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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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91-02

一、正确理解民法领域的几对范畴

要准确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含义，就必须联系民法的原理，原则和规则来加以区分。如对原则一词的词义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不管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或拉丁语中，原则的核心意思都是根本准则。原理是原则的上位，原则是规则的上位，这样看来从原理到规则的概念外延是由大到小，依次递减。如，民法自治属于民法原理，即民法的根本原则，平等、公平、诚信等属于民法原则，即民法的基本原则。下面着重阐述民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具体原则和民法规则的含义与区别。

1.三者的概念

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拉伦兹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知名学者李开国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根本要求，贯穿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衡平作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2]。虽然他们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的灵魂，它是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根本规则，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调整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民事法律具体规范落后于社会发展时，它将填补漏洞，从而克服法律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

所谓民法的具体原则，是指在民法域具体法律关系领域内的规则，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域具体法律关系领域内的展现。比如，公平原则在合同法领域表现的具体原则是等价有偿原则和显失公平原则；而在侵权法领域表现的具体原则是公平责任原则，完全损害赔偿原则和损益相抵原则。

民法的法律规则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民事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即法律学界通常所说的民法法律规范。

2.三者的异同

民法的具体原则与基本原则一样，不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但具体原则与基本原则相比，不具有基本原则那样的普遍性、最高命令性和高度抽象性。

民法的规则与基本原则相比，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指示人们在具体的情况下应当为什么、不应当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否则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也即规定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基本原则则不同，它并未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模式，也未指明法律后果。不过，法律规范是以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它将基本原则具体化，并将之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从而实现基本原则的命令性。正因为此，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总是先根据具体事实寻找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仅在无具体法律规范适用时由法官依据法律的具体原则、基本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谈民法的基本原则离不开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指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确立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要因素或条件。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是任何国家研究民事法律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由三要素出发，笔者认为任何国家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包含共性的三个基本原则，主体上是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在内容上是公平原则，在客体上是意思自治原则。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国民法有着其他国家民法共同的基本原则，也必然有不同的原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没有共同的基本原则，就不能称之为民法；没有不同的基本原则也就谈不上中国民法。我国基于传统，非常强调国家政策的作用，把它作为法律补充原则。下面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角度谈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共性原则

1.民事主体平等原则

该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它是民法得以成为民法的前提和基础，是民法为私法的依据，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标志。平等原则在现行法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3条：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其次是《合同法》第3条：订立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平等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论其在民族、性别、年龄、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限制和剥夺。第二，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民事关系，适应同一法律，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也不例外。第三，民事主体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平等协商。第四，民事权利平等受法律保护。

2.公平原则

公平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社会正义的表现之一，一个社会要做到公平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上，也就是说公平在于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行为与报偿相称。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起到净化社会环境，支撑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法与公平有着天然的联系。法的产生必须以一定的公平观为依据，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法，是为了维护自己认为的公平关系，法是一定公平观的具体体现、标准，公平观是法的思想基础；而公平也离不开法律，一定的公平观，一定的公平关系只有体现为法律，才能得以实施和保障。《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合同法》第5条再次强调：“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3.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3]。意思自治原则又称自愿原则，是指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它具体体现为结社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方面。它是民法的重要指导原则，是其他民事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奠定了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基础地位，民法的主体制度就是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法律赋予并且保证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有行为能力制度。而法律行为和制度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展开，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工具和手段。

意思自治原则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它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律范围内广泛的行为自由，这些自由包括做与不做，选择内容、相对人和行为方式，处分权利及救济方式。其二，它允许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此为民法的任意性调整方法，也就是说它不确定具体的行为准则来要求各个民事主体照此行事，而是划定一个界限和范围，允许民事主体在此范围内自由行事。其三，确定国家机关干预与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的合理界限，只要民事主体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家不得干预。

当然意思自治是有限制的，这就要求当事人在意思自治时要诚实信用。正基于此，有些学者把诚实信用当作意思自治的应有之义[4]。而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又要求权利不得滥用，即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反面规范[5]。总之，由意思自治原则我们可以引出诚实守信和权利不得滥用两个原则。

（二）个性原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民法也不可能穷尽民事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因而就需要有补充原则来弥补民法调整的空白。所以，我国把国家政策作为法律的补充渊源，即在法律没有规定时，民事活动应遵守国家政策。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社会价值

目前，举国上下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而民法基本原则为早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奠定法治基础。

首先，民法的平等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民法的平等原则，是对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最为集中的反映，也是对宪法赋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化。平等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参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民法的平等原则作为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平等原则要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之间无等级之分，必须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任何一方都没有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特权，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也应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权利保护上，任何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民事权益均受同等的法律保护。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氛围，才能避免和减少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其次，公平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可靠保障。公平最早是道德的范畴，但随着私有化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公平也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成为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民法作为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部门法，是法的公平价值和正义原则的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法律保障。而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公平原则，其核心在于充分而公正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利益分配的公正最终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之目的。

最后，意思自治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自愿也即意思自治，它是建立在19世纪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一项民法原则。这一原则对实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维护个人自由与尊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其法律内涵而言，是指民事主体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自主参与市民社会生活，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自愿原则强调对主体权利与自由的尊重，阻止权力的不当干涉。这是构建美丽中国，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中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255.

