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民族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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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融合性较强的中原文化形态，而且还有各少数民族特有的多元文化形态，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体系，这是我国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区域化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也逐渐走进整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而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面临时展的挑战，是继续传承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还是与时俱进，顺应发展的要求，大胆创新，寻找新的出路。本文根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和前人研究的成果，旨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性质及传承和保护必要性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主体民族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是各少数民族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它的内容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性质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和特质。是同类事物所共有的，也是区别他类事物的依据之一。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落后地域，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并受到中原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它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我国众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从地域性和民族根源性来看，华夏的中原文化是其主流，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北方草原地区的“北岳文化”和“游牧文化”，东北黑水白山的“满洲文化”，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而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彰显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惯，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文特点等因素融合而成的。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失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定位，以及在生活现代化的今天如何普及和推广，继承和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更具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热潮中。搞好少数民族团结是很重要的一项举措。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能有效调解、缓和人际关系冲突与矛盾，促进民族团结。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特征，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归纳为民间性、同族性和自发性。

民间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是在体育活动形式中升华出来的一种意识文化，进而融入整个本民族的文化主流，随着历史的车轮，注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形成一种传承的民族文化形式，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都没有统一的文字，所以教育的手段主要靠言传和身教，大都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模仿学习。这种模仿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需要说明的是生活方式对民族体育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譬如，主要分布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从事渔业生产，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赫哲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人们对各种鱼类的习性十分熟悉，捕鱼的手段是用鱼叉去叉，往往百发百中。为了，让下一代能熟练地掌握叉鱼的生产技术，家长就教他们学习叉草球，这就演化成了一项富于乐趣的传统体育活动，同时又能学习生产技能。叉草球运动的方法是一手握鱼叉，一手把草球扔在地上使其向前滚动，象征着鱼儿在水中游动，这时迅速掷出鱼叉，一人叉一次，轮流进行，数轮以后，以叉中次数最多者为优胜。当小孩子的叉球技术十分熟练的时候，家长便带他们到江河中去叉鱼③。新疆哈萨克、克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都以畜牧业为主，马成了他们主要生产、生活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与马有关的体育项目。如：赛马、刁羊、骑射、马上角力、姑娘追、飞马拾银等项目。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历来是漠北少数民族载货物和骑乘的工具。由此产生了“赛骆驼”运动。这些形式多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沿袭至今。

同族性，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旅之间的民族性、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所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是指：除汉族外55个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群体共有的，并区别于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文化学理论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是任何文化的共性所在，如珍珠球运动是满族的一项传统游戏项目，又称“采珍珠”，满语“尼楚赫”；板鞋舞、板鞋竞技是壮族民问传统体育项目，起源于明代：还有傣族的孔雀拳；白族的霸王鞭等，都反映出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显著的民族特性。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地域性和民族性等基本特性，使其成为培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有效形式。认同感是使人们聚合在一个群众中的情感，是一种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感到更亲近的情感。认同感的形成是在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相同的同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起着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的作用，并能增强内部的亲近感。许多少数民族都通过民族体育活动增强这种认同感，并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这样做了。如白族的人拉人拔河、苗族的接龙舞等运动，在运动中往往需要许多人参与和协作，儿童在活动中能结识许许多多的小伙伴，并养成与众多小伙伴友好相处的习惯，从而培养儿童的协调关系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认识得到加强，也对增强认同感起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认同对于维系一个民族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全民性的特征，尤其是全民信教的民族，通常以、节日祭祀活动等形式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往往是由民族特点所决定的，这些特点包括居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素质、等因素以及各种

因索的互相交织，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轨迹。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要素中，民族认同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虽然民族文化认同也随着其他要素而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则会发生民族分化或者与其他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差别，是区别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标志。民族认同是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最基本的族体维系力量。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往往要经历一个体育文化的实践、族外体育文化的趋同、族内体育文化的认同、最后融合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形式。

集体荣誉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培养这种集体荣誉感的功能。例如，舞龙、舞狮子、踩高跷、龙舟竞渡、斗牛、拔河、赛马等活动，多以村赛或部族为单位。参加比赛者除了进行激烈的竞争外，还表现出了集体荣誉感。在这类富有竞赛性的活动中，集体内各成员相互配合和协作，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即使旁观者也都难以作为局外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为自己的集体欢呼鼓劲或沮丧惋惜。这种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融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培养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发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地域条件的制约，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只能以嬉戏、娱乐的形式延续。例如：青海牧区的“抱沙包”，藏族的骑“牦牛”，朝鲜族和苗族的“荡秋千”，青海土族的“轮子秋、拔腰”等。根据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原国家体委文史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全国性的调查，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达970余种，但大多数项目都是自娱自乐的项目，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虽然有一部分项目有一定的竞争意识，但从本质上没有超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发性的缺陷，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地从生产生活的劳动中逐渐演变出自己的以嬉戏、娱乐等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竞技成分较淡。不同的民族自发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体育项目，分别代表不同的民族文化，如以我国南方(包括西南、中南和东南地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属于山地体育文化的类型：我国西北地区和内蒙古部分农村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村体育文化类型；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的藏、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就属于高原体育文化的类型：分布在我围的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牧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体上属于草原体育文化的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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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212-03

一、族传统体育与隐形课程设计

1.民族传统体育。①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到目前为止，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仍然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学者张建雄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由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能够被广大民众继承和发扬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娱乐等特色功效的体育活动形式；张建雄还认为：民众传统体育活动主要包括了养生、保健、健身等民间的、传统的体育形式。②民族传统体育特征。首先，民族性和地域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民族性和地域性。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传统体育丰富多彩，体育文化形式多样、底蕴丰厚。例如，侗族和壮族最为古老的传统体育活动“抢花炮”，广西壮族民间传承已久且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舞狮子”，京族流传已经的“花棍舞”和“跳竹杠”的传统体育活动等，都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具体体现。其次，传统性。既然是民族传统体育，就免不了传统性的特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深深扎根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深受我国几千年文化的影响，现在保存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是经过几千年的变更、淘汰和选择而保存下来的民族文化。如今遗留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更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意义。再次，健身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都具有非常好的健身作用。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体各器官的新陈代谢；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在运动过程中的修身养性。例如，我国最为著名的传统体育活动“太极拳”，不仅让人们得到了良好的体育锻炼，更有助于人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修身养性，调节情操。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性课程设计。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概念，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所提供的各种有关体育课程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中所学习到的一些非预期性的知识、观念、价值等。简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就是指学生在学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从体育内隐的文化中所学习到的非预见性的知识和文化等。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的特征。首先，潜在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是产生于学校体育教学中，为学生提供非预见性的知识和文化的一种课程，因此，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潜在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课程的内容都隐藏在学校体育教学的各项活动中，学生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中逐渐接受隐形课程的学习，学生通过某一项具体的体育教学活动，就能够感受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这也是潜在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非预期性。从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概念上，我们知道该课程所产生的是学生获得的非预期性的知识和文化，因此，非预期性也是该课程的重要特征之一。隐形课程与显性课程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该课程的内容对学生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言传身教，教师的言语、行为举止等，都会由于教学的环境和气氛而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也是无法预测的。

二、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设计策略

1.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要素。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要素分析，首先要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隐形课程需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要素来进行其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物质要素。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以学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为物质基础，它依赖于学校的体育教学而存在，例如学校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体育场设施、体育器材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建筑等。其次，制度要素。隐形课程必须依赖于学校的制度而存在，在学校制度层面，各种关乎体育教学的教学制度、考试制度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管理制度等，都是隐形课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要素。再次，精神要素，所谓精神要素是指学校体育教学的观念和教育理念，以及学校体育教学的良好习惯和风气等，对隐形课程的开展具有很直接的影响力。最后，行为要素。行为要素主要包括学校对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参与程度等；也包括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习惯等，隐形课程内容的实施都是通过这些行为表现而实现的，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交往的行为过程中，隐形课程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和实施。

2.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内涵。关于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内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既是体育教学的一种课程，同时也是一种隐形的课程，虽然缺少明显的、具体的教学表现，但是该课程所揭示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本质。其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主要内容来自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课程之外，它是通过这种专业课程间接地体现出来的。再次，虽然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以非预见性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它与显性课程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伴随着学校体育教学而产生的，是按照学校专业体育教学的目标，通过隐形的、间接的方式实现其课程教学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充分设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素综合而成的课程。

3.发展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设计的对策。①努力改善学校体育教学环境。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设计依赖于良好的教学环境，因此，为了保证隐形课程的顺利开展，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高校应着手学校体育教学建设，有效地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场地、体育教学器材等硬件设施的配置；同时还要加大对体育教学师资力量的投入，充分发挥隐性课程的环境教学作用。②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是对隐形课程设计的有效保证。制定完善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制度，就要重视“技术教学”和“理论教学”并举，同时还要充分重视体育理论教学的作用，让学生在体育理论教学中深刻感受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受益匪浅。③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宣传。一方面，要从体育教材入手，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理论教材，让学生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中深刻了解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另一方面，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的宣传，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的影响力。④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教学体系。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教学体系，就需要有针对性的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构成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要力求符合我国高校学生体育学习的心理和需要，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扬。

