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特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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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以教学为主、培训为辅，在校园中积极营造师生们自觉说普通话，努力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引导师生说好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积极利用各种典型事例组织学习讨论，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的真正含义，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以教学为主，培养、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语文教研组针对我校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地方方言影响比较严重的现状，加强普通话教学的研究，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以教研引导教学，摸索总结出适合本校语言文字教学的框架模式。比如，我们结合《听话和说话》课教学，在一年级把好语音、认字关，在二年级把好朗读、语言表达关，三年级把好专业技能语言关，确立适合幼师学生语言专业技能、表演技能的教学模式。另外结合我校幼儿师范专业特点，开展“三笔字”教学，让学生写好钢笔字、粉笔字和毛笔字，在提高教学技能的同时，融入对祖国文字的理解和热爱之情。

以培训为辅，以普通话“二乙”为基本标准，提高学生通过率。在每年的普通话测试之前，学校测试站都会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和重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和辅导。尤其是针对广东方言区学生，采取了集中攻克重点、难点字音，组织有心得的学生交流体会等方式带动整体提高。培训的内容包括：学习普通话的重点难点、介绍机辅测试的简单应试操作、规范执行考试规定等。通过培训，使得大部分学生取得二级乙等以上证书，并大大提升了方言重的学生的普通话水平。

二、加强软硬件建设，彰显学校示范功能

在管理方面，学校首先是抓好队伍建设。成立普通话测试站以来，一直由校长兼任站长，副校长兼任副站长，教务科、技能培训科、网管中心等互相配合，统筹协调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各部门和老师各负其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而保证了培训测试工作的有序进行。

抓好制度建设。学校以国家、省、市语委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依据，制定、完善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普通话测试工作管理和测试程序。并把制度上墙，把制度与学校的师范教育制度文化结合起来，让全校师生自觉执行。

抓好规范管理。学校通过专人培训，个别辅导的方式对“考生网上报名、资料填写”严把关，防止学生的信息出错率；通过集中学生电子采相，采用电子身份证识别仪器代替以往人工输入身份证号码的方式和其它多种有效措施对“考试纪律”严把关，杜绝学生代考、作弊情况的出现；加强工作人员上岗培训对 “测试质量”严把关。使测试工作有序化、规范化、人性化。

篇2

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我国现代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促进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基础条件，因此，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与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协同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我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价值较高的民族文化逐渐流失，不仅影响到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建设，而且给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建设带来不便。因此，基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高校需对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析，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与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协同建设，进而维护高校图书馆的稳定发展。

1蒙古族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民族语言方面，民族语言的流失主要表现在地域性的流失以及年龄段层面的流失。在地域性的流失方面，例如，以往蒙古族人民主要采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蒙古族人民都开始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不再用蒙古语进行沟通。在年龄段的层面的流失中，50岁左右及以下的蒙古族民族人民大都通过汉语进行交流，很多蒙古族民族人民都逐渐对本民族的语言感到陌生，致使民族语言文化逐渐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民族传统服饰的制作是蒙古族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制作形式、样式的不同，每款服饰所反映出的民族风俗、信仰、历史信息也存在差异，而这些民族传统服饰则较好保留了相应的民族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蒙古族文化与外界文化互相融合，很多蒙古族民族人民开始用各种现代服饰替代传统的民族服饰，致使身着蒙古装的人越来越少，民族服饰文化逐渐流失。所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蒙古族的民族文化逐渐流失，给蒙古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加快对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促进蒙古族民族文化传承与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协同建设，这不仅能保护蒙古族的各种历史文化，而且能促进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发展，所以在实际开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2蒙古学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分析

