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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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努力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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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篇3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22-02

价值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经典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及在其基础上展开的关于分配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分配方面应该按劳分配；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一个要素，因此应当形成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理论。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主体性。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机会。

一、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及相应分配理论的概念界定

（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广义价值论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以及《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蔡继明提出：“根据广义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1}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降格为一个生产要素，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分配理论，关系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理论与之对应。在广义价值论的基础上，蔡继明教授与谷书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2}这大体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

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200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

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蔡教授写到“亚当・斯密曾以鹿和海狸的交换为例说明价值决定，认为，1只鹿之所以能和两只海狸相交换，是因为捕获1只鹿和捕获2只海狸耗费了同量劳动，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但是，他马上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4}由此，蔡教授认为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实仅存在一种价值理论，即生产费用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的价值论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规定。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相对较早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广义价值论者否认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可，以此否认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从历史的观点与阶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存在过，斯密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背离了他最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主体性在作怪。在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还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劳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无所事事的封建势力，而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当斯密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进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斯密的有生岁月了封建势力，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辛苦的劳动，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使唤的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为再次论证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斯密开始在价值理论上背离劳动价值论。因此，广义价值论者抛出的这个置疑其实是主体性的问题。

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作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诸如上面的辩论有很多，但是无论有多少辩论，都会限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都是无解的。作为一个劳动者，笔者是劳动价值论的坚持者与学习者，初次接触广义价值论时，试图逐条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应《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那本书当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质疑。但后来发现，陷于这场无解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主体性，对利益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主体性”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置身于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你承认与否，你都具有主体性与阶级性，没有人是公平的使者，尤其是那些自称为是客观公正的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学者们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分别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为主体。”{5}我们不应该流于谁对谁错的表面现象，应该对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进行归类，首先明确一个学者的主体性与阶级归属，然后便可以明确他的观点的立场，他是为谁说话的。我们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者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代表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学者，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者。显然，当双方处于不同阶级主体辩论阶级主体利益时，辩论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而在于你是谁。

三、走出辩论本身，接受理论与现实的考验

（一）强者为王

我们说不同主题之间就主体利益的辩论是无意义的，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主沉浮？强者为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上也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文化。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最终能够掌握利益分配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这要看哪个阶级最终掌握了物质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盐铁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谈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重农抑商”，农为本、商为末，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是中国古代从来就有的，中国在封建领主制时期的周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发达的商品经济，《周易》中有大量的关于商业活动的记载，春秋时的齐国，以发达的商业而称霸一时，战国时更是涌现了诸如范蠡、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大商人。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却在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之后经历了与西欧的商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命运，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只看到了商业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而忽略了与这些金银财宝一起成长起来的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于是，在西欧商业资本发展成了产业资本，资产阶级桎梏他们的封建势力而成为统治阶级。但情况在中国古代却截然不同，封建势力害怕大商贾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在秦统一后大体确立。汉昭帝始元六年，由霍光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会议”，“会议上，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主义就盐铁专卖与农商关系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是霍光一派获胜，这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胜利。至此以后，重商思想很少再有人提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由此确立。”{6}为什么以霍光一派为代表的重农抑商主义会赢得那场辩论的胜利，当时的封建领主的势力已经由于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各种分权政策而被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社会当中不是物质力量的统治者。

（二）资本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与现实上的没落

那么回到我们这场关于广义价值论与狭义价值论之争，既然辩论本身已经没有意义，那么在辩论之外，究竟哪个阶级主体会最终胜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去一探究竟。

以辩护论为方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已经渐趋终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利用信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在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利他。我们说利他源于利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利己不见得能够利他，利己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道德的沦丧，因此个体的理性不等于总体的理性，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看不见的手，因为它真的不存在。辩护论的方法还“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的社会形式。”{7}从这一点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未免太过于确定与绝对化了，那种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制度的论断是极其露骨的辩护。辩护论的方法留于现象描述的方法，不探讨本质规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他们把经济体系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部分，有的加进中观部分，但都是孤立地看问题的方法，看不到个体与总体的联系，没有联系也就掩盖了矛盾。他们分析生产就是生产，分析消费就是消费。辩护论的方法还片面强调数学化，认为应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是检验理论是否有深度的一种重要的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刚刚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因为还未步入社会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在国外刻苦的学习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掌握了高深的金融工程，但作为学生，就像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样，他们同样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毕业后回国工作，用的就是在国外学会的数学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在不了解国情的情况下的置空的理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辩护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庸俗的实用主义，之所以称之为庸俗，是因为它为追逐创造财富这种有用性而不择手段。

