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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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篇2

【分类号】I207.411

1 独特女性意识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觉醒，这一现象往往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表现。受宋明理学中思想家王阳明著名“心学”的影响，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为女性抱不平，文学作品中纷纷显现出诸多女性意识突出的女性角色。传统理念中关于女性一直是一个附属品的存在，人们忽视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顾女性自身的优秀品质，无视女性对于社会作出的种种贡献。对于女生的歧视无论是裹脚还是三妻四妾制度，都严重压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期间，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融合了传统文学以及当时较为先进的创作理念，塑造出一个个融合实际的性格鲜活的人物角色，赋予了小说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将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

首先，《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代社会中男权政治的霸权统治，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进而表现了女性在传统思维禁锢下，三从四德等腐朽意识的捆绑下，不甘被奴役、被统治、被封闭的现状，力求冲破当代封建思想中男权统治的堡垒，充分寻求自身价值，张扬女性个性，施展女性抱负的女性意识。

2 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惊世骇俗的女性崇拜思想与历代小说中女人祸水论大异其趣。《红楼梦》中所塑造的那种至纯至美、灵透唯美与清新圣洁的众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说都无法模拟与超越的。《红楼梦》对女性才智的赞美讴歌颠覆了刻板教条，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性灵的抒写和象征性的表达，真正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可谓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说，《红楼梦》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缺席的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红楼梦》中的女性观绝不仅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这一观念上，而是上升到启发引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性角度。它极力赞美女性，否定了父权制的道德准则，讥讽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世间的污浊，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独立形象的审美缺席现象，也继而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价值。此外，《红楼梦》中作者最钟情的女子是林黛玉，这位绛珠仙子贵情尚真，“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可以说，她的重情和真实被作者视为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剧制度文化

本质上来看，《红楼梦》的女性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很多的文学家们试图揭示悲剧的本质，也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来，希腊的艺术兴盛正是来自希腊人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大文豪鲁迅也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其实都赞同悲剧实际上就是再现人生的毁灭，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剧没有降落到强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爱的女性来承担，这又是何等的国家的悲剧。

《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内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爱无婚姻，晴雯等又展现了底层人的悲剧。实质上，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类似。上至贵妃，下至仆人，她们上演着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剧，共同编织出国家的悲剧，最终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

曹雪芹对女性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连带引发国家、社会悲剧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说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实则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出民族与国家的悲剧本质。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窥探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只不过众多的女性担当了这个社会、民族的牺牲品，是国家悲剧的开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末日中天，反而乐在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实际上越是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越是体现了小说的悲剧价值，悲剧的思想也越是明确，越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4 女性主义写作策略

可以说，题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这一特征又鲜明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从女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状态，进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等同于崇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传达出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本质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给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宝玉在解九连环；二十一回中，描写了宝玉一早来看望湘云、黛玉，湘云为宝玉编头发。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写地细致入微。而《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就是在这生活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旷世之处，不仅表现为历来被世人所仰慕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结。它撇开“女性为祸水、为贱类”的偏见，公开地赞美女性、歌颂女性。这样的诗意表达既区别于历代小说，同时也在价值上独占鳌头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清奇的宝玉。值得我们品读学习。

参考文献：

[1]翁礼明.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J].江西社会科学，2004，09：127-130.

篇3

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近期在各土地电视台播出后，来自学界和民间的各科质疑和批评此起彼伏，从另一角度佐证了《红楼梦》的恒久魅力。

作为读者或观众，究竟可以从《红楼梦》中得到什么?

自《红楼梦》问世226年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和议论一直在延续，以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一“红学”。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创从哲学与美学角度评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所著《红楼梦评论》被视为“红学史”的里程碑式著作。

“五四”之后兴起的“新红学”是考证派的天下，从、俞平伯直到周汝昌，均更多地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

近年来，著名旅美学者刘再复，在《红楼梦》的阅读与探索上独辟蹊径，如其所言，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而非“学问对象”。在他看来，“《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

他试图把《红楼梦》研究拉回文学和人生的意境。

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的刘再复，曾经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种《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作。上世纪80年代末，他旅居美国，离乡别土之际，包中仅放两本最心爱的书，其中一本就是《红楼梦》。漂泊异乡二十载，他对《红楼梦》的醉心有增无减，甚至将其视为“袖珍祖国”和“袖珍故乡”，是自己的“心灵存放之所”。

2009年初，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刘再复所著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些书中，刘再复一再透过《红楼梦》体认个体生命价值，用心灵领悟其中的深刻内涵。 近日，本刊记者就《红楼梦》的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独家专访了身在大洋彼岸的刘再复。

在洋洋数千言的回复中，刘再复谈及以“悟法”读《红楼梦》的因由，也揭示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心灵大书”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一“《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对《红楼梦》，他不吝赞誉，将之与《西游记》并视为中国的“原型文化”，认为这两部书是中国文学正典；而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则认为是变质变态的“伪型文化”，是中国文学“负典”。

刘再复指出，充分尊重每一个体尊严的《红楼梦》，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与“五四”运动灵魂相通，“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访谈全文近万字，本刊将分两次发表，本期发表上半部分。

“红楼之心”

《望东方周刊》：当年去国离乡时你仅携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红楼梦》，你把它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为什么这么说?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你的意义是什幺?在你看来，《红楼梦》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又在哪里？

刘再复：《红楼梦》第一回就嘲笑世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就是重新定义故乡。受其影响，我也一再定义故乡。界定来界定去，中心意思是说，故乡不仅是我的诞生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存放之所。哪里可以存放我的本真本然的心灵，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海外漂流二十年，《红楼梦》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有它在，我就感到心灵有落脚之处，有存放之所，所以它就是故乡和祖国。

我一直把祖国分解为表层祖国与深层祖国。表层祖国是江河土地、田园城乡，深层祖国则是中华文化。而《红楼梦》正是中华原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道、释三大文化精华凝聚的晶体，带着它东西穿行，总是感到祖国和我一起漂泊四方。这一意义的祖国，只是一部书籍，所以可称它为“袖珍祖国”。“袖珍祖国”是德国诗人海涅的概念，我只是借用它来表述一种情感。我常说，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存放在《红楼梦》之中，也就时时连结着自己的祖国。

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这除了我在《红楼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没有讲述《红楼梦》，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也就是《红楼梦》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之外，我今天还想说，《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护身符”与“文学圣经”。