我国蒙古族人口大都居住在，在总蒙古族人口中占比70．2%。的蒙古文化具有多样性、历史性、典型性、丰富性。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1957年内蒙古大学的创建则为蒙古学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准备了条件。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是学校重要的文献信息中心，对蒙古学特色文献资源的建设有着关键作用，这也能够促进学校在本学科的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相应的蒙古部以及专门阅览室，能够对蒙古学特色文献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维护文献资源的完整性，并提高资源利用率。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部在收集到各类蒙古学特色文献资源后，以种类、外表、载体等元素为依据存在多个地方，包括蒙古学文献信息中心阅览室、蒙古文图书阅览室、蒙古学古籍文献展览室、汉文古典阅览室等不同的阅览室。至今蒙古图书阅览室已馆藏12000多种60000多册蒙古文化图书文献，蒙古文学文献信息中心馆藏3万多册不同语种的蒙古学现代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展览室馆藏1500多种蒙古文古籍文献，而且在相应的数字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注重发挥优势，遵循教学科研与办馆特色相结合的原则，积极与各类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图书馆进行合作，对蒙古学特色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进行了完善，确了保蒙古学文献信息馆藏的完整性。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主要对自建设以及整合网络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应用，建设了多类蒙古学特色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蒙古文期刊全文数据库、蒙古文图书书目数据库、中国蒙古文学信息整合数据库等。该图书馆收录了12种以蒙古学主要用蒙文出版的期刊杂志，建立了相应的中国蒙文期刊网，为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交流准备了条件。

3民族文化传承与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协同建设的方法分析

3．1通过多种方式完善馆藏图书文献结构

内蒙古大学以图书馆蒙古民族特色馆藏文献为基础，加强了对蒙古民族经济、蒙古民族文化等学科的建设，取得了较多成果。蒙学特色馆藏文献作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关键内容，对蒙古民族各种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蒙古科研教学工作的关键基础，所以图书馆须通过多种方式对蒙古民族馆藏图书文献结构体系进行完善。蒙古学图书文献采集是蒙古学馆藏文献资源建设中的重要条件，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主要对招标采购的方式进行了应用，能够确保采购成本以及采购效率的同时有效处理蒙古学文献的采集问题。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每年都会拿出一定的经费对蒙古学特色图书文献进行采购，较好满足了蒙古学教学科研的需求。

3．2促进馆藏资源的信息化

推动关馆藏资源的信息化是更好储存和传承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通过对网络上蒙古学文献信息资源进行评估、筛选以及加工、收集，建立了相应的中国蒙古学信息网，能够较好促进蒙古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整合。该网站具有丰富的信息量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且检索也较为便利。由于世界范围内研究蒙古学的机构较多，所以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须实时掌握国内外蒙古学研究机构的动态情况，通过网络丰富馆藏资源，为用户提供多样化、层次性的文化服务，这样才能更好达到蒙古学馆藏建设效果。

4结语

在对民族文化传承与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进行协同建设时，高校必须对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析，针对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调整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建设方式，通过馆藏资源共享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目的，这样才能更好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协同建设。因此，高校必须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特色馆藏的建设进行紧密联系，以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胡越慧．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现状调查分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5):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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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指出：“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的校园特色文化，为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实现学校办学的根本目标。

一、充分认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有效形成校园文化建设体系

（一）把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

校园文化是生长发展在教育环境中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学校在办学实践中逐渐孕育和形成的独特的办学理念、道德规范、组织制度、体现全校师生价值取向的校风、教风、学风以及学校所具有的独特的校容校貌等共同整合而成的人文环境。校园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要素。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具有自身特殊性，从我们学院的办学特点和实践经验分析，作为高等学校成员，培养的是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都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体现为培养目标上的高等性；而作为高层次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必然地带有浓烈的职业性特征。

（二）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原则与特征

我院在构建校园文化体系主要遵循了三个原则：“提炼”――从我院长期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好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追求中萃取精华，使优秀的文化得到固化和传承；“整合”――即科学地审视各理念之间的相关性和支持性，使之成为一个思想体系，力求在现实中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发挥联动的促进作用；“提升”――即新的理念体系具有导向性和前瞻性，既以我院的客观实际情况为基础，又能满足长远发展的要求。因此在校园文化体系的主要特征上我们坚持以下几点：产生的科学性、体系的完整性、观念的导向性、鲜明的特色性、语言的现代性。

二、建设学院理念体系，奏响校园文化的主旋律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其他各层次文化的结晶与升华，在学院建设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我院历经了40多年的发展，近几年抓住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取得了自身快速、跨越式的发展，为寻找我院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内聚力和驱动力，在总结过往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长远的发展战略思路与高职院校的特点，我们提炼、整合并创新了自己的理念体系，拥有了学校未来发展所需的精神内核。