资本主义的没落是资本的没落。资本曾经作为财富增长的手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那个时候，资本与人具有同一性。但是今天，当资本越来越投向既存收入，而不是投向新增收入时，资本是不顾劳动者而在虚拟经济领域牟利，资本的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一致了。于是，当资本总体脱劳动时，资本不再同一于人。它已经再无合理性而言了。{8}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不是忽略个体，而是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它是同一于人类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按劳分配的理论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理论，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走过了许多弯路。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因辩护论的方法而走向没落，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朝阳还没有出现。在很多打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旗号名下提出的理论充斥着不合理的因素。但这一切的不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前途，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它必须明确主体性、革新方法、发展理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经济理论必然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

注释：

{1}蔡继明.比较利益说与广义价值论.南开经济研究，1987（1）；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8

{4}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5}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6}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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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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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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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经济学研究自学说创立之初就有两种根源，一种是对增加人类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因此，梳理古典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脉络能够有效弥补高度数理化的经济学研究的偏颇之处，使经济学发展步入更为平衡与健康的轨道。本文将归纳和总结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流派与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伦理研究对我国现阶段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派；理性经济人；公正旁观者；经济学伦理

一、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及政策建议。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出现高度数理化和“工程学”方法泛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为总结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往往采取高度抽象概括的数学模型，通过设定苛刻的假设条件来研究某些要素变动对总体经济规律产生的影响。从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延伸，认为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属于纯经济动物，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无需重视道德关怀和伦理价值，企图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解读。然而，如果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需要运用逻辑推理等工程学原理，那么基于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往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伦理因素与道德因素，从而使经济政策能够促进更广大意义上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沦为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动荡的推手与帮凶。

二、古典经济学派伦理基础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主要探讨了国民财富的基本性质及产生根源，并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而利己的，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中是各经济主体人格化的体现，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益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等。亚当・斯密同时推断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市场将通过‘看不见的手’推动社会改进，市场主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做出了更大贡献，而这种社会贡献虽然不源自市场主体的初衷，但客观上往往比源于单纯的利他性动机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斯密的论述并没有从结论上或道德上肯定了功利主义乃至工具主义的观点，即人可以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不加任何限制于道德约束，而任何一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寻都在客观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整体福祉的增长。斯密在道德上并没有对人类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以否定，而是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其正当性。但同时斯密也指出，这种正当性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靠一整套伦理机制加以制约。而斯密将这种机制称为‘公正的旁观者’，而其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理智、原则、良心，内心的仲裁者以及由此建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道德体系、伦理体系等，并同时强调这一整套机制对理性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引导约束作用。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曾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其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康德对源自人类内心深处并且与生俱来的道德律的敬畏与尊崇。这与亚当・斯密在其另一部伦理学经典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也表述了与康德类似的观点，并在其经济学论述中强调了源自人类自身道德律、良心、理智乃至由此建立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等上层建筑对人类自利本性的约束与制约。

三、国富论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辨析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存在一种凌驾于其上的力量，推动人类在主观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导致了社会整体效用的最大化。然而，斯密并未对何谓“看得见的手”做出明确解释，后世经济学家将其理解为源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本身的力量，即客观规律本身。但根据《国富论》中对这一规律的描述，不难发现斯密本人对“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内涵具有更宽泛的理解，其中包括源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中源自利己性的利他行为，例如鞋业生产者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然要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工具、改善经营管理方式等行为，这一定意义上就促进了整个制鞋工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给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福利。其次，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外，“看不见的手”还包括源自人性深处的理智、原则、良心、道德等利他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制度约束机制。这些都有利于把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他人及社会的破坏性因素降到最低。关于此种机制的解释，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称之为“公正的旁观者”或者“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的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在此种意义上，斯密的经济学原则与伦理学原则出现了重合与统一。由此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及“理性经济人假设”并未给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也没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过度提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是希望通过能够促进社会正义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及诉诸人类内心深处的理性与道德对人类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加以约束限制，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四、启示