说是“护身符”，是因为有它在，我就能赢得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有一点才能，读一点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灵方向，《红楼梦》就启示我心灵的方向。

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第一意义也在于《红楼梦》给了我对于真、对于美的信仰，即推动我的心灵向真向美靠近，然后才是第二意义一把《红楼梦》视为最高的文学典范与最高文学参考系，以此参考系来看文学，才明白文学为何物，也才明白各种文学作品的优劣。《红楼梦》在我心灵中不断“积淀”，这对我生命质量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相信，《红楼梦》对中国的未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如果暂时放下“未来”不说，仅说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其意义也极为重大。这意义首先是调节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追求财富的潮流席卷一切，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品牌崇拜正在成为时尚，在此语境下，《红楼梦》这部心灵大书，书中蕴含的心灵光辉对于抑制人的物化与异化将起巨大的调节作用。《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我国古圣人说要“为天地立心”，我们不敢作此妄念，但可以给自己和帮助同胞立心。我认为，立《红楼梦》就是立心。“红楼之心”一旦立起来，就不怕被俗气的潮流所吞没，所异化。《红楼梦》可以帮助当代中国人对物质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槛外人”是现代“局外人”的开端

《望东方周刊》：你从《红搂梦》中感悟到7哪些深刻内涵?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你认为曹雪芹是与“五四”新文化灵魂最相通的，为什么?

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深刻内涵，我在《红楼四书》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表述，

今天很难再作简化性说明。但我可以借你访问的机会，再强调一下，我从哲学上感悟到两点最重要的东西，即“最高价值”与“最高智慧”。

第一是最高价值。《红楼梦》启示我：人世间最宝贵的无价之宝是真情感，真品格，换句话说，人间最宝贵的是心灵。不管你是出身豪门还是出身寒门，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地位，从事什么职业，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还是内在的心灵。心灵高于一切，心灵重于一切。心灵不仅高于财富、功名、权力，而且高于知识和学问。

做人最难的是像贾宝玉那样，在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地位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质朴的内心，社会的泥浊无论如何也污染不了他。这位小说主人公五毒不伤，永远不会生长出世人普遍具有的，诸如嫉妒、贪婪、仇恨、猜忌等负面生命机能。贾宝玉的心灵是中国最美的心灵，所以我说他像创世纪第一个黎明出现的婴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最高智慧。《红楼梦》充满人间智慧，但最高的智慧是中道智慧。“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中道。开篇借贾雨村讲历史哲学，也是排除大仁大恶的中道。中道是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也是浸透于《红楼梦》的最基本的世界态度与人生态度。中道不走极端，它超越世俗社会中互相冲突的两端，站在更高层面用悲悯的眼光加以审视，对冲突双方的理由都给予同情的理解。

我的确说过《红楼梦》是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所谓现代意识，在我的理解系统里，它乃是个人从人身依附的关系网络中独立出来的意识。简单地说，便是个体独立、个性解放的意识。应当承认，现代意识首先是在西方觉醒。其觉醒并非在一朝一夕中实现，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大历史变动以后才发展为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内容的成熟体系。但最初现代意识的发生，是从反叛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项重大历史成果，是把中世纪的身份制(领主与农奴的固定化身份)转变成契约制(农奴开始作为独立的人与领主签约)。经济地位的转变使个人独立的意识也随之产生。我国明代李卓吾及泰州学派，其学说思想中也包含着鲜明的个体独立意识，到了清代反而倒退了，清朝的思想禁锢打击的正是以个体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识。而《红楼梦》恰恰在文字狱极其猖獗的时代里写成，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天才的个案。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所呈现的思想意识，正是个体独立与个性解放的意识。妙玉自称“槛外人”，实际上宝玉和黛玉才是最典型的“槛外人”。所谓“槛”，就是原有的皇统、道统观念网络，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依附等级罗网，他们意识到只有从槛中跳出来，才有自由，才有个人的生命权利。

西方现代意识成熟后，在上世纪的文学中产生了一种反抗形象，这就是法国加缪的“局外人”(也译为“异乡人”)形象，这种“局外人”从流行的中心格局中跳出来，追求人的自然化和个性化。而在加缪之前的大约二百年，曹雪芹就创造了“槛外人”形象，这种异端形象和加缪的“局外人”形象有点不同的时代内涵，但都包含着从传统格局中跳出来的个体独立意识。

我把《红楼梦》“槛外人”看作现代“局外人”的开端。五四的特点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我在《近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用“三个觉醒”概说中国近代思潮史。第一次觉醒是康、梁时代“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时代“人―人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所以和“五四”灵魂最为相通，就因为它也是“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红楼梦》要求尊重每一个体的尊严，哪怕是丫环、奴婢、戏子，也要尊重她们的生命尊严。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觉醒拉开了序幕。

红楼大梦：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望东方周刊》：你说《红楼梦》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一能否描述一下《红楼梦》是什么样的“大梦”?

刘再复：因为现实世界没有自由，所以人类才需要通过文学艺术赢得瞬间对自由的体验，这便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梦是一种自由情感的虚幻形式，进入文学，便成了作家诗人的审美理想。

《红楼梦》中的梦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包括梦中天(太虚幻境)、梦中乡(大荒山无稽崖、三生石畔等)、梦中国(“大观园”、诗国、理想国)、梦中人(恋人、情人、意中人)。我说它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就因为此梦的内涵极为丰富，要详尽回答你的问题，即详尽描述此梦，恐怕得写一部专著。

不过，我认为，《红楼梦》的核心之梦，我们至少可以悟到两点：一是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的象征―少女，他希望(梦)这种生命之美、青春之美永远不要消失，永存永在。曹雪芹把“女儿”二字放到释迦牟尼和元始天尊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审美代宗教”大思索的形象表述。《红楼梦》之梦，梦的是“女儿”不要出嫁，永远处于净水世界之中。因为一旦出嫁便落入男权的泥浊世界之中，便成了“死珠”和“鱼眼睛”，所以他最心爱的少女，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都宁可让她们死，也不让她们嫁出去。

曹雪芹的梦中国，正是以少女为主体的青春共和国，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净水共和国。“大观园”里的诗社，便是梦中国(理想国)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这一理想国和柏拉图理想国相反，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曹雪芹则以少女诗人为理想国主体。

