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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融合性较强的中原文化形态,而且还有各少数民族特有的多元文化形态,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体系,这是我国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区域化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也逐渐走进整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而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面临时展的挑战,是继续传承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还是与时俱进,顺应发展的要求,大胆创新,寻找新的出路。本文根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和前人研究的成果,旨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性质及传承和保护必要性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主体民族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是各少数民族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它的内容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性质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和特质。是同类事物所共有的,也是区别他类事物的依据之一。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落后地域,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并受到中原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它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我国众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从地域性和民族根源性来看,华夏的中原文化是其主流,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北方草原地区的“北岳文化”和“游牧文化”,东北黑水白山的“满洲文化”,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而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彰显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惯,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文特点等因素融合而成的。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失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定位,以及在生活现代化的今天如何普及和推广,继承和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更具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热潮中。搞好少数民族团结是很重要的一项举措。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能有效调解、缓和人际关系冲突与矛盾,促进民族团结。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特征,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归纳为民间性、同族性和自发性。
民间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是在体育活动形式中升华出来的一种意识文化,进而融入整个本民族的文化主流,随着历史的车轮,注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形成一种传承的民族文化形式,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都没有统一的文字,所以教育的手段主要靠言传和身教,大都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模仿学习。这种模仿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需要说明的是生活方式对民族体育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譬如,主要分布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从事渔业生产,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赫哲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人们对各种鱼类的习性十分熟悉,捕鱼的手段是用鱼叉去叉,往往百发百中。为了,让下一代能熟练地掌握叉鱼的生产技术,家长就教他们学习叉草球,这就演化成了一项富于乐趣的传统体育活动,同时又能学习生产技能。叉草球运动的方法是一手握鱼叉,一手把草球扔在地上使其向前滚动,象征着鱼儿在水中游动,这时迅速掷出鱼叉,一人叉一次,轮流进行,数轮以后,以叉中次数最多者为优胜。当小孩子的叉球技术十分熟练的时候,家长便带他们到江河中去叉鱼③。新疆哈萨克、克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都以畜牧业为主,马成了他们主要生产、生活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与马有关的体育项目。如:赛马、刁羊、骑射、马上角力、姑娘追、飞马拾银等项目。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历来是漠北少数民族载货物和骑乘的工具。由此产生了“赛骆驼”运动。这些形式多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沿袭至今。
同族性,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旅之间的民族性、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所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是指:除汉族外55个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群体共有的,并区别于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文化学理论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是任何文化的共性所在,如珍珠球运动是满族的一项传统游戏项目,又称“采珍珠”,满语“尼楚赫”;板鞋舞、板鞋竞技是壮族民问传统体育项目,起源于明代:还有傣族的孔雀拳;白族的霸王鞭等,都反映出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显著的民族特性。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地域性和民族性等基本特性,使其成为培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有效形式。认同感是使人们聚合在一个群众中的情感,是一种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感到更亲近的情感。认同感的形成是在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相同的同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起着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的作用,并能增强内部的亲近感。许多少数民族都通过民族体育活动增强这种认同感,并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这样做了。如白族的人拉人拔河、苗族的接龙舞等运动,在运动中往往需要许多人参与和协作,儿童在活动中能结识许许多多的小伙伴,并养成与众多小伙伴友好相处的习惯,从而培养儿童的协调关系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认识得到加强,也对增强认同感起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认同对于维系一个民族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全民性的特征,尤其是全民信教的民族,通常以、节日祭祀活动等形式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往往是由民族特点所决定的,这些特点包括居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素质、等因素以及各种