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性课程设计是高校发展体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项目，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在进行课程设计时，一定要结合学校体育教学的外部环境、师资力量等，根据高校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出适合学生身心需要的隐形课程，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深为我国博大精深的体育文化而感到骄傲；同时，切实让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充分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施良方.课程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姚蕾.体育隐蔽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3]许宗祥.武术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4]姚蕾.我国体育隐蔽课程体系的理论构建[J].体育科学，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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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性思维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室内设计专业发展的根本，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教育发展之根本。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首先应培养学生的能动性，创新性思维的能动性是指，在创新设计的整个环节，学生要养成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和想法，这种主动性可以使思维主体在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能动地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自觉地调节、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绪、意志和行动，产生一种创新的冲动与激发力。

（一）培养学生多思、勤思和擅思的习惯

老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学生就可以沿着老师的问题去发现思考问题、去查阅资料、去思考、去实践，然后解决问题。这一良性过程是培养学生进行创新性的必经之路。

（二）要随时养成记录的习惯

思维的火花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记录习惯，把握直觉和灵感，然后再进行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这些均是创新性思维的必要途径。作为一名大学生、初学者，要通过课上课下不断的吸取知识、不断的创新实践、不断的刻苦思索，为思维火花的产生尽可能的创造条件，而它一旦产生，就要紧紧抓住，然后快速绘制出，扩大战果，实现更大的突破。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曾经说，从一个建筑师的草图笔记轻重浓淡和表现手法，就能看出建筑师的审美世界。建筑、室内大师余静赣（人称余工）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出差，所以养成了画建筑草图的习惯，这种习惯就如同别人做记录一样，有的时候寥寥几笔概述当天见闻；有时候根据自己的经历，情不自禁的表达自己的理念；有时候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来仔细、真实的表达所见所感。作为室内设计初学者也要养成记录的习惯，要善于抓住稍逊即使的信息流。

（三）突破定式思维

突破思维定式束缚，就要有意识引导学生进行反定势思维，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进行思考。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中国室内设计图片总数量已经达到全世界同类图片的百分之二百，遮天蔽日的设计图片有百分之几是原创的呢，有多少是经过设计师深思熟虑后的设计图片呢，又有多少真正的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所在课堂上老师就要培养学生突破定式思维的程序、方法，力争在他们的大脑中形成创新意识。

二、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探寻创新性思维教学方式

（一）课堂传达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专业课教学要善于向同学们传达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把运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性案例展示给学生，善于用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创新性设计的熏陶。建筑及室内设计大师王琼的新中式设计大作———蝶•金海华私家会馆，在塑造中式语言时融入了梦幻般奢华的意境，同时还揉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舞台戏曲，此设计向世人演绎了一部具有中国民族文化强烈认同感的大作。

（二）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角度构思设计

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世界大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国外设计师都来我国寻找传统元素和灵感，在设计界甚至一度出现是否利用中国元素做设计来衡量一个设计的“好坏”，是否够“品味”等，而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未来的室内设计师们怎么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怎能丢掉老祖宗留下的精华呢。所以在课堂上要善于并常与学生引导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设计方案。构思是设计的灵魂，在考察地形后下手做设计之前，就应该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进行思考。陈彬在勘察隐庐私厨地形后，就发现本餐厅离闹市街区太近，明显缺少灰色过渡缓冲空间，很容易让客户产生一种“平铺直叙”的感觉。于是他就利用中国人擅长的“藏”，这就是他“隐庐”私厨的最初的设计构思。

三、从专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角度探寻创新性思维教学方式

目前室内设计界存在着浮躁、作秀的现象，想通过媒体或是某一次大赛来使自己声名鹊起，出现这些的原因与当今所处“大环境”、“气候”和“土壤”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高校学生入学前基本决定了自己的专业，进入大学后是否喜欢、是否适合本专业不得而知。但欧美很多国家的大一新生第一年的考察期，老师通过多方面考察学生是否适合本专业，是否有在本专业发展的潜质，同时，学生也考察老师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能传道、授业、解惑，在这种相互选择、相互了解中真正的解决了专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米兰市区闻名世界的酒吧街，里面汇聚了世界各地不同门类的设计师。王琼惊奇的发现在这条酒吧街的每一个酒吧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独到的创意、自己的精彩，几乎所有酒吧都把自己的创意理念不动声色的表现的酣畅淋漓。设计土壤的培育是当代大学室内设计专业的首要任务；设计土壤的改造是中国室内设计界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室内设计作品近二三十年发展的太快、太多，没有好好的思考，原创的东西原来越少，所以从设计一入门我们就要理性向学生传达设计理念、设计构思，让学生更清楚的看清设计问题所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室内设计作品卖方的审美和修养比室内设计师还要重要，如果我们能改变中国室内设计的“大环境”、“大气候”，不单单是要改变设计师的整体修养和审美，更要提高整个国民的中华民族的审美和修养，也许这才是从本质上改善中国室内设计土壤。

结语

由于现在很多室内设计师被外国文化捕获，所以我们更应该从初学者抓起，让学生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让他们在自己的创意作品中始终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把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渗透到自己每一个创意性的作品之中。

【参考文献】

［1］谭秋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J］．包装世界，2015（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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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始终为理论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在国内的热演，一方面是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解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不断见诸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政府主导行为更引来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将旅游开发看作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扶贫战略的一种有效途径(崔延虎，2001；杨莉，2006；蔡雄等，1997；周歆红，2002；刘向明等，2002)；另一种则指出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王宁，2004；宗晓莲、保继刚，2005)，还有的学者十分关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李忠斌，2005)，积极呼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陈家柳，2005；田俊迁，2005)，并提出多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杨红英，2001；马晓京，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总是不尽如人意，旅游开发中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引发了下列疑问，民族传统文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得以传承?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传承条件构成的维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可行性提出一些看法。

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积累和规范化，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作为代际相传的、整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对调整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形成却不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体或称精英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适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即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须由一定的秩序、章法来维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必定要受到传统的规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正是这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聚合的对外表达，渐渐地、无意识地构成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正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哈耶克，2000)。因此，传统文化既决定于社会，又决定于个人，它显现着集体公共性与个人独立性的二重性特征。

人的社会性存在规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某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必然地要受该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人的自然性存在又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传统的规矩、章法、价值等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发生嬗变，“这些传统既是此前文化的积淀，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忡炜，2005)。只不过它的嬗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的，其“走向”是由传统持有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换句话说，后代对前辈之传统文化的“承接”是以后辈对前辈的文化理解以及当下社会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尺度的，只有那些得到理解、符合后辈所处时代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传统才能被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用性”①或称价值感是影响传统文化在共同体中得以传承的先决条件。

以丽江纳西古乐为例，它是在明清之际由中原传人当地(李昆声，1995；杨曾烈，1992)的汉族洞经音乐的基础上逐步衍化而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乐种。经过几百年的民间流传，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丽江城乡至少存在着30个洞经乐队”(宗晓莲、保继刚，2006)。由于历史的原因，“”结束时，能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已为数不多，并只在小范围中有自娱性演奏。1984年，丽江大研古乐会恢复时，会员只有一些老艺人。可以说，这个乐种在当时的整个丽江民间处于行将失传的状况。1986年，丽江县被国家批准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后，旅游业逐步兴起，老艺人们自娱自乐的演奏引来了游客中音乐爱好者的兴趣，有听众会向募捐箱中零星地捐一点款。之后，在宣科等人的努力下，经相关部门审批，1988年7月，以牛维炯为会长、宣科为副会长的民间大研古乐会获准正式对外演出。开始时由于听众不多，演奏既不定期，票价也很低。组织形式更是松散，一般是游客提出需求时才临时通知老艺人来演奏。后来，随着旅游业的日渐红火，加之以宣科先生为首的当地艺人的成功商业运作，这个乐种才一路走红。20年不到的时间，它已是名声远播。现在，丽江大研古乐会设在一座传统的纳西族院落中，有600多个座位，票价按A、B、c和加座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不等。不仅每天傍晚定时演出，有时还要加场，年收入颇为可观。纳西古乐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效益，而且还创出了品牌，对吸引国内外游客到丽江来也起了很大作用。如今，参加纳西古乐表演的乐手中已经不乏中、青年的身影了。

从纳西古乐这项传统文化事象在纳西族社会中 “获得新生”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决定因素乃是其经济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种传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尽管有学者对这种“传承”颇有微词，称它只是形式上的传承，并指出古乐的商业性“异化”，演奏形式的“变脸”，演奏曲目的“退化”及年轻一代学习古乐动机的“不纯”等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传统文化确实已名声远播，有相当数量的纳西族年青人也正在习练纳西古乐，而且他们以自己是“会古乐的纳西人”感到自豪。

