致形成高素质的会计师和精算师队伍。

二、我国未来企业养老金会计的框架设计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会推动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继续向前发展。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尽管企业养老金会计会不断向国际标准趋同，但始终只能立足于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上，企业对养老金的会计核算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前面所作分析，对我国未来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的框架有如下建议。

（一）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企业只负责缴纳社会统筹部分。这实质上简化了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因为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从经济实质上来说属于既定受益型的养老金计划，而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制的，属于既定缴费计划，当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时，企业缴纳的部分只能按照既定缴费计划进行会计核算。因为取消了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将采取既定受益计划型的养老金计划。既定受益计划下的养老金成本构成比较复杂，包括服务成本、利息费用、前期服务成本等等，它的核算需要一系列的精算假设。基于相同的精算假设，可以计算出企业承担的养老金给付义务，也就是企业的养老金负债。由于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保机构统一管理，因此养老金资产计量的数据可由社保机构提供。

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由企业缴纳给社保机构统一管理，从而该部分的既定受益养老金计划有别于国际标准中的定义，未来定额给付养老金的风险并不是由企业单独承担，而是由企业和社保机构共同承担。因此，在处理这部分养老金资产和负债时，采取非资本化的观点。企业将社会保障机构视为一个外在的独立经济实体，社保机构的资产和企业的养老金负债并不在企业会计报表中反映。

企业还应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既定受益养老金计划的有关信息做出必要的披露。详细说明企业的养老金计划，说明养老金成本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其金额，养老基金提存的状况以及主要的精算假设等等。

（二）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为既定缴费计划，实行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为基本形式的基金积累制，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因此，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相对较为简单，企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年金，并确认为养老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新准则中关于养老保险费用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已经体现了上述养老金会计核算方法，但没有对企业年金的信息披露作出相应要求。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时，还需要在财务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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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NDC

在许多社保专家看来，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NDC）是适合中国社保体系发展的方向。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 Barr）是持此看法的代表人物。由他们执笔、多名中外专家组成的中国经济研究与咨询项目组完成了一份题为“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问题和建议”的报告，对此进行全面的探讨。

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是国际上的一种创新，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每个人缴纳其收入的一定百分比，记入记账式个人账户；不同时期的缴费率可以不同。第二，政府事先根据可支付能力预先决定并公布名义利率，根据这个利率定期为账户注入名义利息。第三，退休时，根据预期的寿命，利用调整待遇水平的规则（如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以名义利息率作为折现率，将账户中所有的账面积累换算成年金。

如何定义记账式账户的名义利率，是其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是人均工资增长率，二是所有在职人员的总收入的增长率。在中国，由于养老金的覆盖面以不均匀的速度迅速增长，记账式个人账户的名义利率应该与所有被养老金制度所覆盖的人员的平均收入的增长率相同；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名义利率来保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包括利息在内的现有的个人账户的基金应该转入记账式个人账户。

与“做实”的完全基金积累型不同，这些记账式账户并没有真正在市场运作的基金，而是一个个缴费的记录――此为“记账”二字的由来。它在“风险分担”和“以收定支”等方面与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近似。不同之处在于，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不是完全基金积累型，而且它可以完全采用现收现付制。

在中国，记账式账户的优势在于，它不受金融市场和行政管理能力不足的制约；而且，由于它的回报能够回避资本市场上短期内资产价值的起伏，所以受保人的风险比较小。这一点，在银行和金融市场体系尚不成熟时十分重要。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记账式账户的方式可以缓解中国当前养老金支付缺口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庞大缺口的表因是中国的老龄化，更深刻的压力来自社保体制改革。

在实施基金积累制前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并没有直接为自己进行养老金积累，他们的贡献被转化为当期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中。制度转轨后，他们过去的养老金积累事实上形成了国家对他们所负的“隐性债务”。这笔历史遗留的庞大的债务，正是形成目前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源头。

在这种情况下，“做实”个人账户，意味着当前人们缴纳的费用既要用于自己的个人账户，还要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自然入不敷出，每年需要依靠大量的财政补贴，或者是大幅提高社保的缴费率。

然而，由于现在中国的缴费率已经很高，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做实个人账户可能导致个人账户规模逐渐萎缩，甚至难以足够地支付未来的养老金。事实上，“做小”个人账户即是这种倾向的现实反映。

制度要件

中国一直在探索社保的不断改善。当前正在试点中的“辽宁模式”和“黑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分别代表了完全基金积累型和记账式个人账户体制。

对于记账式个人账户，也存在许多争议。在费尔德斯坦等人看来，记账式个人账户对于中国而言有许多缺陷。原因在于，其一，账户永远是空的，工人和企业对于政府未来是否能够兑现养老金没有信心，因此缺乏缴费积极性；其二，这样的体系无需向个人账户注入资金，如果养老金管理部门短期内有资金盈余，那么地方和省政府会习惯于将这些盈余用于其他目的，从而进一步损害工人对该体系的信心。

鉴于此，记账式个人账户体制必须杜绝这类风险。因此，与“辽宁模式”与“黑吉模式”均有不同，这套体制必须有中央政府的信用担保以及全国统一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说，个人账户里的钱可用以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但到他退休之时，中央政府保证他多年的累积缴费以及利息收入，也就是他的退休养老金。

另一方面，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养老金管理系统亟待建立。专家们建议：

首先，以立法形式来制定统一的强制性养老金规则。中央政府在养老金缴费和待遇方面制定统一规则，同时给不同地区执行不同待遇标准留下空间。这种统一性可以保证养老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可流动性，从而保证劳动力的流动性。只有中央有权解释和实施关于养老金方面的法律。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缴费管理体系，并且对地方具有强制效力。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信托基金，接受所有的养老金缴费和其他收入。这需要若干核心要件。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跟踪每一个个人账户信息的全国性的数据库，跟踪并保存每一个个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养老金缴费记录，这个记录需要保持40年。只有这样，才能培育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市场，并且防止地方从全国统筹基金中任意地支付当地的退休金。

第三，全国性的养老金系统应该属于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它的费用应该列入中央预算；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都应由这个系统进行管理；对建立这个系统，中央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制订一个可行的时间表。

第四，中央应该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对强制性养老金的财务状况进行测算和规划，还应该对养老金问题进行继续深入的研究。该机构的一个优先任务是：在任何有关养老金的政策变化决定之后，迅速地让公众知道这些变化。同时，它还应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养老金累计额和其预期的养老金待遇，以便他们在消费模式和财务规划上作出调整和选择。

衔接灵活性

反对记账式个人账户体系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记账式体系是现收现付式的，长期来看，养老金缴费比例会非常高。相比之下，只需要4％－8％的养老金缴费比例，完全基金积累型（投资式）体系便能为每个参加养老保险的工人提供相当于其退休前工资的35％的养老福利。费尔德斯坦等人预测，在下一个15年，在岗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3∶1下降到2∶1。在这个情况下，记账式的现收现付体系要求的养老金缴费比例将大大高于投资式账户体系。

坚持记账式个人账户者则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首先，无论是哪个体系，都难以避免老龄化导致的赡养率上升这一难题；延长工作年限，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第二，一旦缴费不足，可以动用税收等方法；加速划拨国有资产也需要提上日程。由于现在的人们承受了改革的成本，而后人可以享受经济因此更好地发展的好处，所以这些方法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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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必要性

养老金即社会保险基金，也称退休金，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金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组成，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企业缴费进入社会统筹，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而个人账户则是基金积累制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养老金覆盖人数快速上升。数据显示，1998年养老金水平人均是410多元，覆盖职工人数1.1亿人。截至2009年底，我国养老金总规模为2.25万亿人民币，仅占当年GDP的6.6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家全部推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以及农村逐步实行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据《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8年末，13个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省份，共积累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1100多亿元，有业内人士预计，仅个人账户做实一项就可能使得未来20年养老金的规模达到30多万亿元。与此同时，各种数据显示，作为百姓的“养命钱”，养老金存在巨大的缺口，部分地区个人账户甚至是空账运行，当期征缴的保费基本用于当期退休金的发放，一些地方甚至收不抵支。而目前养老保险的实际情况是，截止2010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将近2万亿，虽然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万亿，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对应的个人账户。

“目前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手段明显滞后，使其未来远远不能提供预期的保障水平，尤其是在高通胀时期，眼睁睁看着账户上的资金贬值。”陈良表示。据介绍，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制度规定目前结余的养老金主要是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不能用于投资。“由于很多年没有发行特别国债，因此，养老金也买不到收益率合适的国债。此外，在银行存款中，有近80%到90%的养老金都是短期存款，不仅存款利率比较低，增值幅度很小，而且如果和物价相比还是在贬值，这个损失也不小。”陈良进一步分析指出。显然，如何使“养命钱”保值增值已经变得日益紧迫。

有业内专家表示，国际经验和企业年金的管理实践，为整个社保基金投资探索了一条道路。华夏基金公司总经理范勇宏表示，养老金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如何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是养老金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养老基金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最近三年来我国企业年金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市场化的运作管理模式是成功的。

显然,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但同时如何控制好养老金的投资风险也不容忽视。

二、对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的发展建议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会推动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继续向前发展。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尽管企业养老金会计会不断向国际标准趋同，但始终只能立足于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上，企业对养老金的会计核算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前面所作分析，对我国未来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的框架有如下建议。

(一)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企业只负责缴纳社会统筹部分。这实质上简化了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因为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从经济实质上来说属于既定受益型的养老金计划，而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制的，属于既定缴费计划，当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时，企业缴纳的部分只能按照既定缴费计划进行会计核算。因为取消了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将采取既定受益计划型的养老金计划。既定受益计划下的养老金成本构成比较复杂，包括服务成本、利息费用、前期服务成本等等，它的核算需要一系列的精算假设。基于相同的精算假设，可以计算出企业承担的养老金给付义务，也就是企业的养老金负债。由于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保机构统一治理，因此养老金资产计量的数据可由社保机构提供。

