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行为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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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8-0292-02

0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会计舞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另业内业外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随着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事件的曝光，又有多少人不会对非上市公司的账簿产生质疑，面对我们的必是会计职业道德的逐渐瓦解，因此，会计诚信问题成为发行方、投资者、监管方关注的焦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引起实务操作者与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从非道德的会计行为到几年前的“郑百文”的虚假上市乃至近年“多佳股份”、“远东股份”的虚假财务报告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但从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分析会计舞弊这一行为的研究并不多见，现将研究过程阐述如下：

1 道德与经济是矛盾的统一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GDP保持高速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一个现实而沉重话题显现在人们的眼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影响是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的摆在人们的面前。市场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又有经济和道德的矛盾,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

2 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边际效用规律

2.1 “效用”理念 经济学中所讲的效用是指人们从商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满足程度，也就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而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本身。笔者认为不仅商品货币有效用，感情活动、精神鼓励等也都有效用，有关商品效用的特征也都表现在人的精神感情活动上，同样的精神感情活动在同一个时期，可以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满足；在不同的时期，给同一个人的满足也不同。正因如此，效用理论同样可以用来分析人类的道德行为，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选择实际上也遵循经济学效用的理念，或者说，经济学效用理念同样能够揭示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正是本文研究会计舞弊这一非道德行为的理论依据。

2.2 正向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众所周知，商品的效用遵循边际递减的规律，简言之，就是随着商品消费的增加，等量商品的增量给人的满足程度的增量不断下降。不管是出于生理还是心理的原因，重复发生的外在刺激，其给人的影响肯定不及它的第一次。这种商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具有普遍意义，放在社会层面上，对企业中会计道德行为也起作用。

2.3 反向研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有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分析都是从商品效用为正开始的，但是，理论逻辑和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边际效用递减也可以从商品效用为负开始。也就是说，当人们接受某种一开始边际效用为负的商品，其重复使用使人的痛苦程度逐渐下降，不仅会趋向于没有痛苦感，甚至还可能转化成一种满足。举个常见的生活实例，有些人喜欢吃辣味的食物，这是他天生就喜欢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当他第一次吃的时候可能感觉特别辣人，甚至想哭起来，但如果每天没有其他口味的食物吃，只有这一种，时间长了变喜欢上了这种口味，不觉得辣人了，没有辣味还不吃饭呢！精神上的感觉也可能如此，开始做某件坏事会感到不好意思、羞耻、痛苦甚至厌恶，可一旦开始做了，第二次的感受就没有第一次强烈，往后的感觉可能越来越淡漠，甚至还会喜欢做坏事。自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从正效用开始的行为边际递减，向零乃至负效用靠拢，从负效用开始的行为同样边际效用递减，也向零，甚至向正效用靠拢。换句话说，从正效用开始的行为，其动力逐渐递减，甚至因为痛苦加剧而完全继续不下去；从负效用开始的行为，其动力则有可能逐渐增强，以致它会不断地持续下去。这就是市场经济中会计舞弊连续发生，不道德行为会越来越严重的主要的原因，尽管第一次舞弊带着道德风险，但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无论给短期的投资者、还是长期的公司自身信誉度乃至资本市场的效率所带来的后果都非常严重。

2.4 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边际效用规律

2.4.1 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效用 该“效用”指公司高管或者说会计人员从舞弊的行为中获得的社会满足程度，这种满足程度具体表现为：股价平稳、取得上市及配股资格、管理层业绩突出、融资的偏好等等。

2.4.2 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成本 该“成本”指实施舞弊所付出的代价，按照经济学中成本概念，将其分成“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惩罚成本”，三者分别表现为“实施舞弊过程中的人力投入、物质准备、信息收集成本等等”；“舞弊过程中会丧失许多合法投资机会，体现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降低、股价下跌、声誉下降等等”；“舞弊被发现后所受到的证券监督委员会的处罚，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后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2.4.3 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机理 一般来说，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两者相交之时正是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中止之时。然而，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一起递减，待其为零之后，其边际成本可能转化成边际效用，从而使得非道德行为比道德行为更有自我持续的力量。这样的作用机理可以从坐标图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图（Ⅰ）表明在MC与MU相交点，会计职业道德行为者的效用最大化，他的道德会计行为也就中止在A点上。因为，而在这交点之前，会计道德行为的MU大于MC，会计职业道德的行为者还没有实现他的效用最大化，继续道德的会计行为可以提高他的总效用。过了这点之后，道德行为的MC大于MU，道德行为者的总效用会下降。图（Ⅱ）表明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MC一开始就很高，因为非道德行为者要担惊受怕（可以解释为担心会被会计监管部门发现并受到处罚）但是，随着非道德行为的重复，边际成本越来越小，甚至趋向于零，因为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胆子越来越大。待非道德行为的重复过了B点之后，这边际成本可能掉头向上，转化为边际效用，因为非道德行为的担惊受怕消失之后（解释为舞弊没有被有关监管发现和查处之后）非道德行为者很可能从这种行为中得到。此时两条曲线相交是两条边际效用曲线相交，也就是非道德行为获得的满足程度下降了，而新的诸如冒险舞弊之类的（从舞弊中获得的满足感）则相应形成并上升，此两者的交点不具有中止非道德行为的意义，因为非道德行为可以不断地增加总效用，而不会自发停顿下来。

2.4.4 用边际效用规律解释会计舞弊 上述边际效用规律用来解释某一公司连续会计年度舞弊最有说服力。笔者在这里把舞弊的会计年度看成是一次非道德行为，把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书舞弊也看成是一次非道德行为，统计上市公司年报和中报舞弊的数目，连续性舞弊的占大多数。由此可见，这种边际效用规律并不能说明会计舞弊行为有减少的趋势，相反是增加的。此作用规律可以反映出产生舞弊的内在机理，换句话说它可以充分暴露道德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势在必行。

3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

通过上述会计舞弊非道德行为的边际效用规律的分析，造成会计舞弊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配套体制低下、规范不严。因此，笔者认为预防和控制会计舞弊，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对策的考量上，同时加强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其他对策研究。

3.1 建立完备的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是维护会计秩序的重要工具，但即使是会计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会计制度的不完备性也是存在的。因此制度的制定不一定要全国统一，可以体现地方的特色，首先由业绩突出的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来起草；然后由“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来制定、颁布；最后由地方财政部门实施监督、测评。

3.2 建立建全规范的测评体系 会计职业道德的监测评价系统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确定该监测系统的人员构成情况，范围由当地“会计人员服务中心”确定，年龄限制在五年以上的资格从业者；其次检测系统的主管部门应为省、市级财政部门，在省级机关中设立“会计职业道德评审处”，在地方机关中设立“会计职业道德评审科”；最后各级地方财政部门可以投入资金、启动电子软件系统进行系统、详细、量化性的连续测评平台，当然这种检测测评系统可以率先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或主管等高级管理层进行尝试性检测，效果理想之后再普遍实行。

参考文献：

[1]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J]．Libertu Fund Indianapolis，1984．

[2]茅于轼．道德—经济—制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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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道德建设是一个与会计人员息息相关的永恒话题。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会计环境又是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因素。深入研究和探讨会计环境对于我们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环境的概念及其关系

（一）会计道德及会计环境的概念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而会计环境则是对会计活动这一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各种因素的集合。

（二）会计道德及会计环境的关系

会计职业道德不同于思想道德，其本身更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职业道德的遵守虽然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自觉，但相当一部分的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受到了会计环境的影响。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无疑会对会计职业道德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亦然。

二、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外在环境分析

会计外在环境是对会计主体所处的并能够对会计主体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的集合。我们把影响会计职业道德的外在环境分为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以及工作环境。

（一）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社会环境分析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句话说明，人类是天生集群的，也必然受到其所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会计人员在从事会计工作的同时，也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社会环境包括社会风气、文化习俗、道德观念等人文环境。它对于会计人员的影响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一个社会的诚信意识、开放意识等传统观念对于会计人员从业道德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一个公民道德意识败坏、自私自利的环境下是不会诞生出高尚的会计职业道德的。

（二）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经济环境

会计产生于经济活动，服务于经济活动。经济环境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经济越发达对会计的要求越高。在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因素中，经济环境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体制、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资本及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关联方的利益分配等。下文分别对于这些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宏观经济体制；二是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会计活动，间接作用于会计人员。因此，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经济体制紧密联系。

2、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企业的经济业务活动需要依赖税收、财政、融资等国家经济政策，同时也受其制约。经济政策调节着企业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调节着企业的会计活动，最终作用于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影响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如企业要上市，必然需要达到国家的相关上市条件。而一些达不到相关条件的企业，为达到目的，往往会采取对资产负债表等技术处理的手段，这无疑是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一次挑战。

3、资本及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企业参与经营活动，必然需要通过资本和货币市场作为媒介。一个健全有效的市场，必然是一个会计信息透明高效的市场。而一个会计信息透明高效的市场，必然需要会计人员具备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

4、关联方的利益分配。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内部的职工，企业的主管部门（工商、税务、财政部门），这些关联方之间的利益分配直接影响着会计人员的行为，最终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产生影响。

（三）影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制度环境

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制健全。会计人员置身于经济活动之中，难免受到各方面利益的诱惑。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会计人员，往往会寻求一些法律制度上的漏洞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而一个完善的会计制度体系，无疑对于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制度环境为会计职业道德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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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100-03

随着社会对大学生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大学生职业道德修养越来越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大学生能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并达到一定的职业道德境界，已成为用人单位衡量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标准。高校教育者和相关专家已经意识到：大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不是为时过早，而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为此，研究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探讨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四个重要因素：知、情、意、行，已成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重点、着眼点和落脚点。笔者认为，当前，提升大学生对职业道德认识和理解，培养大学生对职业道德的情感和责任感，磨练大学生战胜困难的毅力和决心，规范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和习惯对于培养大学生成为未来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知”是决定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倾向的思想基础

