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环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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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已从区域性转变为全球性、从暂时性转变为长远性、从潜在性转变为公开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环境保护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而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它对现代国际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传统国际法原则尤其是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影响特别突出。

 

一、环境问题的突出与环保意识的增强

 

何谓“环境”?根据我国环保法规定：“环境主要是指人类生产与活动所牵涉的所有天然的及人工的因素集合，其中有水分、大气……天然遗迹、乡村城市等”。i而环境问题则产生于“大自然本身的变异和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损害及其质变”。[1]一旦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承载极限被打破，就会导致其急剧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类对资源无限制地索取都一再挑战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加之环境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使得环境问题延伸至世界各地，最终引发了全球环境危机。而且，环境问题还在继续恶化，例如沙化侵蚀着越来越多的沃土，海洋、空气和水体污染正继续剥夺人类的美好生活;此外，温室效应还是导致厄尔尼诺、拉尼娜等灾害性现象频发的主要祸首。

 

然而，对环境进行保护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兴起。1962年，来自美国的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呼吁人们重新仔细对待环境问题，并对环境危机加以警醒。[2]十年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开端，会议诞生的《人类环境宣言》对“环境保护”进行了定义，同时制定了环保的全球战略。1987年，“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现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作品“Our Common Future”中，ii意味着人类环保意识又上升了一个高度。90年代后，环境保护发展为当今世界的三大主题之一，而《21世纪议程》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的通过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贯穿着“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观念。随后，世界各国相继以该文件为蓝本，制定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划。

 

二、环境保护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影响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弱化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早在1962年，联大就通过了题为“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决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应浪费自然资源的目标。十年后，《人类环境宣言》则指出：要周详地计划保护地球自然资源的工作，以便为这一代和下一代谋福利。此后，《地球》和《21世纪议程》都敦促国际可持续发展法的深入发展。《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国际可持续发展法将更加关注‘环境与发展’的平衡，要求各有关国家采取有效措施评估、检查过去的行为和现存的国际文件及相关制度，同时要未雨绸缪，优先考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可能性立法”。[3]鉴于对发展与环保的并重，自然资源永久主权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环境和发展领域，联大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决议，例如，1982年产生的《世界自然》不仅要求“不准浪费自然资源”，还对其利用规则进行了细化：“利用生物资源，不可超过其再生力;采取措施防止一切形式的土壤退化，并保持或提升其生产率;对使用后零消耗型资源应将其循环利用;对使用后不可再生的消耗型资源，应综合考虑进行保护性开发。”iii

 

就全球性国际公约而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指出：各国对本国领土范围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明确、保全及传于后代负有主要责任和义务;任何致使其他缔约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受损的行为都是禁止的。至于区域性国际公约，如《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西半球自然和野生物保护公约》、《欧共体关于保护自然生境和野生动植物种的指令》等，这些都为该区域的生物资源保护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 [4]

 

总而言之，国际法的发展已证明，各国有义务保护其自然资源和财富，以确保为世界各国人民及下一代的利益而能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各国还有义务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植物、各类濒危物种的生境，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因此，根据现代国际法，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不再是一国专属的国内管辖权。

 

(二)保护人类共同利益高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对国际法上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可以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本身价值及其开发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各国开始放弃传统手段而采用一种新的结合生态系统的开发资源方法。这种方法是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严峻性和“环境利用空间”有限性后的升华，其结果就是限制各国对自然资源和财富的管辖，并要求其承担一定义务。另一方面，就目前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来看，虽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得到了进一步重申，但有关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义务也备受凸显，例如在《人类环境宣言》和《世界自然》等国际软法中都强调了此点;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开放签署也必将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这一原则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在重申一国国内的生物资源属于该国主权范围的同时也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5]此外，在国际贸易领域，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指出：“一国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国家的安全，……保护环境或稀有自然资源而采取相应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出口。”iv可见，一国管理其自然资源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综上，社会的整体利益、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国际层面的法律文件中愈发受到关注。鉴于此，各国有义务站在宏观角度上合理行使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对环境保护的制约

 

(一)主权国家有权自由处置、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

 

篇2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061-007

一、引 言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然而，自Auty于1993年提出“资源诅咒”假说以来，学者们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有学者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而有些人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资源诅咒”的现象，诸如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许多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增长却不尽如人意就是很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但也带来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及诸多的环境问题，而随着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国家对环境规制逐步强化，环境标准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环境规制目前严格背景下，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环境规制、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相容的均衡发展模式，制定科学的经济政策，促使我国中西部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高省份的经济快速增长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它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对此，学者们利用不同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结果并不一致。有一部分学者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的关系。Papyrakis，Gerlagh（2004）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从而带来了资源诅咒的现象。[1]徐康宁、王剑（2006）利用采掘业部门的投入水平来衡量自然资源禀赋，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在我国内部地区层面存在资源诅咒，密集而过度地开采资源导致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2]邵帅、齐中英（2008）认为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能源开发通过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阻碍了经济增长。[3]岳利萍等（2011）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面的直接效应，也存在负面的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受教育水平、开放度、R&D等社会经济变量，降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的关系。Alexeev，Conrad（2009）实证结果表明在长期，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5]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或者不确定。丁菊红、王永钦等（2007）认为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现象的短期效果不明显。[6]Lederman，Maloney（2008）认为，资源诅咒的结论缺乏稳定性，部分指标的筛选缺少相关性，另外，限于数据的制约，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跨国数据难以准确描述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7]

近年来，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主要有：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影响。Francesco Testa等（2011），张中元、赵国庆（2011）等学者认为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及生产率[8]{9]。张成等（2011）认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U”型关系。[10]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竞争力的影响。Chintrakam （2008）认为严格的规制不利于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改善，进而有损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11]Rutqvist（2009）用美国48个州的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不具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12]傅京燕、李丽莎（2010）认为环境规制与我国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呈“U”型关系。[13]还有少部分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熊艳（2011）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得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呈正“U”型的关系。[14]

回顾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大多是单独考察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把自然资源禀赋放在环境规制的背景下，来考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研究至今尚未发现。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将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通过经验研究试图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二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三是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不是改变了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

（一）自然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社会经济要素禀赋，还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以往多数文献认为，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代表一个地区的软资源，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然而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而言，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直接作用体现在，自然资源能够加快资金积累，降低原材料及燃料等生产要素成本，扩大生产性边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自然资源能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间接作用体现在，当经济体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时，自然资源会通过内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动、技术创新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三种渠道抑制经济增长，关键表现在资本转移、制度弱化、人力资本不足和创新挤出等方面。[15]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引起从事创新活动人员数目的减少挤出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通过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了政治制度的弱化，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本文认为，以往的文献把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对立起来，实际上，如果不是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对自然资源的严重路径依赖，物质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也会促进自然资源高效低污染地开发，会进一步发挥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重效应，其一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其二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这两个效应都体现在对微观主体——企业的作用上。[16]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企业治理环境污染，需要购买治污技术和设备，支付一定的污染治理费用，从而带来了企业生产成本直接的增加，即所谓的“遵循成本”。第二，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会间接造成某些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间接成本。 [17]因此，环境规制会因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减弱了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优化效率”效应上。“创新补偿”是由Porter（1995）提出来的，即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创新补偿和生产工艺创新补偿来提高生产效率。[18]通过刺激企业改进技术水平而激发出来的“创新补偿”效应不仅能够部分抵消企业的“遵循成本”，而且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优化效率”效应是指在环境规制的限制下，企业通过突破原有的低生产效率模式，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X效率。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企业进行优化资源配置，在变动的条件下进行改进与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包含上述正负两种效应，应该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效应来最终确定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环境规制与自然资源禀赋的相互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然资源禀赋能够扩大一个地区的生产性边界，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越丰富，该区域的经济增长越快，需要利用的自然资源总量就越大。如果该区域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利用的数量越大，其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就越大。而如果环境污染越大，越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及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因此，自然资源禀赋的高低影响了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

