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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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江小巽、姚新伟、殷玫然（从左至右）在一起。

离XX年高考还有6个多月时间，不过，南京外国语学校已经传出好消息，该校学生姚新伟、殷玫然、江小巽分别被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提前录取。记者了解到，执着努力，并且有计划性是这些学生的共同特点。

来自高三（2）班的女生殷玫然，是南外近5年来第一个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的学生。能够被世界顶级大学录取，并获得每年4万美金全奖，在班主任王超看来，这个女孩并非天赋比别人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刚进入高一时，殷玫然并不出色，成绩在班上也并不靠前，但是她调整能力很强，做事很有计划性，到高一结束时成绩排在了班级前五。”王超说。

殷玫然告诉记者，她初中时便萌发了出国读大学的念头。之后，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考南外高中。进入南外后她又给自己制定了3年的长期规划：高一搞好课内学习、考托福，高二去美国交流丰富自己的经历并考完sat，高三做好申请材料。

“我学习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自己计划好的事情。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列出第二天要做的事情。有一个长期目标和每日计划让我的生活有条不紊。此外，刻苦努力也是少不了的。”殷玫然说，“记得我在美国交流时参加的合唱团，每次排练前老师要花20分钟整顿秩序，而我每天都抓紧那20分钟时间，用电子词典背gre词汇。”

而被耶鲁大学录取的姚新伟同样有执着、坚持的个性。在南外，姚新伟是个传奇人物：小升初时因为获得信息学奥赛一等奖直接被南外签约；中考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南外高中；高二时参加sat考试获得sat1、sat2双满分，即美国高考全球第一。

“我从小就喜欢计算机编程，小学三年级首次接触计算机编程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小学五年级与六年级的计算机竞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在高一还获得了全国信息学奥赛分区联赛的全国一等奖。”姚新伟说，“除了计算机，我对数学也一直情有独钟。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旁人看来做数学题是十分枯燥，但我却常常乐在其中。”

篇2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下午好！

在这金风送爽，桂子飘香的日子里，开发区中学又迎来了一个收获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党总支、校长室，代表开发区中学20__多名师生员工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感谢你们的莅临和指导！

盐城经济开发区中学是一所年轻而又充满生机的学校，她始创于1993年，20__年迁至现址。新校园建设工程总投资1.1亿元，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68000平方米，绿化面积64000平方米，绿化总投资450多万元，校园绿化覆盖率达48.5％，人均绿化面积30.48平方米，生均绿化面积33.33平方米。20__年我校被确定为“市级绿色学校”以后，我们就迅速启动了省级绿色学校的创建工作。

三年来，随着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校园基础设施和功能建设不断完善，绿化、美化、文化工程的逐步推进，学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教育环境和办学品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在省级绿色学校的创建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组织领导

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和学校领导班子重视绿色学校的创建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精神，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省级绿色学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予以保证。

2、建设一流校园环境

20__年以来，我们抓住三校合并的有利时机，以创建市级绿色学校为契机，整体规划，以净化、美化、绿化、文化为原则，使校园基本建设与绿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学校财力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仅07年一年我们用于绿化的总投资就达40多万元。我们在校园内添置了分类回收垃圾箱，设置了节约粮食、节约水电、不攀折花木、不践踏草坪等宣传标志。漫步校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空气清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3、注重学科教育渗透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在各学科教学中，我们要求老师们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融入绿色教育理念，使绿色教育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对环境科学的原理和意义也有了认识和了解，形成人人参与绿色学校创建的良好局面。

4、丰富绿色教育形式

自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在广大学生中开展了国旗下的讲话、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文学社、主题班会、主题板报、社会调查、劳动实践、征集环保宣传用语等活动，让绿色意识在每个人心中扎根，增强学生关注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和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提高了学生自主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受到了良好的效果。

篇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创新的能力。高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新的教学质量观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近年来，医药院校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除了增设医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开设部分经济管理类课程外，还对在读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经济管理类选修课程。目的是培养既掌握医药学知识，又掌握经济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但由于现行高等教育模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重基础知识传授，重考试分数，忽视实践教学环节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成为考场上的强者、实践中的弱者，对经济管理理论缺乏深入理解，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不够，不能满足医药市场对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导致用人单位普遍要求“相关工作经验”的现象。

改革教学模式，探索全新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深化学生对经济管理理论的理解，同时提高学生运用经济管理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使其“爱学习、会思考；善表达、会交流；懂理论、重实践；善分析、会决策”，是我们教育教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几年来，在经济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我们努力突破传统的“讲课—听课—作业—考试”机械化教学模式，采用“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结合，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

一、从教育学的角度对实践教学进行研究

传统的教育学理论认为，概念可以完整地从教师脑中传递到学生脑中，或者说告知就是教学。现代认知理论或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个积极的思维过程，是个人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建构新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活动过程。强调已有的知识、态度、动机和学习方式的影响。

建构主义认知观把人的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情境知识三种。陈述性知识是指对内容的了解和概念、规律、原则的掌握，即　“知道是什么”，通过课堂讲授内容、定义、举例可以获得这种知识。程序性知识是指在新遇到的问题中，有选择地使用概念、原则、规律，即“知道怎样”，通过讲授和反复练习等方式能够获得这种知识。情境知识是指“知道为什么、何地”使用特定的概念、原则和规律，这种知识必须结合问题、背景进行建构，通过合作学习的途径或者从实践中直接获得。如果学生过度依赖知识的灌输，不能把知识和真实问题联系起来，不会运用知识，就产生了怀特海所说的“呆滞知识。避免的方法就是注重实践教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自己建构的知识情境中去，对事物进行探索，学会解决管理中发生的真实的、复杂的问题。

二、从人才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进行研究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在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十分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现实是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弱，眼高手低的情况较为普遍。要尽快缩短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的适应期，满足社会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期待，高校本科教育阶段加强实践教学刻不容缓。只有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真正理解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创造性地应用知识的能力、增强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高校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才能真正完成。

三、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结合、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探索

（一）校内实践环节

1．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教学思想的大学教学策略。它将基本理论渗透于典型、真实、复杂、具体的管理情境，启发学生在案例分析讨论过程中强化与活化理论知识，在学习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中构建知识。在《市场营销学》、《医药国际贸易》、《管理心理学》、《企业形象策划》等经济管理类课程中引入“5步案例教学法”，探索出切合实际的课堂组织形式，并对案例教学比较薄弱的成绩考核环节制定了系统的评价方案。学生普遍反映，通过案例教学，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其就业和发展十分有益。

2.采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实训

利用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利用多种模拟方式和手段进行情景教学。例如，我们尝试利用《因纳特市场营销软件》在校内实验室进行实践教学，让学生在比较真实的情境中去学习和运用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寓教于乐，充满挑战和竞争。既提升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效能，又节约成本，易于操作实施，对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受到学生欢迎。

3．学术报告会

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家、同行业资深人士给学生作学术报告，讲述他们的相关经历、经验以及遇到的困难，还可以出一些有趣的讨论题，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对前沿知识和相关交叉科学的了解，拓展学生知识面，促进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具有积极作用。

4．指导学生参与科研和专业知识竞赛

指导学生利用课间实习、生产实习、社会实践等机会进行科研。帮助他们选择符合专业方向，适合自身发展，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课题，确定研究思路，在实践中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研方法，培养团队意识。另外，鼓励学生参加诸如全国大学生营销大赛这样的活动，增加知识和职业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校外实践环节