在这一国度里，有抒写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而且“一国两治”(一府两治，园内园外是两种世界)。最宝贵的是虽有赛诗，却人人皆有“不争之德”，贾宝玉(怡红公子)每每被评为最后―名，但他却鼓掌拍手称赞“评得好”，身上没有嫉妒等生命机能。

这是直接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意象展示出来的梦。还有一个是蕴含于《红楼梦》全书的大梦，也可以说是小说的主旨，这就是它梦想人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我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一节中，说曹雪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很相似，都在做“诗意栖居”的大梦。

篇4

胡其毅与曹寅交游考略

沉痛悼念魏同贤先生

《红楼梦》中的书事

《红楼梦》绣像本述略

李氏为曹寅续妻说质疑

顾颉刚的红学研究综论

试论何其芳红学研究特点

石印本《红楼梦》(自存)综述

对“曹雪芹与北京西山”的思考

曹雪芹故居发送的历史信息

论甲戌本脂批所谓之“正文”

从老北京民俗窥影《红楼梦》

民国时期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述评

《竹村居士小照》曹寅题诗探析

曹雪芹与佛禅的“自他不二”思想

从影子叙事看《红楼梦》的“自传说”

祝天裕绘《成达可行乐图》及李煦题诗

建国以来曹雪芹视觉形象创作述评

红楼家庭角色论——以贾政为中心

从陈其泰评点看程本人物形象接受

“曹学研究与会刊发展”座谈会发言纪要

曹学研究必须加强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曹雪芹西山最后居住地谢草池问题解析

新见《竹村居士小照》考释

《红楼梦》中植物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探析

己卯本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成时期考

清代《红楼梦》程本续书序跋价值论

《红楼梦》钗黛形象问卷调查及分析

铎尔孟手绘示意图所标地名解析

朱稻孙《挽曹荔轩先生四首》研究

曹雪芹纪念馆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冯其庸学术馆开馆庆典隆重举行

大观园中的植物描写及其象征意义

曹寅镇江之行及其文化意义

昌邑所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史迹与文物

《红楼梦》后四十回应是高鹗补续

关于蒙府本后四十回版本特征的几点思考

蒙古王府本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研究

读朱兵《红楼梦的史诗品格》引发的思考

云空未必空——试论妙玉悲剧命运的内涵

无奈的书箱——“曹雪芹书箱”真伪及其他

论《红楼梦》戬抄本之底本——兼与刘世德先生商榷

程高本《红楼梦》顽石与神瑛合一的合理性浅说

有情有趣演红楼——昆曲《红楼梦》折子戏小析

篇5

前言

关于重拍《红楼梦》，除了众多网民的热烈讨论之外，

学界也不乏热情和高见。早在2002年5月众多专家学者、导演以及传媒人士就聚集在一起，就《红楼梦》电视剧重拍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正如作者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笔者认为如果要真正客观地评价一部影视作品的优劣我们仍需从文本出发，而对于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这部经典来说尤甚。

一、解味文本《红楼梦》

悲剧往往被视为正剧，因其相较喜剧而言更具深刻的主旨意蕴。读者在欣赏这部“红楼悲剧”时，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从悲剧中跳出来，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人生意义。“《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之家衰亡的悲剧，也不简单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的爱情悲剧，而是在于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的矛盾。”关于曹雪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发生矛盾的分析，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888年4月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内蕴恰好印证了优秀古典文学家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生矛盾这一美学基本观点。“与其说《红楼梦》是对所谓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不如说是对假、恶、丑的一道檄文。”同时曹雪芹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太虚幻境，宝玉饮的茶叫‘千红一窟(哭)’喝的酒叫‘万艳同杯(悲)’为千万的女子，为世上所有女性的命运而恸哭、悲伤。这是曹雪芹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的漫长经历后的结晶之作。”在文化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也是《红楼梦》不同于一般作品的艺术成就之一，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与丰富的审美价值。

二、电视剧新版《红楼梦》的改编

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许多学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考量前人的观点基础上，笔者在剧情设计、音乐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综合论述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贡献与不足。

剧情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第十三集黛玉葬花有层次地推进剧情，无论人、景、音乐、氛围，人物对白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重新设计。特别是宝黛相见时的那一段对白情绪准确，内心活动丰富，再加之女高音的背景音乐烘托，把这场戏的艺术效果推向了极致。再看旧版《红楼梦》的这场戏，人物一登场就是悲情音乐，和着那歌声，黛玉一脸悲苦，观花，葬花，潸然泪下，最后见了宝玉只一声：呸!便扭身离开，弄得宝玉楞楞地站到那里不知所措。比较旧版《红楼梦》的这一场戏则比较简单和直白了些，况且景，花，特技处理，画面拍摄，美轮美奂的氛围，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等，新版《红楼梦》还是更胜一筹的。

人物塑造方面，很多人质疑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宝黛钗”三位主要角色的饰演者过于年轻化，但是我们回归原著就会发现三位主演的年龄符合《红楼梦》原著。在演员的选择和角色的表演上首先就给入予真实感。少年宝玉的扮演者于小彤曾在电影《梅兰芳》里饰演小梅兰芳，他所演绎的心境与状态，这是生活阅历较为丰富的成年演员所难以达到的。尤其是他在听完别人呼唤不论是长辈或是丫鬟后的那一声“哎”既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又表现了其无志混世的性格。宝钗的理性稚气和知识通达，使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大家小闺秀。黛玉、探春等角色也都赋予了不同性格的大家小闺秀，也是可以细细品赏的。

音乐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不只首次将120回的红楼梦展示给观众，还重现了失传百年的昆曲，这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配乐与八七版相比，缺少的是与原著神韵的契合。八七版《红楼梦》中除了原著中那部分有史可考的音乐，最能代表这部剧作，及与原著相契合的音乐，应该是王立平先生创作的片头曲《红楼梦》序曲及十二首《红楼梦》歌曲了。最具代表性的如《好了歌》是电视剧中第一首出现的歌曲。在电视剧中一开始用到这首歌曲就是对全剧最后结尾作一个前期的提示和总结。其音乐真正传神的表达出了《红楼梦》的意蕴及形上品格。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剧情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在原著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与超越的贡献，但是在音乐方面仍有不足，缺少与原著意蕴相契合。

三、新版《红楼梦》引发的思考

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大众传媒的市场力量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使经典地位更牢固；用得不好，会把“经典”变得畅销且“庸俗”甚至“恶俗”。大众传媒具有以往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威力，在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在大众媒介能使作品超越时间和空间，拥有更多的受众，