因索的互相交织,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轨迹。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要素中,民族认同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虽然民族文化认同也随着其他要素而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则会发生民族分化或者与其他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差别,是区别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标志。民族认同是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最基本的族体维系力量。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往往要经历一个体育文化的实践、族外体育文化的趋同、族内体育文化的认同、最后融合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形式。
集体荣誉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培养这种集体荣誉感的功能。例如,舞龙、舞狮子、踩高跷、龙舟竞渡、斗牛、拔河、赛马等活动,多以村赛或部族为单位。参加比赛者除了进行激烈的竞争外,还表现出了集体荣誉感。在这类富有竞赛性的活动中,集体内各成员相互配合和协作,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即使旁观者也都难以作为局外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为自己的集体欢呼鼓劲或沮丧惋惜。这种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融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培养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发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地域条件的制约,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只能以嬉戏、娱乐的形式延续。例如:青海牧区的“抱沙包”,藏族的骑“牦牛”,朝鲜族和苗族的“荡秋千”,青海土族的“轮子秋、拔腰”等。根据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原国家体委文史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全国性的调查,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达970余种,但大多数项目都是自娱自乐的项目,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虽然有一部分项目有一定的竞争意识,但从本质上没有超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发性的缺陷,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地从生产生活的劳动中逐渐演变出自己的以嬉戏、娱乐等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竞技成分较淡。不同的民族自发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体育项目,分别代表不同的民族文化,如以我国南方(包括西南、中南和东南地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属于山地体育文化的类型:我国西北地区和内蒙古部分农村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村体育文化类型;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的藏、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就属于高原体育文化的类型:分布在我围的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牧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体上属于草原体育文化的类型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212-03
一、族传统体育与隐形课程设计
1.民族传统体育。①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到目前为止,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仍然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学者张建雄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由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能够被广大民众继承和发扬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娱乐等特色功效的体育活动形式;张建雄还认为:民众传统体育活动主要包括了养生、保健、健身等民间的、传统的体育形式。②民族传统体育特征。首先,民族性和地域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民族性和地域性。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传统体育丰富多彩,体育文化形式多样、底蕴丰厚。例如,侗族和壮族最为古老的传统体育活动“抢花炮”,广西壮族民间传承已久且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舞狮子”,京族流传已经的“花棍舞”和“跳竹杠”的传统体育活动等,都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具体体现。其次,传统性。既然是民族传统体育,就免不了传统性的特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深深扎根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深受我国几千年文化的影响,现在保存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是经过几千年的变更、淘汰和选择而保存下来的民族文化。如今遗留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更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意义。再次,健身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都具有非常好的健身作用。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体各器官的新陈代谢;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在运动过程中的修身养性。例如,我国最为著名的传统体育活动“太极拳”,不仅让人们得到了良好的体育锻炼,更有助于人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修身养性,调节情操。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性课程设计。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概念,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所提供的各种有关体育课程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中所学习到的一些非预期性的知识、观念、价值等。简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就是指学生在学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从体育内隐的文化中所学习到的非预见性的知识和文化等。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的特征。