人的社会一自然二重性存在，规定了人的行为取向必然受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规约。上述之例是传统文化的经济有用性(首先体现对个体的经济价值)导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取与舍，体现出个体独立性对其社会性存在的“贡献”。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社会有用性(重在体现对集体的社会价值)也能激励这种传承，2004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一事就是一个佐证。

“江陵端午祭”源于韩国的“端午节”风俗，时间上与中国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相同。它早在新罗时代就在民间流传，1603年时已形成全国性的民间习俗，是一项历时数日的庆典活动，颇似我国的春节，其内容包括一系列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在古代称为“部落祭”，除了有灌输信仰、保存文化的功能之外，还蕴涵着陶冶民众性情，防止各姓族群间的分裂，以实现大同社会的目的。“江陵端午祭”活动于1967年被韩国政府确认为“文化财13号文化遗产”，受到法定保护。因为它的内涵“包含的是民众巨大的希望、平凡的生活哲理、隐藏在人心背面的欲望”，“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民众的精神与心理，沟通着神与人、信仰与现实，既令古老的传统融入今日之生活，又使今日之生活会通古老的传统，从而在古与今的交会与碰撞中推动传统自然地传承与衍变，生生不息”(贺学君，2006)。

布林・莫利斯认为，“人类当中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成员们精神中的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控制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了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仪式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感情，社会的章法就是依赖于这种感情”(莫利斯，1992)。以江陵地区为代表的这种人们共同体文化精神的延续，是“江陵端午祭”得以流传至今，并于2005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根本原因。在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这项传统文化传达的是认同感、历史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作用，申遗的成功也为韩国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再看我国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情况：景洪市曼龙匡村是一个传统的傣族寨子，由于种植橡胶和开发旅游，全寨的经济收入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全寨人在村委会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地干了3件大事，第一是拓宽了寨子里到主干道的路，方便村民们进城；第二是修缮了佛寺，并在佛寺旁扩建了公共活动场所供全寨人在3节(泼水节、开门节和关门节)时使用，也满足了村民做赕的需要；第三是为村民歌舞队搭建了表演台，装备了组合音响，为村寨文化活动的进一步丰富、提高提供了物质帮助。在村中几位有威信的歌舞爱好者的鼓动下，歌舞队还不定期地请自治州歌舞团的专业人员来指导。现在，曼龙匡村民表演队分为40岁、30岁和20岁3个年龄组，歌舞的内容因分组不同而不同，既有现代歌曲，也有傣语歌、赞哈调，还有孔雀舞、刀舞等传统舞蹈，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体现出浓郁的傣族风情。笔者2006年4月在当地做田野调查时，村长自豪地介绍说，全寨的120户人家无论在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在建筑风格上仍保持着传统的傣族特色；以“酸、辣、甜、香”为主要特色的傣族传统风味不仅我们傣族自己喜欢，游客也非常喜爱；姑娘们平时只要不下田，还是喜欢穿筒裙串门，过年时就更不用说了。曼龙匡村现在是“村民有钱了，道路通畅了，佛寺重修了，赕佛的人多了，欢声笑语多了，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指小偷小摸、游手好闲、打架吵架等)不见了”。这样的良好风尚和村民的平和心态在笔者进行村民家访时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曼龙匡村给我们展示的例证，显现了一个与韩国端午节类似的事实。在经济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改善的同时，社区(共同体)的安定、邻里的和睦、青年的成长、佛寺的活动等成为全寨人关注的重心。人们意识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有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傣族传统文化中“不偷不骗、不打不骂、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互帮互爱、诚实善良”等作为道德准则有利于维护全寨的安定团结。于是，在这种“有用性”的激励下，傣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意识的传承，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傣家的竹楼、姑娘的筒裙，尝到香茅草烤鱼、毫罗嗦①，从他们赕佛、浴佛、放孔明灯、龙舟竞渡等活动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傣家传统和民族的向心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内生于共同体中，它在内化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定势的同时，也对外表达着不同共同体之间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这正是无形的传统通过有形的人的行为得到表现的过程。离开了人，传统文化就不复存在，脱离开了形成某种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传统文化也就不再是该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的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知。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任何“客位”――非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都不可能越俎代庖，不可能代替他们作出哪些不应该传承、哪些应该传承和怎样传承的决定。

三、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既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只能是居于“主位”的传统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一项民族文化传统事象是否会被传承又取决于该事象对共同体的有用性，那么，旅游究竟怎样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换句话说，旅游是通过什么形式，在哪个环节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厘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厘清了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根据前文所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基于当代人对其现实有用性的评价，而现实有用性的参照标准是当下的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经评价，认为有用的被承继，认为无用的，则被放弃。在这个传承机理中，有两个环节存在不确定性或称可塑性：(1)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能力；(2)评价有用性的标准。通过对这两个可塑性环节的分析会发现，正是在这两个环节上，旅游通过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直接干预，影响了共同体成员对有用性的评判，从而间接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1．有用性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

前面已经提到，传统文化的有用性可表现在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方面。经济有用性指某种传统文化事象能为传统持有者个体带来某种经济上 的利益，物质上的满足。如纳西古乐能用于表演创收，织染蓝靛土布能用于销售获利，掌握祖传秘方可以开药铺挣钱，熟练传统食品的制作可以开饭馆赚钱等等。社会有用性的含义则指该传统文化能对共同体集体带来某种社会利益和精神上的享受。如云南石林彝族的火把节传统仪式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傣族的拴线、认老庚等风俗能增进认同感，促进团结等等。从这种对具体事象的分析来看，人们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评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无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构造性要素”(柯武刚、史漫飞，2004)，也即人类在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上只具备有限的知识，正是这种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的构造性约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有用性评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人类对事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运用它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正是这个愿望，始终不懈地激励着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探索如何获得知识和传递知识的努力也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认知能力必然使共同体成员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个时代认为没有用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认识到它的有用性。正因此，才引出挖掘传统文化为当下所用的话题。这种认识论上的渐变更多地来自个体的探索，个体改进自身认知能力的手段，一是自我体悟，二是向他者学习(包括直接学习和通过书本等载体间接学习)。在这种不断地与他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地获取新知，从而使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处于一个不断被修正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2．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或缓或急，或因共同体生境内部的变化(如生存环境的变化、思想更新、技术发明、领导更替等等)而引起，或来自共同体生境外部的影响(如外族社会的变迁等)而产生。这些都将导致共同体内部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从而改变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标准。

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就意味着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价值体系，就是据以选择某一事物的有用性评价标准的参照系。参照系变了，所选择的标准必然随之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在近代的式微；有时则是明显的，甚至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如“”时期的“破四旧”，把历来认为有价值的文化载体，如古玩字画、壁画雕塑、古籍善本等都看作是有害的东西而予以毁灭。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的价值的认识才又恢复正常，人们又开始收集、整理、鉴赏它们。短短40年时间内，价值观出现了两次反复。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不足和随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的价值观改变的这种双重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判变得复杂化，也使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复杂化。

3．旅游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干预

纵观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历程，其发展是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而在全国逐渐兴起的。随着游客向民族地区的自发进入，首先产生的是旅游者在吃、住等方面的消费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对于一个拥有秀美山水风光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这种无需大量投入就能挣到钱的刺激，无疑是强烈的。于是，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便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目标驱动下，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

旅游者的频繁进入，沟通了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交流渠道，让当地人听到、看到了外部社会的许多新鲜事，从而唤起了他们要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愿望，渐渐地，开始时的那种单向进入变成为双向的往来，加之电视、广播、各种音像制品的普及，开阔了当地人们的视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涌入，使他们对外部社会文化的态度从最初新奇地观望到认同、吸收。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快地接纳了“时尚”。各种歌星、球星、影星的大幅招贴画在乡村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现代文化的“输入”，对民族地区人们共同体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是直接的、现实的。首先，游客的存在教会了他们什么样的东西能带来经济利益，使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那些能“生财”的东西，过去对自己没用的“传统”，现在只要游客有需求，也会被挖掘出来为自己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对传统有用性认知能力的干预。其次，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旅游者带人的外部文化的频繁冲击，是使当地主导文化价值体系变迁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是随民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而且，社会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判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都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内动力来自自身，而外动力来自交往。在我国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旅游使民族地区面对市场经济的对外交往情形大大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想象，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异乎寻常，并且还表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同时爆发，这就难怪引来了众多的争论，特别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上更是遭到众矢。事实上，旅游对它的影响只是一种催化、加速，它只不过让我们提早面对了这种变化而已，因此，旅游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导致传统消失的元凶。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1．凡能延续至今的任何一个传统，必定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成为知识、价值观和道德的可供选择的替代来源。