（一）为人类健康事业培育职业化人才为办学宗旨

我院自1965年诞生以来，从技校到目前的高校，一直从属于食品药品行业。尽管学校一直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但“为行业输送人才”的宗旨并没有变，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没有变。因此，根据我院的一贯办学宗旨及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新理念，将我院办学宗旨确定为：“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超越了地域与行业的概念，体现了我院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职业化人才”的提出，结合了企业用人通行的观念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念，既符合国家对高职教育办学的指导方针，对自身培养人才的质量和内涵又有了提升。

（二）明德精业，惟民其康为校训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生命线，它影响和规范了师生的言行举止和行为方式。我院的专业定位是“以药品类专业为主，积极发展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与人类健康相关的专业”。而“食”与“药”都关系着人的生命大事，安全与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不但马虎不得，更不能因为商业利益而忽略质量或造假。因此，针对行业特点，突出“健康”理念和对“德”的要求与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作为高职院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实用型人才。因此，校训确定为：明德精业，惟民其康。表明了学院的办学理念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突出品德和技能的双向教育，它训导老师在日常教学和学生在未来的执业过程中，要谨记把人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并做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去捍卫。校训引经据典，使用古典语言，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与以太极图为主体结构的校徽的创意理念是相互呼应的。学院还定下了每年组织新生在开学典礼上举行宣誓仪式，誓言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余谨于今日庄严宣誓：我志愿成为人类健康事业之一员，恪守“明德精业，惟民其康”之校训，尊师守纪，刻苦学习，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努力成长为健康职业人，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奋斗终生！”由入校门起灌输学院的精神理念，提醒学生在大学里恪守的准则和理想的追求。

三、完善制度文化建设，构建依法治校保障体系

大学制度规范大学活动所有的主体及其行为，是大学理念的外部体现，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外壳。学院一直致力于整理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院规章管理制度，制度的特点：一是“全”，涉及学院管理的各个方面，分为行政、教学、学生管理三大部分；二是“细”，内容具体明确，操作性强，其内容涵盖范围虽广，但每一项制度的制定都很具体、明确，能够做到细心而周到。为了便于全院师生了解和掌握各项规章制度，学院将之结集成册，平时能按制度办事，按指引工作，抓过程管理、抓内化自律。从而形成了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制度文化，有利于营造一种公平、公正的良好校园氛围，形成正义且积极向上的良好校风，从而加快学院的发展步伐。另外，学院以创建依法治校省级示范校为着力点，逐步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深度参与、学院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学院的治理结构。2008年，学院被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是对我院制度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

四、设计学院文化形象和标识，提高校园文化的形象

（一）校徽标识

学院校徽以太极图为设计蓝本，太极图代表易医同源、药食同源。 “1965”为学校创始年份。字母“S”、“Y”、“Y”、“H”分别代表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四大门类，双人合抱代表和谐、健康、发展。校徽采用绿色，即体现了行业特色，也代表了健康的理念。自此，学院印制各类的宣传品、召开会议、报告、论坛及对对外活动时，都有了清晰地标识形象。

（二）校歌

根据学院愿景――高等职业教育的常青藤，编写了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之歌《常青藤》，学院提出做“高等职业教育的常青藤”的愿景，采用的是形象化的比喻，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基业长青”的意思，二是代表学院充满活力与生机。用常青藤，代表学院生命的活力和不断地攀升。

（三）校园环境

建设富有学院特色的校园硬件环境，发挥物质环境的育人功能，是新世纪新阶段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几年来，我们立足学院实际，在建造改造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宿舍等基本设施时，既强调满足教学、管理、生活功能的需要，并对校园指示牌，教室实验室的及教学楼走廊、校道进行了整齐划一的规划设计，使得校园40多年的历史积淀与现代化建筑和谐，统一了建筑物的格调与色彩，有效融合了时代特色和学院特点。

五、以品牌活动为载体，延伸校园文化内涵

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精神文化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得到发扬。我院通过开展体现思想性、开放性、艺术性及校园文化精神于一体的活动，使精神文化的育人功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发挥。