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由企业缴纳给社保机构统一治理，从而该部分的既定受益养老金计划有别于国际标准中的定义，未来定额给付养老金的风险并不是由企业单独承担，而是由企业和社保机构共同承担。因此，在处理这部分养老金资产和负债时，采取非资本化的观点。企业将社会保障机构视为一个外在的独立经济实体，社保机构的资产和企业的养老金负债并不在企业会计表中反映。企业的义务在于向社保机构提存与当期养老金成本相等数额的资金，只有当提存资金与养老金成本不一致时，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为一项资产或负债。并在表附注中揭示企业养老金给付义务和养老金资产价值的信息。企业还应该在会计表附注中对既定受益养老金计划的有关信息做出必要的披露。具体说明企业的养老金计划，说明养老金成本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其金额，养老基金提存的状况以及主要的精算假设等等。

(二)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为既定缴费计划，实行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为基本形式的基金积累制，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因此，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相对较为简单，企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年金，并确认为养老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新准则中关于养老保险费用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已经体现了上述养老金会计核算方法，但没有对企业年金的信息披露做出相应要求。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在编制财务会计告时，还需要在财务会计告附注中披露：企业年金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该计划涉及的职工和期间、资金筹集的方式等；当期企业年金费用数，企业年金计划的基金投资收益和基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为企业高级治理人员提取的企业年金费用总额。

我国目前的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与这种新框架下的核算方式还有一定距离，除了需要克服前面提到的障碍因素以外，还要注重这种养老金计划的转变不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分阶段进行。首先只是在极少数有条件的企业中试行；再根据专业人员素质提高和企业年金发展的状况，逐步扩大采用新的养老金计划及其会计核算方法的企业范围；最后达到条件成熟，大多数企业都能够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和补充养老保险费用分别核算，且采取不同类型养老金计划下的核算方法，从而完善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

(三)建设高素质的会计师和精算师队伍

必须首先清除欧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中小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要依靠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企业年金计划，而要使中小企业年金市场能够吸引基金治理机构的注重力则需要政府监管机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需要依托国家现有的教育资源，加强相关专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丰富其知识储备，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导致形成高素质的会计师和精算师队伍。

参考文献：

[1]候新霞.企业养老金会计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季晓东.职业养老金计划相关会计问题探讨.四川会计,2001;8

篇6

据了解，从1992年起，澳大利亚法律就强制规定雇主按雇员年收入的9%工资额交到政府承认的养老基金，为个人退休后或和失去劳动能力时提供保障。这个9%的规定逐年增加。2013年起，政府规定雇主至少要为员工缴纳税前工资9.25%的养老金，而2019年到2020年间将逐步上升为12%。雇员也可自愿供款到专门的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或自行管理养老金基金，再由基金管理公司等对这笔钱进行管理和投资争取获得投资回报。

澳大利亚的法规，明确列出管理基金企业的全面责任和简化投资过程与法律责任的框架。通常来说，公司员工可以自己选择养老金管理公司。不同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有不同的产品，收取管理费用也不同。失去工作或工作变动时，可继续用原来的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也可换到新的基金管理公司。

如何选择基金公司不同的投资产品，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

基金公司通常会注明每个产品的投资策略、目标回报和涉及的风险。投资方式一般有4类，包括成长型，即将大约85%投于股票和房产，长期目标是高于平均回报，但收益不好的年份损失比低风险产品大;平衡型，即将大约70%投于股票和房产，目标是合理回报，收益不好的年份损失相对低;保守型，即将大约30%投于股票和房产，风险比较低;现金型，即将全部存到金融机构取得固定利息，确保资产不会有损失。

去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自行管理养老金，允许自行管理养老金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不少人都开始自行管理养老金。根据澳大利亚税局最新统计数字，澳大利亚居民目前建立的自行管理养老金的总资产价值已超过49.5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全部养老金总额的1/3，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自行管理养老金被用于投资房地产市场。因投资股票风险太高，投资各种基金盈利又无法保障，投资房地产就成为大多数人首选自行管理养老金的投资方式。专业人士说，从合理规避增值税角度讲，用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房地产长期看比用个人名字投资有更大税务优势，澳大利亚的纳税人可使用本国特有的投资房地产负扣税功能进行避税，而自行管理养老金也同样可使用这种负扣税功能。

自行管理养老金投资房地产的最大优势，是当自行管理养老金的所有人到达退休年龄（目前是65岁）后，所有自行管理养老金的资产都不需再缴税。也就是说，自行管理养老金名下的房地产变卖之后，产生的资产增值税不需要缴税，而这个功能是个人投资房地产不能享受的优惠。退休年龄之后不变卖房地产而继续持有，产生的所有收益（如租金收入）也不需要缴税。

养老金账户中如果余额较少不足以进行房地产投资，个人可从自己税后积累利润或个人存款中拿出钱投到自行管理的养老金里去，而税后的投资不需缴税。但根据澳大利亚税法，一个人在一年内不能投入超过45万澳元的税后收入到养老金账户中，未来两年内也不能再从税后收入里往养老金里注资。

值得注意的是，与将养老金交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一样，自行管理养老金账户的设立及运营也需指定专业人士来建立和运行，同样需花费一定成本。设立自行管理养老金需付给自己的会计师1500澳元到2000澳元的账户管理费，每年报税费用也约花1000澳元左右。

新加坡：

政府统一投资有利有弊

在新加坡，最主要的养老保障为中央公积金体系（CPF）。

新加坡法律规定，所有受雇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他们的雇主，都必须参与公积金计划。自雇人士则须按规定缴部分公积金到他们的保健储蓄户头。

CPF带有强制储蓄特性，为员工提供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综合性保障服务。会员的CPF一般分为3个账户。一是普通账户，存款可用来购房、购买CPF保险，也可用于投资和子女教育。二是特别账户，用于养老及购买相关金融产品。三是保健账户，用于支付医疗费用。会员达到退休年龄55岁，政府会为其设立新的退休金账户，符合要求的在65岁后可按月领取退休金，去世前如养老金没用完，可以继承。

公积金账户中的钱则主要由政府用于投资国债、国内住宅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每年回馈给会员一定利息。根据最新规定，普通账户资金利息为3.5%，特别和保健账户为5%。

新加坡养老体系规定相当严苛，因为政府发现一些人由于不善理财或赌博等，很快会把辛苦存的养老钱花光，最后不得不向政府求救。为帮国民“管住”这些钱，近年政府不断提高账户余额要求，规定会员退休后账户必须有15.5万新元（1新元约合4.53元人民币）的最低存款额，超过这个部分的金额到规定年龄后才可提现，且最多提取20%，以防乱花钱。2015年7月起，数额将进一步提高至16.1万。如会员账户余额符合要求，65岁后每月便可领取1200新元退休金，一共可领20年。如余额不够，一分钱都拿不到。而对退休人员来说，每月1200新元在新加坡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新加坡每隔几年就对现有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近年来，随着新加坡人平均年龄的增长，政府让存款额度达到一定标准的人士享受终生退休津贴。此外，政府也在研究让会员更加灵活地用公积金投资，以获取更大投资回报。

事实上，中央公积金自1953年推出以来不断升级，受到广泛推崇，被誉为东亚特色的“模范养老制度”。因具强制性，为政府带来大量固定资金投资，节省了财政支出。也让政府能保持较低税率，并通过账户下的各种投资计划为会员带来一定收益。但“家长式”强制帮居民管钱的系统，近年受到一些民众抱怨，最突出的是公积金投资运作不够透明及账户资金运用不灵活等。此外，过于苛刻的提现标准和不断上调的最低存款额，也让很多退休前月收入不高阶层背负巨大经济压力，不敢轻易指望颐养天年。

芬兰：不能将养老金用于风投

芬兰于1937年出台《国家养老金法》，此后几十年，政府逐步完善改革养老金制度。但芬兰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政府又通过促进养老金投资多元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养老金体系做出重大改革，取得一定效果。

在芬兰，养老金法案对养老金收益有严格定义，养老金提供者不能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只能设法扩大投资回报、开发服务、提高效益。

养老金投资必须保证安全盈利，投资业务不能只关注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一定要相互兼顾。芬兰法律规定，不能将养老金用于风险投资，养老金提供者也不能改变其营业范围，不应以投资升值为根本宗旨。截至2013年底，芬兰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总规模达1600亿欧元（1欧元约合6.9元人民币），其中41%投资股票，34%投资债券，10%投资房地产，9%投资其他附息投资工具，6%投资对冲基金。

此外，芬兰养老金也有30%投资在国内项目上，25%投资在欧元区其他国家，45%投资于欧元区外。这些年，在芬兰本土的投资份额保持稳定，而欧元区以外的投资则在增加。

篇7

关键词 :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完全累积制;筹资模式

伴随着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人的寿命普遍提高，而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从全世界来看都很严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养老保险都受到了热议，其中有关养老基金的资金问题又可谓是经常搅得“人心惶惶”。关于养老金的筹资模式，国内外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本文是基于学者们的研究进行的简单比较分析，为我们了解养老金改革中筹资模式的改革做理论梳理。

一、模式的构建

现在主要的筹资模式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融资模式，另一个部分是账户形式。先简单分类，现在主要的融资模式包括“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账户形式也分为“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两种。由此，对于养老金的筹资方式模式可以初步构建为：

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统筹账户

II：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

II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

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

因为完全累积制是用过去积累的缴款所挣取的利息收入提供保险金的制度，即在职劳动者通过他和雇主在其工作期间的缴费，把一部分劳动收入交由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积累和投资，等参保人退休后，社会保障基金再以积累的养老金和投资所得回报向他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完全积累制可以算作自我赡养，因其以收定支的特点，很少与统筹账户结合起来，一般完全累积制的账户形式都是个人账户，所以，对模式II进行修改。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养老金融资方式的第三种分类，兼具前两种的功能采取的部分累积制，所以将模式II改为：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由此，国内外主要的筹资模式类型为：