2．当前，对经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更看重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短视行为”不应遭到太多的非议。

因为在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这样的举动是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这种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必然能在转型中得到解决。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挣钱是自己的事，安定是国家的事。对此类错误认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精英、专家、官员层的更多的引导。退一步说，这种做法至少能使传统在形式上先得到传承，主观上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意识行为在客观上也能起无意识地发挥社 会功能的作用。

3．传统文化中处于器物层面的保护行动可以由官方保护人、艺术投资者、购买人来部分地完成，精神层面的传承则不可能离开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他者”都只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研究者能给予的是如何让文化持有者更早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他们自身社会的有用性，即给予智力支持，而官方能给予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同步的情形尽早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即给予制度保障。

4．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和保护的根本在于共同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保持对自己身份的骄傲与自豪感”(纳尔逊。格拉本，2006)。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深刻认识，才会去挖掘和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只有对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价值(既有经济有用性，又有社会有用性)的传统文化才可能得到传承。

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其跳出“文化低度开发陷阱”①，是实现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现实的情况看，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有赖于经济的支撑，只有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去追求归属需要、自尊需要等“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马斯洛，1987)的高级需要。

6．通过外因支持和内因激励是跳出陷阱的有效手段。

外因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研究者的智力支持；内因来自共同体中的精英分子的带动、示范，一旦形成了外部拉动与内部激励的合力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弘扬、社会进步的目标也将一步步地来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文化的双重有用性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追求经济有用性是一个近期目标或称眼前目标，而追求社会有用性是一个长期目标(远景目标)。现在的情况是，受社会开放度的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其经济有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社会有用性在当下表现得不迫切，因此，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总之，传统“流变”的方向由现实有用性决定；流变的速度由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变化速度所左右；价值体系变化的节奏受文化交流强度的影响。旅游只能使这种强度得到增大，也即对这种变化只有加速、催化的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不到位造成的。一是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智力支持不够到位；二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导致传统文化保护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不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大转折的时代引发的问题一定能在大转折中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2006―12―08

[作者简介]郭山(1963―)，男，江西南昌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发展研究，E-mail:。

①这里的“有用性”指能为后辈的生存带来某种利益，包含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个方面。前者指能为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带来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或得到物质上的享受，如能用于挣钱；后者指能为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利益或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如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增强凝聚力，获得归属感等。

①毫罗嗦：傣语，指外层用芭蕉叶包捆着的、糯米做的粑粑。

①“文化低度开发陷阱”是笔者受发展经济学理论启发而自造的一个概念，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只停留在经济有用性的层次上，即有钱挣我就学，没钱挣或挣得少了我就放弃。前者导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后者又造成传统文化的消失。反之则造成越不学越没有钱挣，越没有钱挣就越不学的恶性循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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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苗族‘巴岱’信仰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课题代号：2011BZJ029）阶段性成果之一。

湘西旅游业的收入占湘西州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是被当地政府寄予厚望的支柱产业。为了做好旅游品牌，湘西旅游部门必然谋求挖掘湘西最具活态性的旅游资源。在他们看来：巴岱巫傩神技就是极好的地方文化资源。

一、巴岱参加湘西民俗表演

巴岱是湘西苗区的不脱产的神职人员（“巫师”、“鬼师”）的苗语称谓，意为“主持祖先祭祀的人”。历史上，巴岱们在神职授受过程中习得了大量的巫傩法术，这些法术在当代旅游语境下被称做“巫傩神技”。现代湘西地区的巴岱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巴岱的巫傩神技表演。为了增添湘西地区旅游文化的亮点，巴岱频繁地被请去参加湘西民俗表演活动。原先是做给至高无上的祖灵“傩公”、“傩母”观看的“上刀梯”、“下火海”等神圣仪式，当下被巴岱呈现给怀着娱乐、好奇心理的普通俗人观赏。过去展现巫师代替主家群众向神灵还愿、许愿忍受苦难的仪式如今成了“跳花节”、“歌节”等“欢乐苗家”中欢快的舞台演出。先前巴岱是通过这些仪式，证明自身的“神力”，鼓舞村寨群众的生活斗争的勇气，现在借助这些表演，提供观众以“湘西三日游”式的生活消遣。以往巴岱师父在“度戒”时用来考验弟子，证明巴岱学法成功的“鬼门关”，现前成为了证明巴岱的苗族文化大师身份的“阳关道。”

二、从民间绝技到民族传统的转换

其实，巴岱的巫傩绝技并不是湘西苗族文化独有的，它是辰州（今湖南怀化沅陵地方）汉族民间巫傩文化在苗区的变异形式。这一点，巴岱们自己也是是很清楚的。例如，有巴岱介绍：我们在上“毛（茅）山殿”学法时，祖师教我们用的是辰州符，念的是“辰州符咒”，做的也是“辰州法”，唱的是辰州傩。如果口诀、动作错了一点，法术就不灵了。我们是“老君度法”、“张赵二郎传法”，辰州“巫傩教”名门正派的弟子，和他们（辰州巫傩）是一个门下的。沅陵（辰州）的老师傅会赶尸，我们也学。沅陵的巫师会“安龙谢土”，我们也会；沅陵师公能上刀梯、下火海，我们也行。我们和沅陵那边的法术是差不多的，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但是在当代湘西少数民族旅游节日中，这些巫傩绝技表演显然不会被当地旅游部门和“神技”表演者自身定位为“辰州民间巫傩文化演出”，而已经成为了“神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言物。旅游组织者和表演者知道：游客需要看到的是“他民族”、“他文化”。如果不凸显“巴岱”和“绝技”的“苗族文化身份”，他们就和怀化地区的诸如“辰州巫傩绝技艺术团”类型的汉族文化演出团体的表演没有太大的节目内容上的区别。这样的话，湘西巫傩民俗表演会因为文化品牌的表述与其他地市趋同，产生旅游业的重复竞争，而丧失奔“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主题而来的外地客源。客源人数是关系湘西少数民族旅游业收入乃至湘西地区整体财政收入的大事，湘西旅游组织者承担着湘西本地各利益群体联合施加的社会压力，为此，他们必须采取最有经济效益的文化策略。把巴岱巫傩绝技打造为“神秘苗族村寨巫师、惊人苗族巫傩神技”这样的苗傩文化品牌，是他们文化策略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巴岱的文化身份被旅游组织者合理利用，“恰当“地嵌入诸如：“苗族赶秋节”、“湘西鼓文化节”、 中国凤凰苗族“四月八”盛大跳花节、乃至”“魅力湘西“篝火晚会等民俗表演活动之中。巴岱作为“民族性、地方性知识”的代言人的文化身份通过精心布置的场景进行烘托，这些场景包括：鳞次栉比的苗寨、盛装的苗族舞蹈、原生态的苗族对歌等。游客看到：巫傩神技展演与巴岱本身的苗族身份、苗族风土人情的场景拼接在一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感叹只有苗族，只有苗族的巴岱，才能创造如此神秘的巫傩文化，殊不知这些巫傩绝技并非苗族固有，而是明清辰州巫傩文化传入苗区后发明的传统。然而，旅游组织者知道：游客苗族在民俗节上想观看到的是“他民族村寨的狂欢”，在巫傩神技表演中想体验的是“他民族巫师的神秘”，这两种文化心理其实都是源于对“他者”的想象。假如，充分告知游客“巴岱神技“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国整体性的巫傩文化体系，是湖南省雪峰山以西各地普遍存在的文化样态，游客的“地方性、民族性”体验一定会大大减弱，由此原因导致的旅游业经济效益下降，这是旅游组织者和展演者不愿看到的。所以，湘西旅游业要极力使游客觉得“湘西的东西就是本民族固有的东西”的印象。

三、旅游展演者的文化策略

很多我们印象中“本民族固有的东西”，其实是晚近时代才形成的传统是英国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中的核心观点。在书中，由于学术注意力的不同，霍布斯鲍姆把“传统的发明”归因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现代旅游情境下，“传统的发明”却不是一个与政治相关联的话语，而是一个与旅游经济关系密切的课题。当下许多地区旅游业进行“传统的发明”，把许多晚近才成型的文化说成非常“原生、土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湘西旅游展演者当然还不至于无中生有地“制造传统”，但是显然也有其自身的文化策略。

展演者们说：“这些东西虽然讲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到我们苗族中间已经很久了，祖祖辈辈传下来，已经是我们苗族自身的东西了。再说，各地都说巫傩神技就是他们自己的，土家梯玛也讲是他们的，我们讲是苗族的，也没有错，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更加神秘一些，没有什么不好。过去，我们的巫傩神技是要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做的，是要讲日期的，现在是按游客的批次做的，是讲效益的。文化站对我们这个巫傩神技很热心，经常来请我们去苗族鼓节、歌节上去表演。我们的表演游客看了又看，效果很好。”