名著的影视改编，同样也是改编者的一次理解与表现名著美学风格的活动。正如李少红导演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名著的翻拍是为了加深人们对原著的理解和关注，使这部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品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改编源于原著又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使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名著，属于语言艺术。后人将其改编为影视剧，是把语言转换成了图像，即语言艺术变成了视觉艺术。文本为图像提供了形上品格，图像活现了文本的审美神韵。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作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是新时代对审美传统的要求。

篇6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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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创造了文学的不朽圣经《红楼梦》，使我赢得了对美的衷心信仰，并由此明白了该如何守护生命本真状态而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不但具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而且具有最深广的精神内涵。以往分析《红楼梦》的文字虽多，但从哲学上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却几乎没有。本文专门讲《红楼梦》的哲学，包括讲曹雪芹的哲学观与浸透于《红楼梦》文本中的哲学意蕴。

198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会议（此会由笔者主持），俞先生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红学近作《旧时月色》和《评〈好了歌〉》。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大家多从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同年11月，他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邀请，又作了《索引派与自传说闲评》的演讲，再次主张研究《红楼梦》应着眼于它的文学与哲学方面。[注:萧悄的《俞平伯传》(正题为《古槐树下的学者》)，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记载此事。俞平伯先生一辈子都在考证《红楼梦》，但他并不希望人们继续他的学术道路，而是表达了另一种期待，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期待。可是20年过去了，仍然看不到关于《红楼梦》哲学的专题研究论著。

在纪念活动之前80年，27岁的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并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在此。”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宇宙的，是指作品的无限自由时空，不是《桃花扇》那种现实的有限时空。相应的，便是《红楼梦》具有一个大于家园境界的宇宙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哲学的也”，即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哲学。为什么？王国维虽然引用叔本华哲学来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与伦理意义，但没有直接说明、阐释《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他之后100年也没有人充分说明。事实上，《红楼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性宝藏、文学宝藏，而且拥有最丰富的哲学宝藏、思想宝藏、精神宝藏。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学、哲学最精彩的元素都蕴含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

哲学有理性哲学与悟性哲学之分。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概念、范畴的运作，而是浸透在作品中的哲学意蕴。冯友兰先生到西方深造之后回头再治中国哲学，便在方法上从一变为二：正方法与负方法同时进行。所谓正方法，便是理性哲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所谓负方法，则是感悟与直观的方法。前者是西方哲学的长项，后者是中国哲学的长项。禅把直观、感悟的方法发展到极致。禅宗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方法，便是放下概念范畴直达事物核心的方法。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天才思想家，他给哲学、给思想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无须逻辑、无须论证分析而思想的可能，这是另一种哲学方式得以实现的可能。作此划分后，可以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与此相关，笔者还想作另一种区分，提出另一种概念，这就是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的区分。哲学家哲学是抽象的、思辨的，与艺术实践是相脱离的；而艺术家哲学则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紧密相连的，甚至是直接由艺术实践呈现出来的。《红楼梦》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虽然精神指向相同，但哲学形态却有很大区别。老子是思辨性的“哲学家哲学”，庄子则是意象性的艺术家哲学。庄子的文章可称作散文，庄子也可视为大散文家，老子则不能，但谁也否认不了庄子又是哲学家。一般地说，艺术家哲学与悟性哲学家较为相近，但也不能说悟性哲学家就是艺术家哲学，例如慧能的哲学可界定为悟性哲学，却不可以说它是艺术家哲学，因为它固然可以影响作家的艺术实践，但本身却与艺术实践无关，其形态也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性。

《红楼梦》的哲学形态类似庄子，其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所以既可称庄子是文学家，也可称庄子为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的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

把大作家的“艺术家哲学”列入哲学史并不唐突。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早被列入；在西方哲学史上，拜伦也早被列入。拜伦是英国的大诗人，也是举世公认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特别开辟了“拜伦”一章［1］，论证拜伦时代的反叛哲学与贵族哲学，区别了贵族性反叛与农民性反叛的不同哲学内涵。与拜伦相比，《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丰富得多。若与《水浒传》相比，则也有贵族哲学与农民哲学的巨大差别。农民的反叛与贵族的反叛都对现存秩序和现存理念有所质疑或有所破坏，但贵族的反叛是有理想的，农民的反叛则往往缺乏理想。曹雪芹的哲学带有永远保留青春生命之真之美的理想。当然，这不是说《水浒传》和其他一些含有某些哲学颗粒的作品就可以进入哲学史，例如《金瓶梅》就说不上什么哲学。《金瓶梅》是很杰出的、很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把世俗生活的原生态，特别是人性的原生态呈现得如此真实，如此淋漓尽致，处处可以见到生活与生命的肌理。这部小说大胆描写，但不对做出价值判断，在当时也不简单。然而，《金瓶梅》没有哲学。小说结尾那点因果报应，只是小因小果，出了一个禅师，也谈不上什么禅性，这一画蛇添足的结尾，实际上是一大败笔。从哲学上说，《金瓶梅》完全不能和《红楼梦》同日而语。

正因为《红楼梦》属于悟性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所以它没有用思辨代替审美，没有以理性代替艺术，不像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有口号、主义、观念，却没有真艺术。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伟大文学作品。

一、《红楼梦》的哲学视角

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这里所不同的是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带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而“大观”正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哲学视角，我们可称之为大观视角或大观眼睛。所谓大观眼睛，用现代的寓言表述，便是哲学性的宏观眼睛，或称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眼睛。《红楼梦》中帮助主人公贾宝玉“通灵”入世的一僧一道，就拥有这种眼睛，即具有天眼与佛眼。《金刚经》把眼睛分为天眼、佛眼、法眼、慧眼、肉眼五种，其中的天眼、佛眼、法眼、慧眼都属大观眼睛。与《金刚经》不约而同，《南华经》（庄子）也把眼睛分为多种，其最高的“道眼”，也是大观视角。《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其大鹏的眼睛，也近似“天眼”、“道眼”，从九万里高空上俯瞰人间，便看出“大知”与“小知”的区别。大鹏的视角，也正是庄子的哲学视角。庄子在《秋水》中让北海若说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禾弟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以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而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庄子在这里提出了“道观”、“物观”、“俗观”、“差观”、“功观”、“趣观”6种视角，除了其道观属于“大观”眼睛并可与天眼、佛眼同日而语之外，其他5种规则只能归为世俗眼睛。庄子用道观物，正是用大观的眼睛观物，这就打破了世俗眼睛对万有万物的人为分类分割，抵达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的“齐物”境界。老子也是用道眼看世界万物，因此也打破俗眼下的各种差别对峙，而抵达“大制不割”的宇宙生命境界。

