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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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非法集资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对其理解不应仅限于人数的多寡，而应取决于集资对象的社会影响力。因为，金融系统的风险性与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广度、影响力是成正比关系;

三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是危及金融安全、扰乱金融秩序，这也是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最实质性的区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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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一直被“灰色面纱”所遮掩，其原因是借贷性质难以判断，合法与非法之间界定不清。

记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法律资料获悉，关于民间借贷并不是无法可依。1999年1月26日，国家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但是，同样的问题，1998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对于相同的民间借贷行为，两部法律明显存在定性不一致的问题。

律师徐志永曾告诉记者，“针对民间借贷，中国的刑法不够完善，比如向多少个公民借贷、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法律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法律界定不清，致使民间借贷一直处于备受争议的境地。

其实，早在2005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就表示，国家应在强化信息披露、严厉打击信息造假的同时，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让筹资人、投资人自主决策。为此，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开放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支持发展民间借贷市场。只要严格限定这些个人和公司的资金来源并加以监督，允许不吸收存款的贷款组织的存在，将有利于引导民间金融的规范化。

同时，有人大代表建议制定《民间借贷法》，应明确民间借贷允许的形式与条件，规定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内容与禁止性内容，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幅度，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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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在于非法集资案件在江浙一带频发，涉及面广。也在于实践中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围绕吴英是否应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也是对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的长期争议。

罪与罚　细节仍需梳理

集资诈骗罪顾名思义，一为向社会公众集资，一为诈骗行为。关注吴英案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疑惑，吴英是怎样向社会公众集资的?采取了哪些诈骗手法，究竟骗了谁?“骗”的钱又到哪里去了?

吴英集资诈骗究竟骗了谁?从浙江高院回应来看，这部分内容是含糊的。吴英集资对象究竟是11个经营地下钱庄的“被害人”，还是这些地下钱庄的下线，那120多人和他们的下下线呢?厘清这里面的关系很重要，如果吴英案被害人包括11人的下线，那么理解为该11人是受吴英委托非法吸纳公众存款更为合理些，他们因此就成了吴英的共犯，判决书把这11人定为“受害人”就难以成立。如果受害人不包括那些下线，吴英向高利贷地下钱庄借钱就等同于向社会公众集资，这样认定就过于简单而难以服众了。

谈到诈骗手法，浙江高院回应认为，吴英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买断广告位，集中推出宣传广告，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疑问在于吴英装扮了这一条街，花了多少钱，如果是花了几个亿甚至更多的钱来投资企业建设显示自己有实力，恐怕就算不上虚假宣传。此外，认定为虚假注册行为应谨慎，也应依法定程序，草率认定虚假注册恐为不妥。这里需要考虑细节尚有很多，注册公司的程序是否合法，注册后是否投资硬件设施，其中多少公司尚在营业中，公司近千名员工在做什么等等。

最大的疑问在于吴英“骗来的钱”究竟哪里去了?从浙江高院回应看到吴英挥霍了3000多万，其中2000万购买了40多辆汽车。不知这么多汽车究竟是都由吴英一人使用，还是用在本色集团旗下的汽车租赁公司和婚庆公司?抛开这3000多万不论，剩下的7个多亿哪里去了?这些“诈骗款”又有多少用在生产经营中?至今还是个谜。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其他疑问还有很多，吴英的集资诈骗行为究竟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到底是非法吸纳公众存款还是集资诈骗，这些罪名的认定，都决定着吴英生与死。此次争论的背后，也有对最高法院倡导的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理念的期待。而近5年来，浙江共有219人因集资诈骗罪被判罚。3年来，仅浙江省至少有10人因此罪被判处死刑或死刑缓期执行。在严刑峻法下，为什么此类案件频发?

情与理　融资尚待监管

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由来已久，近年来，民间借贷填补市场金融的情况愈演愈烈，一方面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为一些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也使企业背负高额的融资成本，进而滋生诸多社会问题。

对于民间借贷繁荣的现象是疏是堵，理论界基本不存在争议。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今年1月6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而如何规范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厘清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贷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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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1-0104-02

一、诚信互助资金池概念及分析

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从各类报道中可知，广东、浙江、四川、江苏等省份城市相继出现了中小企业“诚信互助资金池”这种新型融资平台。为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创造了一个企业“互助、互保”的组织机制，扩大企业的融资能力，帮助企业对抗较大的经营风险。虽然这种模式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各地相关组织机制仍是大同小异，所以为了更加清晰化地表述诚信互助资金池这个概念，我们把“诚信互助资金池”分成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剖析：

1.从组织形式看，现有的“诚信互助资金池”都是由政府主导，企业社团进行牵头形成的。但是一种是完全进行市场化运营，企业化管理的公司形式，另一种则是企业自发组织构建的一种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团体。因为这种金融模式刚刚起步，仍处于探索与开创阶段，所以政府也会设立一定的专项资金对这两种组织形式的“资金池”进行资金补贴鼓励，使民营互保与政府增信融为一体。当其逐渐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后，政府增信将会逐渐降低，使财政补偿的风险降低。

2.采用参与企业“会员制”进行“互助、互保”模式运行。各中小企业完全以自愿原则加入，加入的企业须向资金池交纳一定的诚信保证金作为自己授信的担保。对于资金有闲置的企业可以把资金放到资金池内用于缓解其他需要短期资金周转的企业。当然，资金闲置的企业可以在此期间获得稍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而借款企业同理需要承担同等程度的贷款利息成本。在资金池内借款的企业无须任何质押或担保，所以相比其他融资通道，“诚信互助资金池”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便利的融资渠道，也为中小企业的相互合作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其次，资金池可以担当企业的互助担保基金，为企业在银行贷款进行担保。在担当基金管理时，基金管理人本着“小额批量，风险分散”原则确定贷款担保限额，各会员单位需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其他会员的贷款风险。