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学科，为探索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推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根源的探究，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源源主要建立在三大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其一、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二、产权界定的基础为私有制，并进一步重申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基，是神圣不可撼动的。其三、强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运营机制，主张应将政府干预限制在最低水平。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伦理思想确认了以追求个人权利、财富最大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得出结论：只有确保充分的市场竞争及降低政府干预才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普遍增加。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开始揭示古典经济学派的伦理学弊端，并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在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时，将无法达到福利经济学理论指出的社会福利普遍增加。相反，容易导致社会风气的普遍下降以及社会大众对财富占有欲的无限膨胀，从而把整个社会拖入经济危机的谷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调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缺陷，充分融合政治经济学中政府干预、道德约束等基本思想，最终引导社会风气更加趋向公平正义。（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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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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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篇9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篇10

从这个角度审视，最先进入视野的，就是消费这个主题。长期以来，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后现代主义者（西方者）一提到经济问题，就偏向“消费”这个主题，就要提对现代性经济学家“生产”主题的反命题。这个发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从后现代性（第二次现代化，即信息化）眼光中看到的消费，具有对现代性（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生产”概念的解构作用。这才是从现代化角度观察到的商务的要害所在。

两种消费

“回到消费本身”，浅层次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生产普遍过剩，而且是制度性的生产过剩，所以要补经济学“太极”阴阳的另一面―消费。具体来说，首先，要在简单再生产和交换领域，将消费的交换价值从生产的交换价值中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化；然后，在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领域，将消费的增值与生产的增值对应起来。在这里，生产与消费同是现代性的范畴，是现代性范畴内部的一对矛盾。“回到消费本身”是为了不使矛盾过于偏向它目前失衡的一面，以达到经济循环与社会和谐的目的。然而，“回到消费本身”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战略含义。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把消费始终视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不认为消费会对生产构成障碍，根子在现代性本身。也就是说，制度性的有效消费不足，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工业化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它是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生产为中心”，确切地说是以“生产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与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理性为中心，以理性本质为中心的现代性观念，是相互伴生的。

第一个区分两种消费的经济学家，是1897年出生的巴塔耶。巴塔耶是经济学中的尼采，他本人也确实深受尼采影响。虽然巴塔耶没有象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一样宣称“生产死了”，但他以消费为中心的普遍经济学的提出，倒确实回答了“上帝死了”之后，到底谁活着的问题。他的结论，当然是消费者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常说“以顾客为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命题。在经典的经济学名著《普遍经济学》中，巴塔耶天才地提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循环经济的思想，提出“经济取决于地球上的能量循环”的核心观点。巴塔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观点之一，就是提出了两种消费的思想。第一种消费是生产性消费，第二种消费是非生产性消费。

生产性消费，是指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非生产性消费，是指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生产性消费，是依附于生产的消费。这种消费的目的在于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常说“扩大消费，促进增长”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但是，这种消费并不是消费的全部。所以我们还必须理解巴塔耶所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消费：非生产性的消费。

非生产性消费，是作为消费者个人目的实现的消费，即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不是通过消费来促进生产，而是通过生产来促进消费；或者说，不消费就不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生产。然而，巴塔耶所说的非生产性消费，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是后现代的含义。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异质性的，后者是同质性的。异质性就是个性化，因此非生产性消费在后现代性意义中，就是指个性化消费。真正对同质性生产体系产生解构作用的，正是这种异质性的消费。

回到生活本身

1、从生产向生活复归

信息化的根本经济必要性，在这里就被自然地揭示出来了。工业化作为同质性生产体系，其同质性是建立在对信息忽略不计这种非普遍性假设上的。这是亚当・斯密的“功劳”。工业化靠货币代表价值，信息化靠信息代表价值，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是同质性的显示中介，信息是异质性的显示中介。巴塔耶对工业化的历史局限进行揭示，其中一方面就是针对这一点：“共同的尺度，即社会同质性及由此而来的活动的基础，就是货币，也就是集体活动的不同产品可以计量的等价物”。在巴塔耶看来，人的本性是有个性的，违反个性化的同质化生产，只是人类工业化这一阶段的特例，异质性生产才是普遍的。因此他把工业化经济学称为特殊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称为普遍经济学。按照巴塔耶观点，可以自然地推论出：信息化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以人为本，就是以个性化作为人之根本；回到个性化的人，就是从同质化的生产，回到异质性的消费。