首先,潜在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是产生于学校体育教学中,为学生提供非预见性的知识和文化的一种课程,因此,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潜在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课程的内容都隐藏在学校体育教学的各项活动中,学生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中逐渐接受隐形课程的学习,学生通过某一项具体的体育教学活动,就能够感受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这也是潜在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非预期性。从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概念上,我们知道该课程所产生的是学生获得的非预期性的知识和文化,因此,非预期性也是该课程的重要特征之一。隐形课程与显性课程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该课程的内容对学生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言传身教,教师的言语、行为举止等,都会由于教学的环境和气氛而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也是无法预测的。
二、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设计策略
1.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要素。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要素分析,首先要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隐形课程需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要素来进行其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物质要素。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以学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为物质基础,它依赖于学校的体育教学而存在,例如学校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体育场设施、体育器材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建筑等。其次,制度要素。隐形课程必须依赖于学校的制度而存在,在学校制度层面,各种关乎体育教学的教学制度、考试制度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管理制度等,都是隐形课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要素。再次,精神要素,所谓精神要素是指学校体育教学的观念和教育理念,以及学校体育教学的良好习惯和风气等,对隐形课程的开展具有很直接的影响力。最后,行为要素。行为要素主要包括学校对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参与程度等;也包括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习惯等,隐形课程内容的实施都是通过这些行为表现而实现的,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交往的行为过程中,隐形课程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和实施。
2.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内涵。关于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内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既是体育教学的一种课程,同时也是一种隐形的课程,虽然缺少明显的、具体的教学表现,但是该课程所揭示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本质。其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主要内容来自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课程之外,它是通过这种专业课程间接地体现出来的。再次,虽然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以非预见性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它与显性课程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伴随着学校体育教学而产生的,是按照学校专业体育教学的目标,通过隐形的、间接的方式实现其课程教学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充分设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素综合而成的课程。
3.发展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设计的对策。①努力改善学校体育教学环境。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设计依赖于良好的教学环境,因此,为了保证隐形课程的顺利开展,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高校应着手学校体育教学建设,有效地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场地、体育教学器材等硬件设施的配置;同时还要加大对体育教学师资力量的投入,充分发挥隐性课程的环境教学作用。②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是对隐形课程设计的有效保证。制定完善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制度,就要重视“技术教学”和“理论教学”并举,同时还要充分重视体育理论教学的作用,让学生在体育理论教学中深刻感受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受益匪浅。③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宣传。一方面,要从体育教材入手,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理论教材,让学生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中深刻了解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另一方面,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的宣传,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的影响力。④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教学体系。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教学体系,就需要有针对性的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构成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要力求符合我国高校学生体育学习的心理和需要,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扬。
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性课程设计是高校发展体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项目,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在进行课程设计时,一定要结合学校体育教学的外部环境、师资力量等,根据高校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出适合学生身心需要的隐形课程,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深为我国博大精深的体育文化而感到骄傲;同时,切实让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充分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施良方.课程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姚蕾.体育隐蔽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3]许宗祥.武术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4]姚蕾.我国体育隐蔽课程体系的理论构建[J].体育科学,2001,(04).