[2]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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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我国的思想文化中占有非常高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主价值观中，核心价值观能够对整个社会主义价值观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作用，核心价值观是指文化内核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价值观，同时它也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凝练和升华，在整个大的核心价值体系当中，它处于基础性或支配性地位，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极大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如何进一步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出来，使其既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又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实现大众化传播的发展趋势，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力和凝聚力，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作出过激烈讨论。笔者根据实际情况，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希望能为广大的相关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一、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遵循科学的方法

这里说的方法，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为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而采用的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著名哲学思想家黑格尔曾经说过，我们的思想只有在正确方法的规范之下，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本身的实质，并将其保持在实质之中。曾经特别强调正确方法的重要性，认为虽然必须要提出任务，但是也一定要提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方法。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方法问题，那么任务的提出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掌握了正确而科学的方法，也就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它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完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各种任务。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华部分，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科学而合理的提炼。这里所说的提炼，不是简单地将各种价值理念进行随意的组合，而是需要统筹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它需要在既有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研究的一种综合性理论活动。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的过程中，缺乏科学方法论来作为基础和支撑，那么这个价值观就没有合理性，更没有科学性。同时，这也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很好的构建，因为缺乏可靠的方向指引，更缺乏更方面的动力支持。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必须要有合理的方法来做指导，并且遵循科学的原则。

二、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以及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中的精华，如果科学的对其进行提炼，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取得极为显著的发展与繁荣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前提和条件。目前。如果在提炼的过程中，不能很好的掌握方法以及原则，就不能将它传播给群众，也不能发挥出它的指导作用，并且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地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发展之路，从而进一步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力和凝聚力、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一）合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特点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的时候，必须要合理地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很好地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般性，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科学而合理的把握，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和熟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在要求、内在本质，也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加的了解。把合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特点，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正确的方向。在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实施提炼的时候，只有合理而科学的熟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特点，才能了解它的意义及地位，并且能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真正地抓住要点，跟着它的方向和步伐前进，否则，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构建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与方向，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积极地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我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之上，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的发展战略适当而科学的进行结合，否则，将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实际基础、脱离国情、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也就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为、不能有效地将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大家共同进步，全面的而快速的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因此，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的需要注意，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的积极作用，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建立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的阐发之上。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充分地延续历史、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才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丰富的精神文化营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积极地将时代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的发挥出时代的特色。由此可见，我们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多研究和探索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今天，以现代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与重构，并在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推动之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注入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持和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促进党和国家的发展，并且极大的推进社会主义的进步。

（三）表达兼顾思想性与大众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潜入广大民众的思想和心灵的深处，同时是构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这些思想和理论还发挥着影响人们的作用，因而，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理论上必须丰富、通俗、易懂，在进行表达的时候也必须兼顾思想性和大众化，不能过于复杂，脱离群众，如果太复杂，群众可能觉得深奥难懂。所以，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表达的时候应该高度的提炼，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易于传播，这样才能够满足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要。只有在表达上满足了群众们的需要，让他们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是有效的。因此，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社会实践方面，都要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以及语言表达习惯，以一种为广大民众喜闻乐道的形式出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着广大民众的心中，在他们心中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并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自觉行为。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表达的大众化，才能够使其更深入地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在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强大了物质力量、发挥应有的实践作用。通俗的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要注意思想性，还要兼顾大众化，使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这样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发展，并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在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的同时，其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而且其内部各个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互有统摄的逻辑体系，因而，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将逻辑与历史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逻辑与历史进行有机的协调统一。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发展原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成果与国家、党在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华和重点提取出来，真正地构建出和我国传统文化相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如此，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还需要遵循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同样，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抽象与时代的特征、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才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才能够进一步地提高广大民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发挥出来。

三、总结与体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基础性或支配性地位，它能够对广大的群众们进行指导和引领。因此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的时候，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论原则，并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特征和性质有充分的了解。与此同时，还必须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兼顾思想性与大众化，使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好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章凤红，崔志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义分析及结构逻辑[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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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灵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内在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新概念，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为新时期法治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

一、法治文化的涵义

法治，它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曾是无数思想家探索的一个问题，内涵相当丰富。

法治理论的萌芽最早出自柏拉图的《法律篇》，“服从法律统治”是柏拉图法治观的核心。后来，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其导师的法治理论，并在其《政治学》中阐述了法治的含义“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以人性恶为基点，使其法治理论深刻，同时也使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近代法治理论的首创者英国法哲学家哈林顿在《大洋国》中把法治比喻为“法律的王国”，把法治同民主、共和紧密联系在一起。1959年国际法学会议在《德里宣言》中把法治概括为三条原则：（1）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不可缺少的条件。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法治理论体系也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现代法治理论主要包含四层含义：（1）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2）法治是一种法制模式；（3）法治是一种法律精神；（4）法治是一种社会理想。