2、从社会生产向日常生活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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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4-0243-03

过去的教学观点认为，经济学较难进行实验课程的设置，只能依靠课堂上教师对经济学理论和现象的讲解以及逻辑上的分析来进行日常教学。学生单纯的通过教师课堂的讲解和课后的习题，很难对于经济问题的形成、环境和发展的过程有一个清楚、直观的了解。所以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经济学课程的教授是摆在大学教育面前的重大问题。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是一种将实验手段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式，西方有关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史密斯于1962年发表了称之为实验经济学奠基石的文章《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也因为对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实验经济学已经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计算机仿真（Computer Simulation）成为一种实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成果，建立被仿真系统的计算机模型，并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对模型进行动态实验的一门综合性的技术。两者都通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经济学原理，在方法、作用和结构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施的方式、参与的对象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如何运用两者的优势作用于经济学的实验教学中，是继续深化大学素质教育以及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校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计算机仿真的发展和应用

迅速发展的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包容和显化行为者的有限理性，是研究经济制度的偏好演化和政策评估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它运用了编程思想，将经济模型转换为计算机模型，通过计算机仿真程序运行实现，将结果与预计进行比较，还可以通过改变一些参数和设置来重新改变结果，以观察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结果。仿真的具体方法一般是先建立关于仿真的基本框架模型，然后进一步的量化、具体化，通过软件设计和程序设计编写转化成计算机语言，设计各种不同的、有意义的环境运行仿真。相对于单纯的理论分析或者复杂耗时的实物实验来讲，仿真实验具有经济、可重复、耗时短、可控性等多方面的优点。仿真研究需要合理的行为设定，通过不同的设定来运行得到各种可能的数据结果。

二、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实验经济学是一种将实验手段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式，它是在可以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针对一些经济理论或者经济现象，通过人为地设置各种条件和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和制度，以此观察实验运行的方式和实验对象的各种不同行为，最后分析解释各种实验结果和现象，以达到剖析、检验和进一步完善经济理论并在一定情况下提供政策抉择的研究方法。实验实施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需要认真评估其存在的大量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时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完成。实验的方法论是需要全面的考虑和评估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在进行实验的不同阶段时，经常会出现客观性和真理性不一样的情况，所以需要研究人员使用合适的方法选择正确、客观、真实的数据信息。科学客观的认识事物，经历从整体到个体，再从个体回归到整体的过程。在建立模型时，也有可能模型并不能代表整体，而只是特殊，所以一定要把握相对性的存在，建立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辩证存在的关系。

三、实验经济学与计算机仿真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对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的解释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基本目的相同，都是通过各种手段和工具对经济学理论做相关检验和研究。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在模型设计的整个阶段中，都要遵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要求。所以说两者在方法论、基本结构、以及研究目的上是类似的。但是两者也有一定的差别，具体表现为：

1.实验过程侧重点的不同。计算机仿真的侧重点偏向于如何运用计算机技术模拟经济模型运行的整个过程，对于软件的编制和计算机的应用有较高的要求。实验经济学侧重于实验过程中人员的组织、安排。计算机仿真的实现是学科交叉应用的结果。它需要经济学的知识来建立经济模型和数学模型，又需要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将数学模型转变为计算机模型。对于实验经济学来说，根据验证模型的实际情况，可以不需要计算机方面的应用，可以直接采用人工组织和控制的方式，实现整个过程。

2.实验过程中的参与者截然不同。计算机仿真通过计算机算法和程序的编制，在仿真的整个过程中来模拟人的行为方式。实验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群体中，通过实验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筛选。虽然在很多经济学试验中，也使用了计算机仿真来处理非抉择性的某些中间过程，并进行数据的搜集、处理和分析；但是在进行关键性的抉择的时候，还是以参与的人做出的反应为结果。

3.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的不同。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非常重要。对于计算机仿真来说，程序一旦生成、封装，多次重复进行实验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重复一次实验，甚至只需要根据要求，修改程序的参数后直接点击程序运行即可。而一般的经济学实验的重复进行，还是需要实验的再次组织。实验的最终结果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也可能发生较大差异。所以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可控性要弱于计算机仿真。