3.多家商业银行、基金、大型投资财团等加入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为了防止出现资金池内资金难以满足当期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签约的相关战略合作伙伴将为本资金池企业提供短期金融资金支持。

二、非法集资的概述与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 号）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券权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从该条款我们可知非法集资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所谓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特定的，就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1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三、互助资金池与非法集资的辨析

根据以上对互助资金池与非法集资各自的定义与特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它们的一些明显的区别：

1.法律性质

非法集资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诚信互助资金池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虽然还未出现专门法律条款对其法律性进行保护，但是根据《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第2条所述，“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我们可以得知“诚信互助资金池”模式是国家鼓励发展探索的。所以之后在其他各试点城市相继出台了更为详细的意见条款进行内容明晰，如《成都市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工作意见》（成办发[2012]14号）第20条所述：“鼓励有条件的区（市）县设立诚信互助资金池、贷款应急互助基金。资金池和基金用于小微企业‘互联互保’、融资担保集合增信、资金应急周转。对吸纳进入资金池或基金的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券’，应用银行‘信贷工厂’、‘统贷统还’等模式实现打包贷款。”所以我们不难鉴别诚信互助资金池这种模式本身的一种合法性。

同时，从各地已设立的“诚信互助资金池”我们可以发现，运营“诚信互助资金池”的机构都是完全通过了本地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注册的，所以其运营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2.募集对象

非法集资的募集对象通常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且对募集对象没有资格和人数的限制。但是诚信互助资金池本身募集资金的来源是特定对象，即自愿加入此机制当中进行“互助、互保”的中小企业。根据内部相关章程办理入会手续，同时签订互助协议后形成的一个特定群体对象。

这个特定的企业群体对象作为一个平等的企业联合体，自愿进行资金互助、互保。同时加入此机构内的成员都是通过机构认证具有一定营业规模的中小企业，为了资金池更好地运作，每个资金池内的企业会根据其各自所在的地区和规模被合理划分，所以每个资金池内的企业数量也是有限的，大多不超过500家，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互助资金池无论在募集对象的资格和数量上都是有一定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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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将原来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修改为：“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将刑法第二百条修改为：“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上是现阶段我国刑法对集资诈骗罪的法律规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除集资诈骗罪以外的金融犯罪没有规定死刑的最高刑法。从立法上看，修改后的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包括“第一百九十四金融票据诈骗、第一百九十五信用证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金融犯罪领域内的死刑立法单独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限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倾向于废除或减少死刑立法。至于单独对集资诈骗罪设置死刑是否合理，笔者的观点是：集资诈骗罪不宜适用死刑。首先，集资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犯罪一样不属于暴力犯罪。集资诈骗罪属于图利性犯罪，其不具有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其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当有限。对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采取最严格的死刑刑罚，与我国刑事政策不相符。更重要的是虽然集资诈骗罪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诈骗、不诚信的行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集资诈骗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利益换交换”关系，集资人以高额利润为条件诱导投资人投资，而投资人又期望高额回报。这正是集资诈骗人很容易得手的根源，作为投资人应该了解投资的一般风险，这是常识。投资人出于高额回报的报酬预期，愿意支付财产，其愿意支付财产的动机也有待考量。其次，对集资诈骗不适用死刑，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从世界立法来看，对集资诈骗罪不适用死刑是通常做法。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是趋向于废除或限制。在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只对谋杀这种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并不适用死刑。我国已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第6条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是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一项重要责任，虽然在我国，目前不能实现完全废止死刑的限制，但是对于非暴力、不具有严重罪行的集资诈骗行为应当废止死刑限制，这是实现立法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的进程。法国刑法典中第313、312条规定对金融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罪都是最高处到7年监禁并科500万法郎罚金，而我国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罪可以适用死刑。参照各我国对集资诈骗罪的处罚实际上我国刑法是加重了对集资诈骗犯罪人的处罚。

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形态与死刑限制

集资诈骗犯罪的停止形态，“所谓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主客观原因所发生的各种犯罪停止形态。”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按其停止下来时犯罪是否已经完成为标准，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未在中途停止下来而得以进行到终点，行为人完成了犯罪情形；二是犯罪未完成形态，即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居于中途停止下来，犯罪未进行到终点，行为人没有完成犯罪的情形。“在犯罪未完成的这一类型中，又可以根据犯罪停止下来的原因或其距离犯罪完成等情况的不同，进一步区分为犯罪的预备形态、未遂形态和终止形态。”既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已经达到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客观上造成客体的侵害，未遂指犯罪行为人已经着手犯罪，但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导致的犯罪未得逞的停止形态。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在本条规定中，明确了对集资诈骗犯罪人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情形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数额特别巨大。第二，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不是一种选择结果，必须二者同时兼具才可以适用第一百九十九条的法律规定。因此，笔者认为，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形态无论是处在何种形态，只要不具备以上两个法定的条件，都不可以适用本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适用死刑。

三、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死刑限制

（一）数额认定与死刑限制

法定数额，对集资诈骗的数额规定，在刑法上有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区别，主要是衡量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法定构成本罪的数额做出规定，仅有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第四十一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集资诈骗的，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也就是说刑法上并没有对第一百九十二条中数额较大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数额较大的法律规定只能参照《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个人进行资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当集资诈骗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规定的时，不能仅仅因为数额特别巨大就对犯罪人采取死刑的刑罚处罚，还必须考虑是否由于集资诈骗的行为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这一点在下文中将继续论述。