一、创新性思维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室内设计专业发展的根本,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教育发展之根本。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首先应培养学生的能动性,创新性思维的能动性是指,在创新设计的整个环节,学生要养成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和想法,这种主动性可以使思维主体在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能动地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自觉地调节、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绪、意志和行动,产生一种创新的冲动与激发力。
(一)培养学生多思、勤思和擅思的习惯
老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学生就可以沿着老师的问题去发现思考问题、去查阅资料、去思考、去实践,然后解决问题。这一良性过程是培养学生进行创新性的必经之路。
(二)要随时养成记录的习惯
思维的火花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记录习惯,把握直觉和灵感,然后再进行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这些均是创新性思维的必要途径。作为一名大学生、初学者,要通过课上课下不断的吸取知识、不断的创新实践、不断的刻苦思索,为思维火花的产生尽可能的创造条件,而它一旦产生,就要紧紧抓住,然后快速绘制出,扩大战果,实现更大的突破。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曾经说,从一个建筑师的草图笔记轻重浓淡和表现手法,就能看出建筑师的审美世界。建筑、室内大师余静赣(人称余工)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出差,所以养成了画建筑草图的习惯,这种习惯就如同别人做记录一样,有的时候寥寥几笔概述当天见闻;有时候根据自己的经历,情不自禁的表达自己的理念;有时候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来仔细、真实的表达所见所感。作为室内设计初学者也要养成记录的习惯,要善于抓住稍逊即使的信息流。
(三)突破定式思维
突破思维定式束缚,就要有意识引导学生进行反定势思维,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进行思考。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中国室内设计图片总数量已经达到全世界同类图片的百分之二百,遮天蔽日的设计图片有百分之几是原创的呢,有多少是经过设计师深思熟虑后的设计图片呢,又有多少真正的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所在课堂上老师就要培养学生突破定式思维的程序、方法,力争在他们的大脑中形成创新意识。
二、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探寻创新性思维教学方式
(一)课堂传达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专业课教学要善于向同学们传达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把运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性案例展示给学生,善于用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创新性设计的熏陶。建筑及室内设计大师王琼的新中式设计大作———蝶•金海华私家会馆,在塑造中式语言时融入了梦幻般奢华的意境,同时还揉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舞台戏曲,此设计向世人演绎了一部具有中国民族文化强烈认同感的大作。
(二)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角度构思设计
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世界大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国外设计师都来我国寻找传统元素和灵感,在设计界甚至一度出现是否利用中国元素做设计来衡量一个设计的“好坏”,是否够“品味”等,而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未来的室内设计师们怎么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怎能丢掉老祖宗留下的精华呢。所以在课堂上要善于并常与学生引导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设计方案。构思是设计的灵魂,在考察地形后下手做设计之前,就应该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进行思考。陈彬在勘察隐庐私厨地形后,就发现本餐厅离闹市街区太近,明显缺少灰色过渡缓冲空间,很容易让客户产生一种“平铺直叙”的感觉。于是他就利用中国人擅长的“藏”,这就是他“隐庐”私厨的最初的设计构思。
三、从专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角度探寻创新性思维教学方式
目前室内设计界存在着浮躁、作秀的现象,想通过媒体或是某一次大赛来使自己声名鹊起,出现这些的原因与当今所处“大环境”、“气候”和“土壤”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高校学生入学前基本决定了自己的专业,进入大学后是否喜欢、是否适合本专业不得而知。但欧美很多国家的大一新生第一年的考察期,老师通过多方面考察学生是否适合本专业,是否有在本专业发展的潜质,同时,学生也考察老师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能传道、授业、解惑,在这种相互选择、相互了解中真正的解决了专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米兰市区闻名世界的酒吧街,里面汇聚了世界各地不同门类的设计师。王琼惊奇的发现在这条酒吧街的每一个酒吧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独到的创意、自己的精彩,几乎所有酒吧都把自己的创意理念不动声色的表现的酣畅淋漓。设计土壤的培育是当代大学室内设计专业的首要任务;设计土壤的改造是中国室内设计界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室内设计作品近二三十年发展的太快、太多,没有好好的思考,原创的东西原来越少,所以从设计一入门我们就要理性向学生传达设计理念、设计构思,让学生更清楚的看清设计问题所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室内设计作品卖方的审美和修养比室内设计师还要重要,如果我们能改变中国室内设计的“大环境”、“大气候”,不单单是要改变设计师的整体修养和审美,更要提高整个国民的中华民族的审美和修养,也许这才是从本质上改善中国室内设计土壤。
结语
由于现在很多室内设计师被外国文化捕获,所以我们更应该从初学者抓起,让学生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让他们在自己的创意作品中始终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把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渗透到自己每一个创意性的作品之中。
【参考文献】