法治文化，就是将法治理论与法律文化相结合，将法治作为法律精神的层面放大化与重点化。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的总和。一国的法律文化，表明了法律作为社会调整发展的程度和状态，表明了社会上人们对法律、法律组织机构以及行使法律权威的法律职业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信仰、知识等水平。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现代法治文化包括四种意识：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识，法律至高无上。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识，不仅普通公民要守法，执政者更要守法。三是运用法律的意识，这不仅是指发生纠纷时要寻求法律的保护，进而诉诸法律来解决争端，更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运用法理分析社会现象。四是维护法律的意识，使法律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等职能充分发挥。

二、法治文化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治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包括富裕、民主、文明和安全。高度概括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法治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当人们的行为都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时，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即使有一定不和谐行为存在，也以和谐社会的最低可承受程度为底线，否则社会的和谐就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变为不和谐。法律可以根据和谐社会的需求，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都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实施，这样，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实现和谐。当人们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可以通过一定的评价甚至处罚来调控行为。

法治可以调控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这种调控是多方面的，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正视和化解，而化解矛盾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法治，为和谐社会铺设出可靠的运行轨道。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机制的变革、利益的重组、思想的活跃，因而各种矛盾和纠纷增多也是难以避免的。从法律的职能层面可以将矛盾划分为两类：一是体现法律严惩职能的犯罪，这是敌我矛盾；另一类就是实现法律调整职能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且从当前看，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纠纷大量出现，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企业改制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成为了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成为了社会的主要不和谐因素。法治即和谐。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正视和化解，而化解矛盾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法治，为和谐社会铺设出可靠的运行轨道。因此，构建一个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非诉讼手段予以分流化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前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三、调解制度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风俗、惯例、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

在调解中，调解人是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或允许的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劳动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等。不管调解人是谁，均须遵循调解的性质和原则。

（一）调解人的居中性

即调解人应当公平对待双方纠纷主体，正如常言所说的“一碗水端平”。居中调解人的存在，使得调解与和解显然区别开来。

（二）纠纷主体的自治性

是否运用调解、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等，取决于纠纷主体的合意。调解人只能以“调”的方式，促成双方纠纷主体相互谅解，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所以不管调解人的身份地位如何，不得通过国家权力或强制措施强行解决纠纷。

（三）非严格的规范性

调解并不要求严格遵循程序（法）规范和实体（法）规范，具有较高的自治性和灵活性。与和解相比，调解的规范因素较多，因为调解包含着自身规则化的契机：纠纷主体往往有必要就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对调解人进行说服，特别是调解人越具有居中性则纠纷主体所主张的正当性就越重要，并且调解人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如体现自己的公正、有利于解决纠纷等），也会主动依据正当的社会规范进行调解。

从法律文化层面看，中国是一个重感情、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中国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并奉行“和为贵”，调解制度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执法成本，更容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早已因此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

四、 目前我国调解制度的弊端

我国法律制度上的调解主要指法院调解，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于上世纪，虽然经过几次重大修改，但并没有涉及到调解方面，所以导致我国目前法律层面上的调解与实践生活有了较大差距，无法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适用调解的范围比较窄。目前我国可以适用调解的纠纷主要局限在民商事方面，很少涉及到刑事和行政案件。传统认为刑事和行政案件是公权力，当事人没有处分的权利。但是公权力亦当允许有一定弹性，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亦并非不可调和。（2）调解适用的原则比较死板。民事诉讼法上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调解的实质就是当事人双方在合理让渡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纠纷的解决，如果调解非要弄清事实，以事实为依据，那么等待法院判决就可以了，何必调解呢。所以这一原则的制定成为了调解制度实施的束缚。（3）我国法制传统认为，调解具有强制性，尤其是诉讼调解，不论当事人是否愿意都要接受司法的调解。特别在民事案件中，这也就形成了我国调解中的久调不决现象，直到当事人同意法官才判决，没有体现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意思自治。所以，我国的调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当事人身上的枷锁，也正是这些弊端的存在，甚至有的学者提出调解制度是以法治相矛盾的。

五、建立新型的调解规范，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最大作用

（一）调整调解的范围

在民商事的基础上扩大刑事和行政案件的范围。诉讼调解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是有条件适用的。淡化公权力的意识，强化私人利益的保护。在刑事案件方面，只要不是特别重大的、危害社会的案件都应该可以调解。特别是单纯的，比较轻微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该尊重受害人的意愿实施调解。因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受害人迫切需要得到经济上的赔偿，适用调解，可以解决受害人的当务之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行政方面，法院与行政主管部门多做一些“协调”工作，行政审判之效果更佳，案件产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或许更好。同时对原来规定强制性调整的案件比如：离婚、劳动争议案件取消调解的前置程序，调与不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二）修改调解制度的指导原则，建立人自由与公平、合法的原则可否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调解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建立在纠纷主体双方自愿与公平的基础上，其间若存在强迫、欺诈、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等内容的则调解无效。应当遵循法律强行规范（包括宪法、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中的强行规范）和遵循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或公序良俗）。比如，对于无效合同、非法婚姻等非法行为，不允许通过调解使其合法有效不；违背婚姻自由原则达成的调解协议，是无效的；等等。

（三）淡化法官的在调解中的职能

尽量谈化法官裁判者身份，略化依职权主持和解之过程，提倡法官提出和解方案。且法官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试行和解。提倡劝和，甚至动员撤诉。这样，可减轻案件本身给法院带来的压力，也可减轻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并避免新的矛盾出现。