（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理解

我们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在法律层面也得到了体现。首先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大于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形成强烈的反差时，人们在物质和生命的选择上就会选择生命而轻物质。这样一来，在物质高度发展或经济发达的地区，同一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所带来的社会破坏是不一致；在我国一直都有“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从报应的角度来分析，对集资诈骗人无须进行死刑的处罚，只要对其进行自由刑罚和处以罚金就可以达到报应的目的。对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如果仅仅以社会普遍认识和判断来作为评判其危害性或者以某些法官的观点来判断这其中的危害性，对于犯罪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也失去了罪行法定的意义，破坏了法律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巨大的损失”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以此作为依据判处犯罪人死刑，很难体现罪行法定的法律原则。

四、集资诈骗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与死刑限制

（一）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

区别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采取了诈骗手段，以及集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对于数额较大，或者筹措资金时虽有某些虚假成分，但不是将集资款据为己有的非法集资行为，则不足以构成犯罪。

（二）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

集资诈骗的认定过程中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是对死刑限制的重要途径和法律适用准确性的要求。在实践中如果将非集资诈骗罪的案件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就有适用死刑的可能。因此，实践中严格区别此罪与彼罪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容易与集资诈骗相混淆的几种金融犯罪，并且涉及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特别严重的情形。其意义在于深刻认识各种金融犯罪构成与集资诈骗的区别，从而在实践中避免法律适用错误而导致误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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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现状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组织之间直接进行的货币借贷。温州民间借贷的传统模式主要攀附在亲缘与地缘之上,但各类担保公司的介入,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借贷纽带。从此以后,典当行激增,寄售行旺发,在这背后,温州几近进入“全城借贷”态势。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简称温州人行)就温州民间借贷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贷款规模收紧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涨至14.37%,与六个月以内央行贷款利率有近10%的利差,这吸引了不少民资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合会等成为各式各样的民间借贷主体。调查还发现,温州民间借贷容量达到560亿元人民币,有89%的家庭个人和56.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二、我国现行民间借贷法律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现今,我国民间借贷常用的法律条文比较零散,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刑法》、国务院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等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形成民间借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多数发展的小企业主更难以适从。

    (二)民间借贷的主体缺乏规范

    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无法获得来自国家财政安排的正规渠道资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最高法院在1996年《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规定:“对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资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借款方收缴。”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对企业之间借款是不认可的。按照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没有中国的人民银行的批准“违规贷款”是非法金融活动。然而,《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根据该法的规定并不禁止中小企业为主要民间借贷主体。由此看来,在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形成适应融资的概念和实践的主体概念。

    (三)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

    事实上,由于强大的市场需求、民间资本的逐利要求以及灵活的融资手段,民间借贷不仅没有被“堵”住,反而越来越壮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与此相悖的是,我国有关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却缺乏有效的监管。2005年,国务院明确了银监会牵头处置非法集资的工作协调机制,要求人民银行、公安部、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配合银监会开展有关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对银行业管理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权利是不明确的,由于监管机构不明确,监管无力的银行部门和其他部门根本无法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

    (四)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比银行利率高,人民法院可根据当地条件作适当的控制,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4倍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超出此限度,超出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已经按超出4倍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的,人民法院也不干涉。

    三、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建议

    (一)制定民间借贷的法律

    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经营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经营性民间借贷。对于一般性的民事性民间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组织形式的非正规化,恰恰是民间融资的优势和灵活性所在。而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因股权结构、经营范围、资本金、监管要求等不同,具有其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

    按照上述分类规制的方式,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民事性民间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用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3)专门立法,用以规制那些除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正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外的,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经营性民间借贷行为。而第三部分应是当前民间借贷立法的重点之一。规制经营性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重点对放贷主体的准入、资金来源、借贷利率等进行规范。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监管规则

    通过立法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职责。目前我国尚未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是交地方政府管,还是由金融监管部门管,目前社会各界对此意见不一。由于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活动,面临着比其他行业更大的潜在危险,且涉及面广,从借贷主体到借贷行为,管理的交叉面复杂,单个机构难以完全满足监管需求,多部门监管则可能政出多门,协调不力,导致民间借贷活动或畸形发展或萎靡不振。《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在此问题上作了有益尝试,其就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作出了框架性安排。根据该《办法》,民间借贷有关监督管理工作实行由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工商、银监、人行、公安等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监管工作机制。但该监管架构是否可行,实践中会不会出现政出多门、各部门协调不畅的情况,还有具体成效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总体来说,落实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职责,也是未来民间借贷立法的重点。

    (三)放松民间借贷的限制

    目前,《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从事借贷活动。一般而言,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放贷经营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关联关系等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经营性质的民间借贷。针对这一特征,对非金融企业之间借贷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经营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2010年5月,浙江省高院了《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明确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温州中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认可从事非金融业务的企业为生产经营所需,向其他企业借款的行为有效。上述规定对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作出了分类定性,并区别对待,值得借鉴。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非金融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立法对非金融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对于以放贷为营生的企业借贷则应由前文所述的经营性借贷的专门立法来规制。

    (四)有效界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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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的概括标准

从私法角度观察，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即使该类合同约定的利息可能因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而无效，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从刑法的角度观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是一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在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以借贷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即从形式上看，符合民间借贷的要件。因此，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备了借贷合同或相关债权凭证等形式要件，也不在于当事人的身份是自然人还是单位，而在于接受款项的一方实质上是否从事了“吸收存款”这项金融业务。也就是说，普通的民间借贷，只是一般的借贷合同关系，并不构成一项金融业务，吸收存款虽然也可从私法角度解释为一种借款合同关系或储蓄合同关系，但其本身就是一项金融业务，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除了限制最高利率限制以外，并无其他公法上的规制，属于当事人自治范畴。后者则受到从业资格、许可制度、经营规则等一系列金融法规的规制。只要未经许可，从事了吸收存款业务，就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构成“吸收存款业务”的要件。从商法的角度分析，营业性的构成要素有二，一是持续性而不是偶尔一次的活动，二是把交易相对方当作抽象的客户对待，即以一种能够显示的方式表示将与不特定的或潜在的客户从事一定的交易。按照这一理论，构成“吸收存款业务”的关键要素在于，在商业模式上，把向其提供款项的人当作一个其业务交易中的客户而不是特定的借款方，具体表现就是吸收方通过某种方式显示，按照格式化的或固定的还本付息交易条件向不特定的或潜在的相对方收取一定款项，而对客户的数量和吸收款项的规模没有限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成要件的标准及行为封闭性判断要素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主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相关概念、特征、行为方式以及定罪量刑标准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是《解释》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构成要件，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加以明确问题，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除了前述概括性标准以外，还需要对《解释》所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要件进行分析。