1.带学生走出去实习考察

带领学生到医药企业实习考察，了解关于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掌握企业经营的国际国内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规划、各项经营策略的实施，相关经验及面临的问题，并将问题带回来，作为案例，继续研究分析。

2．开发利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资源

开发利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做到教学、科研、产业三结合，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3．社区志愿服务

结合社会需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体验社会生活，增加社会责任感，提高自身素质，例如，推荐学生到南岗文化园区进行社会服务，收到很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针对医药院校经济管理类课程的教学特点，进行实践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有很大帮助。

（本文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基金项目“高等医药院校经济管理类课程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维果茨基，余震球选译，维果茨基教育论选著[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王鉴.实践教学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3]程光旭.突破人才培养方式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　2007，（18）

[4]江龙华.　论基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高校教学模式改革.　现代大学教育，　2007，（5）

[5]郭毅夫，匡令芝.　美国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经验及启示.教育研究，　2007，（4）

篇4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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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作者简介：许宏，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1-0013-03

一、 引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资源要素配置的差异、工业化进程与结构转变的差异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等等。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促共进的规律，早已被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所证实。事实上，城市是工业化的空间存在形式和有力支撑，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牵引力量。没有城市化的相应发展，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制约。 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生活富裕程度等密切相关。城市化滞后是制约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加速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拉动、载体及支撑作用是中国城市与区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云南省已将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之一。昆明新区建设已经开始，同时正酝酿滇南个旧、开远、蒙自（个开蒙）的城市合并建设方案，并计划将其建设成为云南省第二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提高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成为云南省决策部门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选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云南省提出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35％以上，到2020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目前，云南城市化率也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云南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对于像云南省这样的经济后进省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二、云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般来说, 在工业化时期, 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是一致的,因而可以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同时, 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 一般都要与人均GDP的上升相一致。[1] 因此，本研究中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化水平测定的方法通常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2] 单一指标法中城市人口比重指标是世界公认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并为各学科普遍接受。城市人口比重是指某一地区内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反映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这一指标法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简单明了，反映了城市化的突出特征，且便于计算和理解，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考虑到人口城市化率指标较易获得，本研究采用这一最具本质意义的、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描述和衡量城市化水平。在本文中使用的城市人口比重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均来自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二）经济增长对云南城市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国内和国际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水平，但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反作用。周一星教授曾对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两者呈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相关系数为0.96 ，即城市化水平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人均GDP的增加而趋缓。[3]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发展都呈现了新的景象，为了探讨云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笔者采用1978~2004年云南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受资料限制、统计内涵的调整和数据的波动性（其中城镇人口从2000年起用新的城乡划分标准统计，因此云南省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水平数据较之2000年以前的数据缺乏可比性和较大的波动），为了便于考察变动的连续性和趋势预测，本文以城市化率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因变量，分别对云南省1978~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再对2000~2004年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

1978～1999年这一时间段的云南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Y和X不宜采用线性模型来描述，此时应选择非线性模型来描述它们的关系。

根据散点图1，Y随着X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结合经济学中的相关知识，选择指数函数作为模型。通过变换函数的方法将指数函数模型线性化，作为线性模型处理，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3.1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残差序列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D.W检验，判定系数R2值为0.887881，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各个统计量表明，模型拟合得较好。

对用新的城乡划分标准统计的云南省2000~2004年城市化率和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相关系数是0.941226，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以城市化率为横轴，人均GDP为纵轴，作一散点图，此散点图与图1类似，Y也是随着X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所以选择指数函数作为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各个统计量表明，指数函数模型较好的拟合了2000~2004年云南省城市化率和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其中判定系数R2值为0.913427，表明城市化率的上升解释了大约91.3%的(对数)人均GDP上升。

通过对1978~1999年以及2000~2004年云南省城市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个时段的云南省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均呈现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用指数函数模型均能很好地拟合两个时段的数据，两者呈一种十分明显的指数曲线关系，人均GDP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反作用的角度上讲，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受到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三）对回归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进程的显著推动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城市化的聚积效应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集聚，主要表现为：一是要素的集聚，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会不断地集聚于城市；二是生产的集聚，生产的集聚首先表现为第二产业的集聚，随后表现为第三产业的集聚；三是交换的集聚，这是因为城市不仅能为人们的交换提供功能完备的市场体系和交换所需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而且还能提供交换所需的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灵通的信息条件；四是消费的集聚，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交换集聚，必然使消费活动集聚。集中消费与分散消费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集中消费不仅能促成消费潮流的产生，从而形成消费方式社会化的效应，而且具有降低消费成本的功效；此外，集中消费还能创造出分散消费所不能创造的新产业。第二，城市化有利于聚集经济的规模报酬的效益和专业化经济的效益。前者是由交易成本、知识的正外部性等因素促成，后者则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使得生产迂回度提高而出现的效益等因素促成。从而使城市的优势可以不断积累，形成缪尔达尔称之为的“循环积累因果”效应。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论述了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4]，诺瑟姆根据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于1975年提出了城市化发展过程是S型曲线，城市发展呈阶段性：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低，发展缓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农业劳动力占比也较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10%，城市化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进入中期阶段，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期；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工业已由劳动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此时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缓慢发展和注重提高城市质量的时期。这说明了城市的发展和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是一个由缓慢到快速再到缓慢发展的过程。这是普遍规律，不是个别现象。国内学者认为，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对数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说明了城市化发展过程的S型曲线规律。[5]

从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云南省1978~1999年时段和2000~2004年时段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之间呈现明显的指数函数关系，相关系数都很高，说明云南省经济发展驱动因素中城市化是一个有力的牵引力量。这是因为，从1978~2004年间，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后段向中期发展的阶段，根据诺瑟姆的S型曲线理论，这一时期正好处于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的时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强。尤其从云南省的实证来看，经济计量模型给以了清晰的解释和有力的支持。

三、政策建议

通过云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云南省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推进云南城市化应着重考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在云南省域城市总体规划下，搞好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云南城市化进程快速有序发展、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内在动力。

二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纽带，实现城市化重点突破和逐步推移。选择符合地方实际的城市化道路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纯理论的角度，或基于模型化的最优城市规模主张进一步扩张大中城市，或出于对大城市病的防备而主张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实际上，究竟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律，应根据区域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有所重点突破。考虑到云南省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结构及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显著等特征，宜考虑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重点，强化对各地级行政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和结构调整力度，使其逐渐向大、中城市过渡，提高其对周边腹地的辐射带动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完善省域中心城市昆明的综合功能，同时有重点地选择部分小城镇加强投入，提高其产业支撑和人口聚集能力，逐步实现乡村城镇化和城市化共同提高。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避免省内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情况，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使经济增长多点发展。产业结构的有序性演进不仅促进城市发展能力的增强，而且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城市化模式、城市地域空间形态的有序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城市空间扩展、城市职能体系等城市化诸多方面的空间支撑。要努力营造云南城市特色，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特色产业，使地方经济、资源结构和各种要素的综合以及历史和地域的差异能集中体现在地域空间的载体城市上。

四是加快城乡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城市化进程，就需要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限制城市化发展的方针、政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注释：

［1］ 郭克莎等.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2）.