与此同时，在既定环境规制强度约束下，如果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对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的依赖程度高，那么环境规制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约束就会越大，进而会限制资源型区域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如果该地区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禀赋的依赖程度低，则环境规制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就小。

在短期内，环境规制通过约束自然资源的利用，抵消自然资源带来的比较优势，制约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内，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通过技术进步促进自然资源的深度合理利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又会刺激新的对环保产品的需求，促进环保产品的发展，带动环保产品方面的投资，进而刺激区域经济增长。

四、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运用30个省份（除）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了考察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设立如下计量模型（1）：

yit=？茁0+？茁1nrit+？茁2erit+？茁3Zit+？滋it（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yit是各地区经济增长指标，用各个地区的实际人均GDP来表示，代表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水平，nrit代表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Zit是一组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滋it为扰动项。我们引入如下控制变量：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hk）、劳动力投入（l）和贸易开放度（open）。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我们借鉴熊艳（2011）的实证，在计量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设立如下计量模型（2）：

yit=？茁0+？茁1nrit+？茁2erit+？茁3erit2+？茁4Zit+？滋it（2）

为了考察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是否影响自然资源禀赋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然资源禀赋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设立如下计量模型（3）：

yit=？茁0+？茁1nrit+？茁2erit+？茁3nrit×erit+？茁4Zit+？滋it（3）

为了考察在长期内，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是否影响自然资源禀赋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3）的基础上将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同时也加入环境规制滞后一期的平方项。设立如下计量模型（4）：

yit=？茁0+？茁1nrit+？茁2erit-1+？茁3erit-12+？茁4nrit×erit-1+？茁5Zit+？滋it（4）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由于自然资源涵盖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气候和海洋等资源，出于数据有限和研究的方便，本文参照徐康宁、王剑（2006）的测量方法，用采掘业部门的从业人数与当地从业人员总数之比来衡量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水平。

对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Philippe，Sergio （2005）的研究发现二氧化硫排放对企业的边际成本以及影响力较强，能较好的反映一个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程度，是验证波特假设的一个很好的变量。[19]且二氧化硫排放是我国环境管制中的典型污染物和主要控制对象，其数据统计较为科学完整，同时又与经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而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指标同质性较差，进行省区间的比较则会出现较大误差。因此本文参照张中元、赵国庆（2012），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衡量，其中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等于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排放量之和）的比值。

控制变量：①物质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公式Kt=Kt-1（1-？啄）+It进行计算，其中Kt表示各期的资本存量水平，新增投资It为各省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啄表示折旧率。本文的资本存量根据单豪杰（2008）[20]的数据，换算成以1999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其中折旧率取10.96%。②人力资本用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数据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抽样统计地区受教育人群分布计算得到。具体计算公式为Ht=■HEit·hi。其中Ht表示t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Eit为t期第i层次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数比重，hi为第i层次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其中大专及以上以16年计，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文盲0年。③劳动力投入用年底就业人数表示。④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来衡量，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地区进出口总值的美元计价数乘以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而得。

以上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具体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五、实证分析

回归过程中我们使用stata2.0软件进行相应的处理。本文在进一步分析前，对以上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经对数化处理后的数据会具备一些良好的特征，消耗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问题，增强其平稳性，且不会改变原始数据的特性，能使估计结果更优。[21]

由于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又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22]，为了有效控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动态面板估计上述模型。Blundell&Bond（1998）提出了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变量信息来构造工具变量的系统GMM估计法，这一估计法在一阶差分方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水平方程而构成一个两方程系统。水平方程的引入不仅有效地增加了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其本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也被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这样，系统GMM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弱工具变量问题，提高了估计效率。因此，我们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将结果报告于表2。

表2显示的是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2中Arellano-Bond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表明，各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二阶残差自相关，意味着模型所得到的GMM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另外，模型也均通过了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表明模型中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

模型（1）中自然资源禀赋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这与“遵循成本说”的观点相一致，即环境规制由于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熊艳，2011），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转型，受环境规制约束很大。控制变量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度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均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模型（2）中的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熊艳（2011）得出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的结论不同。我们认为熊艳（2011）的模型中没有控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其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根据回归的结果可以计算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为0.139（e-1.973），而我们观测点中有83.03%的样本值都大于0.139，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样本观察点来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可能原因在于，对于现阶段的企业而言，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治理污染成本的增加而逐步增大，在技术状况和需求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治污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模型（2）中的其他变量符号和显著性都与模型（1）保持一致。

模型（3）中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符号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禀赋弹性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抵消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区域的技术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加入环境规制之后，由于治理污染的成本较高，超过了自然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此时，自然资源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除此之外，模型（3）中的其他变量符号和显著性都与模型（1）、模型（2）保持一致。

模型（4）中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和滞后一期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长期内，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由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在相当大的领域内存在，环境规制依然对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约束作用。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的交互项符号显著为负，表明在长期内，环境规制依然限制了资源型区域的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抑制了区域的经济增长。除劳动力的符号变为负数之外，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都显著为正。

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抵消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均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23]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基于2000—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实证研究了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表明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且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抵消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表明我国还是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方式还未转型；第三，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对于绝大多数样本观察点来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第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均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研究结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显而易见：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规避环境规制通过约束资源的利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那些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地方政府，一方面，应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提高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应大力增加与自然资源深度高效利用相关的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使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1]Papyrakis，E，Gerlagh，R.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J].Channel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32（1）：181-193.

[2]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 ：78-89.

[3]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的假说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4）：147-160.

[4]岳利萍，吴振磊，白永秀.中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153-159.

[5]Alexeev，M，Conrad，R.The elusive curse of oil[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9，91（3）：586-598.

[6]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吗？[J].世界经济，2007，（9）：38-46.

[7]Lederman，D，Maloney，W F.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resource curse[R].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766，The World Bank，2008.

[8]Francesco，T，Fabio，I，Marco，F.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the case of the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ome EU reg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1，（92）：2136-2144.

[9]张中元，赵国庆.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4）：19-32.

[10]张成，陆旸，郭路，于同申.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

[11]Chintrakam，P.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S. states’ technical inefficiency[J].Economies Letters，2008，100（3）：363-365.