（一）认定“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应从严掌握

《解释》把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之一。未经批准的情形暂且不论，但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本身意味着借入方具备合法经营资格。如果对“借用合法经营形式”的认定过于宽泛，容易导致原本合法的民间借贷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的认定从严掌握，从借款人的经营形式或资金使用形式进行限定。

民间借贷行为从经营形式或者资金使用形式及借款合同约定的角度，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资金的使用完全符合约定，第二类则为没有用于合同的约定用途。其中第一种情况显然不应认定为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第二种情况也应具体分析：一是将所筹集的资金用于与银行相竞争的业务，如货币和资本的经营。这种行为触犯了国家强制性的规定，侵犯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认定为非法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存款。二是合同约定的用途完全是虚构的，合法的经营资格虽然存在，但根本没有相关的经营活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的行为是一种诈骗行为，依据具体情况应构成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三是筹资的资金没有用于约定的用途，但用于另外一种合法用途。个人认为这种责任还是不宜用刑事责任来规制，而应当通过民事责任来解决当事人的风险承担问题，用行政监管措施对借款人的行为予以规制，对相对弱势的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

（二）承诺给予还本付息或回报不应成为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

《解释》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作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之一。首先，合法借贷关系也允许承诺还本付息。将承诺还本付息作为一项标准，容易造成把合法借贷认定为非法集资的现象。从现状来看，在民间借贷市场，无息贷款是非常少见的，承诺给予回报是目前民间借贷市场中的一种常态，若将还本付息作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之一，则很容易导致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一种不当扩张，增加了合法民间借贷的风险。至于对于承诺回报过高的处理问题。首先应判断承诺回报的高低，笔者认为应当从借款人所实际从事或者宣称的用途来判断，如果所承诺回报与借款人所宣称的或者实际用途的回报率相差显著，根本不能实现，则应当认为这是一种过高的回报。在我国，目前并未对高利贷行为有完整的法律规定，法律仅仅规定对超过法定利率4倍的利息率不予保护，这种规定并不能有效抑制高利贷行为的发生。从香港的经验来看，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一种利率相对较低，另一种利率相对较高。违反不同的利率限制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超过相对较低的利率时，承担的是欺诈的民事责任，而超过相对较高的利率时，即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值得借鉴。

（三）关于吸收资金方式公开性与吸收对象公众性的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和第四款把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作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这一规定旨在强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和公众性。其中第四款中规定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目前被认为是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核心的区别。对于筹资活动来说，筹资对象的特定性和不特定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的学者包括该《解释》认为这种特定和不特定性的区分标准在于具体的人数，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行。“特定”与“不特定”最核心的区别应在于行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既体现在借款活动的外在表现上，也体现在借款人对借款活动的一种自我控制。具体来说，是否具有封闭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判断：

1.借款数额。借款的数额是判断是否具有封闭性的基础，任何民间借贷活动都是以资金为基础，没有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就不可能产生民间借贷市场。在一般民间借贷活动中，主要参与者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进行借贷的初衷都是为了在银行借不出钱的情况下可以快速便捷的获得资金，满足自身持续运营的需求。因此借贷资金的数额应以能够满足借款人自身的需求为限。资金满足了借款人的需求后，就要考察借款人的后续行为，如果借款人不再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那么就符合封闭性的要求；相反，如果后续仍然在继续筹集资金，即筹集资金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实际需求，那么这种行为就违反了封闭性。

2.公开宣传。公开宣传，是指借款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向一定群体对其筹资行为进行宣传以获得资金。其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此标准的判断核心在于借款人是否进行了公开宣传，并且基于公开宣传吸收了资金，如果借款人的行为符合了该标准，那么就可以认定借款人的借款行为不具有封闭性。从而以一种显示于外部的方式向不特定的客户发出了要约邀请，从行为方式上来说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行为相类似，吸收人的行为属于非法金融业务行为。

3.存在经常性的营业活动。虽然在现实中有些借款的活动没有进行公开宣传，但是如果借款人将借款行为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营业活动，那么也应当认定这种行为具有公开性和公众性。其核心表现是对提供款项的人数不进行限制，并且按照定型化方式即时吸收资金，“来者不拒”。这体现出借款人对自己的借款范围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控制，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按照定型化方式即时吸收存款。

上述三个判断标准是层层递进的。首先，对于一个借贷行为最直观的判断来自于借贷的资金，所以将借款的数额作为首要判断条件。如果筹资的数额明显超过了借款人本身的实际需要，那么就可认定借款行为破坏了封闭性。其次，即使借款人筹集的资金没有明显超过其实际所需要的资金数额，但是如果借款是通过一种公开宣传，以向公众发出要约邀请的方式进行，就应当认定借款行为不具有封闭性；最后，虽然没有进行公开宣传，但是如果借款人将借款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营业活动，具有方式定型化和即时吸收资金的特点，也可以认为其借款行为并不具有封闭性。

