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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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篇2

【分类号】I207.411

1 独特女性意识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觉醒，这一现象往往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表现。受宋明理学中思想家王阳明著名“心学”的影响，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为女性抱不平，文学作品中纷纷显现出诸多女性意识突出的女性角色。传统理念中关于女性一直是一个附属品的存在，人们忽视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顾女性自身的优秀品质，无视女性对于社会作出的种种贡献。对于女生的歧视无论是裹脚还是三妻四妾制度，都严重压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期间，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融合了传统文学以及当时较为先进的创作理念，塑造出一个个融合实际的性格鲜活的人物角色，赋予了小说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将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

首先，《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代社会中男权政治的霸权统治，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进而表现了女性在传统思维禁锢下，三从四德等腐朽意识的捆绑下，不甘被奴役、被统治、被封闭的现状，力求冲破当代封建思想中男权统治的堡垒，充分寻求自身价值，张扬女性个性，施展女性抱负的女性意识。

2 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惊世骇俗的女性崇拜思想与历代小说中女人祸水论大异其趣。《红楼梦》中所塑造的那种至纯至美、灵透唯美与清新圣洁的众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说都无法模拟与超越的。《红楼梦》对女性才智的赞美讴歌颠覆了刻板教条，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性灵的抒写和象征性的表达，真正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可谓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说，《红楼梦》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缺席的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红楼梦》中的女性观绝不仅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这一观念上，而是上升到启发引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性角度。它极力赞美女性，否定了父权制的道德准则，讥讽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世间的污浊，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独立形象的审美缺席现象，也继而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价值。此外，《红楼梦》中作者最钟情的女子是林黛玉，这位绛珠仙子贵情尚真，“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可以说，她的重情和真实被作者视为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剧制度文化

本质上来看，《红楼梦》的女性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很多的文学家们试图揭示悲剧的本质，也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来，希腊的艺术兴盛正是来自希腊人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大文豪鲁迅也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其实都赞同悲剧实际上就是再现人生的毁灭，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剧没有降落到强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爱的女性来承担，这又是何等的国家的悲剧。

《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内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爱无婚姻，晴雯等又展现了底层人的悲剧。实质上，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类似。上至贵妃，下至仆人，她们上演着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剧，共同编织出国家的悲剧，最终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

曹雪芹对女性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连带引发国家、社会悲剧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说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实则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出民族与国家的悲剧本质。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窥探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只不过众多的女性担当了这个社会、民族的牺牲品，是国家悲剧的开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末日中天，反而乐在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实际上越是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越是体现了小说的悲剧价值，悲剧的思想也越是明确，越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4 女性主义写作策略

可以说，题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这一特征又鲜明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从女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状态，进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等同于崇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传达出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本质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给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宝玉在解九连环；二十一回中，描写了宝玉一早来看望湘云、黛玉，湘云为宝玉编头发。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写地细致入微。而《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就是在这生活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旷世之处，不仅表现为历来被世人所仰慕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结。它撇开“女性为祸水、为贱类”的偏见，公开地赞美女性、歌颂女性。这样的诗意表达既区别于历代小说，同时也在价值上独占鳌头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清奇的宝玉。值得我们品读学习。

参考文献：

[1]翁礼明.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J].江西社会科学，2004，09：127-130.

篇3

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近期在各土地电视台播出后，来自学界和民间的各科质疑和批评此起彼伏，从另一角度佐证了《红楼梦》的恒久魅力。

作为读者或观众，究竟可以从《红楼梦》中得到什么?

自《红楼梦》问世226年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和议论一直在延续，以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一“红学”。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创从哲学与美学角度评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所著《红楼梦评论》被视为“红学史”的里程碑式著作。

“五四”之后兴起的“新红学”是考证派的天下，从、俞平伯直到周汝昌，均更多地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

近年来，著名旅美学者刘再复，在《红楼梦》的阅读与探索上独辟蹊径，如其所言，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而非“学问对象”。在他看来，“《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

他试图把《红楼梦》研究拉回文学和人生的意境。

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的刘再复，曾经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种《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作。上世纪80年代末，他旅居美国，离乡别土之际，包中仅放两本最心爱的书，其中一本就是《红楼梦》。漂泊异乡二十载，他对《红楼梦》的醉心有增无减，甚至将其视为“袖珍祖国”和“袖珍故乡”，是自己的“心灵存放之所”。

2009年初，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刘再复所著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些书中，刘再复一再透过《红楼梦》体认个体生命价值，用心灵领悟其中的深刻内涵。 近日，本刊记者就《红楼梦》的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独家专访了身在大洋彼岸的刘再复。

在洋洋数千言的回复中，刘再复谈及以“悟法”读《红楼梦》的因由，也揭示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心灵大书”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一“《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对《红楼梦》，他不吝赞誉，将之与《西游记》并视为中国的“原型文化”，认为这两部书是中国文学正典；而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则认为是变质变态的“伪型文化”，是中国文学“负典”。

刘再复指出，充分尊重每一个体尊严的《红楼梦》，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与“五四”运动灵魂相通，“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访谈全文近万字，本刊将分两次发表，本期发表上半部分。

