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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2204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1 湖北省人口结构现状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 基于灰色GM(1,1)人口预测模型的分析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0)(k)-X(0)(k)+ρmaxmax|X︿(0)(k)-X(0)(k)||X︿(0)(k)-X(0)(k)|+ρmaxmax|X︿(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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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大强.基于Leslie模型的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预测及分析[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72.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研究背景
当前国家提倡“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随着“421”家庭的普遍化,独生子女工作生活压力加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逐步转变了“进养老院丢人,孤寡老人才进养老院”的观念,迫切需要“能丰富其老年生活,保障自身安全,不给儿女添麻烦”的安养处所,自费进养老机构成为新的趋势。养老设施面临从有限的福利性质服务向社会化和产业化方向拓展的需求。
面临高速增长的庞大的老年人群,现有的各种养老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迫切需要改善,提供与需求相对应的养老配套和服务。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需求满足。
2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发展趋势和老龄化特点
重庆市人口转变完成的时间超前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的生育率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水平,未来人口将在低生育水平轨道上继续发展。
2.1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关于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重庆市截止2011年底,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总人口比重19.28%。人口老龄化程度已位列全国第六位。
2.2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重庆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14年超过20%,2031年将达到30%以上并趋于稳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到2020年将超过20%。
伴随老年人口负担持续加重,如果以60岁以上为老年,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0年关闭。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关系为6.2:1,2020年下降为4.0:1,2050年只有2.0:1。(当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此时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在这段时间内,劳动人口对少儿抚养与对老年的抚养都比较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伴随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是农村的4.4倍。老年人口向城镇聚集,老龄问题也在向城镇集中,但城乡面临的老龄问题的性质可能有所不同。
2.3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重庆市是人口迁出和流出的大市,迁移流动人口加重了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人口的外移,一是提高了总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使得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比户籍人口普遍高出2―4个百分点;二是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达到相同老龄化水平的时间,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至少提早3年以上;三是外移人口中的老年人口非常有限,对常住老年人口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小。
3 养老模式与设施的发展趋势
3.1以经济来源为标准的养老模式
对于养老模式的界定,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划分方法是以养老的经济来源为标准,将养老方式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个人储养老。所谓家庭养老是由子女或亲属提供养老经济保障;社会养老是以国家建立的养老保险为核心,也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个人储蓄养老是个人以年轻时进行的专项储蓄或者依靠租金、股票等经济收入自我养老。
养老模式受制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工业社会以来,家庭养老功能萎,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很多老年人依靠退休生活,即社会养老。随着社会发展,部分老年人以年轻时进行的专项储蓄或者依靠租金、股票等经济收入进行生活,即个人储蓄养老。
随着重庆市社保制度的逐渐完善,由子女或亲属提供养老经济保障的家庭养老正在逐步弱化,而由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社会养老以及个人储蓄养老正在不断加强,老龄人群的经济支撑逐步由家庭转向社会。
3.2以生活照顾方式和地域为标准的养老模式
以生活照顾方式和地域为标准,养老模式有可分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服务养老。
居住在家里由家人或雇佣他人提供生活照顾的为居家养老;居住在固定社区由社区提供护理服务的为社区服务养老,这种养老模式是居家养老模式的重要支撑,其服务对象主要包括能够自理或半自理的老人;由社会福利机构提供居所和生活照顾的为机构养老,机构养老的载体是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护理院等,这些养老机构服务对象包括完全能够自理的老人、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完全能够自理的老人越来越倾向于机构养老,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在心理上倾向于居家养老,但往往因为无法完善其生活照顾,需要专业的机构养老。总的来说,其养老需求逐步向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倾斜,所以未来需要更多的养老设施来满足需求。
3.3养老模式发展趋势
养老模式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人们对各种养老模式的需求,而与这些需求相对应的养老设施选择又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导致家庭特征的变化,我们认为影响养老模式发展趋势主要来自于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老年人群的心理状况。
从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上来说,一方面人们对于养老设施的需求变化是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例如,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子女有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未来负担很沉重,不应让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对养老设施的认知还局限在养老院、老年公寓,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一般只能直接从养老设施的功能、规模、可达性等方面进行权衡和选择。
概括的说,人们一般对于养老设施的选择会根据各种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做出判断。老人的子女越多则获得家庭养老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老人就更倾向于居家养老,而随着“421” 家庭的普遍化,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正在逐步减弱;
而老人的收入越高则可用于未来养老的经济资源越多,就可能越偏向于独立养老;而政府提供的养老资源越多,则人们对政府支持下的养老设施会更有信心。
从老年人心理特征分析来说,随着老年人感觉器官的衰老,老年人对家庭生活的依存心理加强,希望有亲人照顾,就医有亲人陪伴,需要家人的尊重和理解,人际交往的孤独感和寂寞感需要亲朋好友排解,需要获取社会信息和周围环境,这种心理状态下,抛开其他因素的干扰,老年人均希望居家养老或获得最便捷的养老资源。