4.关于“口口相传”认定。在实践中，“口口相传”也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在借款人完成了合同中相应的承诺，出借人得到本金和利息之后，就会产生 “口碑”，出借人有可能会向其他人进行宣传，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提供借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口口相传的现象进行区分。“口口相传”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真正”的“口口相传”现象，即借款人完成了在借款合同中的承诺，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信任，形成了一定的“口碑”；二是“不真正”的“口口相传”现象，即借款人人为制造一定的现象，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变相进行公开宣传，这种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公开宣传行为，已经破坏了封闭性。“真正”的“口口相传”，借款人对“口口相传”现象而形成的资金来源在数额、范围、借款形式以及营业性上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了必要限制，虚假的“口口相传”借款人没有对前述相关因素进行限制，这体现了借款人主观上的一种放任。

不同情形下以民间借贷名义从事相关活动的效力认定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下，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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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 研究背景与目的。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巨大，以中小企业为主要融资主体，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都依赖于民间融资渠道。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发放贷款具有严格的审查要求，而中小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弱，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而转向民间融资渠道。民间资本出于趋利性，为获取资本增值，大量民间资本流入民间金融市场，导致我国民间融资规模空前。

但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活动一直处于半公开化的状态，游离于国家监管之外，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诸多民间融资活动仍处于灰色地带，法律上对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定十分模糊，导致民间融资存在制度性风险；放款人的利益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民间融资不受国家监控的情况下，容易导致高利贷现象的产生，加剧企业经营风险。只有将民间融资引向规范化、合法化，才有有效地改善民间借贷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因此，规范化我国民间融资渠道是促进我国金融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2.文献综述。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方面如下：

（1）民间借贷或民间金融的界定：我国不同学者对于民间借贷或民间金融给出了不同的界定。陈蓉（2006）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提出民间借贷的内涵具有三点，包括产权的民间性，参与主体的民间性以及融资活动的非监管性。庞永（2009）认为民间金融的概念十分宽泛，必须区别开民间金融与非正式金融、民间金融与官办金融民营金融以及民间金融与民营金融。张思康、陈婷（2012）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区别于金融机构贷款业务的借贷行为。

本文将以体制外的民间融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作为需要规范化的主体。

（2）民间融资的规范化。我国学者对我国民间融资的规范化提出多项建议。王燕霞（2011）认为，应制定单行法规，并修改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构风险检测盒监管制度，来引导民间融资规范有序地发展；戴瑞姣、李细满（2012）认为，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应构建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行业自律和自我约束为补充的三级监管机制；骆劲桉认为，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具有很高的积极意义，需通过赋予民间融资合法地位、明确民间融资行为标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组织等多种途径来完成；中国人民银行忻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提出要加快民间融资的立法进程，重点完善《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等建议。

二、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渠道及其问题

1.主要融资渠道。我国民间融资渠道较为多元化，除个人和中小企业的直接借贷等无组织性的方式外，还出现了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机构或中介，主要分类如下：

（1）私人借贷。私人借贷的历史悠久，它建立在个人道德信用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在各种借贷方式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而随着民间借贷的市场的扩大，私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的资金需求和供给都在增加，私人借贷发展迅速，大量的需求和供给难以及时匹配成了其发展的瓶颈，因此也就诞生了专业的贷款经纪人，来充当匹配供求双方的中间人。

（2）企业间借贷。除了私人借贷外，企业之间的密切往来也导致企业间借贷现象日趋普遍。一些企业由于日常的业务往来等彼此建立了诚信关系，继而进行以信用为基础的借贷活动。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受到规模等限制，往往难以满足商业银行贷款严苛的各项要求，往往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问题。其借贷成本并不直接受到银行利率的影响，往往高出银行利率2-3倍，风险可控性弱。一旦发生信用违约，贷款的一方在无法收回贷款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资金链断裂，继而产生连带效应，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此前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正是因此产生。

（3）企业集资。当企业资金出现短缺时，企业可以通过内部集资的手段来筹集资金，主要是面向企业的内部职工，遵循自愿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集资并不限于企业内部，集资对象从亲戚、朋友、乡邻等辐射到陌生人都有可能。对此企业集资，法律上的界定也较为模糊，易涉及到非法集资问题。

（4）合会。合会在国际上称为“ROSCA”，是指“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它是一种协会内部成员之间资金互助的活动，轮番提供信贷的活动。在中国，合会主要在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较为流行，通常每个合会都由会首牵头发起该组织，以相互之间的无担保信用关系为基础，有一套自定的规则进行运行。合会通常又分为呈会、标会和抬会。呈会往往是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民间金融形式；标会是通过利率竞标的方式来判断得会的呈会；而抬会是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合会，具有金字塔结构。

（5）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是所有民间金融形式中运作最类似公司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但其本身是非法的金融组织。地下钱庄不受到金融监管，往往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资金转移、洗钱等非法业务。地下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

（6）典当行。典当行是一个借款给以个人财产作质押者的机构，在我国属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但属于合法金融机构。典当行发放质押贷款，一般作为短期融资的方式之一，借钱的一方通过典当个人财产来换取资金。

（7）担保公司。担保公司的历史比较短，相对而言是比较新的民间借贷组织。担保公司的主要职能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联接中小企业和银行，其业务以抵押担保、工商担保、短期小额担保为主。

（8）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是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群体募集的资金。由于私募并不面向一般大众进行集资，不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很容易造成“非法集资”，因此私募在中国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但在民间金融市场，私募基金相当活跃，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组织形式。

2.存在的问题。（1）民间融资利率不受管制。我国对于利率方面的管制较为模糊，如拟向地方人大提交审议的《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规定，“借贷资金年利率不得超过48%，否则将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当前一年期商业贷款利息6%为标准测算，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合法民间借贷年利率应控制在24%以内，这一标准明显低于“年利率不得超过48%”的行政监管红线，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红线的设定本身与现行法律明显相悖。而民间融资目前又游离在我国金融管制之外，由于民间资本的趋利性，高利贷现象异常严重。