[12]Rutqvist，J.Porter or pollution haven？ ——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competit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conomics [R].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2009.

[13]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87-97.

[14]熊艳.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126-131.

[15]张景华.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效应——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5）：15-23.

[16].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J].华东经济管理，2012，（7）：55-57、106.

[17]Jaffe，A B，Palmer，J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4）：610-619.

[18]Porter，ME，van der Linde，C.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4）：97-118.

[19]Philippe，B，Sergio，P.Sulphur emiss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Annal of Public & Cooperative Economics，2005，76（2）：275-300.

[20]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篇3

2. 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蒋庭松等，1991，1991，1993)

3. 我国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管理的现行经济手段及其评价

4. 关于我国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管理的建议 模式，利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管理，减少资源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湖北、陕西、新疆等省、自治区也制定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有关政策，准备付诸实施。

上述各种经济手段对于遏制自然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政出多门，缺少协调。如上所述，各个部门与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收费名目繁多，有的相互之间重复，有的缺乏法律依据，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这就削弱了国家作为自然环境资源所有者代表实现其价值的权威性，影响了这一手段的效果。

缺少科学依据，激励作用不强。没有根据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以及开发活动的损失为基础制定收费费率，标准偏低，从而难以刺激开发者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手段单调。如上所述，运用的经济手段绝大部分为征收税费这一种，而其他经济手段则运用甚少。

资金挪用严重。既然收取的费用是自然环境资源价值的体现，是自然资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那么，为了维护自然环境资源的再生产，这些费用必须再投入到自然环境资源的恢复、保护与增殖项目中去，但被挪作它用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挪用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是最普遍、最不被人注意的形式是，根据管辖权限收费，安排使用。这就造成位于一地的开发者向在另一地的管辖者交费，这样，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就不能得到补偿，这部分价值实际是被挪到别处使用了。

4. 关于我国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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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资源概述

1.自然资源的概念

自然资源，顾名思义是指来源于自然界的自然条件、物质和能量。“资源”一词来源于经济学科，是作为生产实践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提出来的，具有实体性。《辞海》把资源概括为“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把自然资源定义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料。如土地资源、水力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所谓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能够生产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

自然资源具有两个本质属性：有效性和稀缺性。作为资源必须具有社会性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即自然资源对于社会的有效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人类获取的自然物质和能量。资源又必须有稀缺性。只要是物质和能量，就人类利用而言，它总是在被消耗，无疑就总会是稀缺的。资源的有效性刺激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断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同时消耗资源；而稀缺性则迫使人类不断地发掘新资源，寻求替代资源，探索资源高效利用的途径。有效性展示出资源的功能性和适应性，决定着资源的利用方向和特征；而稀缺性影响着资源的时空组合，在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上具有特殊意义。

2.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界定

环境与自然资源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两者既有相近的特性也有不同的特点。说其有相近性，是因为除了在两者的分类中有着重叠和交叉的地方外，同时无论是环境还是自然资源都是以物质、能量或环境要素的形式出现，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其区别性在于：自然资源一般说来是一个侧重于经济的概念，侧重点是它的经济效用、经济价值、经济效益，对资源的保护亦着眼于“量”的状态的维持，其基本状态往往是以单个要素且以物化的形式存在；而环境，则一个侧重于系统平衡的生态性概念，是一个众多要素的综合体，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往往以系统形式存在。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保护的客体，它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人类环境系统的平衡，保持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是保护自然界“质”的状态。所以说，环境与资源是既有相近性又有不同点的两个概念，不能认为资源就是资源，环境就是环境，把两者绝对的区别开来，也不能把环境和自然资源者两个概念交叉使用或相互代替，更不能干脆把环境和自然资源合二为一，而应该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这两个概念。

二、我国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合，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同环境这个概念一样，目前我国学术界不仅对“环境法”这个概念有多种说法，而且关于它的称谓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环境法”，表述为：环境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保证执行的关于保护与改善环境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也有的学者认为：环境保护法，是指调整因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还有学者把它称为：自然资源法，是指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有的学者则称为：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法或环境和国土资源法，认为国土资源主要就是自然资源，即能够为人们所利用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要素，一般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旅游资源等，将国土法和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相等同。［4］还有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法，认为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总之，现如今的学术界对“环境”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从而导致“环境法”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定论。

从立法成果来看，自从1978年，我国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以来，我国已经制定了以《环境保护法》为首的20余部与环境与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在该法律体系下还分别形成了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和生态保护法三大类子法体系。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环境保护法体系与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是一个母法体系与子法体系的关系，环境保护法体系不仅规制了环境保护的专门问题，也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进行了规制。

三、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有机统一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在强调“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同时，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环境立法思想。

现代环境科学已经证明，环境与自然资源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两种物质，二者相互依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破坏了环境往往会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浪费与污染也往往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与立法目的上都有很多相重合的地方。于是理论界中有些学者主张将两法合并，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合并立法后往往会因片面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功能而弱化对其经济效能的保护，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也非常有必要，因为法律往往和政策、道德、人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不排除人们在制定法律、政策与执行法律、政策时过分强调生态保护中心主义或者过分强调经济优先主义，这是受到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与现实条件制约的结果。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其目的应该在于使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利用自然资源，使环境、资源、经济、人口相协调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把两项合并。

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保护有机统一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将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更名为《环境与资源基本法》。理由是：（1）“环境与资源”既包含了环境也包含了资源，即把二者相区别开来，又将二者相统一，这符合辩证思维的特点。（2）“基本”，说明了法律的效力等级。既将其与单行法律区别开来，又给人以鲜明的感官印象。并且在我国已经有以“基本法”冠名的先例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3）“法”，体现了它的适用范围和性质，即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基本法。一方面体现了环境法在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地位，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有一部法律作为其最基本的法律基础，而环境保护工作又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国家需要有多方面的政策、原则、制度、措施的宣示；另一方面，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核心法律，它又是其他环境法律和法规的立法基础。

四、结语

总之，自然资源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证，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人均占有十分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和配置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及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的自然资源立法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在立法上片面强调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行政监督管理，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自然资源的配置作用，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体系对于我国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等价值的综合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金瑞林.环境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

［2.］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5.