（四）大力提倡庭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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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舆论的导向上，当代中国的立法和法治似乎被国人寄托了无限的希望，需要承载无数它们不应当承载也承载不了的重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思维定势是：哪里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哪里就想到了立法（法治）；哪里需要保护、奖励、促进，哪里就搬出了立法；哪里的麻烦不能化解、困难不能克服、纠纷不能解决，哪里就呼唤立法……，立法（法治）成了当下某些人心目中包治百病的“名方良药”（“万金油”）。法治万能主义必然有失灵的时候。一旦哪里的矛盾、麻烦、困难等问题解决不了，轻者就对法治失望、对法律不信任；重者法律和法治就要受到责备，成为“替罪羊”，背上“无能”的恶名，在个别地方和部门，法律和法治的“无能”甚至还要为干部失职或领导决策失误承担责任。法治万能主义下的法治泛化，必然导致一些法律不能实现或者难以实施，成为“法律白条”，进而又反过来使法治应有的权威受到损害。

我们应当理性地对待法律和法治，切不可对它们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更不能从“人治”的极端又走到“法治”的极端。现代社会中，没有法律和法治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法律和法治都不是万能的，是有现实局限和理性边界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RobertoM.Unger）教授指出的法治局限性那样：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冷冰冰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毫无疑问，法律和法治浸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到什么程度，应当具有符合科学原则和理性精神的适当比例和限度，应当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现实条件等相契合。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法治）应当与社会保持一定张力，形成适当比例关系：两者的比例过低，难以成为法治社会；比例过高达到一定程度，则可能导致法律（法治）对社会的专制和恐怖，导致社会的窒息。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但在一个文明、理性、有序的和谐社会里，法律和法治必须有其边界和限度，它们浸入社会关系的限度，似可按这样的原则来定夺：1、凡是可以用道德、纪律、乡规民约、习俗、政策等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要纳入法律调整的视野；2、凡是既可以用法律和法治又可以用其他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尽可能减少法律和法治的介入，而尽可能多地采用其他社会规范来调整和解决；3、法律和法治应当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通常只覆盖那些必须且应当由法律和法治来分配的社会利益、调整的社会关系、规范的社会行为，此外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由其他社会规范来分配、调整和规范。

法律和法治既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又是建设社会文明的重要设施。法律和法治以什么方式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也应当符合文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要求。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SirHenryMaine）爵士说过：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在一个文明、理性、有序的和谐社会里，法律和法治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方式，应当多向善而勿为恶，多民事而少刑事，多经济而少行政，多轻刑而少重刑（死刑），多教育而少惩罚，多明确而少模糊，多细腻而少粗旷。一言以蔽之，法律和法治的功能设计，应当充满和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理性精神、民主精神和精神，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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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和谐法治思想更加注重人文法治环境的构建注重良好的人文法治环境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将人的解放、尊严、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将民主、公平、宽容作为法治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人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愿望，公平、正义、有序、自由、平等、效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之意，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只有实行了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只有真正当家作主，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故和谐与法治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两者的统一结合代表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成熟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同时又是完善的法治社会。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的建设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要求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是全面而又可持续的，所以和谐社会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要求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正义，人民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能够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营造良好的人文法治环境，需要以和谐法治思想为指导。

2和谐法治思想的价值

2．1为构建和谐法治社会提供理论支撑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和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都依法管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借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依靠人格的权威或当权者的威严，更不是依靠亲情。它要求把坚持法律至上、树立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规定其任务、职权、活动范围和程序，以及国家机关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组织国家机构体系。法律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者，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要无例外的接受法律的规范以及约束。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法律规范，规定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积极引导社会朝着健康、有序、稳定的方向发展。法律正是通过对各种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来确认、保护和促进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的，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平安、稳定，可以通过法律这种特殊的调节手段，制定出能够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的法律规范。通过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让人们信仰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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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中图分类号】 C9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1-0054-03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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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民主性与开放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建设应该是一个民主和开放的系统，涉及的是社会管理法治的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其民主性与开放性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主体的民主性和开放性。社会管理法治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反映了主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里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社会管理法治的规划者、设计者、组织者和操作者，还包括了广大的民众参与者，而且他们是社会管理法治的建设者和强大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绩效的评判者。第二个方面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对象和内容的民主性和开放性。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但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开放型的公众参与平台和渠道，诸如建立社会管理重大决策、制度建设、社会自治等的开放型参与和民主协商机制。第三个方面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要研究和解决的是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绩效评价体系由谁来制定和设计，由谁来评价和判准，由谁来对评价程序和过程进行监督等问题。

三是特殊性与普适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创新视角下社会管理法治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结合，社会管理法治建设在地方层面之所以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和模式，是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创新理念和思维模式、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不同地区、城市、对象、社会发展状况、法治建设水平、经济和社会及文化发展条件等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法治建设类型。但是社会管理法治的理念和思维、制度和规范、内容和价值、主体和对象等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属于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上位结构，对每一个城市或地区具有普遍性、适用性和统摄性。