［2］ 柯惠新. 市场调查与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篇6

摘要：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以及联立方程系统，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析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理论研究发现，在土地资源有限性约束下，技术进步与城市土地资源以及资本投入之间存在内在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并且此关系受到利率、土地-资本比、要素替代弹性等条件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量”的大小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决定关系；土地资源作为一种发展要素，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质”的高低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表现关系。

关键词：土地资源；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CES生产函数；联立方程系统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5-0089-09

；中图分类号：F061.3，F29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现代增长经济学中一直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在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国外相关研究更多地是将土地资源作为固定变量，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决定关系（Nichols，1970；J. Wiley， 1975；Romer，2001；Gillham， 2002；Zhang， 2004）及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动态效率等问题（Ara，1961；Nichols，1970；MeCain，1970；Homburg & Phee1991）。国内已有研究大多基于静态模型考察土地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丰雷、魏丽、蒋妍2008；杨志荣、靳相木、杜雪君、黄忠华等2009；李名峰2010）。此外，很多文献关注在有限耕地资源条件下，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但涉及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却研究甚少。

本文首先考察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重点剖析将土地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后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以及在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土地与资本、技术等要素间的内在影响制约关系。其次，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系统进一步探究土地资源对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假设土地资源是经济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且其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之间存在有限的可替代性。本文以CES函数为基础考察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

（一） 关于生产

假设城市经济系统内包含着n个企业，并且第i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为CES生产函数形式，即：

（四）理论研究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城市经济管理者将面临下述问题，即在城市土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选择社会消费C和土地使用量T，使整个城市经济系统的总的跨时效用达到最大化。具体可表述为：

（二）对技术进步的进一步讨论

（23）式表明要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增长率应大于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土地资源投入的减少率，且“大于”的程度受到城市经济中土地与资本间替代弹性、“土地-资本比”以及资本与土地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即α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资本对土地的替代弹性越大，所需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就越小；如果城市经济活动中资本对土地的替代性是有限的，那么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以较快的技术进步为前提。这从理论上证明了为什么那些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城市，其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通常要大于那些土地资源相对丰裕的城市。同时，（23）式还表明如果土地在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程度越高，那么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越高；而资本在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程度越高，则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越低。此外，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越多，那么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低。

四、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讨论

根据（25）～（31）式的推导不难发现：若将土地资源作为内生变量放入模型中，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的投入要素：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存在内在的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受到利率、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量、资本和土地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两种生产要素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资本的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和土地使用的增长率所决定的。技术进步越快，资本就能获得更多节约；而土地使用的增长将引致资本投入的同比例增长。因此，在可持续经济增长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能够实现土地使用的集约化，同时也能实现资本使用的集约化。利率的上升、资本对土地替代弹性的增加、土地相对于资本的重要程度上升，以及单位土地资本投入量的提高都会引致所需资本投入的增长。

五、 土地资源对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研究的需要，首先从现实基础、经济表现、推动力量等方面将“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细分为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产出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等四项内容。在构建联立方程系统的基础上，通过系统估计，考察土地资源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土地资源对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

对于城市土地资源使用方程：所有解释变量均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方程中各解释变量对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均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对于土地资源使用的弹性系数均为大于1的正值，说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导致了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则有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进而减缓城市建设土地面积的增长。

对于经济产出增长方程：解释变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第二、三产业劳动力”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它们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要素对我国经济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意义。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劳动力投入增加将带来经济产出的显著增长，这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生产结构相符。同时，土地资源对于经济产出的弹性系数在0和1之间，这一方面表明经济产出增长速度的大小并不依赖于土地资源供给的多少，过多地依赖于土地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并不能保证长期的城市经济产出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弹性系数显著不为零，表明土地供给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对城市经济产出增长仍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出现负值，这与一般经济理论不符。这其中是否隐含了我国城市存在着严重的“投资过度”问题？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投资饥渴”是否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制约性因素，这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城市化水平方程：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城市用地面积增加是决定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城市化率的弹性系数为负，这与我们的一般认知不符。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人口”同时存在两个方面的效应。“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对于“城市人口”是一种正效应。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城市倾向化”政策，使我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①①根据王永钦、张晏、陈钊、陆铭撰写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一文，可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理解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的两个利益集团，即“城市利益集团”和“乡村利益群体”。 具有更多谈判地位和影响力，“城市居民”为保持并不断提高其生活质量，通过对作为“局内人”的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形成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以及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经济和制度障碍，限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这对“城市人口”是一种负效应。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人口”的负效应是大于正效应的。

此外，工业化率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化水平的弹性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城市高工业化率以及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不仅不能使城市化水平提高，反而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降低。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业化以及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城市人口的“郊区化”倾向。相对低廉的城郊土地开发与利用成本，使新兴发展的工业园区、产业园区不断向城郊边缘扩展，进而延伸至乡村，这使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密切。同时，最近几年农村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由经济、制度障碍带来的“入城难”，进一步促使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表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对于工业化水平方程：估计结果中，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化水平的弹性系数为正值，这与一般经济理论相符。然而土地资源、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对工业化水平的弹性系数则均为负值，这需要做出必要的经济解释。由于近些年来，我国的工业用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的支出日益上升，且上升的速度快于工业本身的价值增长幅度，因此导致了土地资源使用、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与工业化水平的增长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这表明，我国工业生产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对于其生产成本而言是较低的，这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现实相符。

对于产业结构方程：在估计结果中，城市建设用地与劳动力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为负值。其原因可解释为：在经济生产中如果增加土地与劳动力的投入势必会对资本与技术的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因此，在土地和劳动力使用成本日益增长的条件下，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不仅不能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反而会对其带来抑制性作用。

六、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刚性约束下，没有技术进步的城市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技术进步支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现条件是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大于经济生产过程中土地投入的减少率；若将城市土地作为内生变量放入模型中，可看到在实现稳态的条件下，资本、土地和技术存在内在的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即资本的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和土地利用的增长率所决定的。同时，资本、土地和技术内在的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受到了利率、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量、资本和土地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两种生产要素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实证分析，本文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一方面，土地资源对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经济产出增长、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结构等四个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并且土地资源的使用数量对于城市化和经济产出增长的影响为正向效应，而对于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为负向效应。据此本文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量”的大小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决定关系；而作为发展要素的土地，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质”的高低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的表现关系。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产出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也会对我国土地资源使用带来显著的影响，并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将导致城市建设用地数量的迅速增长，表明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进程仍处在加速发展期，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而经济产出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则对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存在负的影响效应，表明长期稳定的城市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城市土地资源从“粗放型的规模化利用”向“集约型的效率化利用”转变。

参考文献：

[1] Ara，Kenjiro.1961.Labor，Captial and land in Economic Growth[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9）：26-41

[2]Kmenta.J. 1967.On Estimation of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8）： 180-189

[3] Homburg， Stefan.1991. Interest and Growth in an Economy with Land[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4（2）：450-459

[4] Chang， Gene Hsin and Brada， Josef C. 2006，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 Urbanization[J]. Economic System， （30）：24-41

[5] Esteban Rossi-Hansberg. 2004，Optimal Urban Land Use and Zoning [J]. Review of Economics Dynamics. （7）： 69-106

[6] Peter J. Marcotullio. 2001， Asian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5）： 577-598

[7] David Romer.2001.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M].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and the McGraw Hill Company.

[8]Nichols， D.A.1970. Land and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 No.3. 60（3）：332-340.