（一）注重培养学生实践锻炼，社会实践彰显优秀成果

我院始终坚持将“学为所用”作为社会实践的立足点，“以人为本”作为实践教育的出发点，“实践求知”作为丰富校园文化的着眼点。自2004年开展以“心系百姓，真情药监”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面向广东省各个市县，通过建立食品药品专业青年志愿服务队，开展宣传教育和义务咨询服务，普及食品药品安全常识，倡导公众科学饮食、合理用药，提高广东省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广泛开展调研活动，调查食品药品安全现状，分析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进程，探索农村医疗卫生改革与创新之路，并总结调研数据向政府机关进行有效反馈。经过五年多的积极探索和不断推进，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鲜明的主题与特色， 2008年4月，我院被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学联联合授予“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二）实施科技创新创业教育，打造高职院校科技型校园文化

学院坚持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的高职院校科技型校园文化，在建设高职类院校科技型校园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做到三点：（1）以学术、科研和竞赛活动充实丰富学生社团内涵，以学习型、学术科研型和兴趣爱好型社团带动大学生学术科研活动；（2）以“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为龙头，积极组织学生参赛，提高作品质量，促进优秀人才、特长人才的脱颖而出；（3）是以“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为龙头，积极培养我院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识、社会生存意识和社会竞争意识，力争在校园内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有创意的学生创业作品。2011年，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学院学子喜获特等奖一件，二、三等奖3件。

校园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内在的凝合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贯穿于学院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我们要把校园文化建设所涵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进行融合和整合，努力做到相互促进、相互优化。学院现有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推动，我们要在总结和汲取校园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形式，高扬校园文化建设的大旗，全面推进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浙江传媒学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刘杏.詹成大.《浙江传媒学院学报》[J].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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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一文中提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的生活都有其固有的特征，因此民族文学及文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的气质和特征。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讲文艺理论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地方之一，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论体系与话语，其核心思想及特色生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国古代文论最为重要的根基。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中，儒家强调的是如何在社会文化及秩序的建构中看待艺术，强调文艺作品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其核心的文论思想及命题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礼乐文化”之思。

一、崇礼尚文与文艺本质

崇礼尚文是儒家文论思想的核心。儒家眼中理想化的礼的范式即是强调社会秩序及等级差别的周礼。在礼学思想的浸润下，儒家认为文艺的性质是“诗言志”，要求以礼来规范志；要求诗乐等文艺作品要对国家社会承担既定的使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劝善惩恶”，“美刺”、“讽谏”，强调文艺的社会性，工具性。这样的文论观以“周礼”为内核，一切文论命题皆与“崇礼”相关涉。儒家创始人孔子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可谓梦牵魂绕！因此，要真正理解儒家文论观，就必须首先从孔子所梦牵魂绕的礼乐文化，从“崇礼尚文”入手。

（一）崇礼

“礼”贯彻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礼记·礼运》），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周代的传统观念中，“礼”被看作经纪国家、人伦不可或缺的利器和法宝。《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云：“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 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因此，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及文艺思想，必然要受到礼的影响和制约。

关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比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可见，“礼”之设旨在节欲、节情，旨在维护宗法及等级制度。

周代把诗乐等文学艺术看成是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论诗论乐，都没有离开这个大前提。既然礼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法宝，而诗乐等又是人思想情感的表现，这就必然把诗乐等文学艺术置于礼的统辖之下，文学艺术上必然会产生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即“以礼节情”等理论主张。周代的文艺思想从本质上说“礼”的精神具体化。从理论层面上看，广义的“文”和作为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乐”，始终和“礼”相伴随。正因为如此，无论对文学艺术的起源、本质、形式、结构、功能等的认识，还是对文艺特征的论说，都离不开“礼”的宗旨及原则。

陈来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根源时曾指出，礼是以“一套象征意义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并由此使得交往关系‘文’化和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陈先生此说一方面揭示了“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礼”与“文”的相关。“礼”的作用，在于规范、调整人与群体的关系，但这种调整、规范必须是讲究“文”的行为，即通过“文”的形式使人与群体的关系规范、和谐、有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成了“礼”之舆，成为“礼乐文明”的艺术支点。《论语·宪问》即云“文之以礼乐”，由此，“尚文”也就成了儒家主要的思想追求。