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统筹账户

II：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II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

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

二、四种模式的具体分析

1.模式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统筹账户

这种模式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养老金的主要筹资模式。先看融资模式——现收现付制，它是指以同一个时期在职的一代人所缴纳的费用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模式，它根据每年养老金的实际需要，从工资中提取相应比例的养老金，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为以后使用提供储备。从现收现付制的定义我们就能看到，现收现付制对快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保障养老金的及时发放作用显著，且因为资金是现收现付制的，几乎不受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影响，其管理成本低、风险也非常小。所以许多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初期，受到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养老金大多采取的都是现收现付制。同时，也是在养老保险发展初期，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个人的养老意识都是有限的，所以初期的账户模式也只是统筹账户。这个时期的养老基金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互济的作用。人们习惯上说的“现收现付制”其实就是这种模式的简称。

这种模式起源于19 世纪的德国，并在二战后迅速向世界其他国家普及。然而，正是在二战后，随着老龄化浪潮的来袭，现收现付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了许多弊端。

现收现付制的运行主要遵循的是成本与收入的平衡。根据劳伦斯·汤普森在《老而弥智——养老保险经济学》中提出的养老保险的成本计算，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制度的成本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养老金制度的成本=工资收入率×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

其中：工资收入率=工资收入额/国民生产总值×100%

退休者赡养率=退休人口数/在职人口数×100%

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收益额/总人口平均消费额×100%

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收入来自在职人员所缴纳的费用，所以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可用公式表示为：

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工资收入率×退休金缴费率

由此，当收支平衡时有：

养老金制度的成本=养老金制度的收入

即：工资收入率×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工资收入率×退休金缴费率

简化后：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缴费率

可见，要维持现收现付制的运行，维持养老金制度的收支平衡，就要从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以及退休金缴费率这三个方面想办法。而实际上因为退休者赡养率是指退休人口数占在职人口数的比重，而在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情况下，该比重一直在上升。所以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国家一开始多是在退休金替代率与退休金缴费率上想办法，而主要目标与直接作用点就是增加退休金的总收入。德国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提高参保率、遵缴率、缴费率，甚至扩大财政补贴。日本虽然是从开源与节流两方面控制，但是其作用也是为了收取更多养老金费用，如提高缴费比率；降低养老保险加入时间，由25岁降低到20岁；延长保险金缴纳时间，65—69岁的在职员工也要缴纳……然而，仅靠从收支平衡方面调节实质是在加重年轻一代的负担。例如波兰，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保险缴费持续增长，1980年以前为工资额的15%，1980 年代达到了23%，然后又增加到43%，从1992年开始，缴费额为工资额的45%，如果政府不对养老金进行补贴的话，单靠由在职工人支付，实际的养老金缴费额将达到工资额的62%。为应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减缓年轻一代的供养压力，也为了在保护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同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该模式的改革在所难免。

2.模式II：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早在1997 年国务院就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部分积累制上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并不能作为长期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模式。首先，考虑到经济发展与所需要的社会储蓄，经过很多学者分析，无论是使用现收现付制的融资模式还是完全累积的融资模式，在我国储蓄率水平居高不下这一现实经济条件下，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水平影响并不大；但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完全累积制因其属于长期资金筹资，要考虑到资金的管理费用、投资风险甚至时间成本、通货膨胀等因素，其需要的成本远高于现收现付制。从我国养老保险的实际运行来看，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因为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累积制转轨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养老保险的“转轨成本”问题，而是由“统账结合”模式中的本该实行积累的个人账户资金承担了制度的“转轨成本”。在账户设置方面，该模式保留了统筹账户，虽然统筹账户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互济功能的，在当前社会能体现人文关怀又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也正是由于两种账户长期融合，很多地方管理混乱，并没有好好利用个人账户在调动在职员工缴费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并且将个人账户资金用作统筹账户资金，形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据统计，在2012年时中国养老金“空账”就已经达到24859亿元。

“空账”的存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不但会延缓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累积制的进程，也会将养老金的支付风险向后代转移，同时危及到公民对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信任与养老体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现阶段我国在筹资模式改革中的目标还有将“空账”做实。

3.模式II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

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模式又被称作名义账户模式。因为虽然账户形式是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资产属于个人，并且职工还可自愿缴纳一定数量的超过法定比例的资金，但是个人并没有直接的产权，而只拥有对未来养老金的索取权。且个人账户的利息也是根据名义利率进行名义上的积累。该模式中的个人账户是空的、名义上的，真正的账户资金被用于发放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作用仅仅是计发待遇的手段。这种模式也作为因历史债务问题巨大的过渡模式被很多国家使用，如意大利。

4.模式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

这种模式就是通常意义上简称的完全累积制、基金制。该模式根据个人账户的管理不同还可以分为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两种具体模式。前者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即个人账户完全由政府管理，且个人账户资金的利率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后者如智利，成立了多家养老金管理公司，由他们进行专业的管理，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养老金管理公司对自己的养老金进行管理，投资运营……这种模式也常被称为“智利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智利模式对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得到了许多研究机构与经济家的青睐。

但是，因为这种模式也是需要较好的历史条件与稳定而又健全的金融市场的，所以能采用该模式的国家也不多，目前对这种模式进行探索的还有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

三、四种模式的总体比较

养老保险的主要作用就是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所以，养老金筹资模式的优劣也应该从能否实现养老保险的基本功能来看。可以知道，养老保险的好处有：（1）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2）有利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养老保险保障了老年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等于保障了社会相当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对于在职劳动者而言，参加养老保险，意味着对将来年老后的生活有了预期，免除了后顾之忧，从社会心态来说，人们多了些稳定、少了些浮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3）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保障。养老金应该有利于劳动力群体的正常代际更替，老年人年老退休，新成长劳动力顺利就业，保证就业结构的合理化。（4）促进经济的发展等。因此，选择一种好的筹资模式也要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基于养老保险的好处，养老金的筹资模式在如下几个方面或多或少有些作用：

在社会公平方面，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如我国，社会分层是很大的，财富差距悬殊，所以对养老金要求其能够通过转移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发挥一定的社会互济作用的，这既是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的体现，也是避免因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所以，有统筹账户的模式I、II、III都能发挥社会互济的作用。

在信息公开化的社会，人们也关心养老金账户的透明化程度。采用个人账户的模式II、III、IV在这方面就更能满足，而且，个人账户现在缴费与将来待遇紧密相关，有利于提高当前劳动者的缴费积极性和主动性，还能激励劳动者对企业进行缴费的监督。一方面可能增加养老金费用的缴纳，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养老金费用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

毕竟，养老金改革的初始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老龄化问题导致的，所以养老金筹资模式的改革也应该能够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挑战。通过前面对模式I的分析我们知道，现收现付制因其自身的平衡机制已经无法良好应对老龄化问题了，并且会随着老龄化问题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其它三种模式受老龄化的影响较小。

另外还要保证劳动者职业选择的自由，不能因为各个职业的养老保险差异太大，而造成社会劳动力分布不合理。模式I劳动力的流动明显受到养老金统筹范围的影响。如果统筹范围是全国，则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流动，而如果只是行业或地区，则流动性表现得不太好。模式III、IV因个人账户的自我赡养功能，在流动性方面表现得更有优势。对模式II来说，本来账户形式就是统筹与个人相结合，所以流动性也介于两者之间。

最后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事物是相辅相成的，要实现模式IV需要良好的金融环境，而模式IV将短期资金变成长期管理，甚至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结构调整。当该模式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后，对社会储蓄、投资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其能汇聚大量资金并通过专业化管理投资运营，从长期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都会增加，自然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明显。

目前，我国采取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公民关注度很高的个人账户“空账”，其关系到的不是当前养老金的发放，而是未来潜在的风险。为了养老制度的长远发展，我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完成养老金制度的转型，如逐步试点做实“空账”，同时将建立养老基金增长机制以应对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压力。从长期来看，模式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模式才是经济环境良好的社会综合性最优的模式，也可以将其作为我国养老金筹资模式未来的发展改革方向，来探索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筹资模式。

参考文献

[1]刘云龙，肖志光.养老金通论——关于人口结构、养老金制度、金融结构变迁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2]庞凤喜,潘孝珍.名义账户制：我国养老保险模式的合理选择——基于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累积制之异同比较[J].现代财经，2012（4）.

[3]侣宏钢.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D].黑龙江大学，2006.