[9]Nordhaus， W.D. 1991.Lethal Model2： The Limits to Growth Revisited[J].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2）：1-43.

[10]Phee， Changyong.1991.Dynamic Inefficiency in an Economy with Land[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y.58（49）：791-797.

[11] 蒋南平，曾伟.土地资源与城市化发展：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研究 [J].经济学家，2012（4）：52-62.

篇7

中图分类号：F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082-02

1 引言

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刘易斯、费和拉尼斯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二元经济模型，分析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问题，即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村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促进人口的区域流动和经济增长。在经验研究方面，保罗•贝洛克认为城市化进程的差异60％～70％可以由经济发展差异来解释，30％～40%则要归因于其它因素，例如工业化水平、经济类型等。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贝利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贝里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同时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做了大量的研究：许学强（1988）用151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回归，也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周振华（1995）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轴心发生了转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张青（1998）考察了我国“八五”时期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得出城市化与GDP、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城市规模与GDP产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王金营（2003）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

2 研究方法介绍和数据选择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文献探讨，本文将福建省城市化发展和人均GDP作为一个系统，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表现出强烈的上升趋势，如果直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出现伪回归关系。为了避免变量的不平稳性导致伪回归问题，我们首先对变量进行数学转化，构造出平稳的时间序列，然后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量化福建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上，本文将选取福建省1978～2004年城市化水平（city）与人均GDP增长率（gdp）作为检验福建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变量。本文数据的选用均来自于官方统计年鉴，主要是《福建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选取的数据中，由于福建省城市化水平前期数据缺失或者变动的客观原因，我们在必要时将对个别年份的数据作适当的调整。为保持数据的科学性，人均GDP是名义数量除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数）折算而得。

3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3.1 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在进行城市化水平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检验，以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我们利用Eview5.0软件分别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见表1。

注：(1)（c,t,q）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的阶数；(2)为差分算子；(3)变量前的ln表示对其取对数。

检验结果表明，初始时间序列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属于一阶平稳的时间序列。由于上述变量均为I(1)过程，两个变量可能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两变量的协整关系。首先建立lncity 和lngdp的长期回归方程，分析结果如下：

其中，方程（1）的拟合优度高，F统计量和T统计量都远远大于标准值，DW值符合显著水平为1％的临界值要求，方程不存在自相关。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还要看方程（1）的残差是否平稳。方程（1）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得出结果：方程残差序列的ADP值等于－4.2838，小于显著水平为1％的临界值，方程的残差是平稳的序列。因此，lncity和lngdp变量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因此，对差分后的序列和初始方程的残差项的滞后一期作回归分析，得出反映变量短期动态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

lncity=1.9249+0.4167lngdp+0.7579e(-1)（2）

T=（38.99） （20.34） (3.08)

R2=0.9496 R2=0.9450 F=207.28 DW=1.7090

其中，方程（2）的拟合优度、DW值、F值和T值结果可知误差修正模型十分理想。从该模型可以看出，人均GDP的短期变动对城市化发展存在正面的影响，城市化增长率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弹性是0.4167，即人均GDP 增长率在短期内每提高1％，城市化水平将会提高0.42％。以外，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实际发生的城市化水平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0.7579被修正。

3.2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为了说明人均GDP 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路径，这里引入用于描述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一般模型表达形式为：

式中，y和x时间序列构成是的内生和外生向量，A1…Ap和B1…Br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期分别为p和r，εt是服从经典假设的的随机扰动项，又称脉冲值。在VAR模型的检验中，我们以AIC和SC准则确定变量滞后区间为1到2阶。然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VAR(2)模型，得出两个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且拟合优度很高。城市化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受去年城市化程度的影响，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影响程度就逐渐减小；人均GDP受到自身的影响程度大于受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1）脉冲响应函数。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已建立起来的模型作出具体的解释。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这里反映城市化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检验结果见图1和图2。

在图1和图2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坐标表示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的变化，实线表示冲击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1反映人均GDP对城市化水平的冲击，它表明在前2期人均GDP 对城市化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第3期以后冲击函数开始稳定增长，并保持0.2正的影响。在图2中冲击函数除了第2期有小波动外基本稳定在零，这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很小，城市化水平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把系统中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若干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根据方差分解理论模型，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见表2。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波动在第1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其后这种冲击就较快下降，从第2期的99.8％降低到第10期的70.4％；与此同时，在第2期以后人均GDP对城市化水平的冲击开始逐渐增强，从第2期的0.2％上升到第10期的25.6％，而且还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人均GDP从第1期开始一直到第10期就受自身波动的强烈的冲击，这种影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比例；反观城市化水平对人均GDP的冲击就小的多了，只是在1％左右徘徊。以上方差分解与前面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反映了福建省城市化发展与人均GDP相互之间的关系。

4 结论

根据以上计量模型分析，我们发现福建省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首先，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均GDP 增长都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福建省人均GDP 每增加1％，城市化水平就提高0.38％。城市化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化水平自我修正机制较强。其次，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却很微弱，说明福建省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造成以上的原因可能是福建省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规模偏小，集聚功能较弱、辐射力较弱，城市化受到行政区划与城镇建制人为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篇8

一、引言

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它一方面意味着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传统的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以及人的观念和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改变，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发展过程。城市化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而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是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10年的主要任务之一。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97年的31.91%提高到2008年的45.68%，目前拥有6亿多城镇人口，但城市化率仍然落后工业化水平10.8%，所以认真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将有助于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

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总体而言，可以归为制度与环境因素和经济结构发展因素两大类：

第一，制度与环境因素，制度因素对城市化没有直接促进作用，但不合理制度的存在对城市化进程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而且出台新的政策会在短期内使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产生波动。环境因素与城市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的所有一切客观事物的总和，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城市的发展就是充分利用城市的环境条件，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以获取最大效益的过程。城市化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城市的高工资以及比农村优越的医疗、教育条件以及便利的交通、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因此这些是推动城市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二，经济结构发展因素，城市化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直接相关，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城市文明形成了城市人口聚集的强大吸引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人口的增加，这就必然要求农村人口更多地转移至城市，所以农业的发展即农业现代化产生的农业人口剩余，成为了城市化的外部推动力；工农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由此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的综合动力。这些经济结构因素直接促进城市化水平长期、稳定的发展，代表工业发展水平的可以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来表示，比重越大，说明其发展水平越高；第三产业的发展状态可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两指标来表示；农业发展水平即农业现代化程度的可用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农业机械化程度（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两指标来表示。由于制度和环境因素难以测度，无法通过数据实证分析来体现它们对城市化所起的作用，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产业结构即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

二、模型及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取对城市化水平发展有直接影响的产业结构因素中的六个指标，即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第二产业贡献率表示）（X1）、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以第三产业贡献率表示）（X2）、第二产业就业比重（X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X4）、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X5）、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以农用机械总动力表示）（X6）为自变量，城市化率为因变量，建立城市化率和经济影响因素六个指标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t=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β6X6t+μt

其中Y表示城市化率，β0为常数，βi（i=1，2，3，4，5，6）表示相关性系数，μt是随机误差项。本文选取1997-2008年的有关数据，利用统计软件Eviews6.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6.0软件，输入Y、X1、X2、X3、X4、X5、X6等数据，采用这些数据对模型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该模型R2＝0.9819，R2=0.9602，可决系数很高，F=45.24>F0.05（6，5）=4.95，明显显著。但是当α=0.05时，tα/2=(n-k)=t0.025(12-7)=2.571，x1、x2、x3、x4、x5、x6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这表明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得相关系数表。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表，如表2所示。