“知”是指对职业道德的含义、重要性以及职业道德价值、原则和规范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在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的第一个要素，只有在深刻认识和理解职业道德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职业道德观念，提高对职业道德的自我评价能力和职业道德行为的选择能力。职业道德认识的养成是职业道德情感产生的依据，是进行职业道德意志锻炼的内在动力，是决定职业道德行为倾向的思想基础。事实证明，在职业活动中，一些人之所以做出违反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常识，不知道什么是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什么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或者认识上模糊，是非不清，缺乏职业道德选择能力。

大学生在校期间是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阶段，是学生向职业人过度的关键时期，对职业道德“知”的认识和理解是他们走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没有对职业道德“知”的认识和理解，谈不上对职业道德感情的培养，就不可能有对职业道德的评价、选择和意志力的提升。据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大学生“诚信”等方面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自评对“大学生诚信”方面“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率之和是66％，说明三分之二的大学生对他们自身的诚信都感到不满意。一些高校大学生在诚信方面观念淡薄，有些学生考试抄袭，还有的学生有意拖欠学费；在纪律方面也表现得散漫拖拉，课堂上经常迟到早退；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方面更缺少高尚的情操，常以自己的得失为出发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严重。这些都说明一些大学生不注意自身的道德培养，更不能从职业的角度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意识。

大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理论，并把这些理论自觉转化为职业道德观念，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未来事业的合格接班人。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育人功能，把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整合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中，高校的每一位职工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对于形成大学生对职业道德的第一印象、认识和理解职业道德修养含义有很直接的影响。特别是经常接触学生的专业教师和辅导员，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谐的同事关系，敬业的工作精神都是大学生职业道德看得见，学得着的样板，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实践证明，高校各级组织通过让非毕业班学生参加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会，或参加企业人员到校讲座，或参观企业等活动，都对大学生在思想上、实践上提前产生“冲击”与“碰撞”，对他们自觉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家庭是大学生职业道德形成的第一摇篮，家庭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渗透性、针对性教育是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先天”优势。尤其是今天市场经济趋利性显著，独生子女自我意识明显的状况下，家长更应该培养子女的诚信、纪律、奉献、自立、自强、不怕吃苦的意志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道德教育的影响力超过了学校和社会教育。

二、“情”是形成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实践的直接动因

“情”是指对职业道德的情感，它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对于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所产生的内心体验。这种内心体验的外在表现主要是对良好的行为产生敬仰喜好之情，对不道德行为产生厌恶憎恨之感。这种情感体验对大学生来说显得更加珍贵。积极的思想道德情感应集中表现为对集体、对工作、对同志的爱，对真善美的道德追求，以及对社会上消极丑恶道德现象的憎恨。积极的内心情感体验是正确认识的产物，又是不断深化认识的条件。一些大学生在对客观事物需要做出道德评价和选择时，常处于职业道德理想和职业道德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困惑中，他们既赞赏英雄伟大，但自己又不想学；认为为人民服务精神高尚，但自己难以实践；认为考试作弊可耻，但同情那些因作弊而被抓的学生。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相应的情感，在道德认识上仅仅限于口头。

大学生积极内心情感的获得，不是单纯的社会道德标准向个体道德观念的转化，而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统一过程。在大学生感受到学校教育、社会现实、自我道德水准有矛盾和碰撞时，正是内心情感体验的开始。也正是教育的着眼点。职业道德情感对职业道德信念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对职业道德行为具有定向作用，并往往成为道德实践的直接动因。笔者认为，高校应从三个方面培养大学生的职业道德情感。第一，职业的热情感。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应按照自己的兴趣、性格、气质、能力等方面为自己进行职业定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按照自己的职业定向充实完善自己。大学生只有形成对未来职业热爱的情感。才会表现为对未来事业成功的执著要求，才会支配自己专心致志地向未来的职业目标投入，才会产生经久不衰的学习持久力。第二，职业的责任感。大学生应该知道他在未来的职业中对于他人或对于社会应负什么责任、应尽什么义务，它是职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也是激励人们实现某种职业道德目标的原动力，更是做好未来本职工作的前提。可以想象一个缺乏责任感的员工，虽然可能暂时会给个人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最终将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影响单位的声誉，损害自己的名声，没有用人单位会愿意任用一些没有责任感的人。第三，职业的荣誉感。对于大学生来说，提高自己对未来职业的荣誉感，就是要防止把获取荣誉作为个人欲望和目的，注意克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要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紧密联系起来，以集体的荣誉为荣，并注意依靠集体的支持来获得个人的荣誉。荣誉感会促使大学生有更崇高的追求，荣誉的

获得反过来又会促进大学生更加进步，从而达到更为高尚的道德境界。高校教育者要善于抓住大学生职业道德修养中差距和矛盾焦点，恰当地激发学生对道德行为的敬佩爱慕之情，引导他们认真体验进行道德活动所获得的愉悦和满足，从而逐步提高价值判断能力。

三、“意”是驱使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的重要保证

“意”是指在实践职业道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克服障碍、战胜困难的毅力和决心以及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有没有这种坚强的职业道德意志是衡量每个大学生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在职业道德的实践中，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只有具备坚强的职业意志，才能在职业实践中勇往直前，才能在工作实践中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认真履行职业道德义务，遵守职业道德职责。

大学生是一个身心尚未成熟、正在成长中的群体，他们的职业道德观念必然带有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这个特点表明了大学生的可塑性和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也告诉我们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中加强意志品质的磨炼和意志力的锻炼非常重要。意志品质是一种巨大精神力量，它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各样困难，使自己的职业道德行为顽强坚持下去。大学生意志品质表现在他们接受正确的职业道德理论指导，按照正确的职业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过程中产生的自觉能动性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大学生职业道德意志品质的培养过程中，大学生思想呈现时而正确。时而错误，时而先进，时而后进的状态；有时积极占主导，有时消极占主导；有时做出道德行为，有时表现不道德举止。说明大学生职业道德意志品质的磨炼是一个痛苦的、艰苦的、反复实践的过程。这就要求教育者对大学生要不断深化对职业道德的正确认识，反复纠正大学生不良职业道德行为，锻炼大学生坚定的意志品质，使大学生形成一个稳定的正确的职业道德行为，让他们在激烈的职业道德实践中经受住考验。大学生只有根据自身内心的积极体验，深信自己道德行为的正确，自觉调节道德行为，才能使自己的职业道德行为表现出稳定的特征，才能具备较完美的意志品质。意志力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保证，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勤奋、吃苦、自制、毅力、奋斗都是意志力的具体表现。现在的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宠儿，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到过社会，更谈不上受艰苦环境的锻炼，因而缺乏顽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与困难做斗争的勇气，是当前许多大学生存在的问题。贝多芬说：“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一个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做事情就不会半途而废，而是自觉地选择适当的方法来克服困难，直到实现目标。所以说意志力是驱使大学生职业道德行动的重要保证。

四、“行”是提升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水平的目标关键

“行”是指在一定的职业道德认识、情感、意志支配下所采取的职业道德的自觉实践。它是衡量大学生职业道德水平高低、职业道德品质好坏的客观标志。职业道德认识、职业道德情感、职业道德意志只有通过职业道德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而在职业道德教育中，加强职业道德行为和习惯的训练与培养是职业道德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环，它是职业道德修养目标的关键要素。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首先要把大学生职业道德认识和职业道德情感转化作为培养坚强道德意志的基础，并在这种意志的支配下，始终如一地践行职业道德行为。其次，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还必须与职业技能的培训紧密结合。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职业技能，大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认识、情感、意志才能有用武之地，才能转化为具体的职业道德行为。例如，一名医生一定要有精湛的医术，才能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一名教师一定要有丰富的专业文化知识及专门的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才能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职业道德行为的养成，必须发挥大学生主体地位，依靠大学生的自觉努力和刻苦地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行为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品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思想品德习惯是行为经过反复实践而形成的一种动力定型，是自觉化行为。大学生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就是一个通过理论学习而提高认识、通过情感和意志的作用，最终转化为相应的行为习惯的循序渐进，反复攀升过程。

高校要强化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把职业道德内化为自我需要，外化为自律行为。为此，高校一是充分利用实践教学、勤工俭学等环节，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工厂实习、教育实习使大学生走上社会的预演，勤工俭学、社会实践也是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有效办法。服务社会、锻炼自我是开展社会实践的主要目的，也是强化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服务意识、扎实的实践技能和过硬的团队精神；二是引导大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国家遇到灾难和同学遇到困难时，高校应及时开展“爱心捐助”和“互帮互助”活动，培养大学生服务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社会意识；三是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和求精精神；四是加强大学生学习道德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学习道德，教育学生自觉养成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善于质疑、勇于探索的精神和魄力。高校党、团、学生会组织可发挥自身作用创新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形式，通过“学习型团支部”、“文明班集体”、“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创建活动，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热爱集体、服务大家和团结协作精神。

总之，高校在进行大学生职业道德修养教育中，必须充分认识知、情、意、行四个要素的内涵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知是基础，行是关键，知、行都不能离开“情”和“意”的调节，它们是和谐统一、共同发展的。要使大学生职业道德水准更接近合格职业人就必须不断强化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意识，使他们把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原则、规范自觉转化为自身的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在毕业时真正具有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品质并达到一定的职业道德境界，实现大学生向合格职业人的重大人生转变。

参考文献

[1]张宏.职业道德与素质培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H：,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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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职业道德是指在统计职业活动中 ， 应当遵守的体现统计职业道德特征与调整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统计人员在进行统计处理关系时所形成的职业规律，职业观念和职业原则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一个统计工作者， 必须以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把实事求是作为履行职业责任和义务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坚持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