[1]谭秋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J].包装世界,2015(1):66-67.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始终为理论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在国内的热演,一方面是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解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不断见诸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政府主导行为更引来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将旅游开发看作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扶贫战略的一种有效途径(崔延虎,2001;杨莉,2006;蔡雄等,1997;周歆红,2002;刘向明等,2002);另一种则指出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王宁,2004;宗晓莲、保继刚,2005),还有的学者十分关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李忠斌,2005),积极呼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陈家柳,2005;田俊迁,2005),并提出多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杨红英,2001;马晓京,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总是不尽如人意,旅游开发中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引发了下列疑问,民族传统文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得以传承?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传承条件构成的维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可行性提出一些看法。
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积累和规范化,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作为代际相传的、整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对调整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形成却不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体或称精英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适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即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须由一定的秩序、章法来维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必定要受到传统的规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正是这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聚合的对外表达,渐渐地、无意识地构成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正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哈耶克,2000)。因此,传统文化既决定于社会,又决定于个人,它显现着集体公共性与个人独立性的二重性特征。
人的社会性存在规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某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必然地要受该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人的自然性存在又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传统的规矩、章法、价值等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发生嬗变,“这些传统既是此前文化的积淀,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忡炜,2005)。只不过它的嬗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的,其“走向”是由传统持有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换句话说,后代对前辈之传统文化的“承接”是以后辈对前辈的文化理解以及当下社会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尺度的,只有那些得到理解、符合后辈所处时代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传统才能被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用性”①或称价值感是影响传统文化在共同体中得以传承的先决条件。
以丽江纳西古乐为例,它是在明清之际由中原传人当地(李昆声,1995;杨曾烈,1992)的汉族洞经音乐的基础上逐步衍化而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乐种。经过几百年的民间流传,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丽江城乡至少存在着30个洞经乐队”(宗晓莲、保继刚,2006)。由于历史的原因,“”结束时,能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已为数不多,并只在小范围中有自娱性演奏。1984年,丽江大研古乐会恢复时,会员只有一些老艺人。可以说,这个乐种在当时的整个丽江民间处于行将失传的状况。1986年,丽江县被国家批准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后,旅游业逐步兴起,老艺人们自娱自乐的演奏引来了游客中音乐爱好者的兴趣,有听众会向募捐箱中零星地捐一点款。之后,在宣科等人的努力下,经相关部门审批,1988年7月,以牛维炯为会长、宣科为副会长的民间大研古乐会获准正式对外演出。开始时由于听众不多,演奏既不定期,票价也很低。组织形式更是松散,一般是游客提出需求时才临时通知老艺人来演奏。后来,随着旅游业的日渐红火,加之以宣科先生为首的当地艺人的成功商业运作,这个乐种才一路走红。20年不到的时间,它已是名声远播。现在,丽江大研古乐会设在一座传统的纳西族院落中,有600多个座位,票价按A、B、c和加座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不等。不仅每天傍晚定时演出,有时还要加场,年收入颇为可观。纳西古乐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效益,而且还创出了品牌,对吸引国内外游客到丽江来也起了很大作用。如今,参加纳西古乐表演的乐手中已经不乏中、青年的身影了。
从纳西古乐这项传统文化事象在纳西族社会中 “获得新生”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决定因素乃是其经济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种传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尽管有学者对这种“传承”颇有微词,称它只是形式上的传承,并指出古乐的商业性“异化”,演奏形式的“变脸”,演奏曲目的“退化”及年轻一代学习古乐动机的“不纯”等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传统文化确实已名声远播,有相当数量的纳西族年青人也正在习练纳西古乐,而且他们以自己是“会古乐的纳西人”感到自豪。
人的社会一自然二重性存在,规定了人的行为取向必然受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规约。上述之例是传统文化的经济有用性(首先体现对个体的经济价值)导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取与舍,体现出个体独立性对其社会性存在的“贡献”。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社会有用性(重在体现对集体的社会价值)也能激励这种传承,2004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一事就是一个佐证。
“江陵端午祭”源于韩国的“端午节”风俗,时间上与中国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相同。它早在新罗时代就在民间流传,1603年时已形成全国性的民间习俗,是一项历时数日的庆典活动,颇似我国的春节,其内容包括一系列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在古代称为“部落祭”,除了有灌输信仰、保存文化的功能之外,还蕴涵着陶冶民众性情,防止各姓族群间的分裂,以实现大同社会的目的。“江陵端午祭”活动于1967年被韩国政府确认为“文化财13号文化遗产”,受到法定保护。因为它的内涵“包含的是民众巨大的希望、平凡的生活哲理、隐藏在人心背面的欲望”,“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民众的精神与心理,沟通着神与人、信仰与现实,既令古老的传统融入今日之生活,又使今日之生活会通古老的传统,从而在古与今的交会与碰撞中推动传统自然地传承与衍变,生生不息”(贺学君,2006)。