（2）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果。民间融资活动游离于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其资金流向、利率等完全是由市场供需情况所决定的，而不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民间借贷往往具有趋利性，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借贷活动，容易与国家政策导向相违背，甚至削弱了国际宏观调控的效果。我国目前的民间借贷规模庞大，其信息不公开，国家也很难估计确切的规模，这将对国家宏观政策包括央行的货币政策等的实施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3）冲击金融体系，成为洗钱的温床。现实中的民间融资活动带有一定的“地下”操作，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难以监管，对我国金融体系造成了冲击。由于民间融资活动的非透明性，更是成了许多违法分子洗钱的温床。

三、规范化融资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有利于控制民间融资利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规范化融资渠道，有利于控制民间融资利率处于合理区间内，以便于监管和风险控制。过高的利率必然会导致民间融资活动的风险的增大，加重中小企业融资的负担，因此必须通过规范融资渠道，对民间融资利率做出限制，既能使得国家及时地掌握民间融资活动的规模等信息，又能保证民间融资合法、合理、有效地运行。同时，规范化融资渠道也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让资金缺乏但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拥有更多的合法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2.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效果，建设健全的金融体系。规范化民间融资渠道，有利于国家对民间融资活动的监控，可以通过国家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来引导民间融资活动，避免民间资本流向有违于国家政策导向的行业或领域，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规范化民间融资渠道，将非制度金融融入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互补，更加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3.避免高利贷、洗钱等违法行为的滋生。规范化民间融资渠道，有利于清晰界定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区别，引导民间资本进行合法的资本运营活动，使得民间融资阳光化，避免高利贷、洗钱等违法行为的发生，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稳定。

四、如何规范化我国融资渠道

1.在法律上明确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民间融资规范化要把法制建设摆在第一位。要制定公平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将民间融资引入正规发展的道路，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地界定合法的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等行为的具体界限，使得民间融资主体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引导民间金融的规范化。

2.建立民间融资准入与退出制度。我国应建立民间融资准入制度，设置适当的门槛和监管要求，建立民间融资活动登记机关，以保证该活动的合法性。建立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完善民间融资市场主体的退出制度。避免民间借贷中借款人的无限民事责任，促进个人金融风险意识的提高，也可以有效地降低“跑路”的发生率。

3.建立民间融资监管机构，完善民间融资的配套制度建设。明确民间融资的地方管理部门，建立专门的民间融资监管机构，以及时掌握民间融资情况，控制民间融资的风险，引导民间资本的正确投资和运用。建立民间借贷登记制度以及民间借贷双方的资信评估机制等，完善民间融资的配套制度建设，优化民间融资发展环境。

4.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出台面向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放松银行部门对中小企业的严格审查，降低放贷门槛等，逐步放宽中小企业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的条件，拓宽其融资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方向，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国家金融机构等垄断型行业。

5.行业自律。可以利用现存的行业协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建立有效的规范，协助政府进行民间融资渠道的管理，可以有效地降低民间融资的风险程度，同时降低了政府管理的成本，保证了民间融资的自由度。

参考文献：

[1]何迎书.民间借贷日益活跃 “灰色金融” 亟须规范[J].金融经济： 下半月， 2012 （5）： 3-5.

[2]陈蓉.我国民间借贷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J].经济法论坛， 2006， 10： 157-176.

[3]张思康，陈婷.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2 （11）.

[4]陈彬.房地产开发中民间融资及其风险的法律规制[D].西南财经大学， 2010.

[5]王燕霞.民间融资规范化探析[J].天津法学，2011， 3： 016.

[6]曹薇.民间借贷利息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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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59-02

一、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

司法实践中，由于非法占有纯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对于如何断定非法占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的难点。于是一些研究者建议取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条件限制，将金融诈骗罪作为行为犯处理，以便于精确打击金融犯罪[1]。这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本身过于抽象，增加了刑侦工作的难度，而结合外在行为认定容易导致客观归罪，将金融诈骗的目的行为取消，则减少了司法操作的难度。笔者认为这样不妥。集资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与诈骗罪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刑法为了保护金融秩序的安全而特别规定了集资诈骗罪。所以集资诈骗罪应具有诈骗罪的一般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集资诈骗罪也不例外。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意图通过犯罪行为所达到的犯罪结果的主观反映。犯罪目的的实现正是希望性故意固有的基本特征[2]。集资诈骗罪的主观特征是直接故意,如果没有犯罪目的便不可能存在集资诈骗罪犯罪故意的希望意志,也就不会有该罪的直接故意[3]。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也是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发行股票、公司、债权罪的主要标准。如果取消这一主观要件，会导致与其他罪名无法区分，选择适用的混乱。而集资诈骗罪又是金融犯罪中运用很广泛的一个罪名，这种适用时的混乱也会影响整个金融刑法的结构。

（二）数额规定有无实际界定意义

金融犯罪大多数是数额犯，只有达到一定数额标准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有研究者指出，集资案件以数额限制可能不具有实际界定作用，反而易使集资违法得不到及时纠正，留小疾而酿大患[4]。这种观点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看似有一定道理。其实在国外的相关立法通例与我国的恰恰相反，如美国、德国、日本对于金融欺诈均规定为行为犯，不需达到一定数额标准就构成犯罪。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数额要求是有实质意义的。首先，它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数额小的集资诈骗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刑罚不应过多干预社会生活，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更应保持一种“宽容”态度，否则会不当扩大犯罪圈，抑制金融的创新。这也是刑罚必要性，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其次是节约司法资源，将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更优化配置的需要。符合刑事法治“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再次，划清了犯罪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数额不足的，虽然到法院，构成行政违法的可以移交行政机关依照相关金融法规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二、金融困境下集资诈骗罪适用的克制性