一、影响统计职业道德缺失的因素

（一）价值取向的诱导。

我国一直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统计部门业务上受上级统计部门管理和领导， 而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编制、工资、职务的任命以及统计事业经费都是由地方各级政府或单位主管， 也就是说地方各级政府或单位对统计的人财物有绝对的掌控权。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运行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职业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利益主体亦呈多元化趋势，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法律和道德之间发生着巨大的撞击，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复杂化，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二律悖反”， 影响在统计信息编制时有的不能够严格按照统计的技术规范进行操作。

（二）社会矛盾的撞击。

随着我国统计法制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加强， 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编制的统计信息经过各级科学评估， 从总体上看，统计信息基本上能够反映和接近经济运行趋势。但由于现行有的地方各级政绩评价体系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各项统计数据来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 统计数据由统计部门搜集、汇总上报和对外提供， 而现行的“二元化”统计管理体制使统计部门处于尴尬的境地： 在处理这样的现实社会矛盾时， 保证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受到了挑战， 统计职业道德在社会现实矛盾中撞击。

（三）工作条件的影响。

一个人的统计业务水平再高， 但如果不具有很好的统计职业道德修养， 也提供不了真实可信的统计数据， 这一点在基层统计工作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随着乡镇费税改革和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入， 乡镇财力和人员不断变化， 乡镇统计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乡镇是统计数据的源头， 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 如果没文有较高的统计职业道德修养和敬业精神， 很难保证统计信息的高质量。

二、统计职业道德在统计信息编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一）调节统计职业行为和指导统计信息编制活动。

对于统计职业道德而言， 求真务实是其基本职能， 它通过调节统计人员及与统计相关人员的统计职业行为来实现。就是在职业道德规范和人的欲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目前，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统计工作仍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集中体现在统计人员之间、统计人员与其他人员之间， 统计人员与单位、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 统计职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更加多样化、复杂化， 统计工作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如此众多的关系和矛盾，除了按国家的政策、统计法规处理之外， 还必须依靠统计职业道德的调节， 从而理顺统计职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建立良好的统计工作程序。

（二）提高对统计及其统计信息质量的正确认识。

统计职业道德能够通过统计职业道德判断、统计职业道德标准和统计职业道德理论等形式， 反映统计人员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 向人们指明诸如统计的生存价值在于统计信息的客观、公正等； 并同时提供如何进行统计职业道德选择的知识， 如统计信息质量特征等。统计职业道德认识所获得的这些知识， 通常会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 成为人们从情感上处理好统计职业道德关系和统计职业道德行为的动力。统计职业道德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推动人们的统计职业行为， 从“现有行为”向“应有行为”转化， 把握统计职业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和统计信息的真实性。这种“转化”和“把握”， 既是人们对统计活动以及统计信息质量认识的提高过程， 也是对统计信息质量的一种无形保证， 更是统计职业道德发挥作用的直接结果。

（三）成为统计职业行为方向的“向导”。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统计职业道德指导着人们统计职业行为的方向， 表现出统计职业道德的导向功能。由于统计工作中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矛盾。为了正确处理统计领域内外的各种关系， 合理解决各种矛盾， 必须明确正确的统计职业行为方向并接受正确的指导。统计职业道德， 可以指导着人们在实施统计职业行为时自愿地选择有利于消除各种矛盾、调整相互关系的统计职业道德行为， 主要体现在固守统计职业道德基本概念、坚持统计职业道德一般原则， 从而能够避免上述各种矛盾的产生和扩大， 缓和与解决已产生的矛盾， 改善统计职业领域内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促进人们和谐协调地实施统计职业行为， 保质保量， 及时地收集、整理、加工并提供真实的统计信息。

（四）培养统计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统计职业道德通过形成统计职业道德风尚、树立统计职业道德榜样等形式来深刻影响人们的统计职业道德观念， 以启迪人们的统计职业道德自觉性， 并以此培养人们的统计职业道德习惯和统计职业道德品质。由于统计职业道德品质是统计职业道德行为的结果， 统计职业道德习惯是逐渐形成的、较稳定的、自觉自愿的统计职业道德行为。因而， 统计职业道德可以通过其教育职能培养人们对统计职业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从而预防偏离职业道德的现象发生。

统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直接决定着统计信息编制的质量。加强统计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对统计人员的素质教育，尤其是要深入进行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充分发挥统计职业道德在统计信息编制中的作用，努力提高统计信息质量，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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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构建和谐社会被日渐提上日程，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可以说道德是衡量社会和谐的价值标尺，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动力。而职业道德作为道德的一种，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对人们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当代社会最需要的是道德领导，学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化机构，尤其如此。中小学校长在学校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直接贯彻者、实施者，其必须德才兼备，凭借自己符合道德规范的工作才能成为学校的核心领导力量。长期以来，中小学校长作为一个独立性的专业群体，其具有专业性特征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这种明确职业道德引导的缺乏对中小学校长的教育管理活动和应有的社会地位都带来了不良影响。

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现状和社会大背景，本研究力图结合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从新时期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现状出发，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一些相应的控制对策，以期为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建设输入符合时展的内涵。

一、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现状本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自编《关于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现状调查问卷》对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在辽宁省大连、丹东、沈阳等地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份，回收有效率为93.3%。问卷分为四个维度，每个维度14道题，共56道题，其中1-14题为道德认知维度，15-28题为道德情感维度，29-42题为道德意志维度，道德行为维度越高代表与实际情况越相符。最后将所得有效数据资料录入到统计软件包SPSS15.0中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

各个因素的总体分析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建构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号为：2009GH44。

表1知情意行四因素的平均数与标准差（n=112）根据对样本全体的调查结果，中小学校长在职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四方面的平均分都在4-5分之间，略高于4分，四项得分按由高到低依次为：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行为。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较高，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问题主要体现在职业道德行为方面。

从总体差异矩阵可以看出，20-35岁与36-49岁两个年龄段校长的职业道德差异显著（P=.028），而20-35岁与5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差异（P=.090）、36-49岁与50岁以上岁两个年龄段差异(P=.125)则不显著。

二、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2.1校长自身因素

2.1.1道德意识淡薄职业道德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要求，更重要的是道德主体内在的职业道德观念意识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行为品质。行道，有得于心，谓之德，这说明从道德规范到道德意识，再到道德行为品质，道德主体的内化和践行是提高道德修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前部分中小学校长自身职业道德意识较为淡薄，表现为没有真正认识和体会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不够重视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和职业道德行为的内控等，这些职业道德意识的欠缺会直接导致一些职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可见，缺少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道德信念的意识是职业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引起中小学校长的高度重视。

不同职龄校长在职业道德意志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任职3年以下校长道德意志平均分最高为4.3571，任职4-6年校长平均分最低为4.0417。新任校长多数对事业抱有一腔热情，面对职业角色转变过程中一些工作上的新困难，多数校长能以坚定的意志去克服，较注重自身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强化，而随着工作中问题的增多，其困惑可能也会随之增大，从而部分校长也就会出现意志动摇现象，任职4-6的校长可能更注重去基础教育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升学率问题、学校资金问题，自身科研任务问题等等，从而弱化了职业道德中本该坚持的东西，因此，职业道德意识淡薄会成为校长职业道德失范的一个影响因素。

2.1.2道德观念偏失校长道德观念偏失主要指校长的价值观念、教育观念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观有失一致，从而造成道德失范行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育观念越来越成为影响职业道德发展的制约因素。应试教育忽视人的主体性和全面发展，势必造成校长以分取人、只关心学生的学习，不关心其他方面，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等职业道德失范现象。据统计报表4：小学校长和中学校长相比，小学校长职业道德行为平均分4.3746高于中学校长平均分4.1746，且二者差异显著，此外，小学校长职业道德总体平均分4.4111也高于中学校长平均分4.2964，且差异显著。这说明小学校长职业道德行为相对中学校长要好一些，其中传统教育观念下的升学率压力是造成这种现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中学校长由于面临中、高考的升学率压力，往往较重视成绩而忽视了学生其它方面的发展，而小学校长相对较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虽然也存在校际之间成绩的竞争，但小学更注重总体优势和特色优势的比较。

此外，在社会转型中，任何事物都呈现出变化性和瞬息性，价值观念亦如此。在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替代旧观念的过程中，旧观念的约束性逐渐减弱，新观念的约束力又不能一时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发生效应，这样就会导致衡量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或优劣尺度模糊不清，导致社会成员感到困惑和迷惘，出现价值观念多元化现象，因而在职业道德观念和行为中，难免出现一些混乱、无序和失范状况。调查显示，部分中小学校长在校内理财道德、职业交往道德、学术道德方面得分较低，说明现实中存在，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掺杂物质因素的职业交往现象，为追逐地位、声望而不顾一切的学术造假现象以及在校内资金使用上的铺张浪费现象等等。在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局面下，一些中小学校长追逐功利至上的价值目标，并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由此引发其道德观念与主流价值观的偏失是造成以上现象不可回避的原因之一。

2.1.3道德情感淡漠心理学认为：情感是动力系统，乐观、热情等积极情感是正动力，抑郁、冷漠等消极情感是负动力。情感是认识转化为行为的联接点，也是开启人的心扉教师职称的钥匙。中小学校长是一所学校的领导核心，既是教育者，又是管理者，既要管理校内事务，又要协调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工作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压力，比如：社会对校长期望值过高；工资待遇偏低；工作负担太重；学校管理不尽如人意；还有由于教育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比较单纯的管理问题变得较为复杂等等。职业压力的情绪反应是焦虑、恐惧、愤怒、冷漠，而行为上则表现为：逃避、退化、无助、攻击等。以上职业压力带来的校长职业道德情感淡漠往往会导致校长在例行公事时出现职业道德偏颇，如校长在与上下级的交往中有失热情、平等，对待教职员工工作上的错误缺少容人所短的胸怀等。统计报表3-1显示，在职业道德情感方面，不同年龄段中小学校长存在显著差异，其中36-49岁校长职业道德情感平均分最高为4.5253，50岁以上校长次之，平均分为4.4757，20-35岁校长平均分较低为3.8095，且与前两个年龄段差异较大。分析其原因，年轻校长由于从业时间相对较短，经验不够丰厚，对职业压力缺乏有效的自身情感调节，对校长这一职业情感投入相对较少，因此道德情感淡漠是导致职业道德道德失范的主观因素。