四是静态性与动态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从区域性或历时性角度看，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探索和创新的过程。社会管理法治的静态性原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地方或城市在特定时间或空间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形式与内容、现状与特点、成果与经验，其功能指向某个阶段性的法治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性探索;另一方面反映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体系，包括已有的或正在构建的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及其规范性系统。而社会管理法治的动态性原则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地方或城市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纵向和横向的发展预期，以及社会管理法治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侧重于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影响，其功能指向历时性的法治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性探索;另一方面反映的是随着社会管理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其法治的制度系统将随之进行调整和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管理情势。所以说，社会管理法治建设是一个静态与动态发展的过程，通过对社会管理法治的实然性探索达到对法治建设应然性的价值追求。

五是可达性与操作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建设重在实效，因此必须考虑法治在导入社会管理领域之后目标的可达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社会管理法治目标的可达性反映的是社会管理法治要达成的预期目标的可实现程度，即根据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如何在法治资源配置和法治服务供给的有限性条件下，取得最大的预期目标或社会效益。社会管理法治实施的可操作性反映的是社会管理法治在各个实际的推进环节和实施步骤的可进行性，以及社会管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解决社会管理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手段、方法和措施，还有就是对社会管理法治的绩效进行系统性评估的技术性手段和方法。

(二)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实践性进路

一是民生保障法治。社会管理的民生保障法治建设涉及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食药安全、养老保障、教育保障、生态环境和社会救助等主要内容。首先，要完善民生保障的制度设计，将涉及民生保障内容的基本制度作为一个体系完整的公共产品免费提供给公众，让公众清晰知悉民生保障各方面的利益政策和制度保障的内容和程序。其次，要建立广覆盖、普惠型的社会贫困和急难的救助制度和机制，保障人的生存权，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丰富救助内容，让每一个人有生活的尊严。第三，要统一城乡民生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标准和服务准则，依法按实体标准和程序规范提供服务，尽量减少民生保障服务领域的自由裁量和自行运作的空间，以减少社会矛盾和降低社会风险。

二是重大决策法治。社会管理的重大决策法治建设涉及决策的提出、形成、完善、执行和评估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制度设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提出的民主协商制度和机制，做到重大决策建议在提出时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民主程序共同协商形成。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的审查制度和机制，进一步推行社会管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第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的民主和科学制度和机制，关系到民生问题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要建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的听证制度和机制、专家咨询制度和机制、社会公示的制度和机制、征集民意制度和机制、决策执行的程序制度和机制、决策执行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决策前的风险评估制度和机制以及决策执行后的绩效评估制度和机制。

三是信息公开法治。社会管理的信息公开法治建设涉及主体、内容、范围、对象、程序、形式和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基本原则，社会管理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关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因此，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和机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首先，要以法规或规章以及政策制度的形式规定信息公开的主体，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让公众广泛知晓。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和机制，方便和高效率地让公众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对于特殊对象应该主动将相关信息送到人。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管制度和机制，对应该公开的信息是否及时有效公开或信息公开的绩效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四是公众参与法治。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法治建设涉及参与主体、内容、程序、形式、渠道等制度的保障和机制的完善，突出公民作为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能动作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中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许多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应该有充分的公众参与，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依法保障公民和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制度和机制，明确公民和组织在内容、程序、形式和渠道等方面的参与权。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公民参与制度和机制。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保障性制度和机制，对公民和组织应该参与的内容、程序、形式和渠道等是否完善和健全以及参与的绩效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五是公共安全法治。社会管理的公共安全法治建设涉及公共安全评估、社会安全防控、食药安全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突发事件应对等制度和机制建设。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预防体系。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社会安全防控制度，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社会治安动态管控机制。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食药安全监管制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和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以综合监管为统领、各级各部门监管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其五，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和机制，加强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应急管理机制，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六是矛盾化解法治。社会管理的矛盾化解法治建设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协调化解、公民权利救助保障、行政司法救济保障等制度和机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实施前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体系。其二，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矛盾纠纷综合协调化解制度，完善劳调组织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等“五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援调对接等对接调处机制。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救助和利益保障制度和机制，健全公民权利救助体系，形成开放型工作的新机制，不断拓宽和畅通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渠道，更好、更快、更多、更广地回应和解决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行政司法救济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机制，依法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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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班主任老师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是政府、社会的代言人，是青少年成人成才的引路人，其工作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但由于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和封建化的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比较深远，相当一部分班主任老师在从事班级工作时，总是板着面孔，拿封建性的师道尊严观来处理和学生的关系，蛮横专制，缺乏民主温情的氛围。面对这些，我们不应过多地指责，而应更多地反思个人的工作理念是否正确，工作方法是否得当。我以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树立班级管理的“法治化”意识，增强班级管理的“法治化”观念，因为只有确立“法治”精神，才会逐渐摒弃“人治”思想，实现班级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一、班级管理“法治化”的思路

仿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步骤，我认为班级管理“法治化”之路可以遵循以下的思路：

1.“有法可依”――班级管理“法治化”的前提

作为当代青少年，了解国家法律法规制度是必须的。通过学习一些国家法律法规，可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是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需要；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在此前提之下，每个班级的管理应当有一套相对科学、完整且独立的规则，让班级的日常管理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2.“有法必依”――班级管理“法治化”的中心环节