四、计算机仿真与实验经济学的应用方法

史密斯认为每一个完整的经济实验，都由实验的环境、所处的体系和参与者的行为3个因素组成。在进行实验的不同阶段时，经常会出现客观性和真理性不一样的情况，所以需要研究人员使用合适的方法选择正确、客观和真实的数据信息。要把握相对性的存在，建立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辩证存在的关系。根据以上原则，将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高校的实验教学中，需要教师在深入了解和掌握两者的方法和实验技术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实验内容，规范实验的整个过程。具体应用方法包括以下几点。

1.选择合适的理论点进行实验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结合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方法，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实验教学。每学期做6～7个实验，每次实验的时间控制在两个课时以内。确定在实验中是否需要利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来进行辅助，如果需要计算机仿真方法，还需要分析和决定在哪个环节进行设置。实验环境和制度的规范化对于实验的最终会产生的结果至关重要。要详细设计实验的参与者、实验的讲解内容和方式、实验的地点和持续时间、报酬的设计、实验的物理条件等。在设计实验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比较基准清晰化。必须考虑到实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的保密性。实验室交易制度应该明确的规定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交流程度、交流时间和采取的行动，以及行为和收益的关系。明确买家之间、卖家之间或者买卖彼此是否可以产生信息的流通。也就是：①制度规定语言，M=（M1…Mn）。它包括信息元素m=（m1，m2，…，mn）。其中Mi是由行为者i传送的行动信息集；②一个制度还规定了一组分配规则h=（h1（m），h2（m）…hn（m））。hi（m）是分配给第i个行为者的支付；③一组成本估算规则C=（C1（m），C2（m）…，Cn（m））。Ci（m）是由行为者i给出的支付，二者共同构成了行为者的信息函数。对于参与者报酬的设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参与者充分了解决策与报酬之间的所有关系，但是参与者的报酬是私有信息。实验的设计需要使得报酬超过做出不同抉择或者达成交易的主观成本。作为日常的大规模且多班级的经济学实验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都采用货币激励作为主要手段，而可以采用课堂学分和本章学分的形式，对于完成实验较好（取得效用较大或者表现合适）的同学给以较好的学分。减少参与者行为的变异性和随意性，尽可能的降低随机行为带来的实验不确定性。对于学生来说学分的奖励非常具有诱惑性，可以将参与者面对其他报酬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降到、压缩到较低。在有一些经济学实验中，应该设计参与者的不同边际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在市场实验中，成本高比成本低的卖家所获得的报酬应该少。

2.利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评估实验的结果。实验完成后，教师应该根据实验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对实验予以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是否达到预期的要求，验证理论的真实性。如果失败，需要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出需要改进的因素，为下一次实验做出准备。而效率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的标准和比较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史密斯在实验中将效率设为付给参与者的报酬和可能的最多报酬的比率。通过效率来考虑改进模型标准。

五、两者对经济学实验教学的意义

1.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在实验过程中，适当运用计算机仿真，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新方法、新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在课堂实验较为简单并且运算量不大的情况下，学生的亲身参与更加具有直观的感受，对于理论的认识也会更好，更适合采用人工处理的方式。所以经济实验的教学，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注重教学实际，根据情况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法，有效提高课堂实验教学质量。

2.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帮助学生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仿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可以通过它来检验，发现它的运行前提和环境。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观察它的不同结果和现象。通过引导学生观察这些现象的相同和不同，要求学生对结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和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得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使得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而不是教科书的被动接受者。

3.教学方式新颖，教师与学生互动性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多个主体来参与到教学中来，使他们亲自体验到市场交易的不同过程。学生通过亲自动手操作，观察数据的变化，了解变换的原因，最后掌握经济现象的本质。将经济学的教学从被动的理解，提升到将学生置身于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去参与、思考、解决问题。这种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充分、生动，赋予了学生真实的感受，帮助学生了解理论和现象产生的全部过程，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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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雪军，杨晓兰.实验经济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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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业集聚；中国；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F0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062―06