［3］肖乾刚.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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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差异大，各种资源丰富，所以，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使用传统的开发模式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然而，在使用传统的开发模式时，利用了自然资源低价甚至无价，开发利用时所消耗的成本少的特点，这样的开采模式在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的同时，也对自然资源开发企业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在开发自然资源时使自然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使自然资源开发企业自身得到发展，是自然资源开发企业面临的问题。

一、传统开发模式的缺陷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人口众多，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仍然是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由于幅员辽阔，各种资源储量丰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进行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就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大量的开发。所以，我国的经济类型一直是资源开发型的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里，我国使用压低原材料及农副产品价格的方法来刺激我国加工工业，从而带动我国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办法。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的时期发生了作用，但在我国各个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发展后，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

首先，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资源开发企业本身的发展存在着影响。如果产品的价格较低，则会对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的经济利润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引起亏损。企业利润不高，就无法使自身的技术生产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也会对我国的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掠夺式的开采方式与低效的利用率对自然资源造成了进一步的浪费。由于企业的盈利不高，导致企业缺乏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条件，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资源进行乱采滥挖，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进而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

最后，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与污染。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每年我国排放的污染物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酸雨等情况越来越严重，生态恶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改变我国原有的自然资源开发模式对我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运用经济手段对环境进行管理的理论依据

（一）我国长期实行压低原材料价格的资源开发政策

实行这种政策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基础，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个原因是在人们的意识中，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依靠人类劳动自然形成的，是没有价值与价格的。但是，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应该设有界定，只要超过界定值，人们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二）在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中，自然资源开发产品所应具有的价格应该是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三者之和

通常情况下，自然资源的边际生产成本会用MPC表示，也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自然资源的边际外部成本指的是自然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带来的损失。边际使用成本是指人们在现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放弃了自然资源在未来可能产生的效益与价值，即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里，利用环境管理经济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指的是通过使用各种方法，让原材料的价格中可以将这些成本反映出来，从而通过市场的作用以及价格机制，使自然资源的开发活动可以沿着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来进行。

三、如何运用经济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与环境管理

（一）加强对自然环境资源本身所存在的价格与价值的研究

对自然环境资源自身所存在的价格与价值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是人们运用经济手段，是对自然环境资源进行开发及环境管理的基础。制定各种押金与税费的标准及对交易市场上的活动进行监督，这些活动都需要把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结果作为进行相关活动的依据。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可以专门组织有关的专家与学者，对我国的主要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相关的评估，以便于为对其管理与决策服务。

（二）明确各种收费关系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与环境管理的过程中，经济手段会影响边际外部成本及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外部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损失，这部分可以通过拟议中对于生态环境的补偿费用来收取，一部分是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这部分可以通过排污费来收取。这样，就组成了在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税收的相关体系，这部分费用可以由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来负责征收。边际使用者成本及部分属于边际使用者成本的公共部分共同组成了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资源税费体系，这一部分可以由对资源产业进行管理的部门来负责征收。

（三）要强调效益与费用的分析在对自然资源开发项目评价中的作用

对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并完善在自然资源开发项目中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范。同时，要对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开发活动中所收到的效益及它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所产生的损失进行全方位的估算，从而为项目的决策提供相关的依据，也可以为所要征收的生态环境的税费与资源税费的确定方法提供相关的依据。

（四）取消对于原材料价格的补贴等手段

使用经济手段，就是要使自然资源开发产品的价格（即原材料的价格）能够反映出在开发过程中所使用的完全成本。所以，要放松政府对于原材料价格的各种控制。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可以导致生产成本下降，最终使物价水平出现下降的。在整个生产销售环节中，政府可以适当地放松之前对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的价格的控制，让原材料的价格在市场的调节下，随着资源开发者及产品的利用者之间的供需关系来起到相应的刺激与调节作用，从而促使原材料的价格发生一定的变化。同时，政府也无须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会因为原材料的价格上调而造成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物价受原材料价格的上调影响而产生的上涨幅度并不大，这种情况下，物价的最大弹性系数大约是0.5，也就是说原材料的价格若是上涨了1%，那么物价水平总体最多会上涨0.5%。

（五）建立专门的自然资源保护基金

有关部门可以将所征收到的税费的一部分集中起来，成立专项的自然资源保护基金，可以使用这部分基金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相关的恢复工作进行一定的资助，进而使环境保护事业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对于自然环境这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可以像经营其他普通商品那样，让自然资源不仅可以进行简单的再生产活动，还能够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也能使环保产业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经济手段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进行一定的控制，使自然资源得到更长远地使用，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天强，王荣虎.论利用经济手段加强自然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J].大科技・科技天地，2011（04）.

[2]米素萍.用经济手段加强对自然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6）.

[3]于爽.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管理[J].中国西部科技，2006（01）.

[4]马文超.论用经济手段加强自然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J].商品与质量・建筑与发展，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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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培养幼儿勇敢、自信与探索的精神。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不同，因此，幼儿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游戏，存在“冒险行为”，可以增强幼儿的自主性，同时有利于幼儿积极的心理品质的培养。幼儿在自然环境中游戏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多种隐藏的困难，还要设计游戏环节与寻找游戏材料，因此，幼儿之间的交流性明显增多，同时也提高了幼儿表达自我想法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幼儿的社会性活动的能力。自然环境的冒险性与自由性吸引幼儿进行游戏活动，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游戏可以显著的培养幼儿勇敢、自信与探索的精神。

2.有利于儿童思维与想象力的发展，也为儿童成长提供了环保条件。自然环境中拥有地势多变的场地、新鲜的空气、种类多样的动植物，可以为儿童提供多种多样的信息以及环境的刺激，因而有利于儿童思维与想象力的发展，同时也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环保的条件，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3.为幼儿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机会，有利于提高幼儿的创造力。自然环境中的天然游戏材料，可以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探索机会。在自然环境中，幼儿对于游戏的材料可以实施就地取材，可以使用天然的地势、砂石、树木等进行体育的游戏；可以使用雪、沙以及泥土等当做结构造型的玩具材料。人工的专门化玩具，存在游戏的情节与主题单一的缺陷，而对于自然游戏材料，幼儿可以依据自身的爱好创造性的使用玩具，进而使游戏更具多样性与趣味性。自然环境中的天然素材可以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探索机会，有利于提高幼儿的创造力的发挥。

二、利用自然环境进行游戏

1.利用自然物品展开游戏。自然环境不仅可以为孩子提供天然的游戏场所，同时也可以为孩子提供大量的游戏材料。教师可以带动幼儿使用玉米秸与稻草等进行教室的布置，进而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让幼儿增加表演的欲望。同时教师还可以使用石头、树枝等自然的物品进行教学玩具的制作，让幼儿进行游戏与学习。诸如，可以组织幼儿到河边寻找鹅卵石充当打击的器乐；使用木块当做响板与积木；采集树叶制作小船；利用石头进行打水漂的游戏；引导幼儿使用稻草做稻草人或使用稻草搓绳子。游戏材料的精致性并不占主要的地位，重要的是幼儿可以在自然物品组织的游戏中获得快乐。

2.在自然环境中开展游戏。在大自然中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游戏，诸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在春天的时候，让幼儿到自然中去采野花，认识花的种类与颜色；带动孩子们感受春天的气息，在草地上尽情嬉戏。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让幼儿去小河边与小树林，可以在小树林中捉迷藏，锻炼身体；在小河边捕小鱼、捉小虾，认识鱼、虾的水性等。在秋天，可以帮助农民伯伯去收集种子、在稻田中运输粮食，还可以帮助果农摘果子，让孩子体验劳动的快乐与丰收的喜悦。在冬天的时候，孩子们可以在干水沟中进行躲猫猫的游戏。教师在自然环境中引导幼儿进行玩耍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自然知识的积累与自然界的探索，在游戏的过程中进行自然的学习。

