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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经济管理的意义
(一)能够对科学技术进行有效运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传统经济管理理念来说,其一般是把国家治理当做主题。要把国家治理妥当,则需要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管理是在经济活动当中,以劳动者为主体,包含了劳动工具、技术、对象等一系列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往往被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形成生产力动态系统,并在运行时,做到对经济活动开展的促进。管理水平越高,技术进步越迅速,经济活动产能也就越高。
(二)能够提高与整合生产力要素
管理的实行,能将互不相干的生产力要素集中起来,从而形成生产力系统。人们的经济管理水平及劳动技能得到提高时,能够对自然做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生产力系统人和物、人和人、物和物之间科学性的高低。正是由于生产力效率的提升,才使得经济效益及工作效益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对管理的投入也会得到提升,进而在经济管理中形成良性循环。
二、现代经济管理中所具备的特点
(一)重视效率
现代经济管理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对高效率的注重。早在1913年,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首次在汽车组装中,运用了创新及反向思维,完成汽车生产的流水线组装。从底盘、发动机、车厢、方向盘、车轮、车骑,汽车生产中整个配件的安装,都是在一条流水线上完成组装,通过流水线生产的福特汽车,原先需要12小时的组装,在这条流水线上只要10秒钟,大大提高了汽车生产的效率,从而使得福特公司的生产成本得到有效降低。从此以后,对效率的追求,便成为了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重视科技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得以前进的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科学技术当做为第一次生产力。因此在企业的管理当中,往往追求对其核心科技的把握。欧美等国对科技发展更是有着极大推崇,早在20世纪80年代,微软便凭借着其技术优势,将比尔盖茨推向世界财富的顶端,同时也使得微软在软件市场上占据了巨大份额。如今,苹果公司也凭借着其先进的科技创造力,使得苹果公司的市值不断上升,在智能手机及电脑等科技产品的竞争当中,苹果公司一直占据先机。
(三)重视民主及合作
传统管理讲究的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然而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信息化流通速度的加快,使得人们在管理当中,更加对合作、民族有着进一步的关注。在当前社会中,一个人的力量及所做的事情是十分有限的,在工作开展时,很难将各类工作都做的面面俱到。因此,在现代经济管理当中,往往会将团队协作这一概念运用到企业的管理的方方面面上,并做到对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三、现代经济管理受传统经济管理理念的影响 (一)和谐理念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
1.企业需与客观规律协调
企业在经营当中,不能为了利益而不顾市场规律,不能不择手段的来对企业进行管理与经营,更不能在市场竞争中产生不正当行为。企业为了获得利益,占据市场份额,有时往往会抛弃诚信来换取,然而万物的生长皆有其内在规律,因此在经济管理中,也应当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在现代经济管理中,不能为了生存与发展而采取短期投机行为,企业要从长远出发,做到对长远目标的树立。因此,企业需要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做到对未来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从而在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的同时,做到对企业自身利益的获取。2.企业应担当社会责任
市场经济管理中,对于企业来说,应当奉行诚信、奉献的理念,不能将利益当成企业生存的全部追求。因此在现代经济管理当中,应当树立传统的“仁爱”理念,做到企业管理的和谐发展。另外在企业管理中,还应当以社会需求为根本,以公众支持为基础,从而能够使企业在发展当中获得社会的更大认可。同时,企业在经营管理当中,对社会、环境及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企业也要具备负责任的态度,需要企业在对利益追求的同时,将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融入经济管理当中,并能够得到真正的应用与执行,进而做到对社会有效服务。
(二)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对现代企业个体管理的影响
1.管理者需提升自身修养
传统经济管理讲究的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对正确取舍观的确立,做到对明辨是非个体的形成。一家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管理者若是能够努力学习、总结经验、体恤员工、选贤举能,便能够在经济管理中,做到对企业文化有效拓展,对团队思路及发展方向的明确,进而做到对良好人际关系及企业氛围的营造。
2.企业能做到对人才的培养
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经济管理理念有着强烈的冲击,而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其核心内容便是做到对人本主义思想的确立。越来越多企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做到对人性化管理理念的确立及对人才管理战略的实施,将人才当做成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在人性化管理时,努力发展人才及留住人才,增强人才培养,使企业管理效益得到有效提升。(三)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对现代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1.有舍方有得
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想真正的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需要企业做到对“舍得”观念的树立。在企业经营管理当中,企业的所拥有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企业可以采取有效的经济管理方法,来对资源做到合理配置,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效益最大化。企业一味的、盲目的发展与扩大规模,最终造成的是企业变得散乱无序。企业只有拥有传统经济管理的“舍得”智慧,才能够握紧拳头办大事,将企业拥有的资源做到最有效配置。
2.谋而后动、顺势而为
谋而后动需要企业在拥有坚实基础的前提下,在对市场发展趋势明确基础上,对当前业绩的不满足,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有效观察,从而在企业经济管理中,做到灵活应变,集思广益的对现状分析与决策,从而使得企业能够长期发展。顺势而为能够使企业在经营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前市场环境多变的环境中,企业应对外界有所警惕,在经济管理中,需对其策略做到及时修正,从而使得企业能够朝向有利方向发展。
总结: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变革,使得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在现代经济管理中有着其独特的影响。对于传统经济管理理念来说,其在我国深化改革、和谐发展、中国梦实现当中,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丰富的内涵及文化,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在当代经济管理中,我们要学会从传统经济管理中学习与总结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对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创建。
参考文献:
[1] 闫博,郭旭.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发[J]. 现代经济信息. 2014(24)
文化传统观念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形成并沿传至今的思想意识,展示出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物质产品等三个方面。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因此在当前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当代社会发展大趋势下,在发展湖北经济和探讨“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时,如何对待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观念,尤其是荆楚文化传统观念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西部地区严重落后,中部发展缓慢,东部沿海地区则较为超前――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许多人把导致这种不平衡和差异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特殊的经济政策(如设立特区和开放城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