（一）金融诈骗罪冲动介入的消极效果

1.刑法功能——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错位

民间融资问题，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国家经济领域里要解决的问题。透过近些年一系列严重的事件看到，与其说这是犯罪或违背法律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经济、金融问题更合适。刑法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金融刑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但是并应该充当“前锋”，一旦出现问题就直接动之金融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罚。法律的滞后性在某些时候会显示出来，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与法治发展的互动上，更为明显。按照滞后规定处罚，那么刑罚功能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必将偏差。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乃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5]

2.刑法社会效果甚微，教育警示意义不大

以吴英案为例，金融诈骗罪一审二审死刑，民意一片哗然，对于是否构成犯罪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尚存怀疑，死刑结果的宣判更是引来众多的反对。金融刑法立法采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违背金融管理秩序是处罚的依据，而金融的属性在于信用，信用的存在在于交易，金融交易秩序也是金融的重要部分。当金融交易双方自愿、互利时，国家法律应该给予保护。比如吴英案，刑罚死缓，债务人的债务偿还依然无法实现。就像孙大午所说，给她一些时间去经营去还债，按民间借贷处理，企业盈亏是常事，赚回来更好，继续亏损可以走清算程序偿还债务。这对于企业也好，债务人国家也好，都是有益的。

3.削弱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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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中小企业生产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经营效益最大化，促进自身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中小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民间借贷融资以其手续灵活、利率弹性大等特点，成为中小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仍存在诸多问题，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分析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进行科学规范和有效治理，十分有必要。本文主要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 ：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问题；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123-02

前言

中小企业是大型企业不可缺少的伙伴和助手，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小企业正逐步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同时，中小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三农问题的成功解决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上看，由于企业资金、规模、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国家政策、市场变化等均不同程度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1]。如何切实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成为中小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关键。

1.民间借贷融资概念及其必要性

1.1民间借贷融资概念

广义上的民间借贷，是除正规借贷之外的借贷，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督之外的一种非正规金融活动。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也是竞争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整体上看，民间借贷的特点主要有：（1）参与主体、资金来源具有广泛性特点。不管是城镇居民，个体商户，民营企业主，或者是农户、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可成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2）借贷方式具有灵活性。通常情况下，民间借贷的借放款双方主要以现金交易为主，不需要抵押物，这种交易方式较为灵活，手续简单便捷，大大缩短了资金到位时间，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3）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及人们消费观念和方式的不断变化，民间借贷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促进借贷形式的发展及创新。

1.2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必要性

较之于其他融资方式，民间借贷融资优势突出，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必然选择。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必要性，具体体现在：（1）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通常情况下，民间借贷融资中的借款和放款双方熟稔，虽然没有任何成文规定，但参与者都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惯例，信用度较高，存在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参与双方能够对贷款项目进行科学评价，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并对项目进行实施监督，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降低贷款风险。（2）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民间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金融市场融资主体的垄断局面，促成了融资市场的竞争环境，给正规借贷造成了一定冲击。这种形势下，为提高市场竞争力，正规金融机构面临全新改革，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从而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全面提高。此外，民间融资的介入，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规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并通过多元化产权形式之间的交易实现整体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2]。

2.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存在问题

2.1法律法规严重滞后

我国现行法律体现中，缺乏明确的民间融资及其中介机构法律条例，民间借贷融资长期处于不被法律保护的灰色金融角色，参与双方的利益得不到保障[3]。同时，由于缺乏健全完善的监管条例，监管主体缺失，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该由谁来管理和规范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行为，使得民间融资长期处于国家金融体系之外。这就导致了民间借贷融资的无序、盲目发展，对高度依赖民间融资的中小企业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2非法集资存在的可能性大

当前，民间借贷绝大多数在利率上都是随行就市，只有极少部分的贷款不计算利息或者仅参照银行贷款利率。在一些为投资而生产的民间借贷，其贷款利率甚至高于一般银行借贷，这大大增加了民间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风险，对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影响。我国虽然采取了一切方式对非法集资进行严厉打击，但由于法律法规较为滞后，使民间借贷融资界定模糊，增加了法律监管难度。在巨大利率的诱惑下，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容易偏离原来轨道，走向非法集资，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

2.3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有效发挥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但民间资本具有较强的松散性和隐蔽性，价值民间资本本身逐利性的影响，使得民间融资脱离银行体系。同时，中小企业在进行民间借贷融资过程中，为了逃避监管，多采取现金交易，国家无法掌握真实金融信息，很难对相关行为进行监管。这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使得国家无法根据信贷总量信息做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3.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治理对策

3.1以法律形式重新界定民间融资

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确立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性质，确立民间融资合同的各项条款，明显民间融资适用原则和注意事项，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还要在法律上对非法集资进行进一步界定，明确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和政策民间融资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促进民间借贷融资逐渐走向规范化、程序化。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完善现行金融管理法规，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引导、扩宽、规范和监管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实现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有效监管[4]。

3.2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的正常运行

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越来越活跃，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断突出，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为保障经济市场的健康与稳定，须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方式和手段的监管，具体包括：（1）民间融资机构监管方面。其监管对象主要包括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理财公司等各类融资中介机构。加强对其监管力度，主要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有效配合及通力合作，从准入制着手，将那些利用合法平台从事非法集资的人员予以严惩和清除，为民间借贷融资创造良好环境。（2）各类机构日常业务监管方面。主要监管对象涉及到各类民间融资中介机构，须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严格管理，及时打击和处理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从源头上铲除非法集资行为，坚决杜绝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成为高利贷或非法集资的温床。