“红楼之心”

《望东方周刊》：当年去国离乡时你仅携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红楼梦》，你把它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为什么这么说?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你的意义是什幺?在你看来，《红楼梦》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又在哪里？

刘再复：《红楼梦》第一回就嘲笑世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就是重新定义故乡。受其影响，我也一再定义故乡。界定来界定去，中心意思是说，故乡不仅是我的诞生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存放之所。哪里可以存放我的本真本然的心灵，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海外漂流二十年，《红楼梦》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有它在，我就感到心灵有落脚之处，有存放之所，所以它就是故乡和祖国。

我一直把祖国分解为表层祖国与深层祖国。表层祖国是江河土地、田园城乡，深层祖国则是中华文化。而《红楼梦》正是中华原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道、释三大文化精华凝聚的晶体，带着它东西穿行，总是感到祖国和我一起漂泊四方。这一意义的祖国，只是一部书籍，所以可称它为“袖珍祖国”。“袖珍祖国”是德国诗人海涅的概念，我只是借用它来表述一种情感。我常说，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存放在《红楼梦》之中，也就时时连结着自己的祖国。

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这除了我在《红楼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没有讲述《红楼梦》，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也就是《红楼梦》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之外，我今天还想说，《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护身符”与“文学圣经”。

说是“护身符”，是因为有它在，我就能赢得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有一点才能，读一点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灵方向，《红楼梦》就启示我心灵的方向。

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第一意义也在于《红楼梦》给了我对于真、对于美的信仰，即推动我的心灵向真向美靠近，然后才是第二意义一把《红楼梦》视为最高的文学典范与最高文学参考系，以此参考系来看文学，才明白文学为何物，也才明白各种文学作品的优劣。《红楼梦》在我心灵中不断“积淀”，这对我生命质量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相信，《红楼梦》对中国的未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如果暂时放下“未来”不说，仅说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其意义也极为重大。这意义首先是调节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追求财富的潮流席卷一切，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品牌崇拜正在成为时尚，在此语境下，《红楼梦》这部心灵大书，书中蕴含的心灵光辉对于抑制人的物化与异化将起巨大的调节作用。《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我国古圣人说要“为天地立心”，我们不敢作此妄念，但可以给自己和帮助同胞立心。我认为，立《红楼梦》就是立心。“红楼之心”一旦立起来，就不怕被俗气的潮流所吞没，所异化。《红楼梦》可以帮助当代中国人对物质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槛外人”是现代“局外人”的开端

《望东方周刊》：你从《红搂梦》中感悟到7哪些深刻内涵?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你认为曹雪芹是与“五四”新文化灵魂最相通的，为什么?

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深刻内涵，我在《红楼四书》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表述，

今天很难再作简化性说明。但我可以借你访问的机会，再强调一下，我从哲学上感悟到两点最重要的东西，即“最高价值”与“最高智慧”。

第一是最高价值。《红楼梦》启示我：人世间最宝贵的无价之宝是真情感，真品格，换句话说，人间最宝贵的是心灵。不管你是出身豪门还是出身寒门，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地位，从事什么职业，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还是内在的心灵。心灵高于一切，心灵重于一切。心灵不仅高于财富、功名、权力，而且高于知识和学问。

做人最难的是像贾宝玉那样，在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地位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质朴的内心，社会的泥浊无论如何也污染不了他。这位小说主人公五毒不伤，永远不会生长出世人普遍具有的，诸如嫉妒、贪婪、仇恨、猜忌等负面生命机能。贾宝玉的心灵是中国最美的心灵，所以我说他像创世纪第一个黎明出现的婴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最高智慧。《红楼梦》充满人间智慧，但最高的智慧是中道智慧。“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中道。开篇借贾雨村讲历史哲学，也是排除大仁大恶的中道。中道是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也是浸透于《红楼梦》的最基本的世界态度与人生态度。中道不走极端，它超越世俗社会中互相冲突的两端，站在更高层面用悲悯的眼光加以审视，对冲突双方的理由都给予同情的理解。

我的确说过《红楼梦》是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所谓现代意识，在我的理解系统里，它乃是个人从人身依附的关系网络中独立出来的意识。简单地说，便是个体独立、个性解放的意识。应当承认，现代意识首先是在西方觉醒。其觉醒并非在一朝一夕中实现，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大历史变动以后才发展为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内容的成熟体系。但最初现代意识的发生，是从反叛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项重大历史成果，是把中世纪的身份制(领主与农奴的固定化身份)转变成契约制(农奴开始作为独立的人与领主签约)。经济地位的转变使个人独立的意识也随之产生。我国明代李卓吾及泰州学派，其学说思想中也包含着鲜明的个体独立意识，到了清代反而倒退了，清朝的思想禁锢打击的正是以个体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识。而《红楼梦》恰恰在文字狱极其猖獗的时代里写成，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天才的个案。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所呈现的思想意识，正是个体独立与个性解放的意识。妙玉自称“槛外人”，实际上宝玉和黛玉才是最典型的“槛外人”。所谓“槛”，就是原有的皇统、道统观念网络，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依附等级罗网，他们意识到只有从槛中跳出来，才有自由，才有个人的生命权利。