布林・莫利斯认为,“人类当中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成员们精神中的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控制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了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仪式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感情,社会的章法就是依赖于这种感情”(莫利斯,1992)。以江陵地区为代表的这种人们共同体文化精神的延续,是“江陵端午祭”得以流传至今,并于2005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根本原因。在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这项传统文化传达的是认同感、历史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作用,申遗的成功也为韩国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再看我国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情况:景洪市曼龙匡村是一个传统的傣族寨子,由于种植橡胶和开发旅游,全寨的经济收入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全寨人在村委会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地干了3件大事,第一是拓宽了寨子里到主干道的路,方便村民们进城;第二是修缮了佛寺,并在佛寺旁扩建了公共活动场所供全寨人在3节(泼水节、开门节和关门节)时使用,也满足了村民做赕的需要;第三是为村民歌舞队搭建了表演台,装备了组合音响,为村寨文化活动的进一步丰富、提高提供了物质帮助。在村中几位有威信的歌舞爱好者的鼓动下,歌舞队还不定期地请自治州歌舞团的专业人员来指导。现在,曼龙匡村民表演队分为40岁、30岁和20岁3个年龄组,歌舞的内容因分组不同而不同,既有现代歌曲,也有傣语歌、赞哈调,还有孔雀舞、刀舞等传统舞蹈,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体现出浓郁的傣族风情。笔者2006年4月在当地做田野调查时,村长自豪地介绍说,全寨的120户人家无论在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在建筑风格上仍保持着传统的傣族特色;以“酸、辣、甜、香”为主要特色的傣族传统风味不仅我们傣族自己喜欢,游客也非常喜爱;姑娘们平时只要不下田,还是喜欢穿筒裙串门,过年时就更不用说了。曼龙匡村现在是“村民有钱了,道路通畅了,佛寺重修了,赕佛的人多了,欢声笑语多了,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指小偷小摸、游手好闲、打架吵架等)不见了”。这样的良好风尚和村民的平和心态在笔者进行村民家访时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曼龙匡村给我们展示的例证,显现了一个与韩国端午节类似的事实。在经济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改善的同时,社区(共同体)的安定、邻里的和睦、青年的成长、佛寺的活动等成为全寨人关注的重心。人们意识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有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傣族传统文化中“不偷不骗、不打不骂、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互帮互爱、诚实善良”等作为道德准则有利于维护全寨的安定团结。于是,在这种“有用性”的激励下,傣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意识的传承,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傣家的竹楼、姑娘的筒裙,尝到香茅草烤鱼、毫罗嗦①,从他们赕佛、浴佛、放孔明灯、龙舟竞渡等活动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傣家传统和民族的向心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内生于共同体中,它在内化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定势的同时,也对外表达着不同共同体之间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这正是无形的传统通过有形的人的行为得到表现的过程。离开了人,传统文化就不复存在,脱离开了形成某种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传统文化也就不再是该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的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知。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任何“客位”――非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都不可能越俎代庖,不可能代替他们作出哪些不应该传承、哪些应该传承和怎样传承的决定。
三、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既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只能是居于“主位”的传统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一项民族文化传统事象是否会被传承又取决于该事象对共同体的有用性,那么,旅游究竟怎样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换句话说,旅游是通过什么形式,在哪个环节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厘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厘清了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根据前文所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基于当代人对其现实有用性的评价,而现实有用性的参照标准是当下的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经评价,认为有用的被承继,认为无用的,则被放弃。在这个传承机理中,有两个环节存在不确定性或称可塑性:(1)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能力;(2)评价有用性的标准。通过对这两个可塑性环节的分析会发现,正是在这两个环节上,旅游通过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直接干预,影响了共同体成员对有用性的评判,从而间接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1.有用性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
前面已经提到,传统文化的有用性可表现在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方面。经济有用性指某种传统文化事象能为传统持有者个体带来某种经济上 的利益,物质上的满足。如纳西古乐能用于表演创收,织染蓝靛土布能用于销售获利,掌握祖传秘方可以开药铺挣钱,熟练传统食品的制作可以开饭馆赚钱等等。社会有用性的含义则指该传统文化能对共同体集体带来某种社会利益和精神上的享受。如云南石林彝族的火把节传统仪式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傣族的拴线、认老庚等风俗能增进认同感,促进团结等等。从这种对具体事象的分析来看,人们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评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无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构造性要素”(柯武刚、史漫飞,2004),也即人类在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上只具备有限的知识,正是这种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的构造性约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有用性评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人类对事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运用它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正是这个愿望,始终不懈地激励着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探索如何获得知识和传递知识的努力也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认知能力必然使共同体成员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个时代认为没有用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认识到它的有用性。