2.2社会因素

2.2.1外在约束制度的缺陷校长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一种，其存在问题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体制混变和观念混变阶段。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基本控制力量--制度和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是导致社会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少制度，二是有制度，但不科学、不合理。体制的混变使校长在面临与解决特定问题时陷入无章可循、有章难依或随意择章的境地，结果产生职业道德失范行为。

2.2.2不良社会风气的诱惑一个社会制度化程度低，必然导致对外部环境反映的僵化，不能有效地迎接各种面临的挑战，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并容易为外界势力所左右。商品经济使人产生强烈的谋利动力，这种利益驱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动因，但它的过分膨胀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导致道德失范行为的产生。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校长与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较为经常地、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经济交往，情感、友谊的因素有所弱化。具体体现在职业行为上如：上下级之间收受贿赂、人事安排上，校内资金使用上铺张浪费等等。正如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高等教育增长。繁荣愈盛，欲望愈烈。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可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越大脱缓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况。道德失范正是这种混乱状态的必然产物。

2.2.3应试评价机制的牵制目前，虽然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校长功绩的现象还较为常见，这一点在中学体现的更为明显。应试教育形成了重业绩，轻品德的评价观，校长面对校际之间激烈的学业竞争，在学校管理中便会形成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观念，改变以培养全面协调发展的人为办学宗旨这一初衷，最终形成以分取人的学生评价观。

从统计报表4来看，小学校长职业道德行为平均分4.3746高于中学校长平均分4.1746，小学校长职业道德总体平均分4.4111也高于中学校长平均分4.2964，且二者差异显著。这说明小学校长职业道德总体上较中学校长高一些，受制于应试教育评价机制，小学校长在实际管理活动中更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的综合发展，而中学校长面临升学率压力，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应试教育的成分更多一些，应试教育评价机制导致中学校长职业道德总体上较小学校长低一些，这在育人、理财、交往等职业道德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三、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失范的控制对策

3.1完善道德规范建设每个人的道德意志都有其薄弱的一面，尤其是在各种新旧道德观念并存、是非善恶界限模糊的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为强化那些尚不具备足够道德自觉性的个体在面对外部诱惑时的道德意志，社会需要揭示职业道德所蕴涵的公正、平等等意蕴，建立一整套明确的、稳定的、可操作的校长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告诉教育者什么行为是善的或恶的；什么行为是被鼓励的、允许的或被反对的、禁止的，以协助中小学校长建立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价值导向。通过职业道德规范的外在监控，提高中小学校长的道德认识，坚定其道德观念、道德意志，最终实现从他律走向自律。此外，任何规范都不是完满无缺的，总是存在着某种先天内在缺陷，同时规范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激烈变更的时代，需要对道德规范本身加以调整和完善。

3.2加强校长道德自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的形成既需要外部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强制性的监督保障机制，更需要校长自身的职业道德内控。因为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道德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要靠自律，即依靠内心信念来约束自己，并逐步实现从他律向自律升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是道德自律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曾提出道德之第一目的，在养成品格。品格之养成，端在行为悉本诸道德律。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也提到过：人应当具有自觉不利用制度缺陷的义务，当人们具备了这种自律精神与义务感，那么，制度的缺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矫正。这些都强调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中小学校长在具体的教育管理过程中实现道德自律应主要从两方面做起：一方面，中小学校长应自觉提高道德认知水平，自主地、有选择地学习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和要求，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使自己的道德符合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中小学校长应自觉实践职业道德准则，通过反省和检查自己履行义务与职责的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方向。如校长应克服自身无限制的物质欲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

3.3推进评价机制变革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

评价机制是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校长的职业道德一方面受自身的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影响而出现波动，另一方面受外界压力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应试教育的评价机制就是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失范行为的诱导因素之一。以应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制，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教育评价观忽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导致教学任务单一化，即让学生掌握知识越多越好，这会使校长在实际的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出现育人单一化、职业交往淡漠化、功利化等职业道德失范行为。因此，必须对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换这个大背景中的教育评价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变单一的以成绩定功绩的校长评价观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一教育理念，为校长的教育管理活动设立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走出过分追求升学率压力的阴影，相对自由宽松的办学，这才是从根本上控制校长职业道德失范行为的良方。

3.4优化校园道德环境校长职业道德

作为学校这一特定环境中的观念形态，必然要受到学校道德氛围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优化校园道德环境是完善校长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出的公正团体学校理论就着重强调了道德行动的环境，弗雷德纽曼也提出道德教育的社会行动模式，他把重点放在公民行动上，强调每个公民都有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的权利。这些环境影响道德理论指导我们应该积极优化校园道德环境，从根本上为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的完善创造一种积极健康的氛围。

首先，建设有校园特色的先进文化。校园文化是校长职业成长与发展的环境因素，中小学校应该把握和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资源，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校园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营造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和育人氛围，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职业道德建设中的导向、凝聚和激励作用。这样中小学校长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学校文化氛围的渗透，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完善自身的职业道德。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启迪全校师生正确观察世界，认识社会，选择人生，确立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如:通过组织学术科研活动，培养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通过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提高人文素养；通过民主管理与决策，增强师生使命感、责任感等。

其次，改善学校教职工成长的外部环境。职业道德作为一种一定社会关系下的观念形态，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由于一些本属于经济领域的运作方式和法则不适当地运用到学校这个文化知识的领域，致使校园伦理环境受到较大的冲击。因此，应该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统一思想、正面灌输、系统教育，坚持廉政建设，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腐败现象，此外，还应当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一种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呼吁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育、尊重教师，使中小学校长在在承担工作压力的同时也能时刻感受到自身的价值，通过外部环境的渗透，时刻调整自己的行为。总之，通过净化大环境来改善小环境的道德氛围也是完善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总体上看，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普遍较高，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职业道德行为上，这需要校长自身职业道德意识和修养的提高、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应试教育评价机制的变革及校长生活的校园小环境的优化等多方面共同作用，这样中小学校长的行为才能更好地符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进而成为职业道德高尚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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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成人道德社会化包括中年期与老龄期的继续道德社会化。由于中年期是人格成熟、事业发展的收获期，社会又是中年道德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中年期的道德社会化。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容

成人道德社会化主要包括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职业道德社会化以及社会公德社会化等方面。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运用社会道德准则的统一要求，来规范家庭婚姻行为及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过程。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使家庭成员明晰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期望，并尽可能的去实现这些道德期望。职业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形成与自身职业有关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与之相符合行为的过程，如职业作风、职业态度等的社会化。不管是服务业还是金融业，各个领域的职业道德都逐渐被趋同化，以适应吃苦耐劳、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社会公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内化，并以此支配自己行为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社会公德来调节社会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三）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特征

一是与未成年人不断接受道德教育以内化为自身所有不同，成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已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外化为行为。二是成人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他们可能既是子女又为人父母，既从事着某一职业又作为学生在校进修，因而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更加繁杂，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压力也更大。三是作为社会的主体，成人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因而他们的道德社会化相对更为突出。四是由于成人在年龄、职业、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差异性也较为显著。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困境

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完成有助于增加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成员，也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从而使得社会的道德秩序能够更好的维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落后的穷国发展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这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导致社会各方面发生急剧变化，其中道德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呈现出的新特点使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一）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存在偏差

所谓道德观念，是指“由善和恶、荣和辱、正义和非正义等概念组成的道德意识的最基本形式。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对具体道德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的认识”。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自愿自主的、涉及他人和社会利害的、能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包括善行和恶行，即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成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知荣辱、明是非，但在道德行为的具体实施方面有的成人却不能与道德观念同步。比如，遇到抢劫、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在道德观念上，人们可以明确判断出抢劫、偷盗属于违法行为，应当见义勇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道德行为时有的人难免有些犹豫不决，寄希望于他人，期待他人能够挺身而出。也有少数人明知插队等一些事情不文明，但是为图一时方便，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意愿。成人的道德行为在受自身道德观念支配的同时，又受到社会道德状况的直接影响，如看到老人摔倒，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扶起，但近来做好事反遭讹钱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成人往往避而远之。这种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不协调、不统一，正是由于成人道德观念的理想性与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造成的。

（二）道德取向趋于功利化

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价值观。一是我国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大公无私”一脉相承，属于主流价值观。二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即在不超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先己后人”、“利己不损人”。三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个人至上”、“损人利己”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异化的价值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受多元价值现实的影响，有的人信奉“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等主流价值观，对物质利益过度追求，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了牟利甚至不惜违背社会道德。这一点在食品行业尤为明显，防腐剂、瘦肉精、地沟油、速生鸡等问题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另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不够，市场秩序还有待规范，这也助长了一些人道德取向的功利化倾向。

（三）道德情感有所缺失

道德情感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好恶、爱憎、信任、同情等内心体验和主观态度”，它具有评价、调节和向他人传递道德行为价值的信息等作用。个人的道德情感一旦形成，就会积极地影响其道德选择，而这种道德情感一旦扩展为社会性的情感，就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道德风尚。道德情感的缺失有其客观原因，如由于住房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住进高层小楼，不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办公中十分普遍，它们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悄悄的改变人们的交流模式，使得人们从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网上交流。尤其对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工作生活压力过大，往往将网络作为排遣孤独、宣泄不满的渠道。长期以往，他们在与现实的人和社会接触时容易产生障碍，造成道德情感逐渐萎缩和淡化，容易出现沉默寡言、孤僻冷漠、不谙世事等现象。