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后人的研究起到铺垫作用，对文献中所包含的若干信息分析有利于科研工作者了解学科研究动向，把握学科研究方向。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成为近年来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前沿[1]，运用可视化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研究状况[2-5]，它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等方法与传统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方法相结合。近年来，在国内出现运用知识图谱方法分析学科研究状况的动向[6-7]。例如，采用知识图谱对我国旅游管理、低碳研究热点进行分析[8-9]。但目前未有学者对产业集聚研究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可视化展示产业集聚研究状况。

产业集聚是指产业内的生产活动、销售活动以及为这种生产和销售所服务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的现象。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现象，中国产业集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命题，研究论文数量较多，需从整体把握其研究现状，以便于更好地深入研究。本文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和中文数据库资源处理软件，分析1998-2011年C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有关产业集聚的文献，用可视化图谱的形式展示这个时期我国年产业集聚研究的知识谱系，以期对我国产业集聚研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为学者掌握我国产业集聚研究的状况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通过数据挖掘、信息计量和绘制图形等一系列手段进行可视化研究的方法[10]，它是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的一种方法[11]，其概念出现在文献计量学[12、13]。本文利用CSSCIREC软件将CSSCI数据格式转换成能被Citespace处理的格式，然后采用美国德雷克塞大学陈超美博士研发的Citespace软件[14]，对命中文献记录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构建产业集聚领域的知识图谱，探寻研究热点，揭示产业集聚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数据来源

按照徐康宁教授在《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和影响研究》一文中对产业集聚及相关概念的定义[15]，以及多次试检索，确定以“产业集聚”、“产业集群”、“产业聚集”为检索关键词， 对1998-2011年间CSSCI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经过去重、辨别、整理，得产业集聚研究相关论文3074篇。以此作为分析的对象，利用CSSCIREC软件和Citespace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与处理。

二统计分析

（一）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我国近14年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论文数量年度分布见图1所示。我国产业集聚研究发文量从1998年的零篇，稳步增加，逐渐增长，到2009年左右基本稳定，现略有下滑。可见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从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到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逐渐发展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命题。

（二）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描述，对研究领域内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方向[16]。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所有文献的关键词共被引分析，将1998-2011年为一个时间跨度，选择每一年内高被引的前50个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聚类视角，得到关键词的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见图2），在可视化图谱中显示为较大的节点为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共有551个节点，369个连接，网络密度为0.0066。可见，“产业集群”的使用频次最高（3177），其次是 “产业集聚” （772）、“竞争优势”（183）等。

对词频（取40次以上）进行统计排序，得到高频关键词分布情况（见表1），并结合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将产业集聚研究归纳为5个主要方面：一是产业集聚研究；二是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及演化研究；三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四是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五是产业集群创新研究。

（三）被引文献

基于文献共被引关系，按照一定的共被引频次，可以在引文网络中形成不同的文献聚类。在知识图谱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聚类代表了产业集聚研究的核心学术群体，拥有强大的学术团队和科研实力。将“参考文献”作为网络节点，以“标题”、“摘要”、“描述”作为术语来源，绘制文献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见图3），其中被引越多的文献在可视化图谱中表现为圆点越大。共有345个节点，478个连接，网络密度为0.0131。

从图3可识别出5个具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一是国内王缉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2001）一书，该书是以地方企业集群为焦点探讨如何营造区域创新环境、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以应对全球化挑战；二是梁琦的《产业集聚论》（2004）一书，该书在国际经济背景下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研究，针对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情况下，一国产业是否重新布局，产业集聚中心是否迁徙等问题进行分析；三是仇保兴的《小企业集群研究》（1999）一书，该书论述了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小”与“大”的转换，即在某一区域形成“小企业集群”之后，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作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四是迈克尔・波特（李明轩译）的《国家竞争优势》（2002） 一书，本书介绍了波特的“钻石”模型，是认识国家或地区竞争地位的方法；五是Porter M的《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对基于产业集群的国家竞争优势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另外，Krugman P 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该文提出中心-边界理论，即一个地区如何发展成为差异性的区域，中心是工业化区域而是农业区域）和韦伯・阿尔弗雷德（李刚剑译）的《工业区位论》（1997）（论述了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也有较高的被引频次。它们共同构成了产业集聚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文献。