正因此,才引出挖掘传统文化为当下所用的话题。这种认识论上的渐变更多地来自个体的探索,个体改进自身认知能力的手段,一是自我体悟,二是向他者学习(包括直接学习和通过书本等载体间接学习)。在这种不断地与他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地获取新知,从而使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处于一个不断被修正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2.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或缓或急,或因共同体生境内部的变化(如生存环境的变化、思想更新、技术发明、领导更替等等)而引起,或来自共同体生境外部的影响(如外族社会的变迁等)而产生。这些都将导致共同体内部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从而改变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标准。
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就意味着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价值体系,就是据以选择某一事物的有用性评价标准的参照系。参照系变了,所选择的标准必然随之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在近代的式微;有时则是明显的,甚至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如“”时期的“破四旧”,把历来认为有价值的文化载体,如古玩字画、壁画雕塑、古籍善本等都看作是有害的东西而予以毁灭。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的价值的认识才又恢复正常,人们又开始收集、整理、鉴赏它们。短短40年时间内,价值观出现了两次反复。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不足和随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的价值观改变的这种双重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判变得复杂化,也使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复杂化。
3.旅游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干预
纵观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历程,其发展是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而在全国逐渐兴起的。随着游客向民族地区的自发进入,首先产生的是旅游者在吃、住等方面的消费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对于一个拥有秀美山水风光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这种无需大量投入就能挣到钱的刺激,无疑是强烈的。于是,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便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目标驱动下,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
旅游者的频繁进入,沟通了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交流渠道,让当地人听到、看到了外部社会的许多新鲜事,从而唤起了他们要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愿望,渐渐地,开始时的那种单向进入变成为双向的往来,加之电视、广播、各种音像制品的普及,开阔了当地人们的视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涌入,使他们对外部社会文化的态度从最初新奇地观望到认同、吸收。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快地接纳了“时尚”。各种歌星、球星、影星的大幅招贴画在乡村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现代文化的“输入”,对民族地区人们共同体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是直接的、现实的。首先,游客的存在教会了他们什么样的东西能带来经济利益,使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那些能“生财”的东西,过去对自己没用的“传统”,现在只要游客有需求,也会被挖掘出来为自己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对传统有用性认知能力的干预。其次,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旅游者带人的外部文化的频繁冲击,是使当地主导文化价值体系变迁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是随民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而且,社会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判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都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内动力来自自身,而外动力来自交往。在我国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旅游使民族地区面对市场经济的对外交往情形大大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想象,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异乎寻常,并且还表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同时爆发,这就难怪引来了众多的争论,特别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上更是遭到众矢。事实上,旅游对它的影响只是一种催化、加速,它只不过让我们提早面对了这种变化而已,因此,旅游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导致传统消失的元凶。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1.凡能延续至今的任何一个传统,必定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成为知识、价值观和道德的可供选择的替代来源。
2.当前,对经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更看重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短视行为”不应遭到太多的非议。
因为在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这样的举动是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这种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必然能在转型中得到解决。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挣钱是自己的事,安定是国家的事。对此类错误认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精英、专家、官员层的更多的引导。退一步说,这种做法至少能使传统在形式上先得到传承,主观上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意识行为在客观上也能起无意识地发挥社 会功能的作用。
3.传统文化中处于器物层面的保护行动可以由官方保护人、艺术投资者、购买人来部分地完成,精神层面的传承则不可能离开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他者”都只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研究者能给予的是如何让文化持有者更早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他们自身社会的有用性,即给予智力支持,而官方能给予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同步的情形尽早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即给予制度保障。