由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有的相关系数较高，最高达0.984582，证实存在多重共线性。宜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作Y对X1、X2、X3、X4、X5、X6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按R2的大小排序为：X6、X4、X5、X2、X1、X3。

以X6为基础，顺次加入其他变量逐步回归，得到消除多重共线性的结果为：

Y＾t=4.828023+0.007107X2+0.423324X4-

t=（2.3759） （3.1756）

8.788072X5+0.000355X6

（-2.9805）（9.3611）

R2=0.9721；F=60.9585；DW=2.04004

当取α=0.05时，tα/2(n-k)=t0.0225(12-5)=2.3646，X2、X4、X5、X6参数的t检验显著。

四、结论与对策

以上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中国，在1997至2008年期间，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及工业就业比重对城市化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这是因为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出现机器排挤劳动力的现象，从而使得第二产业即工业降低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而此时第三产业则对城市化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即城市化速度越快；农业劳动力的产出水平与城市化则呈现反向关系，表明农民人均产出水平越高，农民越不愿意进城；而农村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越多，向城市输送的劳动力越多，则会推进城市化。由此，本文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如服务业的发展，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篇9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66-06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国内学者虽然对城市化影响因素有较多的论述，但在分析方法上，大多数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和定性分析上，缺乏以计量经济学为工具的实证分析。此外，虽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异，但对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差异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将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结合统计数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所起作用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

1 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9%，与1990年相比，上升了13.7个百分点。我们可以按普查数据显示的城市化水平高低把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依次排为四组。①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其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为全国最高。②东北三省和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福建、江苏，这些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在40%～60%之间，可以列为第二层次。东北是中国著名的重工业中心，其城市化水平主要与当地重工业的发展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关；东南诸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则是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由于这里是对外开放的首善之区。③处于第三等级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城市化率在30%～40%之间。湖北、山东、山西、陕西、重庆五省、市，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较为发达的工业；青海、新疆、宁夏，则是因为本身人口基数小，从而城市化率略高。④其余省份的城市化率均低于30％，这些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大省，如四川、河南、湖南等；或者是一些欠发达的西部省区。

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地人口再分布的过程，其起因和结果都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1]。表1列出了中国三大经济地带（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化率和一些相关社会经济指标。从中可见，在2000年，东部城市化水平高于中西部，中部城市化水平又高于西部，三大地带呈明显梯度。其中，东部与中部的差距较大，有17.8个百分点；中部与西部的差距有8.4个百分点。

表1还列出了三大地带若干经济指标间的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外开放度（以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以及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从中可见，三大地带在经济指标方面的差异与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异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所有指标都呈现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明显梯度。在差距大小上，所有指标都是东部遥遥领先于中部，而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

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或者说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的作用的差异。不同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各有其异，同样的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决定了城市化的地域特征和发展模式。理解中国城市化地区差异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分析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在各地区的效果差异。以下我们将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2 分析方法和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二维的，即1984-2001年中国各省的社会、经济指标。在传统线性计量经济学分析中，同一个模型所使用的要么是时间序列数据，要么是横截面数据，二者只能选其一。但我们所占有的数据从时间上看只有1984-2001年的18个年份，从横截面上看只有29个省份（海南和重庆分别被纳入广东和四川）在区域划分问题上，考虑到海南设省，重庆设市的历史较晚，故将它闪分别并入广东省和四川省进行分析。因为本文比较的对象是东、中、西三大地带，所以这种不改变省、市地带归属的并入对分析结果完全没有影响。，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因样本量太小而不能满足传统分析方法的需要。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平行数据（panel）模型”能同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并有效控制由于观察值的个体特征（无论是否能观察到）而造成的样本内部非均匀性（heterogeneity）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平行数据模型。

平行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年份。与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不同的是，平行数据模型回归方程中的随机项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省份的个体影响μi；一是传统的随机项εi,t。在平行数据分析中，要进行两个检验。

首先，要进行Breusch-Pagan的检验（Breusch and Pagan Lagrangian multiplier test）以判断是否有必要使用panel方法，也就是要检验是否可以忽略个体（即省份）的特殊影响（即μi的方差是否为零）。如果可以忽略个体影响，就可以假设方程在不同的横截面的样本数据点上具有同样的截距，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使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分析即可；反之，如果个体影响不能忽略，则方程在不同横截面的数据上具有不同的截距，此时必须选择平行数据模型。[KG)]

一旦采用了平行数据模型，就必须进行第二个检验――Hausman检验[2]，以此判断个体影响是固定影响（fixed effect）还是随机影响（random effect）。因为中国各省、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经济指标具有不同的起点（即不同的截距），所以在利用平行数据模型分析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时通常不能忽略个体影响。当然，最后到底采用何种模型还是取决于计量经济学的检验结果。

本文的目的在于解释城市化水平，但是，《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各年全国的城市化率，而没有提供分省份的城市化率。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普遍兴起的“地改市”、“县改市”、“县改区”和“乡改镇”，一方面使中国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比较混乱，另一方面导致了以按行政建制统计的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上升[3]（Chung和Lam，2004）。而且，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的控制标准也不尽相同，城市化率在纵向时间上和横向地区上的可比性都比较差。所以，本文以公安部门统计的非农业人口比重来替代城市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虽然这种替代在城乡壁垒松动、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容易低估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但其优点在于：①非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高度相关，在计量经济分析中前者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后者，特别是在进行区域比较时，各地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能够大致反映区域间城市化水平的差异；②非农业人口的机械增长，即所谓的“农转非”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因此可比性比较好。因此，有不少学者采用这种方式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4]。

在模型中引入的解释变量有：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我们用该变量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趋于流向二、三产业。而二、三产业为追求聚集经济效应集中于一定的地理区位，就会促使经济要素和活动集中，导致人口围绕产业而集聚，甚至能吸引那些与最初活动无关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聚集，从而形成新的城市或发展已有的城市。因此从根本上讲，人口转移的规模取决于二、三产业的吸纳能力[5]。

（3）对外开放度。该变量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对外开放促进了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为企业打入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有利于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经济活力，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6]。

（4）铁路密度与公路密度。这两个变量反映地区交通条件。良好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能降低迁移成本并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刺激劳动力流动。

（5）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农村非农产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推动小城镇建设，打破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况，加速乡村向城市人口的迁移。

以上变量所采用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84-2001年的18个年份。该组panel数据共有29×18=522个观察值。由于年鉴所载的数据都是年末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在同一时点上，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将解释变量滞后一年，即用前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对外开放度、铁路密度、公路密度和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来解释次年的城市化水平。

3 回归结果讨论

一些研究成果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2年和1992年迄今。1992年，中国正式提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目标，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为乡城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创造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和条件。因此，1992年被视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基于对这种背景的考虑，本文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分6个步骤完成。首先，我们利用全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85-2001年的数据估计一个方程（回归1），观察各解释变量所代表的因素对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总体影响；然后，我们分别利用全国1985-1992年以及1993-2001年的数据各估计一个方程（回归2和回归3），分析各解释变量所代表的因素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最后，分别利用三大地带1985-2001年的数据各估计一个方程（回归4、回归5和回归6），研究并比较各解释变量所代表的因素在发达程度不同的各区域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在表2列出。