（二）尚文

《论语》中有许多对“文”的论述没有局限在文字文本的层面，如：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注疏》对此的解释为“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这里的“文”不能限于文献典籍，而是内容更丰富的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在综观夏、商、周三代制度的基础上，认为周代由于借鉴了夏、商二代的长处，所以在礼乐典章制度上更完备。有详尽的文献记录也是这种完备性的一种体现。《论语》又云：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里的“文”也应指周代的文化与礼乐制度。孔子自认为对周代的礼乐文化掌握独到，认为上天不想让周代的礼乐文化断绝，所以将其授之于自己。他认为自己既然身负上天之命，也就不会这样轻易地为匡人所害了。由此可见，“文学”的另一层涵义当指以周代为主的，有关礼乐典章制度的学问。司马光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的相关知识与深遂内涵没有专门的教科书，主要体现在《诗》、《书》等经典文献中。因此，作为礼乐典章制度层面的“文学”与作为文献篇籍层面的“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礼乐典章制度的内容包括广泛，如官制、田赋、军旅、文教等等。对于儒家学者而言，他们讲的更多的是礼乐制度在个人身上的显现。《论语》中对这个层次的“文”也有论述：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乎？”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质”与“文”是构成个体的两方面内容。“质”指什么呢？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认为可以“引伸其义为朴也，地也。” 《说文解字》又释“朴”为“木素也” ，段注云：“素犹质也，以木为质，未周饰，如瓦器之坯然。” 凝缩起来，“质”就是指事物未经雕饰的本质实体。就人而言，当指人未经改造与掩饰的内在固有的伦理品质。相对之下，“文”就是对“质” 的修饰、文饰，使之美化。如果说“质”是瓦器之坯，那么“文”就是加在瓦坯上的釉彩。从实用的角度看，釉彩的有无虽然对器物的用途没有改变，却使器物更美观，从形式到内容更完美了。孔子的话是说，人不但要有伦理本质，也要注意外在的文饰，就是强调礼仪的作用。只有本质美好，又有礼仪文饰才是完美的人。棘子成的话是要只保留“质”而抛弃“文”，认为“文”是无意义的。子贡以动物来喻人，认为去了皮毛（文）的虎豹躯体与犬羊之身躯（质）就没有差别了。言外之意，“文”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对人之“质”起修饰作用的“文”具体指什么呢？

孔子曾在解答子路问“成人”时，回答道：“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所谓“知”，“不欲”、“勇”、“艺”都是人的本质方面的美德。孔子认为，人有了这些本质上的美德也不能算是“成人”，即也不能算是完美的人，还要“文之以礼乐”才算“成人”。这样看来，在人格修养上的礼乐之文包括仪态规范，行为法则，是周代礼乐典章制度在人格修养上的体现。

《礼记·乐记》云“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礼记·礼器》云：“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结合孔子的论述可见，在宗周礼乐文明的社会背景下，周代的一切仪式、制度、器物，甚至人的动作、服饰、仪容等，都是“文”，是承载着“礼”内涵的“文”，与“礼”一样不可或缺，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礼”尚“文”。