3.3鼓励发展民间融资中介组织

民间融资中介质中有利于规范中小企业融资行为，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鼓励民间融资中介组织的发展，主要包括：（1）信用互助社。由民间资本自发成立，具有互助式性质，其资金来源及借贷对象只限于组织内部成员，与组织外极少存在资金通融[5]。对这些民间融资组织，国家应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体系，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2）行业协会。通过律师事务所和社会公证机构，为民间融资双方提供借贷合同代拟、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等业务，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中介服务，从而有效克服民间借贷市场自身自发性与分散性等缺陷。同时，还能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充分利用，实现民间借贷融资网络化、信息化，为民间投资者及中小企业提供准确信息，从而促进民间借贷融资的健康、和谐及中小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蒋大平.我国民问借贷的制度逻辑及立法路径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02）：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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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2P借贷平台基本流程和经营模式

（一）基本流程

各网络借贷平台的运作不尽相同，但基本流程大致相同。第一步，参与网络借贷的人首先要在网站上进行注册；第二步，借款人决定借贷时，提供相应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相关身份证明 还需要提供详尽的个人财务状况说明，并向网站提出申请；第三步，平台对借款人进行审核；第四步，借款人在网站上借款信息，约定借款期限、最高年利率以及资金筹措期限，发出借款的邀约；第五步，有意放款的出借者用自有资金进行全额或部分投标，但投标年利率不能高于约定的最高值；第六步，在资金筹措期满后，如果投标资金总额达到或超过借款人的要求，则全额满足最低年利率资金中标；如果资金筹措期满仍未能集齐所需资金，该项借款计划流标。第七步，借款成功后，网站自动生成电子借条，借款人按每月还款方式向放款人还本付息。

（二）运作模式

当前网络借贷平台的运作模式，主要有无担保线上模式、有担保线上模式和线下模式三种。无担保线上模式以拍拍贷为代表，平台作为线上服务的居间人，属于单纯的网络中介，只负责制定交易规则和提供交易平台，不负责交易的成交以及贷后资金管理，不承担借款人违约带来的损失，对出借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有担保线上模式下，网贷公司不再是单纯的中介：一方面网贷公司对出借人的资金提供担保，另一方面也重视贷后资金的管理，同时扮演了担保人、联合追款人的复合中介角色；线下模式下的网贷公司多由传统的民间借贷发展而来，网络只是一种宣传渠道，旨在吸引出借人和借款人到公司洽谈业务。其特点是往往对借款人要求抵押，对出借人提供担保。这种模式下的贷款质量相对较好，风险较低，收益也相对更低，但存在演变为非法集资的风险。

二、身份模糊，监管不明

从其经营模式的灵活性看，P2P更像是一种可以随意组合的业务手段，它能把贷款流程拆分成数段，并重新组合；又能利用中介平台参与交易，成为金融中介，演变成其他金融业务。

一方面，目前法律法规对P2P平台的准入资质、信息披露、内部管理等均未作要求，P2P平台公司一般注册为电子商务、金融咨询类公司，但实质是在利用互联网开展借贷活动。如拍拍贷和宜信两家网站在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网监部门注册登记，经营范围是网络信息技术，但实质却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业务；另一方面，我国法律确保了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及其合法性，除了对利率进行了限制外，借贷活动通过何种形式或者平台进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因此，P2P网络借贷平台由于在形式上只是向资金借贷双方提供的一个交流平台，不属于金融机构，并没有按照纳入金融机构监管范围，而其实际从事的金融业务又不归属于工商、通信部门的管理职责，横跨IT行业和金融行业的特殊身份增加了确定其身份归属的困难，并由此产生监管空白。

三、存在隐患

（一）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考虑到平台运转的信任度，P2P平台要求借款人必须填写详细的个人乃至亲属的相关信息，其因此也具备了庞大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存在大面积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二）资金往来缺乏监控，逃避反洗钱监管

多数网络信贷平台是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形式来完成的资金周转，但也有些网络信贷平台是直接转入个人账户。通过支付宝转账，套用了支付宝的担保信用额度；通过个人账户划转资金，平台运营商的账户往往用作转账的中间账户，在某个时期平台滞留了大量资金。由于网络借贷中一般只要支付很少的会员费和认证费用就能成为借款人，而借贷合同基于双方意思自治，为可能的洗钱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平台由于不是金融机构，没有像金融机构一样接受严格的反洗钱监管，增加了通过平台进行洗钱的风险。

（三）参与人数广泛、实际利率高，有非法集资和高利贷嫌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P2P借贷平台的利率超过4倍的规定，则有高利贷嫌疑；同时，一些平台名义是中介，实际上投资人与借款人并没有直接接触，投资方式、投资对象、投资时间全由平台控制，实际上形成投资人把资金支付给平全支配并获取利益的结果，涉嫌非法集资。

四、相关建议

（一）明确P2P借贷平台属性和法律地位。

加快立法步伐，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属性，从经营性质、组织形式、资格条件、经营模式及范围、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从而确定P2P借贷平台的法律地位，将其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等行为明确区分，积极鼓励符合信贷行业发展的业务模式，并对风险无法防控的模式予以限制，将其发展纳入正常轨道。

（二）明确监管主体及监管职责。

P2P借贷平台模式的复杂性及跨区域性决定了对其监管应由多部门共同完成，且应依其不同业务类型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人民银行、银监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工商、通信、网监部门等共同协作，各履其责，才能全面规范网络借贷平台的总体运作。目前，各部门在监管中所处地位和应负的职责还需尽快明确。此外，对P2P信贷，平台的线上和线下业务监管，也应采取不用措施，区别监管重点以达到监管效果。如：对线上业务的监管重点是主要针对信息透明度；对其线下涉及的担保、转债权、信托、理财等业务形式，也应区分类别进行管理。

（三）加强行业自律，提高行业透明度。

目前，在缺乏法律规制和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议成立组织紧密的P2P自律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及准入门槛、明确社会责任及销售准则，主动提高透明度，赢得市场信任。

（四）创新P2P利率定价手段，防止高息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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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