（四）道德标准和评价主观性增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化，因此对道德标准和评价突破了以往的固定模式，有了更多的自我看法。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跨地区文化差异大、人们从事的职业各式各样，一旦出现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就很难再用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来评价相同的事物和行为。由于人们往往依靠个体的主观判断，观念稍有不同，便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增加道德社会化的风险性，微博上经常爆发的“口水战”即是道德评价标准混乱的典型代表。

三、成人教育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策略

（一）鼓励成人参加道德实践，促进道德的“知行合一”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区之内，社区文化对成人道德社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区成人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内既有的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开展不同类型的知识讲座，通过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讲解，强化成人的“慎独”精神，使他们即使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够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避免出现违背道德的欲念、产生违背道德的行为。社区广场、文化馆等作为传播社区文化的场所，对社区内居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在上述场所中娱乐自己、表现自己和充实自己，因此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加强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弘扬主流道德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来提升成人的道德意识。此外，社区内其他与成人有关的组织，如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可以通过评选“文明家庭”、“好媳妇”、“模范职工”等活动，强化道德行为的榜样力量，推广社会所认可的榜样形象，鼓励成人主动参加道德实践，促进成人道德的“知行合一”。总之，成人只有将内化了的社会道德规范外化为道德行为，道德社会化才得以实现。

（二）加强道德宣传，提升成人的自我道德意识

由于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是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最佳途径。在电视、网络上可以定时播放一些有关道德的公益广告，在公交站点、商场等成人较多的场所设立公益广告牌，在热门手机软件如微信上建立有关道德的公众账号，通过宣传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提供正面角色参照，引导人们辨证地对待“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个人利益观和财富观。通过教育使个体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克服个体私欲，促使个体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个体的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栏目，通过传递我们身边的大爱，感动了亿万同胞，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其他类似的节目也在提升成人自我道德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利用网络课程和传统学校成人教育课程，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

传统学校的成人教育课程多集中在提升成人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对成人情感的关注有所欠缺。近年来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的兴起，成为弥补学校课程不足的重要途径，网络、计算机的普及又为其提供了契机。网络课程开发者可以与成人教育工作者合作，以现有的成人教育理论知识为指导，走进成人的“生活世界”，切合成人生活实际，针对目前成人道德情感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开设专门的情感品质培养、道德情感调节等课程。课程形式可分为直播和录播，以满足不同成人的需求。课程内容要重视对成人心理健康的教育，还要教授成人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心理学方法，挖掘成人情感底蕴，指导成人对自身道德情感进行完善。此外，所开设的课程应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居敬”、“内省”、“省察克己”、“积善成德”，使成人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帮助成人克服个体私欲，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传统的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在教学中给予成人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导成人确立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道德原则，帮助成人确立合理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标准，调整和理顺多方面的道德关系，构建严整周密的适合社会生活各领域需要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理性对待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不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评判他人的道德行为。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还应多组织一些群体性活动，帮助成人在人与人的融洽相处过程中熏陶自身的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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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1)01-0029-04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非道德行为的批评与不满，师德问题不仅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而且促使管理部门开始尝试对师德进行考核，或是将师德作为考核的首要内容，以加强教师职业道德的监督与管理。由此，师德考核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正式成为教师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所有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既不够完美又不甚完善的”因而总会引发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各种有关教育管理的制度设计，都是在设想其所可能带来的好的方面，全然不去考虑各种负面影响。与所有人为设计的制度一样，师德考核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内在地隐含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师德考核本身蕴含着伦理困境以及道德与管理之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师德考核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有可能损及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素质的提高。

一、师德考核面临的内在困境

教师职业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其目的在于约束教师的教育交往关系，以维护教育秩序，提高教育效率，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人们已经意识到，职业道德具有习俗、教育法律与政策、学校管理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功能，因而需要道德来约束教师的职业行为。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力呈现出愈来愈弱化的趋势。师德考核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本身就意味着职业道德已经不能有效地约束教师的职业行为，意味着社会及公众对教师职业道德状况产生了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与加强师德建设相关联的“师德考核”，就成为人们试图增强教师职业道德约束力的策略选择。所谓“师德考核”，是指将教师的职业道德纳入到教育管理的领域，使之成为管理的对象与内容。而当师德成为学校管理考核的内容时，师德问题也就由一般的道德问题转换成道德管理问题。与此同时，师德考核本身具有的内在困境也随之暴露出来。

(一)师德考核面临伦理困境

师德考核实质上是预设特定主体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进行评价。这种道德评价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行为进行评价；二是对行为人的道德人格(品德)进行评价。正如包尔生(F.Paulsen)所指出的那样：“每一行为都引起这样两种判断，它们一是对这个人的意向的、主观的、形式的判断；一是对这个行为本身的、客观的、内容的判断。”然而，两种道德评价(考核)的依据却不同：前者看效果，后者看动机。穆勒(J.S.Mill)所作的精辟阐述就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穆勒指出，“功用主义的伦理学家主张动机虽与行为者的品格关系很大，但与这个行为的道德性无关”，因此，“好的行为并不一定表示有德的品格，可褒奖的品性也屡次发生可贬斥的行为。假如在任何特种场合，显然有这种情形，那么，这种情形就影响他们对于行为者的评价(当然不影响他们对于行为的评价)”如此一来，对于师德考核的主张者来说，他们必然要面临两个两难选择：是考核行为还是考核行为者；是考核动机还是考核结果。

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这样的情形也是经常发生的，即教师出于善良的动机、良好的愿望，最后却导致了一个坏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总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绝不仅仅是职业道德不良此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起来是职业道德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教师的心理问题或者能力问题所致。这样，通过事情的结果来考核教师的职业道德便有可能出现错误。而当考核出现错误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师德考核就有可能失去制度的基本公信力。当师德成为考核的内容时，有可能导致在学校里出现“以成败论道德”的局面。

(二)师德考核面临管理困境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考核只适合于那些易于度量的行为，而那些不易于度量的行为则不适合于考核。无论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看，职业道德行为都属于不易于度量的行为。各地所制定的师德考核办法，多以教师违反道德的关键性事件为考核要点，由此可见考核面临的管理困境。

从考核管理的角度来看，以关键性事件为师德考核要点，这样的策略应该说是明智的选择。它所带来的问题是，师德问题也就被简化为几种特别突出的职业道德行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职业道德的总体状况也会因为考核的细则而被遮蔽起来。此外，师德考核本身意味着监控或监督。然而，教师教育教学活动所具有的个体化特征，使得非在场的人们难以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表现进行道德行为表现的监督，无论是教育行政官员还是学校校长、中层管理者，都无法实现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完全监控。这种情况的出现将使得师德考核没有坚实的客观依据。道德的约束力当然也与他人的监督有关，并且这种监督是以称赞或谴责为其行为后果。不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监督是与普遍的舆论密不可分的，即只有当某种行为受到普遍的道德谴责或称赞时，某类行为因受到道德评价而使得被评价者收敛或持续进行。任何生活在一种普遍的舆论环境中的人们，都将不得不受到来自舆论的约束或激励。然而，就师德考核而言，其所施加的影响力并非依赖于普遍的舆论，而是来自于外在的利益得失。由此，师德就成为谋利的工具，而不是发自教师内心的道德信念或道德良知。这样一来，在教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职业道德从根本上说就不是道德，而是一种精明。

制度影响人类选择。师德考核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其基本出发点是“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由此，在师德与考核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立足于职业道德，教师是超越自利性追求的道德存在者，意味着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将激励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之中；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教师则被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即个人在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从而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师德考核”作为制度设计隐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教师会为自己的利益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而不是遵从职业道德的要求来实现学校以及教育对象的利益；其隐含的思想是，师德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激励制度和惩罚措施的机制设计问题，师德因此也被看作是通过恰当的奖惩制度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行为进行规制。

二、师德考核可能带来的问题

师德考核所具有的内在困境有可能引发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结为师德考核的“去道德

化”，即师德考核可能引发各种“道德风险”问题、非道德化问题、道德行政化背后的制度成本问题以及师德考核作为一种人为设计之制度的不完善f生问题。

第一，师德考核可能引发教师职业实践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是公共选择理论和经济学用于描述个体有利于私人利益但不利于公共利益行为的常用术语。林毅夫指出，由于个人理性以及信息的昂贵与不确定性，使得集体行为中会产生某些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例如欺骗、“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风险”等。道德风险最初的含义是，一个人因为参加保险而降低了他防止风险的努力程度，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的不完全，人所付出的努力小于他得到的报酬。为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实际上，教师的职业道德本身就属于教育实践领域中的基本制度之一，其功能在于防范上述问题的出现。

然而，当师德被列入考核的对象而成为管理的内容，依靠内在的自觉活动又被转化成外在的管控对象时，信息问题以及个人理性问题就会重新被引发出来。例如，当人们试图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进行考核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中的隐匿行为，即当事的教师有可能努力地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隐匿起来，以便获得较好的师德评价。随着教师职业道德管理的制度化，类似的博弈行为就会出现，即产生“对策”现象。因为师德考核的制度设计，教师就可能会运用各种“权谋”来逃脱师德考核带来的惩罚。师德考核最终会因为教师的策略行为而失去意义。实际上，无论设计出怎样完善的师德考核体系，都不可能对教师的全部行为进行考核。