诚然,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制于资金、技术、资源、自然环境、地理、制度、政策等因素,社会文化并非决定性条件。但是,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水平、效率、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经济模式等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说,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它决定着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要走向。不过,社会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一方面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借助于人这一社会主体而制约着经济发展。自有人类以来,文化与经济是相互交融的,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社会文化同经济之间又是双向互动的。一则经济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转化成包括经济观念、经济价值观、经济道德、经济人格、经济态度、经济思维等经济文化;二则各种既成的主体内在文化和社会外在文化尤其是经济文化通过人而反作用于经济,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客体,它既创造了文化又受到文化的制约。各种社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借助于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社会化方式而内化成个人的心理―文化结构,赋予社会主体以特定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格品性等,以此推动人类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世界上各地区、各主要国家都选择了某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受一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
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条件的挑战、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交往和竞争等客体性因素,也包括经济主体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需要欲望等主体性要素。社会文化(含区域文化)作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通过内化积淀在社会主体的心理文化结构之中,转化成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品格等,以此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力。
二、荆楚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但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从而又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流域分,荆楚文化属于长江文化系列;以生产方式看,属于内陆农耕文化之列。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封建社会特别漫长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荆楚文化传统观念与中华民族文化一样既有许多精华,又有不少糟粕。其“精华”,即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如“荜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等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为世界各国称道。文化传统观念既然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就必然会在人们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湖北经济的发展。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具有荜路蓝缕精神的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做出更大的成果,如保康县尧治河村孙开林;崇尚忠孝节义的人特别讲诚信,具有社会责任感,如屈原;尊老爱幼的人大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致富后不忘乡里,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总而言之,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就越能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荆楚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推动了湖北地区经济发展。从目前考古成果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原自楚国,大冶铜绿山铜矿举世惊叹;最早的铁器在楚国;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曲的鼻祖是楚国人优孟;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等等。许多科学技术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先秦以降,湖北地区经济归于沉寂,进入“冬眠期”,尤其商业活动,更与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相去甚远。在我国古代徽商的兴旺,更有西北内陆晋商的崛起,处于中间地带的湖北地区却近于落寞。简结其因,应致如下:一是“眷恋故土。”屈原有诗:“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p109)这种观念又与“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元帝纪》)或“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后汉书.杨终传》)相融合。这本是热爱家乡、国家的一种美德,无可厚非。但却总是囿于一地,不接触新生事物,不与外界交流,致使思想保守。其二是虚妄骄狂、自得。古代有以“蛮夷主义”为旗。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子为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P254)表现出一种骄狂与虚弱。近则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自诩(九头鸟内涵象征此不具论)。聪明乎?狡诈乎?流露着一种自得的心理,进取精神全无。三是地方观念。由于楚国开发相对较晚,长期被中原各国称为“荆蛮”加以歧视排斥,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一定差异与距离,使楚人形成较强的地方观念而无商品意识。司马迁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无饥谨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P736)安于现状而无创业之精神。
19世纪中叶,荆楚经济再度崛起,湖北引领着全国近代化进程,但其中表现出两方面明显特征。一是外力性特征。第二次期间汉口为新增11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资本陆续在武汉设立使用机器的工厂,此为荆楚大地近代工业的发端。1862年1月,江汉关设立,总汇对外贸易税务。自此,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二是官府主动性,政府行为是先导性动力。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总督湖广近二十年间,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官方举措,使湖北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内地省份,迅疾跃升为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汉口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
民国以后,湖北经济渐次沉沦不起。世纪之交,“湖北工业化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水平居全国第14位。”“职工平均工资居全国第28 位。”“2003年湖北在中国名牌产品榜上仅居第17位。”(中部崛起!振奋人心的部署[J].党员生活.2004(10))不仅如此,上世纪湖北所拥有的名牌产品纷纷丧失,显然这一切与湖北明显的区位优势、科教实力、文化教育繁盛和综合优势相去甚远。荆楚文化传统观念中的非优秀成分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是湖北经济发展缓慢的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三、对策与建议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湖北地区的实践,揭示出如下两个问题:
1.悠久的历史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湖北地区历史悠久,可上溯至炎帝神农。在随州、谷城、神农架等地,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度。东南沿海地区则开发较晚,直至唐朝还被视为蛮荒之地。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却迅速崛起,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为世人瞩目。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悠久的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
2.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先进的意识。荆楚文化绚丽多彩,文物荟萃,但由于历属政治中心,封建统治控制特别严,从而使儒家文化和荆楚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成分影响比较大,人们思想趋于保守、封闭、自大。汉唐以迄明清的湖北,“唯楚有材”之说名不副实。梁起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指出“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学者希焉”。思想与文化界缺乏活力与创新。与此相反,明清时浙东学派却站在时代前列,传承与光大传统文化,形成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精神,并溶入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大潮汹涌。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主体的单纯的经济运作过程,而其主体就是具有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仅只有经济一种手段,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制约和影响有时比经济本身的因素更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荆楚文化的传统观念。
(1)要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批判和克服糟粕。传统文化的继承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有了抽象继承,传统就能代代相传而成为传统;有了具体继承,传统就能随着时代进步而成为新的传统,使传统绵延不绝。“荜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成为历史,但这种创业精神要继承下来。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
(2)就现代经济发展实践看,文化产业的开发是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趋势,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活动中,文化产业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北要实现中部崛起,既是经济建设的课题,也是文化建设的课题,离不开荆楚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技术及伦理道德即文化的支撑。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到企业生产与管理、名牌产品的创立,都是非常复杂的文化活动,需要综合知识结构,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文化底蕴和储备显得至关重要,经济与文化要协调发展,同步并重,以达到文化带动经济、经济促进文化,成为一个发展的整体。荆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历史文化有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自然文化有长江三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有清江巴土文化;城市文化有武汉文化;还有名山名寺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等,包罗万象,美不胜收,充满了永恒的魅力。政府当加以开发和利用,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使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为湖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带动湖北经济的起飞。
(3)把特色文化品牌筑成现代经济发展桥梁。文化,尤其是特色文化与各行各业血脉相连,文化品位越高企业产品质量就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文化的相关制约。①特色文化品牌能为经济建设导向。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只有商品化了的高质量产品才会受到市场的亲睐和消费者喜爱。其次,特色文化品牌能为经济建设探路搭桥。湖北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快,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还处在起始阶段,特色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如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三国文化、名山名寺文化都有品牌,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的品牌。因此,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充分发挥特色文化品牌的经济效应。②把特色文化做成现代经济亮点。以往的教训告诫我们,湖北工业抱残守缺,科技含量低,文化品位低,效率差,制约了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省是弱势,但又是最具潜力的产业。可以说,旅游文化产业还是一片前景光明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③把特色文化建成现代经济发展支柱。在认识到文化旅游,尤其是特色文化品牌的特色经济功能以后,我们就要站在忠实履行“三个代表”的高度,始终盯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用前瞻性的思维方法,把湖北的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做优,做成品牌,把特色文化建成湖北经济发展支柱,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能定输赢。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
参考文献: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一、探讨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意义
经济价值发展取向与社会经济进步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是我国人民经济智慧的具体表现,是构建系统相对完整的经济价值理念,其中涉及的许多经济发展思路内涵,对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从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基本内涵的角度分析,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维护了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提高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适用性,就应该明确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结合当下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要求,吸取其中宝贵的思想价值观念,实现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观的完美融合,达到中华特色经济价值取向的有效利用,以及传承我国经济文化伦理的目标,继而发扬中华经济智慧文化精神,提高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品质,保证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的区别简述
(一)传统经济价值取向
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不受自然经济的约束,受当时社会发展状态与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劳动人们的价值,主张劳动价值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际应用实践过程中,以调节社会劳动关系,合理配置社会劳动力为基本,注重社会实践价值,以提高当下社会经济,改善现有经济发展问题为重点内容,包含了经济价值取向思想和调节人际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建立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上,中心内容偏向于维护权力者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劳动经济价值关系体系,从伦理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缺少一定的公正性,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公平公正的要求。