[4]龙朝阳,申曙光.养老金制度融资方式转轨的理论思辨[J].经济学家，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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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同时呈现出了“未富先老”的态势。如何更好地解决养老问题成了普遍关注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种叫做“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养老模式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根据Robert J.Shiller和Allan N.Weiss在“Moral Hazard in Home Equity Conversion”一文中给出的反向抵押贷款（Reverse mortgages）的定义，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以住房为抵押的借贷，并以此为核心，拉动养老、保险、房地产等多项活动。其基本含义是指老年人（抵押人）将自有住房的产权抵押给贷款人，将房屋价值全部或部分转换成现金，作为房屋的维修、日常生活、长期护理和其它费用等。所有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及费用）将在住房出售、房主永久搬离或死亡时支付，借款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自愿偿还所有款项。本文提出将反向抵押贷款看成是金融机构经营的一种金融产品，并考虑对于这种金融产品存在着一个以金融机构为供给方、以老年人为需求方的市场。通过构建“反向抵押贷款年金定价模型”和“反向抵押贷款需求模型”，本文重点对反向抵押贷款的市场需求进行了理论研究。这里所说的“需求”，是指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如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等）内，有条件（即有自有房产）且有意愿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老年人占该范围内有条件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老年人总数的比例。

二、反向抵押贷款年金定价模型

在该模型中，我们假设在老年人向金融机构提出申请之后，金融机构每年一次性向老年人支付当年的养老年金，且每年支付的金额相等。当老年人去世时，金融机构停止向老年人支付年金，并将老年人拥有自有产权的房产收回拍卖，用于偿还本金和利息。为了计算的简便，我们不妨假定老年人领取养老年金以及死亡的时间都是在年初。另外，我们也不考虑交易时间的影响，认为在老年人死亡后，其住房随即以当时的市价出售，二者之间不存在时间差。用P表示老年人房产的现价，d为房屋价值的年折旧额（假设用直线折旧法），C为房屋产权转移时发生的交易费用（费、印花税等），则年龄为T岁的老年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可以获得的养老年总额H可以用下式计算：

H=（1+?兹）ADFt/q

其中，i为反向抵押贷款年利率，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无风险利率（?兹），反映资金的使用成本，本文用央行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二是由反向抵押贷款业务面临的风险带来的风险升水成本和金融机构必要的利润率。

ADF，称为年金现值系数，用于对反向抵押贷款年金进行贴现。

t/qT表示年龄为T岁的老年人在反向抵押贷款合同开始后第t年内死亡的概率。根据寿险精算的有关理论，有：t/q=（1-q）（1-q）（1-q）…（1-q）q。其中的qx是指年龄为x岁的老年人的死亡率。中国各年龄男女死亡率数据可以从《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中直接获得。

由于上式形式复杂，不易通过传统数学方法进行处理，因此我们考虑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对模型进行模拟。图1展示了在无风险利率θ取不同值的时候年龄为65岁的男性老年人进行反向抵押贷款所能获得的养老金总额的变化情况。其中我们取房产现价P=1000000元，年折旧额d=10000元，交易费用C=70000元。由于从1997年第四季度2004年第四季度，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年均增长3.66%，因此在计算中取房价年均波动率r=3.66%。同时将风险升水和利润率之和定为3.5%。

图1 养老金总额随无风险利率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大，老年人获得的养老金总额降低。实际上，无风险利率上升一方面使得反向抵押贷款年利率增加，导致老年人的房产预期价值中用于偿还利息的金额所占的比例上升，另一方面也使资金使用成本上升，导致老年人获得的年金现值降低。

同理，我们可以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养老金总额随老年人年龄的变化趋势，程序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无风险利率?兹=2.25%。

图2 预期养老金收入随年龄变化趋势

在图2中可以看出，养老金总额随年龄变化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其平均余命将越少，房产升值的时间将越短，在老年人死亡时房产的预期价值将越小，从而使得养老金总额减小，我们称这种效应为“增值效应”；然而，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其所需偿付的利息就越少，这便增加了养老金总额，我们称之为“利息效应”。这两种效应方向相反，其相对大小决定了养老金总额H随年龄T的变化趋势。而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既与年利率i和房价年均波动率r有关，还与老年人申请反向抵押贷款时的年龄有关。

三、反向抵押贷款需求模型

老年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可以获得一定的额外养老金收入，从而使得老年人用于养老的可支配资金总额增加（增加量为H），这些资金通过消费活动转化为老年人的福利，使其福利水平提升。但是，由于老年人将房产提前变现，在他去世后，其子女将不能继承这笔房产。与不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情况相比，这就相当于老年人的子女遭受了经济损失（设减少量为S）。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子女的经济损失必然会削减老年人由自有可支配资金增加引起的福利增加。当这种削减效应超过了老年人福利水平增加量时，老年人感受到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他们将不会选择进行反向抵押贷款。而不同的老年人受到这两方面影响的相对大小不同，因此将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根据这一想法，我们假设老年人的偏好是有利他性的，其效用不仅与自己拥有的可支配资金（设为Wp）有关，还与子女拥有的资产价值量（设为Wc）有关，因此我们定义老年人的效用函数为U=U（Wp，Wc）。该效用函数的无差异曲线满足边际替代率（MRS）递减的假设。当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较差而子女经济状况较好时，减少一单位的老年人可支配资金带来的效用减少需要通过增加较多的子女资产价值量来弥补；相反，在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好而子女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老年人将不会太在乎自己可支配资金的变化，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将更能够引起老年人的关注，减少一单位的老年人可支配资金带来的效用减少只需要通过增加较少的子女资产价值量就可以弥补。因此我们假设边际替代率递减是合理的。

当老年人不进行反向抵押贷款时，老年人的可支配资金和子女的资产价值的组合可以用平面上的一点A来表示，对应的老年人的效用为UA；而在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可支配资金和子女的资产价值的组合点沿着向量（H，-S）移动到了B点，对应的效用为UB。设二者只差为ΔU，见图3：

图3 反向抵押贷款需求模型图示

当ΔU＜0时，反向抵押贷款使得老年人的实际效用水平降低，老年人将会选择传统方式进行养老；当ΔU＞0时，老年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提高了自己的效用水平，他们将选择进行反向抵押贷款。而这两种情况的边界正是ΔU=0。我们将满足ΔU=0的A点连接起来，得到一条曲线，我们称之为“临界线”。曲线上方的部分满足ΔU＞0，我们称为“需求区域”。而“需求区域”的大小反映了老年人对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参见图3）。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结论，当无风险利率增大时，反向抵押贷款养老金总额H减少。相应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临界线将会向上移动（如图4所示）。从而导致“需求区域”减小，需求降低。因此，无风险利率与老年人反向抵押贷款需求反方向变化。而对房产继承征收的遗产税增加，实际上相当于老年人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给子女带来的经济损失降低（参见注释5）。在图5中可以看到，当S减小时，临界线向下移动，使得“需求区域”增大，需求增加。因此，遗产税与老年人反向抵押贷款需求同向变化。

图4 无风险利率对需求的影响 图5 遗产税对需求的影响

用该模型也可以研究传统观念对需求的影响。所谓传统观念，实际上表现为老年人心目中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子女的经济状况的相对重要程度，反映在模型中便是老年人的效用函数不同。当一个老年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大时，他将更加关心子女的经济状况，无差异曲线就会越平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区域”就会越小，需求就会越低。而那些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小的老年人将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养老生活是否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对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也就越高。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得出的结论，笔者对中国开展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反向抵押贷款的社会影响力，减轻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程度。第二，灵活应用利率杠杆，通过调节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实现对反向抵押贷款市场的有效调控。第三，适时开征遗产税，提高反向抵押贷款需求，并综合考虑调控效果和社会接受程度，合理制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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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6（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179-06

一、虚拟经济理论述要

虚拟经济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成思危教授还给出了更为严密的界定：“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与虚拟资本以金融平台为主要依托所进行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其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综合”。而虚拟资本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律，交换一再交换是虚拟资本的主要运动过程。交换过程主要包括实际资本与所有权证的交换（实际资本的虚拟化），再交换过程则是虚拟资本的变现过程，包括在金融市场中卖出或私下转让。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虚拟经济可视为一个系统，具备以下特性：

第一，复杂性。虚拟经济属于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包括投资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者等，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经济活动，在自由独立决策的同时也受其他人决策的影响。虽然在系统中由于组分之间的非线性而容易产生混沌现象，但由于系统的自组织作用。整个虚拟经济系统总体上仍然保持着相对的有序和稳定。

第二，介稳性。虚拟经济是一个介稳系统，即远离平衡状态、但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系统，能够通过和外界的资金交换，通过自组织作用来维持相对稳定。介稳系统的稳定性也很容易被外界的扰动所破坏。

第三，高风险性。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是指人们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之间的差异，分为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两类。由于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股票价值未来的收益和折现率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会造成客观风险。另外，人们对未来预期收益主观估计错误，或者为了追求高收益而甘愿承担高风险，以及信息披露不真实的违法行为存在，都可能造成虚拟经济的高风险。

第四，寄生性。虚拟经济的寄生性表现在它的运行周期大体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周期，但短期的背离可能发生。虚拟经济系统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

第五，周期性。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出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发展、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令经济泡沫破灭、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并不是简单地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不断向前推进。

虚拟经济理论强调从研究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人手。把握系统的宏观性质。美国企业年金（也称为私营养老金）通过投资资本市场保值增值，根据虚拟经济的定义，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可将其视为一个虚拟经济系统。企业年金投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获取回报，而这些市场又构成了一个综合的虚拟经济系统，企业年金基金与其投资环境——综合的虚拟经济系统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二、虚拟经济发展与企业年金投资

金融市场也属于虚拟经济系统。金融创新促进美国虚拟经济迅速发展。虚拟经济与企业年金投资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金融新产品在美国投资领域广泛应用，私营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投资管理人在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过程中必然要受到投资领域其他主体的决策及环境影响，将部分养老基金投入金融新产品的流通市场，从思想理念到投资行为产生深刻的变化。