无论是《红楼梦》的天眼、佛眼，还是庄子的道眼，都是比一般眼睛更高的宇宙眼睛。这种眼睛最大的特点是视野无限开阔，如同宇宙一样没有边界，不知边界。王国维的天才在于他发现《红楼梦》的语境乃是没有边界的宇宙语境，而《桃花扇》则是具有现实时限的家国历史语境。所以《红楼梦》中的生命（角色），其本质并非家国中人，而是宇宙中人。他（她）们并不以为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存之所就是故乡。《红楼梦》一开篇就重新定义故乡，嘲笑世俗的常人“反识他乡是故乡”。那么，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他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全然不可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葬花词》中林黛玉的问题，也是曹雪芹笔下的无边语境。《红楼梦》第87回有一个重要细节，我们不妨重温一下：

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唬人。你多早晚进来的？”宝玉道：“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日说道：“再下罢。”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锋？”转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有什么难答的，你没的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似的。”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上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倒觉不好意思起来。在大观眼睛之下，生命并非生灭于世间地图上的固定点，而是在大宇宙往往返返的自由点，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生命正是具有这种神秘，这种无定与无常，才显得空旷广阔。

篇8

二、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从小到大,我们学过不少文章,读过不少小说,从书中学到不少知识。但是,有一部中外闻名的古典小说,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恐怕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读过,它就是声誉之高,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奇书――《红楼梦》。

(二)知识链接

课件一:奇书《红楼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

1.天下奇书《红接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这部书历来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其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巨著,现实主义的光辉典范,达到了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峰。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它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到建筑园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家具器皿、典章礼仪、饮食烹调、服饰、医药等,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涉猎之广,表现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文化积淀之厚,储存信息之大,无所能及。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自问世后,大量文人进行研究,并形成一门专业的学问《红学》,有很多学者一生倾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并成为红学家。从清朝的脂砚斋评《红楼梦》至今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已超过1000多万字,是《红楼梦》本身的10多倍。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大英百科》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欧洲。《美国百科全书》把《红楼梦》评述为世界文学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有评论家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假如我们只有一部《红楼梦》,它的光辉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

这一展示立刻在课堂上引起了一番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普遍反映就是一种震惊,就连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看在听。“想不到”“真厉害”是他们最多的议论。紧接着我就向他们展示课件二,我说,刚才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想不到,那个说真厉害,但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作者非同寻常的身世。

2.非同寻常曹雪芹

课件二:曹雪芹家世表

曹雪芹:名藩,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出身贵族世家,从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经祖父曹寅到父辈曹、曹,三代四人相继连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江宁织造,名义上是给皇室采办绸缎的官员,实际上控制着江南丝织业,并且充当皇帝的耳目,要经常密奏江南地区的情况,很被皇帝重视。

曹家全盛时期是在曹寅任职期间,曹寅的母亲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曹寅自己又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曾经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南制造府为行宫。曹寅死后,南他儿子曹承袭江宁织造,但不久死去,于是康熙又让曹寅的侄子曹过继至曹寅门下,继续任职,可谓关怀备至。但是,等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后,对自己的弟兄和康熙的亲信横加打击迫害,曹家也牵连期间,从此就衰落下来。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二、三岁时,其父曹被革去江宁织造,家产也被抄没,刚刚懂事的他从此也就失去了风光繁华的富贵生活。第二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从此曹家一蹶不振,日渐衰落。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几年,竟然流落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生活更加困顿,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由贵公子降为“寒士”,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痛定思痛,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揭示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没落的旷世巨著――《红楼梦》。

顿时,新鲜而又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曹雪芹身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课堂炸开了锅,“老师,是真的吗?”“老师,曹雪芹见过皇帝吗?”“曹雪芹可真牛!”也许是同学们看多了康熙、乾隆的清官电视剧,略知一二的清帝史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学生猎新、猎奇的欲望更加强烈。议论声此起彼伏,一时难以平静。“别吵了,让老师讲。”“老师,还有啥,你快讲吧!”望着同学们急切的眼神,激动的情绪,我打开课件三。

同学们,包括许多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凡读过或听说过的,有不少人说,《红楼梦》就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谈情说爱,家长里短,没劲儿,没意思。我要说,你们只说对了一点点儿,其实,这正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它既没有《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金戈铁马,也没有《水浒传》的刀光剑影、英雄豪气,更没有《西游记》的斩妖除魔,天地驰骋。作者却用他的生花妙笔,打破传统写法,不以离奇、曲折、跌宕、热闹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把众多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并且把高度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红楼梦》成为我国古典小说历史上的空前高峰,并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主题。那么,《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3,各抒己见《红搂梦》

课件三:各抒己见《红楼梦》

1.自叙说　2.政治说　3.反封建说

4.封建家族衰亡说　5.爱情说　6.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众多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

①自叙说。这部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就是描写他们家由富贵变成贫穷而衰落的家族史。

②政治说。近代教育家。书的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③反封建说。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认为,该书描绘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恶的书。

④封建家族衰亡说。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本意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⑤爱情说。红学家蒋和森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首挽歌,而且还是一首颂歌,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年青一代,以及他们在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因此,《红楼梦》是一首反封建爱情的颂歌。

⑥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红学家舒芜认为,该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

好了,关于《红楼梦》的主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介绍。一部天下奇书,200多年来,无数的人还在不断地不舍不弃地研究它,因为它仍有太多的谜没有揭开。今天,我们也只是微微的打开了《红楼梦》的一扇窗,课文节选第三回,也只是全书序幕的一个部分,要了解《红楼梦》庞大缜密,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引人人胜,变幻发展的故事情节,为数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你们就必须先从我们课文的节选《林黛玉进贾府》开始,然后抽点时间,耐下心来,深入原著,反复阅读,才会有所收获。最后,请让我用曾任我国文化部部长的现代作家王蒙的一句话作为这节课的结束语:“《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至此,这一套关于《红楼梦》的饕餮大餐,让学生们似乎醉了。下课铃声响起,意料不到的是大家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是意犹未尽,学生们是兴致勃勃,一些人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老师,这课听着真过瘾。”“老师,下节课你还给我们讲这吧。”“老师,曹雪芹最后咋死了?“老师,再播《红楼梦》,我一定好好看看!”场面热烈,令人难以招架。“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红楼梦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你们还是先把《林黛玉进贾府》预习好了再说。”最后艰难脱身。