有了班级规章管理制度，全班学生的日常行为便有了一套行为准则，就要按照制度规范每位学生的行为。班主任应当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对于学生的优秀表现，班主任应当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并在班级发出倡议，引导并营造优良的班风；对于一些违背制度的做法，班主任也要严厉地指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通过做到有法必依，让班级的每位学生加强法律意识，规范自身的行为。

3.“执法必严”――班级管理“法治化”的关键

在班级的管理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调皮”的学生的引导。要本着“严格要求，倾注爱心”的教育原则，其实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往往并不是出于故意，而是由于自控性较差影响班级的管理。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应当严格按照制订的制度赏罚分明，鼓励良好的行为继续发扬，坚决制止恶劣的行为在班级学生中滋生蔓延。

4.“违法必究”――班级管理“法治化”的必要保证

在班级的管理过程中，班主任还要把握好管理的尺度，不能出现过于严厉或是过于松懈，更要避免有时严有时松的“打摆子”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对于性质相似的问题，不能因为是班干部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就私底下处理完毕。也许就是因为你那一点点私念，却很容易在班级中掀起大风波，使得班主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信荡然无存，同时也会使班级管理规章制度的效度大大降低。班级的管理中要特别注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班级管理制度制订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制度通过之后，多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并进行及时的梳理；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班主任还应当加强督导，让他们知道在制度的“高压线”下，他们其实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二、班级管理“法治化”过程中要注意的原则

1.德法兼备性

班级管理的“法治化”要受中华传统美德的规范和制约，反映社会主义道德精神，遵从教育法规和教育规律，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既要讲道德，又要讲“法治”，坚持“德大于法”的原则，先讲“人情”，再论“法治”，“法治”是形式和手段，“德治”是内容和目的，“法治”是为了巩固“德治”的成果，而“德治”又将“法治”进行了升华，即“德治为体，法治为用”。做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协调，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2.广泛性

要发动全体学生参与制订“法律”，全体学生参与监督“法律”的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总设计师，要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学生“法治”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样，班级“法治”工作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教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3.动态性

班级“法治”建设要因地、因时、因人而异，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时对“法律”条文进行增减，以确实发挥“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调控作用。

校园的管理需要加强法制建设，班级的管理更离不开“法治化”。在班级的管理中如能切实有效地实行法治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在民主原则下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相信班级的管理工作必能再上一个台阶，在增强了班级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大大简化了班主任的工作，有效地加强班级管理工作。

篇9

官府对于“健诉”者往往也态度严厉。清人樊增祥曾在《批客民黄鑫武控词》中有这样的判词:“以尔之顽钝,缠讼不休,实属罕见。候饬两县将尔递解回籍,以免陕民久受讼害。”

由此可见,“诉讼”与“和谐”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就已势不两立。今天人们也经常用“唇枪舌剑”来比喻诉讼之争执场面。但是,因为处在社会中的人永远无法做到老子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无诉的境界并未实现,而构建和谐社会仍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因此,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诉讼与和谐的关系,发现诉讼中的和谐,通过诉讼来达到和谐。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探索着实现这种有序状态的途径,产生了人治、德治、法治三种治理形态。在总结了人治的随意性、德治的不可操作性后,人们最终选择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在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条不紊、充满生机的社会秩序。因此,法治状态下的社会秩序成为了和谐社会的一大标志。

《史记》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老子提倡的那种“见素抱朴、小私寡欲”只能是一种愚民之法,每个人都希望占有较大的社会成果,于是就会出现争执。只是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不同的是,人治社会不是去协调冲突双方,使其行为合乎法律,而是欲彻底地消弭冲突,诉讼也只是抑制人们私欲,实现使民不争的器具。而法治社会,则要通过诉讼,来定纷止争,达到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所以,法治社会的诉讼与古代的诉讼无疑有了质的区别――前者是堵,后者为疏。

诉讼不仅对社会和谐有促进和保障作用,并且在诉讼当中,也充满了和谐。这种和谐不仅表现在诉讼当事人权利平等以及辩论、处分原则下的程序设置,使诉讼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氛围中进行,而且也表现在处理纷争中的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审判来确定。虽然法庭上不乏诉争与辩解,但最终在法庭的调解下双方握手言和,或在充分说理的判决下,双方心悦诚服。

诉讼自然是解决纷争维护和谐的一种方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诉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作用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表现在诉讼本身资源的有限性,还有诉讼所能达到效果的有限性。而效果的有限性不能不说与中国长期形成的人生态度有关。“王法归王法,草民归草民”。这一传统意识造成了中国人对于法律的非亲和性,甚至以终身不与法律打交道为荣。有些人被“诉诸公堂”做了被告,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不但不能及时化解纠纷,反而会使纠纷升级。在古代,“一草一木,动辄竞争,彼此角胜,负气构怨”而提讼,是典型的“滥诉”行为。而近几年的“一元官司”等小额诉讼的不断出现,我们在承认民众“法治意识觉醒”的同时,还应该注意此种诉讼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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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勇于把自己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但观念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容易停顿、反复甚至逆转，因此，我们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内。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对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很多、燃点较低、处理不易。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能力和责任感不强，容易导致处理失当、矛盾激化，甚至演化成大规模的。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只有把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保护每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关键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化，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我们党有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治国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法治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法治原理来讲，恪守法治与深化改革总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的“先行先试”的试验性改革，一些敢闯法律和政策“”的探索性改革，一些涉及合法性的改革尝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权威，出现所谓“良性违法”等改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全社会应当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可能达成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突破改革难关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和合理性前提；另一方面，全社会与立法机关以及立法机关内部应当努力达成改革共识，减少改革“个识”和反对意见，及时通过法定程序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改废，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与合法性保障。