分析结果表明，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体而言对城市化水平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换言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从三大地带分别来看，仅在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对城市化的发展起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东部地区则不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同而造成的。从图1中可见，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经平滑后表现为上升的凹曲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时（低于10,000人民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边际作用非常显著。但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曲线的上升趋势逐渐放慢，并最终完全变成一条水平线。这意味着在达到一个临界值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就很难再对城市化水平有所贡献。在本文数据中，有9个省和直辖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已超过10 000人民币。它们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和辽宁，全部位于东部沿海。

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总体上对城市化发展起正向作用。制造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快速积聚，许多城市工业部门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直接而显著地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我们可注意到，该变量的作用在1993-2001年这个时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制造业达到一定水平，其发展可能会更偏重于质量和结构的提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相应下降。另外，在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作用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第二产业本身并不发达，所以不能对当地城市化起足够的推动作用。

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总体上也起正向作用，但在中部地区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多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第二产业所吸收。由于在该阶段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都相应较弱，无疑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相关产业，如交通、通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就会迅速繁荣，并对城市化发展起拉动作用。此外，消费的多样化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也都推动着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收入弹性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涵盖的行业和部门比较多，为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可能在工业化中期以后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目前沿海省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从大趋势上看，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体。考虑到西部省区工业水平的落后状况，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所起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外开放度始终对城市化都有正向影响，在整个1984-2001年间一直都显著地推动着全国的城市化发展。但从三大地带分别来看，这种正向影响只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不明显。东部沿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发源地，从国家的政策优惠和投资倾斜中受益较多，因此该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很早就得以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效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转移，还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劳动力，不仅扩大了已有城市的规模，还催生了大量的新兴城市。近年来，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城市化发展。由表2可见在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度对城市化也起正向作用。相对而言，西部虽然也宣布实行对外开放，但由于基础较差、起步较晚等原因，已经很难积蓄力量与东部地区开展有效的竞争，其外向型经济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还不足以对城市化产生明显的影响。

代表基础设施水平的铁路密度，在各个时期对三大类地区的城市化都起很强的正向作用。这就是说，铁路运输能力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公路密度却对城市化几乎不起作用，甚至在中部地区还具有负向作用。两者产生差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运输能力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和三大地带的特征有关。在东部，由于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一直都比较发达，基础很好，所以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公路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而在中南地区的一些省份，如湖南、湖北，当地公路密度的迅速提升并没有直接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西部地区，则由于公路建设的高成本、低速度和低效率，也由于城市辐射能力弱和本身吸引力差，公路交通对城市化发展贡献不大。简言之，在控制了其它变量的前提下，公路建设总体上并不对当地城市化产生显著影响。

从全国范围看，农村非农产业仅在1984-1992年这个时期内对城市化起显著正向作用。分地带来看，农村非农产业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城市化起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则起负向作用。这种现象说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对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在东部沿海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城市的辐射作用所推动的。乡镇企业和大城市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以转包合同与劳动力转移为基本形式的重要商业联系，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一种快速的“农村工业化”，从而使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进入非农产业部门。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并不围绕农业服务，而一开始就同城市工业非常相似，既生产城市工业的同类产品，也生产因短期内营利甚微而被城市工业不屑一顾的产品。因此，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既是城市工业的补充，又是其竞争对手。在中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乡城之间的关系依赖程度较低，主要由家庭经营和微型企业所主导，其产品主要销往本地市场。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中部地区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化起着替代作用。在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水平抑制了农民克服迁移成本的能力，从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强化了乡村劳动力的流动愿望和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从而推动了劳动力乡―城迁移，特别是促进了当地小城镇的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些差异的背后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由于各地处于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和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各种因素，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外开放度、交通条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等，对城市化作用也各不相同。

4 结 论

中国各地区之间，在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上的区域差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沿海地区的倾斜优惠政策使得地区间差距有所扩大。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已引起有关决策部门越来越强烈的关注。

本文利用各省、区、直辖市城市化水平和其他经济指标的数据，对国内不同地带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别是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②在不同地区，第二、三产业对城市化水平分别有不同影响。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其作用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因此，加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开放力度将有效地促进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起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

本文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如下：首先，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我们的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在城市化发展水平上的不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三大地带当前所处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不同，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应该人为地在全国设定一个单一的城市化模式，而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因地制宜地推进符合经济规律的城市化。其次，沿海地区的发展道路可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地区如果政策措施得当，合理调配使用内外资源，就可能推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加速提高中、西部的城市化水平，缩小沿海与内地间差距，内陆地区应制定适宜的发展政策措施，特别应该认真吸收沿海地区重视运用经济激励手段、下放决策自、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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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WANG Duan-yong ZHU Nong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observed the difference in urbanization among regions in China, few studies, however, have deeply and completely examined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se determinant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ll over China.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Our emphasis is put on factors that determine provincial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effect of these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s well.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tudy may refer to some policies regarding urbanization. First,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indeed determined by

篇10

第一，早期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绝对利益理论、，从分工协作的角度，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 产业聚集理论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根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韦伯指出产业集聚是源于各种因素的集中和彼此相互作用带来的经济收益、成本节约动机下的产业集中。Krugman（1991）认为产业集聚就是大量的产业集中。

第二，现代产业集聚理论早期研究。波特在《论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企业集 群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联系起来,创立了产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指的是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 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聚的，具体表现是在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内，生 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中间服务业，高 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从而显著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要研究产业集聚，

二、基于核心概念的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各学派所取得的一致意见是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源动力，而外部性又是规模经济所致，交通运输费用在解释产业集聚时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上述重要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和辨析也构成了产业集聚研究的重要部分

第一，外部性。Marshal将外部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三是公司创新导致的技术外溢。前两种称为金钱外部性，其特征是在降低本企业成本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其它企业的效率；最后一种称为技术外部性,特征是每个公司都不能排他地完全拥有自己生产的技术和知识。Marshal的外部性概念是后来研究产业集聚难以绕开的核心概念。

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由马歇尔最早提出，他将规模经济分为两类：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随着企业自身内部规模的扩大，企业成本减少，效率提高；后者又分两种情况：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区域化经济是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行业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城市化经济是行业间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城市整体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化经济和区域化经济被认为是集聚效应的两种形式。

此外，Henderson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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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功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功：

安邦咨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智库学者。

本书作者为信息分析专家，书中通过长周期视角的追踪，观察上千年以来世界城市化浪潮与资本过剩、金融危机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危机三角”模型。书中对当前全球陷入的资本过剩危机从战略而非战术层面做出了严肃预警，对各国政府竞相推动城市化的做法乃至发展经济学的目标提出了质疑。

如果穿越到奥古斯都的古罗马时期回望今天，你一定会吃惊的，因为世界的轮回是如此相像，人类对于“造城”的热情，始终不渝。

20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政府为了使本国经济迅速地向欧洲平均水平靠拢，制定了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然而，政府并没有将发展高科技和制造业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把房地产业视作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政府认为房地产业“赚钱”效应大，财富来得快，能够尽快地把西班牙经济带上去。为此，政府于1998年通过了国家土地法律，让全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可用于开发，于是房地产开发的“热潮”蓬勃兴起，大量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靠卖地生财。建筑工地在全国随处可见。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声轰鸣；各地的售楼广告让人目不暇接。房地产业从此成为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据统计，在1999―2008年期间，欧洲新屋建设的三分之二都发生在这个国家。