虚拟经济研究是对最近几十年经济生活新实践的理论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宏观经济的性质经历了由偏重实体经济到偏重虚拟经济的转变。埃里克·J·弗莱（Eric　J.Fry）的研究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经济生活有精要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弱美元刺激了美国的出口，也刺激了生产制造活动。美国经济的定位更偏于生产产品，而不是仅仅进行金融交易。不幸的是，刺激了实体经济的弱美元却削弱了虚拟经济。”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金融创新，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美国超低的利率和宽松的信贷（两者与所有的资产暴涨密切相关）催生了投机活动，而正是在投机活动的作用下，美国的虚拟经济繁荣了多年。”20世纪60年代的金融创新产生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以及回购协议（repo）等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70年代之后出现了金融衍生物市场，金融衍生物市场交易的产品包括远期合约和金融期货期权等。在美国虚拟经济发展繁荣的大环境中，企业年金投资必须不断提升虚拟经济活动水平，才能保值增值。美国虚拟经济发展促使企业年金投资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第一，监管法规的调整。美国企业年金主要的计划类型是DB和DC型计划。20世纪70年代之前，传统的投资工具是股票、债券和现金。70年代后。随着金融产品持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多地涌入投资领域。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进行交易，可降低成本、分解风险、套期保值、提高收益率。对于私营养老金而言，资产配置中金融衍生工具属于非传统投资，也称为另类投资。1979年以前，这类投资都被视为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潜在性违反，这是因为金融衍生工具与股票或债券等的投资风险相比，在价格和收益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尽管如此，在金融衍生物市场，“交易先于规则”的规律对于企业年金投资也不例外。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投资管理人不能不跟上投资领域的新发展，积极研究关于金融衍生物的知识及操作技巧。并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资产配置。市场的深刻变化促使政府修改法规，1979年美国劳工部做出澄清声明，阐明养老金计划可以投资具有一定风险的资产（风险资本，收购基金等），此后，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在投资理念、投资决策及资产配置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二，投资理念的变化。企业年金投资运营作为虚拟经济的一个子系统，也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等一系列基本特性。复杂性表现在系统内部，诸如计划发起人的财务状况、发起人与雇员的劳务合同、年金基金投资运作的法律规范、DB型计划的融资与负债情况等因素，都能对年金基金的投资产生重大的影响。介稳性表现为受通货膨胀、投资回报波动等的影响，年金基金资产积累呈现不稳定的状况，只能保持相对稳定。年金基金投资面临的高风险性与资本市场的高风险性相关。寄生性表现为年金基金的资产价值源于实体经济产生的市场价值。年金基金投资绩效的周期性变化与资本市场的周期性变化正相关。

投资管理人如果能把握虚拟经济系统的上述特性，将有益于投资决策。据了解，直到目前，美国还只在宏观经济领域展开虚拟经济研究，企业年金业界并无虚拟经济概念。但是，虚拟经济活动及其特性是客观存在的，有识见的理论研究者与有经验的投资管理者完全可能触摸到它。美国养老金研究专家罗格指出：“养老金计划管理曾被视为单纯的投资管理，果真如此，那世界就未免太单纯了！诚然，确定投资原则和制定决策的确非常重要，其他众多因素也不可低估，其重要性有时甚至会决定养老金投资过程的成败”。这一论述与虚拟经济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务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投资管理人的投资与投资背景环境相关。需要考察分析委托方的资产与负债情况、行业特点、计划发起人与雇员之间的劳务合同、预期的风险水平、劳动力的特征（如平均年龄、预期退休年龄等）、投资目标等方面。所有这些分析，都与企业年金投资运营系统的复杂性相关。

在充分明了上述情况之后，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投资管理人必须将当前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收益的波动性、不同资产的收益关系量化。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投资管理人除了研究传统的投资工具外，还要了解当前投资领域的发展动向，研究新出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观察其他投资经理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审慎地对待。力求正确地加以使用，构建最优的资产配置框架。在投资实务中，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投资管理人逐步形成又一个投资理念，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对于新出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诸多专业知识，必须尽快掌握，使自己达到投资专家的水平，这样才能够保证养老金资产的价值，否则，对于新知识，新技巧的盲目和匮乏也是一种风险，有人称之为“无知风险”。

第三，投资决策变化。养老金投资决策在操作层面将养老基金按一定比例分配于已选择的金融产品，确定一系列资产组合，决定一系列最优资产组合的集合即有效边界。投资决策所包含的战略性因素有：投资多样化的程度。市场风险程度，应对市场变化行动步骤，偏好积极投资还是消极投资，选择何种投资风格，管理费的合适水平，是否允许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重大的资产配置之类的操作性因素。980年后，提供金融衍生工具投资指南成为养老金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和其他监管措施反对基于投机目的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因此，养老基金投资决策制定者必须理解所使用的衍生品的现金流结构和风险／收益状况，必须明确在进行套期保值或增加收益等风险管理活动时，是否许可其使用衍生品：还应该清楚地规定衍生品的使用目的、使用条件以及怎样对衍生品的风险进行监控。

计划投资政策说明中列出投资目标，为投资经理人设定了在选择适合计划的投资时遵循的指导方针。根据计划投资政策的指导原则，养老基金力争获取最多的回报以降低养老金债务成本。养老基金不仅包括权益类投资，还包括固定收入型投资，这是应对养老金债务时养老金资产配置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资产配置的变化。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关键的资产配置是战略性资产配置，它是养老基金初始和基础的配置，着眼于三年、五年或更长时间选择和决定最优的资产组合。传统的最优资产组合是由股票、债券和现金构成，随着监管法规的调整，以金融衍生品为主体的其他资产在战略性资产配置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以1993年为例，美国私营养老基金总资产25050亿美元，资产配置中其他类资产4920亿美元，占比19.6％。其中，单雇主DB型计划总资产11340亿美元，其他类资产2390亿美元，占比高达21.1％；单雇主DC型计划总资产10630亿美元，其他类资产2030亿美元，占比为19.1％；多雇主计划总资产3080亿美元，其他类资产500亿美元，占比为162％。

在虚拟经济高度膨胀的时期。有些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的投资表现出了较强的投机目的，另类投资呈现冲高趋势。根据美国相关的监管法规，DB型企业年金计划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可豁免联邦监管。如图1所示，2001-2010年，规模较大的DB型计划投资对冲基金的比例从11％增至60％。与此同时，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比例在经历了小幅下降后也有所增加，从71％上升至92％，提高了21个百分点。

但是，从总体上讲，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的投资还是比较理性的。表1中数据显示，1985至2007年，DB与DC型企业年金计划的另类投资比例基本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DB型计划的缩减幅度比DC型计划的幅度更大，但两种计划仍有一定比例的资产配置于另类投资。

三、企业年金与金融危机

贝琪·鲍曼（Betsy　Bowman）在评论文章《完美风暴》中指出：“一个社会产生价值增值的传统方式是生产产品或是提供服务。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利润更多地来自于新型金融工具的开发和销售，而且它们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没有任何新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只是在重新分配经济中已有的价值。这样发展下去既不可持续。也不稳定……当前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美国的实体经济已受到虚拟经济的金融化以及债务的严重损害，需要全面革新。”鲍曼清醒地看到美国虚拟经济膨胀的严重后果。

当代的经济活动模式是虚拟经济活动与实体经济活动并存。虚拟经济理论认为。虚拟经济依附于实体经济。如果二者的关系倒置，就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严重的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证券、银行、保险、外汇等市场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年金投资证券。银行、保险期货等市场，从事虚拟经济活动，在金融危机形成过程中及金融危机爆发后都会与之产生相互作用及影响。

第一，“经济泡沫”与金融危机。在虚拟经济的范围内，“经济泡沫”是指金融市场中伴随虚拟经济运动产生的某种或某些资产的价格上涨幅度远离其合理预期的现象。

“经济泡沫”的产生基于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系统的特性。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靠与外界进行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当投资者将实际资本购买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现金、金融衍生产品以后，实际资本就转化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是通过交换——再交换的循环运动能产生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即利润。“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规定一个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就是为了生产这一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劳动量，因此它就不具有价值。”正因为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所以其价格的确定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其理性价格通常应当是未来收益折现的现值。任何金融工具未来的收益都是投资者估算出来，即使正确地使用了现资组合理论，研究了投资对象的经营业绩，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某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对金融工具价格的预测千差万别，价格的不确定性造成投机的可能。由于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正反馈作用有时会造成放大效应，使得某种或某些金融工具的盈利前景被人们特别看好，争相购买，引起某种或某些金融工具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飙涨，远远偏离其理性价格，形成“经济泡沫”。可以说，有金融市场的买卖交易，就有虚拟经济运动；有虚拟经济运动，就有“经济泡沫”存在。“经济泡沫”是虚拟经济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是虚拟经济内在特性的一种表现。

有“经济泡沫”不一定就造成金融危机。一般情况下，如果“泡沫”不过度急剧膨胀，那么“泡沫”膨胀后破灭，只会造成某种或某些金融工具的价格波动或震荡。只要金融市场的经济基本面未遭大的破坏，又有外界资金的注入维持其价格的稳定，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从这个层面看，“经济泡沫”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它对增加交易量，活跃市场有益，对于企业融资也还是有利的。以计划参与者人数大于等于100的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为例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1987年至2006年间的大部分年份里，计划的总收益率为正数，其中超过一半的年份里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收益率。而负收益率的情况仅出现在2000-2002年股市危机时期。另一方面，经过20年的积累，企业年金计划总的投资收入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尽管经历了21世纪初的股市动荡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投资总收人大幅缩水，但截至2009年，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总的投资收入已达0.63万亿美元。

如果“泡沫”过度急剧膨胀，使某种或某些金融工具的价格飞涨。那么，“泡沫”破灭使得金融市场价格暴跌，外界注入的资金不足，使投资者对盈利前景失去信心，纷纷怀着恐慌心理抛售变现其虚拟资本，进而引起经济衰退，虚拟经济系统崩溃，就会产生金融危机。

第二，企业年金与“经济泡沫”。美国企业年金投资金融市场，不能与“经济泡沫”毫无关系。美国金融市场上有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者从事虚拟经济活动，在这些投资者中，企业年金属于机构投资者，投资金额巨大，投资管理人专业化水平较高。企业年金投资金融市场中任何金融工具，都会对投资对象及其他投资者的经济活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年金的地位和影响决定了它是美国虚拟经济系统自组织作用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视角考察，美国企业年金与美国金融市场中“经济泡沫”的关系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企业年金投资对于“经济泡沫”膨胀有一定的助长作用。美国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进行资产配置决策时，对年金资产增值期望普遍较高。如图2所示，债券投资的比例不断缩减，而股票投资的比例则持续上升，企业年金计划的资产配置呈现出从固定收入型投资转向股票投资的趋势。同样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401（k）计划资产配置中股票的比例也很高，因而回报也较高。