3.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园外活动，锻炼幼儿的动作能力。孩子们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感受温暖的阳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带领孩子到田野中走麦田，让孩子感受早春与初冬的不同感觉，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利用地埂的沟渠，进行体育游戏的组织。幼儿在地埂间进行行走的过程中，可以锻炼幼儿的平衡能力的发展。在户外开展“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可以锻炼幼儿的躲闪的灵活性。在小沟渠间进行跳跃，可以锻炼孩子的跨跳的能力；运用自然资源展开园外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发展了幼儿的动作能力，让孩子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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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完成，不是产权前期改革难以进行，就是实行了改革也难以长期见效，绩效不明显。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自然资源环境一直以来都没有被作为生产要素并界定其产权归属，致使自然生态环境没有形成能够真正反映其实际价值的价格体系，在市场中，找不到相对于的市场或者市场化程度很低，更没有相对应的产权市场的存在，其价格没有正确反映资源环境的稀缺程度，导致市场对资源环境的配置失灵。

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缺失的根源：产权市场的缺失

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将自然生态环境等要素资源的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一个外部性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范畴内，外部性的效应存在正负之分，但是其内在化都与相关的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产权制度安排，需要从法律层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而产生的产权关系进行明确，这其中既包括了产权的归属权，也包括产权的流转以及监管等全过程的内容。不同的产权安排决定着各类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配置的有效性、监管的适度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1、所有权与产权理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所有权是隶属于物权的自物权，亦即权利全体对自己的所有物享有的物权。而物权是又隶属于财产权。即所有权是财产权的一种。产权概念是由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产权这一概念重要性在于其经济学分析和与市场经济的同步发展。

科斯认为产权是人们“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的配置与经济利益的获得具有密切相关性。在经济学界比较权威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阿尔钦把产权作了如下的表述：“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将产权的概念和涵义做出精准定义的是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弗鲁博顿和佩杰维奇，产权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也是与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其所有权的本质也看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所有权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对于产权本质的分析是在所有制的框架中进行的。

2、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产权

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矿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原等这一系列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在我们国家现有的市场体制里，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其产权在在理论和市场实践中，都是无法分割存在的，全民共同占有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全体人民是作为一个整合体，对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共同行使产权并获得收益。现阶段来看，这种全民共同占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实现形式是国家政府所有制。

下面通过土地这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来分析其产权安排。土地作为一种很特殊的自然生产要素资源，在我们国家，任何地区的土地资源都不是无主之地。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其处置权和收益权（无论是作为所有权还是市场经济里的产权）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都是存在明确的权利主体的。一般来说，在农村地区，现阶段的土地产权形式被称之为“集体所有”。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我国，各经济体和国家在对产权的规定中，没有“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形式的存在。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土地尤其是城市工业用地，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作为其产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直接的收益者。

在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时期，同时又是市场经济体系下，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所有权较为明确，但是其产权的实现形式和权利主体等都很模糊，所以，相应的现实中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市场也存在着各种乱象，市场体系结构中这部分的市场存在着产权缺失导致的制度性缺失。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无节制和无理性的，佩珀认为，这一系列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和控制手段本身并不是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对人类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合理的管理方式。而造成这一存在的根源在于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产权市场的缺失，产权在市场中没有交易，或者其交易的范围和程度都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3、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权的实现与产权市场

市场经济体系中，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副产品市场和排污市场等的结构缺损，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关的市场交易，只是缺乏一个成熟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相关交易市场。这种缺失的根源不在于交易本身，而在于交易行为之外决定着其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的缺失。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产权的实现，最终途径也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因此，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权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成为自然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交易中的资源稀缺性矛盾的凸显，因为某种要素资源在市场中出现了稀缺无法实现充分供应的状态，这种稀缺就成为了人们确立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以享有此类资源的配置权利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在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自然生态环境等才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提供各种服务的财产，对这些资源过度消费才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财产（用货币衡量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的过度贬值。这种情况下，如果产权没有被清晰界定，必然会导致因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市场缺失带来的所谓“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等问题的产生。

二、生态文明下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补偿与回归

生态文明在社会形态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与自然生态属性全面统一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统一不是集中属性相互间的服从与被服从，而是一种良性的契合形态。人与自热的良性循环与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人类伦理价值观的转变，更需要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直接有效也是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市场，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的真实回归，真正建立去能够反映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大程度体现其未来存在价值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价格体系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稀缺资源的合理市场价格应该等于反映其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等于使用该资源的边际成本。而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生态环境资源的无产权和零价格制度，致使其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以及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环境质量的不断降低，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推向市场，让环境资源日益提高的稀缺价格在市场中显现，才能真正在市场中体现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经济价值。

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其没有被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致使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没有准确反映其稀缺程度，导致市场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失灵。当资源已经日益稀缺时，依然实行零价格或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使用制度，其市场价格与其相对价格严重偏离，导致消费者的竞争性消费，使需求扩张，致使供求之间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资源危机日益严重。因此，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定价和有偿使用，使市场价格能有效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才能最终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作为商品的相对稀缺性在市场实践中的信号和度量，它综合反映着相关要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市场状态。

库兹涅茨通过对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史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的存在。“负效应”中包括了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矛盾和问题的累积。这些负效应的累积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根据库兹涅兹的环境污染的倒U曲线，从我国自然生态环境污染情况来看，没有经过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总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自然生态环境污染的发展还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且离拐点还有一定距离。

符合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必然是通过市场机制对自然生态环境价值补偿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实现包括生态环境资源在内的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机制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补偿，最终引导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前进。

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生产要素等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重视，在市场中也没有体现。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也逐步丧失了生态环境资源等带来的红利。由此带来的的影响是，自然生态等因素成为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因子。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只有恢复副产品等要素资源的真实经济价值，使自然生产要素的生态价值在市场运行中得到最充分的价格体现，用价格机制对自然生产要素等资源定价并提高市场主体（企业生产者和市场消费者等）对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识。

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离不开副产品市场循环机制的有序和高效运转。副产品市场外部制度环境的滞后是各种二次污染的现实滋生土壤。现代社会的很多经济活动都要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或者说这些经济活动都要消费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而使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建立健全相应的副产品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体系的调节作用，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和充分的价值补偿，而使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必要的保护欲重新建设的费用。这应是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和管理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根本之路。也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能使生态环境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并运用市场规律来解决产生负效应的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问题，并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筹措到可靠的资金，逐步解决一些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城市长期存在的“输出资源和产品、留下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副产品市场混乱的现状，促使资源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瑞娥：环境产权界定与环境资源保护的理性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1999（3）.

[2] 程承坪：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概念辨析――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J].社会科学辑刊，2007（1）.