三、教学反思

《林黛玉进贾府》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回,是全书序幕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学习本课对于了解书中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几个代表性人物性格及语言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着一群对此书很懵懂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为一般的学生,无论是宏观大略,还是微观细致的教学方式,都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一则,有关《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鸿门宴》以及《雷雨》、《茶馆》等节选作品,涉及的相关知识很多,信息量很大。二则,现在,从上到下教学改革力度都在加大,课堂上增强学生的参一与性,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方式,很受师生的欢迎。但是,这种方式却因为诸多因素,使教学的进度在这些大课上,很难按照教学参考书上建议的课时完成。因此,吊起胃口,激发兴趣,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成为教学中的一个关键。《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课之所以链接了这么多《红楼梦》的相关知识,也是基于这种思考。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逢类似小说、戏剧这样的大课,我都会补充相当量的知识,借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唤起他们对名著的渴望。比如经典话剧《雷雨》的节选,介绍作家,必有封建官僚家庭的出身和好学的品质,因为这与先生23岁大学期间就能写出中外闻名的久演不衰的处女作《雷雨》有关。分析到周朴园和鲁侍萍,必然联系到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繁漪。因为,没有繁漪就没有鲁侍萍30多年后重回周公馆,没有繁漪就没有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矛盾冲突,没有繁漪就不好理解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情还是假意,没有繁漪也就无法全面理解周朴园的人物形象特征。每每补充的这些东西,学生们常常听得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课外预习课文,上网查资料,看视频,看书,也就为后面教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的课看似占用了一些课时,但是,它对学生兴趣的激发,潜能的激发是不可低估的,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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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名著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文化精髓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却没能得到展现，终究使其难以成为一部高质量并发人深省的艺术作品。并且对于以电视艺术这种长篇幅大容量的艺术展现媒介而言，既然动用了电视剧长篇叙事的影视特征，却只局限于名著中关于爱情故事的展现，未免使全剧显得太过拖沓和松散，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电视艺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1987年，大陆第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由中央电视台摄制并播出，此片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87版《红楼梦》所奠定的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红楼影视作品的地位之牢固，使其没有受到任何改编作品的威胁和影响。此剧由王扶林任导演一职，周蕾、周岭、刘耕路担当编剧。剧本改编的基本原则是忠于原著，80回以后的情节更是摒弃了高鹦续书的内容，结合红学研究、前80回中埋下的伏笔以及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注等内容，对《红楼梦》的故事结局进行了重新的论释和剧本创作。该电视剧的播出使《红楼梦》得到了盛况空前的关注度，不夸张的说，许多当代观众是从这部电视剧才开始真正了解《红楼梦》。该电视剧不再局限于宝黛爱情的主题，而是将其与贾府兴衰一起作为两条主线齐头并进，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小说蕴涵的反封建精神。

该电视剧成为红楼影视改编史上的经典之作，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高至今鲜有任何一部红楼梦影视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剧中描述的红楼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其中由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和邓婕饰演的王熙凤，更在互联网上被网名评选为中国影视艺术史上无法超越的银幕形象，可见其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87版上映十载后的1996年，一部长达73集篇幅的《红楼梦》电视剧的诞生，使其至今依旧保持着《红楼梦》影视作品篇幅之最的头衔。台湾华视为观众呈现的这篇巨幅之作，相比较36集版《红楼梦》，不难发现73集版的主创人员力图更全面的将《红楼梦》的全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对原著的内容和细节交待的也更为具体，对于即使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而言也会更易接受和理解。

第二章《红楼梦》的影视表现

《红楼梦》从筹划拍摄开始，话题不断，声势浩大的演员选秀，胡玫导演退出李少红接棒，经费一度告缺几欲停拍，可谓一波三折热点十足。而剧中人物套用戏曲的额妆造型一经问世，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剧更是邀请曾获奥斯卡奖的叶锦添担任总造型师，然而实际取得的效果，似乎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期望相去甚远。导演李少红曾表示:这些造型的确与我们当初希望赋予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新意，做到曹雪芹原著亦真亦幻、在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中创造艺术化氛围这一初衷是吻合的。

从导演和造型设计师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的最终目的，是想借额妆这一造型来突出剧中人物的虚幻色彩和朦胧美感。额妆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昆曲，导演和造型师也是想借昆曲华美的东风吹起《红楼梦》的虚幻之气。

但昆曲的梦幻不是靠额妆一个元素完成的，戏曲的唯美境界要靠舞台、布景、曲调、演员等元素的共同结合才能得以展现。可能正如叶锦添所言:我拉了昆曲最浮面的那一层皮，那一层美感，来做红楼。他是拉了一层皮，但他也只拉到了一层皮，那薄薄的一层皮掩盖不了皮下灵魂的血肉，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的。《红楼梦》的梦和幻，是由太虚幻境、通灵宝玉、女蜗补天、黛玉葬花、，是远非一个额妆就能展现的。相反的，额妆不仅不能美化剧中的人物形象，还对刻画人物个性起到了模糊的作用。

小说中曹雪芹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这也是《红楼梦》最摄人心扉之处。试问，谁会由纤细瘦弱、敏感心尖联想到薛宝钗?谁会认为剔透丰腆、藏拙守愚的是林黛玉?刁钻狠毒、机灵泼辣更是除了王熙凤还会有哪个第二人选?所有的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只有这一个，认真欣赏《红楼梦》的人绝不会混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形象。而额妆却将这份独一无二性大大的削弱了。额妆在戏曲中的运用主要是修饰人物脸型，特别在男性旦角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很好的弥补作用。

现在人人头上都顶了几片铜钱装，让人挑花了眼看晕了头，纵然演员的表演再到位，个性的独特还是被模糊了几分。人物的个性塑造是否成功的评判关键，不在于她穿了什么衣服化了什么妆，最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是否神形兼备。当然令人悦目的外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些许掩盖表演的不足，但新版《红楼梦》中部分演员的演技本己惹来不少质疑的声音，创作者还给每个人贴上程式化的额妆，无疑是抹煞人物的个性化设计。与其费尽周章搞一些外在的累赘物，还不如在演员的表演功力上多下点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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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新版《红楼梦》还在拍摄时,红楼梦酒业集团就与新《红楼梦》剧组签约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根据合约,红楼梦酒业向剧组赞助千万元,而新《红楼梦》的主要演员为红楼梦酒品牌做形象代言宣传。