（四）发文作者和被引作者

（1）发文作者

对文献进行发文作者共被引分析，得到发文作者共被引聚类的知识图谱（见图4），较大的节点出现频次较高的发文作者，共有308个节点，67个连接，网络密度为0.0023。从图4可知，聂鸣出现频次最高，其次是胡汉辉、王缉慈、魏江等。但是在产业集聚研究领域的学者基本处于相对独自研究的状态。

图4产业集聚研究发文作者的知识图谱（1998～2011）

对发文量（取15篇以上）进行统计排序，得到产业集聚研究领域高发文作者的分布情况，见表2所示。有14位作者的发文量在15篇以上，其中华中科技大学的聂鸣教授、东南大学的胡汉辉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浙江大学的魏江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的陆立军教授等为产业集聚研究领域的高发文作者。对高发文作者的研究方向进行分析，发现产业集聚研究领域的学者大多数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技术创新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方向的研究人员对产业集聚的关注较高。（2）被引作者

对文献进行被引作者共被引分析，得到被引作者聚类知识图谱（见图5），共有255个节点，404个连接，网络密度为0.0356。Porter M的被引频次最高，其次是王缉慈、Krugman、魏江、梁琦等。

按照被引频次（取60次以上）排序统计，重要被引作者见表3所示。结合图5，可见高被引的作者主要有三大大类，第一大类是一些国内各大院所著名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学者，如王缉慈、魏江、梁琦、魏守华、蔡宁等；第二大类是国际和国内一些权威的机构或者是课题组，如国家统计局、OECD；第三类是国外有关产业集聚概念、理论以及论述或者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的作者，如Porter M、Krugman P、Marshall A、Alfred Weber。

（五）发文期刊和被引期刊

（1）发文期刊

按照载文量（取15篇以上）排序统计，重要发文期刊见表4所示。载文量大于15篇的期刊共46个，载文量从高往低排名依次是《科技进步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生产力研究》、《经济地理》、《统计与决策》、《中国科技论坛》、《经济纵横》、《中国软科学》等。

（2）被引期刊

被引期刊知识图谱共有232个节点，468个连接，网络密度为0.0425。从图6可见，1998-2011年产业集聚研究领域被引较多的期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经济、地理和政治方面的期刊，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Harvard Business Review、Regional Stud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World Development、Economic Geography、Research Policy等；另一类是国内经济管理方面的顶级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外国经济与管理》、《科研管理》等。

按照被引次数（取150次以上）排序统计，重要被引期刊见表5所示。被引150次以上的期刊共28个，《中国工业经济》被引最多，其次是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国软科学》、《经济研究》等。

（六）发文机构

1998-2011年间，产业集聚研究高发文机构分布情况见表6所示。从表6可知，产业集聚研究的高发文机构主要是高校，发文量最多的是南京大学商学院，其次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天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这些研究机构是产业集聚研究的重要单位，在产业集聚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显示出较强的科研实力。高发文城市主要位于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天津、北京、广州等中心经济城市。

三总结

本文采用知识图谱对我国产业集聚研究进行分析，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研究热点、重要学术文献、学术代表人物、主要研究机构和高载文期刊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可视化展示。帮助研究者发现产业集聚领域研究状况及内部关联，为深入进行产业集聚研究提供参考。

（1）产业集聚研究从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逐渐发展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内一个成熟的研究命题。

（2）现有产业集聚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研究、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及演化研究、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和产业集群创新研究五个方面。

（3）王缉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2001）、梁琦的《产业集聚论》（2004）、仇保兴的《小企业集群研究》（1999）、迈克尔・波特（李明轩译）的《国家竞争优势》（2002） 以及Porter M的《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是被引最多的文献。

（4）聂鸣、胡汉辉、王缉慈、魏江、陆立军教授等为产业集聚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国内各大院所的经济管理类学者、国际和国内一些权威的机构或课题组以及国外有关产业集聚概念、理论以及论述或者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的创新者为被引最多的作者。

（5）《科技进步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生产力研究》、《经济地理》、《统计与决策》、《中国科技论坛》、《经济纵横》、《中国软科学》等为高载文期刊。《经济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Harvard Business Review、Regional Stud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外国经济与管理》、《科研管理》等为高被引期刊。

（6）产业集聚研究的高发文机构主要是高校，南京大学商学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天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为高发文机构。高发文城市主要位于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天津、北京、广州等中心经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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