总的来说。重庆市主城区养老设施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老年人口基数猛增,养老设施缺口巨大。
根据《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20年前,重庆市将经历老年人口数量增长高峰期,在2005-2018年,老年人口数量将从421万增加到676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3.65%。老年人口基数猛增,养老设施缺口巨大。未来需要更多的养老设施,更多的床位。
2)养老设施需要发展更多高质量的养老机构
尽管养老设施存在缺乏的状况,但需要排队才能入住的情况并不发生在所有的养老机构。村镇养老院需要排队入住的情况并不普遍。需要排队的情况基本发生在政府投入多,服务质量、养老环境都好的养老院。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养老设施。
3)养老设施需要发展更细化、更专业的社区服务。
再多的养老机构也无法完全满足所有老人的需求,居家养老所占比重依然较大,而社区养老的相关服务和水平尚未成熟。未来养老设施需要发展更细化、更专业的社区服务。
4 加强完善养老设施规划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4.1加强规划法制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这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同时,老年设施缺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短期利益压倒了居民和住区长期稳定发展的利益, 因为在很多城市一些社会福利性设施因无利可图或收益较微而迟迟得不到修建和改善。恰恰这些社会福利设施对于老年人生活而言十分重要。可是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城市规划法制建设在这一方面相应的规范也很薄弱。目前我们的规划法制还仅停留于在规划编制、审批、实施过程中的规范,缺乏对于居住区持续发展的发挥保障,需对社会福利性设施的建设规划进一步全面系统的法制保障。
4.2规划管理与民政管理相协调
目前,民政部门主管的养老设施管理体系缺乏空间管理的导向性,需要规划管理和民政管理相协调。
4.3完善养老设施导则
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在完善居住区的服务功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和保障的作用。但是在养老设施方面难以适应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目前随着新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的出台,养老设施作为社会福利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规划编制中必须考虑的部分,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建议制定合理的地方养老设施导则与现行城市用地分类标准相衔接,作为强制性的配套设施纳入规划编制和管理中,这将有利于养老设施在规划中落实。
4.4完善社区服务为主的养老设施
近年来,在“就地老化”和“居家老化”理念的影响下,国家一方面在鼓励民间投资兴办养老机构;另一方面引导社会办养老机构朝着“社区化”、“居家化”的方向调整结构,尽力为老人提供结合住宅和护理服务为一体的服务,尽可能的贴近老人熟识的社区,实行开放式管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老年人群的心理需求的因素来说,老年人养老需求也倾向于需要居住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家庭和亲友的照顾,若以“持续照顾”的理念为导向,强化家庭及亲友在供养老年人方面的责任,那么在养老设施选址和规划布局上就需要向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养老倾斜,以居住区、居住小区为重点发散单元,增加千人床位数的配置比重。
完善社区服务为主的养老设施就是将完善居住区、居住小区级的养老设施和社区医疗、社区活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形成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的载体,拉近父母与子女在空间上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真正实现对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4.5结合实际规划发展市、区级的养老设施
通过对老龄化发展趋势、养老模式发展趋势、养老设施供需发展趋势的分析,再结合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认为养老设施规划的导向应强化和完善居住区、居住小区层次的养老设施服务网络,以社区服务为主,形成规模化效应。但是在调研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规模较大、设施齐备的养老设施往往人满为患,而规模较小的社区级养老设施缺乏政策扶持且经济成本较高往往得不到发展。结合目前重庆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府不可能象欧美国家一样在养老设施的社区服务发展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相反,在政策上向建设规模较大的养老设施倾斜,例如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发展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意见中明确“新建和扩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100张以上,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4000元的补贴;新建和扩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50张以上,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1000元的补贴”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因为历史原因,旧城区大部分区域将无法再从规划导向上按配置标准布局养老设施,市场的需求因为经济成本的制约将不真实的一面呈现给我们,高额的土地成本将严重制约养老设施在旧城区的布局和实施,而在城市中心区的旧城更新过程中,土地利用又更倾向于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居住和商业开发,社区级的养老设施的发展诉求难以实现,养老设施的发展和需求满足必须建立在旧城区风景较好、交通便利的区域。
因此在养老的需求导向上,需考虑到财政、土地、就业等方面的因素,建议目前主要完善市、区级养老设施,扶持发展社区服务养老设施体系。
4.6规划与建设实施
根据《重庆市城乡养老机构服务管理办法》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发展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意见》,需将养老设施建设同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根据当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养老服务需求和设施服务半径等因素,合理规划设置养老设施,落实养老设施建设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新建和扩建非营利性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采用划拨方式优先供地;新建和扩建营利性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采用“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地,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取标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收取。加强养老设施建设用地保障,并拓展完善医疗服务功能,为养护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康复服务,不具备自办医疗条件的,可结合周边附近医疗设施提供医疗服务。
5结语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老年作为一般人生的最终阶段,是一个有着特殊需要“要求有针对性照料与护理”的阶段。对于为社会和家庭作出了贡献的老年人而言,保障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安度晚年,是国家、社会和家庭无可推卸的责任。在分析重庆市目前的老龄化人口结构,及其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对养老设施的规划策略进行探索,是对重庆市养老设施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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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 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 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 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 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 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 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 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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