四、文化策略的效果

巫傩表演的旅游效益确实不错。每当举办苗族文化民俗表演节的时候，巫傩神技表演者是湘西有关文化干部必请到场的，因为他们那些绝技是“苗族祖传的，游客们最感兴趣的”。其实，不止巴岱的巫傩神技，而是巴岱的一切巫傩活动都成了苗族原生态文化的代表。例如，在湘西某县2009年的“湖南首届苗族文化艺术节”的“公祭“大典上，苗族巴岱们表演的辰州傩中的“还愿”、“除灾”内容的“傩舞”就已经被转换为苗族自身的固有的悠久文化传统，巴岱则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神秘代表。

尽管巴岱在民俗节上被称为“原生性巫傩表演者”，而实际上，巴岱的文化身份却脱离了巫傩神技发生的原生性场景。巴岱的文化身份越来越脱离巫傩文化的具体生活场景，而日益成为苗族整体文化的符号化代表。

五、结语

在地方财政任务的压力下，地方旅游部门在对"地方性"、"民族性"文化项目的解说中，不可能也不愿做到像博物馆展品说明那样精确，而且游客们来此旅游，也不是要做考古调查，而是寻求感受异民族文化的气氛。在这样的"共谋"之下，苗族的地方民族性和汉族传统民间文化奇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少数民族民族传统的发明。这是当下少数民族旅游中的新动向，值得民族学界和旅游学界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篇6

一部成功的动画作品往往具有一个鲜明的动画角色，动画角色造型的关键在于，赋予每一个形象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生动的卡通形象，表现夸张变形的视觉审美张力、强烈的视觉感：这些虚拟的形象。满足了人们的欢愉。优秀的动画角色为后人留下了创作动画的经验，能够带动起观众的观看热情，传达出整部动画片的思想感情和角色的性格特征。

一、动画角色设计的概念

“动画角色设计是指：综合运用变形、夸张、拟人等艺术手法，将动画角色设计为可视形象，其目的是对每一个动画角色赋予感染力和生命力”

在一部动画片中，动画角色设计是首要工作。是动画片创作前基础设定的首要环节，每个动作都要在造型上进行设定。动画角色设计要求的规范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剧本或者导演的要求，将动画角色进行设定、选择、修改、概括、提炼。最后综合塑造成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从而达成审美要求并与观众的某种意念想法达成一致。创作出符合剧本的艺术形象。但是，这种借助幻想和想象，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已达成审美和某种意念的想法。是一般影片都难以达到的。今天动画产业已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给娱乐经济带来飞速的发展，动画角色的商业价值也成了关注的焦点。动画角色不仅仅是个二维的形象，通过对动厕角色形象的外延产业开发，使其具有巨大的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动画角色造型的艺术风格

动画角色造型存在着千变万化的艺术风格，受不同国家或地域的各自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且每个动画家都有自己个人的创作风格，是动画角色造型风格从写实到幻想的跨度与多样的变化。无论有着多么多变的艺术风格，但始终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集中表达。动画角色造型的艺术风格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1　可爱风格：这类造型是在自然形态的基础上，对角色造型进行较大程度的艺术改造，既看到自然形态的影子又明显区别于自然形态，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白雪公主》中七个小矮人的造型风格，这种圆形造型风格。线条柔曲，富有弹性，极具动感，充满幻想浪漫和滑稽幽默的趣味。每个矮人骨架大体相似但形象又各具特点，性格鲜明。格外诙谐幽默。

2　拟人风格：拟人风格是以动物、植物或者其他无生命体的事物(桌子、书等)为主角的动画片，虽然此类动画片的主角并不是具体的人，但却表达了人所具有的思想及其丰富的情感，将人的动作、语言、表情、情感以及心理活动赋予在此类角色上，使人们从此类动画片中感受到人类的情感，并产生共鸣。

3　漫画风格：漫画风格具有夸张、变形、幽默风趣的艺术特点，讲求神似。漫画风格一直是动画造型的主要风格，这对动画从业者的要求极高，要求设计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自己独到的见解。

4　写实风格：写实风格是指按照自然现象的比例、结构的基准设计动画形象的造型方式。对于人物或动物的比例、动态、结构及面部特征和表情变化的掌握尤为重要。由梦工厂制作的小马王，角色造型比例、动态、结构掌握的尤其到位，动画贴近生活。

三、影响动画角色设计的因素

1　剧本对角色造型的影响。在设计角色造型前，要先对剧本有详细的了解，了解导演想要表达的意图及中心思想，了解主要角色的性格特征，结合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来赋予角色特定的性格。

2　造型元素对角色造型的影响。现代动画形式层出不穷，有偶动画、剪纸动画以及合成动画(真人与平面动画相结合、真人与立体动画相结合、真人与电脑三维动画相结合)等多种表现形式，动画创作者在创作动画角色时一定要考虑其特殊性。

3　美术风格对动画角色造型的影响。传统美术风格多采用平涂的风格，也有剪纸、水墨画等多种形式，而现在多为偶动画以及流行的三维动画效果。不同的美术风格将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四、中国民族传统艺术造型

1　中国从传统艺术造型的意义。中国传统艺术造型是本土文化的结晶，中国五千年辉煌历史，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传统艺术造型是我们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国家原始艺术的延续，直接继承了原始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传统艺术造型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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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9―0025―03

传统形意拳是以阴阳为母、六合为法、四梢为根、三节为用、五行合一、象形取意等为其主要理论体系，以三体势、五行拳、十二形拳、进退连环拳、杂式捶、鸡形四把、抖大枪、捋麻辫、撕扒等为其主要技法体系，以锻炼内在精、气、神、意、劲为宗旨的内家拳文化体系。因此，长期而系统的形意拳训练，不仅能提高习者的实战技击能力，而且能够内养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培其本而壮其体、实其内而坚其外，达到增大肺活量、疏通经脉、促进新陈代谢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种学习、训练等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中，将其内蕴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文化模式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习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规范着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表现为一种武术文化精神。

从全息论的视角来审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分支的传统形意拳，必然会因其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内在地整合了儒家、道家、兵家、养生家等的价值因素和文化成分，而内蕴有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全息文化基因，即民族文化精神，如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等。本文的核心就是揭示中国传统形意拳文化“贵和尚中”的基本文化精神，希冀为修习传统形意拳的武术人找到文化精神支柱，同时也为传统武术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

“贵和尚中”这一文化思想是历代前贤对自然、社会、思维现象和规律的哲理性认识，是对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和实践的中庸原则的高度概括。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中，这一思想历史凝结在民族文化模式之中，成为维护民族和谐、团结和发展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从儒家经典《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戢们可知，“中”是根本，“中”为体之中、时之中、量之中、度之中，是处理一切事情必须坚持的“执两持中”的用中原则，即在实践中要遵循中道、变通、适中的中庸原则；而“和”是中和的意思，是多样的和谐统一和多元的整体平衡，是在实践中遵循“执中”原则而实现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的理想状态。因此，“贵和尚中”就是在实践中崇尚并坚持中庸原则，来实现整体而和谐的统一、平衡的理想状态，可以讲，“和”是理想、目的，“中”是途经、手段。

然而具体到传统形意拳文化体系，“贵和尚中”作为其理论和技法体系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来指导习者的形意拳技艺修炼过程，即在形意拳功法、套路、对抗以及实战的训练和格斗中，通过中道、变通、适中的中庸式训练与实践，来最终实现“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有真意”的技艺与人生的和谐境界。

2 “贵和”文化精神在形意拳文化体系中的体现

形意拳宗师刘奇兰认为：“形意拳之道无它，不过变化人之气质得其中和而已，从一气而分阴阳，从阴阳而分五行，从五行而还于一气。十二形之理，亦从一气、阴阳、五行变化而生也。”也就是讲，形意拳文化体系的人体观是建立在气一元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人是由这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精微之气构成的精、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系统，而形意拳的各种技法训练，如三体势、五行拳、十二形等，都是通过易骨、易筋、易髓三个阶段的修炼，来改善习者的精气神的总体状态，提高身心和谐、人与技击招法的统一程度，增强实战技击能力。

2.1 功力训练使身体达到整体协调的中和状态

形意拳从创编之日起，就以刚猛迅捷的劲力闻名于世，这与其重视功力训练是分不开的。而习者功力的提高是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其根本上是将人体内外上下的各种潜能提高到最高水平，并使其协调一致达到最佳的中和状态、健康状态、内外六合的实战竞技状态。

首先，形意拳通过以三体势为主的桩功，进行调身、调气、调意的静中求动的修炼方式，提高内部各脏腑及其四肢躯干的素质，更重的是提高心意对人之五脏六腑、四肢筋骨、皮肤毛发等的指挥能力，改善身体在心意的指挥下，内外上下各部高度协调，实现心意的攻防指令的能力。正如形意拳宗师李老能在太谷传拳时强调：“心意诚于中，肢体形于外。”这种心意与内部五脏六腑、外部四肢百骸的整体中和状态，在身心表现为健康状态，在拳表现为刚猛迅捷的劲力，体现为较强的实战技击能力。要想达到上述目标，必须遵循三节合一、四梢警起、内外六合的原则，进行长期而系统的训练，因为这些规则本身就是整体中和思想的具体要求。