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引导功能和教化作用。法律作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功能。法治包含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秩序、人权、尊严、和谐、文明等基本价值，包含人民、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等基本原则，包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基本要求。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的上述价值、原则和要求，通过依法治国和法治的全面实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人们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原则、目标、底线、边界、方式等等，提示人们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合法权益应当去依法争取，哪些法定义务和责任应当自觉去承担，哪些非法行为和方式应当避免，进而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指引、提出要求。尤其是，平等、公正、财产、利益、权利等概念，在法律上大都有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在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人们表达或主张这些概念的相关诉求时，可以也应当遵从法治的指引，符合法律的规定，作出法律上的预测和评估，在法治的框架下求大同、存小异，努力达成改革共识，依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更加注重培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求我们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切实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努力培养并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执政能力，努力掌握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执政本领。尤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能力，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法治程序去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

法治精神是中国梦实现的内在动力。

法治中国梦包含善法之治、良法之治。法治中国梦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必须充分表达民意。全面反映社会公众意志，以人民的共同理想及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律，能使人们认识到法律是“自己的法律”，从而产生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

法治中国梦包含法律至上的观念。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营造良好的法治大环境是实现法治中国梦的基础。只有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严格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让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每个环节，才能让法治观念得以确立，提升人民对法的尊敬与信赖。

法治中国梦包含权利意识的唤醒。法律要被人们信仰，从其规则到其本质都必须契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科学公正地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平衡。法治中国梦应当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权利作为一种文化，用权利文化来滋养我们的制度。当规则由外在的影响转化为内心的体验，逐渐形成一种法律意识和法律情感，当法治情怀、权利意识逐渐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稳定的生活方式，当人们真正认识到法律赋予的权利，认同法律创设的义务，法治便不再是梦想，而切实成为保障“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基石。

法治原则是中国梦实现的坚实基础。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限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是个人权利实践关系的必然结果。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因其自身局限，又容易出现利益关系上的异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共权力成为一种“宪法权力”，保证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都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是人类政治实践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保护公民权利。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对待公民自由领域和权利领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法律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缺乏对私权的保护会导致权力本身的上位，社会等级的划分，以及人们对于能够攫取利益的权力的追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给国家权力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让公民的权利在法律的充分保护下避免公权力的侵扰，是法治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完善法制是中国梦实现的稳固保障。

法治中国梦追求立法统一。立法统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要求。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有权机关的成文法律解释。如此复杂的法律系统难免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法治社会的法律应当是一个形式科学、结构严谨、和谐统一、完善且完备的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对立法冲突加以制度化地整合，及时进行法律清理工作，切实地发挥宪法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内的最高协调作用，从而实现法律在规范层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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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与共和法律机制的构筑

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源泉，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民主政治是社会的政治保障，这主要是因为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特征是国家所有的权利都归属于人民，在整个社会当中人民才是整个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是一个程序政治，这也是当前民主在程序价值上的有效体现；民主政治是一个平等的、自由的以及公众参与性质的政治，各个政治主体的参与以及对决策的影响，使得法律以及立法政策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当前民众最为本质的利益以及共同的意志；民主政治是一个整合政治，民主是社会所发明出来的相对有效的整合机制，所谓的整合就是要进行兼顾以及协调，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使得社会与人真正达到统一，使得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进步达到有机结合；民主是一种相对宽容的政治，宽容精神在核心上就是要体现出多元化以及多样化，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实现和平相处；民主政治是权利决定权力的政治。另外和谐社会也离不开共和的存在，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人民共和是一种象征，共和精神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

二、尊重以及保障人力和人权的法律机制

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就是要将人作为中心，就是要做到以人为本，最终和保障人权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最为本质的特征，同时也是和谐社会构筑的需要，只有对公民的权利以及人权加以尊重以及保护才能使得我国人民意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增强自身的主人翁意识，才能更好地去学习以及创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怎样对弱势群体加以保护是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在人权的范围之内的，对人权的保障以及尊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保障，将其利益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对其处境加以关注，要进一步保障其生存的环境，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

三、激活创造以及活力的法律机制

对于和谐社会来说，其应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社会，是一个讲求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机的社会，首先，要对人们自身所具有的物质利益加以保障，要不断激励人们对物质利益不断地进行奋斗与追求；其次，要对私有产权以及产权的关系进行确认和保护；再次，要承认以及保护相应的知识产权，要对科学技术加以解放和发展；最后，要进一步推动与保障制度的创新，要进一步降低交易的费用。