2002年后，美国劳工部建议允许企业年金基金购买信用等级较低的住房抵押支持债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y，MBS），这是一些以银行信贷为支持的固定收入投资工具。美国银行将MBS打包和售卖给美国养老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当时看来，这类投资工具信用评级较低，但与其他固定收入证券相比，风险较小，回报较高。这种投资背景势必影响资产配置决策，改变美国养老金的资产配置状况，将MBS以相当比例纳入配置中。作为机构投资者所进行的虚拟经济活动及其显著绩效，必然会对其他投资者释放利好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他们的乐观情绪，引发正反馈作用，或多或少地助长“泡沫”膨胀。

另一方面，企业年金投资对消除“经济泡沫”恶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前分析，“经济泡沫”破灭或者造成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甚至震荡，或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虚拟经济系统崩溃，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会出现过度恐慌，导致资本逆转，致使有偿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的公司融资困难，连锁效应不仅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而且还会影响实体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华信惠悦咨询公司围绕经济危机中美国公司对养老金投资策略的调整。对85家有代表性的公司中高层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2009年8月了相关的研究报告。调查发现，2008年6月，41％的公司已经对其DB型资产配置进行了调整。到2010年，这些公司会基于2008年的资产配置，减少他们的目标股票配置达10％，59％的公司暂未做出政策调整。报告还指出，自2008年6月底，美国DC型养老金计划的基金类型调整情况为：51％的公司已经对计划进行了基金增减；49％的公司还未做出调整。

以上事实说明，企业年金基金属于巨额资金。其投资运营着眼于长期战略性资产配置的构建，注重选择经营业绩稳定的上市公司进行长线投资，并与之共担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依附性。养老基金的经理人一般着眼于长期投资，而不是在市场低迷期抛售资产，因此养老基金被视为“市场稳定器”，可以防止大幅的市场动荡。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年金计划仍不断向市场注入资金投资，对促成美国虚拟经济系统重新回到介稳状态，对减轻美国经济与社会的震荡有积极作用。

第三，金融危机对企业年金的影响。金融危机主要对企业年金投资、计划参与者退休收入以及制度形式演化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企业年金投资严重亏损。据经合组织的统计，2008年1月至10月，美国私营养老基金的名义投资回报率跌至-23％，实际投资回报率约为-25％。具体来看，美国波士顿大学养老研究中心的2008年11月的报告显示，2007年10月初至2008年10月初，美国私营DB型计划由于大量投资权益类资产，其资产价值减少了0.9万亿美元，同期DC型企业年金计划的股票价值缩水1.1万亿美元。

本轮金融危机导致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大幅亏损，直接影响了短期回报率的水平，截至2008年10月，近5年来，美国私营养老金基金的年名义回报率仅为2.6％。但以长期的视角分析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私营养老金资产的长期价值。近10年来，美国私营养老金基金的年名义回报率为3.4％，近15年以来，美国私营养老金基金年名义回报率高达10.6％（实际回报率为6.1％）。尽管在投资长期回报率的考察期内，美国私营养老金计划经历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引起的严重股市动荡，资产的长期回报率仍然相当可观。

其次，金融危机对DB和DC型养老金计划参与者的影响不尽相同。就DB型计划而言，养老金待遇与个人收入相关。计划缴费者面临的风险是主办养老金计划的公司破产，从而导致待遇的减少。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计划出现筹资缺口的风险显著增加。在DB型企业年金计划的运营过程中，筹资水平不断下降是所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之一。计划筹资状态的通常衡量指标是资产与预期待遇债务之比。据统计，2007年末，私营DB型计划资产的74％持有的是股票，因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价值减少了9000亿美元。截至2008年10月初，对美国1800家公司DB型企业年金计划的统计显示，计划的资产债务比从2007年的98％降至85％。如果股市行情继续低迷，计划主办者则需提高次年的缴费。按照《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计划需要在7年内消除资金积累不足的债务——承诺的待遇和资产之间的缺口。资金积累不足可能使部分公司难以弥补债务，进而导致公司裁员、养老金计划冻结或是申请破产。由于退休待遇是基于公司裁员、破产或冻结企业年金计划时的收入水平，而不是雇员退休时的正常收入水平，即使有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的支持，雇员最终的退休收入也比他们预期的要少。

就DC型计划而言，计划参与者能够更加直接地感受到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DC型计划中设立了个人账户，资产价值下跌导致退休资产和未来的退休收入减少。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资产配置方式、缴费者年龄等。如果缴费者年龄较大，其投资组合中有相当比例选择股票，金融危机将带来负面影响，因为他们缺少等待资产价格恢复的时间。可以通过两种方法防止即将退休的计划参与者过多地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一是生命周期基金根据参与者年龄调整投资，以便使参与者在年轻时承担更多的风险，临近退休时承担较少的风险。生命周期基金还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二是认真设计默认投资选择方案。大部分计划参与者都加入了默认投资选择，因为其设计有利于获得较稳定的退休收入。

再次，制度形式演化骤然加剧。学界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支较为正式的企业年金计划是美国运通公司1875年建立的养老金计划。从那时至1915年底，美国早期的企业年金计划大都在铁路行业建立，均属于DB型。美国较早的DC型计划是1926年后出现的货币购买型计划。在1985年之前，DB型计划在美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DB型计划的数量已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DC型计划的规模却日益扩大，DB型计划在美国企业年金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DC型计划所取代。金融危机“将已是山穷水尽的美国DB养老金系统进一步推向深渊。同时，这场危机还大大加快了美国的DC养老金系统成为美国养老金体制中流砥柱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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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上游机构投资者”，是指那些具有资产配置权、风险定价权和自营委托权的机构投资者。它们的投资理念、目标、风格、风险容忍度，都会通过其委托、理财要求或是产品选择导向，对资产管理行业的投资风格、投资模式、投资方法、投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专业机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麦肯锡公司2010年的统计数据，若将全球拥有资金的终端投资者分为家庭、机构投资者、银行和非金融企业、政府和相关公共机构四类，当年在全球范围内，这四类投资者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占总数比重依次为43%、26%、21%和10%；就美国而言，这四类投资者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占总数比重依次为46%、39%、10%和5%。

对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定义，以养老金为代表的各类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以商业保险为代表的保险基金、捐赠基金等，这三类机构投资者在全球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比为26%，美国最高为39%，中国仅为5%-6%。如果把资产从各类金融资产调整为股票资产，结论差不多，全球范围占比36.5%，美国最高47%，西欧32.6%，中国还是5%-6%。

由此不难看出，在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中，中国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占比太低，这其中有政策准入等各方面原因，还有一点是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比如养老金体系本身处在发展初期，覆盖范围还比较有限。 专业投资机构何以弱小

中国的专业机构投资者不够强大，从它的生态环境来说，有四个基本方面：

一是政策环境。包括是否允许进入市场，进入哪类市场，投资限制以及由谁来决定。二是监管方式。以养老金为例，养老金的治理结构，更多是指其投资管理机构如何决定，养老金的投资战略、风险配置、投资运作由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产生，与之相关的激励机制如何建立等。三是支持环境。主要是指专业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游机构投资者运作时，除了自身外部管理托管，咨询机构及其他服务机构支持的广度和深度。四是市场环境。包括市场多层次体系、市场工具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创新等。在这四个环境中，过去十几年讨论最多的是第一个问题，政策与监管对于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壮大作用。过去几年，我们的政策上对专业机构投资者有所放松，比如以社保基金理事会为代表，在资产选择、投资范围上已有所拓展，政策逐步放松社保基金对高风险资产、股票资产以及另类资产投资的限制，对企业年金分散化投资给予了一定空间，对保险资金相关的基础投资和股权也在放开。

总的来说，市场准入门槛太高，个人养老基金只能投资存款和国债，经过特殊批准变通的方式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定的分散化，但显然这不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专业投资机构不发达以及投资限制较多，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我们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尚未完全老化，个人账户养老金是长期负债，正是市场最需要的长期资金主要来源。我们把它限制在存款和国债上，等到将来我们要提取养老金的时候，由于负债的变化，在投资上将没有太多其他选择。

对专业投资机构而言，即使有了更大的市场准入，在监管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采取了过多过细、按照资产类别划分的限量监管方式。这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机构的大类资产配置，可能有利于对某些高风险资产所承担的风险进行总体控制，但不利于机构投资者按照自身负债特性、资产属性、资金属性去优化配置结构，也不利于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本世纪以来，全球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养老金，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这种市场准入放开，监管更加弹性化，更适合和贴近资金本身性质，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限量细化资产类别监管实现管控。

在政策与监管问题上，我们的监管过于偏重形式而忽视了实质。比如，个人账户养老金放开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因为我们有一个看似合理的担心：如果放开，养老金、老百姓养命钱可能会有风险。基于这个合理担心，我们采取不太合理的处理方式，就是研究和等待。结果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探讨，个人账户养老金管理到今天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对于风险的担心可以理解，但这种处理方式远远不够。在等待过程中，我们可以研究创造条件，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能够靠等待等出来的，必须互动、尝试，社保基金也不可能等市场完善了才建立。事实证明，社保基金和基金行业良性互动，不仅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创造了一种新模式，也为资本市场机构规范运作提供了一种范式。

除了市场准入和监管政策，第二个问题就是养老金、或者说机构投资者的治理结构。机构投资者如果获得了市场准入，获得了政策监管的灵活性，是不是就已经成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呢？当然不是。我们在市场准入和政策宽松与否上耗费了太多精力，以至于我们有理由担心，一旦放开以后，是否能够建立专业机构投资者？怎么才能使机构投资者成为专业机构投资者。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如何建立专业机构投资者，有可能会使风险获得很大化解，有可能使真正担心风险的人，不仅仅是监管者、政府部门，还有这些机构管理者本身，他们应该承担更大责任。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专业投资机构，更直接地面对市场，更直接有效地管控风险，这是监管条例本身做不到的，但是应该通过相关部门推进、加强。 如何培育专业投资机构