[3]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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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的主要因子为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碳、氮氧化物、铅等。大气污染导致每年有30-70万人因烟尘污染提前死亡，2500万的儿童患慢性喉炎，400-700万的农村妇女儿童受害。

水是我们日常最需要，也上接触最多的物质之一，然而就是水如今也成了危险品。

人类活动使近海区的氮和磷增加50%-200%;过量营养物导致沿海藻类大量生长;波罗的海、北海、黑海、东中国海(东海)等出现赤潮。海洋污染导致赤潮频繁发生，破坏了红树林、珊瑚礁、海草，使近海鱼虾锐减，渔业损失惨重。

篇9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边缘区成了城市化发展的前沿阵地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切入点。与此同时，大量的建设活动进驻了人类与自然接触机会最多的城市边缘,城市边缘区正在人类的建设中加速人工化。作为维护城乡生态安全和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地区,最容易受各种自然的、人工因素的变动而改变其结构与功能的区域,一但受到损失或破坏就很难恢复。

1、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特征

1.1双重性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景观环境和农村景观环境的过渡地带，它不仅接受了城市建设型景观的扩散,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乡村类型景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市景观和乡村景观混杂的局面。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了城市景观和农村景观的双重特性。

1.2动态性

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向外蔓延,人工的生态环境逐渐向外扩展,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也变成了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环境系统，这就使得该区域内的景观结构和构成元素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并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动态的发展着。

1.3开放性

城市边缘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中心城区以及周边区域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着高度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一方面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系统要从外部输入大量能源和物质；另一方面,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系统又向外部输出大量的产品和废物，由此而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

2、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2.1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且趋向破碎化

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的无序蔓延和缺乏合理的生态环境系统规划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碎化,使得自然生态群落和廊道的的完整性受到严重损坏。在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敏感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被不断挤压，农田景观大面积减少，自然河流也被截弯取直，河道湿地被污染和填平、村庄原有的绿化在迁村并点中被夷为平地等一系列自然历史格局渐渐消亡的现实。

2.2自然景观一味人工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原先还是乡村、农田的地方，现在成了开发区、大学城、居住区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快速破碎化，土坡被移平,水沟被填埋, 景观格局中的构成要素、景观功能以及景观格局在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被人工景观要素所代替, 大面积的人工草坪取代了参天的树木，由此而形成的人工景观成片出现。到处充满着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使得该地区的环境景观远离了大自然，使边缘区绿色空间不断减少,在景观形式上也很难凸显自己的特色，在内在的景观格局上更是表现出了同质化的现象。

2.3缺乏与整体绿地系统的联系,城市热岛效应明显

现有的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功能目标单一,只关注于防护,无论在总体布局、设计、规划结构等方面都忽略了与城市的整体关系，缺少与整个城市生态廊道的连接，没有形成完善的绿地系统。与此同时，随着中心城区人口的不断聚集和产业、交通的发展，城市中心绿地出现用地不足的尴尬局面，又由于城市边缘区的绿地系统无法渗透进入城市中心区,使得城市中心区的热岛效应更加明显。

三、结合自然的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的规划原则

3.1尊重自然，生态优先的原则

城市边缘区的自然环境是其发展的优势，在生态环境规划中，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顺应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同时赋予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内涵，使人工景观、人工建筑物能够自然的融合到周边环境当中，以此来突出以山、水、林为主要特征的边缘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效应。

3.2反映区域环境特性的原则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生态因子组合和生态条件，生态因子和生态条件的地域差别造就了不同地域的独特环境。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设计应该强调、利用城市所在地域的区域环境特性，保持和维护特定区域环境及生态位的独特性，因势利导地造就各个不同生态位的环境景观。

3.3共生性原则

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既有以农田、水体等为主要元素的自然生态特征,也具有以绿地、建筑等为主要元素的人工生态特征，自然和人工元素在城市边缘区的交汇形成了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要使得边缘区的空间优化和功能组织实现异质共存,必须保持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生、生态要素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共生，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和主城区绿地系统的共生。

四、结合自然的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的规划对策

4.1保护城市边缘区的自然形态格局，组建独特的自然生态网络空间

在自然环境中，地形地貌、河流湖泊和湿地、自然植被等要素是城市边缘区主要的景观资源。宏观上，规划和建设生态网格和生态圈层，以大片森林和水域串联城市公园、近郊园林、道路绿化和组团隔离绿带，形成生态网格，建设生物走廊和通道。微观上，利用地方独特的自然环境格局，构建具有自我维护能力的绿色景观结构体系, 增强生态多样性和连续性,塑造宜人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形成具有地域性和文化识别性的游憩绿带和近水生态休闲空间，提升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宜居水平，改变城不城乡不乡的尴尬地区形象。

4.2利用城市近郊的自然生态优势，实现区域生态一体化

城市边缘区是整体城市的一部分，是区域整体基质上的一个斑块，同属于城市生态系统。在规划建设中，将其与中心城区合为一体综合考虑，利用城市边缘区的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建立一体化的生态廊道与生态核心，合理组织现状绿地，合纵连横，形成相互联系贯通的生态廊道网络，从而实现区域生态的一体化发展。除此之外，在中心城市边缘区的建设中，通过对区域气候特征的研究，划定区域范围内的通风廊道，明确风廊控制范围，对风廊范围内的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等进行有效的控制，保证风可以进入主城区，以此来缓解主城区的热岛效益。

4.3多尺度构建自然生态网络

景观生态学“廊道-斑块-基质”的原理对于维护生态网络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和连接度至关重要。因此，在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规划中，应该充分借鉴“绿道”、“生态基础设施”、“生境网络”等先进的规划技术，通过构建廊道系统（河流廊道、山谷廊道、交通设施廊道、高压线廊道等）、自然斑块、生态基质等景观要素来形成多层次、多尺度的的自然生态网络系统。

4.4树立和强化居民的生态意识

没有居民的参与、建设和维护，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就很难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和发展。因此，生态环境的建设必须以观念先行为前提，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为辅助，才能不断增强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使生态建设和维护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结束语

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规划是整个城市甚至区域绿地系统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决定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绿地系统是否完整、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各组成要素与主城区各功能片区在空间上是否协调和融合的纽带。因此，在城市边缘区环境规划中，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规划思路，利用边缘区的生态环境优势，遵循生态保护和城乡统筹发展、自然规律的原则，保持和营造良好的景观视野和生态环境基础，以此来创立一个健康的、有效的、多样的城市边缘区景观环境，从而实现城市边缘区生态环境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捷.大城市边缘区理论及对策研究―武汉市实证分析[D],同济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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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527.43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当年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对我国年均9.5％的GDP增长速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的环境质量持续恶化。113的我国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而另有1/4的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我国城市人口中有1/3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方式处理的，在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仅我国就占了5个。人们不禁要发出疑问：中国吸引了数额如此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流向了何方?FDI对中国的环境污染究竟起到了多少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文献回顾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行业转移问题，国外理论界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学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竞争到底”假说。“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环境标准严格，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跨国公司会把污染产品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改善了发达国家的环境，却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恶化。“竞争到底”假说是在“污染天堂”假说上发展起来的，它认为国家间为了争取外资会主动降低环境标准。低收入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不对造成污染的厂商进行处置；而高收入国家为了抑制不断流出的资本则会放松本国的环境标准。随着竞争加速到底，所有国家都收敛于同一个地狱般的、让底层民众受尽折磨的污染水平。