（三）崇礼尚文与礼乐之极

“崇礼尚文”是儒家的文论观的核心。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崇礼”与“尚文”是相需存在的。崇尚“礼”，所以必须注重人的仪容、动作等“文”，而“尚文”恰恰是为了明“礼”，在这个意义上，“文”是致礼的途径，也是使社会达到文明、和谐、有序状态的必由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诗乐为代表的“文”与“礼”一样，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此即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即“礼乐之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从其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强调文学必须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品格。……几乎每个朝代都把它们作为文学价值的一种基本原则而自觉地加以提倡，并用于指导文学创作和作为反对形式主义的一种理论武器。” 儒家的哲学是社会哲学，它的理想是要把社会建构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乎“礼”的世界。与之相对，儒家的文学观念也重在强调文艺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先秦时期，儒家对文学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诗和乐的考察与运用上，此时的诗和乐没有被看成纯艺术，而是被看成具有伦理功能、政治功能的教育工具，人们期望通过诗、乐反映政治、观察社会、教化民心。对此，儒家典籍多有记述。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述的吴公子札对“周乐”的评价是最典型的表现。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观周乐。按照《风》、《小雅》、《大雅》、《颂》的排序，季札逐一欣赏了周乐并对其进行了评论。遍观季札对各乐的评论可见，无论是“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还是“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纵观吴公子札的评价，虽然他多次用了“美”这个字，但考察的立足点完全是在伦理、政治方面，用现代的文艺观来看，与其说是对诗乐艺术的欣赏，不如说是对诗乐作政治伦理道德的评判，是在通过音乐体察其背后的政治，借乐声以观君主的德政。季札的论说，是典籍中关于“观乐知政”的最早记载，这同时也表明季札本人即持有“观乐知政”的诗乐观。而这恰恰代表了春秋时期人们对文学艺术认识的常态，即《诗》、《乐》同《礼》、《书》、《易》、《春秋》一样，都是反映伦理政治及各种社会现象的，这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对于诗乐等艺术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孔子多有论述，诸如他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诗具有考察政治、批评政治，增强伦理道德修养等功能。其他，如《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经解》此文揭示了《诗》、《乐》对人性情所起的不同教化作用：温柔敦厚是《诗》教所致，广博易良是《乐》教所致。“温柔敦厚”与“广博易良”均属人之性情，此即明确《诗》、《乐》均可以作用于民之性情，有效地“移民之性、化民之情”。

在儒家看来，除了教化百姓，诗乐等文艺还可用来考见得失，先秦及汉代典籍中有关“诗可以观”、“陈诗以观民风”、“审乐以知政”、“观风俗，知得失”等言说数见典籍。《礼记·礼器》云：“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礼记·乐记》云：“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此言表明，通过倾听音乐即可知晓政事得失，进而加以弥补，这样治世之道即完备矣。

除了教化、观政，儒家还认为诗乐等文艺作品还具有“美刺”“讽谏”的功能，即“诗可以怨”的文学观。

《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又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大序》的意思是说如果君主德行淳正、政治成功，就会感动诗人，诗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写诗颂扬、赞美，并告于神明；如果人伦废弃，刑罚严厉、政事苛刻，诗人则会伤感理想人伦关系的破坏，哀叹政令苛毒，其情感必然表现出对执政集团的不满，进而，将自己的感情付诸歌咏以抒发内心的波澜。“以风其上”、“以风刺上”，即以委婉的诗性语言讽刺处在上位的统治者。

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文艺创作的动力及内容

关于文艺的发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人认为“诗缘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人则认为文艺主“理”，“诗言是其志也”；还有人认为，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情、理所起的作用不同，文艺乃情与理的统一。

（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与文

在我国最早提及“因情成文”的当属《礼记》。《礼记·乐记》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此说为音乐亦即文艺主情奠定了基石。

《诗大序》发展了《乐记》的思想，充分肯定情为诗歌的原动力，并进而提出情对诗、乐、舞等不同类型的艺术表现的驱动。其文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是胸中情志蕴积继而迸发的结果。愉悦之情涌则和乐兴、颂声作；忧愁之志起则哀伤涌、怨刺生。《汉书·艺文志》亦云：“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情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驱动作用，被中国古代一些文论家所认可。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充分肯定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此后，这种美学思想一度形成潮流。钟嵘的“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沈约的“以情纬文”，刘勰的“情者，文之经也”都是“诗缘情”思想的继续。

“文”依情而生，“情深而文明”。“情深而文明”出自《礼记·乐记》，其文云：“乐者，德之华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这段话的主旨是说音乐是道德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只有内心积累了和顺的美德和深邃真挚的感情才会写出鲜明生动的文章。《乐记》此文揭示了创作主体情感风貌对文艺作品的影响。

（二）“诗言志”——理与文

“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其文云：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在对夔的典命中，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指出诗歌可以言人志意，这是典籍中有关“诗歌表达人志意”思想的最早记载。