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西班牙房地产业的繁荣，高度依赖于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房地产商搞开发的钱都是银行贷款，这些贷款现在则大都成了不良债务。1999年西班牙加入欧元区后，贷款利率曾经明显下降，银行竞相提供贷款和按揭产品，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开发商和居民能够得到贷款，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埋下了隐患。有关的新闻报道称，西班牙央行承认，目前国内银行投入房地产的5800亿美元资金中，有2400亿美元存在问题，约占41%。西班牙最大的银行之一Ibercaja的贷款中，有53%是房屋抵押贷款；另一家大银行，马德里Bankinter SA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比例为46%。而目前有超过13%的西班牙房产价值已经缩水，并且价格将会继续下跌，预计未来几年会有超过25%的房产总价值跌至贷款总额以下。这样一来，出现后来的结果就不令人奇怪了。西班牙银行坏账比例升至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不良贷款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增长。

人类在消费主义本能的支持下，对壮美城市的追求从未改变过，没有钱的时候会这样追求；有钱的时候，这种追求就会变得更为狂热与失控。1999年后的世界，伴随着欧元的诞生，投资人口的自由流动，欧洲资本从原本集聚的盎格鲁―撒克逊高地向相对廉价的拉丁低地和边缘的高纬度地区倾泻，从而推动欧洲经历了一波欧洲现代史上的再城市化狂潮，掀起了一场资本狂欢。这一轮资本狂潮的基本特征都是，低利率、量化宽松、房价高企，城市化兴风作浪。

即便经过了数年消化，到了2013年，房地产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依然令人瞠目结舌，西班牙的房地产供应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套。如果对这些西班牙的数据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正常年份的西班牙房地产市场：西班牙总共约有4800万人口，通常每年平均消化的住房只有20万套。这也就是说，西班牙的银行家和开发商合作，为西班牙和来到西班牙的欧洲投资者，准备了10倍于正常需求的房子。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用资本泡沫理论来解释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现象，来解释资本的过剩。至于泡沫产生的原因，则被忽略、淡忘和一笔带过。如果认真查找和追究资本泡沫的根源，你会发现，通常的解释无非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与预期相关联的过度投机行为、幼稚投机者的交易行为、规范失灵、诈骗行为和道德风险等导致了泡沫现象的出现。这种猜测式的假设，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经典的经济学假设而存在，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发现了资本泡沫的可怕影响和冲击，但却没有进一步深究资本泡沫产生的根源和机理。

篇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能源需求量逐年增加。能源消费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碳排放问题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其测算及影响因素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应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内碳排放研究方面，宋德勇等用“两阶段”LMDI方法，从全国层面将一次性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并进行了周期性波动研究［1］。李国志等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可变参数数据模型，分析了出口贸易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2］。胡初枝等通过经验数据对江苏区域碳排放进行估算，分析了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的碳排放效应差异［3］。马军杰等测算了1990年—2006年我国省域一次能源CO2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经济分析［4］。姚亮等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5］。可见，现有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多以传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为基础，主要集中在测算碳排放量及其因素分解方面，忽略了截面数据包含的空间效应。事实上，在多区域的经济和环境系统中，一个区域由于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行为不仅受该地区内部决定因素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周边地区碳排放量的关联作用，区域之间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4］。可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邻近效应，势必会影响传统OLS模型参数的无偏估计，导致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为此，本文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前提下，利用“十一五”规划期间的碳排放数据，研究中国省域碳排放量的驱动因素，分析省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及邻近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为国家和各省域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

二、省际碳排放的决定因素及理论假说

现有对碳排放决定因素模型的研究主要有EKC模型和IPAT模型。但是大多研究仅考虑了人口、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忽略了技术创新和城市化因素的作用。根据有关经验研究，本文对IPAT模型进行改进，重点考虑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及城市化等六个决定因素，使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其对中国省域碳排放量的作用。

1.　人口规模（POP）。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刚性的能源消费需求必然会导致区域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大。因此，人口是影响碳减排压力的一个重要变量，本文预期其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2.　经济发展水平（PGDP）。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本文选用人均GDP衡量一个地区的富裕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用以检验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消费量相对越大，由此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就相应越多，二者之间应为正相关关系。

3.　能源消费强度（ENERGY）。能源消费强度定义为生产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使得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减少，从而减少碳排放量。因此，本文将能源消费强度纳入影响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之一，并预计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4.　产业结构（STRU）。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影响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大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影响以煤碳为主的能效的提高，使得碳排放增长的态势难以遏制。实现经济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是减少碳排放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刻画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预期其对碳排放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5.　城市化（URB）。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冲击，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水泥与钢铁生产，导致高能耗高排放。城市化进程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6］，初步预期其对碳排放产生正向作用。

6.　技术创新（RD）。中国每年巨大的能源消耗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开发新技术新工艺的大量投入。但是，对于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引进，以及各种研发活动，到底对地区企业的节能减排产生了何种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确定。本文选用各省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其作用还有待检验。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解释变量，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双对数经验形式，建立如下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

（1）

其中，i表示30个省级地区，LnCARBON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碳排放量；LnPOP表示各地区人口数量；LnPGDP表示人均GDP；LnENERGY表示能源消费强度；LnSTRU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比重；LnURB表示城市化水平，LnRD表示技术创新。参数β分别反映了六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碳排放的影响。

假定模型（1）为没有考虑邻近地区空间效应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可用OLS方法估计。但是，如果地区碳排放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性，则有必要采用纳入了空间相关性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主要探讨地区碳排放变量是否存在邻近地区碳排放溢出效应的情况。其模型表达式为：

（2）

式中，WlnCARBON为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反映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对区域碳排放行为的作用大小和程度；ρ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值矩阵，w表示W中的元素，一般用空间邻接矩阵；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当一些决定地区间碳排放的因素没有被考虑到解释变量中时，则需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空间误差模型的形式为：

（3）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阶的被解释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为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的空间依赖变量，衡量相 邻地区忽略的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碳排放被解释变量的误差冲击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二）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空间样本为除了西藏外（缺少能源数据）的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简称省域或地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基数年份，200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国家致力于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力图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文重点考察2005年—2010年之间我国各省域碳排放的决定因素，所用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年鉴》，实证变量数据取算术平均数，以消除年度波动影响。在碳排放行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工作是测算各种类型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虽然国内外各种能源研究机构和相关学者对各类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进行了测算研究，但是大家获得的结果略有差异。国际机构使用的碳排放系数据其所在国情况测算，直接用来计算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问题的。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最终确定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即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为0.7476、石油为0.5825、天然气为0.443。

四、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为了描述中国30个省级地区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情况，本文首先采用空间自相关的Moran’s　I测算各省碳排放量是否存在聚群现象［4］。在做空间相关分析时，选择了常用的描述地区间邻近关系的一阶、二阶和三阶rook权值矩阵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再确定阶数。表1报告了三类rook权值矩阵的省际碳排放量空间自相关性的计算结果。