其后,红楼梦酒业紧紧傍靠新《红楼梦》的“风头”,展开系列营销推广活动,并与《红楼梦》剧组“大秀恩爱”。2009年全国春季糖酒会上,红楼梦酒业集团推出“美貌”、“中国红.红楼梦酒”、“红楼梦金钗酒”等数款新品,大获成功。一个月后,“红楼梦”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随后,红楼梦酒和新《红楼梦》剧组在上海世博会、西部博览会等大型活动中频频亮相。至2010年春季糖酒会,双方还联手举办新版《红楼梦》开播纪念酒拍卖签售会。而在新剧开播前结束的中航签约仪式上,剧组导演李少红更是亲率核心明星团队出现在现场。

关注度颇高的新版《红楼梦》的助阵,为红楼梦酒业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惊喜”。在纪念酒拍卖签售会上,限量版开播纪念酒、“红楼梦”酒尊藏系列等的总拍卖价超过150万元,泥人张红楼梦“十二金钗”更是拍出了22.8万元的天价。2009年,红楼梦酒业实现销售收入3.2亿元,以229.35%的同比增长速度名列“2009年度四川省白酒制造业‘二十佳’成长型企业”榜首。

9月初,新版《红楼梦》开始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等全国多家电视台上映,未来几个月全国范围内势必会掀起新一轮“红楼热”。红楼梦酒业董事长文万彬介绍,红楼梦酒业正在积极与安徽卫视、中航广告等媒体展开深度合作,乘势开启红楼梦酒业新一轮发展“黄金期”。“我们的目标是力争3年内红楼梦酒业挂牌上市,5―10年内红楼梦成为全国中档白酒领军品牌,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他表示,2010年,红楼梦酒业集团将在打造四川根据地市场的基础上,以成都、天津、上海的三足鼎立式格局为依托,建立重庆和北京分公司,扩大网点布局,逐步打开全国市场。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和新版《红楼梦》联姻之后,红楼梦酒业似乎正向既定目标逐步逼近。但是,与其相伴的质疑声已接踵而至。

红楼梦酒的麻烦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质疑的声音恰恰集中在为红楼梦酒业带来新一轮关注的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上,质疑者直言:联姻是一场错误。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红楼梦酒曾与当时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牵手,邀请“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做红楼梦酒的电视广告形象代言人,以一句“一杯梦酒上红楼”的广告词红遍大江南北。时至今日,这一曾经令人津津乐道的品牌传播模式遭到“围攻”,相关人士认为,电视产业链已今非昔比,更何况大部分观众并不看好新版《红楼梦》,“看看当今翻拍的电视剧,哪一个不是骂声一片?梦酒集团还要争着去趟这摊浑水,实在是目光短浅。极有可能知名度未提上去,反而因为新版《红楼梦》的失败而弄得臭名远播,到时连哭都来不及。”

令人费解的是,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红楼梦酒业时,红楼梦酒业的领导以“最近比较忙”为理由拒绝了采访。就在记者采访红楼梦酒业碰壁后,有媒体报道红楼梦酒厂所在的30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出现问题,涉嫌违法占地、卖地和以“代金券”代替土地补偿款等。

积重难返?

事实上,红楼梦酒近十几年的发展之路一直比较坎坷。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名声大噪后,面对跌宕起伏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管理方式和体制仍比较落后的红楼梦酒与快速成长起来的国内白酒市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随后坠入沉寂。

好在,红楼梦酒业并没有坐以待毙。2005年,原红楼梦酒厂进行资产重组,成立红楼梦酒业有限公司。现在,红楼梦酒厂所在地红楼梦村村民手中400万元的“代金券”就是当时红楼梦村委会转让酒厂,资方付给村集体的土地款。重组后,红楼梦酒业曾把产品销售权外包给了一个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且没有酒类销售经验的公司,结果市场表现几乎是一单死。2005年后,红楼梦酒厂又进行了多次改革,并以宜宾、四川市场为主战场进行试探性销售,销售状况依旧不太理想。

2008年,宜宾红楼梦酒业集团、宜宾县人民政府、四川怡安集团和兴业集团签署战略重组合作协议,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35亿元,建设年生产能力10万吨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酒城,把集团建设成为集红楼梦文化于一身的白酒生产、旅游度假功能的城乡一体化的崭新的白酒工业园区。

虽然现在梦酒集团的生产能力已经开始提高,但从产品到商品的一些核心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和高曝光率相比,在终端渠道建设上,红楼梦酒存在明显不足,很多地方只见广告不见产品;市场操作上,红楼梦酒销售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的供销体系,缺少系统支持。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目前红楼梦酒自身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企业销售完全靠广告和高曝光率来支持,现在的表象其实是一种回光返照,一不小心,很有可能赔了身家性命。

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外,在最为核心的品牌传播上,红楼梦酒更是显得浮躁且混乱无序。

“天生的”品牌之困

红楼梦酒品牌核心定位为“中国红”。文万彬曾公开表示,红楼梦酒独有的红楼梦文化以及与《红楼梦》深厚的渊源是红楼梦酒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核心优势赋予红楼梦酒“传承中国经典文化――红楼梦文化”的品牌核心价值和“中国红・红楼梦酒”的品牌核心主张定位。

虽然“中国红”的品牌诉求听上去不错,但是这一诉求与《红楼梦》的红学文化相去甚远,并且还有拾人牙慧之嫌――抛开其他行业打“中国红”概念的企业不谈,在白酒行业,西凤酒早在2008年的春季糖酒会上就已提出“中国红・红西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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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楼梦》中家塾生活概述

家塾是私塾的一种表现形式。私塾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清代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并在此期间发展为一定的规模，不管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还是在促进我国的教育事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虽然私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强的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尤其到了清代时期，这种弊端暴露的更为明显。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其弊端也在多方面得到了体现，如在第九回中《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等，都对清朝时期的私塾生活进行了描述。