4.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和保护的根本在于共同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保持对自己身份的骄傲与自豪感”(纳尔逊。格拉本,2006)。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深刻认识,才会去挖掘和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只有对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价值(既有经济有用性,又有社会有用性)的传统文化才可能得到传承。
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其跳出“文化低度开发陷阱”①,是实现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现实的情况看,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有赖于经济的支撑,只有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去追求归属需要、自尊需要等“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马斯洛,1987)的高级需要。
6.通过外因支持和内因激励是跳出陷阱的有效手段。
外因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研究者的智力支持;内因来自共同体中的精英分子的带动、示范,一旦形成了外部拉动与内部激励的合力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弘扬、社会进步的目标也将一步步地来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文化的双重有用性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追求经济有用性是一个近期目标或称眼前目标,而追求社会有用性是一个长期目标(远景目标)。现在的情况是,受社会开放度的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其经济有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社会有用性在当下表现得不迫切,因此,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总之,传统“流变”的方向由现实有用性决定;流变的速度由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变化速度所左右;价值体系变化的节奏受文化交流强度的影响。旅游只能使这种强度得到增大,也即对这种变化只有加速、催化的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不到位造成的。一是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智力支持不够到位;二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导致传统文化保护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不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大转折的时代引发的问题一定能在大转折中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2006―12―08
[作者简介]郭山(1963―),男,江西南昌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发展研究,E-mail:。
①这里的“有用性”指能为后辈的生存带来某种利益,包含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个方面。前者指能为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带来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或得到物质上的享受,如能用于挣钱;后者指能为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利益或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如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增强凝聚力,获得归属感等。
①毫罗嗦:傣语,指外层用芭蕉叶包捆着的、糯米做的粑粑。
①“文化低度开发陷阱”是笔者受发展经济学理论启发而自造的一个概念,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只停留在经济有用性的层次上,即有钱挣我就学,没钱挣或挣得少了我就放弃。前者导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后者又造成传统文化的消失。反之则造成越不学越没有钱挣,越没有钱挣就越不学的恶性循环状况。
[参考文献]
[1]崔延虎.生态决策与新疆大开发[J].民族研究,2001,(1):29―36.
[2]杨莉.旅游业对大理州经济增长的影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2):93―95.
[3]蔡雄,等.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与对策研究[J].社会科学家,1997,(3):4―16.
[4]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1):17―21.
[5]刘向明,杨智敏.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几点思考[J].经济地理,2002,(2):241―244.
[6][美]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等译.东道主与游客[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193―195.
[7]王宁.论风景名胜区过度商业化和旅游化的危害[J].重庆行政,2004,(6):77―79
[8]宗晓莲,保继刚.解构纳西古乐神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4):29―33.
[9]马晓京.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J].旅游学刊,2000,(5):50―54.
[10]李忠斌.论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土家族为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12):64―66.
[11] 陈家柳.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纵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5,(4):181―186.
[12]田俊迁.关于旅游开发中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5,(4):161―168.
[13]杨红英.云南旅游的开发与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4):21―24.
[14]马晓京.民族旅游保护性开发的新思路[J].贵州民族研究,2002,(2).
[15][英]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16]马炜.传统的保护与发明[J].云南大学学报,2005,(2):47.
[17]李昆声.云南艺术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319―320.
[18]杨曾烈.玉龙雪山下的纳西古乐[J].音乐研究,1992,(2):102―103.
[19]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J].民间文化论坛,2006,(1):68―75.
[20][英]布林・莫利斯著,周国黎译.宗教人类学[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171.
[21][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0.
[22].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J].厦门大学学报,2005,(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