关于“诗言志”中“志”的内涵，自诞生之日起学界就互相轩轾，学者各持己见。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志”多有“志向、意志、抱负”之意，《荀子·儒效》之语：“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也，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明确揭示诗歌所要表达的“志”，是体现“天下之道”、“百王之道”的、合乎礼乐之道的思想，即“志向、意志、抱负”。

“诗言志”与“诗缘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生成及内涵，“儒家的‘诗言志’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并且把诗歌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诗歌对上‘箴谏’，对下‘教化’的作用，它侧重于诗歌实用和功利目的 。“诗缘情”则强调文学创作离不开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诗言志”侧偏重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诗缘情”则偏重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二者各有所主。

三、“乐以发和”与“中和之美”——文艺的终极使命

（一）“中和之美”

“中和”是周代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原则，也是中国文论特有的一个范畴。《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过此文我们可以发现，“中和”的文艺思想，最初是从声音的和谐开始的，先秦的许多文献典籍都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述。《尚书·尧典》云：“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认为“八音”即金、石、丝、竹、土、革、匏、木八种乐器在一起合奏时，应当整齐、和谐，不互相扰乱，只有这样，音乐才会愉神悦人，这是对音乐艺术最基本的要求。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婴对音乐之“和”的认识 ，景公不知音乐的奥秘，晏婴以“和羹”为喻，指出“羹”之美味赖于醯、醢、盐、梅等的相济相成，独味不成“羹”。音乐之道恰似与此，只有“五声，六律，七音，八风”、“清浊，大小，短长，疾徐”等各种对立物相成相济，运用得恰当、适度，即符合“和”的美学原则，音乐才能像“和羹”一样美，才能产生感人艺术的魅力。单一的乐声不美，“中和”之声才美妙动人。由此可见，“中和”的审美观念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

“中和”美是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美。它从音乐作品要求和谐而提出，继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和”美体现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政通人和；体现在伦理道德上，体现的是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理想秩序的实现；体现在人格修养上，它所倡导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不傲”；体现在文艺作品上则表现为“乐而不，哀而不伤”，体现的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二）“乐以发和”

“中和”是美的极致，那么如何才能致以“中和”呢？儒家先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乐以发和”。儒家先贤认为仅有“礼”无以致“中和”，“中和”之致必须借助于某种能够作用于人内心的东西来实现，这种东西即是“乐”。“乐”移人情。

《礼记·乐记》云：“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郑玄注曰：“谓同听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顺，莫不和亲。” 郑玄认为亲疏、贵贱等关系的最佳秩序与理念都在音乐中得到表现，因此，亲疏、贵贱的人共同欣赏音乐，就可以化人心、移人情，从而达到人心“和敬，和顺，和亲”的状态。

《礼记·乐记》云：“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郑玄注曰：“言乐用则正人理，和阴阳也。伦，谓人道也。” 《乐记》这段文字对音乐通过改变人的性情，移风易俗，实现社会安定的作用，讲得很清楚，郑玄则对“伦清”、“和平”作进一步阐释，郑玄认为“伦清”是指音乐可以端正人伦关系，至于清纯程度；“和平”是指音乐可以调整人心血气，平衡阴阳，抑制邪恶浊气，提升正气，实现内心平和。郑玄强调这两点，无疑将这视为移风易俗的关键。对于实现社会安定的目标来说，这比起耳聪目明、身体康健重要得多。因此，人伦和内心的调整乃是移情的重点。这两点恰恰是由“乐”完成的。

“礼乐文明”是宗周社会的典型特征。“礼”、“乐”同为儒家推行教化制度的手段和工具，目的都是求“和”，但二者达“和”的途径却是大不相同的：“礼”以是通过别长幼、别尊卑来规范社会秩序，达到和谐，这种致和途径更多的带有外在规范性、强制性；而“乐”则是通过移人性情成“和”，是对人心灵的启迪、润化，“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 正因为如此，乐被儒家先贤视为致和之机。

总之，在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中，“礼”“乐”共同担负着宗周社会文明的助推器。“礼”通过外在强制致“和”，“乐”通过内在感发成“和”，二者共同把“中和”之思镌刻在中国古代审美光轴的坐标上，使“中和之美”成为三千年中国文艺永存的信仰和文艺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