二、《红楼梦》中家塾生活的特点

（一）家塾生活中的主要教学内容

《红楼梦》在第三回的描述中这样写道，贾母因问黛玉读过何书，黛玉答刚念了《四书》，在第十二回中又写道，贾政训斥宝玉不要只读写诗词歌赋，应该更多的读一些《四书》和《五经》才是正经事，才能完成中举当官的任务，大意是说即便再读三十本《诗经》，也不过是掩耳盗铃，对自身事业的发展毫无用处。此外，贾政还说道，什么古文和诗经，一概不用细读，只要先把《四书》背熟才是最要紧的。由此可见，即使是贾家这样的贵族家庭，也是需要严格按照传统的应试进行学习。从对《红楼梦》的其他多回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清代的家塾生活中，其主要的教育内容就是规定的那几本教材，呈现出较强的单一性，比较单板和陈旧，这与当时的整体政治经济环境和传统的科举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教育模式下，所有的学生几乎都要严格遵循读书的流程，其中《四书》和《五经》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家塾生活中的主要教学方法

其实不管是在家塾生活中，还是在范围更广的私塾中，其教学管理的方法大同小异，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旦学生违反了规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私塾发展的过程中，塾师有着不容僭越的绝对权威，不管是学生还是学生的家长都要对塾师给予较高的尊重，这一点在《红楼梦》的第二回中有所体现，贾雨村在求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介绍他去与贾府结识的时候，林如海说，因向蒙教训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就可看出塾师的社会地位较高。正是由于塾师的地位较高，所以其具有绝对的权威，对学生的要求积极严格，在学生面前没有一丝微笑，没有半句学习之外的交谈，其中贾代儒就是这类塾师的典型。在《红楼梦》第十二中，贾瑞因一时违规受到了贾代儒的严厉惩罚，不仅被打了三四十大板，更是不许他吃饭，让他跪在院子里读文章，可见当时的家塾规定之严格。

（三）家塾生活中的主要培养目标

清代是科举制度较为盛行的时代，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清贫学子都希望通过科举制度改变人生，转变命运，所以几乎所有的学子都会定期参加每年的考试。《儒林外传》中的范进中举一文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

三、《红楼梦》中家塾生活的具体分析

（一）宝玉在藩篱社会中的越轨

如果我们能够对《红楼梦》这部传世经典进行细细品读，就可以从中发现宝玉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曹雪芹，作者曹雪芹先生在宝玉这个角色的塑造上融入了自己太多的情感体验和思想。众所周知，《红楼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完成的，而此时的社会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国家昌盛，思想统一，但其实各种思想暗流涌动，不断产生碰撞和冲突，由此新的思想流派不断产生，只不过由于国家皇权的控制，使得各派思想潮流只能一直潜伏在暗。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越是被压抑的东西反而发展的更快，思想的发展和更新同样如此。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时，正值西学东渐的教育思想传入，并且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权思想，以及章学诚等人的实学教育思想不断得到发展，并在清朝时期发展到鼎盛，这些先进的思想无疑对曹雪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镜中我”理论在师生关系中的融入

“镜中我”理论是社会学上的术语，近些年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逐渐交融，渐渐被引入到传播学中去，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最本质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从而获得最彻底的感悟。“镜中我”理论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于1909年在其著作《社会组织》中提出，其基本含义就是指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来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认识和把握自己，目的是为了适应既定的社会规范。这一理论在对《红楼梦》的家塾生活进行研究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三）家塾生活中学生之间的情感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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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境美的再现

《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价值，并且艺术成就也比较高。《红楼梦》属于一部具有典型的美学体验价值的作品，其中语言艺术美主要是体现在艺术美、感情美以及含蓄美、形象美等方面，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效运用了模糊语言，充分将其艺术性再现。模糊性是人类语言的客观属性，然而由于受到民族文化以及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导致模糊性语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相关的翻译人员充分捕捉到模糊性中存在的美感以及意境，从而有效将模糊性体现出来。对于意境美来说，在文学作品中，其意境是在情景交融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其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和谐等审美特征，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进行意境的传递。模糊性则是意境创造的本质特征，同时模糊性也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进行意境的创造，将其中的模糊美有效展示出来。《红楼梦》中有很多诗词，并且也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来不断营造出丰富的意境以及朦胧的美感，以《葬花词》的前四句为例：“花谢花飞飞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霍克斯的翻译如下：

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Floss drifts and flutters round the Maiden’s bower，or softly strikes against her curtained door.

杨宪益的翻译如下：

As blossoms fade and fly across the sky，who pities the faded red， the scent that has been？Softly the gossamer floats over spring pavilions，gently the willow fluff wafts to the embroidered screen.

在二者的翻译中，霍克斯采用了英文中较为常见的抑扬格，字数看起来也较为整齐，反复交替，让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产生情感。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我国古诗词平仄交替和抑扬顿挫的特点，能够充分将诗词中的音乐美展现出来。诗歌中除了节奏美，还有音韵美，诗的第一句中出现了两个“花”字和两个“飞”字，这种重叠的效果有效增强了情感表达，让读者进行联想，也体现了“花飞”的连续性以及缓慢性，霍克斯的翻译中充分再现了这一艺术情感。在杨宪益的翻译中，其中第一句“As blossoms fade and fly across the sky”中运用“fade”以及“fly”来构成英文独特的修辞手法，创设了一种情感氛围，并且“fade”以及“fly”也构成了尾韵，十分悦耳并且也具备音乐感，能够吸引读者进行阅读。

二、形象美的再现

模糊语言中存在较多的形象美，在模模糊糊之间，形象显得更加逼真，在朦朦胧胧之中，文字被逐渐赋予了鲜活生命。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主要由作家以及读者共同塑造，文学欣赏属于读者对作品的再次创造过程。作家运用模糊文学语言，能够将作品的信心传递给读者，以此来激发读者内心的情感体验。《红楼梦》中的语言具有形象美，尤其是对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对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形象的描述都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站在翻译的角度来看，模糊语言具有较强的审美效果，主要是因为第二审美主体的审美想象以及审美创造将会得到挖掘，因此可以说模糊语言就是对审美客体简要地写以及艺术性地写。同时对第一审美主体审美享受进行探讨，将其以虚实结合的方式来呈现，详细地写。以此来充分激发读者的审美体验。

对艺术作品的创造主要是借助模糊语言来实现，其中对模糊语言的运用是作者进行情感以及意向表达的需要。运用模糊语言翻译作品将会对审美主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模糊美对再现原文审美体验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方式。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充分理解作者的情感表达方式，能够运用语言艺术形式将模糊语的美学意蕴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