建立专业机构投资者需要注意：

第一，上游机构投资者成为专业机构投资者，要有明确的信托责任，成为能够独立按照受益人要求作出决策的机构，从而使它们真正对受益人最大利益负责，作出自己的决策。

第二，专业化管理，包括专业化管理团队、决策机制，建立专业化的流程。

第三，市场化运作，最大程度排除外部干扰。国际上养老金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现在中国的情况。2004年前我参加国际养老金大会，其中有几个主题讨论最多：养老金的治理结构、社会责任投资等，很多国家的养老金和地方养老金被中央政府或当地政府要求，用一定比例资金参与社会公共基础建设，但实践证明造成了大量养老金低收益甚至亏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些问题讨论得越来越少，因为这些经验教训已经被很多人、很多机构所汲取，养老基金面对的主要挑战已经变成独立性、明确信托管理和市场化运作。

第四，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公司化、去政府化。上游机构投资者管理的是公共资金或者社会保险资金，由政府部门主导设立，但这样的机构应该是专业机构投资者，不应该是政府部门或者准政府部门，这样的机构不能机关化，而应该公司化，应该具有专业机构投资者所要求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至少应该考核评估专业化，以专业投资机构的方式衡量绩效，其薪酬激励应该靠近专业化和市场化方式，公司文化也应该是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文化。同时，上游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咨询服务、托管业务等，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国际角度来看，上游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基金业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在中国市场上，随着相关专业投资者的发展，类似变化也会逐渐成为现实：

――在治理结构上，大量专业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转向专业化和市场化取向，观察全球市场上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和财富基金前20名，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十年它们在市场化、专业化上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在资产范围上，这些上游机构选择越来越分散化、国际化的配置。

――在资产类别上，和十年前相比，不论公开市场还是私募市场，股权投资（PE）在整个组合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另类资产投资获得了比较长足的发展。2008年以来，整个上游投资机构或者说专业机构投资者中，除了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另类资产成为大家寻求解决方案的一个新焦点。

――在资产配置上，原来相对静态的配置越来越多地转向如何处理动态调整关系。

篇11

多元化为商业性“以房养老”产品落地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基础养老的补充手段之一，“以房养老”受既有观念影响被长期误读，频遭冷遇。要想真正让其符合实际需求，不断完善获得长期稳定发展，还需解决法律空白、制度设计、信用建设等诸多问题。 租房养老和换房养老

2013年12月初，上海银行以“房屋管家”为名正式推出了“以房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主要内容是提供租房、房屋买卖等服务。与“倒按揭”受到的冷遇不同，“租房养老”和“换房养老”很快出现了成功案例。

63岁的陈桂娣是一名失独老人，每月退休金为2000元左右，一直靠出租自己第二处房产补贴生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房屋维护、房租追讨等繁琐事务渐渐力不从心。在上海银行一位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她选择了由房屋中介机构21世纪不动产提供的“金色管家”业务。

“金色管家”是21世纪不动产的一项既有业务。具体做法是，由中介机构直接与房屋业主签约，定期向房主支付租金。合同期内的房屋维护、租客选择，以及实际收取租金等工作，都由中介一手包办。

上海银行的养老金客户在接受“金色管家”服务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优惠，包括免佣金，以及“免租期”缩短等。一般在与房主签约时，中介机构都会预留45天以上的“免租期”，在期间内免予支付房租。

另一种模式——“换房养老”更为简单。21世纪不动产方面称，上海银行的养老金客户若委托该公司进行房屋置换，可以享受佣金优惠。至于其中的卖房、买房流程，则与普通的房屋买卖无异。

同时，上海银行还与一些养老社区合作，尽量满足老人们“换房养老”需求。“前两天一个老年人打来电话，要进行房屋置换，但指定要住到亲和源去。我们与对方也有合作，可以享受专属优惠。”上海银行养老金融部副总经理沈洁介绍亲和源是上海一处知名的老年人公寓，除硬件设施较为完善，还提供定期保洁、事务代办和物品代购等服务。

这种金融机构与外部合作的“租房养老”、“换房养老”，可以算是一项新尝试。“2013年9月12日我们开了养老金融创新研讨会，专家提出，“以房养老”并不等于‘倒按揭’。结合专家意见和客户需求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远不止融资性的‘以房养老’需求。”沈洁说。

在沈洁看来，“以房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主要是协助老年人盘活固定资产，让他们拥有更多流动资金。

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市，在多年前便曾经展开“以房养老”试验。

2007年，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以房自助养老”试点。但是，由于当时很多房产并非老人独立自有，子女有分歧，家产传后的观念、房价的不确定性及70年产权规定等因素加大了实施的难度。因此，公积金管理中心在经历三年多的努力之后，无奈停止了这项业务。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3年9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称：67.3%的受访者倾向于“传统家庭养老”，21.2%倾向“社区居家养老”，仅有11.1%和0.4%分别倾向“机构养老”和“其他方式养老”。而在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中，有74.1%月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受访者倾向于“家庭传统养老”，高出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更有36.2%农村受访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子女的补贴。

但出人意料的是，调查报告显示有73.1%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或“较赞同”“以房养老”，仅26.9%表示“不赞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分析，这种数据上的矛盾情况，意味着若将以房养老作为一个广义概念看待，接受度也会相对较大。“比如说老人有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用租金补贴养老，反对的人自然就少。”

2012年7月，上海市民政局在答复人大代表议案时曾表示，“以房养老”可以有七种形式。除了“倒按揭”，以及前文提及的“租房养老”、“换房养老”、“售房养老”，还包括签订遗赠赡养协议，出售房屋后向购房者长期租赁住房以购房款补贴养老，以及家庭内部“以房养老”等。 “倒按揭”前景不明

相对于“租房养老”和“换房养老”，“倒按揭”更接近于“以房养老”的本义。

“倒按揭”是指老人将自有产权房屋抵押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房产现在价值以及预计老人去世时房产的价值等因素后，支付给老人一笔固定的资金。同时，老人将继续享有房屋居住权。在老人去世后，银行将抵押房产出售，用于偿还贷款本息。

“倒按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美国，此后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也开始实施。

2013年9月13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就曾遭遇舆论质疑，认为政府借“以房养老”推卸基本的养老责任。

为此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意见》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开展“以房养老”试点，“是积极慎重稳妥的，目的是探索符合国情、满足老年人不同需要、供老年人自主选择的养老保险产品，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方式”。

在“租房养老”和“换房养老”运行的同时，上海银行亦悄然推出了“倒按揭”产品，目前仅在两处网点试探性地接受咨询，未做任何宣传推广，亦不就此接受采访，就连其他网点甚至客服中心，对此也不甚了解。

据《财经》记者了解，上海银行为“倒按揭”业务设置了一系列门槛，比如，这项业务仅对其养老金客户开放，且抵押人必须拥有至少两套住房；两套房屋的产权必须为抵押人独有，或与配偶共同所有，包括子女在内的其他个人不得拥有产权；房屋名下也不得有包括子女在内其他人的户口。同时，被抵押房屋的评估价，至少要达到150万元，房龄不得超过30年。此外，房屋抵押款只能用于生活费、医药费等养老用途，不得用于理财投资等；抵押人最高可以获得房屋估值60%的贷款总额，可以选择一次性发放，也可以按月领取。

按照上海银行的设计，“倒按揭”抵押期限则分为定期和终生两种。其中，定期型的抵押期最长为十年；终生型要求房主年满70周岁。抵押到期或房主去世后，房屋将被拍卖，若届时仍有结余，余款由房主指定的或法定的继承人获得，房价下跌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则由银行承担。该行一位从事“倒按揭”咨询的工作人员称，目前这项业务已有客户开始办理。

实际上，上海银行的“倒按揭”设计并非其独创。

早在2011年10月，中信银行就曾推出“倒按揭”产品，也要求办理者必须拥有多套房屋，对房龄、贷款用途、最高贷款额度等也有类似要求。唯一比上海银行宽松的是，除了老年人本人，其子女名下房屋亦可用于办理“倒按揭”。

但是，中信银行在北京、上海等地推出这一产品后，乏人问津。由此看来，上海银行的“倒按揭”业务，前景亦未必乐观。

在中信银行的“倒按揭”尝试之前，各地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也曾多次推出以抵押房产为条件的类似产品，但都因效果不理想而放弃。无论是南京的“房屋抵押入住养老公寓”，还是北京的“房屋租赁抵扣养老中心服务费”，最终都因未有成功业务而夭折。上海、杭州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类似产品，也鲜有成功案例。 建立公信力

尽管已经出现了成功案例，商业性的“以房养老”产品究竟能否持续，仍是一个悬念。无论金融业内人士还是研究者都认为，“以房养老”在中国还处于启蒙阶段，如何让“以房养老”令老年人信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推出以房养老产品的机构欠缺公信力，曾是南京、北京等地“以房养老”夭折的主要因素。

2005年4月，南京的汤山留园公寓称，拥有60平方米以上产权房、年满60岁的孤老，可以房产换取入住其老年公寓的资格，房产则由公寓代为出租，租金超出老年公寓收费标准的部分，交由老人支配，老人去世后，房产归老年公寓所有。但是作为民营机构，其公信力相对较低，老年人又对其是否盈利存有疑虑，因此难以获得他们的信任。

上海银行自1998年起作为首批两家养老金机构之一，已经从事养老金业务15年，并积累了152个养老金客户，目前上海近40%的养老金都是通过上海银行发放的。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联合合伙人吕琰认为，上海银行在其“租房养老”、“换房养老”服务中，“相当于扮演了交易中介的角色，通过它的公信力来促成交易。”