(二)现代经济价值取向
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聚集了,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和西方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将广大劳动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以提高社会整体性效益为主要的目标。现代经济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现代化特征,围绕传统经济道德观念,以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为依托,不定期进行相关策略内容的调整。除此之外现代经济价值取向非常重视伦理观念,尊重个人社会地位,推崇独立个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权,从自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两方面入手,规范了独立个体的经济价值实现行为,制定了合理的个体价值欲望标准,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改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固有体系,构建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在满足人们个人利益愿望的同时,突出了社会效益化属性,实现了个人利益融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战略性标。
三、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多元化,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个人利益价值,满足个人经济发展的欲望,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人们容易受到利益价值的诱惑和唆使,进而做出违反道德原则的事。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核心思想的合理利用,为当下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的规范准则,监督了个人经济活动行为,调节了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维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健康。除此之外以经济与道德之间关联为主要突破口,强调了道德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快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转型速度,并且与现代化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焕发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维持了我国经济交易市场的秩序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主张互利交换原则,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阐述了社会经济建立在物质交换上的实质性内涵,从根本上提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用有效性。同时采用分层的技术手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现代经济交易个体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利益价值不能依靠独立个体实现的规律,进而培养了现代人们礼尚往来的交易意识。在这种既定规则要求下,人们会自觉履行商业交易的原则性义务,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保证交易项目的公正性,确保双方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实现双赢的利益目标,进而维持双方的依存关系,保证社会商业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制约条件,尽管社会经济交易发展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市场仍旧能够维持固有的发展秩序,继而为我国社会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
(三)保证自然系统领域的完整
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重社会义务,受儒家文化的冶炼熏陶,秉承着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重社会自然义务,并在最大限度上对自然领域表现出了尊重,以农耕为例,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提倡在农耕范围满足人们需求的基础上,停止农耕范围的继续扩大,进而保证自然领域的完整,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利互生的目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在没有任何规范要求的情况下,过分生产容易造成社会经济动力的萎缩,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吸取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内容,规范市场经济发展行为,与此同时引导独立的经济个体树立正确的生产发展观念,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效益,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处于良性的运作关系。
(四)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推崇道德礼义文化,并将道德礼义文化作为把握经济市场发展,以及调节经济市场各环节关系的外在作用力。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以诚信为核心内容,诚信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提出的,而是以所有人为对象,从道德信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交易提出了标准的行为信条。纵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状态,要想在现代社会经济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应该肯定诚信交易的重要性,明确谋求个人利益的荣辱观念,继而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诚信原则的有效应用,为独立个体进行商业交易安全公正提供了保证,诚信作为商业交易的评价标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状态,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除此之外诚信并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诚信作为个人或者企业谋求利益的前提标准,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功利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变化,逐渐变成了人们建立契约的依据。
(五)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形式,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转型的特点,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消费理念,与盲目提高消费量相比,更加注重消费形式的多样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经济市场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升需求供应的市场化水平,进而踏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当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主要以节俭为主,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等级式的消费观念,主要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标,有效的避免了过度消费现象的发生,保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平衡,不仅提升了消费的高度,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文推动力。但是节俭消费具有一定的相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持续消费目标的实现,容易造成过剩危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