然而，对“污染天堂”假说的实证结果却莫衷一是。Tobey认为，环境规制对FDI的产业定位不产生影响。Eskeland和Harrison认为，理论上环境管制标准对产出和投资的作用不能确定，“污染天堂”假说只能通过实证检验。Jeppesen，Gray等发现，FDI对“污染天堂”有强烈偏好。Wagner和Timmins对OECD和部分非OECD成员国1995－2002年六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说明“污染天堂”假说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行业被证实成立。

在国内相关文献研究中，杨涛通过回归分析说明，环境规制对FDI流入量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不是主要因素。应瑞瑶等运用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作回归分析，认为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过也有不同看法。黄顺武对环境规制及其他变量对FDI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对FDI的负面影响是不显著的，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

蓬勃发展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自20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以来，国际上先后举办了“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等重要会议，签署了一系列旨在控制环境污染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全球性公约，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但这些条约并没有涉及到通过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从受控制地区转移到不受控制地区，从而使跨国公司名正言顺的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将污染转嫁于东道国。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不少境外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对我国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是客观事实，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和忽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污染环境的特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大量投资集中于工业。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吸收外资的比例一直持续上升，2000－2004年间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第一和第三产业分别维持在2％和20％左右。而在直接投资投向最多的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有4，000多亿美元流向了制造业，占全年吸引外资总额的63.59％，其次是房地产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开放较早，其累计利用外资比中西部地区多出许多。截止到2000年底，80％以上的外资项目、协议外资额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额都投在了东部地区。由于外资很大一部分都投向了制造业，所以东部地区的污染比西部地区要严重得多。2007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06年东部地区除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较小以外，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达到了排放总量的50.48％和44.26％。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也对地区资源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为了维护企业声誉，很多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采用国际通用的环境标准，这给国内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我国从1996年开始ISO14000认证工作，目前通过该认证的企业中2/3以上为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还能够借助生产的向前和向后联系帮助国内企业改善环境管理。如，通过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帮助国内企业引进外国的环境友好型技术或提高已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影响的定量分析

为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以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资源环境指标，选用1991～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四组环境指标数据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进行相关分析。由于各个数据之间计量单位不同，且绝对值都较大，在实际检验中对备序列都做取对数的处理。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序列用Ln(fdi)表示，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用Ln(gas)、Ln(SO2)、Ln(water)、Ln(solid)表示。为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首先对各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的是ADF检验方法。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情况下，变量Ln(gas)、Ln(SO2)、Ln(water)、Ln(solid)、Ln(fdi)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下面对上述的一阶差分平稳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污染增长之间是否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各项污染物之间存在着单项的因果关系。在滞后三阶、四阶和二阶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分别是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格兰杰原因。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991～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效应做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四项污染物的因果关系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外商投资的增长的确是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之一。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在下一步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提高外资质量。避免一味地重量不重质，吸收外商投资战略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不应盲目追求经济上短期、局部的“增长”而牺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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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在幼儿的教育道路上，许多幼儿园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有关自然的科学教育课程，可是由于教学条件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存在诸多问题。基于自然环境方面入手，培养幼儿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以及科学素养，充分激发幼年儿童对于科学的热情，使他们成为适应未来快速发展的高水平人才。

一、激发幼儿对于自然环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自然环境对于幼儿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起着关键作用。幼儿在面对自然环境时更容易对没有接触到的新鲜事物产生好奇心，从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集中注意力，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好奇心越强烈，幼儿的学习能力和接受新知识的速度就越快。因此身为幼儿园教师应当善于利用这一点，正确认识到好奇心是探索一切问题的源泉，利用幼儿这一心理从而带领他们进行探索，举办趣味的活动。

例如，举办《种下种子，收获果实》的活动，活动内容如下：

1.准备工作

准备足够的玉米种子，孩子们所需要的园艺手套，铲子、小铁锹、水桶等工具，事先清理活动地点。

2.活动顺序

由幼儿教师在课堂上发起现在是什么季节的问题，引导幼儿说出春天以及春天的各种特征，之后通过激发幼儿对于“农民”这一职业的好奇，启发幼儿说出种植玉米的步骤，然后在种植活动开始前交代相关要求。

3.活动进行

首先教师亲自演示种植的步骤，挖坑放下种子，培土，最后浇水。幼儿教师在演示的过程中一边讲解一边种植，引导幼儿模仿动作。教师应当在活动开始前交代应当注意的问题，活动开始后将幼儿分为3人一组，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带领幼儿定期浇水，施肥。教师在活动进行中全程监督，避免出现安全事故。

在此次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从季节引导到种植，充分体现种植活动的教育价值，使幼儿在自然环境下学习并体验到传统的生活技能。在传统的幼儿课堂模式中教师往往讲解理论性的知识，因此导致课堂内容枯燥无味，学生听课效率低，而自然环境下的孩子通过探索，掌握了科学技能，在活动课后还可以延伸到许多东西。幼儿教师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如何将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知识融入到自然環境中，让孩子们接触自然，从而学到科学知识。

二、完善基于自然环境的园本课程制度，提高教师水平

教师通过正规、系统的培训，不断提高利用自然环境讲述科学知识的能力。基于一个好的自然环境足以满足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在科学领域的发展目标和需求，与此同时教师们自身也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和探究，在幼教之路做得更好。

比方说，由幼儿园实际开发而进行师资互动式培训，让教师在对幼儿进行科学领域的教育时，对学生的反馈及时做出评价；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思维，了解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的疑惑，针对这些疑惑，师生一起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询问孩子们的想法，针对教师在科学课程的教学时集中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开展园本培训不同于外出培训，它可以让教师更直观的了解到自己课程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出改正，也可以让幼儿园认清在自然环境下的科学课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来改进的方向，从而提高幼儿园的教学质量以及办学实力，来促进幼儿教师以及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

三、基于自然环境的园本课程开发资源多样化

幼儿园在利用自然资源开发园本课程时，还应当把家庭资源利用的更加充分，通过家校互通的模式，引导家长作为孩子们在家的“老师”，让家长也参与进来，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在生活中引导孩子进行探索。

比如，邀请家长参加幼儿园定期举办的以幼儿园科学知识为主题的讲座；也使用线上的方式，利用多媒体在网络上进行直播讲座，这种方式不但节省了家长的时间，也让他们更便捷地参与进来，从中了解“向日葵朝太阳开”、“空气有质量”等趣味知识；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周末带孩子回到乡下，探索麦田等，使整个家庭参与到探索自然环境中来，让家长们知道，自然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自然环境就是最好的教学资源，从而使家长对幼儿科学课程的畏惧感降低，更好地促进家园合作。

四、基于自然环境的园本课程评价科学化

除了幼儿教师的评价外，还应当让孩子和家长都参与到课程评价体系中去，在科学课程评价中，要综合考虑幼儿对科学概念的掌握程度，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否有良好的体验；教师是否获得专业的教学经验，以及评价主体各方对于幼儿园的课程是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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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空气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因素。水在人类生活和生产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人把水称作“工业的血液、生命的乳浆”。没有足够的水，工农业生产无法进行;没有足够的清洁的淡水，人类社会将无法生存下去。水又是构成生物体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生命产生、发育和繁衍的源泉。宇宙探测器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其他星球上是否存在水，这也从侧面说明，没有水的星球，不可能存在生物。