第二，道德问题的非道德化问题。道德是以偏离自利行为的方向为其特征的，如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荣誉、忠诚等。而师德考核要实现其预定的目标，就必然要以利益的影响为条件，否则师德考核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师德考核将促使教师更加关注师德考核结果带来的外在价值，忽略师德自身所确立的教育活动的内在价值。这样，师德考核有可能更一步地促使教师背离自身的职业道德，而单纯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师德考核结果的去职业道德化，或许是那些鼓吹师德考核的学者和官员所不曾预料到的。这是由管理主义导致的管理与道德分离带来的必然结果。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及其提倡，目的在于使得不可能实施实际管理的空间限度与行为表现体现为教师的自觉，以减少不必要的管理成本。然而，当师德成为考核对象时，那些原本应该归属于教师自律领地的行为，就由此而划归到外在的管理领域。这种道德的管理化或行政化可能使得教师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但也可能使得教师不再受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

第三，师德考核的制度成本问题。师德考核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问题。贝纳姆(A.Benham)指出，组织的生存以及游戏规则的持续都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交易成本”是指“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要资源的费用”，其中包括管理性成本和政治性成本，前者是指组织内部行使命令权力的费用，后者则是指制度结构的运作与调整相关的费用。为了解决师德考核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学校管理者就不能不投入更多的资源，以获取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信息，由此又会引发出师德考核中的管理成本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成本：一是教师职业道德状况或信息的搜寻成本；二是“道德风险”成本以及师德考核不客观而带来的公平成本问题，即由于师德考核不符合教师职业道德的实际情况，由此使教师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反过来引发更多的职业道德问题。

第四，理性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设计一种完满的激励一控制体系来同时规约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自利(倘若我们把教师看作是基于自利性追求的理性存在者)。学校教育管理者能够做到对教师职业道德的严密控制吗?如果做不到，那些逃脱师德控制的职业道德违反者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更为重要的是，师德考核是否能够保证教师的职业道德状况有所改善，这并非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问题。毋宁说，师德考核能够促进教师职业道德发展，乃是人们的一种想象而已。

三、师德考核走出困境之思考

学校管理者的重心应该是激发教师的奉献精神，而非操纵教师的自利行为，至少就教师的职业道德而言，应该如此。伯纳德(C.I.Barnard)早就指出：“责任感使献身精神成为理所当然，并引起对合作的忠诚，少了它，组织能力将不能释放，也不能提高……然而，组织的持存长度是与管理道德的宽度成正比的。这仅仅是说，深谋远虑、目标长远、理想远大是持续合作的基础。”加强师德建设，促进教师形成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对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管理主义的师德建设思路或道德问题管理化，显然是有其内在缺陷的。面对师德问题，基本的思路应该是从伦理道德自身的逻辑出发来解决。过分迷信行政权威或管理效率，不仅难以切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教师职业道德提升的生态环境。考核的功利化倾向将使得教师更加从利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利他的角度来选择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从而引导教师离职业道德愈行愈远。

首先，应当明确师德考核要解决的问题、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怎样的师德考核最为合理。教师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所施予的行为作为一种职务行为，其职业行为的道德性理应受到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教师的职业道德完全地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并据此提出相关的要求，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可能带来严重的教育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该如何看待教师的职业道德问题，亦即他们该如何对教师的道德行为进行奖励或谴责。毫无疑问，教师应该承担因违反职业道德而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如此，则问题就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谁来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进行评价；二是由谁来认定和追究教师应该承担的职业道德责任。职业道德的评价与职业道德的归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将其混淆起来，彼此不分。

实际上，从目前师德考核的制度设计来看，一种量化的师德考核恰恰是把师德评价问题与师德归责问题混同起来。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师德考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职业道德问题，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失德行为的发生。但失德行为的减少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这很难说清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清楚的认识，那么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就会流于单纯的形式考察。

其次，分离师德评价与师德问责，明确不同主体在师德考核中的责任分工。由于现代教育生活的组织化与制度化，作为组织体制内的教师，普通公众确实难以对教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给予问责。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或自然社会中，人们通过对教师的选择来表达一种道德问责的意愿。但在制度化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这种情况已然不可能。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如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无能为力。是否拥有职业道德的惩罚权力以及如何实施职业道德问责，直接关系到师德考核作为补充性制度的合理性。着眼于解决师德考核中的人性困境、管理困境与伦理困境，可以将教师职业道德评价归于公众，而将职业道德问责归于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师德评价与师德问责的主体区分意味着，即使是强调把师德作为考核的首要内容，也仍然是以公众对教师职业道德监督为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教师职业道德的社会开放性。当公众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提出质疑或批评时，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才获得了问责的前提条件，同时使得对教师进行道德问责有了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个公众参与师德监督的舆论平台，借助这个舆论平台，公众能够自由地就教师的职业道德发表意见和观点。对于教师来说，公众的公开监督乃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之必然。而即使是追究教师的职业道德责任，也应当是确立职业道德底线，并以这种道德底线作为职业道德问责的标准，防止将问责的要求局限在较高的道德要求或目标之上。这就是说，即使我们认同师德问责，也必须持有这样一种师德考核的立场，即将师德考核看作是对教师提出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

最后，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应注重加强师德教育，启发教师的道德自觉。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应突出主体的自觉与自律，突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唤醒教师的职业道德意识，并形成教师的职业道德自觉。道德的问题需要依据道德的逻辑来加以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职业道德对教师有约束力。从伦理学的逻辑出发，职业道德对个体的职业行为的约束力，无非发于内和源于外。前者是基于职业良心与道德良知，形成道德自觉；后者则是迫于失德带来的各种惩罚，包括舆论的谴责等，它依赖于各种外在的约束，如督导等。任何只强调单一方面的道德约束力，都将不能保证行为的道德性，至少在纯粹的道德主体尚未存在的社会中是这样的。因此，我们需要促成道德自觉与外在约束的双重努力。就师德考核作为一种强化师德外在约束力的手段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而言，我们更需要从道德的伦理自觉入手。

参考文献：

[1]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王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5

[3]穆勒，功用主义[M]，唐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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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和规范，行为则是受思想、情感支配而表现出的活动。尽管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有“道德行为”和“非道德行为”之分，但是就人们的职业生活而言，既不存在无道德的行为，也不存在无行为的道德。道德是行为的思想先导，行为是道德的语言、动作和形态外显，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外在不同。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规范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从内容上看，职业道德规范一般由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良心、职业态度、职业作风、职业纪律等要素构成，侧重于对思想、态度、情感的指导；职业行为规范则主要由职业活动行为、人际交往行为、仪态仪表行为等构成，侧重于语言和行为的调节。从表述上讲，职业道德规范可以稍显“宏观”，职业行为规范则应适当具体。

一方面，我国现行的《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以下简称《 规范 》）就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师职业行为规范的结合，是“道德”和“行为”的两面一体。比如《 规范 》第三条“关爱学生”的具体内容中，既有“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这样偏重于“道德”的规范，也有“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这样侧重于“行为”的规范；第五条“为人师表”中，既有“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的道德规范，也有“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等行为要求。事实上，教育部《 关于新版（2008版）〈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对此已有清楚的说明。《 通知 》说：“《 规范 》的基本内容继承了我国的优秀师德传统，并充分反映了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对中小学教师应有的道德品质和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 规范 》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起指导作用，是调节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校、教师与国家、教师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1] 这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 规范 》不仅有道德品质的要求，也有职业行为的要求。只是其中的行为要求过于“基本”，难以发挥具体的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现行《 规范 》对教师职业行为的要求多以限制性的语言进行表述，如“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等，缺乏行为规范应有的引导性。显然，《 规范 》是更偏重于“道德”的规范，不能替代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和其他有关要求。正如上述《 通知 》所说：“《 规范 》不是对教师的全部道德行为和教育教学工作的要求，不能取代学校的其他各项规章制度。”[2] 因此，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和促进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出发，在《 规范 》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是必要的。

二、教师职业行为规范的应然内涵和基本特征

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是对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各方面行为的规范性要求，具有引导性、约束性、评价性和促进性等功能和价值。其内容应该涵盖课堂教学、课外辅导、教学评价、课程开发、教学研究、进修学习、学术交流、人际交往、仪态仪表等方面，应该包括对教学准备、课堂组织、学生学习指导、作业设计与批改、学业检测与评价、学生行为培养和矫正、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学研究与交流、心理辅导与调适、专业进修与学习、衣着服饰和交往礼仪等职业活动和日常生活，提出具体和可行的规范要求。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地方和学校制定公布了具有本地区或本学校特色的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比如辽宁省教育厅于2000年12月了《 辽宁省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试行）》[3]，广州市海珠区于2008年下半年了《 海珠区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指南 》[4]，河南省南阳市一中于2010年6月了《 教师职业行为规范 》。[5]《 辽宁省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试行）》同1997版全国《 规范 》有较大的重合性，增加的内容不多，也不够具体，且有更多的限制性语言而不是引导性要求。广州市海珠区的《 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指南 》分为思想道德行为规范指南、教育教学活动行为规范指南、人际交往行为规范指南、衣着仪表行为规范指南、日常活动行为规范指南五部分，共六十二条。其中，人际交往行为规范指南部分从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行政领导、教师与家长、教师与社会人士五个方面提出了四十条规范要求。比如在课堂教学部分提出的要求是：“使用普通话，语言文明，清晰流畅，表达准确简洁；板书整洁规范，内容简练精当。课堂上关闭手机。”从整体上看，这种较为具体的规范要求对教师职业行为有更强的引导性和约束性。《 南阳市一中教师职业行为规范 》分为思想行为规范、仪表行为规范、教育教学行为规范、人际行为规范四个部分，共三十条，总体上看也有较强的引导性和约束性。比如要求教师“发型整齐，端庄简洁，发色自然，妆容、饰佩得体。男教师不留长发，不蓄胡须；女教师不做彩发、怪发，不化浓妆”。[6] 这样相对具体的要求更能发挥应有的“规范”作用。

综合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对实践案例的比较，可以认为，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需要考虑其职业性、引导性、约束性、促进性、时代性和人文性等特征和功能。职业性是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区别于其他职业行为规范的本质特征；引导性和约束性是表明教师从事职业活动应该怎么做和不能怎么做的基本要求；促进性是行为规范对教师专业发展所起作用的功能体现；时代性要求教师职业行为规范要适应一定时期内各相关因素的发展需要和利益诉求；而人文性则是要保障教师作为人的应有尊严和权益不受侵犯。

总之，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制定和实施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要注意明确教师职业行为规范的内涵、功能和特征，以保证其对教师成长和教育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450003）

参考文献：

［1］［2］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重新修订和印发《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通知[EB/OL]．http：///edu/2009/03/content_9759612.

htm，2008-09-23.