西方现代意识成熟后，在上世纪的文学中产生了一种反抗形象，这就是法国加缪的“局外人”(也译为“异乡人”)形象，这种“局外人”从流行的中心格局中跳出来，追求人的自然化和个性化。而在加缪之前的大约二百年，曹雪芹就创造了“槛外人”形象，这种异端形象和加缪的“局外人”形象有点不同的时代内涵，但都包含着从传统格局中跳出来的个体独立意识。

我把《红楼梦》“槛外人”看作现代“局外人”的开端。五四的特点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我在《近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用“三个觉醒”概说中国近代思潮史。第一次觉醒是康、梁时代“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时代“人―人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所以和“五四”灵魂最为相通，就因为它也是“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红楼梦》要求尊重每一个体的尊严，哪怕是丫环、奴婢、戏子，也要尊重她们的生命尊严。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觉醒拉开了序幕。

红楼大梦：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望东方周刊》：你说《红楼梦》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一能否描述一下《红楼梦》是什么样的“大梦”?

刘再复：因为现实世界没有自由，所以人类才需要通过文学艺术赢得瞬间对自由的体验，这便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梦是一种自由情感的虚幻形式，进入文学，便成了作家诗人的审美理想。

《红楼梦》中的梦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包括梦中天(太虚幻境)、梦中乡(大荒山无稽崖、三生石畔等)、梦中国(“大观园”、诗国、理想国)、梦中人(恋人、情人、意中人)。我说它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就因为此梦的内涵极为丰富，要详尽回答你的问题，即详尽描述此梦，恐怕得写一部专著。

不过，我认为，《红楼梦》的核心之梦，我们至少可以悟到两点：一是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的象征―少女，他希望(梦)这种生命之美、青春之美永远不要消失，永存永在。曹雪芹把“女儿”二字放到释迦牟尼和元始天尊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审美代宗教”大思索的形象表述。《红楼梦》之梦，梦的是“女儿”不要出嫁，永远处于净水世界之中。因为一旦出嫁便落入男权的泥浊世界之中，便成了“死珠”和“鱼眼睛”，所以他最心爱的少女，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都宁可让她们死，也不让她们嫁出去。

曹雪芹的梦中国，正是以少女为主体的青春共和国，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净水共和国。“大观园”里的诗社，便是梦中国(理想国)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这一理想国和柏拉图理想国相反，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曹雪芹则以少女诗人为理想国主体。

在这一国度里，有抒写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而且“一国两治”(一府两治，园内园外是两种世界)。最宝贵的是虽有赛诗，却人人皆有“不争之德”，贾宝玉(怡红公子)每每被评为最后―名，但他却鼓掌拍手称赞“评得好”，身上没有嫉妒等生命机能。

这是直接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意象展示出来的梦。还有一个是蕴含于《红楼梦》全书的大梦，也可以说是小说的主旨，这就是它梦想人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我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一节中，说曹雪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很相似，都在做“诗意栖居”的大梦。

篇4

胡其毅与曹寅交游考略

沉痛悼念魏同贤先生

《红楼梦》中的书事

《红楼梦》绣像本述略

李氏为曹寅续妻说质疑

顾颉刚的红学研究综论

试论何其芳红学研究特点

石印本《红楼梦》(自存)综述

对“曹雪芹与北京西山”的思考

曹雪芹故居发送的历史信息

论甲戌本脂批所谓之“正文”

从老北京民俗窥影《红楼梦》

民国时期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述评

《竹村居士小照》曹寅题诗探析

曹雪芹与佛禅的“自他不二”思想

从影子叙事看《红楼梦》的“自传说”

祝天裕绘《成达可行乐图》及李煦题诗

建国以来曹雪芹视觉形象创作述评

红楼家庭角色论——以贾政为中心

从陈其泰评点看程本人物形象接受

“曹学研究与会刊发展”座谈会发言纪要

曹学研究必须加强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曹雪芹西山最后居住地谢草池问题解析

新见《竹村居士小照》考释

《红楼梦》中植物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探析

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

清代《红楼梦》程本续书序跋价值论

《红楼梦》钗黛形象问卷调查及分析

铎尔孟手绘示意图所标地名解析

朱稻孙《挽曹荔轩先生四首》研究

曹雪芹纪念馆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冯其庸学术馆开馆庆典隆重举行

大观园中的植物描写及其象征意义

曹寅镇江之行及其文化意义

昌邑所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史迹与文物

《红楼梦》后四十回应是高鹗补续

关于蒙府本后四十回版本特征的几点思考

蒙古王府本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研究

读朱兵《红楼梦的史诗品格》引发的思考

云空未必空——试论妙玉悲剧命运的内涵

无奈的书箱——“曹雪芹书箱”真伪及其他

论《红楼梦》戬抄本之底本——兼与刘世德先生商榷

程高本《红楼梦》顽石与神瑛合一的合理性浅说

有情有趣演红楼——昆曲《红楼梦》折子戏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