一、水资源现状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是人类社会正面临的紧缺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严重的水环境污染困扰着国计民生，而且也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国家已达四十多个。我国同样面临水资源紧缺的现实。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 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4。近年，生产和生活用水需要量不断增加，因此甚感水资源之不足。尤其是北方地区气候干旱，雨水稀少，水资源更加缺乏。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工业集中的城市、地区，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豫北、胶东和辽河流域，人口占全国的17.6%，土地占全国的6%，工农业产值却占全国的25%，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3.4%，人均仅517立方米/人，为全国人均值的1/5。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北端，年降雨量多年平均仅600毫米左右，而且由于受季风气候及地形的影响，降雨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年际变化悬殊，年降雨也很集中。为解决北京市用水问题，除勘探、开采地下水外，还修建了密云、官厅等水库来存蓄地表径流，对解决北京市用水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目前全市工农业及城市环境等总用水量已经接近本市可供水源的能力，市区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量开采。“南水北调”正是为解决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用水及农业用水而制定的，但工程投资大、难度大、周期长，而且如不加强污染治理和节约用水，将会造成更大的环境问题。

二、水环境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长，世界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主要表现在：（1）工业与城市用水量激增。由于人口激增和工业化的发展，用水量急剧增加。（2）农业耗水量增加。同时，水污染又加剧了水资源紧缺的局面。据报道，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 200多亿立方米污水排入江河湖海。据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区大会称：到2020年，世界城市将面临非常严重的缺水危机，水危机将成为“21世纪城市里最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水环境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江河水污染问题。据近期的水资源评价反映，在评价的700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占评价河长的32.2%，受污染的河长占评价河长的46.5%。全国七大江河中，淮河、黄河、海河的水质最差，均有70%的河段受到污染。黄河、淮河、海河等中下游发生的断流现象，导致河口严重淤积;不少中小河流由于城镇工业的超量排放污水已成为污水河。第二，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严重。由于我国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农用化肥及农药的大量使用，使排入湖泊、水库的磷、氮、钾等营养物质增加。据统计，我国131个大中型湖泊中，有89个湖泊被污染，有67个湖水水体达富营养化程度。第三，北方地区地下水超量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形成许多大小“漏斗”，如北京、太原、石家庄、保定以及黑龙江地区的地下水下降严重。不少水体既不能饮用，也不能灌溉。第四，海水入侵严重。据调查，辽宁、河北、山东等省有70个地块发生海水入侵，总面积达1 433.6平方千米，其中以烟台、大连最为严重。第五，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千米，每年流失的泥沙约50亿吨;黄河的泥沙量约为16亿吨，其中4亿吨淤积在下游，导致黄河河床每年以10厘米速度抬高。以上种种构成了我国严重的水环境问题。

三、水环境污染防治的意义

同志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深刻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本质。建设生态文明的重点任务主要包括：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二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三是深化节能减排，加大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治理力度，强化核与辐射监管能力，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四是切实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城乡生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六是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构建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七是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八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建立城市污水处理体系对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施行城市污水的集中处理、二级强化处理，以及一定程度的三级处理。近年，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市污水治理工作十分重视，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基本建设保护领域中重点支持的产业之一，城市污水处理领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根据国家有关规划，到2020年全国设市城市和建制镇的污水平均处理率不低于50%，设市城市的

污水处理率不低于60%，重点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近年，国务院相继制定了淮河、辽河、海河、太湖、滇池、巢湖等流域的水污染控制总体规划，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水污染控制总体规划，其中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与运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目前的规划，我国用于城市污水处理产业的投资需求在1 800亿元以上，建成后每年的运行费用在70亿元以上。按照国家环保局颁发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为了满足出水排放标准，绝大多数城镇污水处理厂都必须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技术。

毫无疑问，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前景，但同时存在严峻的资金短缺和技术设备国产化开发问题。由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资金短缺，致使一大批规划中的城市污水处理厂迟迟不能上马，已经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也不能正常运行，预期的水环境目标无法实现。对大部分地区而言，当前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治理深度的问题，而是治理与否的问题。近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主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导致工程投资大、债务负担重，并抑制了国内污水处理技术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为了尽快提高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除了必须继续开发适应我国国情、切实可行、高效低耗的城市污水处理技术、工艺与设备外，还必须健全和完善城市污水处理综合性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制定合理可行的产业技术经济政策，尽快解决城市污水处理收费及价格问题，加大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力度。

我国目前有各种规模和性质的小城镇近48 000多个，其中建制镇19 200多个，吸纳2亿多居民，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村镇人口的不断集中，小城镇的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但绝大多数没有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由于缺乏必要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不仅造成小城镇本身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而且成为区域性水环境的重要污染源。如太湖流域有各种规模的城市7座，而小型城镇高达978个，小城镇的污水治理成为太湖水污染防治的关键。

四、解决缺水问题的主要途径

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解决缺水问题的途径主要有：节约用水，加强水资源保护、防止污染，开辟新水源，其中废水资源化与回用是开辟新水源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是节约用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水资源不足和水污染问题将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十五”期间，我们要坚持全国规划、统筹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加强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搞好江河全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改革水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水价机制，调动全社会节水和防治污染的积极性，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部成立了“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具体抓城市节水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都设立相应的节水机构，由所在的地方政府直接领导。每年将节水指标下达到城市和工矿企业，把节约用水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纳入产品结构调整计划和科学技术及企业改造计划，使在城市和工业部门中逐步做到计划用水、合理用水和科学用水，把节约用水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

二是废水资源化与回用有很多优点，能节约宝贵的新鲜水，缓和工业与农业及工业与城市的用水矛盾，实现“优质水优用，差质水差用”的原则，减轻或避免了长距离输水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把再生水列入了水资源的行列，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统一考虑。但在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污水资源化工程很少，主要是由于再生水的成本与自来水的价格差别、国家的政策法规及人们的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

污水回用的途径主要包括城市生活用水和市政用水;工业和农业用水;地下水回灌;景观和娱乐用水等。在我国目前应用最多的是浇洒绿地道路、洗车、冲厕所等杂用水和农田灌溉、地下水回灌等，也有用作冷却水甚至锅炉补给水。

三是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水源取走所需的量，满足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后，数量有所消耗，质量有所变化，然后在另外地点回归水源;另一类是取用水的位能发电、发展水运、养殖水产和水上游乐，人类早期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在农业、航运、水产和水能利用等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多地表现在城市生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用水上。

水是一种宝贵的物质财富，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大规模“制造水”的办法，它只能从自然界中获取，因而人们在利用它的同时，必须珍惜它和保护它。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染，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解决水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对水重要性的认识，要一如既往地推动节约用水。节约用水即是节省资源。其次，加快供水工程和排水、污水处理工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