［3］苗家生．辽宁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N］．光明日报，2000-12-18.

［4］海珠区教育局．海珠区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指南[EB/OL]．http：//gz.aoshu．com/200812/4ad6bc73f245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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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230-02

随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推广，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提升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高职学生如何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教学内容职业化——突出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其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必须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因此，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必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以“一线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基点，以企业对人才要求为要素构建若干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主题突出、鲜明的教学模块，变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突出职业道德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以正确的人生价值教育为主线，加强意志品质、适应能力、合作能力、团队精神、心理抗压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进行职业选择、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原则与规范进行教育，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什么是职业道德，作为高职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道德观。

（二）结合专业、岗位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的共性表现为社会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共同职业道德要求。职业道德的个性即行业职业道德，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行业规范往往是从事该行业人员必备的职业道德。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共性的范围，还应该进行个性化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高职学生只有集共性与个性道德品质于一身，才能形成优良的职业道德素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引入行业职业道德，丰富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结合专业及岗位群的要求开展教学，让学生明确将来从事的职业或岗位应该具备怎样的职业道德，帮助学生培养职业道德素质。

（三）引入企业文化理念，增强学生的职业价值认同

当前，相当一部分高职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就业后被“炒鱿鱼”，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职学生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企业文化是职业道德的有效载体，为了做到从学校到企业的“无缝对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把现代企业文化引入教学内容中注重、突出敬业、责任、创新、服从、守时、沟通、吃苦、细心等职业态度的教育与培养。根据企业文化的要求，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遵守企业的生产流程，培养质量意识、遵守企业的安全生产制度，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按企业要求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培养学生的文明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

二、教学方法、手段多样化——注重职业道德行为的培养

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不断创新和完善课堂教学形式，是教育方法创新的一个具体方面，要在保持传统讲授法优势的前提下克服讲授法的不足，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融“教、学、做”于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因此，一是打破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三中心”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中心，以体验为中心的“新三中心”的教学模式，将学生从以往被动的客体地位提升为积极的主体地位。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正确、科学地安排教学内容之后，运用灵活多样新颖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可以根据职业道德的教学内容和特点采用专题讲授、上台演讲、课堂讨论、主题演讲、专题辩论、角色扮演、影视教学、参观调查、社会实践等方法。通过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既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实践教学常态化——加强职业道德素养的养成

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是在职业生活中积累、培养的过程，职业道德只有在职业道德训练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升华。高职学生作为“准职业人”，高职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养成仅靠课堂教育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领悟、体会和感受，才能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在学生职业道德的养成过程中便显得格外重要。目前，高职学生职业道德水平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其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理论知识，而是在行为能力上。通过理论教学，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要求有了较深的理解，关键的问题出现在“知行合一”上。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应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和兴趣，促进高职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活动设计：一是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选取不同的重点与难点，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在日常行为规范上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培养高职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二是选用案例时选取与专业相关的案例进行教学，加深学生对行业职业道德的认识。三是不管是课堂纪律还是实践活动的纪律按照企业的纪律要求进行设计。

四、考核方式过程化——强化学生职业道德行为的养成

道德评价是人们依照一定的标准、根据和方法，对某种社会道德、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价值和性质进行判断，以达到扬善抑恶目的的一种特殊评价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的不仅让学生学会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采用适当的方式，从理论教育入手，同时让理论来指导学生的行为，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达到知、情、行的统一。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考核要更加关注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过程而非结果。从评价主体来说，实现评价主体多样化，改变单一评价主体为多方评价主体，采用任课教师评价、辅导员评价、同学评价及自我评价相结合。从评价方法来说，实现评价方法多样化，改变单一评价方法为全面的、多角度的评价。即坚持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理论考试与日常行为表现相结合、平时作业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评价办法。从评价内容来说，职业道德的教育既是内化的过程，更是外化的过程。坚持理论认知与日常行为相结合、课内表现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通过考核方式的改变，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力求知行统一。

五、建立校企互动的教育途径——让学生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感悟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过于强调教师主导地位，过于强调课堂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学生的道德行为体验；教学方法仍然停留在“灌输式”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教学过程存在着知行分离的教育困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教育困境，就要不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把职业道德教育过程向企业延伸，不断丰富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建立校企互动的教学模式。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把企业文化引入课堂，建设具有职业化特征的课堂教学，还应进一步深化与企业的合作，以校企合作为突破口，不但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走出去”，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学习，身临其境地感受企业文化，切身感受企业生产经营中员工所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了解岗位所需的职业道德。通过校企互动，可以培养学生关心企业、了解企业、研究企业、服务企业的意识，引导学生主动吸纳优秀的企业文化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学生到企业实习、顶岗实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起到导向的作用。

六、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示范化——为学生树立职业道德的榜样

高职院校要培养出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教师是关键。教师作为一个职业人，其所作所为都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正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高为师，学高为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立场、道德修养、敬业精神、创新意识、治学态度及日常行为举止对高职学生都有着最直接、最强烈的影响，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本及以身立教的思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抽象的道德标准、行为习惯内化为教师的道德行为及职业行为习惯，并在言行举止中影响学生，成为学生的直接楷模与巨大的教育力量；同时通过教师的示范作用及学校对教师的职业要求，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企业制度、企业文化、职业核心价值观、企业对毕业生能力素质的要求，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养成，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及学校办学特色和育人要求，根据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探讨教学改革，把教材体系变为教学体系，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加强实践教学，充分发挥企业员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榜样作用，使学生在学习、工作及生活中不断感悟、内化，从而不断提高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提高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珏.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2]许倪倪，肖杰.如何将高职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带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J]·文教资料，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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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职业道德是职业道德在导游职业的具体延伸，是导游在工作中所遵循的与其职业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它赋予导游一定的权利又要求导游承担一定的责任。也可以将导游职业道德理解为导游在其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道德情操以及所遵循的与其特定职业活动相适应的道德规范［2］。职业道德的本质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主要是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维系的，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们的行为，所以，职业道德是意识和行为的统一。导游职业道德既有一般职业道德的共性，又有导游职业独有的个性。基于以上相关论述，作者认为，导游人员职业道德是指导游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依靠内心信念、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所产生的思想与行为的统一。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也包含意识支配下的行为。

（二）导游职业道德行为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对导游职业道德问题产生原因进行了较多的理论探讨，如张金花、余芳等认为导游缺乏职业道德的原因为：行业秩序混乱、导游准入门槛低、收入结构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健全、导游自身素质不高、导游流动性大。王琼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旅游外部环境的不和谐以及游客消费心理不成熟等也是导游职业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尹敏、朱湘辉指出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也会影响导游职业道德行为。付文明在其研究中指出：导游与旅行社以及导游与游客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游职业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刘晖认为，导游行为失范的根源在于导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失衡。伍晓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组织伦理氛围对导游职业道德行为有显著正影响，而组织控制系统会显著影响导游的导购和守法行为。于杰通过研究发现：导游职业道德教育的缺乏也会对导游职业道德产生影响。有关旅游行业的伦理道德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从个人层面探讨旅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研究十分有限，而对导游职业的研究较多是从服务、培训、管理等方面。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对导游职业道德影响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基于以上分析，作者在本文中试图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导游自身职业特点，将社会环境、舆论导向、外部监督等纳入影响因素中，全面探索导游职业道德影响因素维度，结合数据分析提出导游职业道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为规范导游职业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导游职业道德影响因素的测量

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影响导游职业道德行为的主要因素，调查小组于2013年9月对黄山以及合肥20家旅行社及导服公司的导游及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哪些因素会对导游职业行为产生影响”，详细记录访谈内容，结合已有文献制作调查问卷，问卷包含两个部分：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导游职业道德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共计30个题项，题项主要涉及薪酬待遇、社会形象、舆论导向、外部监督、自身素质等方面，采用5点式李克特量表：1表示没有影响，5表示很大影响。在2013年10月，调查小组就近选择芜湖若干家旅行社的导游作为预调研对象，共计发放预调研问卷87份，回收73份，分析预调研结果，并咨询有关专家意见，调整问卷内容，最终确定题项33个，增加家庭环境、社会不良风气、企业内部组织伦理氛围三个题项。

（二）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主要选取黄山、合肥、芜湖三处在安徽旅游市场较有知名度且接待人数较多的旅游城市作为调查地点，2013年11月期间，随机选取黄山市、合肥市、芜湖市56家旅行社及导游服务公司的260位导游作为调研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回收234份，回收率90％；对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男性占31．1％，女性占68．9％，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年龄分布：20—29岁占75．7％，30—39岁占19．6％，40岁以上占4．7％，年轻导游占大多数；受教育分布：高中及以下占14．2％，大专或本科占83．8％，研究生以上占2％，样本导游学历以本科或大专为主；导游证等级分布：初级占83．4％，中级占10．3％，高级及以上占6．3％，以初级导游为主；婚姻状况：未婚占63．5％，已婚占36．5％，以未婚为主；收入分布：2　000元以下占30．4％，2　000—3　000元占53．4％，3　000—5　000元占11．2％，5　000元以上占6．3％，导游收入以3　000元以下为主；从业年限分布：1年以下占17．7％，1—3年占39．5％，4—6年占25．2％，7—10年占12．9％，10年以上占4．8％；导游性质分布：全职占53．8％，兼职占46．2％。总体表现为女性多、从业年限短、收入偏低的趋势，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