表1显示，基于rook一阶空间权值矩阵W1计算的30个省域碳排放的Moran’s　I为0.2227，在0.19%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省域之间的碳排放量在空间分布上并非分散（随机）分布，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空间依赖性），表现出某些省域碳排放量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群的现象。同时计算发现，rook邻近从低阶到高阶，全域Moran’s　I值逐阶下降，表明地区间碳排放量的空间相关性随着其空间距离的增大而衰减。由此，选择rook一阶空间权值矩阵符合现实，在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时有必要考虑空间效应，否则得到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表1　Moran’s　I检验结果

注：表中W1为rook一阶空间权值矩阵，W2为rook二阶空间权值矩阵，W3为rook三阶空间权值矩阵。

由于全域Moran’s　I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部分省域的碳排放增长存在正相关（溢出效应），而另一部分省域存在负相关（回流效应），二者将会抵消，则可能显示省域间的碳排放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此外，省际碳排放溢出与回流效应也未必局限于有共同边界的相邻省域间。因此，本文还进行了基于W1的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ISA检验Moran散点图（略）分析，结果表明：位于第I象限的省域有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表现为高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High—High，高—高集聚）；位于第II象限的省域有吉林、北京、天津、宁夏、重庆、江西、福建和广西，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Low—High，低—高集聚）；位于第III象限的省域有新疆、甘肃、青海、贵州和云南，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Low—Low，低—低集聚）；位于第IV象限的有广东、湖南和四川，为高碳排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围（High—Low，高—低集聚）；其中上海跨越了第I、Ⅱ象限，海南跨越了第Ⅱ、IV象限，湖北和浙江同时跨越了第IV、I象限。显见，各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间集聚性非常明显，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的典型特征非常显著，存在一个明显的空间趋同。省域碳排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非均衡，15个省域（50%）显示了相似的空间关联，其中10个（33.33%）的省域在第I象限（HH：高碳排放量—高空间滞后），5个（16.67%）的省域在第III象限（LL：低碳排放量—低空间滞后）。另外，对空间不稳定性和非典型区域偏离了全域正向空间自相关的省域识别结果显示：2005年—2010年平均来看，11个省域（36.67%）显示了非相似值的空间关联，其中8个省域在第Ⅱ象限（LH），3个省域在第IV象限（HL）。这表明各省域的碳排量行为的空间局域依赖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存在的。

以上空间统计分析结果证明，中国省域碳排放量存在着较强的空间依赖性，有必要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将空间效应的省域碳排放量纳入影响因素。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假设空间是均质的，没有考虑到空间依赖效应，由于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使得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无效，假若忽视空间自相关性，则可能无法得到稳健的回归结果。因此，需要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克服OLS无法解决的空间依赖效应。为了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结果进行比对，本文先采用OLS进行估计，以显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的效果。

表2中六个解释变量的地区碳排放OLS估计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高达0.9193，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为56.0299，通过了1%的方程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DW值为1.9197，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变量的t检验结果显示，LnPOP、LnENERGY、LnPGDP均至少可通过0.28%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LnSTRU、LnURB和LnRD均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这三个变量的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对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LnPGDP和LnUrban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12.9358和12.9453，大于10的临界值，表明这两个变量存在较高的共线性，不能同时进入回归模型，lnRD的VIF为9.7701，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获得的表2中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当剔除不显著的LnSTRU、LnURB和LnRD三个变量后，VIF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共线性，而且三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至少能通过小于0.01%的变量显著性检验，因此三解释变量省域碳排放模型是更为可取的模型。

实际上，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检验已经证明了我国30个省域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可 能存在忽略空间效应的模型设定不当问题。为了进一步验证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本文进行了省域碳排放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六个解释变量和三个解释变量模型Moran指数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的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显示：Moran指数（误差）检验证明经典回归OLS估计误差在4.98%和1.3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区分内生空间滞后还是空间误差自相关的拉格朗日乘子滞后、误差及其稳健性检验表明：LMLAG和R-LMLAG分别在2.92%和3.78%、2.08%和2.37%的水平上较显著，而LMERR和R-LMERR则均不显著，显见空间滞后模型SLM应是更加恰当的模型形式。

最后，比较表2中的检验结果发现，空间滞后模型（SLM）中拟合优度的值（94.16%）、对数似然值LOGL（8.1831）都大于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经典回归估计模型（OLS）的估计值，而SLM的AIC值（-0.3662）、SC值（10.8434）则均小于SEM和OLS的估计值。综合以上检验结果，SLM为最优模型。因此，本文以下的分析以SLM结果为主。表2中的三个解释变量省域碳排放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显示，引入空间效应的模型较之OLS模型均有明显改善，SLM较之SEM是更为可取的模型形式，更好地反映了省域碳排放行为。

表2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SLM的空间滞后估计参数ρ通过了1.22%和2.03%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省际碳排放存在空间集聚（回流）效应，即临近地区的碳排放量每增加1%，本地区碳排放量减少0.0782%和0.0618%；SEM的空间误差估计参数λ为0.4854和0.5250，通过了1.11%和0.4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省际碳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忽略掉的一些因素如资源配置、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也可能通过误差项对该地区碳排放产生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三解释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能源消费强度对省域碳排放的回归系数最大，为1.4433，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地区能源消费强度每增加1%，碳排放总量平均增加1.4433%；其次是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1.1591，人均GDP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591%；人口增长的回归系数为1.1088，人口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088%；这三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而城市化、产业结构及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原因主要是：我国东中西部处于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十一五”规划的宏观调控目标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地区碳排放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各个地区的企业在生产和工艺环节方面还有待采用更为有效的节能减排技术，需要继续增强技术创新对消减地区碳排放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省域碳排放量决定因素实证模型，对碳排放决定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及启示。

1.　中国30个省域相邻地区的碳排放行为普遍存在着正相关性，省域之间的碳排放行为存在空间集聚（回流）效应，制定省域碳排放政策时需要考虑碳排放行为的空间效应。

2.　能源消费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的实质是能源消耗，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长期以来，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得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较高。从长远利益考虑，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在技术资金政策上鼓励新能源开发，实现节能减排，各省域要增加清洁能源如水能、风能、核能等的使用，各企业单位要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3.　人均GDP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仅次于能源消费强度。虽然“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效果比较有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势在必行。同时，鉴于各省域人口总量增长惯性仍在持续，在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提倡和鼓励居民理性消费、绿色消费，逐步促进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4.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1995年以来，我国大多数省域的产业结构变动并不大，第二产业比重基本上保持了小幅上升趋势，有些省域甚至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如北京、上海、云南）。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是当下各省域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各地方政府要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产出低能耗的产业，如信息产业、生态旅游、新能源开发等，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5.　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城市化既可能提升环境效率，也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提升了第三产业、优化了产业结构，同时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规模收益递增、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聚以及相应的知识、技术溢出，提高了整个东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碳排放；中部地区还处于初级城市化阶段，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生活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化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因而其城市化的提升反而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导致全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平均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6.　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由于技术创新虽然改善了能源效率而节约了能源，但技术创新同样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又将导致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出现效率提高所节约的能源被因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额外能源消耗（部分地）抵消，即能源的回弹效应，最终导致各省域的研发投资对减少其碳排放数量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为此，各省域的工业企业应该进一步加大清洁能源的研发资金投入，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出台鼓励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持政策，重点提高节能减排投资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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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 军杰，陈震，尤建新.省域一次能源CO2排放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技术经济，2010（12）：62-67.

［5］姚亮，刘晶茹，王如松.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对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4）：25-29.