沈洁称，目前上海银行的增值养老服务，多是与外部机构合作，筛选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在市场上信誉度较好的产品，并给予该行的养老金客户一定程度的优惠，“合作机构一般都是微利的。” 她还补充道，“我们的老年客户基数比较大。在养老特色的产品销售，或者合作服务上，容易产生规模效应，这点和其他金融机构有所不同”，这样银行才不致于“赔本赚吆喝”。

至于“倒按揭”业务，则需要更复杂的前期准备。长期从事金融领域法律服务的吕琰说：“业务简单就意味着不能盈利。你要让金融机构有更多动力去做这件事，实际上并不简单。”

在为上海银行的“倒按揭”业务提供法律咨询时，吕琰指出，国有土地出让年限的70年限制、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终生型“倒按揭”可能出现的支付期过长等问题，以及未来房屋处置时可能面临的遗产法律纠纷，都会让金融机构遭遇风险。

要解决这些问题，吕琰认为首先要在法律上对“倒按揭”业务给予定义。中国现行法律中，让与担保尚未得到完全的承认和肯定。部分学者认为它类似于流押，但为了防止抵押人处于不利地位，《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即禁止“流押条款”。“如何解决让与担保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冲突，是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吕琰说。

篇12

老年人口比例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唯一拥有世界各主要区域专家的研究机构，该研究中心从事全球的老龄化问题研究，是为了唤起对这一挑战的关注并鼓励及时的改革。CSIS最近完成了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调查，并形成了专题报告。这份名为《银发中国》的报告在北京后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银发中国》的作者Richard Jackson对记者表示，对于多数没有公共福利的中国人来说，其他的赡养来源非常有限。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储蓄，达到GDP的40％，老年人中却很少能指望以个人财富来弥补养老资金缺口的。因为，很多的储蓄都将被用于购买房屋等大宗开支。至于说金融储蓄，尽管在中国购买人寿保险及投资股票市场的家庭不断增加，但多数家庭仍把钱存在回报很低的银行里。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在55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中，不足四分之一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超过其年收入。多数老年人也不能指望以私人养老金来补缺公共福利。该报告显示，中国建立真正自己做实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已经迫在眉睫了。

Richard Jackson解释说，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如果把老年定义为60岁以上，在2004年，老年人仅占总人口的11％，但是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将占到中国总人口的28％，这一比例比美国还要高。如果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仍然持续，到2040年，中国老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人口总和。

中国未富先老

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在老龄化之前都成为富国，而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先于富裕的大国。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自改革以来，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但即使考虑到购买力，仍然是韩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

2015年起，中国庞大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将开始他们的老年生活，如果中国届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的老年保障制度，那么将可能引发经济困难。Richard Jackson建议，最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是结合一个便宜但覆盖所有国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强制性加入的、真正资金做实的个人账户制度。

做实账户的理由非常紧迫，从近期来说，资金充实的养老金体系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大和深化，是中国发展战略中最关键的一步。从长远看，它们对于保证老龄中国的储蓄率、投资水平和生活水平非常重要。更大的好处是，资金做实的退休金制度，特别是个人账户，使得职工们分享到改革的成功，有助于中国逐渐转向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

那为什么中国应该推行一个资金做实的战略，而许多发达国家却仍然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他说，现收现付制度在人口日益老化时是不可能持续的，如果说它们现在还在沿袭，那是因为他们远比中国富裕。一个老龄的德国或者法国或者美国，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能够从职工的薪水中增加税收而不至于剥夺下一代人的财富。一个老龄化的中国却不能。

Richard Jackson说，中国不应该向美国学习，美国有一个非常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美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市场，而主要采取了现收现付制度，导致未来几年养老金的问题日益突出。而英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就做得很好，他们的资金做实制度很有成效。

底线：平均工资的20％

退休制度的基础，应该是一个令所有老人都免于贫困的普遍受益的制度。至少应该为城市和乡镇企业的所有职工设一个底线，然后逐渐扩大到所有的农村劳动力。底线应该能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也就是中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第一层的替代率。在这一层面上，保护的底线要么高于中国政府为城镇居民设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高于世界银行所设的每天收入一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这一底线应该从工资税收中扣除，而且是现收现付的，将是老人的第一道贫困防线。

为保证广泛参与，缴费率必须合理。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国有企业的养老金债务。Richard Jackson说，1997年改革的教训是明显的，新养老金制度中背负旧制度的债务，必然导致大规模的逃避缴费。国有企业改革的遗留成本是集体的问题，应该由各级政府的税收来解决，而不是职工的工资缴费。

让国有企业的遗留成本社会化是必要的、公平的、可承受的。确实，中国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行动。2000年，中国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用来补贴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互济。这一“最后保障的养老金”资金全部来自政府的收入，政府的资金来源还倚重出售国有资产。

2001年6月，国务院宣布计划出售国有股份为社保基金筹款，但随着股市的下跌，政府又不得不中止这一计划，但在海外资本市场出售国有股份，将所得收入的一部分划归社保基金。

倡导资金做实　 除了为老人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贫困防护底线，中国需要一个强制性的补充养老金制度，让老年人享受接近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一目的，资金做实的养老保险比现收现付制有许多优势。在资金做实的制度下，职工的缴费可以产生相当于资本的回报率，比现收现付制度下的缴费要高得多，特别是当人口正在迅速老化时，不仅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制度能提高人均收入，还能使资本所有权民主化，帮助培养中产阶层节俭和克制的价值观。这样一来，能增加职工加入养老金制度的积极陛，从而为现收现付制带来更多的缴费收入。

Richard Jackson认为，国家应该减轻私企和个人养老金的缴费负担。“在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度下，个人会觉得他是为自己的父母交钱，会觉得比较公平。但是现有的制度下，他会觉得实际上他是在为一小部分人交钱，比如说是改革前没有缴纳个人养老金的国企退休职工，这样他就不太愿意加入缴纳养老金。”

Richard Jackson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要保证资金做实。1997年的改革还提供一个教训，只要个人账户缴费是政府拥有和政府管理的，政府就可能动用它们。为了保证真正的储蓄，职工们应该对他们的个人账户拥有明确的产权。与此同时，基金的管理应该转移到独立机构。这并不是建议把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私有化。做实账户里的资金将归个人所有而且由独立的机构管理。然而，这一制度仍属于公共社会保险，而且由政府组织和监督。

政府要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在地方层面上，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能将职工和雇员的缴费导人基金管理机构。在全国层面上，需要有一个中央监督机构认证基金并建立所有的监督制度，包括投资指南和提取制度。这一机构还需要管理违约投资基金并出售年金。为了赢得参加者的信任，政府必须同时保证个人账户制度的透明和安全。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已经建立起严格的会计制度和信托标准，保护个人投资者的利益。

“养老金符合长期投资理念，较少受到股市短期波动的影响，但中国目前特别需要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Richard Jackson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而且正处在创造高储蓄率的阶段，但随着工作人口的退休数日的增加，更多的人把钱拿出来花，中国的储蓄率将下降。从全世界来看，也会经历一个资本的储蓄下降的过程，这对中国的资本需求也会产生一个额外的压力，所以现在中国特别需要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入市还有障碍

实际上，中国不成熟的资本市场是养老金人市的一个障碍。中国的股票市场仍然太小而且流动性差。在美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与银行储蓄存款之比为1．57比1，但在中国，银行储蓄是股票市场总值的14倍。缺乏流动性，加上公司治理标准较低，会计标准不严格，助长了投机性质的投资文化。中国的债券市场更不发达，没有一个权威的信用评级系统。

除了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也不成熟。中国公司几乎没有管理养老基金的经验，虽然现在也允许将国家社保基金中的一部分盈余委托管理，但数目仍然很小。Richard Jackson认为，初始阶段，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对于一个成功的个人账户管理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改革将是分阶段进行的。最初，只有一小部分个人账户缴费将委托给独立的基金经理。资产选择也受到严格限制，仅限于政府债券。当资本市场成熟时，当基金经理们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时，独立管理的缴费份额可以扩大，投资限制也可以放松。假以时日，个人账户缴费的份额会逐步增加，投资国内公司债券和股票市场，最终会进入国外证券市场。

政府的严格监督，将避免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冲击。让养老金资产逐步进入外国资本市场，不仅仅令投资战略趋于完善，而且在将来开放资本控制时，会为政府提供一个控制储蓄突然外流的手段。例如，管理者可以逐步提高每个账户中外国资产的最高比例。做实的退休账户因而能够提供一个理想的手段，来监督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会持续很多年，它会逐步地要求中国的汇率浮动，个人账户可能帮助政府管理向浮动汇率的过渡。

行动不能太晚

尽管中国内地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引入一个类似香港的个人账户系统，如香港的基金，但中国却不能等到资本市场完全成熟以后才采取行动。实际上，引入一个做实的养老金制度可以确保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诸多今天的发达国家中，养老基金在扩大和深化资本市场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养老基金成长时，中国的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也会成长。职业化的基金经理，将会带来更大的责任、透明和长期的回报。资金做实的养老金将是中国老龄化和发展交汇的起点。

一旦开始运作，数百万个人账户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源泉。如果中国当前的个人账户制度能做实，并将扩大到整个城镇劳动力，今年的缴费总额将达到2500亿元，约相当于目前可流通股票总额的20％。甚至其中的一小部分注入资本市场，都将可以成为主力军。除了资金总量以外，个人账户将能教育职工们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从长期来看，职工们将开始把它们看成是现存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会自觉地保护和代表这个制度。

“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部分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中国成功了，不仅老年人能够在未来安享晚年，资本结构也将更稳固，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更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将更加坚定。”Richard Jackson说，“最重要的是，这将转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发生根本的转变，从巨大的非熟练劳动力集散地变成充满活力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经济源地，而全世界都将从中收益。”名词解释

现收现付式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