具体来讲，如形意拳的三节理论认为，就全身来讲，上肢为上节，躯干为中节，下肢为下节，而这三节又可分为三节，上节之三节，手为梢节，肘为中节，肩为根节；中节之三节，胸为梢节，心为中节，丹田为根节；下节之三节，足为梢节，膝为中节，胯为根节，全身九节，身背五弓。如果三节不明，就会出现“上节不明，无依无宗，中节不明，浑身是空，下节不明，动辄倾跌。”的现象，因此，形意拳三节合一理论就是全身九节、五弓在心意的指导下达到高度协调的中和状态，发出刚猛迅捷的劲力的具体要求。

又如形意拳四梢理论认为，发为血梢，舌为肉梢，指为筋梢，牙为骨梢，四梢虽为体之梢端，但在攻防实战中爆发劲力时，要警起四梢，即怒发冲冠舌顶颚，牙欲断筋指透骨。显然这种四梢警起是一种全身整体协调的竞技状态的体现，具体来讲就是，在心意的指挥下，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瞬间变化，使体之四梢都谐调一致，服务技击攻防。四梢理论是形意拳的技击劲力的具体要求，但是在平常训练时，应保持似警非警、似松非松的发之于中节的松沉劲，否则，这种大强度、大运动量的发劲训练，会造成过度紧张的积累，有害健康，缩短寿命。

再如形意拳六合理论认为，“内三合有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有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内外合一，称之为六合。”六合是形意拳的总体原则，不管是在桩功、套路和对抗训练中，还是在技击实战中，都以此为圭臬。其他如三节合一理论、警起四梢的理论，都是为了实现人体身心内外整体协调的六合竞技能力。

其次，在形意拳的功法训练中，还有各种抖大枪、拓板、捋麻辫、揉球、打砂袋、撞树等辅助训练方法，用来提高头、肩、肘、手、臂、腰、胯、膝、足等身体各部的力量、速度、反应、柔韧等素质，提高功力水平。在这些辅助训练过程中，也必须遵循三节合一、四梢警起、内外六合的原则，这样就能更快、更强地提高习者的身体各项素质，从而提高其实战技击能力。

2.2 套路训练使人与技、人与器械达到高度协调如一的状态

形意拳套路的本质是一系列基本拳法或招法的有机组合，通过套路的训练不仅仅可以提高人体的身体素质，更为重要的可以提高人与技法的类本能的合一，人与器械的整体如一的协调。在进行形意拳的套路训练时，运用各种基本拳法和套路的训练，建立各种实战招法意念，通过千锤百炼的重复训练，使每招每势都达到高度协调而精准的类本能的随意运动，没有任何多余浪费的动作。在这种动中求静的形意拳套路训练过程中，同样要遵循形意拳形神合一、三节合一、四梢警起的具体要求，这样才能实现人与技、人与器械的整体六合的竞技状态。

在套路训练中，首先要进行五行拳、十二形拳、进退连环拳、杂式捶、鸡形四把等单练套路的训练，其次进行对练套路的训练，这样可以为下一步的对抗训练打下坚实的技术招法的基础。

2.3 对抗训练使人达到随感而发的“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有真意”的竞技实战状态

通过功法、套路训练，使人具备一定的功力基础和招法储备，然后就要进行接近于实战的对抗训练。具体的传统形意拳的对抗训练方式有双人对练、单势拆招、定步或活步打桩以及撕扒等，在这些对抗训练中，主要训练运用形意拳招法于实战攻防的能力，在不同的距离间，运用形意拳的各种步法、手法、腿法、肘法、膝法、身法等，将形意拳的各种刚猛迅捷的抖绝劲作用到对方的身体要害。实战技击能力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就必须在对抗训练中，既要将十二形动物的进攻特技及其神意内化到自身的攻防技击中，更要揣摩体会形意五行拳中内含的似斧、似闪、似箭、似炮、似弹的神意，培养出心身内外合一、三节合一、四梢警起、整体六合的形神意高度统一的竞技实战能力。随着对抗训练的深入，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的攻防实战能力，逐渐达到随感而发的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有真意的最佳竞技状态。

综上所述，遵循形意拳形神合一、三节合一、四稍警起、整体六合等形意拳理论的指导，通过长期而系统的功法、套路、对抗训练，能使心身达到整体协调的中和状态，也能使人与技法、人与器械达到高度协调如一的状态，还能使人达到随感而发的“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有真意”的竞技实战状态。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整体中和的“贵和”文化基本精神。

3 “尚中”文化精神在形意拳文化体系中的体现

“尚中”是我国古典哲学中的中庸思想，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已历史地有机地凝结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各分支之中。在形意拳文化体系的周身要领中有追求中正安舒、奇正相生的中道原则，在其实战中也有体现中道思想的守中用中的中线原则，在其训练中有循序渐进、无过不及的适中原则，在其实战中有体现时中思想的因时因地制宜的通变原则，这些都是“尚中”文化基本精神在形意拳文化体系中的体现。

首先，本文中的“中道”是指《中庸》中讲的“中立而不依”，即平常所说的“不偏不倚”，具体在形意拳理论中，是指中正安舒、奇正相生的稳定身势。在技击实战中，下盘稳固的身势是发劲取胜的基础，而这稳如泰山的下盘功夫固然要经过长期而系统的三体势等桩功训练，但也离不开正确的周身要领的指导。形意拳周身要领的具体要求为：虚领顶颈、松肩坠肘、舒指塌腕、含胸拔背、松腹塌腰、敛臀扣膝、脚底平稳等，几乎所有的形意拳技法训练都要遵循这一原则，才能锻炼出前进不栽、退步不仰、左转不偏、右转不斜、中立稳固、不高不低的实战身势。另外，形意拳理论要求，实战身势要似正似斜、看斜似正、奇正相生，这样的实战身势，既有利于反侧趋避，有利于进退攻防，还有利于减小攻击面，便于防守。

其次，用中执中的“中道”思想在形意拳的技击理论中，体现为进中攻中守中的中线原则。如拳经云：“头打落意随足走，起而未起占中央，脚踏中门抢他位，就是神仙也难防。”又云“进步发掌，先占中门，两肘不离肋，两手不离心。”又云“上打咽喉下撩阴，左右两肋在心中。”又云“肘护内五行，手护外五行。”从这些拳经可以看出，人体中线是形意拳进攻防守的核心部位，一方面，人体重要穴位、要害主要集中在人体中线，人体的重心也在腰腹部中线，进击人体中线既容易破坏对方的平衡，也会给对方造成严重创伤，而守护住自己的中线是保证不被击倒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当中线相对时，击中对方的距离最短，速度最快，受力较大，伤害较重，易于制服对方，因此，形意拳的实战技法基本上是以进攻和防守人体中线为主，体现了用中执中的中道思想。

第三，形意拳具有系统而完善的理论和技法体系，各种技能的提高是以理论的学习和功法、套路、对抗训练为基础的。在形意拳的修炼中，既要遵循技术由简单到复杂、由少到多的适中原则，在具体训练中，也要遵循运动强度和运动量恰当适中的原则。因此，按照“练精化气、炼气化神、练神还虚”的内家修炼理论，形意拳的训练要进行易骨、易筋、易髓的三步功夫，来循序渐进地改善人的气质和体质，而形意拳的劲力也要进行明劲、暗劲、化劲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劲力修炼，要掌握火候，循序渐进地修炼，不能越级而炼，否则，效果事倍功半，甚至有害于身心健康，因此，形意拳的各种技能的训练，必须遵循适中的原则，也正是这种适中的训练理论，体现了“尚中”的文化精神。

第四，重视功力的修炼是形意拳实战的基础，但招法多变的能力也是形意拳实战的重中之重。在形意拳的技法体系中，基本拳法只有五行拳，十二形拳的技法是劈钻崩炮横按照象形取意、整体六合等理论原则的组合变化，而其他形意拳套路也都是以五行拳和十二形拳进一步的组合变化，所以，从形意拳的套路体系就可知，形意拳套路训练不是为练套路而练套路，而是训练一种根据实战需要变招发劲打击对方的能力，即形意拳技法的通变能力。当然这种技法通变能力，是以三节合一、四梢警起、五行合一、整体六合等理论为前提条件的。具体在攻防实战中，这种变招发劲打击对方的通变，一方面，就体现在把身体头、手、肘、肩、胯、膝、脚等作为身体武器进击对方的七拳变化理论，只要有利于进击对方，身体各处都能作为进击对方的武器；另一方面，体现在身体九节五弓调整发劲的方面，通过身体三节起、随、催的节节贯穿的变化，将起于脚、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的整体抖绝劲力作用到对方的要害。总之，不管是形意拳套路训练的目的，还是七拳变化攻防，还是身体三节变化发劲，都体现了时中通变的“尚中”文化思想。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形意拳文化体系中，按照中庸的实践原则――中道原则、适度原则、时中通变原则――进行形意拳的各种训练和实战，可以使人心身达到整体协调的中和状态，也可以使人与技法、人与器械达到高度协调如一的状态，还可以使人达到随感而发的“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有真意”的竞技实战状态，进而提高习者的功力、技艺、实战技能，达到儒家致中和的和合境界，最终体现出“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1]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41，143.