四、公正合理协调利益的法律机制

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公正而又合理地对利益加以协调是一基础性的问题，当前社会中存有利益关系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人、集体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没有处理好，国家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税收在群众最为需要的领域中投入比较低，比如说教育、卫生以及社保等方面，尽管我国的GDP在不断增长但是我国人民生活的水平却没有同步提升，尤其是对于我国的农民以及工人来说，其自身并没有更好地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我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贫富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这样就会使得社会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这样的现象往往涉及到了我国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比如说基本的人权、发展权以及生存权，这样的现象往往就是因为收入不平衡造成的，再就是因为政策上的失衡导致的。为了能够对这些利益进行更加公正以及合理地调整和平衡，防止出现利益格局失衡的现象，首先要对多方面的利益机制进行良好的而又及时的反应，使得社会多个阶层以及群体能够更加顺畅的表达自身的利益，总的来说就是要遵循四个最为基本的原则：一是要做到尊重以及关怀的原则；二是要做到增量改革的原则；三是要做到公平的机会均等的原则；四是要在多元化的利益重叠的结构之中保持政府的中立原则。

五、重建社会信用法律机制

对于和谐社会来说，应当是一个诚信的社会，诚信是当前和谐社会在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法律基础以及道德基础，只有秉承诚信，才会使得人和人之间能做到友好相处才能真正使得人与人之间做到真诚相待，才能真正建立良好而又完善的人际关系。但是当前我国的诚信缺失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了更好地对此问题加以解决，首先就是要针对当前市场上所出现的问题加快速度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以及长效机制；其次要真正打造和树立政府信用；再次就是要重建法治信用，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建立和维护对法律的信仰以及尊重。

六、维护天人和谐以及生态平衡的法律机制

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不仅仅包括人与人的和谐，还包括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样的生态危机转而会对人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将自然当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就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对自然做到合理的利用，真正建立起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良好关系，使得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当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进行的。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的建设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在新世纪必须要走的发展道路，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都会与法治紧密相连，法律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言，应当积极处理好人、社会以及自然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机制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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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社会和谐的理论依据

 

（一）什么是和谐？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

 

首先，和谐属于评价性语言，和谐概念应归于评价论范畴。既然是对事物或者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必然离不开评价主体的价值立场。对一个单位团结协作干好工作，我们评价这个单位很和谐，对一个犯罪团伙狼狈为奸干坏事，我们就不会评价他们很和谐，而这些犯罪同伙们却自以为他们是和谐的。

 

其次，和谐具有多维属性。和谐属于评价论范畴，正如认识论涉及各个领域一样，人类对世界的评价同样涉及各个领域。例如：认识论涉及到事实领域、实践领域、价值领域，同样评价论也涉及到这些领域。从这样的角度来论述和谐，或许有助于解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和谐论与矛盾论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又一方面说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两种说法是否有冲突？实际上和谐与矛盾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在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的时候，这里的矛盾指的是矛盾机制，属于事实领域，而在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和谐属于评价性语言，是对未来价值理想的一种描述，应当归于价值设想范畴，即和谐的社会理想。和谐不仅仅属于价值范畴，也涉及到事实范畴，我们可以用和谐来评价事实领域的矛盾——和谐的矛盾即事物内在矛盾机制运行的和谐性。和谐还涉及到实践范畴，我们可以用和谐来评价实践领域的方法——和谐的方法，从这个角度可以论证和谐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和谐概念具有多维属性。它具有价值属性、事实属性、实践属性。

 

第三，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界的和谐不同。抛开人类的价值立场看，自然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然界的和谐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实现优胜劣汰。在人类的价值立场介入以后，当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触犯人类的利益时，这就是不和谐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以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利于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原则，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大特征。社会和谐的内在本质是民主。

 

（二）社会和谐是否可以实现？

 

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依据。自然世界本身是和谐的。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自然界按自身规律演化运转。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人类的显著特点是有意识思维能力，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想办法满足需要，可以能动的反映、认识、改造世界与自身。社会和谐的表现是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的和谐。社会和谐的基因来自于人个性与群性相统一的人性基础，人性的根源是需要。人是群体动物，人与社会并存。每一个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考虑个体自身需要的同时，也会考虑社会需要，并且会根据客观实际不断调整自己的需要。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利我的一面，也具有利他的一面。每一个个体的需要都是多维多层统一的系统，虽然个体无限的需要与世界有限的资源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每一个个体的需要都是不尽相同的，与世界无限的维度与层次相联系，构成了社会和谐的事实基础。

 

实现社会和谐的主观依据。世界是一个多维多层统一的巨系统，人类可以认识世界，未来的认识可以无限的接近真实的世界，但以前与现在的认识都有局限性。每一个人的角度、立场不同，所认识的世界也不完全相同，每一个人认识的世界都只是世界的某些维度和层次，正如古诗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且，即使身在山外，也难以看清庐山真面目。但对他而言，这可能就是他所看到、感觉到的真实世界，因此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尽管我们眼中的世界不尽相同，我们的人种肤色、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各不相同，但只要我们相互尊重，就不妨碍我们和谐相处。社会和谐是可以实现的，世界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二、社会和谐如何实现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关键要看是否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