三、数据分析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

SPSS17．0对问卷进行处理，首先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问卷的Cronbach’s　a值为0．886，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使用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数据显示KMO值为0．783，Bart－lett’s球形检验显著性概P＝0．000＜0．05，说明变量间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相关性且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选取0．5作为因子载荷的截点，剔除载荷在所有题项上都小于0．5或在多个题项上均大于0．4的指标，得到27个测量题项，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1），共计得到7个因子，且7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835％，显然旋转后的7个因子能较好地解释原始变量。分析题项内容，将7个因子依次命名为：工作待遇、企业管理、社会环境、自身素质、外部监督、舆论导向、人际关系。其中F24（旅游行业信息透明化）在后文的IPA分析中影响不显著，故将F22、F23、F24命名为“舆论导向”

（二）导游职业道德影响因素的IPA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导游职业道德各影响因素间的相对关系，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IPA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以导游评价得分的综合平均值（3．757）以及各指标重要性得分的均值（0．037）为分界线。

四、结论及建议

国内有关导游职业道德影响因素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本文试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回顾制作调查问卷，以安徽省三个旅游城市的导游市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影响导游职业道德行为的因素，运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因子分析得出7个因子：工作待遇、企业管理、社会环境、自身素质、外部监督、舆论导向、人际关系。同时采用IPA分析法得出：工作待遇、自身素质、企业管理、舆论导向、外部监督5个因子较其它因子对导游职业道德行为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导游职业存在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具有重要性和复杂性。如何提高导游职业道德修养，改善导游职业行为将直接影响导游整体社会形象，并间接影响潜在就业者的职业认识和就业倾向。从市场关系看，导游既具有独立性，又从属于旅行社，旅行社是市场的责任主体，其追求利益的方式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决定了旅行社与导游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导游的行为和服务质量57。基于上述研究，作者认为改善导游职业行为应当建立以旅行社为核心的行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强化旅行社的责任主体地位，为导游提供更具人性化的组织支持，也可以加强旅行社管理层的能力建设，优化导游带团的工作环境与旅行社的后勤支持57。

（一）完善薪酬制度

Dioka和Unakul认为导游人员操作在旅游系统的最边缘，因此，他们的收入、社会地位、职业认可常常被忽视，季节性工作使导游在收入、福利、职业地位上缺乏安全感和保护，导游人员较差的职业形象与低薪酬相互制约，并且负团费以及较低的收入已促成了导游人员“企业家角色”，这一角色的不受控制导致导游极度的金钱利己导向，从而使导游其他主要角色让步，产生服务质量和职业精神的下降。导游人员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稳定的收入而不是主要依靠佣金。旅游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与正式导游签订就业合同，并为导游提供应有的社会福利，各地区旅游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可以就当地旅游发展现状，联合制定导游薪酬制度，同时明确导游考核制度，将导游薪酬制度与导游考核制度结合起来，引导导游通过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来获得更多合理的报酬。

（二）培育企业文化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在企业内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约束力，并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在全民道德水平不断下滑的社会背景下，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建设应结合旅游发展现状，注重导游职业道德观念的培养，同时，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应与企业管理制度区别开来，通过企业自上而下的行为引导导游建立积极的价值及行为取向，最终使导游认可本企业文化，形成自我行为约束。

（三）实施专业培训

较少的培训和有限的发展空间使得导游对未来职业发展感到迷茫，但当他们被合适地培训后，将为旅游业以及旅游者提供一个更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实时调整培训内容，除传统技能培训以外，需更加注重对导游职业认知以及责任意识的培训，另一方面，企业需创新培训方式，突破传统的理论灌输方式，提升培训与工作实践结合的深度，鼓励在企业上下建立学习型组织，促使导游学习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

（四）制定职业规划

从导游从业年限（1年以下占17．7％，1—3年占39．5％，4—6年占25．2％）可以看出：导游职业较高的流动性。这一高流动性严重地影响了潜在就业者对该职业的认知，致使许多高素质人才不愿意从事导游职业，大大地阻碍了导游总体水平的提高。合适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个体维持良好的职业状态，使个体在面临职业压力及困境时不轻易放弃，有益于个体形成稳定的职业价值体系和积极的职业认同感。在帮助员工制定职业规划时，应尽可能将员工职业规划体现在企业培训开发体系的建设和实施中，使员工产生良好的企业归属感，同时，建立合理的导游职业隶属机制，包括正式导游和社会导游，完善导游制度化管理180。

篇11

一、“循序渐进，知行统一”的原则

培养品德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落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行为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正确的行为方式才会带来良好的行为效果，小学生特别是低幻儿童对行为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具体性和情境性。教师、家长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指导，细致地加以评价。对高年级学生，除了让他们明了道德行为的一般要求、规则和步骤外，还要使他们具有独立地灵活地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

我们在对小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针对各年级道德认识的能力，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概念到行为制订出不同程度的评价标准（我们称它为“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为他们创设道德情境（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使他们得到道德行为反复训练的机会，逐步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二、“激励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小学生品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意志行动向意志行动转化的过程，小学生的道德言行内容简单，表现刻板，直接与外界（教师、家长等）的褒贬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评价时要做到确切、合理，把不断调动小学生的积极性，培养良好的道德意志做为出发点，在设计“评估导向标”时对不同年级的评价标准应有侧重点，有适当的坡度和必要的反复，允许学生一次做不到，下次再重做，培养他们的自觉性，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当然，评价小学生的道德行为，既要以激励为主，也要给予必要的处罚，但一定要讲清道理，使其明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应该怎样去做才对。在使用“评估导向标”犑辈患欠郑瑺对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处罚就是引导他限期（下次自我评价前）改正错误，重新做起，然后给予登记。再让其多次反复去做，这样就给了他改正的机会，激发和保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有时在引导小学生改正错误的时候，应该有目的地组织他们反复练（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条件），培养其道德意志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品德教育的目的。

三、“以身作则，以情感人”的原则。

一个人的情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感染别人，使对方产生相同或与之有联系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感染性。

在进行思想品德评价中，教师要针对小学生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模仿性强、可塑性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要用自己对学生高度热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使他“亲其师，信其道”；另一方面又要用自己具有丰富道德情感的形象对学生起示范作用，所以在引导学生评价中要严格作好教师的自我评价，（我们为此在教师中开展教师工作评估，实行教师工作积分制）要求每一个教师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衡量、要求自己，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行为，注意自己对社会、对他人、对学生的评价语言。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勇于自我批评，诚心诚意地、**地接受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这样，才能做好学生的表率，不愧“为人师表”，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起到感染、教育学生的作用。

由于小学生的道德行为往往受教师、家长和社会评价的影响，所以教师和家长在平时各项活动中对学生的评价要准确、恰当，要有激励性。特别是对待道德行为差的学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培养他们的道德意志和信心，使其刚刚荫芽的思想火花能够越闪越亮。

篇12

培养品德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落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行为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正确的行为方式才会带来良好的行为效果，小学生特别是低幻儿童对行为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具体性和情境性。教师、家长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指导，细致地加以评价。对高年级学生，除了让他们明了道德行为的一般要求、规则和步骤外，还要使他们具有独立地灵活地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

我们在对小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针对各年级道德认识的能力，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概念到行为制订出不同程度的评价标准（我们称它为“步步为赢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为他们创设道德情境（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使他们得到道德行为反复训练的机会，逐步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原则二：激励为主，严厉为辅

小学生品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意志行动向意志行动转化的过程，小学生的道德言行内容简单，表现刻板，直接与外界（教师、家长等）的褒贬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评价时要做到确切、合理，把不断调动小学生的积极性，培养良好的道德意志做为出发点，在设计“评估导向标”时对不同年级的评价标准应有侧重点，有适当的坡度和必要的反复，允许学生一次做不到，下次再重做，培养他们的自觉性，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当然，评价小学生的道德行为，既要以激励为主，也要给予必要的处罚，但一定要讲清道理，使其明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应该怎样去做才对。在使用“评估导向标”犑辈患欠郑瑺对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处罚就是引导他限期（下次自我评价前）改正错误，重新做起，然后给予登记。再让其多次反复去做，这样就给了他改正的机会，激发和保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有时在引导小学生改正错误的时候，应该有目的地组织他们反复练（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条件），培养其道德意志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品德教育的目的。

原则三：以身作则，以情感人

一个人的情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感染别人，使对方产生相同或与之有联系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感染性。

在进行思想品德评价中，教师要针对小学生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模仿性强、可塑性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要用自己对学生高度热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使他“亲其师，信其道”；另一方面又要用自己具有丰富道德情感的形象对学生起示范作用，所以在引导学生评价中要严格作好教师的自我评价，（我们为此在教师中开展教师工作评估，实行教师工作积分制）要求每一个教师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衡量、要求自己，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行为，注意自己对社会、对他人、对学生的评价语言。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勇于自我批评，诚心诚意地、民主地接受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这样，才能做好学生的表率，不愧“为人师表”，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起到感染、教育学生的作用。

由于小学生的道德行为往往受教师、家长和社会评价的影响，所以教师和家长在平时各项活动中对学生的评价要准确、恰当，要有激励性。特别是对待道德行为差的学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培养他们的道德意志和信心，使其刚刚荫芽的思想火花能够越闪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