[2]孙禄堂.孙禄堂武学录・拳意述真[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307.

[13]太谷县志办编，吴殿科主编，程素仁，吴秀峰，刘鹏副主编.形意拳术大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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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体育的文化性

民族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繁荣，不同地区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不同，导致各个民族体育的地域性差异和思想差异。民族体育的文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运动项目，它们具有竞技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二是内在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代学生正需要一种形式来提高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等，因此，民族体育的文化性决定了其融入学校的重要性。

二、当前民族体育面临的困境

（一）群众认同感薄弱

认同是信息化时代的核心问题，接受一种文化或拒绝一种文化，都与是否认同其价值有内在联系如果不解决认同的问题，文化之路就不会走太远。现如今我国教育已经被西方教育冲击，很多学校崇尚西方教学模式，落寞了我国本土的教学，尤其是体育教学已经被西方教学形式掩盖，以至于抛弃了我国传统的体育教学，群众对民族体育的认同感不强。

（二）缺乏理论与制度支撑

无论那种文化的传播和继承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和制度支撑。与我国竞技体育投入程度相比，民族体育作为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受到制度层面上的相对冷落，在践行方面更是表现失信。由于竞技体育与我国的政治、经济都有挂钩，因此当前我国更为注重竞技体育的发展，忽视了对于民族体育的继承与创新，在民族体育的制度保障和理论支撑方面还是有所缺乏。

三、文化学视角下民族体育融入学校教育的重要性

（一）学校体育是传承民族体育的最佳平台

民族体育作为一种文化，需要一种渠道进行传播与发展，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渠道是继承民族体育的最佳平台。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列入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这一切标志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的进步。为了不让民族体育文化流失在我们这一代，将民族体育与学校教育很好的融合是继承与发扬民族体育的最佳方式。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民族情感的增强，还能够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来证明这一点。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民族中小学就把高脚马作为学校的教学内容。为了发展这个项目，湾潭民族中小学还专门摸索了教学方式。

（二）民族体育的文化性离不开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它的教育理念与民族精神紧密结合，民族体育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存在并不同于西方文化，它的内在精神价值与学校教育的理念一致，但是民族体育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其自身的文化价值是学校教育中缺乏的，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等，有必要讲民族体育融入学校教育。有些民族体育项目甚至需要在学校里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学校体育中必不可少的项目。

（三）学校教育能够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规范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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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动画“国际本土化”的开放个性与兼容并包特色

事实上，作为一个动画大国，美国所创作的动画角色和动画造型似乎与美国本土文化及其他国家的文化精神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换而言之，美国的动画作品具备“国际本土化”的开放个性和兼容并包的动画特色。究其原因，美国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美国人具有崇尚独立与自由，开拓创新，勇于挑战，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的性格，其民族文化具备开放性、多元性与兼容性的特征，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国际本土化”动画的发展。可以说，美国动画作品与其“世界性”特征下的“国际本土化”动画发展策略有着密切联系，体现在动画作品中即为各种理性与动画情感的有效融合，反映在动画角色设计和创意造型上，则更具有开放、包容的特征，有效推动了美国动画创作的向前发展。

在动画作品制作层面，美国显然早已走在世界前列。然而，其动画设计并不拘泥于民族地域的界限，而是敢于从异国他乡选取动画题材，并从更高的视野挖掘国际本土特质，彰显不同文化国家的民族性，进而创造性地发展了本国动画产业。例如，美国20世纪末推出的动画片《花木兰》，其从中国的《木兰辞》中获得创意素材；动画片《功夫熊猫》不仅展现出“无招胜有招”等中国的传统哲学精髓，更借鉴、融入较多的中国曲风、画风等色彩，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从此类动画作品在世界动漫舞台上所获得的一致赞誉不难发现，动画作品必须重视对民族文化的充分挖掘，甚至是世界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的提炼和传承，具备“民族性”的动画作品似乎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动画设计注重挖掘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精髓，注重区域文化与受众偏好的有机结合，进而创造出大量的“世界性”作品，最终赢得了世界。

中国动画在“民族性”方面缺位的表现

在动画的创作过程中“民族性”历来是艺术家追寻的对象。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栩栩如生的动画形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不灭的记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国的动画产业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得到世界广泛一致的肯定。究其原因，应主要归因于动画创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

然而，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时常重物质轻精神、崇尚外来文化，而忽视传统文化，不能理解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热衷于“拿来主义”，逐利意识强，保护观念淡漠。因而，没有传承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识与习惯。同时，中国的动漫作品跟风，照搬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作品不仅没有突出本土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也缺乏市场份额。这就告诉我们，在动画作品中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而忽略植入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必定会导致中国动画发展滞后。

美国动画的“世界性”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从一般意义上讲，民族传统文化是动画制作及造型艺术发展的根基。基于对美国动画“国际本土化”的开放个性及兼容并包特色的认识，结合我国早期动画作品因重视将民族性与动画创作的有机融合而取得的诸多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可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借鉴与启示。

1.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造崭新的中国动画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可以说，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画创作题材。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新颖的创作理念和丰富的人物形象为当前动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因此，倘若中国动画未能与传统文化实现很好的耦合，缺少中华传统文化这一“灵魂”，即使制作再为宏达、精良，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持续发展。显然，创造崭新的中国动画形象，必须要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汲取动画创作所需的营养，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民族风格鲜明、造型独特且适应动画艺术表现力的文化资源，进而将其提炼为可用的动画元素，创造符合现代受众需求与偏好的动画形象。

篇10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86-02

音乐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艺术形式，不但折射出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文化偏好，更是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综合体现形式。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长河之中，声乐艺术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的民族声乐从古至今都代表着最为浓厚的地域性文化传统，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分支。随着近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也开始逐渐从地域中走出来，开始展现出世界性的一面。笔者认为，脱离了民族性的声乐是没有传统的声乐，是空洞的艺术文化表现形式，而脱离了世界性的声乐则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声乐，不具备传播下去的力量，综合来说，我国传统声乐要想在世界之林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注重民族性以及世界性的特征影响。

一、声乐艺术发展离不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

综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了解到，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都是时代的反映，都是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如果从微观上来讲，还有可能是某几个或者某一个艺术创作大师的生活经历导致的艺术革新从而引领一个时代的发展，声乐的发展也不例外。由于声乐的发展形式与气息调控的发展，而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生活上的差异反映到艺术创作中则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比如说西北的民歌嘹亮，内蒙古的民歌则比较辽阔、悠长，南方的民歌富有民族气息等等。地域特征决定了声乐艺术的发展特点，也是当前我国传统文化如此丰富多彩的基础。

但是随着近现代文化交融的不断发展，外来的新鲜元素在不断冲击着我国的传统艺术体系，特别是一些以民族性声乐为首的音乐创作者为了提升民族歌曲的发展而开始寻求融合之道，其中也不乏有成功者。比如说《最炫民族风》引领了社会的风潮，将一股浓浓的古风情感与现代摇滚巧妙结合，一时红遍了大江南北。由此可见，声乐艺术发展过程中民族性以及世界性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如果声乐的发展中过分强调民族性特征，那么在声乐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情况，比如当前一些“老艺术家”坚持传统的声乐文化，坚决抵制外来元素的融合，导致他们的艺术创作路线越来越窄，由于没有融合外来优秀的文化元素，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无人问津的场面，可见，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结果是无法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与之相对，如果过分强调世界性而忽视了民族性，那么创作出的声乐作品就会显得空洞，脱离了民族性的创作形式也就失去了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魂”的含义，缺乏美学价值而更加注重形式，这样也是无法实现相应的声乐发展目标。由此可见，要想提升我国的声乐发展水平，帮助我国的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充分平衡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做到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提升。

二、民族性是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传统文化，再加上自古以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区域性文化差异明显，后期经过不同民族之间的不断融合，民族传统文化又取得了新的发展，时至今日，才形成了当前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形式，声乐作为传统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性特征也是最为突出的。中国人的声乐演唱不像西方人更加注重理论与形式，而是倾向于情绪化，也就是“神”与“魂”。民族化给我国的声乐发展带来了十分丰富的养料，同时也为现代化声乐演唱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从声乐基本原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本身声乐就是一种情感艺术，其特点是感于情、发于声。作为生活中一种日常情感的沟通与交流，我国民族声乐具有明显的生活气息以及情感气息，在大多数声乐艺术创作中也体现了各个地区的日常生活以及劳动的场景，抒发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等等。从民族性的角度对中国声乐艺术发展进行评析，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中国声乐的民族性表现。中国声乐中的民族性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民族性的情感表现，另外一个是民族性的语言表现。在情感表现中，中国声乐更加强调的是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中国的声乐演唱与创作艺术家在进行歌曲创作时，十分擅长结合演唱者所扮演的角色展现演唱者的内心世界，以此来烘托整首歌曲的情感特质，这样更能够感染观众，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就语言体现而言，由于长期的地域性发展造就了我国不同民族之间巨大的风格差异，特别是少数民族更是如此。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声乐演唱歌曲中，演唱者通过声情并茂甚至可以说夸张的舞台表现来提升乐曲的表现张力，这也是其他国家的民族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特点。

其二，强化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发展，确立民族性的核心地位。随着近些年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当前民族声乐也进行了巨大的变革，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与影响，这是民族传统艺术的流失甚至是毁灭。实际上这是十分片面的。仅就当前我国的声乐发展现状来看，绝大多数的民族声乐发展依然是以民族性为主线的前提下进行的发展，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范畴，包括演唱的核心技巧以及气息掌握、组织艺术形式等等都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是融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所以说民族性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才是中国声乐艺术民族性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三、世界性传播是推动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任何一种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形式都是全人类的艺术文化财富，是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资源。再加上音乐艺术本身就是跨越种族与国界的艺术形式，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性传播是任何一种声乐艺术都必须要经历的环节，更何况当前世界文化全球化不断加剧，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更是加剧了这一进程。

从世界艺术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文化的不断冲击与交融，民族性特征不但是我国声乐艺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声乐艺术的核心特点，更是弘扬与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融入优秀的外来元素，提升民族声乐的整体艺术文化气息，不但能够提升我国声乐在世界文化艺术中的竞争力，同时还能够借助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提升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对于我国建设艺术文化大国，提升国家地位，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等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是随着世界文化全球化的侵袭，仅仅依靠民族性特征来发展民族声乐不但会限制我国声乐的发展质量以及发展规模，更会降低声乐艺术的整体竞争力，不但无法顺利弘扬民族文化，还有被西方外来文化吞噬的L险。所以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自我，提升民族性特征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世界性，通过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突破与革新，这样才能够帮助我国的声乐艺术在世界民族艺术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徐敦广.试论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播[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131-135.

[2]张荣家.试论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播[J].音乐时空，2014，（2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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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跨领域的。无论是在园林设计中的对称，还是在室内空间布置的色彩图案选择，或者是平面网页设计中的图示布局，都有可能运用到传统文化元素。详细来讲，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探析：

1.从现代设计民族性塑造展现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满足现代人审美情趣，充分利用传统文化元素，是当前设计师普遍的理念。简单来讲，就是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意义的传统文化图形图案，实现再次造型设计，以更加浅显的展现出其民族性的特点。比如我国唐装服饰上的龙纹刺绣或者其他绣花，都集中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在服装上的效能，由此塑造和展现出来的服装民族性，也是当前唐装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可以彰显出现代设计作品的民族性，这不仅仅提升了设计作品的文化价值，还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在现代设计民族性塑造和展现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传统文化元素的展现对于意境表达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进行设计创新的时候，要以特殊的手段去进行处理，以保证能够找到传统文化的神韵和精华，以此为切入点去开展设计，既保证了传统形式美感，也能够展现其民族性的特点。

2.从现代设计情感性追求满足的角度来看随着消费者需求朝着个性化和价值化方向发展，人们的购买设计产品的动机更多的是从情感因素上去考量，这也符合传统美学情理统一的理念。这里的情，是指具备一种真挚的情感；理，是指礼仪。本着现代设计情感性追求满足的目的，在开展设计工作的时候，也应该注重传统文化因素的利用。具体来讲，积极关注以下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其一，树立人文关怀设计理念，在展现设计作品实用性的同时，充分体现出人性关怀，使得消费者感受到设计作品的情感。其二，充分考量消费者行为习惯，心理状态和环境变化因素，保证其展现出更多的传统文化创意，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其三，注重产品颜色，造型，材料创新设计，适当的将感情元素融入其中，使得产品的意义得以不断升级，这也是实现设计产品附加值提升的重要思路。

3.从现代设计可持续理念体现的角度来看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统一，是我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源泉。从美学角度来讲，要求对于自然描绘的时候融入人的品格，情操，使得其成为人性的载体，这也充分展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共荣。现代设计可持续理念就是这样去要求的：其一，树立设计绿色观念，使用环保性材料，在创意设计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工艺，以保证尽可能的缩减成本；其二，坚持天人合一的传统设计理念，处理好设计创新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人，产品和环境的和谐统一；其三，树立可持续设计理念，在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充分考量其再利用性，保证在进行初次利用之后，可以再次将其纳入到实际的设计实践中去，以实现实际设计成本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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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所处的地域文化必然有着紧密地联系和相关性，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油画中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审美意识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绘画意境的追求、内在含蕴美的注重胜过对事物本身的描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中的民族性也根据所受文化、风俗以及历史发展的不同有所不同。这些民族性是历史积淀的成就，对中国艺术乃至世界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当前，每一个中国油画家都应当对“中国油画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使中国油画成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

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对西方油画的学习、模仿和超越，在不断的学习、反复的模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具有民族性的油画特色。中国最早学习油画的主要有李叔同、何凝香等人，这些人将油画艺术带到了中国，促进了中西方绘画艺术的交流，为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还出现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些著名的油画大家，这些人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油画民族性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期间，中国油画艺术遭遇了致命的打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油画家如苏天赐等人还在进行着中国油画民族性的艰辛探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油画创作回归正宗”、许多画家追逐的时尚，一时间西方各艺术大师的艺术作品成为画家竞相崇拜、模仿的佳作。面对这种情况，如何使富含民族性的中国油画成为世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中国油画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求的新的发展，已成为摆在中国油画艺术家面前的重大问题。面对油画这个异域文化的产物，我们大多只能凭借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所熟悉的知识构成去解读，而在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中西方文化间的误读始终伴随其中。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似乎存在着必然的误读。误读在《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中的解释是，“错误地阅读，尤其是错误的阐释或理解”（阿格尼斯，《韦瓦新世界大学词典》，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212），也就是说误读是一种错误的阐释行为。 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文化间的传播（文化间的误读）必定是双向的，文化误读必将贯穿于文化传播之中。

我们总是会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两种不同文化间，当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另一种文化时，只是站在一种文化的外部进行观察，此时，他者的眼光会起一种过滤网的作用， 筛选出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他者文化只是自己的言说。油画民族化过程中尝试用本民族语言去解读外域文化产物――油画――即可看作是文化误读。误读分为有意和无意，在油画民族化的过程中充满了自觉或非自觉的误读，构成了中国油画民族性的重要特征。

中国油画的民族性建构是一个艰难探索艰辛跋涉的过程，因而中国油画要实现从“西洋化”到“中国化”的转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借鉴吸收西方油画中的优秀元素。油画艺术起源于西方，对于西方优秀油画大家创作中使用的技法、风格等我们都应当积极借鉴、虚心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实现中西方油画的相互融合，促进中国油画的大发展。

第二，创作应扎根在民族生活土壤之中。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实际，将本民族中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和知晓，这样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只有立足于民族文化，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内涵，这样才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的作品，才能真正使中国油画走向世界。如果仅依靠民族身份是于事无补的。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生活的感受和感悟，即使创作技巧再高、技术再精湛，也会因没有生命力而显得苍白，更别说模仿的作品了，更是毫无价值可言。如世界油画大师毕加索的作品，他的作品之所以能a生震撼人心的效果关键在于他注重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并注重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有人这样评价其作品“他的作品充分的表现出本世纪四分五裂的幻象”。这种既注重生活的真实感受，又不拘泥于生活感受才使他的作品成为所有油画家学习和模仿的佳作，以至于“所有后来者只不过是为毕加索的作品增加一些注脚而已”。由此可见只有扎根民族的实际生活中，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来。

第三，艺术创作应紧随时代步伐。一切艺术都必须与时俱进。中国油画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发现自己的生命力所在，紧跟时代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使中国油画获得新的发展。任何艺术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扎根在土壤中。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油画进行创作的主要土壤，主要扎根在该土壤之中的油画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结语

油画从国外传入我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学习、模仿和创新的历史，也是油画从“西洋化”向“中国化”转变的历史。中国油画之所以有别于西方油画关键在于中国油画中蕴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油画中的民族性。新世纪，中国油画应当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汲取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精髓，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同时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中扎根，与时代保持同步，这样中国油画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